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社会为什么存在合作和分歧

① 为什么国家之间会有分歧

因为利益有冲突！
如果利益冲突能解决,是可以共同发展的.但事实是国家之间不可能永远解决利益问题.战争时有句话: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如果2国之间有共同利益,一定会共同发展,但是发展是多方面的.可能在贸易上有利益,而在领土问题上有争执等等.没有十全十美.这问题自古就没解决过

② 如何看60年代中美分歧与合作

1.60年代，美国特别64年，美国打越南战争，中国是支持越南抗击美国。
2.美国在60年代继续支持国民党政府，美国在台湾继续保留军事基地，对中国大陆造成威胁。
这些分歧在于，在当时冷战的环境下，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较量。
1.60年代，中苏关系逐渐恶化。
2.68年，尼克松在选举总统时，表示愿意同中国政府缓和关系。
合作在，美国与苏联争霸，美国想拉中国抗苏，中国也愿意连美国抗苏。国家利益再起决定作用。在国际关系中，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③ 什么是国际冲突和国际合作

国际关系中的冲突指的是国际社会中各行为体出于对一定领域的利益和目标的追求和维护而产生的对抗和摩擦，也可理解为广泛的利益不一致。国际合作是国际互动的一种基本形式。国际合作是指国际行为主体之间基于相互利益的基本一致或部分一致，而在一定的问题领域中所进行的政策协调行为。

④ 国际社会关于人权的争论和分歧到底有哪些呀

第60届联大今年初以来就设立人权理事会问题举行了多轮艰苦磋商，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各方在理事会规模、成员选举方式等关键问题上分歧依旧。本届联大主席埃利亚松近日决定与各方举行双边磋商，力争尽快扫除设立人权理事会的重大障碍。

多种迹象表明，设立人权理事会的谈判进入了关键阶段。此间分析人士认为，有关争论反映出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在设立这一联合国人权新机构过程中的分歧。

引起争议的新决议草案

以人权理事会取代总部设在日内瓦的人权委员会是去年9月世界峰会确定的联合国改革重大步骤之一。世界峰会并未就设立人权理事会规定时间表，但西方国家普遍希望能在今年3月上旬人权委员会召开年度会议之前设立理事会，以便人权委员会在年度会议结束之后开始与新的理事会交接工作。

埃利亚松曾乐观地估计联大将在本月15日之前敲定设立人权理事会的决议草案。这一设想显然已不可能实现。上周，负责协调谈判的巴拿马和南非两国大使就设立人权理事会提出了最新版的决议草案。但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对这份草案持强烈批评态度，发达国家也对某些内容持保留态度。

草案规定，人权理事会将拥有45个席位，这些席位按地域分配原则分配。理事会成员由联大通过秘密投票产生，联大在挑选这些成员时应考虑有关国家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的贡献，是否存在严重侵犯人权的情况，以及是否曾因人权问题被联合国安理会制裁等。

在发展中国家的坚持下，草案删去了人权理事会将是一个“常设机构”的措辞，但草案规定，理事会每年将至少召开3次会议，总会期不少于10周。此外，人权理事会可以应成员要求随时举行特别会议，但这一要求需要得到三分之一成员的支持。

南、北方不同的侧重点

在联大最近就该草案举行的闭门磋商中，发展中国家对草案有关人权理事会规模、成员选举标准以及理事会会期的内容提出了异议。发展中国家一直主张人权理事会保持人权委员会的现有规模，即至少拥有53个席位，以体现该机构的代表性。它们还认为，联合国所有成员都是平等的，每个国家都有权角逐人权理事会的席位，不应就参选人为设定限制条件。

在会期问题上，发展中国家主张，鉴于许多小国缺少资源，理事会每年召开的会议不应超过两次，会期不得超过8周。根据现有草案，理事会会期太长，有变相成为常设机构的嫌疑。发展中国家还认为，人权理事会必须在得到一半成员支持的情况下才能举行特别会议。

发达国家对草案的不满主要是针对人权理事会的规模。大多数发达国家希望把人权理事会席位总数控制在38个，而美国迄今仍坚持不得超过30个。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博尔顿曾表示，如果新机构保持与人权委员会同等的规模，就是“换汤不换药”，美方宁愿要求保留人权委员会。不过，发达国家总体上对现有案文持肯定态度。

人权理事会谈判迄今取得的一个比较明显进展是确定了该机构的地位。南北双方一致同意，人权理事会将是联大的直属机构，联大将在该理事会成立5年之后重新审议它的地位问题。发达国家曾强烈要求将人权理事会设为与经社理事会平起平坐的联合国主要机构之一，但遭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

争论背后的根本分歧

分析人士认为，人权理事会谈判久拖不决的深层原因在于南北双方对新机构的构想存在根本分歧。南北方都对人权委员会的工作不满意，认为它存在“信誉危机”，急需改革。不过，双方对人权委员会发生“信誉危机”的原因看法迥异。美国等发达国家称人权委员会规模过于庞大，难以迅速就“违反人权”事件作出反应。因此，北方阵营强烈要求设立规模较小的人权理事会，并试图通过规定入会标准等方式，抬高入会的门槛，以方便其掌控人权理事会。

但发展中国家认为，人权委员会信誉发生危机是因为其工作被泛政治化，具有选择性和双重标准。因此，南方阵营主张将改革重点放在人权理事会的工作上，同时加强它的代表性。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官指出，如果完全按照发达国家的思路设立人权理事会，新机构未来工作将难逃被政治化的命运，也难以成为各国为促进人权进行对话、交流与合作的理想场所。

据悉，埃利亚松将根据双边磋商的情况，于本周晚些时候提交新的设立人权理事会决议草案。在南北双方态度强硬的情况下，新草案能否兼顾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双方的关切，使人权理事会谈判取得突破，目前还很难说。(杨志望)

⑤ 论述国际政治的冲突与合作（举一双边国家关系为例说明）

总的来说，一是中苏两党（最高领导人）意识不符，二是双方利益不同
实前苏联与新中国结盟只是为其战略利益考虑，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不存在亲如兄弟的情况，一切只为国家利益。
其实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一再波动，其原因就是国际局势和自身利益。斯大林愿意与新中国结盟主要原因就是两国有着相似的意识形态，而这也恰恰是后来两国反目成仇的原因，其实两国关系的恶化是先从两党关系恶化开始的，之后意识形态矛盾激化，中苏关系全面破裂。
中苏关系恶化期间，苏联撤走全部在华工作的专家和设备资料，在两国的西段和东段边境不断发生苏联边防军打打伤驱赶我边民事件，在黑龙江的珍宝岛中苏边防军曾发生武装冲突，一度被认为会触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另外，中国曾有为数不少的边民外逃苏联的事件发生。
中苏关系真正开始修复应该是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当时中美关系已实现正常化，苏联也是处于其利益与中国改善关系。一、 情人沦为朋友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宣布实行“一边倒”外交，与苏联建立了友好同盟关系，1950年2月14日，这是西方的情人节，就在这一天，中苏两国签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标志着两国的关系如情侣般进入了“蜜月期”。并开始在各个方面稳定发展，而俩国关系的变化和情人之间关系的变化也异曲同工之妙，正题之前，先戏谑一番：中国好比贫穷落魄的青年书生，遇上的是富家千斤，这位千斤也是仇家的女儿（苏联脱胎于沙皇俄国，中国与沙皇俄国是有仇恨的），但是这位千金小姐却是无辜的，而且她的进步理念（意识形态）与中国小伙子是一致的，这个成为了俩个人相识之初的结合点，也是在处理相关事物时遵循的大原则，俩个人把这个凌驾于一些利益之上，这也使得开始时的关系比较融洽，但是久而久之，矛盾总是会出现的，在处理一些具体事物当牵涉到俩人实在利益的时候，就显得纷争较大了，这个时候，理念上的一致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再加上我们这位千金的大小姐脾气（大国沙文主义）时时会犯，严重伤害了青年的自尊心（民族感情），穷则穷矣，脊梁不倒，所以青年人早先耐心和善的脾气也变了，这下子千金小姐想着要使手段使青年屈服，女人往往是极端的，于是乎，千金小姐掐断了对青年书生的经济上的资助（撤专家），此时书生离大考的日子已经很近了，这对一心想着金榜提名（搞好经济，雄起于亚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穷书生来说可是致命的，穷书生空有骨气，没有钱买参考书复习，光靠着一本《四书集注》，那一年到底没考上，千金小姐还一直等着书生回心转意，到底没等到，隔了几年，书生上了金榜，那底气就更足了，从此陌路。（背景音乐：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

二、前人之见
关于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前人的研究颇多，在此略述几中典型观点：
1． 苏联的大党、大国主义及国家利益冲突论
中苏关系包括中共和苏共、中国与苏联相互关系这样两个层面。战后，苏联在处理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时总是以社会主义老大哥自居，不断表现出其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的作风，这不仅损害了兄弟党和国家的利益，而且严重制约着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正常关系的发展。尤其以波匈事件为甚，很好了暴露了这个问题。许多学者认为，苏联的大国作风损害了中国的利益，而中国则一直以来追求平等的原则，最终矛盾不可调和，导致了中苏关系的恶化。持这类观点的不在少数。
2． 意识形态分歧论
意识形态在各国的外交中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在中苏之间，相同的意识形态和发展道路是中苏结盟的纽带。而五、六十年代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关于如何评价斯大林，怎样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的关系，怎样估计革命与战争的问题;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对中苏同盟的破裂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发展到后来，两个执政党之间的论战都上升到了马列主义的高度，是“你我活”的境界。但是，“中苏两党及其领导人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相互曾多次作出妥协和让步，尽力维护团结，减少分歧。如果没有其他更关键的因素，意识形态分歧不可能将中苏关系引向绝境。”（骆晓会语）我以为这个分析是中肯的，如果没有更原则性的分歧，两国关系还不至于走到破裂的边缘，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是旁观系破裂的催化剂。（孙泽学、唐年新语）
我个人其实并不同意意识形态分歧论，因为现在事实已经证明，不同的意识形态在国家之间的交流中没有明显的消极影响。国家之间的差异，意识形态只是其中的一种，亨廷顿就划分了两个政治分类维度，在他的划分中，中苏和美英是在一个维度中的。真的是交流无界限。当然，中苏关系要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中作分析，但也千万不能局限其中。
3． 中苏两国领导人个人因素论
不想重复历史唯物论关于正确认识和评价个人在历史中作用。只是想说，领导人在国家外交中的作用往往是无形的，领导人的个性，风格，思想对国家政策的制定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特别在那个时代，中苏俩国在这点上有共同之处。杨奎松在《毛泽东苏联观变化原因剖析》一文中认为，中苏两国领袖在革命理念上的歧异是中苏关系走向破裂的根本原因。“在中苏两党反目成仇，双方关系发生令人难以置信的根本改变的过程中，两国党的领袖的作用在某些方面具有决定性” 李丹慧认为，中苏最高领袖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对各自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以及从本国立场出发对对方探索方式的认识，是确定这一时期中苏关系走向的决定性因素。“当双方的探索和为此而制定的政策趋同，双方的基本利益一致，相互之间还以信任为主时，中苏关系就表现为亲密无间，或可以在求同存异中发展;而当双方的探索及政策发生背离，双方的基本利益背离，相互间猜忌、戒备胜过信
任时，中苏关系也即转为冷淡，乃至趋向分裂。”（李丹慧《战后中苏关系研究的新材料和新视野》 中共党史研究，1997）
4． 冷战思维论
40 多年的“冷战”对战后国际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苏关系亦不例外。“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炮击金门”等事件其实并不足以导致双方最后的决裂，但是双方在同一个问题上的不同的看法和立场，显示了双方的不默契，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双方越来越容易争吵而且互不妥协，冷战思维在其中是有影响的，在那种国际环境下，双方都没有走出冷战思维的巢穴。总之，50 年代末、60 年代初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恶化，是许多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历史上的恩怨和现实的冲突；国家战略利益的矛盾和意识形态分歧；社会背景与个人因素等等。

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沈志华认为:“中苏关系最终破裂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范式和准则中的某种结构性失衡”（沈志华。 《 赫鲁晓夫、毛泽东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关于远东防空协定、长波电台及联合舰队问题的再讨论》，《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五期）党际间领导与被领导的范式代替了国家见的正常和平等的交际。特别是如中苏这样的两党都是执政党的尤其如是，时间一长，结果也就越糟糕。而所提到的“某种结构性的失衡”我想原由也是因为特殊的年代，特殊的体制导致的缺陷。即国家间的对话很多时候为党的关系所取代，党的关系很多时候又为领导者个人关系所取代，从而形成不了现代政治中的沟通双方的有保障性的制度化的渠道和周期性的双边对话。保障利益从长远来看，靠的不是人，而是制度。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论文的最后一句话：“而不应该仅仅去追究哪一方的责任。”我想这个是很值得国人去好好思索一下的，千百年来，中国讲的是人情事故，这个是传统中国社会所特别重视的成分，而在行为方式上，中国人自认为是中庸，其实不然，是另一面的极端主义：关系熟的可以糊涂了事，而关系差的就会争个分明。心里的天平总是倾斜的，常常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没有制度化的保障。可以很不客气地说，嘴上讲着原则的时候，做事情时却很容易丢失原则。所以在在看待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时，只讲苏联怎么样怎么样，苏联的大国主义固然对中国有伤害，但中国难道一点责任都没有吗？好象不见得。研究分析问题是在搞清楚历史真相的同时希冀从中获得些借鉴，并非是要从历史的坟堆里拉人出来做大批判的。说苏联的大国作风伤害了中国，那么，斯大林时期应该是苏联民族主义和大国作风最厉害的时期，为什么在斯大林时期中苏没有决裂，而到几年过后才决裂呢？显然，以苏联的大国主义对中国造成了伤害来解释中苏间的决裂是不能让人信服的！1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产生
21957年和1958年，苏联提出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侵犯中国主权
3苏联在苏共二十大中，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全盘否定，中国同苏共产生分歧
4中国1956年提出要走自己的路，不走苏联的路，被苏联误解

⑥ 大国关系在发生怎样的变化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复杂的变化,基辛格将这种变化称作为“数百年来未有的大变局”,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认为“是地质板块式的变化”.世界迎来一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和平发展的新时代,这个时代的大国关系呈现出一些新特点.
一是大国之间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合作成为大国关系的主轴.由对抗走向合作,是当代大国关系一个新变化.世界已变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美国和欧洲经济陷入困境,中国外贸出口需求萎缩,迫使已成为助推世界经济增长引擎的中国“调结构、转方式”.许多对人类安全和生存构成的威胁成为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难以单独应对,需要国际社会合作解决.
二是合作和斗争同时存在于双边关系中.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各国相互依存日益深化的历史条件下,大国为了自身的安全和发展利益,谋求合作的势头越来越凸显,出现了名目繁多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全面伙伴关系”、“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新型大国关系”等.但是,另一方面,大国合作的增强并不排除相互之间存在的分歧和由此引发的摩擦与斗争,在当前主要表现为综合国力的竞争.在某种情况下,这种斗争仍然有可能演变为局部的冲突和对抗,因为当前国际关系中依然存在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合作与斗争并重,合作掩盖不了斗争,斗争又保持适度,不致引发关系破裂,这是冷战后出现的大国博弈的新情况.
三是以议题为驱动的大国关系的各种组合方兴未艾.为了占据战略制高点,大国之间合纵连横,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竞相上演一幕幕令人眼花缭乱的牵制与反牵制、制衡与反制衡的大戏.一些大国今天在这个问题上是合作伙伴,明天在另一个问题上又成为战略对手.无论是气候变化、反恐,还是伊核、朝核、叙利亚等问题,大国立场的变化或攻防角色的互换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应运而生的“中俄印三国外长会晤机制”、“美日澳印四国战略对话机制”、“美日+1”、“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大国关系的各种排列组合,无一不是在新形势下大国外交纵横捭阖的新表现.
四是世界格局均衡化成为大国关系演变的大趋势.当前是美国“一超独大”,群雄并起,但是根据不同机构的预测,美国失去“一超”地位只是时间问题,最终将成为“平起平坐者当中最拔尖的一个”.大国关系均衡化将是大势所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外交也快速地走到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央,时代赋予中国外交新的使命.

⑦ 当前国际问题有哪些突出矛盾和特点

当前国际形势的新特点
摘要：当前，国际关系进入新世纪以来发生的深刻变化正在继续，一些具有规律性的特点和趋势进一步显现。国际环境对我国利大于弊、积极因素多于消极因素的总体状况没有改变，但某些挑战和问题有了新的发展，值得关注。 关键词：国际关系 国际环境

一、国际局势保持总体和平、缓和与稳定态势，但局部性的
战争、动荡与紧张有所加剧。

当前，大国关系继续以合作为主调并保持相对稳定。美欧、美俄之间因伊拉克战争出现的矛盾有所缓和，虽然双方之间深层次的矛盾和分歧并未消除；中美关系在台湾问题、经贸问题等方面面临新的考验，但双方的合作领域与共同利益仍在扩大，双边关系中的相互依存性进一步加强；中俄、中欧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巩固，合作关系继续加深；中日政治关系虽因日政界对二战态度、双方领土争端等问题而受到较大干扰，但双方经贸合作、文化交流和民间往来仍然高潮迭起，足见中日友好与合作基础深厚，日趋成熟，双边关系发展大势已不为局部问题所左右；中印政治与经济关系均保持积极态势，对促进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相对稳定的大国关系，反映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今世界的主流不可逆转。
然而，当前国际形势亦有相当严峻的一面。地区性的战争和暴力冲突此起彼伏，局部性的动荡与紧张有所加剧，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和平与发展面临的问题愈加紧迫。局部性的战乱、动荡与紧张已从三个方面对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带来严重冲击。其一，不同程度地破坏甚至摧毁了有关地区的和平与发展环境。这不仅使一些地区的人民生活被置于水生火热之中，而且使这些地区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水平拉大，导致世界发展不平衡问题进一步加剧。其二，间接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发展环境。如今国际石油价格居高不下，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国际冲突和国际地缘政治因素中的不确定因素引起的。其三，增添了大国关系中的隐患，从而威胁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当今许多局部冲突和地区争端都发生在国际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敏感地带，直接间接牵动世界主要国家在这些地区的战略利益。事实上，在当今多数地区性冲突的背后，都有不同大国之间的利益角逐。地区性冲突、战乱的增多和加剧，必然导致大国利益关系的复杂化，对大国关系构成负面冲击，在一定情况下甚至有可能引起大国之间矛盾的激化，不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

⑧ 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全球合作

全球合作原则
强调全球各类国家开展全面合作。特别是强调南北合作，以共谋发展，这是始终贯串于《宣言》、《纲领》和《宪章》中的一条主线。 ：南北合作
当代国际社会各类成员之间，存在着许多对矛盾与合作的关系。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东西关系”、“南北关系”、“南南关系”、“北北关系”。
在这许多对矛盾与合作的关系之中，南北关系是全世界政治经济关系中的主要矛盾。这是因为：第一，南北之间的矛盾与合作关系是全球性的，牵动和决定着整个世界政治经济的全局和全貌。第二，南北矛盾的形成和发展，已有数百年的历史渊源。第三，当代南北双方在经济上的利害冲突是极其尖锐的，双方在经济上互相依存、互相依赖的关系也是最为密切的。简言之，南北矛盾已上升为当代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主要矛盾。
南北矛盾的根源在于世界财富的国际分配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其实质是发达国家力图维护国际经济旧秩序，发展中国家起而抗争，力图变革国际经济旧秩序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南北合作的根据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存在着极其密切的互相依存和互相补益关系双方都是不可或缺的。缺少对方，或与对方长期处在严重对抗的地位，而又不作任何妥协退让，势必造成生产的严重萎缩和破坏，导致现实经济生活的严重混乱。南北合作问题总是伴随着南北矛盾问题，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已被国际社会的一切政坛和论坛列为同等重要的议事日程和谈判主题，引起国际社会的同等重视。
但是，要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推动南北合作，阻力颇大。相对而言，第二世界各国的政、法界人士中，也出现了一些能够比较冷静地正视南北互相依存现实的明智人士。他们意识到继续缰硬地全盘否定第三世界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破旧立新的正当要求，强行维护甚至加剧国际上贫富悬殊的现状，归根到底，对所有发达国家都是很不利的。
在第三世界的强烈要求下，在第二世界部分国家领导人和有识之士的现实考虑下，南北两大类型家的对话和合作，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其中较为重要的，首推1975年至1989年先后签订的四个《洛美协定》。 ：《洛美协定》
《洛美协定》的全称是《欧洲经济共同体－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洛美协定》。在当前的南北关系中，是最大的经济贸易集团，缔约成员国已达80个。
1975年2月，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46个发展中国家，会同属于第二世界的欧洲共同体9个国家，在西非国家多哥的首都洛美签订了贸易和经济协定，通称第一个《洛美协定》。1979年签订了第二个《洛美协定》；1984年签订第三个《洛美协定》；1989年签订第四个《洛美协定》。综观上述四个《洛美协定》的发展进程，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互利合作关系是有生命力的。它表现在：
第一，实施协定15年来，参加缔约的南北两大类国家总数不断增加，从55国逐步递增至80国。
第二，南北合作的内容和范围不断扩大，欧洲共同体向非加大地区国家提供的优惠条件，从总体上说，都有所改善。
第三，每次续订协定的谈判，都是历经艰难，最后总能达成对发展中国家更为有利、使南北合作有所前进的新协议。
第四，每一个新的南北协议，从总体上说，都更有利于双方在各个领域谋求更全面的全作，建立更稳定、更合理的国际经济关系。
但是，《洛美协定》式的南北合作，仍然远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南北双方之间很不平等、很不公平的经济关系：
第一，在两类国家之间的贸易交往中，仍然存在着严重的不等价交换；
第二，关税上普惠待遇往往伴随着种种非关税壁垒的重重限制；
第三，用以稳定非加太地区国家出口收入的补贴和给予这些国家的财政援助，相对于这些积贫积弱国家发展经济的现实需要说来，差距仍然很大；
第四，《洛美协定》在实现南北合作、改变南北不平等关系方面，虽已取得初步的重要成果，但距离建立起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总目标，还有相当漫长、艰辛的路程。
三、全球合作的新兴模式和强大趋势：南南合作
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开展经济合作，国际上通称为“南南合作”。这是一种新型的互济互助、共同发展的国际经济关系。
南南合作与南北合作，都是全球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南南合作的政治经济基础、内在实质及实践效应，却与南北合作有重大的差异。
南北合作，是国际经济关系中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妥协，南南合作则是国际经济关系中被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弱者与弱者之间的互济，也是对弱肉强食规则的联合反抗。
南南合作的这种实质决定了它在国际社会中的实践效应，具有重大的特色和深远的影响，有助于冲破现存不平等的国际关系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
第一，现存的国际经济体制，是在经济实力基础上形成的。第三世界国家拥有的经济实力越大，它们对世界经济大政的发言权、参与权、决策权就越大，对某些在南北关系问题
上坚持僵硬立场和专横态度的发达强国，也就能发挥更大的制约作用。因此，发展中国家应当把发展和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摆在首要地位。
第二，经济上过分领带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民族经济的发民彩为不利。加强南南合作，走弱者集体自力更生的道路，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经济，减少对发达国家的依赖，才是它们争取经济繁荣、增强自身经济实力的可靠途径。
第三，实行南南合作，把第三世界国家联合起来，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国际力量，就能够提高这些国家在南北对话、南北谈判中的地位，打破僵局，开辟改革旧国际经济关系的新局面。
第四，由于长期殖民统治遗留下来的问题，某些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存在着一些矛盾和争端，如果处理不当，势必成为南南合作发展的障碍。但是，由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只要有关各方面能够排除干扰，以大局为重，互谅互让，耐心协商，就定能化解矛盾和纠纷，消除争端和分歧。
第五，南南合作，有助于推动南北谈判，改善南北关系，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促进南北经济合作，以实现全世界各类国家普遍的经济繁荣。

⑨ 运用当代国际政治与经济的知识分析中欧之间为什么要加强合作

(1)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中欧之间加强合作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我国实现民族复兴营造良好国际环境。
(2)国家力量是影响国与国关系的重要因素，是衡量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地位、作用和影响的重要尺度。面对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随着欧洲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欧洲在国际的地位和影响与日俱增，中欧之间为什么要加强合作能有利于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和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
(3)国家间的共同利益是合作的基础，而利益的对立则可能使国家之间发生分歧乃至引起冲突，中欧之间加强合作关系是因为双方存在共同点，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各有优势，可以优势互补，互通有无，有利于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共同尊重联合国权威地位。

⑩ 在气候大会上，世界各国在减排问题上为什么会出现分歧而最后又达成协议

世界气候大会显示各方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仍存在分歧 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高级别会议9月3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议最终通过了旨在建立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高级别宣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气候问题专家王瑞彬认为，这次会议显示出国际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迫切心情，但也暴露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温室气体减排、增强穷国应对气候变化能力方面存在分歧，预示着年底举行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将不会一帆风顺。

3日，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高级别会议通过了决定建立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高级别宣言》，这可以说是本次大会取得的最突出成果。建立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目的是为了加强科学的气候观测和服务，满足发展中国家获取气候信息的需求，并在气候服务供应者和使用者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以更好地应对各种灾害。王瑞彬指出，这次世界气候大会就建立全球气候服务框架达成一致，具有积极意义。

王瑞彬说，第一，这些成果实际上是表达了国际社会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立场，可以说为年底的哥本哈根会议营造了一个合作的氛围。第二方面从客观上来看，这一成果本身对于推动未来国际社会采取减缓气候变化负面影响的措施打下了良好的合作基础。

不过，王瑞彬指出，发达国家对这次会议的冷淡态度，使得会议的成果打了折扣。人们注意到，共有约20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出席了这次世界气候大会高级别会议，但这些国家领导人大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美国、欧洲大国以及日本等发达国家并没有派高级代表团与会。对此，王瑞彬指出，这显示出发达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上有所欠缺，也直接影响到这次会议对推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进程所起到的作用。

王瑞彬说，这次会议并没有起到直接推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合作进程的作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次高级别会议的领导人出席情况。与会的高级别领导人大多数是来自发展中国家，而来自美日等发达国家的领导人有所欠缺。可以看到，目前发展中国家立场更为积极，而发达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一方面，在国际舆论上继续唱高调，但另一方面在行动上却难尽如人意。”

在这次会议上，发展中国家强烈要求发达国家在加速减排的同时，向穷国提供援助帮助它们提高应对灾害的能力，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泽纳维甚至警告说，如果愿望得不到满足，非洲国家将有可能集体抵制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大会。王瑞彬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态度积极、立场坚决，是与其自身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所遇到的困难有密切关系的。

王瑞彬说，从我们目前所看到的世界各地已经发生的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灾害来讲，发展中国家在面对这些自然灾害的时候，它的承受力是非常脆弱的。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排放量相对发达国家来讲是很低的，但另一方面它的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又欠发达。这些因素决定它（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时候显得相当得不足，所遭受的损失也更为严重。发展中国家对于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危害感受更深，它希望国际社会给予资金和支持的这种愿望就更为迫切。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会议虽然目的重在就建立全球气候服务框架、更好应对各种自然灾害达成一致，但在实际的讨论中，温室气体减排问题却成了重点。王瑞彬表示，温室气体排放是造成气候变化并导致各种极端气候灾害频发的根源，这样一个全球性的气候大会，不可避免地要关注温室气体减排问题。

王瑞彬说，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对这个问题极为关注。从客观上来讲，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危害对各国来说是一样的。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在这样一个世界气候变化最高级别的会议上，都期望能够再一次表达自己的观点。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联合国的推动作用，潘基文也在会上直接向国际社会发出了呼吁，希望发达国家能够承担明确的减排指标；还有就是希望国际社会在资金技术上的合作能够达成一致，迈出实质性的步骤。

王瑞彬进一步指出，今年年底在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将集中讨论温室气体减排问题，可以说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为哥本哈根大会的温室气体减排谈判营造了氛围，但从这次会议上也可以看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突出，温室气体减排谈判仍将面临巨大困难。

王瑞彬说，这次会议营造了比较良好的合作氛围，各国在各个场合都表达了在这个领域加强合作的良好愿望，那么在哥本哈根会议上达成一个表达合作愿望的框架性文件是可以期待的。这方面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对在哥本哈根会议上达成具有实质性的协议这样一个目标抱过高期望。能否在哥本哈根会议上达成这样的协定，取决于世界一些主要国家的态度和立场，以及当时在会议上的行动。从这次会议上也可以看到，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应该也会面临着矛盾和激烈的辩论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