二战后德国为什么那么多人谢罪

⑴ 战败后的德国掺状

众所周知，二战后联邦德国（指1949—1989年间的西德与1990年后的统一德国）对纳粹德国的罪恶历史作出了彻底的反省，与日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70年联邦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认罪的镜头，已成为德国悔过自新的经典象征。但是，除此以外，国内对德国反思历史的情况的了解就很少了。在勃兰特下跪一幕的影响下，人们普遍倾向于过于简单化的结论：二战后，德国人彻底反省了。这一结论虽然没错，但不可忽视的是，二战后联邦德国对纳粹历史的反思还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的。

一、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沉默与回避阶段
与我们今天的德国形象形成最大反差的要数起联邦建国后15年里的历史态度。在这个阶段的西德，反思与清算纳粹历史只是点滴现象，没有形成规模。相反，我们所看到的更多的是对纳粹历史的无视、沉默与回避。

这里我们应该从1945开始讲起。二战后的德国，满目疮痍、哀鸿遍地。普通的德国人丢魂失魄，流离失所，每日都在为最基本的生存而奔波。对纳粹历史的清算，是西方占领当局的事情。恶贯满盈的纳粹头目在纽伦堡得到了举世瞩目的审判。纳粹官员被驱逐出政府机关。对普通德国人，美军在美占区以表格登记审查的方式进行了的“非纳粹化”措施。但是，因与纳粹政权有关的人数太多，德国民众的抵触情绪强烈，不得不交由德国地方政府设立的特别法院处理。而地方法院也敷衍了事，让无数的纳粹分子过关，“非纳粹化”运动因此半途而废。

1949年联邦德国成立后，也没有积极进行对纳粹历史的清算。相反，1949年12月联邦众议院便通过了赦免纳粹分子一般犯罪行为的法案（1954年，众议院再一次赦免了一批纳粹罪犯）。1951年，又通过了恢复1945年被撤职的原纳粹官员的职位的法律。随着冷战的加剧，西方占领国也失去了彻底清洗纳粹分子的兴趣，他们更关心的是迅速扶持西德成为西方阵营的实力成员。朝鲜战争爆发后，北约鼓励西德总理阿登纳重建军队。为了借助原纳粹高级军官的专业能力，同盟国与西德政府提前释放了曼斯泰因等纳粹高级将领。阿登纳又亲自前往监狱探望其余纳粹将领，而且还邀请曼斯泰因到总理府座谈。阿登纳本人属于保守派，自己也受过纳粹政权的迫害。他主张与西方交战国，特别是与法国和解，也支持与以色列建立友好关系，对犹太人作出赔偿。但他最关心的是如何重建德国，尽快从西方战胜国手里获得西德的国家主权。为此他需要许多专业人才，这些人的纳粹历史对他来说无关紧要。在阿登纳时期，大批的原纳粹高级文武官员因此得以重返政府机关。没有一个纳粹时期的法官受到起诉或丢掉职位。阿登纳总理府国务秘书戈罗布克就是当年纳粹迫害犹太人的《纽伦堡法》的起草者与评论者。因此，人们称这种现象为“戈罗布克现象”。东德因此攻击纳粹主义在西德复辟了。纳粹主义在西德虽然没有复辟，但因冷战的掩护与阿登纳本人的保守倾向，许多罪恶累累的纳粹分子幸运地逃脱了应有的惩罚。

二、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转折与突破阶段
在50与60年代初期的联邦德国，对纳粹历史的深刻反思与清算无从谈起。到60年代中期，情况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此时，西方国家与西德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他们的共同反对目标是美国的侵越战争以及本国的保守势力。在西德，纳粹德国的历史及其在西德残余势力是西德学生运动攻击的独特目标。当时离二战结束只有二十余年，在政府、军队与教育机构占有要位的保守分子大都有一段不光彩的纳粹历史。这些人相对安稳地度过了50年代。学生运动爆发后，他们的纳粹历史遭到了年轻一代的无情清算。西德对纳粹历史的反思与清算由此正式拉开帷幕。

1968年11月 7日，在大庭广众之下，女记者克拉斯菲尔德给了原纳粹党员与高级官员、西德总理基辛格（非原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一记响亮的耳光。她说，她是以年轻一代的名义打这个耳光的。在她看来，二战结束后仅20年，一位原纳粹党员与高官竟然能当上联邦总理，这是德国的耻辱。1969年初，联邦总统吕布克因其在纳粹时期在一个曾设计过集中营的建筑公司的工作经历受到舆论的攻击，只得匆匆下台。

1969年秋天，在学生运动的大力推动下，社会民主党联合自由民主党上台执政。社会民主党主席、当年的反法西斯战士勃兰特任联邦总理。勃兰特上任后，对内实行民主自由改革，对外谋求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和解（“东方政策”）。1970年12月7日，勃兰特在华沙代表联邦德国与波兰政府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就在当天，他吊唁了华沙的犹太人起义纪念碑。就在那里，他作出了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个举世闻名的谢罪举动。在西德国内，他因此受到了右翼的攻击与非议。但是他伟大的举措感动了世界舆论。1971年底，诺贝尔委员会授予了勃兰特诺贝尔和平奖。他赢得的不仅是个人的荣誉，他也为联邦德国赢得了世界的尊敬。从此以后，世界舆论对德国的态度有了根本的改变。

应该提及的是，西德学生运动对纳粹历史的反思也出现了极左潮流。少数大学生深信“资本主义导致法西斯主义”，组成了所谓的“红军团”，试图以暴力的方式推翻西德的社会制度，因此走上了恐怖主义的歧途。1977年秋天，极左的恐怖主义达到了高峰。在施密特政府的强硬打击下，“红军团”失败并走入低谷。

但是，学生运动引发的对纳粹历史的反思与对原纳粹分子的清洗却在继续进行。1978年，原纳粹海军法官、时任巴登——符登堡州州长的汉斯?费宾格在舆论的压力下被迫下台。他在二战结束的最后日子里还继续判决士兵死刑。而且在战后坚持认为，“如果当年是合法的话，那么现在不可能是非法的”。

1979年，西德各州地方电视台在四个晚上连续转播了美国电视系列片《大屠杀》。电视片中一个受纳粹迫害的犹太人家庭的悲惨命运深深地震撼了观众的心灵。据统计，当时共有仅两千万人收看了该节目。对于只有六千万人口的西德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字。该节目的成功使得新纳粹分子恼羞成怒，他们试图通过迫害电视设备来进行干扰，但也未成功。

三、80年代：反复与争论阶段
进入80年代以后，联邦德国对纳粹历史的态度又出现了波动。这与在1982年底以科尔为首的保守派的再次上台很有关系。保守派对60年代中期以来左派对纳粹历史以及德国保守传统的批判一直耿耿于怀。科尔上台之后，宣布要实现“政治与道德上的转折”。科尔本人并不想给纳粹历史翻案，但其他保守分子却认为重新评论德国历史的时候来到了。

1983年，西德出现了所谓的“希特勒日记丑闻”。着名的《明星》杂志推出了所谓的“被发现的”“希特勒日记”。德国舆论一片震撼。保守势力欣喜若狂，叫嚣 “应该改写纳粹德国历史了”。但是，“希特勒日记”很快被证实是伪造的。“日记”虽然是假的，但是保守派因此暴露出来的篡改历史的心愿却是真实的。

198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5月8日是纳粹德国无条件投降40周年纪念日。随着这一历史日子的逼近，欧美各国都在准备隆重的纪念活动。联邦德国也因此再次兴起了反思纳粹历史的高潮。但这次反思却变了调。有人认为，5月8日对于战胜国来说是一个“胜利与解放的日子”，而对于德国人来说，这一天却意味着战败与灾难。难道德国人还能与战胜国一起把它作为“胜利与解放的日子”来庆祝吗？5月初，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来到西德，要与西德总理科尔一起在纪念二战结束的同时，表示德美两国人民的和解。科尔为此安排了到比特堡二战德国阵亡士兵墓地吊唁。但媒体很快披露，该墓地还埋葬着几十个纳粹党核心组织“武装党卫队”成员。犹太人组织因此呼吁里根与科尔放弃该吊唁计划。但科尔还是坚持与里根一起去了比特堡。联邦德国与纳粹历史一刀两断的光辉形象被抹上了一层阴影。

5月8日，联邦德国在众议院举行庄严的二战结束40周年的纪念活动。面对西德舆论中对这一历史日子的性质的疑惑，联邦总统魏茨泽克在演讲中旗帜鲜明地指出，“5月8日”，对于德国人来说首先是一个值得纪念的“解放之日”，因为它把所有德国人都从纳粹的暴力统治中解放出来了。德国人不应该把战争结束时自己承受的灾难与这个日子，而应该与1933年1月30日，即希特勒上台的日子联系在一起。德国人不应该记恨于当年的战胜国，而应该把自己的不幸遭遇归结于罪恶的纳粹统治。魏茨泽克的精彩演讲不仅赢得了德国众议院的热烈掌声，澄清了德国公众的历史疑惑，而且受到了西方舆论的一片赞赏，除去了德国国际形象上的阴影。

但是，西德对纳粹历史的争论并没有因此终结。1986年又出现了所谓的“历史学家争论”。这场争论源于右翼历史学家诺尔特。他在一篇报刊文章中抱怨，纳粹德国已经灭亡40年了，但这段历史却仍然不能“过去”。他认为，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在世界历史上不是独一无二的，其他国家也发生过的类似的大屠杀事件。而且，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很有可能是对斯大林“大清洗”以及一种“亚洲式的酷刑”的回应，犹如一种正当防卫。对诺尔特的进攻，着名社会学家哈贝马斯与左翼历史学家一起作出了及时而有力的回击。他们认为，之所以说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是因为纳粹国家利用现代工厂化的方式对一个种族不分男女老少地进行了整体性灭绝性大屠杀，而且这种罪行又发生在属于欧洲文明国家的德国。如果有意寻找，总能找到一个与其他国家的大屠杀的“可比性”。但这种“可比性”并不能自然而然地成为德国人降低自我道德标准的理由。关键要看德国人是否因此沾沾自喜、如释重负，是否愿意把自己与落后国家一样看待，逃避良心的谴责。至于诺尔特的第二个观点，则完全属于无稽之谈，是挖空心思为希特勒开脱罪责。

四、90年代以来：深入与多面化阶段。
1990年10月，分裂40年之久的东西德国统一了。统一德国沿袭了原西德的国名，也继承了其反思纳粹历史的优良传统。统一后，对纳粹历史的反思与清算更加深入了。在以前，清算纳粹历史的矛头主要对准前纳粹政权的重要人物与机构组织或者联邦德国政界的重要人物的纳粹历史。而现在，进入批判视野的是纳粹时期的普通人物与组织。

90年代初期，美国历史学家格德哈根出版了其题为《希特勒心甘情愿的侩子手——大屠杀中的普通德国人》的博士论文。在此书中，格德哈根通过对纳粹时期参加大屠杀的德国协助警察的研究，得出了纳粹时期普通德国人都是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自愿帮凶的结论。该书翻译成德文后，在德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引发了所谓的“格德哈根辩论”。在这次辩论中，年轻一代大多支持格德哈根的观点，而他们的父亲一代，即那些已经成为大学教授的60年代的大学生却显得有些落后了，因为他们过于挑剔格德哈根着作的专业缺陷。

随着辩论的深入，纳粹德国军队在二战与大屠杀中的角色也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中。在此以前，德国流传着“国防军是干净的” 的粉饰性说法，认为他们只是“服从了命令”，参加了“正常的”战役，没有参加纳粹大屠杀等罪恶行为。对此，属于左翼自由派的德国烟草商富豪林茨玛及其社会研究所组织了一个题为《灭绝战争——国防军的罪行1941—1945》的历史摄影展览，展出了成百上千幅戳穿“国防军是干净的”的谎言。展览在德国各大城市巡回展出，引起巨大震撼。不过，它也引起了极右翼的攻击。他们在其中找出了一些技术错误，试图推翻整个展览的结论，但未能得逞。

进入90年代以后，联邦德国对纳粹历史的反思形式也逐渐多样化了，影视媒体的作用越来越大。如前所述，早在70年代末，美国电视系列剧《大屠杀》就为西德社会反思纳粹历史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90年代，美国影片《辛德勒的名单》也在德国引起很大反响，德国中小学都组织学生集体观看并举行讨论。在这方面，德国影视界也作出了十分引人瞩目的工作。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德国影片都是以纳粹历史及其影响为主题的。早在1980年，以着名作家格拉斯的长篇小说《铁皮鼓》为脚本的德国同名故事片在好莱坞获得了奥斯卡最佳非英语故事片奖。2002年，一部叙述一个在纳粹时期流亡非洲的犹太家庭的故事片《情陷非洲》又一次获得了这一殊荣。在90年代中期，讽刺1983年的“希特勒日记丑闻”的德国故事片《施东克》曾获得该奖项的提名奖。去年，德国电影界又推出了反映希特勒末日的故事片《灭亡》，在德国引起轰动，又于今年在好莱坞获得了提名奖。另外，德国国家电视二台自90年代中期开始，推出了一系列有关纳粹历史的纪实性电视片，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与正面的历史教育不同，影视作品能够使战后出生的年轻人更为直觉地接触纳粹历史。以犹太人命运为主题的影片更能使他们对受害者产生同情心，以希特勒为主角的影片则能使他们通过“一场与魔鬼的约会”对其幽灵产生更大的免疫力，后一种影片的成功不仅表现了德国电影界的艺术水平，也反映出了他们在政治上的成熟。

到新旧世纪之交，联邦德国反思纳粹历史的历程又取得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就。经过二三十年的反复讨论，联邦众议院于1999年6月25日通过在柏林建造纪念六百万纳粹大屠杀犹太人受害者的大规模纪念碑的决议。众议院采用了美国建筑师埃森曼的碑林设计。碑林建造在处于柏林统一后中心位置的波茨坦广场，面积约为150米见方，包括2711个从30厘米至4-5米高低不等的石碑碑林。纪念碑林将告诫世世代代的德国人牢记纳粹时期的罪恶，永远不让黑暗的历史重复。今年5月10日，大屠杀纪念碑林正式揭幕。

五、结语
但是，即便进入新世纪后，德国反思纳粹历史的过程仍然充满了波折，2002年，德国历史学家约格·弗里德里希推出了《大火》一书。该书详细叙述了二战期间战胜国对德国城市的空袭以及德国民众遭受的灾难。作者把战胜国对德国的狂轰滥炸与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相提并论，又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议。新纳粹分子又借机挑拨德国与战胜国的关系，他们称战争国1945年2月13日对德雷斯顿的大轰炸为“炸弹大屠杀”，并且扬言要在今年5月8日到柏林的象征建筑勃兰登堡门示威游行。

那天，全世界人民通过电视看到了来自德国首都的动人一幕：成千上万的德国人手持火烛默立在勃兰登堡门周围的街道上。他们在为永久的和平祈祷，同时他们也以此行动阻挡在周边街道上挑衅的新纳粹分子前往勃兰登堡大门，不让他们玷污德国的国际形象。

这一幅画面可以作为二战后联邦德国反思纳粹历史的过程与现状的象征。德国的反思是彻底的，但它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这一过程已经深入人心，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它还没有结束，还在继续进行。让我们为它祝福吧！

⑵ 二战结束时，德国明明还有700万大军，为什么会选择投降

二战结束之后，德国虽然有700万大军，但是后勤补给无法供应，而且在战争中德国的伤亡人数非常的惨重，所以才会选择投降。虽然还有700万的士兵，但是德国不可能把这些士兵全部都放在这个场战争。而且德国也不会孤注一掷，把700万士兵全部都用在一个地方。因为这700万人如果回到战场的话，那么德国最后就会被灭国。

军事实力崩溃

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德国当时的700万大军也很难保证，是否能够取得胜利也未可知。更重要的是他们的领导人在那个时候自杀了，而且也造成德国军队没有非常强大的凝聚力。并且当时的苏联和美国合作，同时德国的军事实力也慢慢的走向了崩溃的边缘，这也让美国和苏联抓住了机会，所以这才是德国会投降的原因。

⑶ 关于德国总统为二战下跪的详细内容

正在以色列访问的德国总统克勒2日说，他为德国在二战时大肆屠杀犹太人感到羞愧，那段历史将是德国不可回避的。克勒当天在以色列议会发表讲话时说，二战大屠杀的受害者们已赋予世人不要让悲剧重演的使命，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牢记。他还为德国给犹太人造成的苦难而“在羞愧中低下头”。

克勒1日抵达耶路撒冷开始对以色列进行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他此行的目的是庆祝两国建交40周年。据悉，以色列总统卡察夫将于5月份回访德国。

德国总统约翰内斯-劳16号在以色列议会发表演讲，代表德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的大屠杀暴行表示道歉，并请求宽恕。

他表示，将加强对德国年轻一代的教育，使他们永远记住德国过去的不光彩历史。二战后，由于德国政府对纳粹德国的所作所为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反省，以德两国自60年代中期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双边关系发展较快。(中央电视台)

⑷ 德国现在对以前二战中干的事，现在感到道歉吗

有啊，在1970年12月枝族7日，德国总理勃兰特来到了波兰华沙犹太死难者纪念碑前，勃兰特在献上花圈后，突然双膝跪地，跪在了华沙犹太死难者纪念碑前，向遇难的几百万犹太人道歉。然而，勃兰特在二战期间，是反战人士裤弯，他不是德国纳粹党人，所以他本可以不用这样做的，但他却代替应该这样做的纳粹党人向犹太人下跪道歉，跪下去的是勃兰特，站起来的是德意志，勃兰特还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而且德国政府在二战后，积极向各国受害者进行赔偿，直到2007年才还清这巨额赔款。
还有就是德国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禁止德国纳粹党旗，禁止德国纳粹举手礼，将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列为禁书等等，他们禁止了一切与德国纳粹相关的事情。德国人的道歉是真诚的，所以他们成功赢得了全世界的原谅与尊重。
反观日本，日本几十年来，几乎从未真诚的道过歉，也几乎没怎么向世界各国受害者进行赔偿，而且他们依然在使用那罪恶的太阳旗，还有他们还随意篡改历史课本，以掩盖他们的二战期间的战争罪行，最可恶的是他们将死在二战期间的那二百多万战犯的灵位当做英雄一样供奉在靖国神社，每年日本领导人都要去参拜。真是讽胡搭闷刺啊，一生沾满鲜血的战犯们，死后竟然还能得到全国人民的参拜与供奉 。
德国和日本，真是鲜明的对比啊！

⑸ 二战后德国道歉，为什么日本不道歉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意大利，日本三国，组成法西斯国家联盟，领导者是纳粹德国、意大利王国和日本及与他们合作的一些国家和占领国。

它们被称为轴心国。

名称源于1936年11月1日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在与纳粹德国达成协调外交政策的同盟条约。后不久对此评价的一次演说：“柏林和罗马的垂直线不是壁垒，而是轴心”，因柏林和罗马在同一经度线上，因此，后人就把法西斯同盟称为“轴心”，参加国称为“轴心国”。

1995年6月，当时的德国总理科尔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受难者纪念碑前再次下跪道歉，同时成立赎罪委员会，以向在二战中受德国侵略的国家赎罪。

德国对二战的反思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忏悔和道歉上，它在战争赔偿问题上态度也很明确，先后向受害国家和受害民族 进行了巨额赔偿。

二战爆发80周年，德国总统请求波兰原谅，向受害者鞠躬请求宽恕

就在前几天，9月1日，法新社最新消息，在波兰维隆当天举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80周年纪念仪式上，德国总统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请求波兰原谅。

⑹ 战后德国为何认罪态度较好

德国前总理施罗德 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侵华战争中最血腥的一页，也是迄今日本右翼势力竭力掩盖、否认侵略罪行的一个焦点。不仅如此，日本政府也不愿证实这一史实。日本领导人对访问南京，参观有关纪念馆有所抵触，仍会受到日本国内巨大的牵制。战后至今，没有一个日本首相到过南京。可以想象，如果日本首相到南京访问仍就只说一句深刻反省，而不正式谢罪并前往悼念死难者，是难以得到受害方宽恕的。遗憾的是，战后60年过去了，日本不仅仍然做不到向南京谢罪，而且还不断出现否认南京大屠杀史实的言论。这只能激起受害者更强烈的愤怒和对历史事实的反复确认。 源于德意志特性？两种精神矛盾中并存 有人认为，德国认罪态度较好，源于德意志民族特性，德国人思想深刻，善于反思，对战争罪责问题也采取了理性的态度。究竟有没有德意志特性，这个问题至今在德国国内外存在争议。但是，如果在60年前提出这个问题，答案截然相反。当时，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认为德国人不可救药，他们守纪律，讲秩序，崇尚权威，一有机会就侵略别国。世人根本无法制止德国人准备战争的进程，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家具厂改造成飞机制造厂，用钟表厂生产炮弹和鱼雷的重要部件。对此，美国摩根索计划的解决办法是：肢解德国，把它分成几个国家，同时彻底摧毁它的工业能力，把它变成牛羊遍地的农牧国家。 事实上，德意志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继承了两种遗产，一种是军国主义和集权主义的，主要表现就是普鲁士精神，自近代以来，被俾斯麦、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继承；另一种是以歌德、席勒为代表的人文主义精神，追求民主、自由和人道。这两种遗产在德国社会中并存。两种遗产相加，就使德意志特性淡薄了许多。 罪感文化难说通民主改造彻底立大功 近年来，少数国外学者试图从文化的角度深层次地探索这个问题，认为浸染德意志民族的是基督教文明，基督教强调人生而有罪，一生都需要不断忏悔，由此形成罪感文化；而包括日本在内的东方民族最忌丢脸，形成耻感文化。个别学者甚至将这两种文化同儿童心理发展过程结合，认为羞耻感早于是非判断能力，因此，罪感文化高于耻感文化。粗一看，这种说法似乎颇有道理，其实经不起深究。德意志从其民族形成之时起，就普遍信奉基督教，但它的罪感却不是一直就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当德国接到《凡尔赛条约》文本时，全国上下群情激愤，就连共和国的首任总理都发出了谁要是签署了这样的条约，他的手就会烂掉！的诅咒。正是全民族的这种不服罪态度，使德国又一次发动了世界大战。 法西斯统治时期，德国社会的纳粹化程度比日本严重得多。但二战末期，德国纳粹政权遭到毁灭性打击，在重建中起作用的德国人士基本上同纳粹政权没有关联，有些还是坚定的反法西斯人士。反观日本，它并没有被反法西斯国家打进去，而是在保存天皇制度的前提下投降，由此导致政权在运作机制、人员构成、指导原则等方面包含许多旧政权的元素。 在战后民主化改造方面，德日两国也有很大差别。日本的改造在时间上稍晚，因此受冷战影响较大。美国为更好地对付社会主义国家，在一定程度上采取纵容政策。另外，德国被苏、美、英、法四国占领，占领国在实施民主化改造时互有制约；而日本由美国一国占领，民主改造的效果大打折扣。从实际结果来看，苏占区的民主化改造最彻底，纳粹分子全部被清除出各级行政机构和企业，并被没收财产，法西斯思潮遭到毁灭性打击。在美占区，一度发生非纳粹化扩大化，开始时占领当局试图整肃全部纳粹党员，后来很快发现，要把这1/5的人口驱逐出公众生活是不可能的。紧接着又搞人人过关，当局拟定了一份133个问题的调查表，要求每个18岁以上的人填写，经当地法庭审查后，划分成主犯、罪犯、从犯、追随者和无罪者。扩大化固然不好，但从清楚旧残余角度看，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但德国人并不是完全被动地接受改造，部分知识分子勇敢地承担起领头反思的重任。1946年，哲学家雅斯贝斯出版了着名的《罪责问题》一书，强调了认罪的重要性，指出每一个德国人都犯有罪行，因为除了刑事罪行和政治罪行应该由相关人物单独承担外，道德罪行和抽象罪行就应该由听任罪行发生的全体国民集体承担。德国基督教会尽管在法西斯统治时期也作过抗争，但它们并没有因此而逃避责任，反而公开发表认罪书，宣告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对纳粹政权的暴行承担责任并为此赎罪。同时，知识分子在文化重建过程中，积极对国民进行民主思想的再教育。大多数作家以平实的语言揭露战争的残酷和战后的困苦，力图深刻地思考伦理道德问题和历史问题。随着上世纪50年代联邦德国走向经济繁荣，

⑺ 德国和日本都是二战时期战败国，为什么德国和日本认罪态度的反差那么大

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很复杂的。
1.从国民的意识上看，二战德国的国民意识很强，二战前是德国人民把希特勒min主地选为总理，所以德国民众对于德国二战的暴行普遍都有自责的心理；而日本一直是独裁统治加天皇精神世界垄断，所以日本人一直认为自己都没有做错什么，都是领导的责任。
2.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失败，虽然在两次战争的初期都有明显的优势，但是欧战中各个参战国强大的实力和先进的军备使得德国在两次战争中都受到了严重的损失，二战后还被一分为二。可以说德国的反省行为一定程度上也是厌战，因为两次大战德国都元气大伤，人民也不愿再为无谓的战争牺牲了。而日本第一次世界 大战是战胜国，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战败，但很快又被美国扶植起来了，正因为没有持续受到战争带来的巨大损失，所以日本相对来说并不排斥新的战争。
3.德国是欧洲的大陆国家，与法国、波兰等很多国家直接接壤，如果不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边境冲突将十分频繁，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德国认罪的速度。而日本与中国等国家没有直接的陆地领土衔接，即使不认真认错也不用担心他国政府或民间组织的边境骚扰活动。
4.德国等欧洲国家的传统文化强调责任的担当，他们认为做了错事虽然可耻，但勇于承认错误并改正错误是可敬的行为。而日本的传统文化则更强调面子以及他人对自己的评价，他们认为自己有没有做错事不要紧，要紧的是别人知不知道自己做了错事或别人是否认为自己做了错事。所以虽然刚刚改革开放时日本政府对中国进行了很多经济援助，很多人认为这是出于当年侵华的罪恶感，但日本从未公开承认自己在二战做了错事。
5.二战后所面对的形式不同。德国二战后面对两类国家，一是如法国、荷兰比利时这类国家，这些国家都被纳粹德国伤害过，而二战后又与西德同一阵营；二是波兰苏联南斯拉夫，也被纳粹德国伤害过，二战后与东德一个阵营。正是因为德国被一分为二，各自属于不同阵营，所以对于各个国家都有道歉的义务和需要。而日本二战后一直依附于美国，所以对于偷袭珍珠港一直表现出很好的认错态度，但因为日本是美国对抗中国的前沿，日本当然不会对中国道歉。而菲律宾等国家一直闹民族独立，在经济上对美国不利，也不是美日的盟友，所以 日本也一直没有对东南亚的国家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