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哪里

⑴ 国际关系理论有哪些

新现实主义: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新自由主义: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霸权之后建构主义: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这是最简略的版本了，以上都是必读书目，具体可参见楼上说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或者用我写的这些再网络一下

⑵ 现代西方国际关系的主要理论流派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在中国，也不过20多年的时间。虽说早在1964年，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的政治系改称国际政治系，分工研究外部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和外交。北京大学主要研究亚非拉国家，中国人民大学着重苏联东欧，而复旦则是做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研究。但是这些国际政治系长期以来将研究放在各国政治、经济、历史以及外交研究，在国际关系上也重点考察国际关系史。至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的理论，主要是阐述马克思、列宁甚至毛泽东在国际事务上的学说和观点，以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的理论指导学科发展。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整体气候的影响下，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开始被介绍入中国。20多年过去了，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可以说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一统天下，中国学者主要的贡献是将形形色色的理论介绍给中国的读者。当然，并不排除许多学者在进行中国的国际关系（包括外交）理论的探索。

到今天为止，在中国，对大多数人来说，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外交大致被认为一回事，当然，专业的研究人员除外。简单地讲，国际关系指国家间关系，不仅包括政治关系，还包括经济关系、军事关系和文化关系等；对国际政治的理解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国际政治就是世界政治，包括国家间政治和国内政治，国际政治的狭义理解就是国家间政治，就是在各国“追求和平与权力的斗争”（还有利益）；外交则是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国家利益的途径，外交研究从属于国际关系，是在国际关系中具体国家的行为。

由于在国际关系，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因此，国际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和狭义的国际政治画等号。

国际关系不仅在中国研究比较晚，在西方作为学科研究也是一战后才开始的事情。

目前，西方引领着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方向。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在整个国际关系理论占主导地位。

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从认识论上来说，可分为两大类：一为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上的解释性理论，认为国际社会存在某种确定的规律性，国际事件和国际现象的发生有其一般趋势，由内在的规律所支配，不论这一规律是追求权力还是获得利益，抑或是维护和平。解释性理论以探讨国际社会政治生活的一般规律，从而为现实政治服务为目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属于这一类。

二为建立在反思主义基础上的构成性理论，强调理论的反思和思想、文化建构的功能。国际关系的构成性理论，是一个“大杂烩”，包括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建构主义等。

从方法论上来划分，可分为三类：传统（历史）主义、科学行为主义和建构主义（批评理论）。

从不同范式来划分，可分为现实主义、多元主义和全球（世界）主义。一般认为，现实主义分为两大流派：摩根索的政治现实主义和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多元主义也直自由制度主义，包括相互依存理论、国际机制论、全球社会治理等。而世界主义主要指世界体系理论。

中国一些学者认为，当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是三足鼎立：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对此理论界见仁见智。

一些基础的次理论，如均势论、霸权稳定论、民主和平论甚至文明冲突论等等，都可以归入以上的不同类别中。

⑶ 国际关系学微观分析层面

一、层次分析法的起源
一般认为，层次分析法起源于国际关系理论史上的“行为主义革命”。[①] 20世纪50年代，“行为主义学派”逐步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引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 倡导采用科学方法从事国际关系研究，将国际关系研究改造成为一门严谨的、实证的学科。虽然国际关系学界对“行为主义学派”的主要观点仍存在争议，但对“行为主义革命”在国际关系研究方法改进方面的贡献则一致肯定。“行为主义学派”对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的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提出了层次分析法，倡导在研究中辨别和区分不同类型的变量,以便在不同的变量间建立可供验证的关系假设。[②]
学界普遍认为，与“行为主义学派”有着密切联系的美国国际政治学家肯尼思·华尔兹首次在国际关系中明确地、系统地使用了层次分析法。1959年，肯尼思·华尔兹在《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一书中论述了战争发生原因的三个着名“意象”：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其实就是国际关系的三个分析层次。华尔兹认为，虽然国际战争的发生与作为决策者的个人和作为主要行为体的国家有直接关系，但国际体系的特征对于战争的爆发也有着重要的深层的影响。华尔兹的结论是：若想获得有关战争起源的正确认识,研究者不仅要同时注意到三种意象的作用,而且更要将这三种意象作为独立的因素来进行考察；不同的层次涉及不同的问题，只有把三个层次的分析结合起来，才能对国际关系有比较完整的认识。[③] 华尔兹的三个意象说或三个层次说，开创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层次分析方法。
另一位美国“行为主义”国际政治学家戴维·辛格，首次将层次分析法专门作为一种国际关系学研究方法论提出来，并加以讨论。1961年，戴维·辛格在《国际关系中的层次分析问题》一文中，明确提出了层次分析法是研究国际关系的重要方法，将注意力集中到国际体系与民族国家两个层面上。戴维·辛格根据国际政治理论模式的“描述、解释、预测”这三项基本功能，对“体系层次理论”和“国家层次理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作用进行了详细考察，认为国际系统是最全面、最具综合特征的层次,使研究人员能够从宏观上把握国际关系的规律；国家则是微观层次,可以使研究人员分析国家政策和行为的细节。在这个基础上，戴维·辛格得出了两个结论：两个层次的理论都有各自的优势和缺陷，研究者可根据不同的需要来选择不同的分析层次；两个层次的理论不能相互混淆。[④] 戴维·辛格将层次分析作为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问题系统地提出来，引起了国际关系研究人员对层次的自觉和重视。
此后，国际关系学界越来越注重层次分析方法的完善和使用，分析层次越来越系统，越来越细化。沿着肯尼思·华尔兹和戴维·辛格之路走下去的有詹姆斯·罗斯诺以及布鲁斯·拉西特和哈维·斯塔尔。詹姆斯•罗斯诺提出了从微观到宏观的五个分析层次变量：即个人、角色、政府、社会、国际系统。[⑤] 布鲁斯•拉西特和哈维•斯塔尔发展了罗斯诺的层次体系，提出了从宏观到微观的六个层次变量，即世界系统、国际关系、国内社会、国家政府、决策者角色、决策者个人。世界系统指国际行为体所处的世界环境，如国际系统结构和进程、世界科学发展水平等；国际关系指国际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国内社会指决策者所处的国内社会环境，如社会的富裕程度、利益集团的行为特征、社会成员的素质等；国家政府指决策者所在政府的性质和结构，如国家政治制度和政府机构的安排等；决策者角色指决策者的职务；决策者个人指决策者的性格、价值观念等纯属个人的因素。这六个层次涵盖了国际关系的主要方面，使研究分工更加具体、分析更加细致、研究体系也更加完整。[⑥]
总之，上述学者有关层次分析的理论正式确立了层次分析法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从而对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成熟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可以说，层次分析法为现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一个结构框架，以此为基础衍生了大量而丰富的国际关系理论。
二、层次分析法的流变
华尔兹继明确提出国际关系研究的三个层次之后,开始完全抛开个人层次和国家层次,把研究重点定位于国际体系层次，着手建构他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1979年，华尔兹的奠基之作《国际政治理论》问世,标志着以确立国际系统结构为国家行为主要原因的结构现实主义（亦即新现实主义）的诞生。其后，国家层次和个人层次被剥离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国际体系层次的理论一枝独大，最终成为国际关系学的主流理论。
华尔兹的体系理论（结构现实主义）建立在对传统理论批判的基础上。他认为之前自称为“体系理论”的理论根本就不是体系理论，在这些论述中，国际体系因素与国家层面的因素混杂在一起，难以形成真正的科学理论体系。在他看来，关注个人或国家层次的原因并以此来解释国际政治事件,是还原主义理论（亦即单元理论）,其实质是通过研究个体组成部分来理解整体；而从国际层次来解释国家行为的原因,则是体系理论。华尔兹体系理论的两个关键要素是体系结构和互动单元，国际体系结构指的就是国际体系中主要大国之间的实力分配格局，而单元实际上是指在体系中互动着的国家。华尔兹体系理论以结构作为体系层次的独立变量, 将体系结构同单元层次变量明确地区分开，其核心假设是体系结构决定单元互动。[⑦] 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体系理论将体系分析推向了高潮，在现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长期占据重要地位。自此之后，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主要理论突破大都是体系层次的研究成果。当今国际关系学界的三种主流理论 — 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温和建构主义都是体系理论，都借用了华尔兹的思路。[⑧] 这些理论都忽略了国内层次的次国家行为体,加剧了国内政治退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倾向。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冷战的结束,风靡一时的结构现实主义遭遇重大的理论困境，出现了国际关系研究层次回落的新现象，即从传统的体系层次向单元层次转移。国际关系研究层次回落现象的出现，源于国际关系现实的变化和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要求。[⑨] 由于高度紧张的冷战二元结构崩溃,以相互依赖为特征的全球化进程逐步加快,民主化浪潮兴起,使得当今世界不再只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是一种更多层次、更多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关系, 国际关系现实的变化促使人们重新重视国内因素的影响。[⑩] 体系理论有关国家的假定抽象掉了单元属性的多样性,忽略了影响国际关系的关键方面 — 国内政治,将复杂的国际关系现实过于简化,丢掉了经典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丰富与复杂的内涵,限制了人们对国际关系现实的理解。[11] 因此，学者们开始全面反思体系层次的结构理论所存在的固有缺陷，特别是过度简化国家单元层次的变量的缺陷，对结构现实主义进行必要的改进和纠正,涌现出了各种新趋势和分支理论。这里主要简介其中的三种，即现实主义的反思：从国际层次到国内层次的回落；自由主义的挑战：从国际制度到国内偏好的转向；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学的导入：向国际国内层次互动的跨层次研究的回归。
20世纪90年代,国际关系理论争论中一个令人关注的现象就是现实主义内部的争论,这些争论产生了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以及新古典现实主义等等现实主义的分支理论。在这三种主要理论中,除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继续强化结构现实主义关于国家的假定外，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都试图从单元内层次(即国家内部)来考察国际行为规律的根源。[12] 防御性现实主义主张,应把相关的国内因素纳入到国际关系理论之中,以改进新现实主义，并主要依靠国内因素对国际事件做出解释。新古典现实主义力图复兴以摩根索为代表的古典现实主义,将关注焦点回落到单元层次,重点考察作为体系压力与国际行为之间中介变量的国内政治如何发挥作用,将“第一意象”(决策者)、“第二意象”(国内结构)和“第三意象”(国际体系)结合起来,以此更加全面地探讨国家的国际行为。[13] 自由主义大致可以分为四个理论分支,即制度自由主义、商业自由主义、共和自由主义和社会自由主义。除了制度自由主义外,其余三支都强调,国家与国内和跨国社会的关系影响甚至决定着国家的偏好,从而塑造了国家在世界政治中的行为。自由主义认为国家是拥有不同利益取向社会行为体的代表机构,发挥着传送带的作用,将个体和集团的偏好和权力转化为国家政策。因此,国家的性质以及社会利益集团才是国家国际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国家行为的改变源于国家本身偏好的改变,而不是国际环境的改变。[14] 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界也跨越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学的界限,寻求一种更具综合性的解释框架，国际国内层次互动的跨层次研究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新趋势。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单元更加多元化,不仅彻底放弃了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范式,而且试图打通长期分离的国际与国内研究的界限,以便在体系层次与单元层次之间构架一座桥梁。跨层次分析主要围绕两种模式展开，一种研究模式强调国内政治如何作为国际体系与国家行为之间的中间变量；另一种则强调国内-国际政治互动的同时性, 以及这种互动如何塑造了国家的行为方式。[15]
总之，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来看,研究层次在理论研究中经历了上升与回落两个阶段。所谓的研究层次的上升就是研究层次从单元、互动等层次分离，上升到结构层次的过程,而回落则正与之相反。[16] 可以说，国际关系研究层次的上升与回落构成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主要流变脉络。需要指出的是，国际关系研究层次的回落并非对传统体系层次的结构理论的抛弃，而是对其固有缺陷的反思、纠正和超越，是将被“遗忘”了的单元层次“找回来”，重新整合到体系理论之中,进行全面的综合研究。
三、层次划分的内涵和应用
国际关系研究层次的上升与回落清楚地表明，国际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综合体系，不能单从一个层面去研究，而必须进行多层面的综合研究。
然而，自从层次分析问世以来，虽然层次分析的运用范围不断扩大，但国际关系学界在究竟存在多少层次和哪些层次的问题上长期存在严重分歧。加拿大学者威廉•莫尔和英国学者巴里·布赞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分歧，是由于存在着两种不同概念上的层次划分。一种是本体论上的层次划分，即以不同的“研究对象”来划分，认为层次关乎不同的“分析单元”，不同的层次代表了不同的“研究对象”所处的位置。另一种是认识论上的层次划分，即以不同的“解释来源”来划分，认为层次是关于“解释了一个特定单元的行为的那些变量类型”，不同的层次代表了不同的“解释来源”所处的位置。[17] 这里，我们不想介入有关层次概念的繁杂而琐细的争论，只是想指出，上述两种不同概念上的层次划分可以综合起来，组合成一个矩阵，在这个矩阵内每一个分析单元原则上包括所有的解释来源或类型。[18]
尽管人们对层次概念的界定有争议，尽管层次分析的运用范围不断拓展和深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所有的层次分析都脱不开肯尼思·华尔兹提出的三个“意象”的层次框架：个人层次、国家层次和国际体系层次。不同的是，有些简化了这三个意象层次，有些细化了这三个意象层次。如戴维·辛格将三个意象层次简化为国际体系和民族国家两个意象层次；詹姆斯•罗斯诺将第一意象层次细化为个人和角色，将第二意象层次细化为政府和社会，从而使三个意象层次细化为五个意象层次；布鲁斯•拉西特和哈维•斯塔尔进一步将第三意象层次细化为世界系统和国际关系，从而使三个意象层次细化为六个意象层次；此外，还有些加进了结构、进程、互动等解释来源层次。
下面就层次分析法三个意象层次的内涵及应用做一简要论述。所谓层次分析，根据西方国际关系学的解释，是指将影响国家行为的各种因素进行分类，以帮助人们确定该如何去寻求国际关系问题的答案。[19] 层次分析法的主要作用就是通过层次的划分，把复杂的国际关系现象分解成几个相对容易界定的变量，然后再根据各个变量的发展变化，去揭示各种国际关系现象发生的原因和变化的规律。从本质上说，层次分析法旨在帮助研究人员辨明变量,并在两个或多个变量之间建立起可供验证的关系假设。在这种假设关系中,层次因素是自变量,是原因；所要解释的某一行为或国际事件是应变量（因变量）,是结果。也就是说,层次分析法假定某一个层次或某几个层次上的因素会导致某种国际事件或国际行为。[20] 换言之，某种国际事件或国际行为的发生可以从某一个层次或某几个层次上进行考察。实际上，层次分析法的三个意象层次为研究国际事件或国际行为提供了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全方位的考察视角和维度。
第一意象层次（即决策者个人层次）是微观层次，探讨国家领导人在国际事件或国际行为中界定和追求国家外交政策目标时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也就是说，探讨最高领导人的决策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决策者个人因素可以从两大方面来考察，即决策者角色和决策者个人。决策者角色指的是决策者在政府中扮演的政治角色，也就是担任的政治职务，主要包括这一政治角色在决策层中所处的位置和所具有的权威等对决策的影响。决策者个人指的是决策者作为独特个体的因素，主要包括决策者的个人经历（社会历史背景）、信仰体系（思想倾向、价值观念）、人格个性、领导风格（工作作风）等对决策的影响。
第二意象层次（即国家内部层次）是中观层次，探讨国家在国际事件或国际行为中的作用，也就是说，探讨民族国家在国际关系中起影响作用的因素。民族国家因素也可以从两大方面来考察，即国家政府和国内社会。国家政府指决策者所在国家政府的性质和结构，主要包括政治体制（政治制度）、政府形式、政党制度、决策机制、官僚体制等因素。国内社会指决策者所处的国内社会环境，主要包括历史传统、文化传统、社会团体、利益集团、公共舆论、意识形态、经济形势等因素。
第三意象层次（即国际体系层次）是宏观层次，探讨在民族国家“之上”或“之外”的外部国际环境因素如何对国家的行为产生影响，也就是说，探讨国际行为体所构成的国际体系的影响。国际体系因素也可以从两大方面来考察，即世界系统和国际关系。世界系统指国际行为体所处的世界环境，主要包括国际系统结构（世界格局）、国际系统进程（国家间力量对比变化）等因素。国际关系指国际行为体之间的关系，主要包括相关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互动等因素。
关于层次分析法的具体应用，有两个问题需要明确：一个是层次分析法的应用途径；另一个是各个不同层次之间的相互关系。一般而言，层次分析法可以有两种使用方法，或者两种应用途径：第一种是分别考察三个层次的变量与某一国际行为或国际事件的关系；第二种是集中考察某个层次的变量与某一国际行为或国际事件的关系。在第一种方法中，可列出以下回归方程: Y = a + b1 X1 + b2 X2 + b3 X3。其中：Y为某国际事件或行为，X1、X2、X3分别为国际系统层次、国家内部层次、决策者个人层次因素，b1、b2、b3为回归系数。在这个方程中，事件Y是x1、x2、x3的函数,即系统层次、国家层次和决策者个人因素是原因,事件Y是结果。还可以进一步通过观察,利用定量或定性分析的方法,确定并比较回归系数b1、b2、b3的大小,从而发现这三个层次上的因素分别对于事件Y所产生影响的大小。在第二种方法中，可列出以下回归方程:Y = a + b1X1。其中: Y为某一国际事件或行为，X1为国际系统层次（或国家内部层次、或个人层次）变量，X1为回归系数。通常，一个层次可能有多个变量,这个层次上的研究对象也可能是多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而不仅仅限于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所以,对于一个层次上多个自变量的研究可以用下列多元回归方程来表示:Y = a + b111 X111 + b1.2X1.2 + ⋯⋯+ b1.nX1.n。其中:Y为某一国际事件或行为，X1.1,X1.2,⋯⋯X1.n为某一给定层次上的有关诸变量，b1.1,b1.2,b1.n为回归系数。[21] 层次分析的这两种用法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区别,至于究竟采用哪种用法则取决于研究者的学术兴趣和研究课题。
关于各个不同层次之间的相互关系，需要注意两点。一、由于不同的层次间本质上存在着密切联系,因此,研究者在研究中虽然可以突出某个层次变量的重要作用,但是,任何研究者都不能完全忽视其他层次变量的影响。华尔兹在讨论三个意象间的关系时曾指出:“所有三个意象浑然成为一个整体。个人、国家、国际体系在努力理解国际关系中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一个分析家,无论他怎样重视一个基本意象,也很少会忽视其他两个基本意象。而且,过于强调一种基本意象也会歪曲人们对其他两种基本意象的理解”。[22] 对于国际关系研究来说,无论某个层次的变量如何重要,任何研究都不可能完全地排斥其他层次变量的影响,因为国际关系中的行为或事件往往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对三个不同层面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分析的层面不同，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不同。事实上，对于复杂的国际关系事件，不结合多个层面进行分析，很难得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只有把三个层次的分析结合起来，才能对事件做出较为全面的解释，才能对国际关系有比较完整的认识。三个分析层次的许多理论看似相互竞争，本质上是互补的，只有同时进行三个层次的综合系统分析，才有可能得出一个较为全面何准确的解释。
因此，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三个意象层次分析法不仅有助于将复杂的国际关系分解成三个明确的层次，避免把国际系统、国家和个人因素混杂交织在一起（就像摩根索的巨着《国家间的政治:为权力与和平的斗争》那样）, 使国际关系研究更加清晰化明朗化，而且也有助于避免片面强调某个层次而忽视其他层次，使国际关系研究更加全面和完整。二、虽然三个层次的变量都是国际行为发生的必要条件，缺少任何一个条件，国际行为都不会发生。但是，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必要条件都同等重要，所有的层次都等量齐观，所有的变量都发挥了同等作用。在三个层次变量的作用中，必然有轻重之别，大小之分。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的变量，往往决定和代表国际关系事件的本质和特征。
总之，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三个意象层次分析法不仅有助于将复杂的国际关系现象分解成三个明晰的层次，避免把国际系统、国家和个人因素混杂交织在一起, 使国际关系问题研究更加清晰化明朗化，而且也有助于避免片面强调某个层次而忽视其他层次，使国际关系问题研究更加全面和完整，同时也有助于辨明发挥重大作用的变量，揭示国际关系问题的本质和特征。

⑷ 倪世雄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哪里有下载

⑸ 国际关系理论有哪些主要学派各学派的核心观点是什么

1、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有三大流派：

（1）、现实主义学派的国际安全观。

（2）、理想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国际安全观。

（3）、建构主义的安全观。

2、三大学派的核心观点：

（1）、现实主义学派的国际安全观

基于对国际安全问题的高度重视，现实主义对于国际政治的本质以及战争与和平问题进行了长久而深入的思考。

在现实主义学派看来，国际安全在本质上是稀缺的，国际安全问题只可以缓解，却不能最终得到解决，而获得安全的最重要手段就是拥有强大的权力。

因此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就是围绕权力斗争的关系。

无政府状态成为认识国际政治的基本起点，安全困境则是每一个国家必须面对的现实。

现实主义学派主要有以汉斯摩根索为代表的古典现实主义、以肯尼思沃尔兹和罗伯特吉尔平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和以约翰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进攻性现实主义。

汉斯摩根索一生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战争的惨痛经历使他一直坚持人性本恶的观点。他认为存在于人自身罪恶的本性不可能根本改变，因此也不可能建立一个安全的国际社会。

而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经常会感到岌岌可危，为了能够安全，人们必须自保，要自保就必须获得权力。而国家权力就是这种个人权力的延伸和扩大。

在他看来，权力，主要是军事权力,是国家行为的目标。在国际社会里，国家对外行为的动因就是出于对权力的追逐。

而不断追逐权力的结果，则使国与国之间的交往过程中产生相互怀疑和不信任，导致“安全困境”和“零和博弈”,其逻辑结果是国际冲突。

因而获得国家安全的最重要手段就是拥有强大的军事权力。

肯尼思沃尔兹强调世界处于无政府状态，在无政府条件下国家的第一考虑就是生存。

他认为在这样的体系中，国家的目的不是获得和维持权力，而是力图确保生存，两极均势有利于降低战争危险。

新现实主义的另一代表人物罗伯特吉尔平认为，除了国际政治方面的因素，也应该考虑到国际经济方面的因素，尤其在全球化浪潮中，国际经济方面的因素越来越占主导地位。

在国际安全方面，他强调只有提升包括国家经济实力在内的整体实力才能更好的获得安全。

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约翰米尔斯海默强调权力是大国政治的根本，大国为追逐权力而互相竞争，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特征和权力分配不公导致国际冲突，只有获得权力最大化才能尽可能地确保自身安全。

他还提出了5个基本假设：

1、国际体系是无政府体系。

2、大国拥有相互伤害和相互摧毁的军事权力。

3、国家永远无法确认它国的意图。

4、生存是第一目标。

5、国家是理性行为体。

可见，进攻性现实主义是将现实主义的基本命题发挥到极至，国际安全极为稀缺，国际冲突不可避免，只有掌握最大化的权力才能保障自身的安全。

现实主义学派关于国际安全的逻辑是“安全困境”。

在无政府状态中，国家间具有高度猜疑性，使它们对对方行为总往最坏的方面估计。

国际安全是稀缺的，为了获得安全，一国增加军备，必然会使另一国感到威胁，从而引起另一国增加更多、更强大的军备，最终使军备竞赛无法避免。

（2）理想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国际安全观

“强者能其所事，弱者受其所难”仍然是国家在安全问题上的切实感受。

自助、结盟、集体安全等成为国家维护自身安全的可求途径。理想主义学派认为：除了战争，国家还可以通过和平手段来实现自身的安全。

以一战为界点，国际关系的理想主义传统开始转向现在的新自由制度主义。

与现实主义相比，理想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更加注重集体安全和相互依赖。

理想主义学派代表人物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认为建立国际组织、健全国际法和国际公约可以确保和平和安全。

在国际安全问题上，该学派提出三个重要理论假设：

1、人的本性是善良的，战争之所以爆发是因为发动战争的有利可图，使一些人的良知误入歧途。

一旦唤醒良知，消除误解，世界即被拯救。

2、主权国家的根本利益是和谐的，国际安全是充裕的。

结束秘密外交，建立国际组织（国联）来解决各类分歧的矛盾。

3、国家主权不是无限的，必须以国家集体安全体系来保障国际安全。

20世纪70年代，国际关系出现大分化，大组合，一度有美国国力衰落之说。

对此，以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为代表的新自由制度主义流派开始对现实主义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

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冲突虽然是国际社会无政府性的产物，但国际冲突是可以抑制的，武力并非有效的政策工具。

国际社会成员可以通过建立国际组织、制定国际制度等，实现国际合作。

物质性权力在维护世界稳定中并不能起到绝对的作用，必须加上制度等非物质性因素。

制度对于国际安全的意义在于：

1、在无政府状态下，国际社会成员之间具有高度的不信任感，

而通过建立国际制度、成立国际组织可以增进成员之间的了解，促进成员之间的沟通和合作。从而降低这种无政府状态下的不信任感。

2、在一个相互依赖的国际社会里，战争的成本越来越高，国际行为体之间建立的国际制度的规约作用，可以降低爆发战争的机率，加强国家间的合作。

总之，基于互惠基础上运作的国际制度，至少是维持和平的重要力量。

集体安全体系是理想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一直倡导的。

所谓“集体安全”是指“所有国家和地区以法律约束和条约承诺，向无论何时何地发生的侵略行为做出制止和反击的行为。

”国联与联合国都是实施国际集体安全的实例。通过集体安全体系可以缓解“国际安全困境”，它将防止任何一个国家的任务和责任转嫁到每一个国家的头上。

但在集体安全实践中也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集体安全无力对大国实行有效的制裁措施，也无法对付有盟国或大国支持的国家，面对侵略国家和侵略行为，成员国就是否干预或怎样干预难以达成一致的意见等。

（3）建构主义的安全观

新自由制度主义学派对国际制度的强调已经突破了物质权力这一现实主义的硬核，将制度、规范这些属于社会范畴的非物质性内容带入了国际关系体系的研究中，并使其成为最主要的研究变量。

那么，建构主义学派则是把非物质性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亚历山大温特1992年的论文《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被学术界公认为是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宣言。

建构主义对于国际安全问题给出了不同的解读：国际合作是完全可能的，国际合作是通过国际政治文化推动的，而国际政治文化又是由国家之间的互动建构的。

无政府性不是国际关系的第一推动，因为无政府性本身也是国际社会成员在其相互的实践活动中建构起来的。

无政府性本身具有多种内涵：既可以是敌对冲突的霍布斯文化状态，也可以是竞争共存的洛克文化状态，还可以是友好合作的康德文化状态。

这根本取决于国际社会成员如何去建构、互动它们之间的关系。

主体间的实践活动建构了国际政治文化、观念，文化又决定了国际社会行为体的身份和行为。

以和平和友谊为特征的康德文化将从根本上消除国际冲突并缔造国际和平。国际社会发展的趋势是向康德模式迈进。

建构主义还认为，“安全困境”是主体间相互建构的产物，因此也可以被解构。而解构“安全困境”就是靠建构国际“安全共同体”。

这种“安全共同体”是建立在“一国为大家，大家为一国”的国际政治文化基础上的。

通过建构国际“安全共同体”，一国安全为另一国的不安全的恶性循环就此打破，国家安全的相对性转变为绝对性。

你之安全即是我之安全，与“你之安全即为我之威胁”的“安全困境”形成了鲜明对比。

国家安全不再是竞争性的，而是合作性的。

通过国际“安全共同体”可以有效的解决国际冲突实现国际和谐。

(5)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哪里扩展阅读：

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各学派的代表人物及着作：

新现实主义：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

新自由主义：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霸权之后》。

建构主义：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

参考资料

网络-现实主义学派

网络-国际关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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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倪世雄）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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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作者：倪世雄

豆瓣评分：7.5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1998-08

页数：514

内容简介：

《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史上三次大论战为主线，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渊源及其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前后时间跨度为80年，内容涵盖西方近十个主要学派及其代表人物和几十种有影响的理论观点。包括威尔逊的理想主义、摩根索的现实主义和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等等。作者在书中对各学派、各主要理论的内容及研究方法作详尽评述的同时，重点介绍分析了近20年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最新发展和探索，如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软权力论”、“地缘经济学”等，以及关于国际安全和全球化的新观察、新论点。

⑺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有哪些范式理论

这个就多了吧。大的方面说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古典现实主义）、全球主义。细分下来多的不行，进攻现实主义、防御现实主义、建构主义、行为主义、自由制度主义、新现实主义。。。。。。

⑻ 国际关系的基本内容是什么

国际关系包括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民族关系、军事关系、文化关系、宗教关系、地域关系。从全球化到领土争端、核危机、民族主义、经济发展、恐怖主义、人权，都是国际关系学研究的议题。

国际关系政治学的一个分支，研究国际社会之间的外交事务和关系，如国家、政府国际组织、非政府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国际关系既是学术的领域，也是公共政策的领域。简而言之，国际关系是指人们超越国家界限建立起来的一种特殊社会关系。

(8)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哪里扩展阅读：

国际关系层次分为3个：

1、单位层级

在分析层次上的单位层级时常是以国家作为单位，以解释国家单位的部分，而不是解释一整个国际系统。

政权形式：一般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权形式能够支配它在国际系统上与其他国家的互动方式。

民主和平论是一种主张民主国家之间不可能出现战争的理论。主张民主制度使得一个国家的政策基准具体化，只有在正当理由下才能对他国发动战争，而且民主也促成互相的信任和尊重。

共产主义则提倡世界革命，同样也是主张这样能使全世界和平共存，根基于一个无产阶级的全球社会上。

修正主义/现状：国家可以依照他们是否接受目前的现状来分类。修正主义国家企图在国际关系的规则和实践上进行根本的改变，对于当前的现状感到不满。他们认为当前的国际系统是由西方国家所创立以维持自身优势的。

举例而言，中国原本属于渴望改变现状的国家之一，但近来已经倾向于维持现状，因为现在维持现状对他们较为有利。

宗教也时常被视为是一个拥有正常国家在国际系统里的行动效力的组织。宗教是一种有组织地原则，尤其是在伊斯兰国家，而政教分离论则是在这个光谱的另一端，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便支持分离政治和宗教的关系。

2、个人层级

在国际关系里以国家为单位所进行的解释也能运用至其他的理论方面，而不限定在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关系观点。

将心理学因素的解释用于国际关系，是来自于现实主义所主张的，国家并非只是一个看不见的“黑盒子”，外交的决策有许多其他的影响因素。检视人性在进行决策时的过程也可能提供一些解释的力量，因为许多参与者可能接收了错误的资讯。

举例而言，团体迷思的现象便是将子单位层级的心理学因素套用至国际关系的经典例子。

官僚政治：官僚政治专注于研究官僚在决策上所扮演的角色，并认为最后的决策其实是由官僚们斗争所产生的结果。

宗教、种族、和分离主义团体：将这些方面作为子单位层级来研究时，能够解释一些种族冲突、信仰战争的原因，以及其他并非国家单位的实质参与者。这在研究近代以前国家微弱的世界时特别有用。

3、国际组织/联合国

国际组织组成了当代国际关系不可或缺的部分。许多国际系统层次的互动都是由参与者自身管制的，他们也否定一些传统的国际关系制度和实践，例如以战争作为解决的手段（除了自卫之外）。

联合国是一个国际组织，它将自身定义为“一个以促进全世界政府在国际法、国际安全、经济发展和社会平等上的合作的联合组织”；联合国是最为突出的国际组织。许多合法的组织也都模仿了联合国的组织架构。

⑼ 评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三大传统

80年代末,奥努弗(Nicholas 011uf)把建构主义这一术语正式引人到国际关系学,并出版着作《我们造就的世界》.对国际政治学建构主义做出最大贡献的是亚历山大·温特.温特1987年在《国际组织》上发表了一篇以行动者和结构的关系为内容的文章《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施动者——结构问题》,开始探讨国际政治的社会因素.1992年,温特发表了《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立刻引起轰动,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开始得到广泛关注,因此可作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进入第四个阶段的标志.温特的这篇文章质疑的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研究的起点问题——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把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作为事实接受下来,以此为起点开始研究.但温特指出,这种接受"无政府逻辑"的做法本身就值得质疑."无政府逻辑"并非只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接受的那种霍布斯逻辑,而是包括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在内的多种逻辑."无政府逻辑"也不是亘古不变的客观存在,而是行为体在社会实践中建构起来的社会事实,有别于自然科学中的自然事实.国家利益、权力政治这些现实主义的基本概念同样也是社会实践建构的产物.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温特199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这部着作与新现实主义大作《国际政治理论》形成鲜明对照,被认为是20世纪国际关系学最后一本最重要的着作。

建构主义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形成了根本性挑战,并逐步与后二者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最根本的一条是它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存在不可通约的本体论观点,认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认识论、本体论、方法论三个方面的机械一元主义是不能成立的.建构主义强调观念、认同、文化的重要性,认为国际体系的物质性结构只有在观念结构的框架中才能具有意义。考察两个国家的关系,不要只看它们是否都有核武器或是否是邻国,也要看它们到底是敌人还是朋友.温特最常用的典型例子是,美国并不担心英国的一百枚核弹头,却十分害怕朝鲜的一枚核弹头.因为英美是朋友,而朝美是敌人。

现实主义仍在发展.当前具有代表性的现实主义理论是所谓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它可被视为现实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也是后冷战时期最典型的、最激进的现实主义,代表作是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虽然这部着作的理论化程度不是很高,但现实主义意识却超过了以往的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从两个源泉获得了灵感,一是摩根索的权力论,二是华尔兹的结构论。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的目的是保全自己的生存,因此权力是第一要素.但国际体系的元政府结构却决定了国家永远无法知道自己拥有多少权力才能实现这一目标,所以,国家必然追求无限大的权力,因而争霸也就成为大国关系的必然态势,争霸的结果又取决于经济和军事实力.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大国争霸是国际关系的铁律,人是没有任何作用的,这是机械唯物主义的错误.正因为如此,进攻性现实主义才是极其悲观的现实主义,悲观程度超过了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甚至在某些方面也超过了摩根索的传统现实主义,摩根索至少还相信外交技巧在作用,而外交的艺术恰恰是人之所为。

自由主义的发展也仍在继续.一是制度合作研究进一步深人,阿克塞尔罗德的复杂系统和合作进化理论可能是目前最尖端的合作研究,不仅研究国家在国际体系中通过复杂学习程序进行合作的问题,也研究其他行动者和生物体之间在复杂系统中的合作过程.还有学者将自由主义的几个重要因素,比如相互依存、民主政体和国际制度结合起来研究战争与和平问题,提出了三角和平的理论.二是全球治理.在全球化发展迅速的阶段,以元政府治理为基本内容的合作性治理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多边主义与多边国际组织再度成为自由主义研究的重点之一.与之相关的是软权力的概念,因为在全球治理中,仅仅依靠硬权力是远远不够的.三是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结合.自由主义从第三阶段起就开始注意国内国际政治的相关性.1988年普特曼提出了双层博弈模式,强调了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关系.海伦·米尔纳在1991年的一篇论文中就对以无政府性划分国际国内政治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研究取向更加明显地沿着国内国际政治的结合部位和相互影响方面发展。

五、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走向

从国际关系理论的沿革历程来看,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可能会有以下几个走向。

首先,从强调循环向强调进化发展.回顾社会科学(不仅仅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大理论有两种明显的思维取向.一种是认为整个理论体系是循环的,人的社会运动也是循环的,汤因比的"文明循环论"和米尔斯海默的霸权轮回圃等都有着决定论的循环理论色彩.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也是如此,认为只要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质不变,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都会围绕权力这一轴心运转,这是不可更改的客观规律.但理论发展到自由主。之后,很大一部分就不是这样了.自由主义的制度观是进化性理论,制度是人为的社会事实.基欧汉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最简单的表述是"制度选择"——制度可以促成国家间的合作行为,若将人在建立制度方面的能动性考虑在内,就是人通过努力可以促成合作。如果这个命题确实反映了基欧汉的思想,那么意味着国际关系的整体发展可以走出循环圃,不断地向更趋合理的方向发展.建构主义则进步突破机械的历史循环论,突出了人的观念的力量,重视人的实践活动的建构功能,强调了文化的作用.从循环理论走向进化理论的实质是关注人的能动性.如果说华尔兹的理论是人失能的世界,基欧汉的制度自由主义则是人有限能动的世界,而温特的建构主义则是人积极能动的世界.人的能动是国际关系和历史的推动力,人的复活也是国际关系的希望所在。

其次,从权力政治向校利政治发展.在现实主义顶峰时期,权力变成了一切国际关系活动的核心.二战后,摩根索建立现实主义理论大厦时,权力就开始走向神话.如果以权力为政治活动目的的情况持续下去,人类是永远没有希望的.当然,在当今国际关系中,权力仍十分重要,没人会否认这一点.但是,也可以看到一种越来越清晰的理念轨迹,它在更多地向权利的方向发展.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女权国际关系理论,以及很大一部分建构主义理论都表现出这种迹象.即使把国家作为主要的国际政治行为体,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国家之间争斗的原因很可能是权利没有得到承认而不是生存受到威胁.对等关系是要承认拥有平等的权利.即使对方再弱小,如果不承认对方的权利,就会形成不解之结。民族之间、个人之间又何尝不是如此.权力和权利是政治学中永恒的概念,核心问题是谁是目的,谁是手段.如果人类社会要不断走向进步,就不应该忽视权利,并将权利视为目的,将权力视为手段.如果说现实主义是权力政治理论,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则更加重视极利政治的历史性和现实性意义。

第三,从话语霸权向多元理论和方法论发展。如果说第一阶段是理想主义的天地,第二阶段是现实主义和科学方法论主导,第三阶段已经明显表现出多元态势,无论是理论还是方法论都是如此.无论哪个学者都很难说自己的理论就是惟一正确的国际关系理论,自己的研究方法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惟一方法.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是多种理论并存,多种方法并存,而且同-个研究中有并用多种方法的现象,即所谓的后实证主义的状态.除三大主流理论之外,还有深入发展中的批判理论、规范理论、女性理论、后现代理论。除了实证主义方法论之外,还有解释学方法论、解构方法论等等.这样的状态应该是正常状态,因为多理论、多方法论的竞争状态,才应该是"学问"的真实状态。

国际关系学是和现实结合很紧密的学科.从理论与现实的关系看,国际关系理论,除了威慑理论等非常具体的理论外,宏理论一般对国际关系实践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却有潜移默化的功力.从理论自身建设来看,它要解决的是最根本的问题,比如,我们是谁?世界是什么?国际关系是什么?理论本身的意义在于积累思想、传播学术,实现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国际关系理论经过近百年的积淀和沿革,深化了人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为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是国际关系理论自身的学理旨趣。理论的根本功能是使人们对世界和人类的根本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从而能够使人类向更美好的未来发展.说到底,国际关系的根基是人与人的关系,国际关系学的终极关怀也应当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