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日本怎么那么怕德国人

‘壹’ 二战的时候 在中国的日本人 为什么那么怕德国人

二战是德、意、日面对全世界其他的大国 你如果对当时的各国战力真的有兴趣 可以看看袁腾飞的历史教学视频 他形容 德国战力如果是100 那么当时的日本只有1 意大利为负100 虽然夸张 但是当时日本横扫中国和南亚的陆军实力只能算世界3流 除去甲种师团 单个建制的火炮及机枪配置连欧洲三分之一都不到 更不要说重型坦克 整个二战打完日本都没有 全是无装甲的轻型坦克 可能也是没必要。。。因为敌人太弱。。。日本全力倾斜海军 造就了二战前、中期的太平洋霸主海军 由此而打通了海上运输线 日本在二战可以称道的两样 战斗意志、海军（海军航空兵）

‘贰’ 南京大屠杀时日军为什么对德国人拉贝十分

日德同盟
约翰·拉贝（John Rabe，1882年11月23日－1950年1月5日），是生于汉堡市的德国商人，以其在1937年—1938年的南京大屠杀期间的人道主义行为、以及作为南京大屠杀翔实证据的《拉贝日记》而着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拉贝因曾是纳粹党员而先后被苏联和英国逮捕。鉴于在南京时的功绩，得到国民政府每月金钱和粮食接济。由其本人所着的《拉贝日记》于1997年出版，并被译为中、英、日、德四种语言，被公认为是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数量最多、保存得最为完整的史料。

‘叁’ 听说二战的时候日本和德国的关系不好

二战时日本和德国，双方只是暂时的合作关系，合作之中有很多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希特勒本人对于日本的评价不是很高，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在中国胶东半岛的利益就被日本剥夺。

日本和德国在二战中的目的是不一样的，两个国家根本没有共同的利益。

德国在二战刚开始时是占据着明显的优势的，凭借着闪电战这一先进的打法，德国使用数量并不算太多的军队就快速攻克了波兰，强大的装甲部队逼得法国军队投降，而到了战争后期，希特勒决定攻打苏联，然而这一个想法无疑是错误的。

可是苏联和日本之间却约定好互相不打对方，以致于日本把大部分陆军兵力都投入到了中国战场，而德国军队却在苏联战场上损失重大，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也被美国所击败，德国和日本在战场上并没有同盟国那么联系紧密。

而后日本偷袭美国。这让德国对日本的意见更大，最后德国也顾不得日本的生死，不想让自己在世界上树敌太多，最后早早的就投降了。现如今这两个国家基本上没有任何往来。

因此德国对日本不看好，日本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不讲盟友之情。对于国家利益的拿捏。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先把自己的国家利益放在首位的，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共同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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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时日本为什么不愿意配合德国进攻苏联

日本没有配合德国进攻苏联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人不信任德国人。二战前，德国和日本虽然关系比较密切，但并不是一条心，两国只是因为共同的利益走到了一起，不管是德国人还是日本人都不信任对方，双方存在着严重的隔阂。

不过，在二战前，两国在对待苏联问题上目标还是比较明确的，反苏一直是两国的一个共同主题。在德国的怂恿下，日本人对反苏非常积极，以致于日本人在满蒙边界主动挑起了诺门坎事件，和苏联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不过在诺门坎事件中，德国人不仅袖手旁观，而且和苏联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并和苏联合伙瓜分了波兰。德国人的背叛让日本人非常恼火，对德国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

同时由于日本在诺门坎战役中遭到重创，日本北进战略破产，南下战略逐渐取代了北上战略，进攻苏联的事因此被搁置起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更不可能进攻苏联。一个强大的美国已经让日本焦头烂额，日本当然不想再增添一个强大的敌人。

事实上，由于日本在诺门坎事件中被苏联打怕了，根本不愿意招惹苏联，所以日本人一直在东北地区按兵不动，生怕苏联人打过来。

此外，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物资消耗剧增，特别是石油和橡胶严重不足，日本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源，不得不南下进攻东南亚。日军南下后，已经无力北上，更谈不上对付苏联。

如果日军北上，不仅增添一个强大的敌人，增加军事压力，也无法获得急需的资源，根本不划算，绝对是赔本的买卖。所以不管德国人怎么拉拢，日本就是不为所动，不仅没有进攻苏联，而且和苏联眉来眼去，保持了一种微妙的“默契”。

在苏联人最艰难的时刻，日本人竟然对悬挂苏联国旗的美国船只视而不见，让美国的物资源源不断运往苏联，让苏联人顺利的渡过了难关。可以说，日本不仅没有帮上什么大忙，而且给德国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在利益面前，德国和日本的隔阂凸显，各自为自己的利益着想，所以根本形不成合力，这也是轴心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肆’ 德国日本战败后的态度有什么不同，为什么

二战后，德国对自己的侵略行为做了深刻反省，1970年时任德国总理的勃兰特访问波兰时，曾当着来自全世界的记者面，在华沙犹太人居住区纪念碑前长跪不起。德国总理的这一举动以及德国人在战后的真诚道歉和一系列的实际赎罪行动，换来了世界人民对德国人民的谅解。但是，我们不仅没有看到日本政府做出类似的反省，我们倒是看见了日本政府的首脑小泉带头参拜供奉有二战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在日本，甚至有人试图篡改教科书中关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内容。日本政府的态度以及日本主流意识形态，必然造成日本国民普遍回避提及抗日战争。

记得在某年南京大屠杀纪念日时，中央电视台曾在南京做现场报道，我们看到，记者采访了好几位来自日本的年轻游客，可当问及：你是否知道“南京大屠杀”事件时，这些年轻的日本人不是回答不知道，就是呈现一幅惊恐不安，不知所措的面孔，且无一例外，都采取了仓促离去的方式。尽管出现在电视镜头中的日本人不多，但此种现象却是日本主流舆论不愿正视历史甚至竭力掩饰自己的罪行的必然结果。

日本人为什么不像德国人那样对发动战争进行深刻的反省而是竭力回避和掩饰自己的罪行呢？

显然，导致此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一种可能的原因是，由于日本人的罪恶太过深重，以至于他们自己都无法正视。

众所周知，做出侵略中国决定的，是日本政府，但实际具体实施罪恶行为的主要是侵华日军，而构成日军主体的士兵，主要是日本的平民百姓。

尽管在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战争机器的一部分后，这些士兵的道德观、价值观会因受日本军国主义的毒害和控制而与日本军国主义保持高度的一致，但是作为一个日本的普通百姓，我相信他们也会具有作为一个人的起码的良知和与整个人类相似的善与恶的标准。用精神分析的术语来说，作为一个人，就会有人所共有的“超我”。

我想强调，“人的超我既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也具有一定的可塑性。”稳定性，体现在人的一生都受其影响和制约，表现出相当一致的行为模式。而可塑性则见于受到某种因素的强烈影响，超我的标准会发生改变，并由此导致行为模式的转变。超我的可塑性还表现在超我的标准具有两极性的阶段性的情景性的变化。即在一段时间内它的标准就是其的固有标准，而在另一段时间内和/或在特定的情景中，超我的标准恰恰是此固有标准的反面，是那些原本不为固有超我所允许的、受到压抑的内容。我们不妨将此时的超我称为“临时超我”。

二战期间，当日本军国主义占统治地位时，那些主要由日本平民百姓构成的日本军人受制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控制，他们的超我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所期望的一切，效忠天皇，为日本而战，他们的善恶标准也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由此我们看到，他们有屠杀平民的竞赛，他们把活人绑在木桩上让士兵练习突刺，他们将中国人活埋、剜心、让狗撕咬，将孕妇剖宫，挑出婴儿，他们扔下细菌弹，活体解剖病人……将所有的兽性，都展现得淋漓尽致。

日本战败并无条件投降后，日本战犯受到正义的惩罚，曾经犯下滔天罪行的日军士兵也恢复了战前的平民身份，他们的（临时超我又突然转回固有超我，这种转变如此突然，使得一些顽固分子以切腹自杀的方式来满足其临时超我的要求）固有超我开始重新行使功能。此时作为一个战败后的日本人，他们会蓦然看见他们自己国家和人民也蒙受到巨大的损失和伤害，除了大量的士兵在侵略其他国家中命丧黄泉之外，日本本土也遭到盟军的轰炸、品尝过原子弹的威力，还有文献中提及的苏联红军对日本侨民的所作所为，再加上由于多年的战争消耗使得国家物质资源极为匮乏等等，这些曾经的侵略者一定也会从中体会到战争给日本人民带来的灾难，作为一个人，他们也应该能够从自己以及自己的亲人所遭受的创伤体验中，意识到在作为侵略者时，他们的禽兽不如的残酷行为会给他人带来更加严重的创伤。

理论上，他们会在其自身固有的超我的作用下，而产生罪恶感，并会有相应的赎罪行为，如德国人就是一个榜样。但是，理论上还会有另外一种情况，这就是，由于他们的罪恶过于深重，以至于他们无法面对他们曾经的罪行。因为，他们曾经犯下的罪行是和他们固有超我绝对不允许的，是其固有超我的另外一极，按照他们固有超我的标准，他们不知该遭枪毙多少次。如果重新以日本军国主义占统治地位时的“临时超我”标准看待自己的行为此时，虽然罪恶感会减轻甚至完全没有罪恶感，但又会面临另一个问题，即按照日本军国主义的“临时超我”标准，他应该战死或因战败而切腹自杀！而实际情况是，他们既没有战死，也没有切腹自杀，而是选择了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临时超我”最不能接受的主动或被动投降。显然，此种心理冲突如果没能得到很好的处理，就会出现问题。

根据日本学者的观点，“日本没有处理好战争的创伤，没有修通发动侵略战争的罪恶感与对天皇和军国主义认同的矛盾冲突。这种状态潜藏着一种危险，即日本人可能会将其的罪恶感隔离，而不断地强化和内化对攻击者（日本军国主义）的认同。”（参见《IPA首届亚洲精神分析大会中的一个特殊专场》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9b79350100nera.html）

我同意这位日本学者的观点，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确实是毋庸置疑的现象。但我认为还有另外一种可能，一些日本人在隔离自己的罪恶感的同时，不是强化和内化对攻击者（日本军国主义）的认同，而是采取特别的赎罪行为——补偿行为。只不过这种特别的赎罪行为或称补偿行为，不是向中国人民和东南亚人民谢罪和赔偿损失，而是体现在为自己的国家战后重建拼命地工作，对自己的家人表现出特别的温柔和善意等。

这种类型的补偿行为至少具有以下功能：
为自己的国家战后重建拼命地工作显然是战后日本社会所鼓励的，也是符合日本社会的主流超我标准的，但这句话的背后还有其潜台词，“我是按照政府的意志做事的，因此，我在战时所犯罪行也是按照政府的意志做的，如果有责任，那也是政府的责任”。这种合理化的防御机制，可以减轻自己的罪恶感；对自己的家人表现出特别的温柔和善意，是在强调，“瞧！我多善良，这么善良的人这么可能做出那些‘传闻中’的禽兽不如的事情？”以标准的好人的形象出现在他人面前，包括在自己子女的面前，就会起到很难使人想象自己曾经是野兽的作用，由此可以达到掩饰自己曾经的罪行的目的。

但是，由于这种类型的补偿行为的对象只是限于其所在的国家和自己的亲人，而不是针对深受其害的被侵略的国家和人民，因此，它只是部分性的，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补偿。这种防御机制在给其带来部分好处的同时，也必然会带来负面的影响。例如虽然罪恶感被深深地隔离，但并没有消失，为压抑此种罪恶感，就必须采取回避谈论日本人在二战中所犯下的罪行的话题。而他的子女也会对曾在其他国家驻扎的父亲或爷爷产生分裂的看法：一方面他们的子女实际上也多少知道一些日军在中国以及其他东南亚国家所犯下的罪行，他们也会有他们的父亲或爷爷是否也曾犯罪的疑问；但另一方面他们的子女看到自己的父亲或爷爷是如此地和蔼可亲，他们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父亲或爷爷曾经是个罪犯，再加上他们的父亲或爷爷对二战罪行的回避行为，会导致在家庭内部谈论日本的侵略战争成为一种禁忌。众多的家庭的禁忌，形成这个国家对谈论侵略战争的禁忌；国家的禁忌又会进一步强化家庭的禁忌。

上述普遍存在的禁忌，会严重阻碍日本整个民族对战争的深刻反省，而不能对战争进行深刻的反省必然影响整个日本社会的发展。日本在战后历经了一段快速发展的时期，但也恰恰是在日本处于最繁华阶段，日本却出现了频繁更迭国家领导人的现象，社会经济也出现了停滞不前的迹象。这种现象是偶然的（如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还是必然的？我的观点是：这是必然的。因为，一个家庭存在不恰当的禁忌，会使一个家庭难以整合；而一个国家存在不恰当的禁忌，会使整个国家难以整合。而禁忌的代际传递，还会继续影响日本的子孙后代。

‘伍’ 二战时期日本人见了德国人会怎么样，日本人会怕德国人吗

应该是会的，毕竟武器装备有很大的差距，但是，日本人也是杠杠的敢死队

‘陆’ 二战时日本人对日占区的德国人是什么态度

国家战争都是为了兴族的，觉得自己民族最牛，哪还看得起别人。

‘柒’ 二战中为什么日本人不敢打德国人

你好，二战时，日本是轴心国成员，跟德国是盟友关系，所以是不能动手的，就像美国和英国也不可能打仗一样。

‘捌’ 在南京大屠杀中,为什么日本人尊重或害怕德国纳粹党人

首先，要更正一下本题提问者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在南京大屠杀时，日本人不仅是对德国纳粹党人，而且对普通德国人，以及所有欧美人都非常客气。至于本题目提问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错觉，可能是受了《拉贝日记》一类的影视作品所误导。
至于有所谓日德是一家的说法也是严重不符合史实的，日本加入轴心国的时间是1940年9月27日，南京大屠杀是1937年12月。1937年时的日本连自己未来是加入哪个阵型都不知道，直到德国在1940年5月打败英法联军后才决定加入轴心国的。所以这种说法根本就不成立。
至于为什么日本军人会对欧美人非常客气，这点应该是历史遗留问题，一方面欧美给日本带来先进的文明，让日本从短时间内从封建国家成为一个较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人一向有对强者感恩的传统，所以所谓的客气可以理解成为一种感恩行为，当然这种感恩只能是针对强者，而当时的中国并非强者，所以也不存在感恩一说；其次，日本无论是陆军或者海军都师从于欧美，所以军人从骨子里面就认为欧美人是自己老师，尊师同样也是日本人的传统之一，所以日本军人对欧美人士与其说是尊重不如说是尊师。

‘玖’ 南京大屠杀时日军为什么对德国人拉贝十分敬畏

因为拉贝是德国人。
当时日本，德国，意大利三个国家都是法西斯，站在统一战线，建立了“柏林 罗马 东京轴线”所以当时的这三个国家可以说是狼狈为奸，为了维护德日之间的关系，日本人自然是不会同纳粹，同拉贝做对的。

‘拾’ 二战中日本人看不起德国人吗

看不起德国人？
你可以看一下宫崎骏起风了里面，日本人到德国的状态，属于被看不起的状态……
况且就日本那种陆军，看不起德国？
未免也太自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