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戴维从哪个角度对德国教育进行研究

Ⅰ 教育史如何研究

二、战后西方教育史学发展格局

首先，关注了历史研究视角的转移对拓展战后西方教育史学研究领域的影响。传统历史学是“自上而下”的历史学，关注帝王将相和社会精英，主要依据档案进行研究。从传统的西方教育史研究领域来看，主要关注政府的学校教育政策或立法以及大教育家的思想或理论。而战后“自下而上”的历史学的发展给西方教育史学的发展打上了深刻烙印。历史学界关于“历史研究视角的转移”的涵义主要指从工人运动史到劳工史，从女权运动史到妇女史，从心理史到心态史，从思想史到心智史以及口述史[9](P163-211)。自下而上的历史学的性质和特征在劳工史、妇女史、心态史和心智史等方面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并极大地拓展了教育史的研究领域。从美国发端的教育史学的重新定位是一个国际性的过程，几年以后就传到了欧洲大陆，社会科学和社会史导向的研究范式开始挑战传统教育史学模式。在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澳大利亚等国，自下而上的教育史学都有不同形式和程度的发展[10]。

其次，对当代西方教育史学发展的一般趋势和特征进行了思考。20世纪的西方史学发生过两次转变，先是从传统史学(the old history)转向新史学(the new history)，后又出现叙述史学的复兴，逐渐形成传统史学、新史学和新新史学“三足鼎立”的格局。在战后国际史学转向和师范教育机构转型的双重夹击下，传统西方教育史学模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嬗变，先是在历史学社会科学化潮流的影响下朝着新社会史的方向发展，后来在新文化史学的影响下出现了新文化教育史学。“进入21世纪，一方面，运用传统教育史学模式研究教育史的仍大有人在，许多教育史学家为捍卫教育史学的独立性而努力；另一方面，新文化史取向的教育史学与新社会史学取向的教育史学既相互博弈又取长补短，形成了战后西方教育史学三足鼎立和多元化发展的态势”[11]。

Ⅱ 德国现代教育之父是哪个

德国教育家约翰.菲力德利赫.赫尔巴特（1776－1841），他是近代德国着名的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家，科学教育学的奠基人，主要着作有：《普通教育学》、《论世界的美的启示为教育的主要工作》、《教育学讲授纲要》等。这些着作的内容集中反映了赫尔巴特关于教育目的、教育的心理学基础、多方面兴趣等观点。在这些着作中，赫尔巴特首次提出了教育学应以心理学为基础的观点，从而使教育学建立在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他为了进一步揭示观念相互作用的规律，还提出了“意识阈”（conscious threshold）和“统觉团”（appercertiue mass） 的概念。他以为一个观念若要由一个完全被抑制的状态进入一个现实观念的状态，便须跨过一道界线，这些界线便为“意识阈”。而任何观念要进入意识内，都必须与意识中原有观念的整体相和谐，否则就会被排斥。这 个观念的整体叫做“统觉团”。他根据儿童心理活动规律，将课堂教学划分为明了、联想、系统、方法四个阶段，即着名的“形式阶段理论”，从而为近代教学法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这一理论后来被他的学生发展成“五段教学法”。他提出了多方面兴趣学说，认为人具有多方面的兴趣，教学的直接目的是培养多方面的兴趣。与此相联系，他设计了一套内容广泛的课程体系。他首次提出“教育性教学”的概念，认为没有无教学的教育，也没有无教育的教学，从而阐明了教育与教学之间的辩证关系。此外，他还就德育、学校管理、各年龄阶段的教育、课程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赫尔巴特是近代教育科学的创始人，他在教学的心理学化方面做出重要贡献。他作为“教师中心说的代表人”，他的理论对后世影响极大。但他过于强调教师及书本的作用，教学方法也有形式化倾向。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他的教育理论已经完全不合时宜了。 赫尔巴特 (Johann Friedrich Herbart,1776-1841)—— 德国教育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有“教育学之父”的称谓。

Ⅲ 论述德国洪堡教育改革的意义

洪堡
19世纪德国社会教育改革发展时期，他在教育社会改革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用新闻新人文主义的思想，制定了学制课程考试考试管理师资在内的一系列教育改革方案在初等教育方面，初等教育的目的是发展学生，理性，陶冶学生的道德情感培养学生的宗教情感，不学习做准备，中等教育方面，编制了，教学计划，希腊文，德文，数学为主，学课程，重视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的教学，高等教育方面，学术自由教学研究相结合，创建，柏林大学，这个，19世纪对德国最有影响的是，对后来欧洲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不仅使大学，不应该仅仅注眼前利益而且要把大学看作是古典文学和古典大的学科从长远利益考虑注重学术研究他创立了柏林大学。博仁大学有充分的自主权教学研究全学术自由权。聘请学艺的教授。重视教学研究培养学生研究能力。

Ⅳ 德国留学 德国的高等教育有哪些特点

德国教育制度目前一直都在变化着，去德国留学也成为了很多学生所向往的留学地。在德国，为适应对外经济、贸易、文化和学术交流的需要，德国政府着眼于未来，近几年在对外文化政策，尤其是在外国留学生政策方面不断进行一些必要的调整，并采取种种措施吸引外国的优秀青年去德国留学，为外国留学生和青年学者攻读学位、进行学术研究提供逗留方便。近几年德国大学中外国留学生人数的比例逐步增长，计划达到学生总数的10%，约28万人。
德国留学为了吸引众多留学生到德国，为此，德国许多高校对教学大纲和课程设置作了一些调整和改进，德国教育制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有些专业设立了用德语、英语或英、德双语授课的国际课程。此外，攻读学位也有了新的途径，现在既可以按传统方式直接攻读硕士"(Diplom, Magister)，也可以按改革的办法在一些高校先读新设立的学士 (Bachelor) 学位，接着攻读硕士 (Master) 学位。获得硕士学位后，还可以继续攻读博士(Doktor) 学位。
德国留学政策发生新的变化，原来的德国传统学制只在德国范围内，跟欧盟接轨以后，在欧盟、美洲范围内都可以学制互认，这对留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就业空间 。德国教育制度目前已经有70%以上的大学完成了改革，从传统学制变成欧盟学制。改革以后对只想去读硕士或者只想去读本科的学生非常有利，在节约时间上、节约费用上都有帮助。

Ⅳ 简述德国职业教育的课程改革

（一）启动“职业教育创新循环行动”
“职业教育创新循环行动”（Innovation Circle on Continuing Ecation and Training）的主要目标是：在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中促进自我组织学习和合作学习，加强教师的能力培训，提高学习领域课程的实施效果。如图1所示，这一改革的基本观点和思路是：在今天的职业生涯中，个人能力如交流技能等同职业能力一样重要；自我组织学习和合作学习是培养个人能力的基础；职业教育学生必须能够以目标导向和独立的方式承担任务、解决问题；职业学校必须形成一种新的学习文化，加强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培养学生的学习动机和责任感；由于改变学习文化具有较大的难度，必须从培训的开始就尽量实现这一目标；为实施能力导向的培训课程及较好地处理学习领域，教师必须以一种开放的思维接受继续培训，积极改变他们的教学方法。
（二）更加重视培养学生的跨专业能力
德国联邦职业教育与培训研究所通过对300个企业1999年和2005年对员工职业能力要素要求的比较调查结果表明，在学习领域课程的三种基本能力结构中，企业对社会能力和方法能力的要求都出现了提高的趋势，而对专业能力的要求却有所下降。据此，联邦职业教育与培训研究所提出，在职业教育课程内容上要进一步突出对学生未来可持续发展的“软能力”的培养。
（三）加快职业教育专业和课程内容的更新
为及时应对经济、社会、科技诸方面的发展及劳动组织形式变化对职业教育的影响，德国联邦职业教育与培训研究所在1996年至2009年间，与德国经济领域的行会、协会合作，共同对高中阶段职业教育所开设的350个专业目录进行修订，增设新专业82个，修订专业219个。对专业目录的修订周期，也由原来5年修订一次改为1年修订一次，同时加强对相关课程内容的及时更新与现代化，增强培训的有效性和灵活性。例如，德国联邦职业教育与培训研究所宣布，从2009年8月1日起开始更新采矿技师、工业电工、消防队员、摄影师、陶艺师等行业的培训内容。

Ⅵ 话说基本物质是一门什么样的科学

人们常说，化学作为一门严肃而受人尊敬的科学始于1661年。当时，牛津大学的罗伯特·玻义耳发表了“怀疑的化学家”——这是第一篇区分化学家和炼金术士的论文——但这一转变是缓慢的，常常是不确定的。进入18世纪以后，两大阵营的学者们都觉得适得其所——比如，德国人约翰·贝歇尔写出了一篇关于矿物学的严肃而又不同凡响的作品，题目叫做《地下物理学》，但他也很有把握，只要有合适的材料，他可以把自己变成隐身人。

早年，最能体现化学那奇特而往往又很偶然的性质的，要算是德国人亨内希·布兰德在1675年的一次发现。布兰德确信，人尿可以以某种方法蒸馏出黄金。（类似的颜色似乎是他得出这个结论的一个因素。）他收集了50桶人尿，在地窖里存放了几个月。通过各种奥妙的过程，他先把尿变成了一种有毒的糊状物，然后再把糊状物变成一种半透明的蜡状物。当然，他没有得到黄金，但一件奇怪而有趣的事情发生了。过了一段时间，那东西开始发光。而且，当暴露在空气里的时候，它常常突然自燃起来。

它很快被称之为磷，这个名字源自希腊文和拉丁文，意思是“会发光的”。有眼光的实业界人士看到了这种物质的潜在商业价值，但生产的难度很大，成本太高，不好开发。一盎司（约28.35克）磷的零售价高达6几尼——很可能相当于今天的300英镑——换句话说，比黄金还要贵。

起先，人们号召士兵们提供原料，但这样的做法对工业规模的生产几乎无济于事。18世纪50年代，一位名叫卡尔·金勒的瑞典化学家发明了一种方法，不用又脏又臭的尿就能大量生产磷。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掌握了这种生产磷的方法，瑞典才成为——而且现在还是——火柴的一个主要生产国。

金勒既是个非同寻常的，又是个极其倒霉的人。他是个地位低下的药剂师，几乎在没有先进仪器的情况下发现了8种元素——氯、氟、锰、钡、钼、钨、氮和氧——但什么功劳也没有得到。每一次，他的发现要么不受人注意，要么在别人独立做出同样的发现以后才加以发表。他还发现了许多有用的化合物，其中有氨、甘油和单宁酸；他还认为氯可以用做漂白剂——具有潜在商业价值的第一人——这些重大的成就都使别人发了大财。

金勒有个明显的缺点，他对做试验用的什么东西都感到好奇，坚持要尝一点儿，包括一些又难闻又有毒的物质，比如汞、氢氰酸（这也是他的一项发现）和甲腈。甲腈是一种有名的有毒化合物，150年以后，欧文·薛定谔在一次着名的思维实验中选它作为最佳毒素。金勒鲁莽的工作方法最后断送了他的性命。1786年，才43岁的他被发现死在工作台旁，身边堆满了有毒的化学品，其中任何一种都可以造成他脸上那目瞪口呆的最后一个表情。

要是这世界是公正的话，要是大家都会说瑞典语的话，金勒本来会在全世界享有盛誉。实际上，赞扬声往往都给了更有名的化学家，其中大多数是英语国家的化学家。金勒在1772年发现了氧，但由于种种辛酸而复杂的原因，无法及时发表他的论文。功劳最终归给了约瑟夫·普里斯特利，他独立发现了同一个元素，但时间要晚，是在1774年的夏天。更令人瞩目的是，金勒没有得到发现氯的功劳。几乎所有的教科书现在仍把氯的发现归功于汉弗莱·戴维。他确实发现了，但要比金勒晚36年。

从牛顿和玻义耳，到金勒、普里斯特利和亨利·卡文迪许，中间隔着一个世纪。在这个世纪里，化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直到18世纪的最后几年（就普里斯特利而言，还要晚一点），各地的科学家们还在寻找——有时候认为真的已经发现——完全不存在的东西：变质的气体、没有燃素的海洋酸、福禄考、氧化钙石灰、水陆气味，尤其是燃素。当时，燃素被认为是燃烧的原动力。他们认为，在这一切的中间，还存在一种神秘的生命力，即能赋予无生命物体生命的力。谁也不知道这种难以捉摸的东西在哪里，但有两点是可信的：其一，你可以用电把它激活（玛丽·雪莱在她的小说《弗兰肯斯坦》里充分利用了这种认识）；其二，它存在于某种物质，而不存在于别的物质。这就是化学最后分成两大部分的原因：有机的（指被认为有那种东西的物质）和无机的（指被认为没有那种东西的物质）。

这时候，需要有个目光敏锐的人来把化学推进到现代。法国出了这么个人。他的名字叫安托万·洛朗·拉瓦锡。拉瓦锡生于1743年，是一个小贵族家族的成员（他的父亲为这个家族出钱买了一个头衔）。1768年，他在一家深受人们讨厌的机构里买了个开业股。那个机构叫做“税务总公司”，代表政府负责收取税金和费用。根据各种说法，拉瓦锡本人又温和，又公正，但他工作的那家公司两方面都不具备。一方面，它只向穷人征税，不向富人征税；另一方面，它往往很武断。对拉瓦锡来说，那家机构之所以很有吸引力，是因为它为他提供了大量的钱来从事他的主要工作，那就是科学。最多的时候，他每年挣的钱多达15万里弗赫——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1200万英镑。

走上这条赚钱很多的职业道路3年之后，他娶了他的老板的一个14岁的女儿。这是一桩心和脑都很匹配的婚事。拉瓦锡太太有着机灵的头脑和出众的才华，很快在她的丈夫身边作出了许多成绩。尽管工作有压力，社交生活很繁忙，在大多数日子里他们都要用5个小时——清晨2个小时，晚上3个小时——以及整个星期天（他们称其为“快活的日子”）来从事科学工作。不知怎的，拉瓦锡还挤得出时间来担任火药专员，监督修建巴黎的一段城墙来防范走私分子，协助建立米制，还和别人合着了一本名叫《化学命名法》的手册。这本书成了统一元素名字的“圣经”。

作为英国皇家科学院的一名主要成员，无论时下有什么值得关注的事，他还都得知道，积极参与——催眠术研究呀，监狱改革呀，昆虫的呼吸呀，巴黎的水供应呀，等等。1870年，一位很有前途的年轻科学家向科学院提交一篇论文，阐述一种新的燃烧理论；就是在那个岗位上，拉瓦锡说了几句轻蔑的话。这种理论的确是错的，但那位科学家再也没有原谅他。他的名字叫让一保罗·马拉。

只有一件事拉瓦锡从来没有做过，那就是发现一种元素。在一个仿佛任何手拿烧杯、火焰和什么有意思的粉末的人都能发现新东西的时代——还要特别说一句，是一个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元素还没有被发现的时代里——拉瓦锡没有发现一种元素。原因当然不是由于缺少烧杯。他有着天底下最好的私人实验室，好到了差不多荒谬的程度，里面竟有13000只烧杯。

恰恰相反，他把别人的发现拿过来，说明这些发现的意义。他摈弃了燃素和有害气体。他确定了氧和氢到底是什么，并且给二者起了现今的名字。简而言之，他为化学的严格化、明晰化和条理化出了力。

他的想象力实际上是得来全不费工夫的。多年来，他和拉瓦锡太太一直在忙于艰苦的研究工作，那些研究要求最精密的计算。比如，他们确定，生锈的物体不会像大家长期以来认为的那样变轻，而会变重——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发现。物体在生锈的过程中以某种方式从空气中吸引基本粒子。认识到物质只会变形，不会消失，这还是第一次。假如你现在把这本书烧了，它的物质会变成灰和烟，但物质在宇宙中的总量不会改变。后来，这被称之为物质不灭，是一个革命性的理念。不幸的是，它恰好与另一场革命——法国大革命——同时发生，而在这场革命中，拉瓦锡完全站错了队。

他不但是税务总公司的一名成员，而且劲头十足地修建过巴黎的城墙——起义的市民们对该建筑物厌恶之极，首先攻打的就是这东西。1791年，这时候已经是国民议会中一位重要人物的马拉利用了这一点，对拉瓦锡进行谴责，认为他早该被绞死。过不多久，税务总公司关了门。又过不多久，马拉在洗澡时被一名受迫害的年轻女子杀害，她的名字叫夏洛特·科黛，但这对拉瓦锡来说已经为时太晚。

1793年，已经很紧张的“恐怖统治”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10月，玛丽·安托瓦妮特被送上断头台。11月，正当拉瓦锡和他的妻子在拖拖拉拉地制订计划准备逃往苏格兰的时候，他被捕了。次年5月，他和31名税务总公司的同事一起被送上了革命法庭（在一个放着马拉半身像的审判室里）。其中8人被无罪释放，但拉瓦锡和其他几人被直接带到革命广场（现在的协和广场），也就是设置法国那个最忙碌的断头台的地方。拉瓦锡望着他的岳父脑袋落地，然后走上前去接受同样的命运。不到3个月，7月27日，罗伯斯庇尔被以同样的方式、在同一地点送上了西天。恐怖统治很快结束了。

他去世100年以后，一座拉瓦锡的雕像在巴黎落成，受到很多人的瞻仰，直到有人指出它看上去根本不像他。在盘问之下，雕刻师承认，他用了数学家和哲学家孔多塞的头像——他显然备了一个——希望谁也不会注意到，或者即使注意到也不会在乎。他的后一种想法是正确的。拉瓦锡兼孔多塞的雕像被准许留在原地，又留了半个世纪，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一天早晨，有人把它取走，当做废铁熔化了。

19世纪初，英国开始风行吸入一氧化二氮，或称笑气，因为有人发现，使用这种气体会“给人一种高度的快感和刺激”。在随后的半个世纪里，它成了年轻人使用的一种高档毒品。有个名叫阿斯克协会的学术团体一度不再致力于别的事情，专场举办“笑气晚会”，志愿者可以在那里狠狠吸上一口，提提精神，然后以摇摇摆摆的滑稽姿态逗乐观众。

直到1846年，才有人有时间为一氧化二氮找到了一条实用途径：用做麻醉药。事情是明摆着的，过去怎么谁也没有想到，害得天知道有多少万人在外科医生的刀下吃了不必要的苦头。

我提这一点是为了说明，在18世纪得到如此发展的化学，在19世纪的头几十年里有点儿失去方向，就像地质学在20世纪头几十年里的情况一样。部分原因跟仪器的局限性有关系——比如，直到那个世纪末叶才有了离心机，极大地限制了许多种类的实验工作。还有部分原因是社会。总的来说，化学是商人的科学，是与煤炭、钾碱和染料打交道的人的科学，不是绅士的科学。绅士阶层往往对地质学、自然史和物理学感兴趣。（与英国相比，欧洲大陆的情况有点儿不一样，但仅仅是有点儿。）有一件事兴许能说明问题。那个世纪最重要的一次观察，即确定分子运动性质的布朗运动，不是化学家做的，而是苏格兰植物学家罗伯特·布朗做的。（布朗在1827年注意到，悬在水里的花粉微粒永远处于运动状态，无论时间持续多久。这样不停运动的原因——即看不见的分子的作用——在很长时间里是个谜。）

要不是出了个名叫伦福德伯爵的杰出人物，情况或许还要糟糕。尽管有个高贵的头衔，他本是普普通通的本杰明·汤普森，1753年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沃本。汤普森英俊漂亮，精力充沛，雄心勃勃，偶尔还非常勇敢，聪明过人，而又毫无顾忌。19岁那年，他娶了一位比他大14岁的有钱寡妇。但是，当殖民地爆发革命的时候，他愚蠢地站在保皇派一边，一度还为他们做间谍工作。在灾难性的1776年，他面临以“对自由事业不够热心”的罪名而被捕的危险，抢在一伙手提几桶热柏油和几袋鸡毛，打算用那两样东西把他打扮一下的反保皇派分子前面，他抛弃了老婆孩子仓皇出逃。

他先逃到英国，然后来到德国，在那里担任巴伐利亚政府的军事顾问。他深深打动了当局，1791年被授予“神圣罗马帝国伦福德伯爵”的称号。在慕尼黑期间，他还设计和筹建了那个名叫英国花园的着名公园。

在此期间，他挤出时间搞了大量纯科学工作。他成为世界上最着名的热力学权威，成为阐述液体对流和洋流循环原理的第一人。他还发明了几样有用的东西，包括滴滤咖啡壶、保暖内衣和一种现在仍叫做伦福德火炉的炉灶。1805年在法国逗留期间，他向安托万·洛朗·拉瓦锡的遗孀拉瓦锡太太求爱，娶她当了夫人。这桩婚事并不成功，他们很快就分道扬镳。伦福德继续留在法国，直到1814年去世。他受到法国人的普遍尊敬，除了他的几位前妻。

我们之所以在这里提到他，是因为1799年他在伦敦的短暂停留期间创建了皇家科学研究所。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英国各地涌现了许多学术团体，它成了其中的又一名成员。在一段时间里，它几乎是惟一的一所旨在积极发展化学这门新兴科学的有名望的机构，而这几乎完全要归功于一位名叫汉弗莱·戴维的杰出的年轻人。这个机构成立之后不久，戴维被任命为该研究所的化学教授，很快就名噪一时，成为一位卓越的授课者和多产的实验师。

上任不久，戴维开始宣布发现一种又一种新的元素：钾、钠、锰、钙、锶和铝。他发现那么多种元素，与其说是因为他搞清了元素的排列，不如说是因为他发明了一项巧妙的技术：把电流通过一种熔融状态的物质——就是现在所谓的电解。他总共发现了12种元素，占他那个时代已知总数的五分之一。戴维本来会作出更大的成绩，但不幸的是，他是个年轻人，渐渐沉迷于一氧化二氮所带来的那种心旷神怡的乐趣。他简直离不开那种气体，一天要吸入三四次。最后，在1829年，据认为就是这种气体断送了他的性命。

幸亏别处还有别的严肃的人在从事这项工作。1808年，一位名叫约翰·道尔顿的年轻而顽强的贵格会教徒，成为宣布原子性质的第一人（过一会儿我们将更加充分地讨论这个进展）；1811年，一个有着歌剧似的漂亮名字——洛伦佐·罗马诺·马德奥·卡洛·阿伏伽德罗——的意大利人取得了一项从长远来看将证明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发现——即体积相等的任何两种气体，在压力相等和温度相等的情况下，拥有的原子数量相等。

它后来被称做阿伏伽德罗定律。这个简单而有趣的定律在两个方面值得注意。第一，它为更精确地测定原子的大小和重量奠定了基础。化学家们利用阿伏伽德罗数最终测出，比如，一个典型的原子的直径是0.00000008厘米。这个数字确实很小。第二，差不多有50年时间，几乎谁也不知道这件事。

一方面，是因为阿伏伽德罗是个离群索居的人——他一个人搞研究，从来不参加会议；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没有会议可以参加，很少有几家化学杂志可以发表文章。这是一件很怪的事。工业革命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化学的发展，而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化学却几乎没有作为一门系统的科学独立存在。

直到1841年，才成立了伦敦化学学会；直到1848年，那个学会才定期出版一份杂志。而到那个时候，英国的大多数学术团体——地质学会、地理学会、动物学学会、园艺学学会和（由博物学家和植物学家组成的）林奈学会——至少已经存在20年，有的还要长得多。它的竞争对手化学研究所直到1877年才问世，那是在美国化学学会成立一年之后。由于化学界的组织工作如此缓慢，有关阿伏伽德罗1811年的重大发现的消息，直到1860年在卡尔斯鲁厄召开第一次国际化学代表大会才开始传开。

由于化学家们长期在隔绝的环境里工作，形成统一用语的速度很慢。直到19世纪末叶，H₂O₂对一个化学家来说意为水，对另一个化学家来说意为过氧化氢。C₂H₂可以指乙烯，也可以指沼气。几乎没有哪种分子符号在各地是统一的。

化学家们还使用各种令人困惑的符号和缩写，常常是自己发明的。瑞典的J.J.伯采留斯发明了一种非常急需的排列方法，规定元素应当依照其希腊文或拉丁文名字加以缩写。这就是为什么铁的缩写是Fe（源自拉丁文ferrum），银的缩写是Ag（源自拉丁文argentum）。许多别的缩写与英文名字一致（氮是N，氧是O，氢是H等等），这反映了英语的拉丁语支性质，并不是因为它的地位高。为了表示分子里的原子数量，伯采留斯使用了一种上标方法，如H₂0。后来，也没有特别的理由，大家流行把数字改为下标，如H₂0。

尽管偶尔有人整理一番，直到19世纪末叶，化学在一定程度上仍处于混乱状态。因此，当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的一位模样古怪而又不修边幅的教授跻身于显赫地位的时候，人人都感到很高兴。那位教授的名字叫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门捷列夫。

1834年，在遥远的俄罗斯西伯利亚西部的托博尔斯克，门捷列夫生于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比较富裕的大家庭。这个家庭如此之大，史书上已经搞不清究竟有多少个姓门捷列夫的人：有的资料说是有14个孩子，有的说是17个。不过，反正大家都认为德米特里是其中最小的一个。门捷列夫一家并不总是福星高照。德米特里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当地一所小学的校长——就双目失明，母亲不得不出门工作。她无疑是一位杰出的女性，最后成为一家很成功的玻璃厂的经理。一切都很顺利，直到1848年一场大火把工厂烧为灰烬，一家人陷于贫困。坚强的门捷列夫太太决心要让自己的小儿子接受教育，带着小德米特里搭便车跋涉6000多公里（相当于伦敦到赤道几内亚的距离）来到圣彼得堡把他送进教育学院。她筋疲力尽，过不多久就死了。

门捷列夫兢兢业业地完成了学业，最后任职于当地的一所大学。他在那里是个称职的而又不很突出的化学家，更以他乱蓬蓬的头发和胡子而不是以他在实验室里的才华知名。他的头发和胡子每年只修剪一次。

然而，1869年，在他35岁的那一年，他开始琢磨元素的排列方法。当时，元素通常以两种方法排列——要么按照原子量（使用阿伏伽德罗定律），要么按照普通的性质（比如，是金属还是气体）。门捷列夫的创新在于，他发现二者可以合在一张表上。

实际上，门捷列夫的方法，3年以前一位名叫约翰·纽兰兹的英格兰业余化学家已经提出过，这是科学上常有的事。纽兰兹认为，如果元素按照原子量来进行排列，它们似乎依次每隔8个位置重复某些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和谐一致。有点不大聪明的是——因为这么做时间还不成熟——纽兰兹将其命名为“八度定律”，把这种安排比做钢琴键盘上的八度音阶。纽兰兹的说法也许有点道理，但这种做法被认为是完全荒谬的，受到了众人的嘲笑。在集会上，有的爱开玩笑的听众有时候会问他，他能不能用他的元素来弹个小曲子。纽兰兹灰心丧气，没有再研究下去，不久就销声匿迹了。

门捷列夫采用了一种稍稍不同的方法，把每七个元素分成一组，但使用了完全相同的前提。突然之间，这方法似乎很出色，视角很清晰。由于那些特点周期性地重复出现，所以这项发明就被叫做“周期表”。

据说，门捷列夫是从北美洲的单人牌戏获得了灵感，从别处获得了耐心。在那种牌戏里，纸牌按花色排成横列，按点数排成纵行。他利用一种十分相似的概念，把横列叫做周期，纵行叫做族。上下看，马上可以看出一组关系；左右看，看出另一组关系。具体来说，纵列把性质类似的元素放在一起。因此，铜的位置在银的上面，银的位置在金的上面，因为它们都具有金属的化学亲和性；而氦、氖和氩处于同一纵行，因为它们都是气体。（决定排列顺序的，实际上是它们的电子价。若要搞懂电子价，你非得去报名上夜校。）与此同时，元素按照它们核里的质子数——叫做原子序数——从少到多地排成横列。

眼下，我们只来认识一下那个排列原则：氢只有一个质子，因此它的原子序数是1，排在表上第一位；铀有92个质子，因此快要排到末尾，它的原子序数是92。在这个意义上，正如菲利普·鲍尔指出的，化学实际上只是个数数的问题。（顺便说一句，不要把原子序数和原子量混在一起。原子量是某个元素的质子数加中子数之和。）

还有大量的东西人们不知道或不懂得。宇宙中最常见的元素是氢；然而，在后来的30年里，对它的认识到此为止。氦是第二多的元素，是在此之前一年才发现的——以前谁也没有想到它的存在——而即使发现，也不是在地球上，而是在太阳里。它是在一次日食时用分光镜发现的，因此以希腊太阳神赫利奥斯命名。直到1895年，氦才被分离出来。即使那样，还是多亏了门捷列夫的发明，化学现在才站稳了脚跟。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周期表是一件美丽而抽象的东西，而对化学家来说，它顿时使化学变得有条有理，明明白白，怎么说也不会过分。“毫无疑问，化学元素周期表是人类发明出来的最优美、最系统的图表。”罗伯特.E.克雷布斯在《我们地球上的化学元素：历史与应用》一书中写道——实际上，你在每一部化学史里都可以看到类似的评价。

今天，已知的元素有“120种左右”——92种是天然存在的，还有20多种是实验室里制造出来的。实际的数目稍有争议，那些合成的重元素只能存在百万分之几秒，是不是真的测到了，化学家们有时候意见不一。在门捷列夫时代，已知的元素只有63种。之所以说他聪明，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意识到当时已知的还不是全部元素，许多元素还没有发现。他的周期表准确地预言，新的元素一旦发现就可以各就各位。

顺便说一句，没有人知道元素的数目最多会达到多少，虽然原子量超过168的任何东西都被认为是“纯粹的推测”；但是，可以肯定，凡是找到的元素都可以利索地纳入门捷列夫那张伟大的图表。

19世纪给了化学家们最后一个重要的惊喜。这件事始于1896年。亨利·贝克勒尔在巴黎不慎把一包铀盐忘在抽屉里包着的感光板上。过一些时候以后，当他取出感光板的时候，他吃惊地发现铀盐在上面烧了个印子，犹如感光板曝过了光。铀盐在释放某种射线。

考虑到这项发现的重要性，贝克勒尔干了一件很古怪的事：他把这事儿交给一名研究生来调查。说来运气，这位学生恰好是一位新来的波兰移民，名叫玛丽·居里。居里和她的新丈夫皮埃尔合作，发现有的岩石源源不断地释放出大量能量，而体积又没有变小，也没有发生可以测到的变化。她和她的丈夫不可能知道的是——下个世纪爱因斯坦作出解释之前谁也不可能知道的是——岩石在极其有效地把质量转变成能量。玛丽·居里把它称之为“放射作用”。在合作过程中，居里夫妇还发现两种新的元素——钋和铀。钋以她的祖国波兰命名。1903年，居里夫妇和贝克勒尔一起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1911年，玛丽·居里又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她是既获化学奖又获物理学奖的惟一一人。）

在蒙特利尔的麦克吉尔大学，新西兰出生的年轻人欧内斯特·卢瑟福对新的放射性材料产生了兴趣。他与一位名叫弗雷德里克·索迪的同事一起，发现很少量的物质里就储备着巨大的能量，地球的大部分热量都来自这种储备的放射衰变。他们还发现放射性元素衰变成别的元素——比如，今天你手里有一个铀原子，明天它就成了一个铅原子。这的确是非同寻常的。这是地地道道的炼金术；过去谁也没有想到这样的事儿会自然而自发地发生。

卢瑟福向来是个实用主义者，第一个从中看到了宝贵的实用价值。他注意到，无论哪种放射物质，其一半衰变成其他元素的时间总是一样的——着名的半衰期——这种稳定而可靠的衰变速度可以用做一种时钟。只要计算出一种物质现在有多少放射量，在以多快的速度衰变，你就可以推算出它的年龄。他测试了一块沥青铀矿石——铀的主要矿石——发现它已经有7亿年——比大多数人认为的地球的年龄还要古老。

1904年春，卢瑟福来到伦敦给英国皇家科学研究所开了一个讲座——该研究所是伦福德伯爵创建的，只有150年历史，虽然在那些卷起袖子准备大干一场的维多利亚时代末期的人看来，那个搽白粉、戴假发的时代已经显得那么遥远。卢瑟福准备讲的是关于他新发现的放射现象的蜕变理论；作为讲课内容的一部分，他拿出了那块沥青铀矿石。卢瑟福很机灵地指出——因为年迈的开尔文在场，虽然不总是全醒着——开尔文本人曾经说过，要是发现某种别的热源，他的计算结果会被推翻。卢瑟福已经发现那种别的热源。多亏了放射现象，可以算出地球很可能——不言而喻就是——要比开尔文最终计算出的结果2400万年古老得多。

听到卢瑟福怀着敬意的陈述，开尔文面露喜色，但实际上无动于衷。他拒不接受那个修改的数字，直到临终那天还认为自己算出的地球年龄是对科学最有眼光、最重要的贡献——要比他在热力学方面的成果重要得多。

与大多数科学革命一样，卢瑟福的新发现没有受到普遍欢迎。都柏林的约翰·乔利到20世纪30年代还竭力认为地球的年龄不超过8900万年，坚持到死也没有改变。别的人开始担心，卢瑟福现在说的时间是不是太长了点。但是，即使利用放射性测定年代法，即后来所谓的衰变计算法，也要等几十年以后我们才得出地球的真正年龄大约是在10亿年以内。科学已经走上正轨，但仍然任重而道远。

开尔文死于1907年。德米特里·门捷列夫也在那年去世。和开尔文一样，他的累累成果将流芳百世，但他的晚年生活显然不大平静。随着人越来越老，门捷列夫变得越来越

Ⅶ 德国近代教育制度

17、18世纪的德国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远远落后于英、法两国。由于封建割据，教派争斗，资本主义发展相当缓慢。德国的资产阶级势单力薄，不敢像英、法两国的资产阶级那样起来革命，而是屈从于封建势力。18世纪70年代，受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德国教育界出现了泛爱主义，拥护卢梭的思想，注重儿童的自由发展，并开展了广泛的教育活动。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新人文主义运动在德国兴起，古希腊文化和一切有用的东西受到推崇，促进了德国文化、艺术、教育的发展。19世纪初的普鲁士与法国战争对德国的教育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教育开始经历改革。1871年，德意志帝国宣告成立，德意志终于完成了统一，德国的经济、教育等开始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到20世纪初，德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资本主义强国。 从17世纪到19世纪中期，德国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要落后于英国和法国。德国境内小邦林立，长期的封建割据使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相当缓慢，资产阶级具有很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随着工人阶级力量的日益壮大，德国资产阶级更是不敢进行反对封建贵族的革命斗争。这是德国国内形势的显着特点。当然，整个欧洲政局的发展和变化，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德国教育的发展过程。
一、强迫义务教育
德国最初的学校教育和宗教改革运动密切相关。首先从德国开始的宗教改革使新教教派在德国（特别是在其北部）占绝对优势。从路德派到虔信派，基于对新教势力扩展的需要，都十分重视教育工作。受路德（1483-1546）思想的影响，得意志境内各邦从16世纪中期开始先后颁布普及义务教育的法令，使德国成为近代西方国家中最早进行普及义务教育的国家。
1559年，威丁堡颁布了强迫教育法令，规定国家在每个村庄设立初等学校，强制家长送子女上学；1580年，萨克森也颁布了强迫教育法令；1619年，魏玛颁布的教育法令规定，8到12岁的儿童都要到学校读书。在众多颁布强迫教育法令的公国中，普鲁士的教育法令最为突出。普鲁士于1794年颁布的《民法》中列有学校教育条款，明确规定：各级学校（包括大学）均系国家机构，管理和教育青年是国家的职责，学校要给学生以有用的知识；学校的设立必须经国家允许；所有公立学校都要受政府的监督，政府随时可以派人对学校进行视察、督导。《民法》还规定：即使仍由教会办理管辖的学校，或由政府和教会共同管辖的学校，也必须按照国家即定的立法行事，如遇争执，决定权在政府。《民法》虽然不是专门的教育法规，但在德国，一般把它视为普鲁士世俗教育的"大宪章"。此外，普鲁士的几任国王先后多次颁布教育法令，详细规定了国家办学、强迫义务教育、学校课程、办学经费、教师、家长责任等方面的具体要求和措施。虽然其中的许多法令并没有被很好地执行，但它们表明了德国近代教育的世俗化特点。
二、文科中学和实科学校
在17-18世纪，德国中学的主要形式是文科中学，它相当于英国的文法学校或公学，17-18世纪是文科中学古典色彩最浓的时期。文科中学是完全反映贵族要求的一种学校，只有贵族子弟才能上这种学校，其主要任务是为升学做准备，使贵族子弟以后成为社会上层职业者，如医生、律师、牧师和官吏等。文科中学与初等学校无直接关系，早在17世纪以前就形成了这样一种不成文的法规，到初等学校受教育，是劳动者子弟的义务，而上文科中学学习则是王公贵族们的专权。只有文科中学的学生才有权升入大学，所以文科中学和大学有着直接的联系，文科中学的任务就是为大学输送新生和为政府培养训练一般的官员。
由于工商业的发展和近代科学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在18世纪初德国就已经出现了与文科中学相对的实科中学，并逐渐得到发展。实科中学的发展是因为德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虽然比较缓慢，资产阶级也较软弱，但工商业仍有所发展，贵族独享中等教育的现象对资产阶级的成长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都极为不利，而且专门训练贵族子弟的文科中学，也根本不能适应和满足工商业对教育发展的要求，而实科中学正是适应这种社会需要而产生的，它既具有普通教育的性质，又具有职业教育的性质，是一种新型的学校，因而发展较快。1659年，虔信派教徒弗兰克（1663-1727）在哈勒开办了一所国民学校，以实科内容和直观方法进行教学，以后又创办了科学学校。1708年，虔敬派的席姆勒（Christopher,1669-1740）创办了"数学、机械学、经济学实科学校"，教育内容除宗教外，还有数学、物理学、机械、天文、地理、法律和制图等。在这些科目的教学中采用直观教学法，利用绘画、图表、标本和模型等直观教具，以求增进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1747年，赫克（1707-1790）在柏林开办了"经济学、数学实科学校"，是德国第一所正式的实科中学。在这所学校里，学生先在预备班里学习，然后各按志愿选择一项专科，如几何、建筑、物理、商品制造、贸易或经济等。该校着有成绩，还附设了工艺学习班和师训班。此后，德国实科学校一直延续下来，到19世纪逐渐成为德国教育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科学校的出现，揭开了文科中学与实科中学斗争的序幕，也体现了新的自然学科与旧的古典学科的较量，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封建的生产方式的斗争，加强了科学与教育的联系，对文科中学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在整个18世纪，实科中学的力量较之文科中学要弱小得多，它的社会地位比文科中学也要低得多。
三、泛爱主义教育
18世纪70年代，德国出现了以泛爱主义为宗旨、创办"泛爱学校"的教育运动。"泛爱派"的创始人巴西多（1724-1790）根据法国教育家卢梭的教育思想，提出教育应培养学生博爱、节制、勤劳等美德，教育过程中应该注重实用性和儿童兴趣，反对压抑儿童发展的经院主义和古典主义教育，强调教育的最主要任务在于增进人类现世的幸福，培养掌握实际知识的健康、乐观的人。和卢梭一样，泛爱主义者认为儿童的天性是善良的，他们要求教育者热爱儿童，让儿童自由地发展，他们还重视体育，认为健康的身体是儿童心智发展 的必要基础。因此，在泛爱主义者所办的学校中，户外活动占有重要地位。巴西多还提出寓教育于游戏中的进步教育主张，并呼吁社会捐资助学。在教学上，泛爱主义者重视发展理性，重视现代语和自然科学知识。1774年，巴西多在德骚创办了一所"泛爱学校"，实践他的教育主张，泛爱学校招收6到18岁的学生，对其中准备培养成师资的那部分学生免收学费。这所学校虽然只存在19年，但在改变德国封建教育方面产生了良好的作用。在它的影下，当时德国还开办了另外一些泛爱学校，这些学校主要教授实科知识、本国语、外语、体育、音乐、舞蹈等科目，在教学过程中采用"适应自然"的方法，以直观性原则为依据，通过对话、游戏和参观等方式，培养儿童的智力，让儿童主动地学习。
为了宣传自己的思想，泛爱主义教育家们还写作、出版了一些教育着作。1770-1774年间，巴西多出版了小册子《初等读物》。这是与夸美纽斯的《世界图解》相类似的带有插图的儿童读物，在当时很受赞扬和欢迎。在此期间，他还编写了《教育方法手册》。另外，后来开办泛爱学校的萨尔斯曼在1774-1881年也着有三部通俗教育书籍，分别批评当时教育的弊病，阐述了新教育的要求及师资培养等问题。这对推动泛爱学校的发展以及资产阶级进步教育思想的传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四、洪堡德教育改革
19世纪是德国社会和教育进行重大变革的发展时期。1806年，普鲁士战败，促使德国进行多方面的改革。在新人文主义的推动下，德国调整、改组了教育领导机构，接着对各级学校进行了整顿和改革。在教育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是洪堡德（1767-1835），他是新人文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当时任德国教育部的部长。他依据新人文主义的教育思想制定了包括学制、课程、考试、教法、学校管理和师资培训在内的一系列改革方案。
四、洪堡德教育改革
19世纪是德国社会和教育进行重大变革的发展时期。1806年，普鲁士战败，促使德国进行多方面的改革。在新人文主义的推动下，德国调整、改组了教育领导机构，接着对各级学校进行了整顿和改革。在教育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是洪堡德（1767-1835），他是新人文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当时任德国教育部的部长。他依据新人文主义的教育思想制定了包括学制、课程、考试、教法、学校管理和师资培训在内的一系列改革方案。
在初等教育上，他认为初等教育的目的是发展学生的理性，陶冶学生的道德情操，培养学生的宗教情感，为进一步的学习做准备。在学科内容上，他减少了宗教神学课，增设了实用知识的学科，如博物、史地、自然常识，使学生能学到广泛的、有用的文化知识。在教学方法上，废除体罚和死记硬背，采用实物直观教学，这样有助于学生的理解和记忆。洪堡德还特别注意小学师资的数量和质量，改进和提高了师资培训工作。他一方面从瑞士邀请了裴斯泰洛齐的学生席勒（1774-1847）到普鲁士办师范学校，另一方面还派谴18名教师到瑞士向裴斯泰洛齐本人学习，以便在德国发展师范教育，培养小学师资。在此期间，先后到瑞士向裴斯泰洛齐学习的赫尔巴特、福禄倍尔等人，他们都从不同角度寻找改进教育的途径。18世纪初，德国就已经建立了师范学校，去瑞士学习的人回国后，按照裴斯泰洛齐的办法又开办了许多师范学校，到19世纪20 年代至30年代期间，德国的师范教育因受裴斯泰洛齐的影响有了较大的发展。第斯多惠就是直接接受裴斯泰洛齐的思想在德国办师范教育的一个着名的教育家。此间，德国师范学校对学生进行多方面的培养，师范生的学习科目范围较广，包括德语及文学、数学、地理、历史、自然、物理、教育学科（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法等），也包括神学课，在教学上也采用了一些积极的方法。师范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较多具有一定基础的小学师资，促进了小学教育的发展和提高。
在中等教育上，洪堡德的改革使文科中学的办学方向、课程内容、教学方法以至教师的质量，都有了较大的起色。1810年制定的中学教育计划削减了古典学科的内容，把语文、数学作为基础课程，还增加了地理、历史和自然科学的科目。这样，教学内容由单纯的古典主义变为具有多方面的性质，古典中学比较接近于实际生活。此外，洪堡德在改革中规定，凡是要担任中学教师的人必须通过国家考试，合格的给以中学教师称号。这项考试由国家委托大学办理，考试科目和要求都以大学为训练中学教师所开设的课程作为依据和标准。这改变了文科中学教师只能由神学家、牧师担任的现象，打破了文科中学对僧侣依赖的局面，因为在此以前，文科中学的教师一般都是由大学神学科毕业和准备从事牧师职务的神学者担任的。
在高等教育方面，洪堡德提出了学术自由的原则、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原则。 1810年，洪堡德在一些同事的帮助下创建了柏林大学，采用新的办学思路和计划，把着眼点放在高深的专业研究和科学学术水平的提高上。在教学方法上，设讲座，不用死记硬背，重视教授的演讲，提倡师生的独立研究和对学术方面的建树及贡献。在此基础上，很多新大学都仿照柏林大学的模式先后建立起来，如波恩大学、慕尼黑大学等等。原来留存下来的大学也尽力仿照新大学进行一定的改变。洪堡德提倡的大学办学方向，对美国高等教育的改进和提高，有很大的影响。

Ⅷ 德国和中国的教育有什么不同

每当提到德国人，总是给人留下了“做事认真、讲究秩序、待人诚恳、注重礼仪、守时”等等诸如此类的沉稳印象。德国人的做事风格和人格品质一直为全世界人民所欣赏。而这份严谨认真的背后，是他们对自己和对别人发自内心的尊重，也是来自于健全的人格以及对自我价值的确认。作为一个重视理论和规矩的国家，德国懂得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强调顺从孩子的天性，主张给予孩子自由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而恰恰是这一种对孩子的“放任”让这个国家，凭8200万人口基数就包揽了全球一半的诺贝尔奖；也造就了23000多个世纪知名名牌，让“德国制造”成为世界品质的代名词。

作为早教发源地，德国早教方式有着与别国有着完全不同的教育理念。英、美、法等一众崇尚早教的国家多年以来一直在探索和学习德式早教的优点。我们可以从BBunion国际早教中心的教学理念中窥探一二。

BBunion作为国内德式早教的代表，拥有遍及世界的婴幼儿教育专家组成的独立教研团队。

他们将原汁原味的德式早教与在世界政治、艺术、科学和思想等各大领域取得瞩目成就的犹太人教育思维组合在一起，结合中国社会发展需求，打造出了更适合中国宝宝的德式风格早教，多年来得到了无数国内家庭父母的认可。

尤其在宝宝0-3岁这一大脑感官潜能开发与性格培养的黄金阶段，BBunion有着独特的科学引导方式与特色，我们可以通过其早教课程主力培养的方向与教育理念，深挖隐藏在德式早教之中的奥秘。

BBunion通过深入用户分析 总结当代中国儿童成长特点 以德国先进教育学理论为指导 结合犹太教育模式的智慧精髓 将各项用户数据进行汇总绘制出符合儿童性格发展与能力培养的素养地图帮助孩子通过专业早教获得适应未来发展的能力。

l 教的是父母，影响的是孩子

追溯到早教的源头，我们发现“早教”的最初目的是通过专业人士的示范，向父母们展示幼儿教育的方法和工具，从而激活家庭教育。

时至今日，德国等学前教育机构也一直处于其政府家庭部治下，而非教育部。换而言之，在德国，家庭教育才是早期教育的主宰，所谓早教，教的也从来不是孩子，而是父母。

l 玩的是快乐成长，游戏才是重点

我们反对过早的开发孩子智力，认为“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反而能保护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德国孩子在童年时期以游戏体验为主导，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快乐成长。

l 乐的是家校结合，培养孩子的情商

多元化的社会实践活动，深化学校教育、家庭教育，提升孩子的适应力、竞争力，帮助孩子成长。

德式教育理念也越来越深入人心，作为德式代表BBunion也获得了社会各界及宝宝家长的好评，2018年成功入驻北京国贸商场，奠定了德式早教的标杆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