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的金融意识怎么样

‘壹’ 英国人与德国人谈判风格的对比，或者文化的差异都可以，要求详细一点的，分数不是问题

英国人的谈判风格
1、英国人不轻易与对方建立个人关系；
2、重视礼仪，崇尚绅士风度；
3、不能按期履行合同，不能按期交货；
4、做成生意的欲望不强。
英国人的绅士风度为众人所知。由于民族工业的发展，航海技术的发达，强权加外交形成了帝国联邦，多少年来形成严格的等级观念及不同礼仪。英国人善于交往，对人和善，容易相处，谈判较灵活，对建设性意见反应积极。在商务谈判中富有“外交色彩”。由于“外交色彩”也使谈判达不到商务谈判的节奏。
对英国谈判者自应礼仪相待，否则不够“修养与风度”，两者交往会有距离。英国人喜欢对方与己“同级”亦具“绅士的风度”，对话会更容易。否则，“绅士风度”的另一面------高傲，也会被“外交色彩”掩盖着悄然而出，戏耍你一番而不解决问题。此外，应利用其“修养与和善”，揭露其技术、价格上的问题，使其窘迫而放弃所持立场向自己靠拢。只要保持礼貌相等，适当直率从事也可以使其松垮态度得到改善。
如何与英国人做生意？
谈到英国人和他们的谈判作风，我们可以看出，英国各地区有某些共同的特征。你应该注意，联合王国由四个民族组成，而不是一个，现在这四个民族较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
英格兰当然是最主要的民族。事实上，其它国家提出英格兰时，往往本意就是指联合王国。而且，大多数英国人在谈论英国时也用英格兰代替，但有时这样做并不适当，他们不自觉地漠视了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人的情感。因此，不要把英格兰人叫做英国人。
英国商人有一个共同特征，这就是他们对出口的几乎所有产品经常延迟交货。进口英国商品的商人对这一点一致抱有不满的态度，并且也是各地的商人都知道这一点。英国人对这个问题已有很多论述，并且也作了很大努力去改变这一点。但是，英国依然没有什么改进，也没有采取什么有力措施，那种拖延意识依然牢固地存在于现代出口贸易中，要使这种局面改观，得需要好多年。此外，要使世界各国的客商消除对英国的这一印象，即使用不了几代人的时间，至少也需要很多年。英国为什么有这种坏名声呢？我不知道。很多在英国建厂的美国和日本公公司已经设法使他们的出口产品的交货日期符合国际标准，但即便是福特和通用汽车公司，也不能彻底根除这一问题。
当英国经理在国外谈判时，这总是一个问题。有了这个公认的缺点，英国谈判者很被动，经常不得不接收一些本来是过于苛刻的交易条款。谈判者会在一份英国合同上就交货订立索赔条款，因为只有这样才可靠。即使英国人保证准时交货，对方也会以下列问题反击：“如果你确实可以准时交货，那么，你不必害怕索赔，而你如果害怕索赔，你显然不能保证按时交货。”
英国是19世纪初期第一个进入工业化的国家，那时英国的公司在技术上占据世界领先地位，并在旧殖民帝国体系中取得垄断地位。这种情况可能使他们养成了不遵守交货时间的习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1945到 1955年，英国再次拥有一个垄断市场，它的很多竞争对手已退出商业领域，直到后来治好战争创伤。另外，当时英国所生产的任何东西都可以卖掉，这又使英国人忽视了作为现代贸易国家应该遵守的基本要求。如果交货条件是贸易的唯一标准的话，那么，除非英国能够做出改进，否则它在出口贸易中会遭受灭顶之灾。幸运的是，交货条件只是英国产品出口的条件之一，在很多情况下，这个条件也不是很重要的条件。
英国是一个贸易大国，虽然它在世界贸易总额中的份额不断下降，但其出口绝对量依然在扩大，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第一，英国的工业技术具有一定的优势；
第二，英国人具有较强的科学和技术发明创造能力，这使得英国贸易商可以将其产品销往世界各地。
可是科技不再由英国垄断了，“朝阳”工业（如通讯工业）对英国是个挑战。一旦竞争对手掌握了新技术，英国就再也不可能有技术能力避免其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不断迅速下降。
在这种不幸的结果（对英国人而言）到来之前，不能说英国谈判者已进入了死胡同，人们指责英国“交货道德很低”，（换句话说，英国的贸易伙伴不信任英国所做出的承诺（但人们又觉得英国的技术不错，这是英国谈判者在与世界其它国家进行交易时经常碰到的。只要他们能在优点缺点之间取得有利于他们的平衡，他们就会长期占据国际贸易舞台。
另外，在最近，大多数面向出口的商业谈判者采取了与他们的外国客户建立经常的直接联系的做法。毫无疑问，英国公司相对于他们的竞争对手来说不善于从事日常的业务访问。也许英国公司为了在这方面与竞争对手竞争，他们也开始改变了做法。毫无疑问，如果你要在出口市场上保持较高的销售量，经常派出高级经理人员去各国访问是极其必要的。这样不仅加强了和客户的联系，而且也是间接提高了胸在当地代表机构的地位和干劲。
英国谈判者有另外一个弱点，即除了说英语以外不会讲其它语言。把英语当作母语的人总有点傲慢自负，他们设想世界上其它人都会讲英语或学英语。他们是不会很快改变的，因为许多国家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只有法国是例外。
英国人口有5600万，其中4600万是英格兰人，他们在国际贸易中代表英国。英国人素有绅士风度，在交易中即使形势对他们不利，他们仍保持高度诚实，尽管他们大部分人并不是真正的绅士。例如，英国经理中有 80％以上的人不合格，仅有7％具有大学学历。他们的经营方式缺乏正规的标准，和国外经理相比，他们的素质很差。
他们在进行谈判时，事先准备很差，在谈判的关键阶段又非常固执已见，也不愿花费很大力气。英国大部分有能力、有成就的企业家都不是在英国出生的，这并不是偶然的。战后许多外国人从国外移居到英国，许多人成了商店老板和小企业家，有的成绩显着并成功地取代了当地的企业家，这一现象最好说明了英国人经营管理能力的不足。值得注意的是，很多英国人在美国生活得很愉快，工作也相当出色，这说明问题的症结在于文化传统而不是在于天生的素质。
从英国谈判者的顽固态度中，可以看出他们缺少商业管理素质。他们采取一种非此即彼，不允许讨价还价的态度。因此，很多传统企业被新型企业家接管和重组，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这些新型企业家了解世界市场的变化并准备尝试新的方法。投资不力，忽视质量，拖延交货和不守信誉不应该成为英国人骄傲的资本。
如果英国公司把这些缺陷改正，他们可以在世界上作出奇迹来。英国谈判者缔结的很多合同给他们带来了很多利润，并争取到了持续不断的业务，这说明英国并不是完全没有希望了。作为一个国家来说，不应自暴自弃，要克服掉本身的弱点。
苏格兰人可分为两部分：有一部分生活和工作在苏格兰，另一部分分散在世界各地。我们可以想象第一部分人很具有理财意识，这使他们非常小心谨慎，只是有时太过分，致命使企业不能繁荣。另一部分人在所处的社会中保持很高地位，同时也保留了他们的理财意识。
在苏格兰，很少有机会建立一个真正大的企业。它的经济只占英国的1/10，很多关键的企业是其它国家建立的，只有爱丁堡的金融中心是个例外。并且，它的很多资金投到其它国家和地区。因此，大多数有才能的谈判者都移居他处，在新环境中发挥他们的出色才能。苏格兰人总是把精力放在钱的问题上，但由于他们缺少贸易资源，所以在国际贸易中不占有重要的位置。
在和英国人交谈时，应注意不要涉及爱尔兰的前途，共和制优于君主制的理由，乔治三世治理英国经济的方法，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承担义务最多的国家以及大英帝国的崩溃原因，等等。
安全的话题包括天气、英国的继承制度和皇室家族条注意不要说“英格兰的女王”，尤其在威尔士和苏格兰更不能这么说。要说“女王”，或正规地说“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国王”。
在夏季（即从学样放假开始的7月初到8月底）贸易活动不太多，另外，从圣诞节到元旦这段时期也是如此。英格兰从1月2日开始恢复商业活动，但在苏格兰，一般要到1月4日以后。去英国做生意时，可以打几次高尔夫球，很多合同就是在打高尔夫球期间签订的。
一般讲，除了个别例外情况，英国旅店、餐馆和商店向你提供的服务，其标准比不上美国。但是，遇到这些情况时，你也不必小题大作，怨天尤人，因为他们的服务水平就是这样，并不是针对你一个人的。
英国人总是闷闷不乐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比其它国家的人更少得到服务。这种状况你是无力挽回的，因为他们的这种性格已经根深蒂固。

德国人的谈判风格
1、思维缜密，考虑问题周到，有计划性；
2、十分讲求效率；
3、十分自信、自负；
4、重合同、守信用；
5、对待个人关系非常严肃。
德国人与英国人的谈判方式迥异。德国人的谈判特点是准备工作做得完美无缺。
德国人喜欢明确表示他希望做成的交易，准确地确定交易的形式，详细规定谈判中的议题，然后准备一份涉及所有议题的报价表。
在谈判过程中，德国人的陈述和报价都非常清楚、明确、坚决和果断。他们不太热衷于采取让步的方式。
这种谈判方式与德国人的性格有着惊人的相同之处，他们考虑问题周到、系统，准备充分，但缺乏灵活性和妥协。
如果经验丰富的谈判人员运用这种方式的话，它的威力是很强大的，这在报价阶段尤其明显。一旦由德国人提出了报价，这个报价就显得不可更改，讨价还价的余地会大大缩小。
与德国人打交道的方法，从程序上看，最好在德国人报价之前就进行摸底，并做出自己的开场陈述。这样可以阐明自己的立场。但所有这些，要做得快速。因为德国人已经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他们会非常自然、迅速地把谈判引入磋商阶段。
如何与德国人做生意？
德国人有一种名符其实的讲效率的声誉，他们有巨大的科技天赋，对理想的追求永不停息。他们企业的技术标准极其精确，对于出售或购买的产品他们都要求最高的质量。如果你要与德国人做生意，你一定要让他们相信你公司的产品可以满足交易规定的各方面的一贯高标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对你在谈判中的表现的评价取决于你能否令人信服地说明你将信守诺言。
他们在进行商谈之前肯定要进行充分的专业准备。这种准备不仅针对你要购买或销售的产品，而且也包括仔细研究你的公司，看你是否可以作为一个潜在的商业伙伴。例如，他们想知道你的公司资信到底如何，你的建议是否反映出这种资信。在资金问题上，他们特别保守，不愿冒风险。因此，你应该准备回答关于你的公司和你的建议的详细问题。
他们的企业融资大多依靠银行（和英国不同，他们不依赖证券市场来筹集企业资金）。世界上的银行都是小心谨慎的典范。
德国能够发挥作用，在于它具有经济势力——坚实的货币（宪法规定货币由联邦银行而不是由政府控制）和强大的生产力，就是这种实力的两个象征，而这种实力并不是建筑在高度投机性的投资之上的。德国人只对牢靠的项目投资，使用妥善的融资手段，从而稳固地获取收益。他们选择合作的外国公司，必须是可以提供一些当地没有的东西，并且必须是不会使德国的经济力量受到损害。
因此，德国人宁愿购买本国产品，并不是纯粹出于民族主义（不像法国人那样）。国内公司比国外公司受到更仔细的审查。德国公司一般在当地都已取得信誉，因此如果它能达到必要的标准，它就比国外的公司更容易得到生意。但德国并非在所有的技术和产品方面都处于垄断。如果外国人在技术方面有德国比不上的优势或者外国人的产品具有德国人所要求的高标准，他们也会购买这些外国产品。
你要向他们表明你公司的产品可以满足他们的要求，而做到这一点是很艰难的。不要认为你可以轻易地把你那具有独特价值的产品卖给德国人，虽然这种产品是他们急需的。他们可能是渴望购买你的产品，但是从他们的谈判方式上，你绝看不出这点。
德国人非常善长商业谈判，他们一旦决定购买就会想尽办法让你让步。德国谈判者经常在签订合同之前的最后时刻试图让你降低价格，因此，你最好有所提防，或者拒绝，或者作出最后让步。他们会对交货日期施加压力，尤其是当你从英国的美国分公司向他们供货的时候（英国人不按时交货的特点使它在欧洲声名狼藉）。他们的理由是他们自己有极其严密的生产计划，因此你必须保证按时交货，以满足此种生产计划。因此，为了做成生意，你不仅要同意遵守严格的交货日期，可能还要同意严格的索赔条款。为了保护他们自己，他们甚至可能会要求你对产品的使用期作出慷慨的担保，同时提供某种信贷，以便在你违反担保时他们可以得到补偿。
事实上，当你处身于德国人所安排的风暴如画的谈判环境地——例如在一间漂亮的并且可以俯瞰四周绿色田野的房里——你可能会不知不觉地接受任何条件，大部分德国的工业企业都是在战后重新建立在现代化的建筑之中（内部和外表是如此），周围的风景通常很优美，特别是在巴伐利亚州。
德国人最善长讨价还价，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具有争强好胜的个性，而是因为他们对工作一丝不苟，严肃认真。无论你的企业在你自己的国家里多么有信誉，他们都要调查你的企业的情况，只要可能，还要让你的产品在他们的或你的工厂中作实际演示。在他们开始讨论你的产品价值之前，正要向你和技术人员及客户了解情况。因此，你在交易的初期不能太着急。
在德国做生意面临一个竞争的环境。谈判者会利用这一事实对你的价格施加压力，他们经常提到潜在的竞争，使你不至忘记这一点。由于他们和你做生意是因为他们目前不能在当地得到你的产品，所以他们会利用其他人的竞争来向你的产品进行挑战。竞争是真实存在的，而你对市场的占领可能只是暂时的，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你必须下定决心才能避免在价格上作出过多让步。
为了打入德国市场，你一定要在各方面都干得十分出色。为了保住市场，你必须保持技术上的领先。最重要的是，你一定要达到并保持高质量标准。否则，你的技术就会被德国竞争者获得并加以改进。
德国谈判者的个人关系是很严肃的，他们希望你也如此。如果你和德国谈判对手不熟悉，你要称呼他“史密特先生”（或“史密特博士”），而不要直呼其名“弗里茨”如果对方是20岁以上的女士，你应该称呼她为“史密特夫人”，穿戴也要正规，要习惯于在所有场合下穿一套西装。无论你穿什么，不要把手放在口袋里，因为这被认为是无礼的表现。
如果你在商业谈判时迟到，那么德国人对你那种不信任的厌恶心理就会溢于言表。因此，你要准时到达，并牢记他们通常比美国上班时间更早（早上八点以前），而下班更晚（有时到晚上8点）。 只要你的产品符合合同上的条款，你就不必担心付款的事情。德国人对其商业事务极其小心谨慎，在人际关系上又正规刻板，并且从外表就可以看出那种天生具有的竞争性。

‘贰’ 如果希特勒不发动战争，只发展经济，德国能成为世界一流强国吗

不会，理由唯有三个：地理因素、领国限制以及一战历史“遗产”，这些因素注定德国不会成为世界一流强国。

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残害简直要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但是他对德国经济的促进却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一战失败后，德国经济陷入停滞，高赔款、失领土以及金融风暴导致的全民破产，一些德国境内的犹太人还在赚“死人钱”，过度的物资垄断，让德国人生存难上加难。后世能看出，这应该是希特勒对于犹太人的狂热憎恶的导火索。

希特勒用顶级执政者的魄力，让德国民众“集中力量干大事”，并且用宣传强化民族意识，让每一个日耳曼人都成为民粹。民粹是驱动国家团结的最好动力，但是它带来的灾难通常是战争。在民粹主义濒临顶点，希特勒顺应德国人的想法带着自己的私心发动了这场让全世界人类不堪回首的二战。

当时的德国想要发展经济，就必须集结国民力量，欧洲各国至今依旧没有找到比民粹主义更好的粘合剂，何况是希特勒主政的时代。简而言之，战争是德国想要复苏的唯一办法，是历史的必然，只发展经济的德国经济连复苏都做不到，更别谈世界一流强国了。

‘叁’ 德国汽车产业为何能在金融危机之下一枝独秀

这场金融海啸，其实就是以美元结算主体，所形成的金融危机
在这场危机下，策略、技术、人才，都成为了摆设，只有充足的资本，才是硬道理

德国的现在，不代表德国汽车产业完全就能独善其身，德国汽车主要是以欧元作为结算货币的，相对美国车企，其所受到的冲击相对要小些

而日本汽车业，从起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两方面来看，日元结算是无法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他们都是以“美国消费”为基础的，其对美国经济依赖程度相当高，所以受到的冲击就很大

‘肆’ 德国经济是走怎样的道路的

浅谈德国统一与德国现代化
我们在探讨现代化问题时一般考虑的是社会层面的因素，比如产业结构的变化、科学 技术的发展、新兴阶级的形成或是新的思潮的传播。这在本质上属于一个渐进的自然的 变化过程。而统一问题主要涉及的是一些政治层面的事件，如统一力量、统一方式或是 统一策略等等。这更多地属于剧烈的人为的速变过程。这两种不同性质、不同时空的过程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然而，在德意志近代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统一与现代化之间 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特殊关系。政治上的分崩离析一直是德意志民族发展史上的重大不 幸。1517年的路德宗教改革揭开了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统一运动的序幕，然而统一 是披着宗教的外衣进行的。随着西欧的现代化浪潮向周边推进，德国社会也深受震荡， 此后的统一运动开始与现代化紧紧地结合起来。1807年开始的反拿破仑战争，1848年的 德意志资产阶级革命，都深深地打上了现代化的烙印。现代化客观上要求统一的市场， 现代工业资产阶级也需要统一的民族国家作为其民族利益的代表和保护神，现代化离不 开国家的统一。同时，现代化的发展，工业革命和工业化的进展，对德国的统一也起了 巨大的推动作用，德国的统一同样也离不开现代化，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讲它是现代化的 产物。因此，德国的统一和德国的现代化之间是一种密切相联、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 关系。
一
现代化问题在德国一经出现便与德国的统一紧紧地交织在一起。这是德国历史发展的 必然，更是德意志民族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
近代英国和法国早就确立了统一的民族国家，解决了统一问题。对内，这些民族国家 的专制王权为了巩固其统治致力于度量衡的统一，道路的建设，关卡的消除及金融系统 的建立，促进了自由贸易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外，专制王权奉行重商主义和殖民主义 ，保护国内工商业的成长，开拓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市民阶级在专制王权的襁褓里得 到了很大的发展。英、法等统一的民族国家遂也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德意志社 会虽受影响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30年战争中，英、法甚至是瑞典等民族国家为 了本国利益而浴血奋战，而此时的德意志诸邦还在相互厮杀，统一的德意志民族的意识 还是很淡漠。如果说，在18世纪，德意志人开始有了一种民族意识，那么也仅仅只是一 种流传于思想界、知识界精英观念上的浪漫主义的文化民族主义[1](第112页)。这与英 法等民族国家基于共同政治意志与经济利益而形成的“政治民族主义”有着显着的差异 。即便是到了18世纪中后期，雄心万丈的弗里德里希大王也没有提出过要统一德意志之 类的话。那么，到底是什么事件或是什么因素最终使统一问题提上日程?笔者认为这个 事件便是拿破仑战争，这个因素便是现代化对德意志社会的影响。
从1800年的马伦哥战役到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拿破仑同封建欧洲进行了历时15年的 战争。毗邻法兰西的德意志受战争的打击最为巨大。1805年第三次反法联盟的失败及《 普兰斯堡和约》的签订和“莱茵联邦”的建立直接导制了神圣罗马帝国的解体。至此， 形式上的德意志国家不复存在，如何重拾旧山河提上了日程。1806、1807年普鲁士军队 和普俄联军的失败及《提尔西特和约》的签订使普鲁士这个曾经拥有30万平方公里土地 ，逾1000万人口和25万军队的强邦，连同它那自称为欧洲最强的军队，以及曾被资产阶 级视为进步和理性之所在的开明专制主义精神一道，陷于全面崩溃的境地[2](第241页) 。拿破仑军事上的胜利代表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是统一的资产阶级国家的胜利。以普 奥为代表的德意志的失败反映了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分裂的诸侯专制统治的没落。拿破仑 战争沉重打击了德意志的封建专制制度，破坏了德意志强固的封建分裂格局，客观上有 助于德意志的统一和社会内部新因素的兴起和成长。1803年，德意志有关邦在拿破仑战 争打击下召开的一个全帝国代表会议取消了112个邦国，使邦国数减少到30几个，德意 志在统一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更为重要的是，战争中产生了德意志的政治民族主义 ，人们意识到：落后是由国家的分裂造成的，于是，新的社会力量出现了，它以西方的 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为旗帜，要求国家统一和政治自由。在它看来，自由和统一是不可 分割的。普鲁士虽然元气大伤，但它是全德惟一独立的国家，是德意志希望之所在，只 有复兴普鲁士才能统一德意志、复兴德意志。因此，全德精英分子聚集于普鲁士，共话 改革。同时，军事上的惨败使普王无力实行专制统治，也意识到了对封建农奴制进行改 革的必要性。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德意志自由主义贵族和民族主义者得以推行改革，拯 救德意志，出现了1807年开始的施泰因——哈登贝格改革。改革虽只在普鲁士残存的一 半国土上推行，却具有全德意义：它既为德国历史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即开始走上了 现代化，又为德意志提供了统一的力量。与此同时，拿破仑在莱茵兰地区推行的资本主 义改造使莱茵兰地区成为德意志境内最先转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地区，促成了一个德意志 现代工商业资产阶级，为普鲁士改革者提供了可借鉴和效法的榜样。1815年后莱茵兰最 发达地区归属普鲁士成为此后德意志现代化的火车头，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了“莱 茵文明”，它不仅发展成为全德的重工业基地，而且成为德意志自由和统一运动的中心 。
统一是德意志民族发展的客观要求，现代化是当时的时代精神，拿破仑战争最终把这 两件关系德意志民族生存的大事提上了日程，并促成了两者的结合。
二
19世纪20年代，德意志工业开始繁荣、活跃起来。三、四十年代是德意志现代化的起 动阶段。德意志现代化一经起动便与德意志的统一事业息息相关。拿破仑战争虽然归并 了大量的诸侯国，但德意志依然处于30多个邦国的分而治之之下。这种分裂局面在德意 志现代化启动之后愈来愈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民族分裂问题的克服已成为德意志 现代化必须突破的关卡。德意志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和德意志民族统一的先驱弗 里德里希•李斯特为建立德意志关税同盟和全德铁路系统所作的努力，把德意志现代化 的进步和实现民族统一的进程紧紧地结合起来，首先在经济上成功地突破了这种分裂局 面。关税同盟和全德铁路系统成为当时德意志现代化和统一运动的最主要的载体，是德 意志现代化和统一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最典型的体现和最完美的结合。李斯特曾 贴切地描述道：“铁路系统和关税同盟是连体双胞胎；它们在同一时刻诞生，彼此肢体 相连，只有一个思想和一个感官，它们互相支持，追求同一个伟大的目标，即把德意志 各个部分联合成一个伟大、文明、富足、强大和不可侵犯的民族”[3](P.347-377)。
在拿破仑战争的影响和李斯特的倡导下，德意志各邦意识到铁路在政治、经济和军事 上的重要性，掀起了铁路建设的热潮。1835年德国建成了长6公里的第一条铁路，1939 年建成铁路133公里，到1845年德国一共建成20条铁路，长达2871公里，1849年全德的 铁路长度超过了法国。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德意志的铁路建设达到了高潮，开始形成铁 路网，到60年代末，现代德国的铁路格局基本形成。据统计，德国铁路线的长度(不包 括奥地利)，1850年为5822公里，1855年为7781公里，1860年为11026公里，1865年为13 821公里，1870年为18560公里[4](P.93)。普鲁士铁路在其中占了主要份额：1850年为3 869公里，1870年为11520公里[5](P.376-380)，从而控制了全德铁路网的运营，巩固了 它在德意志的经济领导权。铁路建设极大地带动了煤铁钢等重工业的发展。铁路网的建 成便利了德国煤炭的开采，使德国煤炭产量急剧增加，到1860年时，德国的煤产量已超 过比利时和法国。煤矿的开采给钢铁工业提供了丰富的能源，铁路又成为铁的主要消费 者。1861年至1870年，德意志的制铁业出现了强劲的高涨，生铁产量超过法国逼近英国 [6](P.2)。普鲁士新建立的炼铁、铁器制造和机器制造企业，为全德之冠，占70%以上 。铁路事业发展的结果，还带动了一些新兴工业部门的建立。50年代建立的电报业，60 年代建立的化学工业和光学工业以及银行业和股份公司的建立也开始促进德意志的工业 化。铁路事业发展的另一个后果是促进了德意志各邦国的联系。全德铁路网的建立不仅 在经济上方便了交往，促进统一市场的形成，而且大大增进了德意志民族的政治文化和 思想交流，增强了德意志统一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
以上论述表明，铁路建设和全德铁路网的形成成为德意志现代化的强大拉力，使德意 志社会的整个经济结构和阶级力量的配置发生了“决定性的，实际上是革命性的变化” [7](P.235)。而资产阶级力量的增强客观上又需要一个统一的政府和广阔的市场，从而 有力地推动了统一大业。正如当时的诗人把铁路称为“德意志统一的结婚绶带”，铁路 不仅在经济上，还在促进德意志各地区的思想交流和自由、民主思想的传播上起着重大 的作用。普鲁士也因其对全德铁路网的控制而成为德意志诸邦中的领头羊，并最终成为 德国统一的中心力量。
关税同盟的建立与全德铁路网的形成一样，在德意志现代化和统一进程中同样占有重 要的地位。它的建立使德意志民族在尚未得到统一的情况下，事先造就了统一的内部市 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经济上的统一。可以说关税同盟从倡导之日起便具有两个 明显目的：现代化和统一。
由于奥地利对德国统一持冷漠和否定态度，给了经济上强大的普鲁士以争夺全德霸权 的机会，它越过德意志联邦，执行一种全德性的关税政策。1828年普鲁士与黑森——达 姆斯塔特缔结的双边条约和1829年与南德商业同盟缔结的条约奠定了1834年关税同盟的 两个重要步骤。受奥地利支持的中德商业同盟遭到孤立，开始分化。1831年黑森选侯国 转入普鲁士关税体系，打通了普鲁士东西领土之间的壁垒，建立了一条通往西部的关税 桥梁。1833年把上述的缔约条约合并，产生了德意志现代化史上意义深远的关税同盟。 1834年1月1日关税同盟生效，其他小邦纷纷加入，到1836年1月，已拥有居民25151000 人，占1871年统一时德国居民的85.6%，一个巨大的德意志国内市场逐步建立起来。这 样，日益增长的德国国内产品能按统一的方针销售了。由于奥地利的自我孤立，德国政 治上同时也是经济上和地理上的二雄相争局面首先在经济上消除了[8](P.77)。当时很 多仁人志士都意识到经济联合对政治统一的巨大促进作用。普鲁士财政部长莫茨在给国 王的备忘录中对可以预见到的后果这样写道：“……收取进关、出关和过关税仅仅是各 国在政治上的分裂所造成的后果，如果这一点确是政治学真理的话，那么反过来说，这 些国家结成关税和商业联盟的同时，它们也必将统一成一个政治体系，这也应当是真理 ……德意志将统一在普鲁士的霸权之下。”[8](P.77)全德铁路系统的形成和关税同盟 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德意志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壮大了德意志资产阶级力量。资产阶级 力量的壮大又推动了小德意志地区同普鲁士经济一体化。从19世纪40年代起，关税同盟 为保护自己年轻的工业，对内部采取自由贸易，对外部和外国采取一定的关税保护，这 种政策受到大部分资产阶级的欢迎，也使普鲁士容克阶级大受其利。在资本主义强有力 的影响、渗入下，容克阶级也被卷入现代化——工业化的浪潮，并不自觉地参加了德意 志民族统一运动。
到1852年，除奥地利和汉堡等个别地区外，所有其他各邦都已相继加入关税同盟。铁 路不仅把东部农业经济区同西部钢铁工业区紧紧连接起来，而且把北海沿岸和南部山区 都拉入民族经济市场里来。各邦资产阶级大受其利，把普鲁士看成是自己在德意志的政 治和经济代表，并且这时他们已有能力保护关税同盟。1853年，向来与普鲁士不和的萨 克森王国政府准备接受奥地利首相施瓦尔岑贝格要求建立奥地利领导下的大德意志—— 中欧联盟的计划，但在资产阶级的压力下被迫站到普鲁士一边，支持关税同盟。南部和 西部各邦出现了支持关税同盟的真正请愿风暴。普鲁士在全德资产阶级的支持下终于挫 败了施瓦尔岑贝格计划。这场危机表明，各中小邦已不可能奉行自己的政策，他们已经 不再是同普奥鼎足而立的政治力量。奥地利也正是经济的落后而久久未能打入关税同盟 。1862年普法商约的签订使奥地利再也没有加入关税同盟的可能，并最终被其他诸邦抛弃。
19世纪60年代以来，小德意志地区的经济已同普鲁士一体化。据统计，1860年德意志 联邦铁路总的货运量为1700万吨，绝大部分由普鲁士掌握和承担。1846年成立的普鲁士 铁路委员会，60年代扩大为德意志管理委员会，采取多种手段向各邦渗透[9](P.8-9)。 在全德铁路网的有力支持下，关税同盟地区形成了共同的经济生活，完善了共同的语言 和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共同文化。德意志民族最终形成并得到巩固。经济的统一为政治 的统一奠定了基础。19世纪五六十年代德意志现代化的发展，特别是工业革命和经济的 发展，已经成为一种强制力量，不仅资产阶级迫切需要民族统一，连容克阶级甚至是一 些邦的诸侯贵族也感到，如果他们对抗统一的潮流，德意志将把他们抛弃。可以这么说 ：统一在德意志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强大而又野心勃勃的普鲁士在俾斯麦的运作 下，审时度势，最终以自上而下的王朝战争的形式排除了奥地利，统一了德国。德国的 统一是在德国现代化造就的资产阶级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下，是在现代化所造成的国际国 内有利形势下，更是在现代化创造的伟大力量(财力、技术和新式武器)的支持下相继击 败丹麦、奥地利、法国，顶住俄罗斯在战争后期的压力取得的。俾斯麦在德国的统一事 业中能取得成功，归根到底是顺应了现代化历史的潮流。
三
如果说德国统一以前现代化与统一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现代化对 统一的决定作用，那么在德国统一之后两者之间的关系更主要地表现为统一对现代化的 反作用。德国的统一极大地促进了德国的工业化。
(一)德国的统一是工业化所必要的政治先决条件，统一扫除了德意志经济发展中的最 大障碍，加速形成统一的民族市场
德国的统一不仅把整个德意志的经济紧紧地结合在一起，而且在德意志形成一种经济 民族主义。加入帝国的各邦在“自由贸易”和“关税保护”的激烈竞争中，在统一帝国 的全力保护与支持下，它们的工业实力和作用大多在这场竞争中大为提高。全德在对外 贸易中的入超局面也因此得以扭转：1872年德国的对外贸易中，进口为32.62亿马克， 出口为23.21亿马克；到1880年，进口下降为28.3亿马克，而出口则上升为29.23亿马克 [10](第366页)。如果说，政治上是普鲁士领导了德国，那么经济上却是普鲁士“融化 ”在统一的德国之中。统一成为德国经济现代化的巨大助力。这种具有统一价格、统一 法规的经济一体化进程，造成德国经济现代化的巨大容量。
(二)德国的统一，标志着普鲁士道路的最终确立
农业的资本主义改造的完成，为经济起飞打下雄厚的基础。德国不同于英国，工业化 的过程不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相反是在工业现代化的基础上，保护农业的发展，并 在工业革命中起相互促进的作用。“保护农业利益”虽然是为了照顾政权在握的容克阶 级的利益，但农业和工业之间保持一种比较平衡的发展却是德国经济现代化的特点和优 点。统一国家的建立使得“重商主义”的推行成为可能。从这个角度讲，统一对农业现 代化有着直接的影响。1879年俾斯麦承认对农业实行了保护关税以抵抗大量谷物从东欧 和美国涌入，1885年和1887年他又提高了关税。在国家关税的保护下德国的农业得到了 蓬勃发展。据统计，1870—1913年德国谷物产量由1500万吨增至3100多万吨。农业经济 的发展给德国工业化的发展注入强烈的兴奋剂，为发展工业提供了丰富的生活资料、生 产资料、原料、资金和充足的劳力。
(三)统一国家对经济的保护或者说是干预极大地促进了德国经济的发展
德国此时的经济在国际市场还远未能与英国相抗衡，为了保护德国的民族工业，更是 为了尽快提高其民族工业的竞争力，俾斯麦推行保护关税政策，设立铁路基金，确立铁 路法案和建立以中央银行为首的银行体系，进一步促进国内的经济联系和自由贸易，扶 持德国工业的迅速崛起。此外，俾斯麦出于国防上的考虑，把国家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 扩充军备方面，特别是修筑堡垒和发展与军工生产有关的重工业部门。军事交通运输业 和军火工业的膨胀又带动了钢铁、机械、冶炼等一系列重工业部门的发展。德国的统一 大大加强了国家力量，使其有能力推行所谓的“大陆政策”，营建起一种欧陆均势防卫 体系。这样就为德国的经济起飞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争得了20年和平发展的时 间。单就工业增长而言，统一前1860—1870年的年均增长为2.7%；1870—1880年即达到 4.1%；1880—1890年为6.4%；1890—1900年为6.1%。其增长速度远远超过英法等国，仅 次于美国[11](第110页)。世界历史表明国家权力并不一定能加速经济的发展，但应当 承认，19世纪后30年的德国，国家利用统一的有利条件，利用来自人民复兴国家的民族 意识，推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促进了德国的现代化。
(四)德国的统一有助于教育、科技的发展，从精神上保证德国经济现代化的快速进程
德国统一后，俾斯麦政府加强对教育的控制，颁布了一系列帝国教育法令。70年代完 成了近代教育革命，实行强制义务教育制。这使整个德意志民族的文化素养大为改善。 全德文盲率从1841年的9.3%，下降为1865年的5.25%、1881年的2.38%和1895年的0.33% 。在这个基础上，调整了中等学校的体制，大力开展职业技术教育，改革高等教育，建 立了一系列的科学研究机构。这所有的一切如果没有国家的统一筹备是无法想象的。在 国家的大力建设下，德国的科研能力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科研的发展直接带动了技术的 进步，而且德国人更善于把科研成果应用于生产、转化为生产力。科技人员与工人之比 ，到1896年已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当代着名的经济史学家卡洛•M•奇波拉对此 作了这样的评论：“正是德国人在19世纪下半叶对科学的偏爱使德国工业比英国和美国 工业进展更快。”[12](第194页)关于德国统一和重视科技教育同德国经济现代化之间 的关系，在1904年德国钢铁厂职工联合会庆祝大会上主持者不无自豪和自负的演说中得 到明示，他说，德国钢铁工业的辉煌发展可以“溯源于一种旺盛的事业心，在政治统一 后它鼓舞我们整个祖国……以不可抗拒的力量使我们的钢铁工业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如 果不是政治分裂起了阻碍作用，……我们钢铁工业早就达到这个阶段了”[13](P.468) 。<BR< p>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统一后的德国，在19世纪后半期，出现了历史上最引人注目和 最令人惊异的经济转变。在大约30年时间内，德国经历了英国用100多年才完成的工业 革命，将一个农业占统治地位的落后国家转变为一个现代高效的工业技术国家。
德国的统一不仅大大促进了德国的经济现代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德国的政治 现代化。德国的政治现代化始于1848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在这次革命中召开的全德国民 议会中诞生了形式上的德意志联邦政府和制订了德意志帝国宪法。1849年3月28日，德 意志帝国宪法获得通过。该宪法是德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最民主的一部宪法， 它是德国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构建的新的国家尝试。然而，由于当时德国还处 于四分五裂之中，资产阶级力量又很弱小以及普鲁士还不足以克服奥地利的阻碍，这部 宪法成了一纸空文。然而，在德国统一进程中诞生的这部宪法对德国的政治现代化影响 颇大，它是民主政体精神的“发源地”，为魏玛共和国宪法所直接继承。
德国的统一使新宪法的制定和推行成为可能。1871年4月16日，俾斯麦亲自领导制订的 帝国宪法，在新选出的德意志帝国议会上原样通过。就本质而论，帝国宪法是俾斯麦的 杰作，他使1867年制定的北德联邦宪法适用于整个德意志帝国。根据宪法，帝国的主权 属于各邦的代表，由邦代表组成的联邦议会是帝国最重要的机构，掌握国家权力。普鲁 士国王是世袭的德意志帝国皇帝。在国际法上他代表这个新的国家，有权宣战、媾和、 结盟、接受和委派大使。皇帝任命宰相和其他行政官员，也可免除他们的职务。皇帝还 有军队统率权，召集立法机构开会或宣布解散的权力，法律由皇帝签署并颁布。皇帝以 下设帝国宰相，由普鲁士首相兼任，具体负责领导帝国事务，然而他并不对议会负责， 只对皇帝负责。帝国议会是人民的代表机构，但实际权力很小。它没有一个对它负责的 政府，所以有人说帝国议会只能发表“独白”[14](P.176)。
和法兰克福时期的宪法相反，俾斯麦的帝国宪法是君主立宪的联邦制宪法，它谋求强 大的中央集权。基于该宪法原则建立起来的统一的德国依靠其强大的中央集权进一步巩 固了统一，比一切小邦分裂主义的倾向都来得优越[8](第156页)，并为资产阶级谋得了 巨大的国内外经济利益。然而，这种在“自上而下”统一促成下的政治现代化深深地打 上了普鲁士的印记。德国普鲁士风格的君主立宪是由君主和容克掌握实权，直接行使统 治权，它同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有着重大的区别，成为近代具有广泛影响的普鲁士式君主 立宪制模式。德意志帝国是现代意义上的普鲁士，即是“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 杂着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 事专制制度的国家”[15](第23页)。
不可否认，德国的统一和德国现代化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关系在双方的 实现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德国的统一是德国现代化的产物，没有德国的现代化就 没有德国的统一；德国的统一一方面成为德国现代化的动因，另一方面又为德国的现代 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成为现代化的强大助力。统一的现代化的德意志帝国终于于19世 纪后期威廉二世皇帝时代崛起于欧洲的心脏。然而历史表明，德国的统一和德国的现代 化存在着自身的特点或者说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病。那么，这种弊病可否在德国的统一和 德国现代化进程及两者相互的关系和作用中找到根源?
笔者认为可以。其一，现代化促成的统一使德国在民族问题上留下了后遗症。德国的 统一是在容克贵族领导下的现代化强制力(更是经济力)作用下实现的，然而这种容克可 以控制的强制力量，只能把奥地利排除在外，实现小德意志地区的统一。一方面，周边 大国英、法、俄决不允许在欧洲的心脏出现一个南抵地中海、北达波罗的海的统一的德 国，而普鲁士显然没有力量对抗这三个随时可能结盟干涉的国家。另一方面，容克力量 有限，如果采取“大德意志方案”，那么就意味着向哈布斯堡统治下的奥地利扩张，这 必然遭到波西米亚人的强烈反对，也会受到在奥地利处于统治地位的德意志人的反对。 即使普鲁士将整个奥地利置于统治之下，容克本身的根基必然动摇。俾斯麦选择了现实 可行的“小德意志方案”，统一了德国，然而不得不把奥地利的德意志人排除在外。这 就使以俾斯麦为代表的容克阶级陷入了两难境地：要么因失去德意志民族统一旗帜象征 而失去领导德意志的资格，要么它突破“小德意志”界限，从而使容克无力控制局面。 为了证明容克统治的合理性，威廉二世高举德国民族沙文主义的旗帜走上了侵略扩张的 道路。
其二，德国实现统一所依靠的力量和采取的方式使德意志民族主义深深地打上了普鲁 士的烙印。统一以后，德国民族主义在普鲁士封建的、军国主义传统的影响、渗透下恶 性发展，并随着德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扩张力的急速膨胀而于19世纪末发展起新形 式的民族沙文主义。德国统治集团利用各种教育机构向国民灌输民族沙文主义。1890年 12月，威廉二世发表演讲，要求学校培养“年轻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并要求学校“ 向社会民主主义作战”[16](第315页)。垄断集团也积极制造舆论、筹建组织，宣扬民 族沙文主义。1882年建立的“德意志殖民协会”，1894年的“德意志东部边疆协会”， 1898年的“德意志海军协会”和1904年的“反社会民主党帝国协会”等组织公开为德国 民族沙文主义摇旗呐喊。这种新形成的民族沙文主义与在德国统一后复活了的中世纪德 意志大统主义相结合，随着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的推行和扩军备战而迅速膨胀起来 ，并为威廉时代的军国主义政策提供意识形态的根据和自我辩护的理由，成为统治者推 行侵略扩张主义的动力。<

‘伍’ 德国是一个怎样的国家作为一个欧盟国家很富有吗对性的态度开不开放

德国在欧洲的经济实力有目共睹，国民总产值欧洲第一，全世界第三。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全世界经济受到严重影响，其中欧洲国家受影响严重，许多经济大国均出现了经济倒退的现象。德国作为欧洲经济第一强国，经济不但没有倒退反而增长了1.16%，之后在欧洲爆发的欧元危机，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国库空虚，经济几乎崩溃，失业率飙升政治动荡，是以德国为首的其他欧元区国家出资帮助扶持这几个国家才勉强撑过了危机。其中德国给予以上国家的贷款数额最多，属欧洲第一大债权国，包括俄罗斯、法国、英国、美国在内都与德国有债务关系。
德国的主体民族是日耳曼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享誉世界的优秀民族精神，严谨、认真、务实、开放是现代德国的标识，随着奥迪、奔驰、宝马、大众等全球名牌汽车在全世界的推广，德国品质也给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德国人以军工品质生产本国商品，不论什么品牌一提到德国制造几乎就是优质产品的代名词。德国是全世界最早实行人口普查制度的国家，她的税收也是全球闻名的。不得不提的是德国人的国民素质，德国是欧洲第一个实现全民普及教育的国家，对国民实行全民免费教育（小学到大学），全世界第一所现代大学-洪堡大学就诞生在德国，同时具有高等学历的人口占德国总人口的90%以上，就业率同样在欧洲排行老大。
德国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小到螺丝、灯泡大到核电站、水电站德国均有能力自行制造。基于本国税收制度的完善和高效率，德国拥有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国民福利待遇优厚，居世界前列。不得不提的是德国的国防工业，其在雄厚的工业体系基础上发展了强大的国防工业，创造出世界上第一辆现代主战坦克，第一部远程预警雷达、第一艘用于军事的飞艇、第一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空对空导弹，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其装甲部队在二战初期欧洲战场上所向披靡，无人能敌。尽管德国受二战战败的影响没有大力发展军事，但是其强大的国防工业体系和科研实力不可小觑。今天德国在全球军售市场上仍占有相当的分量，其武器先进程度高，性能均衡，售后服务好，着名军工企业有HK、莱茵金属、克虏伯、毛瑟兵工厂等。其中以HK公司为代表的mp5系列冲锋枪、G36枪族、G3突击步枪等装备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中国香港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毛瑟兵工厂的M1932型手枪更是在中国经受住了几十年血与火的考验，从北伐战争到抗美援朝战场都能看到它的身影，是无数中国革命先烈信赖的好伙伴和随身配枪。
关于性开放的问题，在德国所有从事性服务行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我国所谓的“卖淫”在德国是合法的而且有完善的法律法规对行业进行有效管理和保护。性服务业是仅次于工业、农业、金融业、IT业的第五大产业。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步伐，世界交流增多，这个行业在德国还有更大的发展空进。

‘陆’ 金融危机是什么意识

外部因素引起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国际传染并非近年方才出现的现象。1873年，德国和奥地利经济繁荣，吸引资本留在国内，对外信贷突然中止，导致美国杰·库克公司经营困难；1890年，伦敦巴林兄弟投资银行对阿根廷债权发生支付危机，加之当年10 月纽约发生金融危机，伦敦一系列企业倒闭，巴林银行几乎于当年11月份倒闭，只是在英格兰银行行长威廉·利德代尔牵头组织的银团担保基金救助下方才得以幸免，但英国对南非、澳大利亚、美国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贷款因此事而锐减，致使上述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危机一直持续到1893年；1928年春，纽约股市开始繁荣，汲干了本可投向德国、拉丁美洲的信贷源泉，导致上述国家和地区陷入经济萧条。中止发放海外信贷很可能加速海外经济衰退，后者又会反过来对导致这一切的国家发生影响。20世纪 90年代，伴随着国际游资的膨胀，国际货币、金融危机频繁爆发，根据巴里·艾森格林和迈克尔·博多在2001年完成的一项研究，现在随机挑出的一个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概率都比1973年大1倍，国际货币、金融危机的传染性也大大增强，往往爆发不久就如同传染病一样迅速从最早爆发危机的国家或地区蔓延到其他国家和地区。舆论界留下了许多描绘这一现象的词汇：1994年墨西哥危机的“龙舌兰酒效应”、“亚洲流感”、 “俄罗斯病毒”等等不一而足，而对货币、金融危机传染机制的研究也迅速兴起。由于多种危机传染机制需要在资本项目和金融市场开放条件下才能实现，在很大程度上，我国依靠资本项目的适度管制和金融服务市场低开放度而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幸免于难，但时至今日，随着我国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尽管我国资本项目仍未完全开放，危机传染的风险已经大大上升，震撼国际金融市场的美国次贷危机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表明国际金融危机传染机制出现了新特点。
广义的货币、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渠道可以划分为非偶发性传染渠道、偶发性传染渠道两大类，前者指在危机爆发前的稳定期和危机期都同样存在的传染渠道；后者指仅出现于危机爆发后的传染渠道。由于第一类传染渠道源于国家或地区间实际的经济金融联系，危机的传染来自宏观经济基本面的变动，因此又称为“真实联系渠道”，或“基于基本面的传染”，主要包括贸易联系与竞争性贬值、政策调整、随机总需求流动性冲击等途径。偶发性传染与经济基本面无关，仅仅是投资者或金融市场其他参与者行为(特别是非理性行为)的结果，因而又有“真正的传染”、“纯粹的传染”之称，主要包括内生流动性冲击、多重均衡和唤醒效应、政治影响传染等途径。但这些传染机制往往是建立在贸易联系和“中心”国家对“边缘” 国家投资的基础之上，是因为来自发达国家的机构投资者纷纷弃新兴市场资产而追逐母国优质资产所致。而就此次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的影响而言，贸易联系与外国对华投资机制的作用可能并不十分关键，反而是中国对外投资和中国企业海外上市可能成为最主要的危机传染途径，而且这样的危机传染途径的重要性还会日趋提升
未来两年将出现世界性金融危机
次贷危机导致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必须重新估计风险、分配资产，未来两年，发达国家资金将纷纷逆转回涌，加强当地金融机构的稳定度。由此将导致新兴市场国家的证券市场价格大幅缩水、本币贬值、投资规模下降、经济增长放缓甚至衰退，其中最为脆弱的是波罗的海三国和印度。新的金融危机将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压力，但中国资金也面临“走出去”抄底整合并购相应企业的好时机。
世界范围金融危机的乌云正在聚集，未来两年内，全世界将出现一次新型的金融危机。这一金融危机的最大受害者将是一些新兴市场国家，这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挑战和新的机遇。
资金流动逆转将导致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危机
为什么未来世界将出现新型的金融危机呢？这要从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经济体过去近十年来金融业发展的基本格局谈起。
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在过去近十年 ，受益于全球化的大趋势，经济不断繁荣，但这种繁荣的基础其实比较脆弱。这些经济体自身的储蓄相对不足，消费不断增长，经济的金融化趋势不断加强，其集中的表现就是家庭利用已有的金融资产，尤其是房地产为抵押，向银行借款来支持其日益高涨的消费。这一格局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消费信贷链的破裂，集中的表现就是美国的次级房贷危机。次级房贷危机导致美国的金融机构必须重新估计金融风险的成本，也使这些金融机构必须重新分配自己的资产，以降低风险。
反过来看，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过去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吸引了大量发达国家的资金，以墨西哥、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国为例，其证券市场上一半以上的资金来自于国外。日益高涨的海外资金不仅推动了本地资产价格的高涨，也推动了本地经济的繁荣，同时也带来了本地货币实际汇率的不断升值。这一系列过程为这些经济体发生金融危机埋下了种子，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两个地区：一是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不仅经常账户出现了占GDP 10%以上的赤字，同时财政赤字也日益加剧，国内价格上涨的趋势愈演愈烈，而且，这些国家还实行了与欧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这无疑是写下了导致金融危机最佳的化学反应公式。
另一个非常脆弱的经济体，就是印度。虽然印度经济在过去3年内保持了年均8%以上的增长率，但是其宏观经济的情况不容乐观：长期以来，印度的经常账户处于赤字状态，证券市场一半以上的资金来自于海外，通货膨胀率不断上升，中央政府也是长期处于赤字状态。
综合考虑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市场国家的一些经济情况，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在未来两年之内，世界经济很可能发生资金流动逆转的情形，那就是几年前从发达经济体争先恐后涌入新兴市场国家、追求高风险高回报的资金，在发达国家重估风险的情况下，纷纷逆转涌回发达国家，加强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的稳定度。这种趋势的形成无疑会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直接的影响，并最终导致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危机的形成。
新金融危机与亚洲金融危机的差异
这种金融危机同十年前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可能形式不同。十年前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主要形式是国际收支的危机，那时亚洲出现了大量到期的外债需要偿还，同时国际金融炒家纷纷挤兑，造成了这些国家外汇储备不足，以至于不得不让本币大幅度贬值。新一轮金融危机的形式不见得以国际收支的短缺为标志，因为今天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的外汇储备量是比较高的，同时由于吸取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这些国家并没有大规模举债，只是通过证券市场吸引了大量外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新兴市场国家不面临着金融危机，这种金融危机的形式是以大量的资金倒流从而导致本国证券市场价格大幅度缩水、本币贬值，从而导致本地投资规模下降、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甚至于衰退为表象的，这和几年前这些新兴市场国家经济高涨、资产价格泡沫化恰好形成了一个逆反的镜面图像。这一新型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很可能是波罗的楚游，从波罗的海三国可能传导至东欧各国，再传到南亚包括印度，之后再进一步传到其他一些新兴市场国家。
资金流动不能盲目放开，财政政策须保留一定的灵活性
一旦这样的金融危机发生，中国经济面临着怎么的挑战呢？可能的情况是，一部分外资的表现也会如在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那样纷纷出逃，对于中国的国际收支会产生一定的冲击，给中国经济带来一定的通货紧缩的压力，但对于目前高速运转（事实上是过快运转）的中国经济并不是坏事。而且，这一资金倒流的情况也会使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有所缓解。但是不容否认，这种资金倒流会对国内的投资规模产生一定的冲击，会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另外，由于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率的下滑，也会间接通过对中国产品需求的下降，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这些都是这一新型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我们必须看到，这一新兴金融危机的到来对中国也蕴藏着巨大的“商机”。在这一轮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很多新兴市场的资产价格将大幅度缩水，这将是中国资金出国投向这些国家的绝好时机，这也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整合并购相应企业的最好时机。为此，中国经济界需要做好资金上和项目研究方面的准备。从宏观层面上讲，宏观经济政策必须考虑到这一轮新型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在资金流动问题上必须稳扎稳打，不能盲目放开，要考虑到大量资金出走的可能性和由此带来的压力。当一轮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楚游的经济增长率必然会出现下滑，我们的财政政策必须保留一定的灵活度，在继续实行当前稳健财政政策的前提下，必须做好项目上和资金上的准备，一旦新一轮金融危机在周边国家发生，中国就可以转向积极的财政政策，找到一些有资金保障和社会效益的投资项目。
总之，新一轮金融危机的风险已经来临，全速前进的中国巨轮必须考虑到金融风暴可能带来的冲击，把握机遇，化解风险，我们的经济发展航程将会前途光明。
·原因
1997年7月2日，亚洲金融风暴席卷泰国，泰铢贬值。不久，这场风暴扫过了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韩国等地。打破了亚洲经济急速发展的景象。亚洲一些经济大国的经济开始萧条，一些国家的政局也开始混乱。
那么，亚洲金融风暴爆发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在观看了关于亚洲金融风暴的一系列报道和自己的研究之后，我找到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1.乔治·索罗斯的个人及一个支持他的资本主义集团的因素；
2.美国经济利益和政策的影响；
3.亚洲国家的经济形态导致。
一：乔治·索罗斯的个人及一个支持他的资本主义集团的因素：
“金融大鳄”“一只假寐的老狼”是对这个金融怪才的称谓。他曾说过，“在金融运作方面，说不上有道德还是无道德，这只是一种操作。金融市场是不属于道德范畴的，它不是不道德的，道德根本不存在于这里，因为它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我是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我会按照已定的规则来玩这个游戏，我不会违反这些规则，所以我不觉得内疚或要负责任。从亚洲金融风暴这个事情来讲，我是否炒作对金融事件的发生不会起任何作用。我不炒作它照样会发生。我并不觉得炒外币、投机有什么不道德。另一方面我遵守运作规则。我尊重那些规则，关心这些规则。作为一个有道德和关心它们的人，我希望确保这些规则，是有利于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的，所以我主张改变某些规则。我认为一些规则需要改进。如果改进和改良影响到我自己的利益，我还是会支持它，因为需要改良的这个规则也许正是事件发生的原因。”
众所周知，索罗斯对泰铢的炒作是亚洲金融风暴的导火线。他是一个绝对有实力，有能力的金融家，然而通过玩弄亚洲国家政权，来达到他获得巨额资本的目的显然是卑劣的。
二：美国经济利益和政策的影响：
1949年，新中国成立预示者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美国，作为资本主义头号强国，有了危机感。他通过强大的经济后盾在亚太地区建立起一个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韩国，日本，台湾直至东南亚，都成为美国的经济附庸。这给亚洲一些国家飞速发展带来了经济支持。七十年代，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经济迅猛发展。
但是，1991年，苏联解体标志着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美国当然不允许亚洲经济继续如此发展，于是，他开始收回他的经济损失。对于索罗斯的行为，他是纵容的。
三：亚洲国家的经济形态导致：
新马太日韩等国都为外向型经济的国家。他们对世界市场的依附很大。亚洲经济的动摇难免会出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状况。以泰国为例，泰铢在国际市场上是否要买卖不由政府来主宰，而他本身并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量，面对金融家的炒作，该国经济不堪一击。而经济决定政治，所以，泰国政局也就动荡了。
·启示
（1）一个国家经济的开放程度，是建立在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稳定的政权基础上的，只有经济实力雄厚，政权稳固才能谈及真正的发展经济。
（2）一个经济学家，只有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否则，他将不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并对经济发展起阻碍作用。
（3）只有提高综合国力，才能使一个国家立于不败之地。

‘柒’ 经济危机给德国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欧洲是介于美国和日本之间的经济体，没有美国好，但比日本的可用资源多。欧洲的崩溃将加大美国的负担，从而加快这一世界经济大崩溃过程。德国如果实施改革工会等措施以减少成本，虽一时有效，但是无法使经济最终复苏。如果通过减少成本来获得世界经济竞争的优势，那只是把一国的问题抛给了另一国，于世界经济无补。

凤凰卫视8月4日消息：近期公布的德国7月Ifo商业景气指数连续第三个月呈上升势头，似乎增加了人们对德国疲软经济的复苏希望。Ifo商业景气指数是欧元区经济增长指标中最受市场关注的一个指数。Ifo指数上涨之前，7月早些时候公布的另一个经济增长指标———欧洲经济研究中心(ZEW)的月度预期指标已经出现大幅攀升。两大指数先后上涨，让德国政府备受鼓舞。但是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德国央行(Bundesbank)在内的众多经济学家们对德国经济复苏不抱太多希望。

莱茵资本主义滑向日本式泥潭

“德国正面临经济危机。”这是德国最着名的研究机构———德国经济研究所(DIW)发出的警告。据中国经营报特约撰稿程忠良援引该机构预测：德国这个欧元区最大的经济体今年将发生轻微衰退，2004年的增长率也将令人失望。德国经济研究所警告说，德国目前面临的“最大危险”是通缩，物价水平持续下滑，导致需求低迷，增长受阻。

倡导政府与企业紧密合作的莱茵资本主义(Rhinelandcapitalism)正在缓慢瓦解。日本的现状可能是对德国的莱茵资本主义模式的未来的最佳注解。

过去10年德国的年均增长率仅为1.3%(比日本年均1%的增长率好不了多少)，这在欧洲是最低的。一位德国企业家表示：“20世纪的70、80年代，德国堪称世界的楷模。现在我们不断被人指为世界病夫、欧洲病夫。”

德国人在经济徘徊了10年后开始怀疑，这种经济不振是否会长期持续。衰退何以能够长期被人们所忽视？因为衰退时常被一些短暂的复苏、全球性冲突或那些夸张又未能兑现的政治许诺所掩盖。同时，还发展了其他一些经济不振的解释———技术鸿沟、股市泡沫、其他经济体衰退的影响。德国的高级经济智囊机构———“五贤哲委员会”前主席荣格·道吉斯(JürgenDonges)表示：“政府总是企图在其他地方找借口。”

衰退已经窒息了德国绝大多数关键的机构和行业。20世纪60年代，德国是世界上第一大药品生产商，现在，发明了阿司匹林的德国医药企业竟然无一能进入世界医药行业的15强。法兰克福的银行曾被视为稳定的堡垒，而如今，法兰克福将来保住主要金融中心的地位都成问题。

2002年，德国的DAX30股票指数是发达国家中表现最差的，企业破产案不断增加。如果德国经济长期衰退仅仅伤害的是8250万德国的福祉倒也罢了。但是，作为欧洲最富强的国家，德国还是欧元的基石，德国经济的衰退将辐射到整个欧洲大陆。

尽管施罗德人气颇高，但他未重振德国的繁荣，从而带来了这样的疑问：如果德国不能成为欧洲经济增长和政策的发动机，欧洲将变成什么样？一些德国人已经在谈论德国的式微，道吉斯表示，10年前，我们在谈论英国病；10或20年后，我们可能谈的是德国病。如果这样，德国将面临产业资本和人才流向海外的尴尬。而欧洲边缘的国家———爱尔兰、芬兰、英国、西班牙和中欧将担负起欧洲经济增长动力的责任，并改变欧盟的外交政策。

尽管德国的税率依旧很高，经济增长缓慢、雇佣体制僵化，德国和法国将继续是欧洲难以改变的核心，但不断升温的反美主义可能使外交政策引入歧途。而美国的决策者可能不理会这些，继续与他们合作。

不计一切代价追求稳定德国经济复兴之路漫长

其实，德国曾经研究了过去20年的经验教训，改革人士认为德国如果要保持自己的势力和影响的话，就必须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那又是什么阻碍了改革呢？简而言之，就是不计一切代价追求稳定。历史上，德国就一直拒绝变革；而从施罗德到地方政客，他们都尽力避免冲突与对撞，尤其是与劳工。在1月份的预算危机中，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工人发出罢工威胁后屈服了，有影响的保守派政治家就支持对劳工妥协。厌恶变革的心态也蔓延到工厂。企业必须与雇员谈判才能决定是否引进一台新机器，所以企业主都渴求放宽限制。INA控股公司的总裁吉尔金(Jürgen)表示，如果我们在斯洛文尼亚投资就不会受到这些约束。

一些体制性的障碍使德国难以控制开支、恢复经济，最突出就是自1950年就没有修改过的保护就业的法律。由于社会民主党与工会结盟，即使是基督教民主联盟这样的政党都不敢轻言与工会对抗。这导致企业不愿意雇人。由于担心各种失业补贴，一些企业甚至不敢开除最差的雇员，转而让优秀员工离岗。目前德国的失业率已达11%以上，这是非常危险的。

德国正在陷入一种“丰田—索尼”模式：大企业、低增长。过去10年，德国的出口稳步增加而国内消费萎缩。与此同时，德国的地下经济开始发展起来。非法劳工和地下经济活动在德国GDP的比例已经从1995年的13.9%上升到现在的16%。据统计，2001年德国有3630亿美元的经济活动没有纳税。

合并东德实现统一的经济后果开始让德国付出代价。两德统一可能耗资7000亿美元，而且至今还在吞噬德国每年GDP的4%。两国货币兑换时，对东德货币估价高出了四倍，过多地投资于东部建设、对西部工人征收重税以支付东部，这也是为什么德国在1990年以后，成为仅次于比利时的非工资成本最高的国家。德国真正在经济上实现统一估计要到2020年，而重建远未完成。

另一改革的障碍是德国人仍然觉得自己很富有，社会福利体系使大多数人生活无忧，真正在贫困线以下的德国人不足2%，他们缺乏改革的动力。

德国衰落将改变欧洲政治版图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说德国的社会机制在崩溃，德国工业各部门也并非全面衰退。一些德国政治家也意识到危机的严重性。2月2日的选举给施罗德及社会民主党一个刺激，随后施罗德宣布将与在野党合作，加快改革步伐。但东部一位州级官员认为，施罗德政府没有勇气推行根本性的改革。如果联邦政府表现出改革的意愿，各州的改革热情可能被唤醒。尤其是东部地区可能成为改革的试验场，一些州已经开始裁减公务员、雇用非工会员工以挑战工会。企业家要求更多的变革，如调减个人和企业所得税等。

战后德国的经济奇迹使人们忽视了这种问题，德国一度在外汇问题上坚持《稳定与增长公约》，要求加入欧元区的国家实行严格的财政政策。但现在，德国本身的预算赤字产生的不稳定，将使欧洲的经济协调陷于混乱。

如果德国不能实现强劲增长，欧洲就可能出现两种速度。欧洲中央银行也不可能继续降低利率刺激德国经济复苏，因为爱尔兰、芬兰等小国已经出现经济过热。如果德国不能平衡预算赤字，欧元的强势地位也将受到削弱。

欧盟缔造者的设想中要的不是一个孱弱的德国，如果德国不能实现复苏，就无法与中国和其他低成本出口国竞争。在国际问题上，德国如果立场不鲜明，就有可能失去世界性的影响力。在反恐战役中，德国不是一个可以指望的盟国。

对德国而言，一个最有可能的结果是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的变化。一个富足、成熟的国家如果趋向内敛，它就失去在世界事务中至关重要的地位。德国如果不能振作起来并找到一条复兴之路，就可能滑向无足轻重的境地。

‘捌’ 德国统一为什么会引起欧洲利率上升

楼上说得太长，也不知道说什么，很明显就是从其他地方粘贴过来的，
那我简单说一下吧

由于两德的统一，由于东德落后，经济陷入崩溃边缘，为了稳定东德的经济，就需要西德增加财政支出来补助东德，但财政的大幅度增加会使德国的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因为政府的财政支出会导致货币供给增多，而货币供给的增多是通货膨胀的根源），这就要求德国提高利率，以降低通货膨胀的压力
但这会造成一个问题，那就是，德国提高利率，而欧洲其他国家没有提高，就会使德国的利率比欧洲其他国家高，这样，投机资本就会把本国的资本转移到德国去套利，造成本国资本大量外流，于是，其他欧洲国家也被迫抬高利率以使和德国的利差平衡。

不知道我说得够清楚没有

‘玖’ 为什么德国要杀害犹太人

反犹有深刻的历史原因

在西方文化中，自古存在着一种排犹的情绪，犹太人被说成是：出卖耶稣的人、投机商人、不洁的人。犹太人是分布于西亚巴勒斯坦地区的游牧民族，原为古代闪族的一支，曾 建立古以色列国及犹太王国，后为罗马帝国所灭。由于不甘被奴役，数十万人民惨遭杀害，其余人口则被迫离开家园，四处迁徙，散居世界各地。

在中世纪的西欧，土地被人们视为最珍贵的财富，商业则是人们鄙视的行业。犹太人没有自己的国家和土地，到处迁徙，只能靠经商维持生计。他们迁到西欧后，遭到当地封建主的歧视。

宗教感情演化成普遍心态

犹太人在西欧遭到仇视还有宗教上的原因。基督教经典《圣经》之一的《旧约全书》，原是犹太教的经典，两教之间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基督教教义认为，耶稣的12门徒之一犹大出卖了耶稣，是犹太人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造成基督徒在情感上仇视犹太人。

在欧洲，尤以德国的反犹情绪最为严重。德意志民族和犹太民族都有很强的民族自豪感和使命感，犹太人自称“上帝的选民”，而德国人则领导了欧洲长达数世纪，德意志国王建立的“神圣罗马帝国”(962—1806年)的历代皇帝成了整个基督教世界的世俗元首。在普遍信仰基督耶稣、反犹的大环境下，德国统治者认为自己肩负着领导欧洲各君主国反对犹太教的任务。这种宗教感情的社会化，又逐渐衍化成一种普遍厌恶犹太人的社会心态，从中世纪到近代，一直在德国恶性蔓延。

公元13至15世纪，德国经济经历了一个巨大的发展阶段，但德国新兴资产阶级同那些经商致富的新兴的犹太人资本家产生了利益冲突，厄运再次降临到犹太人的头上。现实利益的冲突加上宗教信仰的差异，迫使大批犹太人被赶往东欧及美洲各国。这种反对犹太人的意识，在德国一直“遗传”到现代。

政治目的引发大屠杀

19世纪中叶，德国的反犹开始有了明确的政治目的。德国的政客们发现，面对当时的经济衰退，把犹太人定为罪魁祸首可以有效地消弭反对政权的声浪。当时在德国内部，民族主义思潮盛行，原有的宗教情绪在现实利益冲突的激化下，使人们本来已有的反犹情绪更加激烈，从而加剧了对犹太人的仇视。

一次大战后，德国成为战败国。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世界经济危机中，德国受到严重打击，国力渐衰。深刻的经济危机不仅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而且刺激了垄断资产阶级对外扩张的野心。“德意志民族必须从掠夺的土地和生产空间中寻找出路”，希特勒的这一争霸世界的主张，得到了德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拥护和支持。然而，实施建立一个德意志民族的日耳曼帝国的罪恶计划需要巨额资金提供财力保证。在国力衰落的情况下，希特勒把手伸向富有的犹太人就成为必然。

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党打着当时在德国流行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块招牌，宣扬德意志民族是优秀民族，把犹太民族视为劣等民族。为了蛊惑人心，欺骗德国广大民众，希特勒对这种种族歧视理论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周密的包装。一是按照他自己的社会逻辑，断章取义地摘取前人论述人口问题中的某些词句，拼凑成一个种族优劣的理论，为把犹太人打入劣等人种制造理论依据。二是利用早就深植于德国人民心中的反犹意识和宗教情结，大肆鼓吹“犹太瘟疫”的谬论。希特勒将此理论蓄意“嫁接”后，它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种族歧视了。希特勒利用历史上宗教的因素，为其灭绝犹太人创设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使这一理论更加具有煽动性。纳粹党还利用当时德国群众痛恨《凡尔赛和约》的心理，煽动复仇主义情绪，并把这种情绪转移到犹太人身上。正因为如此，希特勒一上台，便顺利推行了一整套疯狂的反犹灭犹政策，造成人类历史上一个民族屠杀另一个民族的罕见浩劫。

正如一些历史学家指出的，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的罪行，是“德国虚伪的政治家为其侵略战争对民众进行系统的政治愚弄和教化的结果”。

‘拾’ 德国为什么那么强大

纳粹党则反其道而行之：基本上不和别人争辩理论的它，此时几乎被建成了一个大公司，党员们无不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德意志人民生产自救的活动中去：有搞市场情报的，有搞推销的，有搞组织的，有搞运输的，有搞培训的，有搞财会的，对穷人们有求必应，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照顾、体贴他们，简直和宗~教组织或红十字会一样。不管什么人，只要一加入他们的行列，便能保证天天吃饱肚皮，从此不再失业。工人们不领工资－反正此时马克的价值同废纸一样－而是领大锅饭和一些实物补贴，比如衣服、工具之类，还负责介绍福利住宅。 对劳苦大众来说，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刺激啊！负责发放大锅饭的纳粹党员一边往穷人们的碗里倒薯仔、面包和副食，一边淳淳善诱地对他们说：“您瞅，咱们这国家披山带河，沃野千里，要物资有物资，要科技有科技，年年得诺贝尔奖，物理、化学、医学，照单全收过。可说起这经济，咱就能搞成现在这样子呢？还不是因为当权的都被帝国主义收买了，什么正经事都不干，整天就知道贪~污腐~败，祸国殃民？您再瞅，街上的那些警察，就知道在咱老百姓面前神气活现的，其实个个不都是卖~国贼的小**吗？这些混帐王八蛋全都是德国人民的公敌！啥时候咱们希特勒主席上台了，啥时候咱们这苦日子才能有盼头哇！” 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在成千上万工农群众对他们的再生父母－纳粹党感激不尽的泪水中，1932年德国总理大选的胜负就已经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