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简述德国顾问李德指挥作战时出现的失误及其原因
首先指出的是，应该是苏联（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 他指挥作战的主要失误及原因，是因为他是教条主义者，生搬硬套了苏联军事学院的教学理论，不知道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变通
Ⅱ 红军时期的苏联军事顾问李德，请祥细介绍，
红军时期的苏联军事顾问李德（1900年～1974年），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奥地利人。
他是德国人，为何是苏联的军事顾问？
1928年越狱逃往苏联，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2年春毕业后，进入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因与王明较熟,被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派往中国东北收集日军情报。1933年9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军事顾问。
他是怎么死的？
病死的，1974年8月15日卒于柏林。
现在的党是怎么评价他的？
在指挥红军作战中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战术，反对游击战，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遭致失败。
李德的一生简介：
1900年9月28日生于德国慕尼黑，1974年8月15日卒于柏林。原名奥托·布劳恩（Otto Braun）。笔名华夫。一战期间参加德共。1918年参与创建巴伐利亚苏维埃。1926年被德国政府逮捕监禁。红军长征开始时，是军事最高领导三人团成员之一。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被撤销指挥红军的权利。后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抗日战争初期，任中共@中@央军委军事研究编委会主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教授。1939年夏去莫斯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加入苏联红军。1941至1948年在克拉斯诺戈尔斯克任教。1949年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定居，潜心着译。1964年任德国列宁着作德文版主编。对中国革命历史事实有一定程度的歪曲。
Ⅲ 苏联派的李德是怎么回事（红军）
李德的起初姓名叫奥托·布劳恩，德语是他的母语。隐退后一直住在东柏林，1974年秋天去世。
李德这个名字是他受国际共产组织的派遣到中国后才起的。李德在中国期间，使用过很多名字，奥托·布劳恩这是在护照上的名字，还有卡尔·瓦格尔，华夫是他在《红军报》发表文章时的名字，还有许多化名。李德是他常用的中国名字，意思是一个姓李的德国人。
生平简介:
李德于1900年9月18日生于德国慕尼黑郊区的伊斯玛宁，他的父亲是个会计，母亲是个教师。他的父亲去世很早，当时李德才6岁，便被送进一所天主教孤儿院，在那里接受了初等教育。他很勤奋，学习期间成绩一直不错，而且还获得了奖学金。到1913年的时候，慕尼黑的一所师范学院破格录取了他。1918年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打得如火如荼，他应征服兵役，上了奥地利和意大利前线，那时，他还是个列兵，一直在战斗的最前线。血与火使他很快成熟起来，同时也使他变得自负起来。一战结束后，他返回了慕尼黑，同年他获得了师范学院的毕业证书。
李德在上学期间，就开始了他的革命活动，1917年他加入了社会民主青年反对派，1919年4月，他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这是德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不久又被选入自由社会主义青年团慕尼黑委员会，并负责中等学校学生组织工作。
19岁那年，他参加了保卫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战斗，29天街垒战中，他手持毛瑟枪，指挥工人弟兄们同反革命的武装士兵浴血奋战，奥、意前线的战斗经验，使他在街垒战中，表现得异常出色。
巴伐利亚保卫战失败后，他被捕入狱，在狱中被关了整整三个月，后因为一次偶然的事件又误放了他。1919年秋，他逃亡到了汉堡，1920年到1921年他加入了汉堡党组织，到了1921年初，他在德共中央军政情报处工作。在两年中，他读了大量各种有关军事论着，同时也熟读了《拿破仑》、《苏沃洛夫》、《凯撒》等人的传记，他对东方军事家的传记却不屑一读。因此，有关东方的历史，包括风土人情他近似到无知的程度。他到中国来后，一不懂中国历史，更不了解中国农民，这就使他的指挥走向失败的结局，这种结局，在今天人们看来便不足为奇了。
1921年底的时候，他又一次被捕入狱，落到了反对者手里，这次没有人放他，而是他
自己联合起了狱中的关押者，一起越狱，最后获得了成功。1924年初的时候，他调到了中央委员会做情报工作，从事反对奸细和法西斯组织的特别工作。
1924年，他结识了女青年奥尔加·贝纳里奥，并吸收她参加了党的工作。他们结成了
夫妻。然而，因为特殊的身份和工作，他们的爱总是短暂的，1926年秋，夫妻俩双双被捕，投入了莫阿比特监狱。三个月后，奥尔加获释，而奥托·布劳恩却一直监禁到1928年春。狱中的生活，使他学会了俄文和英文。1928年4月，在战友以及妻子奥尔加的帮助下，又一次越狱潜逃成功。越狱后他过着东躲西藏的生活，后来德国共产党秘密地把他送到了苏联。
那时的苏联，十月革命已经胜利，共产主义的地位在全世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向往的天堂。那时，李德在苏联系统地研究了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经验和军事科学，同时也受到正规的训练。
到了30年代初，国际工人阶级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注意力渐渐转向了中国，那时，各国的共产主义者，还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从事这么伟大的群众武装运动，共产国际组织也在支持中国革命共产运动。
1932年，共产国际招待委员会派李德来到了中国，共产国际组织选派他来到中国，完全是因为李德不同寻常的经历。共产国际希望中国革命成为俄国革命的重演，城市起义是十月革命胜利的基础。李德于1932年春抵达哈尔滨，随后乘火车去了大连，又转乘轮船抵达上海，秋天的时候，住进了老式的阿斯特旅馆。大约一个月以后，他又搬进了一套美式公寓住所。那时，他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讲，由于对中国历史的不了解，对当时的中国革命的处境，看到的也仅是表面现象，但他的热情却是高涨的。他要在中国这张白纸上，涂满他理想的未来。通过他的努力，共产国际组织通过柏林银行给当时上海的红救会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和仪器。
李德一到中国，就很快体现出了他这个日耳曼人的工作作风，严谨，勤奋。
他拿着史沫特莱的介绍信去了一趟北平，靠史沫特莱的引见，他又认识了埃德加·斯诺和海伦·斯诺。斯诺夫妇当时在燕京大学任教，他们夫妇当时并不怎么信任这位自负的德国人，而李德同时也不信任他们。
李德到中国时，上海的共产党地下组织在蒋介石的秘密打击下已土崩瓦解，许多共产党员被枪杀。白色恐怖使共产党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无安身之处，只有赣南的朱、毛中央苏区正处在一派兴盛之中。上海党的领导在1933年初就从上海转褹E到了江西瑞金。李德是后来才到达瑞金的，在上海期间他等来了国际组织派来的又一名高级顾问曼弗里德·斯特恩，他的俄国别名叫弗雷德。
上海是苏联地下活动中心，许多国际组织的情报人员都是德国或美国籍，美国人最受欢迎。化名克莱伯的弗雷德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曾显赫一时，和李德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在澳大利亚和匈牙利军队中服役，曾被俄国人俘虏，加入布尔什维克后，他参加了苏联国内战争，随后去了伏龙芝军事学院。
李德到中国之后，就知道他支持中国共产党内博古领导的那一派，由在莫斯科留过学的坚决拥护苏联路线的一批中国青年组成，王明是他们的领导。李德一到中国，很快便得到了博古这些拥苏派的信任，他对博古等人大谈凯撒、塔西陀、拿破仑……谈起正规战争更是津津乐道。李德一到中国，便很快地否定了毛泽东的游击战，他认为红军时机已经成熟，是该打正规战的时候了，于是推行了他的街垒战术，归结为“猛烈的短促突击”，而这个战术并没能有效地消灭蒋介石的部队，相反却让蒋介石的部队得寸进尺，一口口地正在吃掉苏区。
隐退后一直住在东柏林，1974年秋天去世。
Ⅳ 1938年有6位德国顾问留在中国帮助抗日,他们为何不愿回德国为何宁愿与家人长期分离为何不顾家人的安危
反法西斯联盟里有不少轴心国的国民，当时还有日本人帮中国人抗日呢，比如中西功，他们和自己国家政府的理念不合，所以反对自己的国家
Ⅳ 二战期间。中国的淞沪会战。为什么德国要派军官来指挥中国军队。还卖武器给我吗这是为什么
“德国派军官指挥中国军队”纯属无稽之谈，1937年存在少量军事顾问还是有可能的，但是离二战全面爆发也只有两年了。二战前德国在名义上依然是个正常国家，国民政府和德国、美国、苏联等国都存在贸易关系。德式装备和德国顾问都是拿稀有金属换来的，总体来讲是亏本买卖。
Ⅵ 民国时期的德国军事顾问是谁，帮助中国做过那些事情。
一开始是德国的十万陆军之父，冯*西克特将军，1933年到1935年他来到了中国，担任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在西克特担任团长期间，德国顾问对中国统治集团和蒋介石本人的影响力之大到了异乎寻常的地步。比起中国工农红军的顾问李德，他为蒋介石设计的“围剿”方案显然高明得多（这就是军事素养的差距）。他曾担任委员长委托人，代表蒋介石本人处理军政事务。星期二、五上午十时是国民政府军政部长、军校官员预约登记与西克特会面的时间，由于过时不候，大小官员们提前排队，成为一大景观。他为蒋介石提出的建军三大思想影响了蒋的一生。这三条是：1）军队为统治权之基础；2）军队之威力在于素质之优良；3）军队之作战潜能在于军官团教育之培养。
他于1936年12月27日死于心脏病。
西克特将军病逝后，由法肯豪森将军来代替他成为顾问团的团长，他协助中国发展自给自足的军火工业，帮助建立了长江以南防御体系， 法肯豪森对抗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拟订了抗日的战略总蓝图。这位正直的军人，对中国的军事训练，改革及部队装备、海空军、防空设施等方面投入了满腔心血，尽心尽责地做了大量工作。 由于中国和苏联签定友好协议，使得中德关系“蜜月期”到此结束。德国政府下令停止对中国的一切无偿军事援助，但德国将领法肯豪森坚持留在中国，继续为中国的军事，国防无私奉献着。直到希特勒以法肯豪森的家人来要挟，他才被迫离开中国。
1935年7月，他拟就的“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书”对二年后爆发的抗战的大致走向，有相当准确的判断，并起了相当大的指导作用。
在建议书中写道：
“目前威胁中国最严重而最迫切者，当然日本。日本对中国之情，知之极悉。其利害适与中国相反，故必用尽各种方法破坏中国内部之团结与图强，至少设法迟延其实现。”“设想则政府有坚忍意志，断无不抵抗而即承认敌方要求，沉默接受。鄙意民气即是造成抵抗意志，故不容轻视。苟领袖无此种意志，则人民亦不肯出而抵抗。抵抗意志必须有实力之兵力，方有固定之基础，目前中国陆军，故不能担任新式战争，但未若不可用持久抗敌，迫使其增加兵力，一切重要莫过于成立虽小而极端新式之国防军。”
“一旦军事上发生冲突，华北即直受威胁，若不战而放弃河北，则陇海路及其重大城市，即陷于罪前战区，对黄河防线，不难由山东方面，取席卷之势。对海正面有重大意义者，首推长江。敌苟能控制中国最重要之中心点，直至武汉一带，则中国之防力已失一最重要之根据，于是至内地，中国截分为二。”
“目前国军主力，俱集中于南部、西部，宜速抽调可以节省之兵力，分驻各区，使能应作战之用。凡作战所用部队，宜集中于徐州------郑州-----武汉------南昌------南京区间。北方则掩护陇海路及沿路有关生存之设备，故最初抵抗区务必向北推进，是以沧县、保定之线宜绝对防御，…….最后战线为黄河，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滥，增厚其防御力。东部有两事极关重要：一个封锁长江，一为警卫首都，两者有密切之联带关系。次之为武汉、南昌，可做支撑点，宜用全力固守，以维持通广州之联络。终之四川，为最后防地。”
他主持了长江江阴要塞的布防，凇沪线、吴福线、澄阴线的构筑。在中德军工间的合作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尽量使买卖双方互惠互利，各持所需。“极力介绍于中国最有利益而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物品及列定公平的价格，而不顾虑到原产地的情形和商号。”以致于有些德国公司气恼地骂他“是不是德国人？”
抗战爆发后，德国顾问的身影始终在最前线出现。华北、凇沪、徐州等等。德式样板师、德式装备在抗战初期，对支撑大局功不可没。
二战开始后，由于日德的特殊关系，1938年，德政府严令顾问团回国。甚至以不归国以叛国，取消国籍没收财产，要挟家人为胁。7月8日，冯法肯豪森等顾问在广州挥泪登船。
在作为法国北部及比利时德军最高长官时，冯法肯豪森在“中国辛特勒”的策应下了，依*自己的官职，尽力救助比利时被纳粹逮捕的地下反抗人士，使比利时并没有发生向法国那样的惨剧。
他是卡尔弗里德里希歌德勒和陆军元帅埃尔温·冯·维茨莱本两个反希特勒的同谋者的亲密朋友，而且很快开始憎恶希特勒与纳粹政权，并开始支持维茨莱本的一个有计划的军事政变。1944年7月20日的密谋失败后，冯法肯豪森就从一个集中营被转移到另一个集中营，直至1945年被盟国给以自由之身。
法肯豪森在1948年被送往比利时受审，并在1951年3月，他被控驱逐25000名犹太人以及处死比利时俘虏并被判处12年苦役。然而，他却在被判决3个星期之后无罪释放，因为有压倒性的证据证明法肯豪森曾尽力挽救犹太人和比利时人。法肯豪森死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拿骚。
但在中国他干的最有名的一件事就是36年他指导蒋介石掘开了花园口黄河大堤，造成了千里黄泛区，华北人民民不聊生，但是也有力的阻力了日军的进犯。
Ⅶ 为什么要派李德到红军中当军事顾问
李德根本不是共产国际派的军事顾问，军事顾问是后来王明在后来任命的，这帮教条主义杂碎真是一拍即合啊！说他们是教条主义，真有点对不起教条主义的概念，我甚至觉得这些人是在投机革命，包藏祸心！
Ⅷ 中国工农红军为什么要接受外国军事顾问的指挥
因为中国共同空军当时加入了是无产阶级联盟，所以需要接受外国军事的顾问，只会因为在苏联成功的经验。
Ⅸ 德国为什么帮助中国抗日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马克斯·鲍尔（Max Bauer）、赫尔曼·克里拜尔（Hermann Kriebel）、乔治·魏采尔（Georg Wetzell）、汉斯·冯·塞克特（Hans von Seeckt）、亚力山大·冯·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这些璀璨的将星、德军的精华，销声匿迹地来到了中国。他们以日尔曼人特有的方式，在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军事领域，留下了浓重的一笔。犹如一柄柄深藏鞘内的利剑，随时都会有惊人的一击。
蒋介石聘请的第一个德国顾问是马克斯.鲍尔
鲍尔是德国总参谋部军官，炮兵专家。他头脑精细，目光锐利。着名的兴登堡计划和总体战的战略构想都是出自他的头脑。时任总参谋长的鲁登道夫对他言听计从。故有人比喻：鲁登道夫是敲响德国战鼓的大槌，而鲍尔是大槌手。他是炮兵专家，一战中他发明的重炮出尽了风头。柏林大学为此而授与他名誉博士学位。在参加1920年3月旨在推翻魏玛共和国的卡普政变失败后，他浪迹于奥地利、西班牙、阿根廷。甚至在苏联红军中也担任过顾问。
1927年，他来到中国开始了他的顾问生涯。蒋介石与其关系融洽。鲍尔主张将军政大权集中于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大刀阔斧手段铲除一切离心力量，进行一切加强中央权威的必要改革。此外他对军队的裁减、重建、整训及经济的发展，重工业、航空运输业、农业、矿业的建设和中国财政体系改革等多方面都有有价值的意见。这深得蒋的赞许。在“蒋桂战争”中，他居间调度，计划周密得体，使蒋在军事指挥上觉得异常轻松。
但1928年5月，他突然因病在上海去世。（对其死因有一种传闻：由于他在“蒋桂战争”中，一直建议蒋对桂系除恶必尽，因而遭到西南实力派人物的嫉恨，在一次宴会中被下毒而死。）鲍尔来华时间不长，但他组建了顾问团，创立了顾问团的工作模式，规划了工作方向，为未来十年的中德合作奠定了基础。
鲍尔推荐的继任者是希特勒啤酒馆政变的共同参与者和一起入狱者赫尔曼·克里拜尔。蒋对这位前八国联军的中尉并无好感。双方在作战的战略思想上矛盾重重。蒋认为内战中军事和政治并重，实力和阴谋并重。而克里拜尔则对蒋“炮弹”、“银弹”甚至“肉弹”齐上的手法很为鄙视，认为胜之不武。加之他的威望远不如鲍尔，很难服众。因此一直同国民党官方和顾问团内部关系紧张。虽然在军事指挥上，他也称得上兢兢业业，在“中原大战”中亲赴前线筹划布防，协助蒋拟订作战计划
前德国国防军总参谋部作战处处长乔治.·魏采尔接任顾问团第三任总顾问。这位一战名将，拟订作战计划、实施作战指挥的能力很强。在作战方面是对蒋帮助最大的一个顾问。“中原大战”、围剿红军、“一·二八”抗战他都出力颇多。整军建军方面他也有所建树。
接替他的是蒋最喜欢、最钦佩、在华待遇最高的、来华地位最高的德国顾问-----前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汉斯.冯.塞克特将军。德方评价说，在他来华期间，德国顾问对中国统治集团和蒋本人的影响达到了异乎寻常、令人惊奇的地步。
法肯豪森对抗日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拟订了抗日的战略总蓝图。这位较正直的军人，对中国的军事训练，改革及部队装备、海空军、防空设施等方面投入了满腔心血，尽心尽责地做了大量工作。
1935年7月，他拟就的“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书”对二年后爆发的抗战的大致走向，有相当准确的判断，并起了相当大的指导作用。
在建议书中写道：
“目前威胁中国最严重而最迫切者，当然日本。日本对中国之情，知之极悉。其利害适与中国相反，故必用尽各种方法破坏中国内部之团结与图强，至少设法迟延其实现。”“设想则政府有坚忍意志，断无不抵抗而即承认敌方要求，沉默接受。鄙意民气即是造成抵抗意志，故不容轻视。苟领袖无此种意志，则人民亦不肯出而抵抗。抵抗意志必须有实力之兵力，方有固定之基础，目前中国陆军，故不能担任新式战争，但未若不可用持久抗敌，迫使其增加兵力，一切重要莫过于成立虽小而极端新式之国防军。”
“一旦军事上发生冲突，华北即直受威胁，若不战而放弃河北，则陇海路及其重大城市，即陷于罪前战区，对黄河防线，不难由山东方面，取席卷之势。对海正面有重大意义者，首推长江。敌苟能控制中国最重要之中心点，直至武汉一带，则中国之防力已失一最重要之根据，于是至内地，中国截分为二。”
“目前国军主力，俱集中于南部、西部，宜速抽调可以节省之兵力，分驻各区，使能应作战之用。凡作战所用部队，宜集中于徐州------郑州-----武汉------南昌------南京区间。北方则掩护陇海路及沿路有关生存之设备，故最初抵抗区务必向北推进，是以沧县、保定之线宜绝对防御，…….最后战线为黄河，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滥，增厚其防御力。东部有两事极关重要：一个封锁长江，一为警卫首都，两者有密切之联带关系。次之为武汉、南昌，可做支撑点，宜用全力固守，以维持通广州之联络。终之四川，为最后防地。”
他主持了长江江阴要塞的布防，凇沪线、吴福线、澄阴线的构筑。在中德军工间的合作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尽量使买卖双方互惠互利，各持所需。“极力介绍于中国最有利益而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物品及列定公平的价格，而不顾虑到原产地的情形和商号。”以致于有些德国公司气恼地骂他“是不是德国人？”
抗战爆发后，德国顾问的身影始终在最前线出现。华北、凇沪、徐州等等。德式样板师、德式装备在抗战初期，对支撑大局功不可没。
二战开始后，由于日德的特殊关系，1938年，德政府严令顾问团回国。甚至以不归国以叛国，取消国籍没收财产为胁。7月8日，法肯豪森等顾问在广州挥泪登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