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在哈尔滨哪里生存

1. 哈尔滨侨民的各国侨民

数量上位居哈尔滨侨民总数的第二位，最初是随着俄国人而来的东清铁路建筑工程技术人员，还有因为俄国十月革命，而逃难到哈尔滨的俄国犹太商人。1903年哈尔滨的犹太人成立了“犹太侨民会”，1908年成立了“犹太教会”，1909年建犹太教堂（后又创建新堂），并办起犹太侨民小学。1920年时犹太侨民达到2万多人，犹太侨民大都在哈尔滨经商，并且开办多项慈善福利事业，如犹太妇女慈善会、犹太免费食堂、失业赤贫救济所以及设立医院等等。哈尔滨犹太人在哈尔滨开展了较早的资本运作：最早的赛马活动、最早的商业贸易、最早的降价促销、最早的食品加工之一。1923年后，犹太侨民的数量就相对减少，因为许多逃难而来的犹太人，在哈尔滨稍作停留后，变去了北美、西欧等地。
哈尔滨犹太总会建于1906年，位于端口头区炮队街44号。1931年大火过后，对这座教堂进行了改造和扩建，目前此建筑的主体仍在。1963年底，教堂关闭。教堂原址改为哈尔滨车辆厂招待所，现址在道里区通江街82号。
19世纪末，大批来自欧洲的犹太人迁居哈尔滨，使哈尔滨一度成为远东地区最大的犹太人聚集中心。20世纪20年代，哈尔滨犹太人最多时达到2万余人，他们在这里形成了完整的社会体系。
从1898年第一个俄籍犹太人萨·伊·别尔采里来到哈尔滨，到1985年最后一个犹太人阿哥列在哈尔滨辞世，在约一个世纪的哈尔滨犹太人历史上，中国人以自己的真诚和善良保护关照了犹太人，犹太人也为哈尔滨这座城市做出了巨大贡献。
至今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有很多是哈尔滨犹太人及其后裔，他们心中有永远的哈尔滨，哈尔滨也留存着永远的犹太人。 很少有人知道，以色列前任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的第二故乡是中国北方冰城哈尔滨。在2004年，时任以色列副总理兼工业贸易部长的奥尔默特在访华结束后特意增加了一站--哈尔滨。因为他要去哈尔滨的皇山公墓祭拜他的祖父和其他3位亲人。 德国人来哈尔滨的目的是经商，1901年德国商人与俄国商人在哈尔滨合资开办了啤酒厂，来哈尔滨的德国人逐渐多起来。1903-1905年间，德商相继建立多家啤酒厂。东清铁路所需电料、电器等均由德国西门子洋行供应。1912年德国西门子洋行在哈尔滨设立分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华民国政府和德国断绝外交关系，德国商人也纷纷离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人纷纷回到哈尔滨。

2. 哈尔滨人去德国在哪儿办签证

此次出国多长时间呢?

1. 短期申根签证(90天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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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中智签证（沈阳）德国受理中心开放时间

沈阳: 周一至周五，上午8：30至12：30,下午13：30至16：30

中智签证（沈阳）德国受理中心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北站路59号财富中心E座 1401室，邮编：110013

如何抵达?

公共交通

请您乘坐地铁2号线在北站下车，出口后向南走100米。

搭乘公交

请您乘坐203路 ，292路，116路， 224路， 800路， 295路， 105路， 217路， 152路，269路，224路， 229路， 209路，105路， 216路， 290路，236路，沈抚三号线，503路，148路，168路，325路，136路，264路，267路，602路，177路，269路，244路，230路，333路，334路 在北站下车。

2.长期签证(90天以上) 签证受理中心无法办理

需要登录德国驻华使馆的官方网站进行查询 http://www.china.dipl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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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过去的哈尔滨航运站是什么样

过去的海尔与航运站是什么样？
哈尔滨火车站，来看看老站的过去与现在～

哈尔滨-郭长武
2018-11-23 阅读 3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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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城市的火车站都像一个“窗口”，给人的第一印象也都是从火车站开始的，对于哈尔滨这样一座先有火车站后有城市历史文化的城市来说，一百多年来，火车站一直陪伴着这座城市发展经历着沧海桑田的变化，对于生于这座城市、长于这座城市的人来说，火车站注定是驻留时间和情感最多的地方。
出行最方便的就是火车，相信每个人都经常坐，对车站都有一份难忘的感情，拥挤的人群，拥挤的售票大厅，播音员带着回音的报站声音，嘈杂的凌乱的候车人群，夜晚候车时昏黄的灯光……那时的火车基本都是绿皮车，不能和现在的高铁动车相提并论，没空调，没热水，见站就停，走一步歇两步，十分的简陋凌乱。经常怀念绿皮火车时代，一切都是慢节奏，就像那时的生活一样，不快，却充盈着纯真质朴，让人留恋。


第一代站房
1899年，在东清铁路（也就是中东铁路）上设秦家岗站（俄国人叫松花江站），当时老站位于现在的哈尔滨站行李房，仅是临时搭起的一排矮房，当时只用于站长办公室、电报室及行车人员休息室。
1903年7月中东铁路通车，秦家岗站正式改名为哈尔滨站，江边的松花江站改称码头站（道里站），位于现香坊的哈尔滨站，改称老哈尔滨站，1924年改称香坊站。
1904年第一代哈尔滨站站房竣工投入使用，1910年开始发售站台票；1911年2月16日，发售至俄国、日本的联运客票。

1932年2月5日，日军占领哈尔滨。日军为加大掠夺，对哈尔滨站进行了扩建，先后修建了一站台至三站台地下人行通道和通往双合盛、东和油坊、福兴恒等8条铁专用线和2条铁路支线。自1935年8月31日至1937年6月17日，先后将中东铁路宽轨距（1524毫米）全部改为准轨距（1435毫米），哈站内轨距随之改动。
1945年8月，苏联红军进攻东北。1946年6月，东北民主联军任命朱子明为军事代表，接管哈尔滨站。


1932年的哈站。
第二代站房
1955年，哈尔滨站站舍第一次扩建，将原有行李房旧仓库拆除，修建了一座736平方米的售票厅，并将原小售票厅改为候车厅，改善了候车室条件。同时，在候车室设广播室、问事处、小件物品寄存处；为旅客准备饮用开水、设旅客意见簿等。
随着哈站旅客运量不断上升，老站舍再也无法适应需要，于1960年3月8日至28日拆除。据说老站舍十分坚固，拆除时使用了炸药和坦克（撞墙）。同时在原址重建，当时只留下火车站前的苏联红军纪念碑。新站由主楼、东翼、西翼三部分的大型现代化站舍组成，规模和外形都近似北京火车站。但后期由于资金紧张，工程停工，当时成为笑谈（外地人戏称：哈尔滨一大怪，候车室两边盖）。
1972年5月为迎接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来哈为期6天的访问，有关部门在东、西两翼间的空白地带建起了一个连廊。同时，哈尔滨站进行第三次扩建工程，候车室面积增加一倍。
1988年哈尔滨站进行了第四次修建改造，也就是现在的样式。新建主楼，两翼增加一层、重新装修，新建第三、第四候车室，新建两座高架天桥、室外通廊，新增两部自动扶梯。主楼铺装了大面积的茶色镜面玻璃、安装了大钟、兴建了与防洪纪念塔遥相呼应的半圆弧环状雨搭，完成后一直是哈市标志性景观。
1989年10月1日，经过三十年断断续续的施工，哈尔滨新站舍全部建成，建筑总面积2．8万平方米。
1992年4月20日，哈尔滨站前广场工程开工，原苏联红军烈士纪念塔被拆除，而留下的只有哈站主楼前半月形的环廊。

1999年为配合哈大电气化铁路工程，哈站经历了第五次改造——站场改造及新建高架候车室，发送旅客能力提高一倍。新站舍有4个主候车大厅，6个辅助候车厅，总建筑面积42122平方米，大于1904年的老站舍近16倍，且现代化设施齐备，成为国内着名大型火车站之一。
由于现存的哈尔滨站已使用逾20年之久，存在多方面问题，如站台低矮、破损，列车接发能力不足，候车室面积过小（每日客流量已超过十万，基本满负荷运行），主要站房南北距离过长导致旅客通行不便、北侧霁虹桥下净空不足导致列车通过能力下降等等......为解决上述问题，哈尔滨市在2014年启动火车站改造计划，并于次年开始着手进行，将持续到2018年。
未来的哈尔滨站，将改造为综合枢纽站，包括哈齐客运专线和哈牡客运铁路和哈佳快速铁路的始发站。同时配套改造东西两个广场，建设火车站周边路网工程和公交地铁换乘中心。增加地下广场，使人流客流在哈尔滨站采用上进下出模式，有效分散了拥挤的客流。


2011年的哈站。
哈站北站房及部分北高架已经投用，待哈站南站房正式开通后，预计年底可投入使用，可以通过城市通廊将道里区和南岗区连接起来，也因此实现了一个深度的站城融合。


2011年10月9日 鸟瞰哈尔滨站，哈站的建设工程还没有开始。

2012年5月5日 火车站前广场延时摄影。

2012年3月8日 大雪，交警在站前广场站台维持秩序。

2012年9月10日 一、二、三候车室和朱莲香候车室

2012年 熙熙攘攘的售票大厅。

2012年11月28日 风雪中的哈尔滨火车站。

车站内的安重根义士纪念馆。1909年10月26日，第一任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哈尔滨站一站台，被朝鲜爱国人士安重根刺杀，震惊当时的世界。（2014年10月19日，在哈尔滨站前开放安重根义士纪念馆。）

2014年12月24日 广场上修建了大型冰雕，夜晚五光十色流光溢彩，引得旅客争相拍照留念！

2015年5月30日 哈站，北广场，霁虹桥全景。

2016年11月7日 公交车站和建筑工地。

夜景延时

2017年1月5日 月光下的“哈尔滨站”。

2017年3月18日 站前全景。


2017年3月19日 车站前的半圆下，参加过很多户外活动摄影活动，凡是坐火车出行，大家的集合地点通常就是：火车站半圆下！

2017年3月24日 车站马上就要拆除了，最后和老站合一张影！

2017年3月26日 站前开始安装隔离的围栏，开始拆除前的准备工作。

2017年3月26日 拆除左侧楼顶的广告牌。

2017年3月28日 拆除左侧楼前雨搭。

2017年3月28日 拆除楼前半圆。

2017年4月1日 开始拆除左侧楼体。


楼内拆除中。

2017年4月2日 拆掉哈尔滨站站牌。

2017年4月14日 拆除两侧翼楼后，主楼孤零零的伫立着！

2017年4月19日 第二候车室旁临时搭建了售票处。

2017年4月20日 车站依然正常营运，图为出站口下车的乘客！

2017年4月21日 准备拆除主楼。

2017年5月6日建设中的北站房


2017年5月15日 哈站全部拆除完毕。

建设中的新站舍。

2017年11月4日 左半部分建成大半！

2017年1月25日 冬季工程停止施工。

2018年4月4日 车站整体框架完工，进行墙体和内部装修。

工程的建设者们！

2018年6月28日 工程有条不紊的进行中。

已投入使用北站房。

北广场上的伊维尔教堂。

2018年10月15日 整个工程接近完工，依稀可见哈站的雄伟英姿！

2018年10月15日 站前的道路铺设完成。

2018.11.15 候车大厅内并排六部自动扶梯已安装完毕，这些扶梯全部直通站房二层高架候车室，6部扶梯有5部为上行梯、1部为下行梯。

哈站上的“哈尔滨”三个霓虹灯大字点亮测试。

2018.11.18 站房上的脚手架撤掉了很多，地面开始铺装理石。
哈尔滨站整个建造风格是新艺术运动的建筑风格，整个哈站的外立面造型和整体艺术风格都和1903年的老哈站异曲同工，它也可以在一定意义上理解成是老哈站的一个“扩大版”，但又融入了很多现代元素、欧式元素，并结合了哈尔滨当地的很多欧式建筑符号，站房内部也充分融入哈尔滨的文化气息，比如市花丁香、哈尔滨音乐之城的音符、哈尔滨的母亲河松花江等许多文化元素都在站房内得以体现。
南站房的整个幕墙体系采用石材幕墙加上玻璃幕墙的形式，石材幕墙采用天然花岗岩来施工，这种材质色调温和且厚重，能够充分把哈站的历史感、层次感、厚重感体现出来，也和哈尔滨整体的欧式建筑格调一致，金属屋面还有站内的一些铁艺，大量采用了欧式铁艺的施工工艺和表现手法，铁艺的色调采用墨绿色，建筑外立面以米色为主，也和哈尔滨许多欧式建筑墨绿加米黄的配色一致。

4. 哈尔滨的索非亚教堂有多高

教堂通高53.35米，建筑面积721平方米，可容纳2000人，是亚洲远东地区最大的东正教堂。
花团锦簇的哈尔滨市圣·索菲亚广场，鸽群飞掠，游人如织。
广场中心耸入云端的圣·索菲亚教堂，那墨绿色、洋葱头形的顶端，神秘幽深的窗棂，赭红色的砖墙和厚重的大门引发了我对这座教堂，这个城市的种种联想。我想知道那些逝去的历史场景，这需要采访那些过来人。我在广场上徘徊，听到欧美各国游客交口称赞中国政府竟然把这段特殊的历史遗迹保护得如此完善。心中不禁增添几分骄傲和自豪——让世界由此看到中国正大步迈向文明与法治吧！
一个星期日上午， 我和几位垂暮老人见了面。他们的回忆，为我勾勒出一幅幅生动鲜活的场景。
“白俄”跑反逃往东北
1917年，“阿芙乐尔”号军舰一声炮响，摧垮了俄国政府，昔日的王公贵族纷纷出逃。
年过九旬的王君老先生告诉我：当年他12岁时和父亲跑崴子（海参崴）倒腾皮货，遇到过俄国人“跑反”的情景。他们用金条和首饰雇中国民工推车、扛箱子。每天，都有几十伙、上百人从大路和小道上不分昼夜地往中国跑。资本家尼古拉耶夫关掉工厂，收拾起黄金、珍珠，用两块金条雇了一辆不起眼的马车，连夜举家出逃。庄园主安德烈及其家眷骑上自家的骏马，分散逃生。逃亡者的行列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神职人员，一些虽然出身名门望族，但因家道中落，已沦为平民、乞丐甚至妓女、小偷的人也裹入了流亡者队伍。流亡者们或昼伏夜出、或日夜兼程，以从未表现出来的体力和勇气穿越西伯利亚野兽出没的莽林，涉过人烟罕至的荒原、沼泽，朝着心目中能够得以生存的地方逃去。
中国东北是大多数俄国流亡者首选的逃生之地。它毗邻俄国远东地区。1896年，以强凌弱的沙皇政府在东北修建了中东铁路，俄国人就此踏入中国东北地区。1898年7月6日，俄国人开始修建中东铁路支线，招募了10万中国筑路工人把这条横贯远东，联接中俄两国的干线从哈尔滨往南延伸到俄国租借的海军基地——大连旅顺口。中东铁路的开发，把成千上万的俄国工程技术人员、商人、警察带进中国东北。俄国在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失败后，它的势力范围退缩到黑龙江的哈尔滨一带。由于这种历史原因，使得俄国人对中国东北，特别是哈尔滨具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所以，俄国流亡者把哈尔滨做为首选的落脚之地。中国人把俄国流亡者称之为“白俄”。他们当中不少人由于仓皇出逃，两手空空，成为赤贫的难民。而另一些带有黄金、珠宝、珍贵物品的人，落脚之后继续经商置业，仍然过着富豪的日子。白俄大逃亡的前两年，常住哈尔滨的俄国居民已达3·6万人之多。1920年以后，哈尔滨的街头巷尾到处都可以看见逃难而来的俄国人了。据1922年的统计资料表明，在哈尔滨48万城市人口中竟有12万灰头发、蓝眼睛、大鼻子的俄国人，已占到全市人口的四分之一。
当时的东北军阀张作霖没有对亡命“白俄”采取制止和遣返措施。
构筑殴式之都
在20世纪头的几年里，哈尔滨就像一个繁忙的大工地。满眼是砖瓦沙石，到处是密密麻麻的脚手架。楼群拔地而起，街道伸展延续，与城郊的帆影炊烟、乡间集市及茅舍田园形成鲜明的对照。伴随着20世纪而诞生的哈尔滨，赋与俄国人以生存、创造的空间。他们开始大兴土木了。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透笼街的圣·索菲亚教堂，始建于1907年3月，是参与中东铁路建设的沙俄西伯利亚第四步兵师修建的随军教堂。同年，由俄国茶商斯嘉科夫出资，在随军教堂的基础上重新修建了一座全木结构教堂。四年以后，人们又在木墙外部砌上一层砖墙，形成了一座砖木结构的教堂。到1923年，圣·索菲亚教堂进行第二次重建，历时9年，于1932年11月落成。重建后的圣·索菲亚教堂以肃穆凝重、宏伟壮观、典雅脱俗的拜占庭风格展现在人们面前。教堂通高53.35米，建筑面积721平方米，可容纳2000人，是亚洲远东地区最大的东正教堂。
俄国人在哈尔滨的几个城区里先后修建了十余座名称各异颇具规模的教堂，这些教堂，有的张扬拜占庭的建筑风格，有的显示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特点。那时，每当礼拜日的清晨，日落时分，教堂骤然响起祈祷的钟声，使得东方古国的塞北名城哈尔滨笼罩着浓重的欧洲宗教气氛。这在信奉佛道的旧中国，真是别具特色的一道景观。
位于道里区的中央大街则是一条颇具欧洲城市风格的街道。这段约1400米长、30米宽，用花岗岩条石铺砌的马路，是30年代哈尔滨最繁华的一条大街。俄国犹太富商在这儿建造的马迭尔宾馆，也和中央大街一样，现今已被黑龙江省人民政府确定为历史文物。埃德加·斯诺、宋庆龄曾在此下榻……
东方小“巴黎”
上个世纪20年代的哈尔滨之夜，扑朔迷离的霓虹灯使得城市充满了诱人的梦幻。年逾90从事了一辈子文化事业的学者张老先生这样描述着当年的情景：当年，中央大街两侧，商厦、酒楼的霓虹橱窗彻夜闪烁。俄文广告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显示着在故国已被禁止的资本主义商业却在这儿继续生存。
在“阿尔卡萨”餐厅希腊式圆柱支撑在包厢里，食客们在喷泉间凭栏观赏着旋转舞台上表演的歌舞；在“凡塔西雅”餐厅，吉卜赛情调的旋律奏出了靠变卖家财过活，不知归宿何在的歌手们的忧伤；而在情歌缠绵的夜总会里，俄国妓女们忙着接客。
白天的时候，叮当作响的有轨电车在街道上往复穿梭；挂着“老巴夺”香烟广告的公共汽车招摇过市；马蹄“得得”的四轮马车载着俄国贵妇人在街上来来往往。冬天的街道上，马车夫则坐着俄式马拉雪橇招揽生意；俄国小孩在空地上玩“拉卜达”（俄式棒球）游戏，或紧紧地围住中国小贩的摊床，盯着山楂糕、糖葫芦久久不肯离去。在中央大街上漫步的还有推着童车的俄国少妇、夹着圣经，留着一把大胡须的神父、寻找生意的商人和百无聊赖的酒鬼。
白俄倾心于法兰西情调。竭力地以巴黎为偶像，营造欧洲文化氛围。1922年，哈尔滨的俄侨模仿法国，举办了首次选美大赛。而模特表演，则经常性地在马迭尔宾馆大厅里频频举办。那时，俄国艺人经常顶着漫天飘洒的鹅毛大雪，在中央大街上卖艺。这种传播艺术同时获取些许施舍的表演形式，至今在俄国本土上还能看到。最具影响的当属服饰文化。中国商人脱下了长袍马褂，扔掉了瓜皮小帽、穿上了西服、扎上了领带、登上崭亮的皮鞋、夹着皮包，到生意场上与俄商周旋。而在冬季，他们不忘披上俄国的纯呢大衣，领着缠有俄国银狐围脖的夫人，去参加上流社会举办的“派对”。一般的中青年妇女则比较普遍看好并大胆地接受“布拉吉”（俄语：裙子）。这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是相当先锋、前卫的。
“我爱俄罗斯，更爱中国”
在采访中，从事了一辈子民政工作的吴老告诉我：20世纪初，哈尔滨趋向于朝国际化都市方向发展。除大量的俄国人之外，还有一部分波兰人、捷克人和为数不少的俄籍犹太人。他们能够在哈尔滨和中国东北各城市中站住脚，因此逃脱了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对犹太民族惨绝人寰、灭绝人性的屠杀。
在几十年的共同相处之中，俄国侨民们加深了对中国人的了解，感受到中国人富于同情心和特有的善良天性。许多俄国人在与中国人共事过程中，开始接受中国文化。他们掌握了难学的汉语，学会做中国饭菜，过中国的节日。在春节期间，走访宴请自己的中国朋友。俄国人和中国人通婚的情况也不罕见。60年代,由于历史的原因，一部分持有苏联护照的俄侨回到祖国，而相当一部分俄侨迁居第三国。
在采访过程中，适逢一位澳籍俄裔哈尔滨人尼古拉·沙依克从澳大利亚回到哈尔滨牡丹江地区寻根访友。沙依克的祖父是在十九世纪末沙俄政府修建中东铁路时，赶着马车和大批俄国人一起来中国的，并在哈尔滨安了家。沙依克的祖父先是在哈尔滨远郊放蜂收蜜，生活日趋富足。沙依克1939年出生在哈尔滨，他以流利的汉语回忆着那时的田园生活：“俄国人和中国老百姓友好相处，相互信任。俄国人不擅长种菜。如果一时没有钱买薯仔、洋葱、西红柿，只要说一声“记账”，就可以把自己需要的蔬菜、水果拿回家。而中国人从俄国人的面包店赊面包，也是言语一声就行。“沙依克的祖父收蜜时，总是不忘给周围的中国邻居送点上好的蜂蜜尝尝。而中国农民们则常把不同时节收获的蔬菜、水果给他们送来尝鲜。这种同一环境下的友好相处，使得各自民族的感情表达、风俗民情、生活习惯和审美情趣得以交融，并被对方有选择地接受、吸收。
沙依克说：“15年来，我20多次返回哈尔滨。除了对这里有太深的感情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对哈尔滨的俄罗斯文化遗迹情有独钟。”看到修缮一新的圣·索菲亚教堂流光溢彩，他激动地说：“要让全世界人民知道中国为保护世界文化遗产作出了非常伟大的贡献。”
今年初春，在哈尔滨出生的俄罗斯人萨沙从圣彼得堡远道而来看望分别了30多年的姑姑伊万诺娃。年已86岁高龄的伊万诺娃，幼年随父母流亡哈尔滨。从哈尔滨医科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医药商店工作。1978年退休。前些年丈夫去世，儿女均定居国外，她却执意留在哈尔滨，她说：“自己更适合在这儿生活。”因为20余年来，每个月都是商店经理和主任亲自上门给她送退休金。逢年过节，商店同事和退休的老姐妹们都走马灯似的前来看望她。
萨沙听了姑妈的诉说，激动地对中国朋友说：“这和我们预想的一样，因为我知道中国人好，哈尔滨人好，我也是哈尔滨人。中国，我的妈妈。俄罗斯，我的妈妈。我爱俄罗斯，更爱中国！”在哈尔滨老一代人和俄侨的往事回忆中，有着无数类似的故事。
1997年11月11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问哈尔滨，在黑龙江省省长田凤山陪同下，拜谒了苏军解放东北纪念碑，游览了中央大街。在松花江畔抗洪纪念塔广场上，田凤山指着纪念塔上的群雕告诉叶利钦说：“1959年百万军官抗洪抢险，保住了北方名城哈尔滨市。当时仍有10多万侨居哈尔滨的俄罗斯人，他们也参加了抗洪。在这座纪念塔的群雕上有俄罗斯人的塑像”。叶利钦总统听了介绍，激动不已地说：“让我们共同向自己的同胞致敬吧！”说完，与田凤山省长一起向巍然屹立在松花江畔的哈尔滨军民抗洪纪念塔深深地致了三鞠躬。
钟声与鸽子
结束了对俄国流亡者当年进入哈尔滨的那些历史轶事的采访后，一个节日的下午，我又回到圣·索菲亚教堂广场。广场工作人员告诉我：正在扩建一个巨大的“哈尔滨建筑艺术广场”。多么贴切的名字！它广义地把教堂、中央大街和能够反映20世纪初及以后若干年间哈尔滨的历史发展、建筑遗址与人文景观都包容在一起，真实地展现给人们。我国政府已经把这些历史遗迹作为国家一级文物，因为这些文物经历了20世纪复杂多变的历史风云，体现了俄罗斯民族长期形成的独特的心理素质、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我国政府及时而严格地对其依法保护，这不仅圆了历史学家求真务实的梦，也雄辩地告诉世界：伟大的中国已经大踏步地走向法治与文明。
夕阳斜照。应友人之邀，我乘电梯登上毗邻圣·索菲亚广场的一座大厦顶楼，眺望市区。在鳞次栉比的大厦之间，高低错落的哥特、拜占庭式楼阁，使人联想起20世纪初， 西方文化开始大量涌进的情景。新思潮与旧传统在这座城市里激烈碰撞、冲击，而当年的哈尔滨恰是接纳西方文化经俄罗斯输入中国的驿站。这就是哈尔滨这座北方名城的历史意义和它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
圣·索菲亚教堂响起了节日的钟声。这悠扬、悦耳的钟声，飞出城堡，弥散在广阔无垠的天地之间。我看见在回荡着钟声的天空上，掠过一群群鸽子，放飞着人们的心情……

5. 德军在苏联的寒冬中冻死几万人，他们为什么不燃烧树木取暖呢

我们在冬季收听天气预报的时候，都忘不了气象预报员那句耳熟能详的话：“来自蒙古西伯利亚的冷空气集团”。

都说苏联有三狠：斯大林的暴脾气、布哈林的脚气和西伯利亚的冷空气。随便哪一样都叫人受不了。

有人说了，斯大林没有给德国人留下木柴，但还有那么多森林，斯大林带不走也烧不掉吧？

不错，累死斯大林，那些森林也带不走，更不能烧。

德国士兵冻得要死要活的时候也去砍伐树木，可是那些树木都是湿的，燃点太高，想尽办法就是点不着，把德国兵急得抓耳挠腮。

没有足够的引火，刚砍伐下的带着冰雪的树木根本就不会燃烧。不怪天、不怪地、只怪苏联人太狠心，连根干柴都没有留下，没有干柴何来烈火？

看到这里，聪明的读者就会想起一个妙招，我有办法，用汽油，再难燃烧的木头经不住汽油的高温。德国兵为什么不用汽油呢？

6. 在德国应该怎样生存

在陌生国家，一切都显得如此不同，甚至包括穿越马路这样的小事。在德国，你必须学会对付红色交通灯的独裁统治。 时间：凌晨3点。地点：柏林弗里德里希海因区的一个十字路口。夏天，这地区充满了盲流混混，让人感觉，全德国试图逃避资产阶级生活的家伙都汇聚到这里。穿过街道有一群朋客打扮的小阿飞。他们的头发染得五颜六色，梳成竖立的钉状。皮带由偷来的奔驰车标志串成。视线里看不到一辆车，他们在耐心地等待交通灯变颜色。 在纽约、伦敦等地方，斑马线红灯常常被视为街头的装饰。而在德国，小小的红灯就像一个独裁者，它的子民们必须无条件执行它的命令。但是，情况正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德国人正抛开他们遵纪守法的天性，开始非法闯红灯。游客们小心了！在这里闯红灯并不像表面那样简单容易。 首先，绝对不要当着一个容易受影响的小孩闯红灯。最幸运的情况是，周围的大人会向你投来谴责的目光，意思是你的教唆可能使小海蒂或小弗朗茨下次独自过马路时不幸丧命。更糟糕的情况是，你会被一个5岁小朋友严肃地训话，义正词严地给你来一堂交通规则课。 但是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情况。违抗红灯的命令，可能导致你失去一条腿。所有的德国司机都认为自己是迈克尔·舒马赫，一些飞驰而过的自行车手也像在参加环法比赛一样拼命。让他们突然刹车几乎是不可能的。 此外还有着名的德国汽车。那些BMW看上去好像在很远之外，你有足够时间穿过马路，抵达安全地带。但是，德国司机把道路中央违规的行人当成挑战。BMW加速很快，转眼就冲到行人面前，靠得不能再近，突然转向，喇叭声摁得又长又响。如果仔细听，你可以听到司机的咯咯笑声。 最后，假如你碰巧穿越没有红灯把守的斑马线。抛弃上面所讲的一切。自信欢快地踩上斑马线，因为99.9％的德国司机都会老远就猛踩刹车。毕竟法律站在你的一边。假如某司机靠得太近，让你觉得不爽，尽管抡起拳头猛挥出去。 逃票者注意了 别想免费乘地铁 伦敦、巴黎、柏林和大多数德国城市的公共交通都实行荣誉系统。不买票，你也可以坐车，但是别指望你能够侥幸逃脱。 不！德国的地铁不是免费的。很多外国人，第一次听说德国公共交通实行荣誉系统——意思是，你不必投票、刷卡就可登上火车、巴士——可能会有逃票的冲动。但是，记住“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不要试图利用他人的信任。因为，你会被抓住的。逃票将面临40欧元(约400元人民币)的罚款，更可怕的是荣誉污点。 那些逃票的家伙有一天会发现身着便衣的检票员突然站在面前。在你登上火车时，他们可能还在轻松地聊天，车门关闭：其中一位突然大声说：“早上好，女士们，先生们！请拿出你们的票！”在那时，你会发现自己被关进了陷阱。而周围的每个人，包括那个进火车站后一路丢啤酒罐，看上去像阿飞的少年也有票。 假如试图免费坐车，或者买错了票，扮演无知的游客、无辜地眨巴眼睛并不会换来同情。换句话说，德国不是一个容忍漏洞或借口的国家。像许多遵纪守法的条顿人一样，在上车前你就应该把规则弄清楚。 狗屎泛滥 柏林的地雷 宽阔、绿树成荫的大道是柏林的魅力之一。但是小心！在草坪上坐下之前先看仔细了。那股奇怪的味道可能不是来自你的食物…… 前东德时期，由于无处不在声名狼藉的秘密警察斯塔西(Stasi)，人们在讲话前，总是习惯四处张望。斯塔西像幽灵一样数量众多，没准此时此刻就有人偷听。在首都，间谍尤其集中，柏林人不得不特别小心。迅速地扭头张望动作被冠以专有名词——BerlinerBlick，柏林扫描。 今天，虽然东德秘密警察像渡渡鸟一样灭绝了，柏林扫描却仍然盛行。但是现在不是为了寻找偷听的耳朵，而是紧紧地盯着前面的道路，他们在警惕另一种垃圾——狗屎。 狗屎无处不在。宽阔，绿树成荫的大道看上去也许很美。但是，每棵大树的基部肯定已经变成了狗的厕所。多数公园里到处都是狗屎地雷。人行道，尤其是大厦入口处的地段也不能幸免。最近有人对东柏林弗里德里希海因区——被认为是柏林市内狗屎泛滥最严重的地区——一条叫Libauerstrasse的小街进行调查，发现了超过70堆狗屎。 在城市中央地区，当然很少碰到狗屎问题。住宅区——包括游客最喜欢游览的平思劳雅堡和克莱伍兹堡(Prenzlauerberg、Kreuzberg)——都非常危险。柏林人，尤其是街头少年，爱狗到了疯狂的程度。而且喜欢体型巨大的狗，越大越好。慕尼黑人喜欢把像啮齿动物一样的小狗装在单车篮子里。真正的柏林人则宁死也不愿被人看见和一只迷你狗在一起，更不屑带着扫“雷”铲子出门。 有几种避免在德国首都撞上狗屎运的方法：

7. 哈尔滨被称之为北国冰城和啤酒城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哈尔滨以冰灯艺术闻名，所以称为“冰城”。

哈尔滨人喝啤酒。与欧洲的德国人、意大利人、法国人、捷克人、俄国人相比，毫不逊色，可以称之为“豪饮”的。两个小伙子，在三伏天，在一家小酒馆里，喝一箱24瓶啤酒，是一桩很平常的事，所以称为“啤酒城”。

哈尔滨这座城市，除了有“音乐之城”、“教堂之国”、“东方的莫斯科”、“中国的小巴黎”的雅称。

(7)德国人在哈尔滨哪里生存扩展阅读：

哈尔滨在20世纪初就已经生产啤酒，哈尔滨啤酒厂始建于1900年，迄今已有百年历史。哈尔滨啤酒年消费量30多万吨，人均啤酒消费量居全国首位，主要品牌是“哈尔滨”和“新三星”。

哈尔滨的冰灯始于60年代初期，是在民间传统简陋艺术形式上发展起来的。它以园林艺术为依托，以建筑和雕塑艺术为表现手法，用电灯光为光源，制作成各种冰的景物。

20世纪下半页，冰灯逐步发展成哈尔滨具有代表性的冰雪文化艺术。每年一届的冰雪节、冰灯博览会成为冰灯艺术的大观园，吸引了大批国内外游客前来观光游览。

冰上婚礼是哈尔滨青年人喜爱的一种婚礼形式。冰上婚礼由哈尔滨青年宫主办，集体举行，成为哈尔滨每年一届的冰雪节的组成部分。

8. 搜寻日本侵略者在家乡的罪证并记录下来

731”遗址：不能被遗忘的罪证
“731”，这本来是一串极其普通的数字，但是，当我们把它与侵华日军联系起来之后，“731”就成了魔鬼的代名词，甚至，它比魔鬼更凶残！
7月16日，我们就站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前。虽然此刻，四周一片静谧祥和，但作为60年前“731”部队的侵驻地，至今在高楼群中，绿树荫下，仍能寻找到二十几处杀人工厂的残垣断壁。焚尸房、冷冻房、培养细菌老鼠的地窖和放养黄鼠的小石池等等历历在目。
事件回放：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军国主义者为实现其独霸亚洲、称雄世界的政治野心，公然违背国际公约，秘密策划了生物战、化学战的战争阴谋，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将这些疯狂研制出来的鼠疫、伤寒、霍乱、炭疽等各种细菌武器用于战争，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为凶残的法西斯战争罪人。盘踞在哈尔滨市平房区达13年之久的满洲第731部队就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实施这一阴谋的中枢机构。他们在这里不仅进行了规模巨大的细菌武器的研究、试验和生产，而且，惨无人道地用健康人做细菌试验。仅在1939年至1945年这段时间里，至少有三千人在试验中被残杀。在细菌战过程中，至少有三十万人受到屠杀和残害。
现场踏访：
“731”遗址是不能被遗忘的罪证
“这张图片上显示的是日本侵略者所培养的细菌鼠和跳蚤”，“这就是日本人活剖中国人的残酷镜头”，“这个场面是按照当时的真实情况制作的实景模型，这就是当时千千万万被鼠疫夺去一家数口人命的其中一家”……在听完讲解员的讲解和看完了日军不择手段戕害无辜生命的真实图片和模型后，来自河北的吴先生实在忍不住了，他走出展览厅外，点燃一支烟，狠狠地吸了一口，激动地说：“日本帝国主义真是太坏了！太让人气愤了！”他告诉记者，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到来的特别日子里，他带着朋友和10岁的侄子来这里参观，有着特别的意义。小侄子以前只在书刊、影视上了解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犯下的暴虐罪行，只是抽象的认识。这次特地让他到这个真实的地方，来真实地感受日本帝国主义当时对中国人是如何的残酷无情、毫无人性，激发他的爱国热情。一定要让他记住，不忘历史，不忘国耻！
“灭绝人性”、“惨无人道”……参观过“731”罪证陈列馆的人们纷纷愤怒地表示：“‘731’的滔天罪行在此袒露无余！”“‘731’遗址是不能被遗忘的罪证，它不仅是国人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更值得全人类去关注和反思！”
田村良雄：只要活着，就要为中国人民作证
近年来，在中日两国历史学家的努力下，“731”部队的真相逐渐大白于天下。当年的一批原队员，也以忏悔之心勇敢地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情。据陈列馆的曹主任介绍，近几年来，有很多日本友好人士和“731”部队的成员多次来这里表示最沉痛的悼念和忏悔。在来过这里的原“731”部队队员中，又以田村良雄为代表人物，他已来过数次，为的是忏悔和把那段历史坦诚公布给公众，特别是要让日本人了解当年的侵华暴行。
田村良雄，又名筱冢良雄。1939年，他成为“731”部队少年班的一员。一开始，他做细菌研究的辅助工作，后来还亲自参与过对活人进行鼠疫试验，并对感染鼠疫的活人在无麻醉状态下进行解剖等血淋淋的经历。战后被俘，后转至抚顺战犯管理所，中国政府的宽大政策使其获释回国。近年来，他几十次出现在日本、中国各地集会场所并公开了“731”部队的秘密。6年前还曾在东京地方裁判所出庭做证，以自己年轻时在哈尔滨等地的个人经历，首次在日本法庭上证明了“731”细菌部队的存在。因为迄今日本政府对于“731”部队、人体试验等一直未予正式承认。田村良雄称，他之所以出庭做证，一是出于对日本政府不肯承认历史事实感到愤怒，二是对于中国被害者及其家属有一种强烈的负罪感。
曹主任介绍说，田村良雄现已84岁高龄，不便外出，但是他仍然表示，只要他活着，就要为历史作证，为中国人民作证。 回答者： 棒棒堂≯露 | 二级 | 2007-3-26 20:28
从地理规模来说，日本的面积是37万多平方公里，只相当于中国的云南省。但令人不解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小国，却连年不断地发动对外战争，给亚洲的许多国家尤其是中国带来了罄竹难书的浩劫和灾难。
黄仁宇在他的《万历十五年》一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在16世纪中叶，日本这一个岛国能够严重威胁本朝(即明朝)东海沿岸各省的安全，这种现象是很难理解的。合乎逻辑的倒是本朝的士兵应该越海进攻日本。因为当时的日本不仅地狭人稀，而且几十年来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权，内战频仍，法律和纲纪可谓荡然无存。本朝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被一个极有组织的文官集团所统治，中央指挥地方如身之使臂，极少发生抗命的事情。同时我们这个帝国在名义上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常备军，人数多达二百万。
日本军国主义者对这个问题倒是有一个答案：日本列岛是一个蚕，中国则是一片桑叶，蚕就是要吃桑叶。日本的老师就在课堂上给自己的学生们灌输这个观点：日本的形状像个蚕，支那则像个桑叶，蚕吃桑叶天经地义，否则蚕岂不要饿死吗?
这真是可笑的歪理邪说。
要回答日本为什么侵略中国，既要看日本的因素，也要看中国的情况。
从日本方面看，首先是它想侵略中国，其次是它有能力侵略中国。前者解释日本侵略中国的必然性，后者则回答日本侵略中国的可能性。
第一个问题：从日本方面来看。它为什么要侵略中国．为什么想侵略中国?也就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必然性在哪里?
日本之所以走上侵略扩张道路，根子还在于它的民族文化中存在着浓厚的军国主义传统。
那么，日本为什么会形成军国主义的传统呢?
1．这首先和日本的武士道密切相关
日本的武士道是大家熟知的一个名词，但武士道究竟是个什么货色?它是怎样形成的?它对日本有什么作用和影响呢?
日本历史上曾经历了很长的战国时期，大名领国群雄割据，混战不已，并逐渐形成了专事征战杀伐的武士阶级。1192年，日本建立了第一个武士政权——镰仓幕府，从此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的武士统治时代。“武家习气”、“弓矢之道”与中国的儒家伦理相融合，就形成了忠君、节义、廉耻、武勇、坚忍等一整套封建伦理规范，统称“武士道”。
武士道的形成使武士意识大大强化了，它不但从伦理关系上加固了武士阶级，而且使武士的思想和行为特征更加明确了。中国儒家伦理所倡导的儒雅之风，不但没有使日本武士变得像中国儒生那样弱不禁风，反而给嗜杀的武士罩上了儒雅的外衣，使其在血泊与文墨之间达到心理平衡。封建武士经常为试刀而无故砍杀路人，然后彬彬有礼地朝死者鞠上一躬，说声“对不起”。这典型地体现了日本武士所具有的文质彬彬和凶残嗜杀的双重性格。这也是日本武士与西方强盗的不同之处。在武士统治的数百年间，武士道一直被作为日本社会伦理的基本内容而加以宣扬，武士道潜移默化的熏陶，使日本文化和日本民族性格中具有强烈的强悍尚武的特点。
明治维新推翻了武士阶级的统治地位，废除了武士等级，但武士道却被日本统治者作为主导性的伦理传统继承下来，用以向国民进行灌输，甚至将武士道精神渗透到青少年的教育之中，千方百计地培养青少年的残酷心态。比如，为了培养小孩子的胆量，深夜派他去死刑刑场取死人头，谁敢做就给谁奖励；给小孩喝红色的羹汤，让他体验喝血的感觉。
2．与军国主义密切相关的第二个因素是天皇制
天皇制政体是明治维新保留的除武士道之外的另一个封建残余。日本的天皇制有两个特点：一是万世一系，从未改姓，绝大多数日本国民对天皇有着绝对的精神信仰；二是天皇不掌握实权。天皇制的这一特性，也被日本利用于军事领域。日本军队实行所谓的统帅权独立制度，即军队的指挥权不归内阁而归天皇，日本军阀可以借助天皇的名义随意对外用兵，日本的政党体制对日本军方不起约束作用。
可以说，军国主义是日本侵略成性的根源所在，而武士道和天皇制，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得以形成的精神支柱和政治基础。
3．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促使日本踏上了军事立国的军国主义道路
从西方列强的情况看，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带来对海外资源和海外市场的迫切需求，而世界政治经济的不平衡性和资本主义列强在政治组织力、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尤其是武器装备方面的优势，使它们得以通过暴力强行夺取海外资源，开拓海外市场。
日本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要比欧美列强晚得多，国力也相对较弱，因而日本统治者普遍怀有急起直追的心理，加之其固有的嗜杀黩武的武士道传统和天皇制政体的影响，所以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比欧美列强更多地借助于暴力性的对外扩张。
要通过暴力强行夺取海外资源和开拓海外市场，就必须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为此，明治政府以军事立国为根本国策，竭力扩充军备，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
4．西方法西斯主义传入日本，形成法西斯军国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源自欧洲的法西斯主义思潮也开始在日本萌芽。西方的法西斯主义和日本的军国主义可以说是一对异姓兄弟。经过日本民间法西斯鼻祖北一辉和另一名法西斯思想家大川周明的介绍和鼓吹，法西斯主义思潮在日本尤其是日本军界迅速蔓延。由北一辉、大川周明提出的法西斯思想经军内法西斯加以补充，构成了比较完整的法西斯思想体系，即：通过“天皇归一”的忠君思想树立以天皇为绝对权威的“国体意识”；依靠军队进行“国家改造”，废除政党政治，打击保守派统治人物，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通过实行国家总动员建立总体战体制，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夺取远东霸权，完成“昭和维新”。
1936年二二六政变后，军政大权完全落入军部之手，日本的法西斯军国主义体制正式确立。
我们可以梳理出一条思路：武士道使日本人强悍尚武，强悍尚武的民族性格和天皇制的特性，加之明治维新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促使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日本的军国主义与从西方舶来的法西斯主义相交媾，又孕育出一个具有日本特色的怪胎——更加好战、更加残暴、更富于冒险性侵略性扩张性的法西斯军国主义。这样一来，日本就犹如一辆被恶魔操纵的战车，不可能不对外发动侵略战争。这便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必然性。
第二个问题：日本侵略中国的可能性，也就是日本为什么有能力侵略中国？
这首先与明治维新有关，可以说，明治维新是近代日本历史命运的根本转折点。
日本早在明治维新之前就开始了对外侵略扩张，但基本没有达到侵略企图，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日本的国力不足以支撑其对外扩张，可谓心有余力不足；而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对外扩张几乎次次成功，主因就在于维新后的经济发展为其对外扩张提供了物质基础。
仅以武器装备为例，到全面侵华战争前夕，日本已能够批量生产当时所有的先进重型武器，如坦克、装甲车、大口径火炮、作战飞机、战列舰、巡洋舰、航空母舰和军用通信设备，其性能也与英美制武器相当，而当时的中国只能生产步兵轻武器和小口径火炮，重武器基本依赖进口。
所以，明治维新是日本之幸，而为中国之祸。邻国一次成功的改革，却给自己国家的命运带来莫大的影响，这是许多中国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这个血的事实提醒我们，必须放眼看世界，必须密切关注国际事务。
其次，日本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中的一些特性强化了日本的国力，也强化了日本侵华的能力
在推动和有利于日本侵华的种种因素当中，除了武士道、天皇制、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经济发展之外，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些体现日本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特性的东西，如团结、认真敬业、善于创造性摹仿和有危机意识等。日本因为强大起来才可能发动一场全面侵华战争，而日本的强大是与这些民族特性分不开的。
1．不搞内哄
日本人并非没有内部矛盾，但他们不大搞内哄，他们对自己的同胞很爱惜，谁动了日本人一根毫毛，哪怕是伪军的高级将领不小心伤了一个日军士兵，那也是不得了的事。
抗日战争期间，我们策反伪军十分容易，而策反日军部队从整体上无一成功。日本军队从未发生过内战，而中国军队内部磨擦不断。抗战时，我们曾提出一个着名的口号：“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但是，正义一方的中国人没有完全做到，非正义一方的日本人反而基本做到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一部了不起的战略着作，经过抗日战争实践的检验，基本的预测都实现了，惟独有一样没有实现，即：“中国抗战的胜利除了自身的努力外，还将有待于国际的援助和日本国内的变化”。所谓“日本国内的变化”即指日本反战力量的增长。但是，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日本的反战力量仍极为有限，几乎没有构成一种力量。
那么，日本人为什么比较团结?
原因有三个：一是对天皇的忠诚，二是民族优越论，三是矛头对外。先说日本国民对天皇的忠诚。在以等级制为基本结构的日本社会中，天皇站在最顶端，这与中国古代的帝制是一样的。但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皇位频繁更姓，总计三十六姓，而日本自神武天皇开创天皇制之后，天皇从未改姓，可谓万世一系。
在日本，天皇不是实际的统治者，而只是一个象征。天皇的隔绝尘世，一来不妨碍重臣掌握实权，控制朝政，二来无实权就不会犯什么大的错误，也不会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这样有利于维护天皇制的长久性和国民对天皇的精神信仰。于是，皇统绵延不绝，皇恩浩荡不息，久而久之天皇也就成了日本统一与永存的超凡脱俗的象征。对天皇的效忠就是对日本国的效忠，效忠天皇成了每一个日本国民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这就使得日本有一个凝聚国
民的核心和集中统一的精神信仰。
二是民族优越论。日本人自古以来就把自己视为“天照大神”的子孙，视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根深蒂固的民族优越感使日本人强化了对本民族的认同和对自己同胞的尊重，同时也强化了日本人对其他民族的蔑视和鄙薄心理。
三是矛头对外。日本是一个岛国，面积很小，资源贫乏，很多需求从日本国内无法解决，而必须通过贸易或战争的手段从国外解决，所以它的矛头是对外的，贸易是对外贸易，战争是侵略战争。无论是解决资源、市场问题，还是扩张领土，日本都是把矛头指向他国，尤其是中国。矛头对外，可以缓和内部矛盾，所以日本人从整体上比较团结。
2．认真敬业
日本人的认真和较真，在世界上只有德国人可与之媲美。而这两个国家恰恰是世界一流的强国，其产品质量的信誉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的。
日本学者研究郑和下西洋那条大船上究竟用了多少铆钉；一位专门研究李大钊的日本女学者能把李大钊在日本时住在什么地方，在那个饭馆吃饭，到哪里散步等等说得一清二楚，这让中国研究李大钊的专家们瞠目结舌；还有日本学者专门研究唐朝皇帝死后，太子守灵的礼仪，这个问题如果让中国的学者来解释不知是否有人说得清楚。日本学者的论文与中国学者的论文反差很大，我们讲究篇章布局，讲究观点的提炼和总的结论性评价；而日本人重视细节，重视资料，写得极为细致。中国人读了日本人的论文感觉过于繁琐，日本人看了中国人的论文则感觉大而空，不扎实。
日本人之所以认真，恐怕与它小有关，家小业小，土地少资源少，事事必须精打细算；也可能与日本的对外扩张有关，你一个小国去打人家大国，总得精心准备吧。也可能与日本的私有制有关，什么都是自己的，不认真自己吃亏。
认真作风与生活的所有内容都有关系。认真的民族肯定是一个敬业的民族，认真的好处不仅能够保证产品的质量和办事的准确无误，更有助于在国民中树立科学精神，日本人能把西洋的科技学到手，进而后来居上，肯定与认真有关。因为科学是精细的东西，来不得半点马虎。
3．创造性摹仿
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要进步就不可能不摹仿，但摹仿的水平和结果却大不相同。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国一直是世界一流的先进国家，中国人也一直习惯于以老大自居。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国门被英国的舰炮轰开，中国人才发现自己已经样样落后了。于是，清廷的有识之士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下发起了洋务运动，企图“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但是，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禁锢了中国人的想象力、主动性和创造性，加上体制方面的大锅饭等原因养成的惰性，我们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往往只摹仿不创新，落后了再引进。
日本人的摹仿，与中国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他们跟着英国人学习造船的技术，最终达到甚至超过了老师，建起世界一流的“联合舰队”；他们向德国人学习照相机的制造技术，最终成为世界第一照相机强国；他们跟着西方学习汽车的制造技术，最终使日本汽车大举占领西方市场；他们向中国人学习陶瓷、造纸、染料、豆腐和景泰蓝等传统产品的制作技术，最终把我们甩在了后面。
可见，日本人的摹仿与我们不同，这可以叫作创造性摹仿或超越性摹仿。何以日本人能够实现摹仿的超越效果呢?首要的原因是日本人认真、较真，对引进的和学来的东西仔细揣摸，把它吃透，这样超越和创新就有了基础；第二个原因是日本人对于强者的态度，你的技术厉害，我佩服，我学习，我引进，但最终我要超过你。这表明了日本人对于强者的不服输的精神。
4．有危机意识
危机意识可以视为日本岛国心态的一部分。日本人因为自己的国家面积太小，资源贫乏，所以形成了特别强的危机意识，稍有风吹草动，就大呼小叫，如临大敌。在中国人看来，简直神经过敏，小题大作。但实际上危机意识并不是一件坏事。它使日本人总是处在一种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的状态，这样就容易把事情做得好，而不致犯大的错误。相形之下，中国人的盲目乐观和麻木不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
第三个问题：从中国方面来看，日本为什么侵略中国?
先从客观上看，日本为什么将对外扩张目标指向中国?
日本对外扩张的方向是由它的地理位置和远东的国际形势所决定的。中国、朝鲜与日本隔海相望，距离很近，同时因与欧美相距遥远，故尚未完全被欧美列强所控制。这几个因素都有利于日本。日本可以将军事力量全部集中于远东，全力展开对亚洲大陆尤其是中国的争夺。
这是中国遭受日本侵略的客观因素。如果一言以蔽之，就是我们距恶魔太近。
但是，这不是一个主要的因素，我们遭受日本侵略的更重要的原因在我们自身。
从中国的主观因素上看，有以下原因：
首先，由于中国国力衰弱，使日本侵略者认为中国不堪一击
中国综合国力落后，表现在各个方面，政治腐败，经济落后，人民愚昧而不觉醒。从军事方面看，中国军队在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中所暴露的落后，实际上经历过明清两代长期的量的积累，最终形成了质的落差；并且，这种落后不是某一个方面的，而是全面的、综合性的，表现在武器装备，军事训练，战略战术，组织指挥能力，官兵的军事修养、文化视野与自信心等各个方面。
日本军阀是最看重实力的，甚至是迷信武力的，日本在中日实力对比上的显着优势极大地助长了他们的侵略野心，也使其全面侵华战争具备的切实的可行性。有的日本军阀甚至吹嘘：日本只要派出3艘巡洋舰、1个师团，用1个星期就可以灭掉中国。其气焰之嚣张可见一斑。
其次，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使日本军阀觉得中国软弱可欺
日本在实力上的优势使日本具备了侵华的物质条件，而中国人在民族性格上的弱点更使日本军阀感觉中国软弱可欺。
崇尚以德服人的中华民族待人以和为贵，遇事处中庸之道，这种文化背景下的中国人平和善良，容忍克制，消极懦弱，重文轻武，性格内向。
那么这种民族性格因何而来呢?
首先来源于中国几千年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因为经济基础是所有社会生活和文化观念的决定因素。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安土重迁，崇尚和平。小农经济模式，需要土地的主人守护着自己的土地，而不是到处游移扩张。“男耕女织”，“牛郎织女”，“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便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最典型的生活图景。
小农经济的守土性决定了中国军事的防御性。中国的军事理论和军事设施从体系上说完全是防御性的。万里长城是中国防御文化的军事产物，这个雄伟的军事设施所体现的不是进攻的野心，而是和平的意愿。虽然中国不乏闻名于世的军事家和勇武善战的将军，但他们基本上都是在自卫战争中涌现的。中国武术囊括十八般武艺，精彩绝伦，十分了得，但其主旨也不是进攻而是防身。欧美骑士、日本武士莫不以征战为荣，以征战为乐，就怕战争不大，惟恐征程不远。他们描写战争的文学作品，充满了对战争的讴歌和对勇武的赞颂。而中国古代描写战争的诗词基本上说的都是征战之苦，而不是征战之乐。打开唐诗宋词，这类作品比比皆是。比如岑参的一首七律是这样写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千尺冰，愁云惨淡万里凝。这种作品所反映的是中国人一种普遍的心态：这个仗不得不打，但实在是太苦了!苦到什么程度呢?将军冻得拉不住弓，都护冻得睡不着觉，放眼望去一片冰天雪地，一片愁云惨淡，这个仗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
中国人崇尚和平有其根深蒂固的经济基础，中国人的和平意识几乎是渗透到民族的血液和骨髓之中的。由此不难理解中国古代描写战争的诗词何以总是那样愁怅凄苦，而没有一点冲天豪气，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历史上强大而统一的中国王朝尤其是汉人王朝，从未产生过对弱小日本的侵略欲望。
安土重迁、崇尚和平本非坏事，但事情总有它的反面：安土重迁难免不思进取，崇尚和平难免重文轻武，久而久之，中华民族的性格中少了血性和胆量，多了安逸和保守，文官谙于世故，武将怯于疆场。鲁迅说：“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这句话真是一针见血。
封建的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是铸造中国人民族性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众所周知，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体制是极为庞大的、专横的和高压性的，懦弱顺从、缺乏血性就成了这种体制下的臣民们的必然性格。因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体系是极为庞大的、专横的、高压性的，个人与之相比，太渺小，太卑微，太软弱了。这种极大与极小、极强与极弱的对比使中国人从民族性格上派生出一系列的特点：轻则缺乏主见，缺乏自信和独立人格，追随大流，胆小怯懦，畏惧强权，忍气吞声，逆来顺受；重则软弱可欺，甘于压迫，奴性十足。在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下，只允许皇帝和官员出头，不允许平民百姓出头，所以中国古往今来告诫人们不要出头的谚语多得很。当年伪军投敌，基层官兵多数是随大流，挺身反抗的人极少。南京大屠杀时，十几个日本兵看管上千俘虏。实际上在那种情况下，如果有人带个头，大家就是用脚踩也把日本人踩成肉酱了，但就是没有一个人敢带这个头。抗日战争期间，在广大的沦陷区，一个班或者一个排的日本兵统治一个县城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卑微懦弱的民族性格使中国人和日本人在对待强者的态度上大相径庭。对于强者，日本人一是钦佩，二是学习，三是征服，怀着敬佩的心情把你打倒。如对待张自忠，虽然尊其为“现代关公”，但想方设法加以打击，直至将其打死。对待美国也是如此，你再强大也不怕，照样开战。中国人对待强者，一是敬佩，二是畏惧，三是躲避。敬畏，即敬而畏之，畏而避之，避不开就畏而服之，不是敬而学之。
当然，中国人当中并非没有顶天立地、叱咤风云的人物，但它并不标志中华民族的整体风格。大家可以想象，如果像谭嗣同、秋瑾、邹容、陈天华，像彭德怀、吉鸿昌、张自忠、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那样的人多了，日本再强大也不敢于发动一场旨在灭亡中国的全面战争。
第三，中国的内乱和内耗给日本侵略者以可乘之机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不仅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封闭性，也决定了中国文化和民族性格的内向性，所有的需求和因需求而产生的矛盾摩擦，都是从内部解决而不是通过侵略扩张寻求解决途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封建的中国必定是一个对外讲和平、对内讲斗争的国家，内部矛盾和内部斗争相当激烈。
地域广袤但四周封闭的地理特点也从自然环境方面强化了这一状况。
中国的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阿尔泰山、天山，西南面是喜马拉雅山，南面是十万大山和大海，北面是荒漠和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这种地理环境的特点是大而封闭。地大而物博，予取予求，应有尽有，无需向他国索取和掠夺；封闭则是指中国的四周不是高山即是大海，严重阻隔着中国与邻国的交往。这种大而封闭的独特的地理因素，强化了因小农经济而造成的中国民族性格和矛盾斗争的内向性。
国民党内部的激烈的派系斗争，不仅给外敌以可乘之机，而且直接促使一部分民族败类投入日本侵略者怀抱，在日本人的卵翼下残害自己的同胞。汪精卫也好，大大小小的伪军头目也好，有许多人投敌叛国的直接起因正是内部矛盾。
http://..com/question/234014745.html

9. 犹太人跟黑龙江有什么关系啊

正是因为太过于聪明，犹太人也成为了世界上唯一因为“聪明”而遭受灭顶之灾的民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人被誉为日耳曼民族最大的对立面，法西斯纳粹势力意欲将这个民族从地球上铲除，在这场以斩草除根为目的的暴行中，先后有600万犹太人遭受纳粹的血腥屠杀。直到最后二战胜利，犹太人的生存危机才得以解除。
在很多人的记忆，，犹太人一般是生活在西亚、地中海周边，亦或者后来的美国地区。但鲜有人知的是，在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也就是黑龙江流域，居然还有一个以犹太命名的“犹太人自治州”。这个洲面积为3.63万平方公里，比台湾岛还要稍大一点点，与我国黑龙江省隔江相望（地处黑龙江北面）。

按理说，以犹太人的聪明天赋，他们一般会选择人流密集、商贸交汇的“枢纽”地区定居，怎么可能穿越浩瀚的西伯利亚，跑到人迹罕至而且又极其寒冷的远东地区定居呢？难道是贪图那里肥沃的黑土地？
不得不承认，我们能想到远东地区对于犹太平民的吸引力，大概也只有那里肥沃的黑土地和浩瀚的原始森林了。可是事实真的如此吗？我们来翻阅一段尘封的历史，一探究竟。

在历史上，犹太人所建立的国家被灭已经是公元前722年的事情了。而在这之后，犹太人一直被压制于巴比伦王国以及后来的波斯等帝国的统治之下，仅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
直到后来的犹太人原地复国时，已经是公元1948年的事情了。再往前推30年，也就是1928年，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犹太人自治州，而且还是在天寒地冻，杳无人烟的东北亚。别的不说，光凭远东地区的自然、人文环境，犹太人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吃饱了跑到这里建自治州的。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远东出现犹太自治州呢？

在并不遥远的清朝时期，这个现在叫“犹太自治州”的地方是清朝的领地，但是后来因为19世纪中叶的《瑷珲条约》，清政府迫于形势压力将黑龙江以北、连同乌苏里江以东的广大区域割让给沙皇。但是对于当时的交通水平来说，不管是大清，还是沙俄，对这一地区多少都有点鞭长莫及的感觉。划归俄国后，除了猎人、探险家之外，也没有多少俄国人愿意去。
后来到了苏联时期，苏联政府为了加强远东地区的控制，急需对这一地区进行开拓发展，可是这些地区当时压根就没有人，于是当局便开始了有计划地大规模移民，苏联境内的犹太人也加入了这个移民大潮。在寻找移民地点时，犹太人其实更希望能够移居到乌克兰的南部-克里米亚。
我们都知道，那乌克兰已经是号称“东欧粮仓”了，而克里米亚还在乌克兰南方，土地和气温更加优越，而且还濒临黑海和亚速海，算得上是当时苏联的重要通道。不得不说，犹太人可真会选地方。

比罗比詹

但是后来随着东欧局势的紧张，以及移民公平原则，再加上苏联也非常希望犹太人能利用其聪明才智和关系链条，在远东开发过程中起到大的作用，所以犹太人最终还是迁到了杳无人烟的远东地区，并且成立了“犹太自治州”，还在当地开发出了城市-比罗比詹。
后来的事实证明，虽然在二战前期的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苏德“蜜月期”里，苏联也曾向德国遣送了大量的犹太人。但移民到远东的这批犹太人却是幸运的，他们躲过了“遣送”，躲过了犹太民族有史以来最大的浩劫-纳粹的种族灭绝计划，犹太自治州其实就是他们的诺亚方舟了。

但是随着二战的结束，1948年，以色列在犹太人的故土上宣布建国，而且一度遭到了中东多国的打压。再到后来形势好转，以苏建交之后，1987年，苏联允许苏联人移民以色列，于是这批犹太人就纷纷迁回了以色列。根据统计，目前俄罗斯的犹太自治州的19万人口中，只剩下4%的犹太人。

10. 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罪证

731”遗址：不能被遗忘的罪证

“731”，这本来是一串极其普通的数字，但是，当我们把它与侵华日军联系起来之后，“731”就成了魔鬼的代名词，甚至，它比魔鬼更凶残！
7月16日，我们就站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前。虽然此刻，四周一片静谧祥和，但作为60年前“731”部队的侵驻地，至今在高楼群中，绿树荫下，仍能寻找到二十几处杀人工厂的残垣断壁。焚尸房、冷冻房、培养细菌老鼠的地窖和放养黄鼠的小石池等等历历在目。
事件回放：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军国主义者为实现其独霸亚洲、称雄世界的政治野心，公然违背国际公约，秘密策划了生物战、化学战的战争阴谋，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将这些疯狂研制出来的鼠疫、伤寒、霍乱、炭疽等各种细菌武器用于战争，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为凶残的法西斯战争罪人。盘踞在哈尔滨市平房区达13年之久的满洲第731部队就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实施这一阴谋的中枢机构。他们在这里不仅进行了规模巨大的细菌武器的研究、试验和生产，而且，惨无人道地用健康人做细菌试验。仅在1939年至1945年这段时间里，至少有三千人在试验中被残杀。在细菌战过程中，至少有三十万人受到屠杀和残害。
现场踏访：
“731”遗址是不能被遗忘的罪证
“这张图片上显示的是日本侵略者所培养的细菌鼠和跳蚤”，“这就是日本人活剖中国人的残酷镜头”，“这个场面是按照当时的真实情况制作的实景模型，这就是当时千千万万被鼠疫夺去一家数口人命的其中一家”……在听完讲解员的讲解和看完了日军不择手段戕害无辜生命的真实图片和模型后，来自河北的吴先生实在忍不住了，他走出展览厅外，点燃一支烟，狠狠地吸了一口，激动地说：“日本帝国主义真是太坏了！太让人气愤了！”他告诉记者，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到来的特别日子里，他带着朋友和10岁的侄子来这里参观，有着特别的意义。小侄子以前只在书刊、影视上了解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犯下的暴虐罪行，只是抽象的认识。这次特地让他到这个真实的地方，来真实地感受日本帝国主义当时对中国人是如何的残酷无情、毫无人性，激发他的爱国热情。一定要让他记住，不忘历史，不忘国耻！
“灭绝人性”、“惨无人道”……参观过“731”罪证陈列馆的人们纷纷愤怒地表示：“‘731’的滔天罪行在此袒露无余！”“‘731’遗址是不能被遗忘的罪证，它不仅是国人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更值得全人类去关注和反思！”
田村良雄：只要活着，就要为中国人民作证
近年来，在中日两国历史学家的努力下，“731”部队的真相逐渐大白于天下。当年的一批原队员，也以忏悔之心勇敢地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情。据陈列馆的曹主任介绍，近几年来，有很多日本友好人士和“731”部队的成员多次来这里表示最沉痛的悼念和忏悔。在来过这里的原“731”部队队员中，又以田村良雄为代表人物，他已来过数次，为的是忏悔和把那段历史坦诚公布给公众，特别是要让日本人了解当年的侵华暴行。
田村良雄，又名筱冢良雄。1939年，他成为“731”部队少年班的一员。一开始，他做细菌研究的辅助工作，后来还亲自参与过对活人进行鼠疫试验，并对感染鼠疫的活人在无麻醉状态下进行解剖等血淋淋的经历。战后被俘，后转至抚顺战犯管理所，中国政府的宽大政策使其获释回国。近年来，他几十次出现在日本、中国各地集会场所并公开了“731”部队的秘密。6年前还曾在东京地方裁判所出庭做证，以自己年轻时在哈尔滨等地的个人经历，首次在日本法庭上证明了“731”细菌部队的存在。因为迄今日本政府对于“731”部队、人体试验等一直未予正式承认。田村良雄称，他之所以出庭做证，一是出于对日本政府不肯承认历史事实感到愤怒，二是对于中国被害者及其家属有一种强烈的负罪感。
曹主任介绍说，田村良雄现已84岁高龄，不便外出，但是他仍然表示，只要他活着，就要为历史作证，为中国人民作证。
从地理规模来说，日本的面积是37万多平方公里，只相当于中国的云南省。但令人不解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小国，却连年不断地发动对外战争，给亚洲的许多国家尤其是中国带来了罄竹难书的浩劫和灾难。
黄仁宇在他的《万历十五年》一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在16世纪中叶，日本这一个岛国能够严重威胁本朝(即明朝)东海沿岸各省的安全，这种现象是很难理解的。合乎逻辑的倒是本朝的士兵应该越海进攻日本。因为当时的日本不仅地狭人稀，而且几十年来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权，内战频仍，法律和纲纪可谓荡然无存。本朝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被一个极有组织的文官集团所统治，中央指挥地方如身之使臂，极少发生抗命的事情。同时我们这个帝国在名义上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常备军，人数多达二百万。
日本军国主义者对这个问题倒是有一个答案：日本列岛是一个蚕，中国则是一片桑叶，蚕就是要吃桑叶。日本的老师就在课堂上给自己的学生们灌输这个观点：日本的形状像个蚕，支那则像个桑叶，蚕吃桑叶天经地义，否则蚕岂不要饿死吗?
这真是可笑的歪理邪说。
要回答日本为什么侵略中国，既要看日本的因素，也要看中国的情况。
从日本方面看，首先是它想侵略中国，其次是它有能力侵略中国。前者解释日本侵略中国的必然性，后者则回答日本侵略中国的可能性。
第一个问题：从日本方面来看。它为什么要侵略中国．为什么想侵略中国?也就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必然性在哪里?
日本之所以走上侵略扩张道路，根子还在于它的民族文化中存在着浓厚的军国主义传统。
那么，日本为什么会形成军国主义的传统呢?
1．这首先和日本的武士道密切相关
日本的武士道是大家熟知的一个名词，但武士道究竟是个什么货色?它是怎样形成的?它对日本有什么作用和影响呢?
日本历史上曾经历了很长的战国时期，大名领国群雄割据，混战不已，并逐渐形成了专事征战杀伐的武士阶级。1192年，日本建立了第一个武士政权——镰仓幕府，从此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的武士统治时代。“武家习气”、“弓矢之道”与中国的儒家伦理相融合，就形成了忠君、节义、廉耻、武勇、坚忍等一整套封建伦理规范，统称“武士道”。
武士道的形成使武士意识大大强化了，它不但从伦理关系上加固了武士阶级，而且使武士的思想和行为特征更加明确了。中国儒家伦理所倡导的儒雅之风，不但没有使日本武士变得像中国儒生那样弱不禁风，反而给嗜杀的武士罩上了儒雅的外衣，使其在血泊与文墨之间达到心理平衡。封建武士经常为试刀而无故砍杀路人，然后彬彬有礼地朝死者鞠上一躬，说声“对不起”。这典型地体现了日本武士所具有的文质彬彬和凶残嗜杀的双重性格。这也是日本武士与西方强盗的不同之处。在武士统治的数百年间，武士道一直被作为日本社会伦理的基本内容而加以宣扬，武士道潜移默化的熏陶，使日本文化和日本民族性格中具有强烈的强悍尚武的特点。
明治维新推翻了武士阶级的统治地位，废除了武士等级，但武士道却被日本统治者作为主导性的伦理传统继承下来，用以向国民进行灌输，甚至将武士道精神渗透到青少年的教育之中，千方百计地培养青少年的残酷心态。比如，为了培养小孩子的胆量，深夜派他去死刑刑场取死人头，谁敢做就给谁奖励；给小孩喝红色的羹汤，让他体验喝血的感觉。
2．与军国主义密切相关的第二个因素是天皇制
天皇制政体是明治维新保留的除武士道之外的另一个封建残余。日本的天皇制有两个特点：一是万世一系，从未改姓，绝大多数日本国民对天皇有着绝对的精神信仰；二是天皇不掌握实权。天皇制的这一特性，也被日本利用于军事领域。日本军队实行所谓的统帅权独立制度，即军队的指挥权不归内阁而归天皇，日本军阀可以借助天皇的名义随意对外用兵，日本的政党体制对日本军方不起约束作用。
可以说，军国主义是日本侵略成性的根源所在，而武士道和天皇制，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得以形成的精神支柱和政治基础。
3．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促使日本踏上了军事立国的军国主义道路
从西方列强的情况看，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带来对海外资源和海外市场的迫切需求，而世界政治经济的不平衡性和资本主义列强在政治组织力、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尤其是武器装备方面的优势，使它们得以通过暴力强行夺取海外资源，开拓海外市场。
日本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要比欧美列强晚得多，国力也相对较弱，因而日本统治者普遍怀有急起直追的心理，加之其固有的嗜杀黩武的武士道传统和天皇制政体的影响，所以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比欧美列强更多地借助于暴力性的对外扩张。
要通过暴力强行夺取海外资源和开拓海外市场，就必须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为此，明治政府以军事立国为根本国策，竭力扩充军备，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
4．西方法西斯主义传入日本，形成法西斯军国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源自欧洲的法西斯主义思潮也开始在日本萌芽。西方的法西斯主义和日本的军国主义可以说是一对异姓兄弟。经过日本民间法西斯鼻祖北一辉和另一名法西斯思想家大川周明的介绍和鼓吹，法西斯主义思潮在日本尤其是日本军界迅速蔓延。由北一辉、大川周明提出的法西斯思想经军内法西斯加以补充，构成了比较完整的法西斯思想体系，即：通过“天皇归一”的忠君思想树立以天皇为绝对权威的“国体意识”；依靠军队进行“国家改造”，废除政党政治，打击保守派统治人物，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通过实行国家总动员建立总体战体制，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夺取远东霸权，完成“昭和维新”。
1936年二二六政变后，军政大权完全落入军部之手，日本的法西斯军国主义体制正式确立。

我们可以梳理出一条思路：武士道使日本人强悍尚武，强悍尚武的民族性格和天皇制的特性，加之明治维新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促使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日本的军国主义与从西方舶来的法西斯主义相交媾，又孕育出一个具有日本特色的怪胎——更加好战、更加残暴、更富于冒险性侵略性扩张性的法西斯军国主义。这样一来，日本就犹如一辆被恶魔操纵的战车，不可能不对外发动侵略战争。这便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必然性。
第二个问题：日本侵略中国的可能性，也就是日本为什么有能力侵略中国？
这首先与明治维新有关，可以说，明治维新是近代日本历史命运的根本转折点。
日本早在明治维新之前就开始了对外侵略扩张，但基本没有达到侵略企图，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日本的国力不足以支撑其对外扩张，可谓心有余力不足；而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对外扩张几乎次次成功，主因就在于维新后的经济发展为其对外扩张提供了物质基础。
仅以武器装备为例，到全面侵华战争前夕，日本已能够批量生产当时所有的先进重型武器，如坦克、装甲车、大口径火炮、作战飞机、战列舰、巡洋舰、航空母舰和军用通信设备，其性能也与英美制武器相当，而当时的中国只能生产步兵轻武器和小口径火炮，重武器基本依赖进口。
所以，明治维新是日本之幸，而为中国之祸。邻国一次成功的改革，却给自己国家的命运带来莫大的影响，这是许多中国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这个血的事实提醒我们，必须放眼看世界，必须密切关注国际事务。
其次，日本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中的一些特性强化了日本的国力，也强化了日本侵华的能力
在推动和有利于日本侵华的种种因素当中，除了武士道、天皇制、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经济发展之外，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些体现日本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特性的东西，如团结、认真敬业、善于创造性摹仿和有危机意识等。日本因为强大起来才可能发动一场全面侵华战争，而日本的强大是与这些民族特性分不开的。
1．不搞内哄
日本人并非没有内部矛盾，但他们不大搞内哄，他们对自己的同胞很爱惜，谁动了日本人一根毫毛，哪怕是伪军的高级将领不小心伤了一个日军士兵，那也是不得了的事。
抗日战争期间，我们策反伪军十分容易，而策反日军部队从整体上无一成功。日本军队从未发生过内战，而中国军队内部磨擦不断。抗战时，我们曾提出一个着名的口号：“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但是，正义一方的中国人没有完全做到，非正义一方的日本人反而基本做到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一部了不起的战略着作，经过抗日战争实践的检验，基本的预测都实现了，惟独有一样没有实现，即：“中国抗战的胜利除了自身的努力外，还将有待于国际的援助和日本国内的变化”。所谓“日本国内的变化”即指日本反战力量的增长。但是，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日本的反战力量仍极为有限，几乎没有构成一种力量。
那么，日本人为什么比较团结?
原因有三个：一是对天皇的忠诚，二是民族优越论，三是矛头对外。先说日本国民对天皇的忠诚。在以等级制为基本结构的日本社会中，天皇站在最顶端，这与中国古代的帝制是一样的。但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皇位频繁更姓，总计三十六姓，而日本自神武天皇开创天皇制之后，天皇从未改姓，可谓万世一系。
在日本，天皇不是实际的统治者，而只是一个象征。天皇的隔绝尘世，一来不妨碍重臣掌握实权，控制朝政，二来无实权就不会犯什么大的错误，也不会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这样有利于维护天皇制的长久性和国民对天皇的精神信仰。于是，皇统绵延不绝，皇恩浩荡不息，久而久之天皇也就成了日本统一与永存的超凡脱俗的象征。对天皇的效忠就是对日本国的效忠，效忠天皇成了每一个日本国民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这就使得日本有一个凝聚国
民的核心和集中统一的精神信仰。
二是民族优越论。日本人自古以来就把自己视为“天照大神”的子孙，视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根深蒂固的民族优越感使日本人强化了对本民族的认同和对自己同胞的尊重，同时也强化了日本人对其他民族的蔑视和鄙薄心理。
三是矛头对外。日本是一个岛国，面积很小，资源贫乏，很多需求从日本国内无法解决，而必须通过贸易或战争的手段从国外解决，所以它的矛头是对外的，贸易是对外贸易，战争是侵略战争。无论是解决资源、市场问题，还是扩张领土，日本都是把矛头指向他国，尤其是中国。矛头对外，可以缓和内部矛盾，所以日本人从整体上比较团结。
2．认真敬业
日本人的认真和较真，在世界上只有德国人可与之媲美。而这两个国家恰恰是世界一流的强国，其产品质量的信誉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的。
日本学者研究郑和下西洋那条大船上究竟用了多少铆钉；一位专门研究李大钊的日本女学者能把李大钊在日本时住在什么地方，在那个饭馆吃饭，到哪里散步等等说得一清二楚，这让中国研究李大钊的专家们瞠目结舌；还有日本学者专门研究唐朝皇帝死后，太子守灵的礼仪，这个问题如果让中国的学者来解释不知是否有人说得清楚。日本学者的论文与中国学者的论文反差很大，我们讲究篇章布局，讲究观点的提炼和总的结论性评价；而日本人重视细节，重视资料，写得极为细致。中国人读了日本人的论文感觉过于繁琐，日本人看了中国人的论文则感觉大而空，不扎实。
日本人之所以认真，恐怕与它小有关，家小业小，土地少资源少，事事必须精打细算；也可能与日本的对外扩张有关，你一个小国去打人家大国，总得精心准备吧。也可能与日本的私有制有关，什么都是自己的，不认真自己吃亏。
认真作风与生活的所有内容都有关系。认真的民族肯定是一个敬业的民族，认真的好处不仅能够保证产品的质量和办事的准确无误，更有助于在国民中树立科学精神，日本人能把西洋的科技学到手，进而后来居上，肯定与认真有关。因为科学是精细的东西，来不得半点马虎。
3．创造性摹仿
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要进步就不可能不摹仿，但摹仿的水平和结果却大不相同。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国一直是世界一流的先进国家，中国人也一直习惯于以老大自居。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国门被英国的舰炮轰开，中国人才发现自己已经样样落后了。于是，清廷的有识之士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下发起了洋务运动，企图“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但是，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禁锢了中国人的想象力、主动性和创造性，加上体制方面的大锅饭等原因养成的惰性，我们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往往只摹仿不创新，落后了再引进。
日本人的摹仿，与中国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他们跟着英国人学习造船的技术，最终达到甚至超过了老师，建起世界一流的“联合舰队”；他们向德国人学习照相机的制造技术，最终成为世界第一照相机强国；他们跟着西方学习汽车的制造技术，最终使日本汽车大举占领西方市场；他们向中国人学习陶瓷、造纸、染料、豆腐和景泰蓝等传统产品的制作技术，最终把我们甩在了后面。
可见，日本人的摹仿与我们不同，这可以叫作创造性摹仿或超越性摹仿。何以日本人能够实现摹仿的超越效果呢?首要的原因是日本人认真、较真，对引进的和学来的东西仔细揣摸，把它吃透，这样超越和创新就有了基础；第二个原因是日本人对于强者的态度，你的技术厉害，我佩服，我学习，我引进，但最终我要超过你。这表明了日本人对于强者的不服输的精神。
4．有危机意识
危机意识可以视为日本岛国心态的一部分。日本人因为自己的国家面积太小，资源贫乏，所以形成了特别强的危机意识，稍有风吹草动，就大呼小叫，如临大敌。在中国人看来，简直神经过敏，小题大作。但实际上危机意识并不是一件坏事。它使日本人总是处在一种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的状态，这样就容易把事情做得好，而不致犯大的错误。相形之下，中国人的盲目乐观和麻木不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
第三个问题：从中国方面来看，日本为什么侵略中国?
先从客观上看，日本为什么将对外扩张目标指向中国?
日本对外扩张的方向是由它的地理位置和远东的国际形势所决定的。中国、朝鲜与日本隔海相望，距离很近，同时因与欧美相距遥远，故尚未完全被欧美列强所控制。这几个因素都有利于日本。日本可以将军事力量全部集中于远东，全力展开对亚洲大陆尤其是中国的争夺。
这是中国遭受日本侵略的客观因素。如果一言以蔽之，就是我们距恶魔太近。
但是，这不是一个主要的因素，我们遭受日本侵略的更重要的原因在我们自身。
从中国的主观因素上看，有以下原因：
首先，由于中国国力衰弱，使日本侵略者认为中国不堪一击
中国综合国力落后，表现在各个方面，政治腐败，经济落后，人民愚昧而不觉醒。从军事方面看，中国军队在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中所暴露的落后，实际上经历过明清两代长期的量的积累，最终形成了质的落差；并且，这种落后不是某一个方面的，而是全面的、综合性的，表现在武器装备，军事训练，战略战术，组织指挥能力，官兵的军事修养、文化视野与自信心等各个方面。
日本军阀是最看重实力的，甚至是迷信武力的，日本在中日实力对比上的显着优势极大地助长了他们的侵略野心，也使其全面侵华战争具备的切实的可行性。有的日本军阀甚至吹嘘：日本只要派出3艘巡洋舰、1个师团，用1个星期就可以灭掉中国。其气焰之嚣张可见一斑。
其次，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使日本军阀觉得中国软弱可欺
日本在实力上的优势使日本具备了侵华的物质条件，而中国人在民族性格上的弱点更使日本军阀感觉中国软弱可欺。
崇尚以德服人的中华民族待人以和为贵，遇事处中庸之道，这种文化背景下的中国人平和善良，容忍克制，消极懦弱，重文轻武，性格内向。
那么这种民族性格因何而来呢?
首先来源于中国几千年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因为经济基础是所有社会生活和文化观念的决定因素。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安土重迁，崇尚和平。小农经济模式，需要土地的主人守护着自己的土地，而不是到处游移扩张。“男耕女织”，“牛郎织女”，“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便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最典型的生活图景。
小农经济的守土性决定了中国军事的防御性。中国的军事理论和军事设施从体系上说完全是防御性的。万里长城是中国防御文化的军事产物，这个雄伟的军事设施所体现的不是进攻的野心，而是和平的意愿。虽然中国不乏闻名于世的军事家和勇武善战的将军，但他们基本上都是在自卫战争中涌现的。中国武术囊括十八般武艺，精彩绝伦，十分了得，但其主旨也不是进攻而是防身。欧美骑士、日本武士莫不以征战为荣，以征战为乐，就怕战争不大，惟恐征程不远。他们描写战争的文学作品，充满了对战争的讴歌和对勇武的赞颂。而中国古代描写战争的诗词基本上说的都是征战之苦，而不是征战之乐。打开唐诗宋词，这类作品比比皆是。比如岑参的一首七律是这样写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千尺冰，愁云惨淡万里凝。这种作品所反映的是中国人一种普遍的心态：这个仗不得不打，但实在是太苦了!苦到什么程度呢?将军冻得拉不住弓，都护冻得睡不着觉，放眼望去一片冰天雪地，一片愁云惨淡，这个仗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
中国人崇尚和平有其根深蒂固的经济基础，中国人的和平意识几乎是渗透到民族的血液和骨髓之中的。由此不难理解中国古代描写战争的诗词何以总是那样愁怅凄苦，而没有一点冲天豪气，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历史上强大而统一的中国王朝尤其是汉人王朝，从未产生过对弱小日本的侵略欲望。
安土重迁、崇尚和平本非坏事，但事情总有它的反面：安土重迁难免不思进取，崇尚和平难免重文轻武，久而久之，中华民族的性格中少了血性和胆量，多了安逸和保守，文官谙于世故，武将怯于疆场。鲁迅说：“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这句话真是一针见血。
封建的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是铸造中国人民族性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众所周知，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体制是极为庞大的、专横的和高压性的，懦弱顺从、缺乏血性就成了这种体制下的臣民们的必然性格。因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体系是极为庞大的、专横的、高压性的，个人与之相比，太渺小，太卑微，太软弱了。这种极大与极小、极强与极弱的对比使中国人从民族性格上派生出一系列的特点：轻则缺乏主见，缺乏自信和独立人格，追随大流，胆小怯懦，畏惧强权，忍气吞声，逆来顺受；重则软弱可欺，甘于压迫，奴性十足。在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下，只允许皇帝和官员出头，不允许平民百姓出头，所以中国古往今来告诫人们不要出头的谚语多得很。当年伪军投敌，基层官兵多数是随大流，挺身反抗的人极少。南京大屠杀时，十几个日本兵看管上千俘虏。实际上在那种情况下，如果有人带个头，大家就是用脚踩也把日本人踩成肉酱了，但就是没有一个人敢带这个头。抗日战争期间，在广大的沦陷区，一个班或者一个排的日本兵统治一个县城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卑微懦弱的民族性格使中国人和日本人在对待强者的态度上大相径庭。对于强者，日本人一是钦佩，二是学习，三是征服，怀着敬佩的心情把你打倒。如对待张自忠，虽然尊其为“现代关公”，但想方设法加以打击，直至将其打死。对待美国也是如此，你再强大也不怕，照样开战。中国人对待强者，一是敬佩，二是畏惧，三是躲避。敬畏，即敬而畏之，畏而避之，避不开就畏而服之，不是敬而学之。
当然，中国人当中并非没有顶天立地、叱咤风云的人物，但它并不标志中华民族的整体风格。大家可以想象，如果像谭嗣同、秋瑾、邹容、陈天华，像彭德怀、吉鸿昌、张自忠、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那样的人多了，日本再强大也不敢于发动一场旨在灭亡中国的全面战争。
第三，中国的内乱和内耗给日本侵略者以可乘之机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不仅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封闭性，也决定了中国文化和民族性格的内向性，所有的需求和因需求而产生的矛盾摩擦，都是从内部解决而不是通过侵略扩张寻求解决途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封建的中国必定是一个对外讲和平、对内讲斗争的国家，内部矛盾和内部斗争相当激烈。
地域广袤但四周封闭的地理特点也从自然环境方面强化了这一状况。
中国的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阿尔泰山、天山，西南面是喜马拉雅山，南面是十万大山和大海，北面是荒漠和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这种地理环境的特点是大而封闭。地大而物博，予取予求，应有尽有，无需向他国索取和掠夺；封闭则是指中国的四周不是高山即是大海，严重阻隔着中国与邻国的交往。这种大而封闭的独特的地理因素，强化了因小农经济而造成的中国民族性格和矛盾斗争的内向性。
国民党内部的激烈的派系斗争，不仅给外敌以可乘之机，而且直接促使一部分民族败类投入日本侵略者怀抱，在日本人的卵翼下残害自己的同胞。汪精卫也好，大大小小的伪军头目也好，有许多人投敌叛国的直接起因正是内部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