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评述德国统一以后所推行的大陆外交政策
统一以来,德国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国内环境,对其外交政策进行了调整和重新定位,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德国的国家利益。
德国外交政策的调整,突出地表现为其大国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努力充当“全球玩家”;其中,外交的“正常化”是德国统一以来外交政策调整的主线。主要表现为:推动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坚持和平与反军国主义的安全防卫政策,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促进睦邻关系的发展。
统一后德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
1、继续坚持西方联盟,更积极地推动欧洲一体化
2、加强德俄关系,扩大德国在中东欧的影响
3、积极开展全方位外交,扩大在亚非拉的影响
4、积极“承担更大责任”,谋求成为政治大国
二、科尔时代的自主性全方位外交
一积极推进欧洲一体化,谋求欧洲主导地位
1、科尔政府“欧洲大厦”的战略考虑
2、科尔政府欧洲一体化的主要措施
二调整与美、俄关系,借助大国提高国际地位
1、借助美国,提高德国在欧洲和世界上的地位
2、积极谋求与俄罗斯建立友好伙伴关系
三承担国际责任,开展全方位外交,谋求大国地位
1、率先承认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独立
2、谋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3、要求承担更多维和责任
4、实现政策全球化,实施亚洲政策,特别是中国的关系
三、施罗德红绿联合政府外交政策-“没有顾虑的德国”
一德国外交政策重大调整的原因分析
1、德国外交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
2、以“9.11”事件为契机,摆脱历史束缚,重新确定大国地位
3、“文明国家”的外交理念
4、德国外交中的务实因素上升
5、德国外交正常化的实现
二施罗德政府的欧洲一体化政策
1、重新巩固德法“轴心”,共同推进一体化
2、推动欧盟内部建设
3、积极推动欧盟的扩大
4、加强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建设
5、就欧盟发展前景和内部改革提出建议
6、施罗德政府对国家利益的诉求
1、伊拉克问题引发德美关系危机
2、德美战略矛盾的深层次原因
3、德美关系危机的影响
四对施罗德时代外交政策的评价
1、施罗德外交使德国重返大国地位
2、施罗德外交没有掌握好平衡
四、默克尔大联合政府:全方位协调与平衡的外交政策
一默克尔政府外交政策的调整
1、大联合政府外交的连续性
2、默克尔对德国外交政策的调整
二大联合政府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
1、默克尔政府的欧洲政策
2、大联合政府对德美关系的修复
3、大联合政府的对华政策
这是大体的内容框架,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❷ 一战前德国推行什么样的对外政策
统一后德国经济飞速发展。1870—1890年,德国的工业发展形成一股真正的洪流。德国安全战略选择有所改变。影响国家安全战略选择的因素有:1.国家所处的安全环境,包括地理位置、实力对比、相关国家的政策取向等;2.国家对威胁的主观判断;3.国家对自身安全利益目标的界定。
德国崛起于旧的欧洲体系的中心,它的建立冲击着周边国家的利益,并改变着各大国之间的相对地位。德意志人居住的空间,恰好位于欧洲的中心地带,在欧洲是邻国最多的国家。欧洲的主要国家大都有其天然疆界,俄国则得益于其地理位置偏远。而德国南部的阿尔卑斯山,北部的北海和波罗的海虽可做天然屏障,但其东、西部几乎是完全开放的。兼并法国的阿尔萨斯、洛林给德国采矿业带来巨大的变化,洛林的褐铁矿蕴藏量估计为7亿吨,而德国其他地方的总蕴藏量不过3亿吨。这就使德国保护这一地区成为维护其安全利益的主要内容之一。法国的威胁并没有因为法国在普法战争的失败而减弱。而德国的东邻俄国,经过1859年的农奴改革后,实力有所上升,它向东南扩张,蚕食中国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它的扩张本性对德国的威胁仍然是巨大的。德国东西边界上弱小国家很少,很难获得新的领土,而且容易造成东西两线作战的局势。
统一后,促成德国工业化的第二个高潮。这个时期德国正处于工业化时期,经济发展迅猛。到一战前,德国经济已是欧洲第一、世界第二了。德国工业结合高技术的发展,已经控制了大部分欧洲的工业力量。到1903年时,德国已是个潜在的霸主了。这个时期德国工业从内向型向外向型转变,贸易额随之大增。1913年德国占世界贸易比重的13%,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国。德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要求与之匹配的是更为丰富的原料产地和更加广阔的市场,工业化时期积储起来的巨大工业生产力(物力、财力),本国市场已远远不能容纳。欧洲对于德国来说,扩展空间极小,要维护并扩大其经济安全利益,保护德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发展,只有把目标瞄向海外。1914年德国资本输出高达440亿,德国工业开始插足于世界市场的竞争。
随着自身实力的不断壮大,德国对安全利益的要求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康恩的“逐步升级战略”理论认为,利益强度的认定与一个国家的实力程度相关。当德国统一后实力与日俱增,对利益等级的认定就会升级,利益的范围更广,受威胁的程度更高。所以德国统一后,先是选择了建立制约性的同盟体系来维护帝国的安全,后来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又选择了进攻性的外交政策,争取世界霸权。前者是谋求力量的平衡,后者是谋求支配那些反对它或是可能威胁它的国家。进行这样两种战略选择,其实质都是想通过减损他国的实力来增大自身的安全。
德国实施了“大陆政策”和“均势外交”,其重点是削弱和孤立法国,阻止法俄接近,避免东西作战,阻止俄向中欧和南欧发展,形成英、法、俄、奥、意在欧洲的相互制约。19世纪70年代,俾斯麦试图进一步削弱乃至摧毁法国。俾斯麦于1874年写道:“谁也不应抱有幻想。法国再次强大之日,就是和平结束之时。”为了防止俄法联盟,东西作战,1873年,德国促成缔结俄国、奥匈、德国三皇协定。1887年,德俄签订“再保险条约”,德俄关系保持着稳定。1890年,德国政府不再续订再保险条约,认为它已不能阻止法俄联盟的形成。德俄关系开始公开走向恶化。德国由于争夺海外殖民地,同英国的关系开始由冷淡走向恶化。争取建立一个幅员辽阔的殖民帝国并在一些经济落后的国家中夺取“势力范围”,已成为德国对外政策一项新的战略任务。德国在亚洲、中近东、远东都进行了殖民扩张。1897年,武力强占了中国胶州湾。德国在瓜分中国的活动中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
最后,以德国为主的欧洲列强间的紧张局势继续恶化。国家间利益扩张空间的接近,资源稀缺与利益增长之间的矛盾是冲突成为现实,并且不断加剧的原因。一战终于爆发。
❸ 德国统一后俾斯麦的对外政策是怎样的他主张积极对外扩张吗
简单的说,两大方面:
一、“铁血政策”统一德国。
俾斯麦出任德意帝国的首任宰相,由于他是用“铁和血”统一德意志的,历史上称他为“铁血宰相”,他所奉行的政策,被称为“铁血政策”,后来发展为“专制和战争”的代名词。
二、“大陆政策”,建立了一系列旨在德国占尽优势的同盟体系。
在威廉一世统治时期,俾斯麦任帝国的第一任宰相,掌握实权,俾斯麦任帝国的第一任宰相,掌握实权。俾斯麦的对外政策重点是利用列强矛盾,彻底摧毁法国,称霸欧洲,即所谓的“大陆政策”。
总之, 统一德意志依靠“铁和血”,即凭借战争暴力,这是俾斯麦的纲领和信条。他出任宰相后,根本不听议会那一套空谈,他不理睬议会多数派否决政策拨款,也不理睬他们的指责,独断独行,擅自支付经费,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改革。在“为德意志民族利益”的口号下,他发动了对丹麦的战争,对奥国的战争,对法国的战争,终于以“铁和血”击溃阻碍德国统一的国内外反动势力,完成了德意志统一大业,1871年1月18日,宣布德意志帝国的成立。列宁指出:“俾斯麦依照自己的方式,依照容克的方式完成了历史上进步的事业。”
❹ 容克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德国的对内对外政策
德意志帝国成立后,俾斯麦充当第一任宰相。他大权独揽,坚决执行容克资产阶级联盟的路线,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国家统一和经济发展的措施。他的对内政策的核心是强化普鲁士容克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抑制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但尽量满足他们的经济要求,如发行全国统一的货币马克,成立拥有货币发行权的帝国银行,统一全国的法律和度量衡制度,建造和整顿铁路网,实行保护关税政策等等。这些措施使容克地主阶级满意,也得到资产阶级的拥护。
普鲁士容克地主对于德意志帝国的控制,引起西南小邦天主教贵族的不满。他们在议会中组成“中央党”,要求各邦有最大限度的独立性和天主教会的不受干预。俾斯麦为了打击中央党,便针锋相对地采取压制措施,迫使议会通过一系列反对天主教的法律,如1872年颁布学校监督法,不许天主教插手文化教育。1873年又通过“五年法令”,剥夺教会对教士的处罚权,并将宗教教育纳入国家监督之下。此后又发布法令,剥夺了教会对世俗婚姻的限制权力,并由政府直接干预主教教区的教务行政,又取消了国家对天主教教会的津贴。封闭不少天主教堂,从各方面削弱天主教会的政治影响。俾斯麦把这次冲突渲染为“文化斗争”。这场斗争究其实质来说,是一场加强中央集权、打击分离主义势力、巩固国家统一的斗争。但是,由于天主教势力的根深蒂固,中央党仍然坚持活动。俾斯麦为了集中统治阶级各方面的力量镇压工人运动,1878年和中央党妥协,相继取消了以前颁布的反天主教法令,天主教又恢复了以前的地位。
此后,俾斯麦将注意力转向对工人运动的镇压方面。1878年10月,俾斯麦借口两次谋刺德皇威廉一世事件,颁布了《非常法》,取缔社会民主党的一切组织,解散群众性的工人团体,封闭进步报刊,逮捕和放逐社会民主党人。《非常法》公布后两个月中,就有521名社会主义工人党人被监禁起来。俾斯麦在实行高压政策的同时,又实施了一些迷惑工人的社会立法,如《疾病保险法》、《残废和老年保险法》等。但是德国工人并没有屈服于俾斯麦的高压政策,也没有被他的小恩小惠所欺骗。他们在斗争中经受了非法和合法斗争的锻炼,工人运动更加蓬勃发展起来。
俾斯麦的外交政策是推行所谓“大陆政策”。这一政策的主要内容在于建立以柏林为中心的大陆联盟体系,旨在彻底孤立法国,建立德国在欧洲大陆上的霸权。他为了准备新的对法战争,竭力防止法国与俄国建立联盟,免得德国处于东西两线作战境地。1879年,德国与奥匈帝国结成反法、反俄同盟。1882年,意大利加入,形成了“三国同盟”。
德国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较少,从80年代起,便急于进行殖民地侵略。资本家们建立“德意志殖民协会”,大肆鼓吹殖民扩张,并着手向非洲发展。1884年德国夺取了西南非洲(纳米比亚),置多哥和喀麦隆于自己“保护”之下。1885年,占领了东非的桑给巴尔岛和坦噶尼喀地区,建立了所谓德属东非殖民地。此外,德国还在南太平洋夺取了新几内亚东北部和马绍尔群岛。但德国的殖民地掠夺远远不能满足资产阶级的要求。他们强烈要求更大规模的海外扩张。而俾斯麦为了加强帝国在欧洲的地位,不愿在殖民地争夺上与英国发生冲突,因而对德国的殖民扩张一直采取比较慎重的态度。
1888年6月,威廉二世即位后,不满意俾斯麦的跋扈,二人时常发生磨擦。1890年《非常法》实施期满,议会企图改变强硬手段,决定不再延长。威廉乘机诡称反对镇压政策,迫使俾斯麦于1890年3月辞职。其实,威廉二世的对内政策,和俾斯麦同出一辄,都是实行恐怖统治。此外,威廉二世还竭力迫害境内的异民族,并用沙文主义、军国主义毒害人民。
19世纪90年代,由于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愈益要求扩大商品市场和原料供给地。于是威廉二世提出了重新瓜分世界的“世界政策,”以代替俾斯麦的“大陆政策”。威廉二世的外交部长、后来的宰相毕洛夫公开叫嚷:“让别的国家分割大陆和海洋,而我们德国只满足于蓝色的天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也要求日光下的地盘。”于是德国在亚非各地加紧侵略扩张,1897年,强占了中国的胶州湾和青岛,次年又取得在山东建筑胶济铁路和开采矿山权。1900年,德帝国主义出兵镇压义和团运动。1903年,德国与奥斯曼帝国(1299~1922)订立条约,得到建造巴格达铁路的权利。这条铁路建成后将成为德国向近东侵略的工具。
德国的向外侵略,不仅引起与英国的尖锐矛盾,而且也影响到俄国的利益,俄德关系也紧张起来。20世纪初,德国为了向外侵略疯狂扩军扩战,准备进行帝国主义战争。
❺ 德国俾斯麦在位期间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
强硬政权。之前德国是分裂的,德意志也只是一方势力,就如战国七雄中秦国一样,秦一统天下才有大秦帝国。立国不久怎么还能急着对外扩张,像这样也没这实力。因此主要还是忙着和诸国建立邦交,稳定国内
❻ 德国外交基本原则和立场
民主德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 依据民主德国宪法,其外交政策所
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同苏联的友好互助合作
关系;支持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国家的斗争;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
平共处,并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合作;致力于欧洲的安
全和合作,致力于稳定的世界和平秩序,致力于普遍裁军。而到1989年民
德发生剧变之后,其外交政策的基点也逐渐发生变化。民主德国政府
1990年4月在《执政联盟原则协议》中规定其外交政策的主要任务是:把
德国的统一进程置于全欧的统一过程中,致力于通过全欧安全体系来推
动两大军事联盟解散的进程。
❼ 二战后德国的外交政策
从外部因素来看,当年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国家对德国的占领,在改造德国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但更重要的还是德国如何对待自己的过去。
应当说,德国分三个阶段采取了一个根本的政策,其核心就是“和合”二字,即通过对自己历史罪行的反省和认罪,来取得国际社会的谅解,先是融入西方国家,后是与东欧国家融合,最后把自己融入于一个大欧洲的框架中。用当年联邦德国之父阿登纳的话来说,就是德国必须与法国合二为一,这是解决一切分歧的办法。“和合”都是通过德国的自我约束、自我反省来实现的。
在上世纪50年代,德国采取了自我约束主权的政策,以归顺于西方国家。联邦德国把柏林和整个德国完全交由西方三大国处理,即使西方国家允许德国重新武装,德国也把这支50万人的军队完全纳入北约的指挥之下,自觉放弃获取核武器的权利,并保证严格采取防御政策,承诺永远不以武力实现德国的重新统一,同时同意数十万北约大军驻扎在联邦德国境内。这一阶段,德国的自我约束重点在于自废武功。这就消除了欧洲各国对德国重新武装的忧虑。
德国在取得西方的信任后,在上世纪70年代又把重点放到了争取东欧国家和苏联对联邦德国的宽容上。在勃兰特执政时期,联邦德国采取新东方政策,分别与苏联、民主德国和波兰缔结了和平条约,尤其是在联邦德国与苏联和波兰签订的条约中,联邦德国保证东部边界的不可侵犯性,宣布放弃使用武力,完全放弃了过去的领土要求。而德国领导人在访问波兰时,向被当年被德国纳粹杀害者的墓地下跪的举动,成为德国深刻反省历史的标志性行为。正因如此,联邦德国也取得了东欧国家的谅解,东欧国家对德国在东欧剧变中重新统一,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担忧。
统一后的德国继续实行融入欧洲的政策,并从一开始就是欧洲统一进程的重要推动者,在冷战后更与法国一起加速了欧洲统一的进程。作为欧洲统一进程加速标志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欧洲货币联盟的设想,主要是由法国总统密特朗和德国总理科尔提出。所以,德国采取的与西方国家、东欧国家和整个欧洲合二为一的战略,使德国很快被欧洲国家所接受,重新回到欧洲社会的大家庭中。
❽ 统一后的德国外交目标是什么如何做的
统一后的德国外交政策的目标是继续从事欧洲的统一事业,进一步发展北大西洋联盟,稳定和支持中欧和东欧的改革过程,在联合国认真负责地共同发挥作用以及同发展中国家建立伙伴关系。根据当时的世界形势和以上目标,科尔政府适时地制定了其外交政策的三项任务,以求在欧洲和世界上“发挥与其经济实力相符的作用”。
科尔为其外交政策制定的第一项任务是充当“欧洲统一的发动机。”第二项任务是建立全欧安全体系。第三项任务是加强世界秩序。
❾ 19世纪70年代德国外交政策的变化及其原因
1875—1878年近东危机,是继克里米亚战争之后东方问题的又一次高潮。欧洲列强都不同程度的卷入这场危机,而德国在整个危机过程中扮演着“诚实的掮客”,貌似中立,实际上却偏向英奥,这对当时的国际关系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一、欧洲列强的态度 巴尔干的严重局势引起了欧洲列强的不安,特别是英俄奥三个卷入最深的国家。奥国担心边境上出现一个由俄国支持的大斯拉夫国家,从而阻塞奥自失去中欧地位以来唯一剩下的向东扩张的道路。维护土耳其对巴尔干属地的统治有利于遏制那里斯拉夫势力的发展和扩大奥国在该地区的政治影响。再则,奥匈帝国害怕给国内斯拉夫臣民开创先例而造成国内分裂。而且,奥国在奥斯曼帝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利益也不适宜这样做。因此,奥国反对斯拉夫人的民族运动。德奥冲突由此不可避免。作为欧洲大陆强国,俄国的近东政策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避免外交孤立; 控制君士坦丁堡和确立有利的海峡体制;确保俄国在保加利亚的绝对优势。因此,巴尔干问题是俄国外交的中心,俄国力图借助插手斯拉夫民族起义,从而控制多瑙河各国,向巴尔干扩张,加强它对土耳其的影响。此外,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是俄国南部全部海上贸易的唯一通道,而反俄同盟的可能组织者英国也觊觎海峡霸权,因为这是英国从欧洲通往印度的生命线所在。在英俄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俄国更需要德国的支持。从近东危机一开始出现,迪斯累利便把它视为拆散三皇同盟的良机,因为在迪斯累利的心目中,三皇同盟就是一把无形的剑,刺痛了英国人的咽喉和心脏, 除去这把利剑对英国人的威胁成了他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和内容。他利用俄奥在巴尔干的冲突激化三皇同盟之间所固有的矛盾,采取了拉拢德国、引诱奥国、孤立俄国的外交策略。 二、德国在近东危机中的外交对策德国在东方问题上没有直接的利益,俾斯麦“公开宣称他对东方问题的绝对冷漠”,声称“不值得一个手榴弹兵为此牺牲”[1]p.29,但是近东大国关系的变化必然影响欧洲的外交结构。因此近东危机对德国是祸福相依:一方面,列强在巴尔干的争夺把欧洲各国的视线从阿尔萨斯、洛林转移到东方,也为德国利用东方问题分化列强提供了机会,有助于减少他们联合反德的可能;另一方面,俄英奥三国随时可能要求德国对各自政策的支持,德国任何的不慎举动都可能招致其中一方与法国结盟。因此俾斯麦致力于保持中立,使德国避免卷入大国在近东的对立,并尽量使其他强国之间存在某种对立的形势。他希望出现一个“政治上的整体局面,在这种局势下,所有强国除法国外全部需要我们;利用他们彼此间的关系就可尽最大的可能去阻止它们结成联盟来反对我们。”[2]p.284具体来说表现在:1、在避免俄奥冲突的前提下偏向奥地利俾斯麦多次谈到“我们能够容忍英俄关系的破裂,却不能容忍俄奥关系的破裂。”[3]p.33这句话显示了俄奥关系在俾斯麦外交优先顺序中的地位。然而奥地利和俄国在近东都有重要的利益,这些利益几乎不可避免的迟早要发生冲突。德国本质上不能够在奥俄之间作出抉择,否则不是有俄法携手联合使德国面临两线受敌的威胁,就是奥法可能结成复仇同盟,消弱德国的欧洲霸权。俾斯麦需要控制的奥俄关系的“度”是使它的两个盟国能达成某种安排而在巴尔干形成并立之势,同时又都需要德国的友谊。因此,俾斯麦支持以“俄奥和解”代替“俄奥冲突”,“消除俄奥之间任何可能的摩擦”[5]p.119,支持二者在近东问题上达成协定。比如安德拉西照会、柏林备忘录、赖希施塔特协定等。德国在柏林问题上也帮俄国做了干预,比如,德国反对奥国要求进一步消减俄国在保加利亚和东鲁米利亚的占领人数和期限;在索菲亚行政区和巴统问题上予以俄国支持等。但是此时,由于公众舆论的压力和均势的考虑,德国的对外政策重点已发生变化,德俄关系变得不可靠,德奥日益接近,德国在中立的幌子下做出了种种有利于奥国的表示。这些有利于奥国的表现是:第一, 1876年9月,为了保证得到德国的支持,沙皇在他的休养地口头探问德国的全权军事代表韦尔德将军:“一旦俄奥战争爆发,德国是否会采取像1870年时俄国所采取的那样的行动。”[7] p.355对于这个“会迫使德国不得不选定俄国而反对奥匈”的“博士问题”俾斯麦巧妙地作了如下答复:德国即不允许俄国的武器因欧洲联合而失灵,也不能容忍奥匈作为欧洲均势因素受到消弱或消失,实质上就是德国不允许俄国击溃奥匈。由此可以看出德国对于俄国的支持是有限度的,是以不损害奥国根本利益为前提的。德国的态度迫使俄国与奥匈妥协,于1877年签订《布达佩斯协定》。第二, 俄土战争后(1878年3月)签订的《圣斯蒂法诺和约》中建立大保加利亚的条款直接威胁到英奥在巴尔干利益。此时俾斯麦又以“诚实的掮客”自居,表示不介入东方问题。在英奥联合的形势下,德国的中立态度显然不利于俄国。俄国于是被迫接受国际会议的仲裁。《圣斯蒂法诺和约》之后,奥国向德国进一步靠拢,俄国对德国增加了不满。第三,1878年6—7月的柏林会议上,身为东道主的俾斯麦居中调停,声称自己只是个“诚实的掮客”,极力维护俄奥双方的利益,在俄奥争执中尽量保持中立。但事实上,俾斯麦的所有政策都是以不损害奥国的根本利益和与英国导致决裂为基本前提的,在大部分事情上支持英奥立场,这使俄国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被迫交出了所有胜利果实,比如放弃大保加利亚计划。俄国将这一切归咎于德国的支持不力,将柏林会议看作是“一次欧洲在俾斯麦领导下的反俄大联合”。[4] p.2032 主张与英国结盟德国主张与英合作,推动英国支持奥地利。德国主张英德合作原因是:第一,俄奥在巴尔干的冲突可能导致俄国与法国结盟,使德国在欧洲腹背受敌。与英结盟可以威吓俄国,使其认识到德国友谊的重要性,不致很快与法国结盟对抗德国,另一方面又可减少对奥地利的外交依赖,提高自身的大国地位。同时还可以牵制奥俄关系不发生急剧变化。第二,俾斯麦看到,由于在殖民地问题尤其是埃及问题上的冲突导致英法关系恶化,如果他把俄英拉到一起,法国就必将同俄疏远;如果俄国不愿离开法国,英国就会被迫同奥匈站在一起。无论怎样都可以减轻德国压力。因此,1876年1月,俾斯麦在会见英国大使奥多·拉塞尔时建议英德在近东合作,指出德国“可以通过对维也纳和圣彼得堡施加有益影响来支持英国在那里的利益” [4] p.40。而迪斯累利也知道,英国是一个海军强国,与俄国作战却需要强大的陆军作后盾。因此他决定乘机拉拢德国,利用德国强大的陆军,更重要的是可以就此破坏三国同盟。1876年10月,迪士累利试图与德国建立一个“维持现状的同盟”,而老谋深算的俾斯麦则提出交换条件,英德结成同盟反对法国。1877年1月,法德边界局势紧张,俾斯麦又寻求对德国行动的“中立”。 2月,俾斯麦进一步提出和英国结成反法秘密同盟的建议,但遭到英国拒绝,因为英国认为所谓的法国侵略和反德联盟并不存在。俾斯麦的危言耸听,目的在利用君士坦丁堡会议破裂后的混乱形势制造英俄不和,引诱俄国进行对土战争,给德国彻底击垮法国以行动自由。[4] p.91英国人不希望德国因再次打败法国而更加强大,拒绝了俾斯麦的建议。双方的同盟试探不欢而散。此外,俾斯麦还试图推动英奥在巴尔干的协调来增强他们与俄国的对抗地位。在英奥谅解谈判中安德拉西坚持既合作又保持独立的策略,并对德国透露了谈判的内容,俾斯麦表示“奥国可以信赖德国的支持”[4] p.110。经过3个月的谈判,双方以互换声明的方式达成了有限谅解。直到柏林会议前一周英奥才签订一份内容有限的“君子协定”, 双方相约在解决东方未来体制上采取共同路线。但在有《莱希斯塔特协议》和《布达佩斯专约》存在的条件下, 它只能是英奥互赠的一张空头支票。1878年4月3日,英奥谈判重新开始,俾斯麦应安德拉西之请对伦敦施加支持奥国利益的影响,英奥两国很快达成默契,于1978年6月缔结新的英奥协定, 把俄国占领保加利亚的期限为6个月。这项协定成为《柏林条约》的蓝本。总之,近东危机期间,俾斯麦有意与英合作,但由于不符合英国的均势外交政策,英国无意与德国结盟。对英国来说,合作是一回事,结盟又是一回事。结盟只会束缚住自己的手脚。而英奥协定的签订也只不过是英国瓦解三皇联盟的一步棋而已。 三、德国近东政策的评价 在近东危机期间,俾斯麦以“诚实的掮客”自居,其貌似不偏不倚的中立立场,实质上是联合英奥抑制俄国,这给俄德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柏林会议后,德俄关系恶化,“俄国的仇恨不是转移到它的劲敌英国身上,而是转移到原先当做朋友和盟国的一个德意志大国身上了。”[8]p.161正是由于柏林这个“诚实掮客”的欺骗与背叛,才使俄国在进行了一场胜利的对土战争后功败垂成而被英奥赢得“体面的和平”[9] p.51。之后,两国展开了两宰相之战和舆论战。在德奥关系方面,近东危机使德国认识到“它必须在俄国和奥地利之间择其一,而不是与两者都结盟”[1] p.30,而与奥地利结盟对德国更有利,因此,德国加紧同奥匈的外交接触,试图以德奥的紧密关系来弥补三皇同盟分裂,开始构建俾斯麦的大陆联盟体系。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如果说吞并阿尔萨斯一一洛林使法国投入了俄国的怀抱,那么向君士坦丁堡进军和柏林和约则使奥地利投入俾斯麦的怀抱。”[10]自普法战争以来,德国的力量不断上升。近东危机给德国一个表现机会,使其它大国都认识到一个崛起的德国已经屹立于欧洲中部。柏林会议所确立的英奥俄三大国在近东长期相持的态势给德国主宰欧陆事务创造了有利条件,无一大国能够单独问津柏林所占据的欧洲政治中心地位,以德国为中心的新势力均衡已经存在,德国作为欧洲强国的形象和责任被正式确立。 参考文献[1] 【英】Charles Seymour, PH.D. “Diplomatic background of the war (1870-1914)”, Yale university press. London.1916[2] 【联邦德国】卡尔·艾利希·博恩:《德意志史》,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3] 【英】Paul M. Kennedy, The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 1860-1914”,George Allen&Unwin,London.1980. [4] 朱瀛泉:《近东危机与柏林会议》,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5] Richard Shannon:“The Crisis of Imperialism 1865-1915”,Collins Publishing Group .London.1974.[6] 转引自 萧汉森、黄正柏:《德国的分裂、统一与国际关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7] 【苏】赫沃斯托夫:《外交史》, 第2卷, 上册,三联书店,1979年版[8] 【美】巴巴拉·杰拉维奇:《俄国外交政策的一世纪(1814—1914)》,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9] 王绳祖:《国际关系史》,第三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10] 转引自 江捷,唐志明:《略论19世纪70年代英国的近东政策及其影响》,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