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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如何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发布时间:2022-01-21 02:21:48

⑴ 根据我国2009年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分析我国的国际收支状况产生的原因,通过怎样的调节机制实现国际收支平衡

金本位制下,顺差意味着金币流入增加,因此国内物价应该上涨,产品出口的竞争力下降,同时国外进口产品的相对竞争力提高,因此产品净流入,金币净流出,也就是发生逆差,或者顺差减少。

⑵ 我国国际收支平衡状况及其变化轨迹

总体来看,2011年全球经济将持续复苏,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将稳步回升,但全球经济下行风险依然存在,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新兴市场经济体通胀压力加大,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也面临挑战。我国经济将继续保持较快增长,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将不断深入,内需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将更加突出。同时,利差、汇差和境外融资成本较低等因素可能使得套利资金净流入增加,境内企业境外融资活动可能会趋于活跃。报告指出,当前,国际收支大额顺差的问题已成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矛盾之一。国际收支大额顺差加大了宏观调控难度,易推高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阻碍实施稳健货币政策,制约宏观调控的灵活性和有效性。国际收支大额顺差也加大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的难度,同时还易增加我国对外贸易摩擦,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不利于为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创造的良好外部环境。报告表示,下一步将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着重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逐步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在稳定和提升国际市场份额的同时,重视进口的战略意义,促进国际收支在更高水平上基本平衡;加强和改进外汇管理,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拓宽资本流出的渠道。按照均衡管理的思路,加强对跨境资金流动的监测跟踪,建立资本流动的均衡管理机制。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国际收支继续呈现“双顺差”格局。其中,经常项目顺差3054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7%;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2260亿美元,增长25%。2010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28473亿美元再根据顺逆差的书本知识做点分析就是了

⑶ 我国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主要有哪些新特点

一是经常账户顺差,其中货物贸易顺差增长,服务贸易逆差稳定。2018年二季度,经常账户顺差58亿美元,其中,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贸易顺差1042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737亿美元。旅行、运输和知识产权费仍是主要的逆差项目。

四是储备资产小幅增长。2018年二季度,我国储备资产因国际收支交易(不含汇率、价格等非交易因素影响)增加239亿美元,其中,外汇储备增加229亿美元。上述发言人称,总体来看,2018年二季度我国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值得指出的是,近几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已经进入平衡区间,小幅顺差或者小幅逆差都属于基本平衡。未来,我国经常账户差额有望总体保持在合理区间,国际收支仍将保持总体平衡。

⑷ 外汇管理体制与我国的国际收支均衡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以及相关的一些知识

外汇管理体制与我国的国际收支均衡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以及相关的一些知识如下:

外汇储备对于一国国际收支平衡和外汇市场的平稳运行、汇率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但持有外汇储备是有机会成本的,因此,如何保持适度的储备规模,既保证本国的对外清偿能力,维持外汇市场的平稳运行;又能够将储备的机会成本降至最低,就成为一国外汇储备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

外汇储备的影响因素及外汇储备适度规模的主要理论

理论上说,在特定的需求动机驱使下造成的储备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金融实力和调节外汇市场能力的增强,能够体现出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改善,同时也会增加一国宏观调控当局的调控能力,改善其国际形象,增强国际资本的信心。但是,过量的储备规模也会造成资源闲置等负面影响。

一般说来,影响外汇储备需求的因素主要包括:

1、持有储备的成本,即进口品的投资收益率与持有储备资产的收益率之间的差额;

2、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筹借应急资金的能力;

3、对国际收支发生各种冲击的规模和类型(即短期性冲击和长期性冲击);

4、宏观经济运行的调整速度,这主要取决于边际进口倾向、进口供求弹性、汇率制度的灵活性;外汇外贸管制的程度;各国政策的国际协调等。

5、进出口规模,其中主要是进口规模。这也可以视为一国经济增长和国民经济的对外依赖程度,尤其是对进口的依赖程度。

6、中央银行在国际收支发生不平衡时,原意并且能够通过各种措施如放松或紧缩银根,削减或增加支出等进行调节的效率。

7、外汇市场的发育程度,以及汇率制度的市场化程度。

8、中央银行拥有的储备以外的国际清偿能力,如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取有条件贷款的能力。

9、未偿外债总额及其偿还期的特点等。

对于一国中央银行来说,要想将上述因素全部数量化,并由此来确定一个适当的储备规模是比较困难的,而且影响一国外汇储备的因素很多,各国都倾向于使用外汇储备的合理目标区,该区的上限是能够满足一国经济发展较快时可能出现的最大贸易支付和资本流出量的储备量即保险储备量。下限是保证最低限度对外支付所需的储备量即经常储备量,只要一国所持有的储备量在这个区域内,就被认为是合理的外汇储备规模。关于我国的最适储备规模问题,一直是经济界争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不同的经济学家从不同的经济条件出发,对于上述影响因素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量化,得出了不同的外汇储备适度规模理论,可以作为研究的借鉴。这些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种:

1、特力芬进口比例法。这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特力芬(R.Triffin)提出的。他通过对1950年到1957年间12个国家储备变化的比较研究后认为,一国的外汇储备对进口的比率一般以40%为适度,低于30%则宏观当局采取相应措施,20%为最低限度;从全年看,应该保持在25%左右,即以满足三个月的进口为宜。这一方法简单易行,而且得到国际组织的认可。但是,这个比率充其量只能说是一个经验的法则,缺乏理论基础,而且仅仅考虑到进口对储备的影响而忽视了许多重要的因素。

2、阿格沃尔模型。由于发展中国家对储备的需求有不同的特点,如国际收支波动大、实际调节代价比发达国家高、持有储备的机会成本较高等,阿格沃尔从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出发,建立了阿格沃尔模型,主要考虑了外汇储备变动平均数、持有外汇的机会成本、进口倾向、国际收支差额、逆差出现的概率等等。根据这一模型,适度的外汇储备规模就是持有储备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时的规模。

3、货币供给决定论。这一理论强调,国际收支不平衡是一种货币现象,当国内货币供应量超过需求量时,多余的货币就会相应流动到国外,从而引起超现金余额的减少。因此,决定外汇储备需求的主要是国内货币供应量的增减。

4、定性分析法。这种方法没有给出定量的模型,但是强调影响外汇储备需求量的六个主要因素:

(1)外汇储备资产质量;

(2)各国经济政策的合作态度;

(3)国际收支机制的效力;

(4)政府采取调节措施的谨慎态度;

(5)所依赖的清偿力的来源及稳定程度;

(6)国际收支的趋势及其经济状况。

5、外汇储备与债务比率法。这是8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一种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外汇储备规模应该保持在外债规模的40%左右。

根据上述几种理论估算了中国外汇储备在不同理论框架下的适度规模。各种理论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存在显着的缺陷,无论哪一种方法都难以单独准确地界定一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因此,需要在充分借鉴西方适度外汇储备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分析当前的外汇储备适度规模。

⑸ 如何分析近十年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

收支顺差造成基础货币增加,从而增加了货币供给,货币的增多与通货膨胀率为正相关关系,所以货币增多造成了通货膨胀率上升.应此央行将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以回收顺差所产生的流动性

⑹ 为什么我国将国际收支平衡作为宏观调控目标之一

近年来,中国贸易顺差高速增长,外汇储备持续攀高。
国际收支不平衡已成为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虽然当前中国国际收支继续保持较强的整体抗风险能力,但是国际收支顺差式的不平衡问题表现较为突出,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对于保持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近年来贸易顺差的高增长,也凸显出转变贸易增长方式之急。中国贸易增长仍是以数量增长为主,走的是一条规模扩张的“粗增长”之路,长此以往不仅自身难以为继,而且也会在贸易平衡、汇率政策和经济调控等方面受制于人,增加经济、金融和产业的不安全性。所以更新一些地方“出口创政绩”等狭隘观念,适时改变当前贸易增长方式,避免在贸易平衡,汇率政策和经济调控等方面受制于人。

⑺ 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是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长期

(1)生产决定消费。设干决定消费的对象,生产决定消费的方式,生产决定消费的质量和水平,并为消费创造动力。 我国产品结构落后,不适应市场需求,制约了消费的增长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必须进行结构调整。
(2)消费反作用于生产,消费的发展促进生产的发展。生产出来的产品被消费了,这种产品的生产过程才算最终完成。消费所形成的新的需要,对生产的调整和升级起着导向作用;一个新的消费热点的出现,往往能带动一个产业的出现和成长。 消费为生产创造新的劳动力,能提高劳动力的质量,提高劳动者的蛇干积极性。我国消费需求不旺,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必须采取大力措施,刺激消费,扩大内需。
(3)收入水平的高低对家庭消费有直接影响。要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就必须大力发展经济,增加居民收入,增加低收入人群的收入

⑻ 如何理解国际收支平衡国际收支均衡对一国的经济意义是什么

根据国际贸易理论,当一国货币升值时,该国出口商品或劳务的外币价格随之升高,进口商品或劳务的本币价格相应降低,因而,该国出口量减少,进口量增加,国际收支出现逆差;反之,当一国货币贬值时,该国国际收支会出现顺差。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国际收支能够通过汇率变动自动调节,即当国际收支出现逆差时,对该国货币的需求小于供给,该国货币贬值,推动逆差减小;而当国际收支出现顺差时,对该国货币的需求大于供给,该国货币升值,推动顺差减小。因此,在直接标价法下,一国货币的汇率与该国净出口呈反向变动的关系。而且如果汇率能够真实地反映该国的贸易状况,汇率的波动将有助于推动国际收支趋于平衡。 在过去的几年中,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分别是欧盟美国日本香港东盟韩国台湾俄罗斯等。由于长期与美元维持相对稳定的汇率,人民币与其他国家货币的汇率决定趋于被动,即汇率不是中国与该国经济关系的客观反映,而只是美国与该国经济关系的折射。在这种情况下,汇率波动可能使国际收支愈加偏离平衡。历史上几次大的金融危机的爆发,都与盯住美元后影响该国进出口,导致国际收支失衡有密切联系。例如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日本经济增长开始减慢,日元也大幅下跌,而面对美元对日元的相对升值,东南亚各国并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调整盯住汇率,因而东南亚各国货币也相对日元升值。由于这些国家与日本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本币的被动升值对于本已因日本经济增长速度减慢而降低的出口需求,犹如雪上加霜,加剧了东南亚国家的国际收支失衡。 从这个意义来看,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后,人民币汇率更加灵活,应当显示出其平衡国际收支的作用。在分别比较了我国与欧盟美国日本在2005年7月汇改的前六个月和后八个月的月贸易差额与月平均汇率后,发现中欧贸易差额在汇改后波动增大,而且多数月份表现为顺差增加的同时人民币币值上升,贸易顺差总体上大于汇改前;中日贸易与汇率的关系与中欧情况相似;只有中美贸易与汇率关系在汇改后出现了贸易顺差伴随人民币持续升值。这样一看,在汇率改革之后贸易差额加大了;而从两者走势来看,汇改后很多月份人民币币值在贸易盈余增加或赤字减少的时候不升反降,似乎新机制下的汇率既没有反映对外贸易的状况,又没有起到平衡国际收支的作用。但是,应该注意几点,首先,影响国际贸易的因素有很多,不能简单地因为贸易差额扩大而认为汇率机制失效,例如在中美贸易中,中国商品明显的价格优势和美国的国内政策使得汇率变动对于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难以发挥作用;其次,人民币的持续升值确实客观反映了中国经常账户顺差的状况;再次,人民币对欧元与日元汇率未能很好的反映出中国与欧日两地区的贸易状况,是由于人民币汇率受美元影响较大,可以推断我国所参考的“一篮子货币”中美元或与美元有较高正相关关系的货币可能占有较大比重。

⑼ 中国如何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下的经济增长

没有国际收支均衡,也就不可能有中国经济平稳增长。如果中国在未来的几年内仍然外部严重失衡,那么内部均衡也将受到严重威胁,最终要保证无通胀下的充分就业,以及高速的经济增长都将是困难的。 看来,我们需要更换一下思路。 按照西方货币理论,经济政策一般都有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与国际收支平衡四个方面的目标,但这四个目标的重要性不一样,而且提出的时间也有着先后之别。 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西方还处在金本位制下,各国信奉“自由放任”原则,在当时的人们看来,维持货币稳定及物价稳定,是各项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1929年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震撼了世界,之后凯恩斯《通论》问世,系统提出国家调节经济的理论,以解决失业问题,从此,充分就业成为经济政策的又一个目标。二战后,世界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纷纷摆脱殖民统治,需要大力发展本国经济,各国政府将促进经济增长当作主要目标。到了60年代,国际贸易迅速发展,但当时在推行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之后,各国普遍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国际收支日益恶化,于是相应提出了平衡国际收支的目标。 以上可知,西方各国的经济政策目标遵循着“币值稳定→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这么一个发展脉络。但是这四个目标往往存在矛盾与冲突,无法同时实现。比如,当经济增长比较快速之时,就业增加,收入水平提高,结果进口增长就很快,导致国际收支状况恶化。而要消除国际收支逆差,则需要压缩国内需求,财政货币政策一旦紧缩,又会引致经济的衰退,导致失业增加。 在这四大经济政策的目标中,国际收支平衡往往被放在最后一个位置,甚至常常被忽视。在国际收支平衡与其他目标发生冲突时,政府往往以牺牲“国际收支平衡”这项目标以求得其他目标的实现。但随着全球化水平的不断深入,如果一国的外部均衡难以实现,反过来又影响内部均衡的目标。我国最近的经济状况正是如此。这几年,我国一直保持巨额国际收支双顺差,外汇储备大幅度增长,这就形成“流动性过剩”,导致“内遇通胀、外遇人民币升值”的双重压力,经济增长也受到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30年的高速增长,国际收支在绝大部分年份都保持了“双顺差”。但这种“国际收支双顺差+高速经济增长”的组合是不可持续的。不光不可持续,而且在目前这个环境下已经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所以在2006年底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必须把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作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任务”。 尽管政府已经深刻认识到需要实现在保持国际收支均衡条件下的经济增长,但国内外情况复杂,从最近两年看,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搭配使用,在保证内外均衡的目标上并没有收到应有效果。从理论上讲,既要实现国际收支均衡,又要保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本来就十分困难。而在许多有影响的增长理论中,包括哈罗德(1939)和索罗(1956)模型,以及众多的“新增长理论”则都是一个封闭经济的模型,在他们那里,从来就没有将国际收支作为一个内生变量来考虑。 1979年,英国肯特大学的Thirlwall提出了“国际收支约束下的经济增长理论”,他本来用“国际收支约束”来解释各国不同的经济增长率,但他的这一理论框架也给了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保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一种思路。Thirlwall认为,一国长期的经济增长率等于出口增长率与进口产品的收入弹性之比,即g=x/π,其中x表示该国的出口增长率,π表示进口的收入需求弹性,这就是“Thirlwall定理”。按照这个理论,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低增长率是因为出口增长率低、进口需求弹性太大造成的,所以形成“低增长+国际收支逆差”的格局。而我国高速的经济增长却是由于出口增长率太高、而非进口的收入弹性太小造成的,所以呈现经济高增长与双顺差相伴随的局面。 在Thirlwall等经济学家看来,一国的经济结构不同,进出口产品的需求弹性各不相同,由此造成国际收支的不同表现,所以一国的国际收支问题本质上是经济结构问题,内部经济结构的失衡就会表现为外部失衡。按照他们的理论,一国要实现国际收支均衡条件下的经济增长并非不可能,只有改变生产结构和产品性质,由此增加出口增长率,并减少进口收入弹性,这就能够在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又能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如果依据传统的国际收支平衡手段,如支出增减政策、支出转换政策(汇率贬值),却无助于从根本上改善国际收支失衡。 具体运用到双顺差的中国,如果我们要保证国际收支均衡条件下的可持续经济增长,现在最要紧的是提升产业结构与调整经济结构,而所有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应该围绕着这一点来展开,而不是单纯地扩大出口(及投资)。 看来,这才是下一阶段中国面临的真正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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