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市场在哪里就不稳定

‘壹’ 15.当今世界国际形势的不稳定因素有哪些

一是世界经济复苏很不均衡。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增长强劲，中国经济增长今年预计达10%；而主要发达国家中，美国虽然保持了复苏势头，但近10%的失业率居高不下；日本在中国等新兴市场需求的拉动下，出口增长，推动了经济复苏，但其财政赤字高企，债务规模接近 GDP的200%；欧元区经济总体上保持上行态势，但受到希腊等多国主权债务危机的拖累，经济复苏和调整举步维艰。总的看来，发达经济体普遍面临后危机时期的结构调整，很难快速实现稳定的增长。由于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份量，其经济恢复状况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整个世界经济的恢复。
二是世界经济复苏基础仍较脆弱。其一，发达国家普遍面临高财政赤字风险，这可能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因素。目前从欧洲到美国，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都呈现加剧的状况，一旦主权债务危机爆发，金融市场将大幅震荡，拖累经济的恢复性增长。去年以来相继发生的冰岛、西班牙、希腊和迪拜债务危机，就对世界经济的恢复带来很大冲击。（希腊债务危机： 09年10月希腊政府突然宣布，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分别达到12.7%和113%，远超欧盟对其成员规定的3%和60%的上限。鉴于希腊政府财政状况显着恶化，全球信用评级机构相继调低希腊主权信用评级，引发希腊债务危机。迪拜债务危机： 09年11月，迪拜财政部宣布，由政府持有的迪拜世界公司及旗下的房地产分支棕榈岛集团将推迟偿付数十亿美元的债务，以便进行债务重组。据《纽约时报》估算，迪拜世界公司的对外债务高达590亿美元，占迪拜总债务的74%。被此次迪拜债务危机深套其中的债权人包括汇丰控股、苏格兰皇家银行等全球多家知名大银行。）不仅如此，作为危机源头的美国金融业，其盈利前景仍存在很大变数。如身陷“欺诈门”的华尔街金融巨头高盛集团，在今年4月16日被美证券交易委员会指控涉嫌在销售次级抵押贷款支持类证券的金融衍生品时存在欺诈行为。消息传出，由于高盛集团将面临司法调查，其声誉损失对业务产生的影响难以估计，引发全球金融市场不同程度动荡。其二，主要发达国家的失业率高企。09年以来，全球经济的复苏主要是政策刺激的结果，是“无就业增长”的复苏。目前美国和欧元区失业率都达10%的较高水平。这已经成为目前美欧政府焦虑不已的一大问题。就业状况的暗淡，将直接打击人们的消费信心，发达经济体缺少国内消费的拉动，经济恢复的基础很不牢固。其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当前国际上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一些主要国家不断出台各种贸易保护措施。不断加剧的贸易保护主义严重影响着外需的复苏，使中国这类的出口大国深受其害。09年以来，数十个国家对中国产品发起贸易调查和起诉，美国等国又不断逼压人民币汇率升值。目前各国政府正在计划或准备实施的贸易保护措施超过半数都是针对中国的。此外，国际主要股市、大宗商品价格震荡，也给世界经济复苏带来不确定性。由于为应对危机采取刺激性经济政策，各国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规模扩大，使潜在的通胀风险日益积累，去年以来，印度、越南等新兴经济体相继出现粮食价格大涨、通货膨胀严峻的问题。（贸易条件的恶化和全球性通胀的隐忧，已成为明显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尤其是一些大宗资源性产品价格的上涨，对国际能源和原材料需求甚大的中国经济将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发达国家的巨额主权债务或财政赤字、就业市场不振，新兴国家的通胀压力等问题，都反映了刺激经济政策的后遗症正在显现，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尚不稳固。
三是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方兴未艾，但引发危机的结构性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发，说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乃大势所趋，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至关重要。危机后，主要国家和集团相继召开峰会，就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和金融监管达成广泛共识。由于当今两大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源于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反映的是当时以欧美为主导的世界经济格局。数十年过去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越来越重，提高发展中国家在两大机构中的发言权势在必行。在匹兹堡金融峰会上，与会国代表一致同意将基金组织和世行份额向发展中国家分别转移5％和3％。在今年4月的基金组织和世行会议上，也决定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3.13个百分点的投票权重。世行这一改革进展，使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投票权整体超过47%。
但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远未取得令人满意的实质性进展。由于其涉及到改革成本的分担和传统主导大国的既得利益，如美元国际地位、国际金融救援，发展中国家权利与责任的不匹配等问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严重分歧。（虽然各方都认为需要改革，但改革的意愿在各国之间明显不同。发达国家作为既得利益者，对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意愿相对要小；而多数发展中国家希望通过改革来增加发言权，改变自己的不利地位，改革意愿更为强烈。同在发达国家之间，欧洲国家更强调进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而美国则多有保留，不愿放弃其在该领域的权势。）问题还在于，随着国际金融危机逐步缓解，一些发达国家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意愿在减弱。
四是各国需要加紧调整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新的世界经济条件下，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工业化道路越来越难以为继，低碳经济、绿色经济成为重要发展方向，各国经济结构都面临大的调整。与此同时，全球产业转移和国际分工更趋深化，推动各国加快以科技创新来带动产业的升级。而不同经济体都面临如何处理好自身的调整问题：发达国家力图在更高起点上实现“再工业化”，即重振制造业（经历金融危机打击后，美、英等发达国家意识到，其经济过度依赖服务业，靠消费拉动经济存在的问题，欲通过重振制造业来实现经济的再平衡，切实解决就业问题和扩大内需）；新兴经济体则需要努力增强自身的发展后劲。但经济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个艰难甚至痛苦的过程，目前欧洲高福利国家的经济调整就面临强大阻力，欧美国家的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不少国家还出现了社会动荡，英、法等国都接连发生大规模罢工抗议活动。

‘贰’ 目前国际金融体系的现状与趋势

为重建国际货币秩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以美英等国为首的国际社会通过多边协定方式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主要内容包括：（1）设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协调国际货币关系，特别是对各国的汇率政策实行监督；（2）实行以黄金为基础、美元为中心的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3）在成员国发生国际收支困难时，IMF可提供短期信贷，以补充其国际流动性。在最初的近20年里，该体系运行比较顺利，有效地促进了世界经济的重建、发展和繁荣。但由于该体系的基础是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并要求其他各国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因此，当美国国际收支逆差不断扩大，无法维持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时，它的继续存在便受到明显挑战。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停止向各国政府兑回美元后，各国纷纷放弃本币与美元的固定比价，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趋于崩溃。1976年在IMF的提议和组织下，国际社会达成牙买加协定，宣布黄金非货币化，同时承认各国实施的浮动汇率制度合法化，这标志着国际金融体系再次进入了一个不受全球性多边协定约束的动荡的时代。

自牙买加协定签订以来，国际金融体系总体上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于在许多基本问题上至今没有形成全球性的制度安排，因此，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近30年来的国际金融体系事实上处于一种“无体系”的状态。不过，伴随着国际经济和金融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特别是经济区域化的快速发展，该体系也发生了一些局部性变化。大致而言，它包括以下基本特征：

第一，国际汇率制度呈现出以浮动汇率安排为主、多种汇率安排并存的基本格局。目前，全球有三类基本的汇率安排：一是独立浮动汇率安排，实行国家包括美国、欧盟、日本和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二是固定汇率安排，包括实行货币局制度和传统钉住汇率制度的国家，以及已取消法定货币国家（如欧盟内部和实行美元化的国家）；三是“中间道路”安排，即各种介于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之间的安排，如爬行钉住制、区间浮动制和管理浮动制等，主要包括一些外向型程度较高或国内通货膨胀比较严重的发展中经济体。据统计，2002年，在IMF的186个成员经济体中，实行上述三类汇率安排的国家分别占22％、48％和30％。

由于美、欧、日在全球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它们之间的浮动安排对国际汇率制度的性质具有决定性意义。就单个国家而言，浮动汇率安排的利益主要体现在可以维护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在一定程度上自动调节国际收支失衡。但从国际金融稳定的角度看，它至少包含两个缺陷：一是汇率的频繁波动将对正常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造成不利影响，大大增加全球经济活动的汇兑成本和风险；二是容易引起汇率政策冲突，即运用本币贬值政策推行贸易扩张，以牺牲他国利益的方式维护本国利益。在过去一二十年里，尽管全球范围没有发生20世纪30年代那种竞争性货币贬值，但局部的冲突却时有发生。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情形是较为典型的一个例子。而在工业化国家之间，从80年代后期迫使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到最近一个时期美元强势政策的调整，都充分显示美国在缓解其经常账户逆差时对于汇率贬值政策的依赖。

固定汇率安排的主要意义在于通过全部或部分让渡货币主权，换取汇兑交易成本的降低和更强的国内财经政策约束。各种形式的“中间道路”则有可能兼收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的优点，并使本国货币当局具有一种相机抉择的自由。然而，在美、欧、日等大国货币频繁波动的情况下，无论固定汇率还是“中间道路”安排，实际上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不少研究显示，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1995年以后美元相对于日元的大幅度升值，造成了泰国等实行钉住美元安排的国家货币急剧升值，并严重损害了这些国家的贸易竞争能力。

第二，国际金融市场在国际收支调节中具有显着的作用。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由于各国实行严格的金融管制，国际金融市场在国际收支调节中作用比较有限，许多国家的经常账户逆差调节主要依靠财政货币政策。在发生严重逆差时，也可有限地运用汇率政策，并从IMF获得一定的短期信贷支持。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各国可以方便地通过商业性国际融资弥补其经常账户逆差，从而避免采用财政紧缩等可能影响国内经济稳定的调节措施。作为一种基于市场的安排，国际金融市场的存在提供了充裕的国际流动性，从而大大降低了各国国际收支调节的代价。但在另一方面，它也产生了新的不稳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它使一些国家放松内部约束，滥用财政扩张政策，延误必要的国内经济改革和调整。结果是不仅经常账户逆差最终变得难以控制，而且常常为沉重的外债负担所累，甚至成为金融动荡的根源。

第三，国际资本流动缺乏有效监管，已经成为国际金融不稳定的重要源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各国资本管制的不断放松，国际资本流动迅猛扩张。目前，全球各类国际资本的日交易量已经超过1．5万亿美元。近年来不少研究显示，国际资本市场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缺陷，许多国际投资和信贷决策都是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做出的。在资本流向的国别选择上，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动，常常发生“饱饥综合症”，即当看好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前景时，国际资本大规模涌向那里，而当这些国家因为资本过度流入而出现危机迹象时，国际资本又快速离去。因此常造成这些国家内外经济失衡，并最终导致货币和金融动荡。此外，在危机发生的前后，由于缺乏有效监管，大规模投机性短期资本的参与更是加剧了有关国家危机的深度，并在危机的国际传递方面扮演核心角色。

第四，多边国际金融机构的功能存在严重缺陷，并且具有明显的不公正性。IMF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遗产。1973年后，该组织已不再具有对各国汇率安排进行约束的权力，其主要功能是对发生国际收支危机的国家提供短期信贷，以增强其清偿能力。然而，由于该组织长期以来资金来源严重不足，因此对于危机国家的救援要求不是行动迟缓，就是力不从心，而且常常附加紧缩开支和经济自由化等不切实际的条件。此外，正如1997年在对亚洲金融危机处理过程中所显示的，由于明显受到美国政府和华尔街利益集团的影响，该组织对于美洲以外危机国家的救援要求往往显得十分冷漠。这表明了该组织在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稳定方面的功能缺陷和不公正性。

第五，全球性货币金融合作成效甚微，区域性货币一体化进展显着。目前，全球性货币金融合作的主要渠道是七国首脑和财长会议。总体上看，这个协调机制常常流于形式和务虚，很少具有实质性内容。近年来，IMF和国际清算银行也在试图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但或者成效并不显着，或者对各国并没有真正的约束力。相比之下，区域性货币合作进程却取得了显着的进展。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欧元于1999年成功面世，欧元区内部也已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银行和货币政策框架。值得注意的是，欧元的诞生产生了明显的示范效应。最近几年来，在拉美、中东欧等地区，一些国家开始采用美元化和货币局制度，或者在区域内实行固定汇率安排。尽管两年前的金融危机迫使阿根廷放弃了货币局制度，但似乎并没有改变这一趋势。

第六，美元的金融霸权地位基本依旧，但正在面临挑战。自人类进入信用货币本位时代以来，一直没有诞生独立的世界货币，因此，国际经济交易始终依赖少数几个主权国家的货币来充当国际支付手段和储备资产。美元正是这些货币中最主要的一种。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起，借助美国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美元便建立了全球性金融霸权地位。半个多世纪以来，尽管美元在国际支付和储备资产体系中的份额有所下降，但目前仍然高达60％左右。依靠这种地位，美国获得了大量的“铸币税”收入，可以通过输出美元不断占有别国的实际经济资源。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学术界对于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提出了不少积极的改革建议和方案。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建议包括：增强发达国家之间的货币金融合作，建立汇率目标区，以减少大国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尤其是对投机性资本流动的限制（如实行“托宾税”，即各国对外汇交易征税）；改革和重塑IMF，增强其资金实力，提高贷款决策的透明度，增加发展中国家在该组织的表决权；加强区域性货币金融一体化等等。此外，也有一些比较激进的建议，如回归金本位体系、恢复布雷顿森林体系和成立世界中央银行。

历史不会进行简单回归，重新回到金本位或布雷顿森林时代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近几年的发展显示，其他改革建议也大多没有得到有效实施。一个根本原因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金融动荡没有切肤之痛，加上改革有可能损害其既得利益，因而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在总体上并不积极，对于限制国际资本流动、改革和重构IMF等发展中国家十分关注的改革建议，则更是反应冷淡甚至持反对态度。另外，相互间的潜在利益冲突，也使发达国家很难在所有的改革问题上完全保持一致。比如，美国一直反对日本在亚洲推动货币金融合作，特别是反对其倡导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

展望未来，可以认为，近期内国际金融体系的现状不可能发生重大变化。不过，从中长期看，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发展，各国之间经济联系将更加紧密和深化，预计会有更多的国家积极致力于构建一个稳定和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这意味着上述改革建议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逐步得以实现。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已经并且仍将利用各种国际场合积极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事实上，自1999年以来，中国在推动亚洲货币金融合作方面已经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叁’ 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

国际金融市场风险主要由国际金融投资者主观预期、投资交易成本、投资者的投机行为和一个国家本身的金融市场状况等因素引起，这些因素的变化内在地使国际金融市场失去均衡，导致国际金融资本流动变化无常，如果资本流出流入国家没有防范能力，就极易产生金融风险。国际金融市场的活动一般由外汇交易商和金融投资者充当主体。无论是套利保值还是投机，都是以汇率和利率的预期为基础。“外汇交易商制订买卖外汇的决策奠基于他们的汇率预期，而汇率预期又取决于他们对汇率趋势相关的政治、经济的掌握。”各交易商和投资者对未来汇率或利率的预期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对汇率和利率预期的差异直接导致国际资本流动的大幅波动。
按现代经济学的观点，预期均衡是指合理预期和预测。即是对所有可得的、与变量的未来发展趋势有关的信息所作出的预期和预测。只要市场参与者都能根据自己所能得到的、与变量的未来发展趋势有关的信息来进行预测，那么最终结果必然是与从市场角度得到的信息相一致，达到预期均衡。所以，只要投资者或投机商发现市场的实际情况与他们的合理预期有差异，他们就会改变其定价策略，利用市场差价获利。各投资者主观预期的差异可以内生地扩大或缩小资本流动的波动性。
国际金融投机主体经常以各种基金的合法身份出现，其资金具体表现为国际游资(HOTMONEY)，投机行为的主要目的是利用非正常的投机手段，获得正常投资收益以外的资本利益。当投机基金非常庞大，达到对特定的汇市形成和汇率趋势基本控制的程度时，投机行为就会给金融市场产生直接冲击，导致一国金融市场风险的产生。
投机行为的基本特征是，市场参与者在预测到经济政策或诸如汇率和利率等经济变量不能维持时，突然进行大幅度的资产重组，“投机性冲击是在市场预测经济政策不一致时所作出的理性反应”，“不一定要将投机性冲击视为市场的反常行为，相反，它被看作是竞争性市场在预测到经济政策的不连续性后的典型反应”。
在投机活动的形成过程中，存在下列因果关系：基本经济因素的错位程度、收支衡的频率和严重性引起资本流量的增加，资本流量的增中引起投机活动量的增加。伴随着资本流量的增长，外汇需求规模扩大，不稳定性出现增强，发生动荡的事件的可能性也会增加。如果外汇具有作为一种理想资产的特征的话，那么，随着外汇价格越来越大的波动，从中投机的机会也将增加，只要投机主体存在，就会引起投机活动量的增加。
投机活动量对国际金融市场产生三个效应：第一，投机活动量的上升直接导致外汇需求规模和不稳定性的上升，金融动荡增加；第二，投机活动量的增加造成汇率没有稳定点或者基本走势不能独立于投机影响的状态；第三，金融机构在外汇交易活动中的投机行为大大增加。与传统银行业务获利性减少相联系，投机活动量的增加使金融机构的外汇业务重点越来越倾向于货币投机，随此重心的转移，外汇市场的任何波动更有可能引起投机性的买进和卖出，使金融市场的波动更加复杂化。

‘肆’ 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有什么重要的影响中国采取了什么措施来缓解

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增加人均收入，减少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人民健康和教育状况，扩大人民选择机会，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轨。从 1960年代初以来的30年里，东亚地区各经济真实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达到4%-6%，是拉丁美洲和南亚的三倍左右，比次撒哈拉非洲快五倍。同时，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每天消费不足1美元)的人口减少了一半，从7.2亿人减少到3.5亿人，预期寿命从1961年的56岁增加到1990年的71岁，东亚地区的几个经济已经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变为新兴工业化经济。东亚经济在上述指标上所取得的成就，使东亚经济在近10来年成为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努力效法的发展典范。

然而，在1997年泰国突然爆发一场货币危机并发展成一个金融和经济危机，而且，很快波及东亚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连一向被称为是发展奇迹的亚洲四小龙也逃脱不了这场厄运。危机中，大多数东亚经济的货币和资产价值跌落了30%-40%，遭受打击最为严重的几个经济下跌得更为厉害。东亚地区的银行和企业陷入空前的财务困境。泰国、印尼和韩国不得不请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援助。到1998年，所有受到影响的经济，包括金融和企业素质相对良好的新加坡和香港，都陷入了严重的经济衰退。

东亚金融危机来的突然，去的也迅速。到1999年发生危机的经济，出口和GDP都已恢复正的增长，除政治上动荡不安的印尼外，一般用来作为投资者信心指标的股票市场指数也已恢复、甚至超过危机前的水平，似乎东亚经济又已恢复了往日的勃勃生机。然而，东亚经济增长的恢复是否可持续？类似的危机是否会再度爆发？我们应该从这场危机中吸取什么经验教训？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并无定论。要回答上述问题，我们必须先了解这场危机产生的原因。

一场危机所以能够从一个经济爆发并迅速传染到其他经济必然有其共同的外因。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内在不稳定性是主要的原因。这几十年来由于信息和交通技术的进步，大大减少了交通、通讯的成本，全球经济更为一体化。1985年到1994年间世界总的真实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年均只有 3.2%，但是国际贸易增长率则为其两倍，达到年均6.7%的水平。东亚经济以外向型着称，是国际贸易快速增长的主要受益者。在这段期间，国际金融的一体化比真实经济的一体化更快，国际资本流动更为活跃，跨国的银行贷款年均增长率为12%，外国直接投资年均增长率为14.3%。在这段期间，东亚私人资本净流入1990年总计仅为191亿美元，1996年就增长到1104亿美元，增加了6倍，东亚经济

也是国际金融一体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然而，国际金融市场具有内在不稳定性。

(1)资金的流动容易受到市场预期和信心的变化而出现急剧的逆转。受到金融危机影响最大的泰、韩、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五国，1996年私人资本净流入为729亿美元，1997年净流出为110亿美元，相差达839亿美元。这么巨大的资金流入、流出的逆转为中小规模的东亚经济所难于承受。

(2)信息技术的进步和金融市场的全球一体化使得国际资本的参与者能够以"即时"的速度，十分迅捷地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大笔资金的跨国界流动，为国际投机资本的兴风作浪提供了条件，加剧了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而东亚各国在金融自由化的国际大趋势下，对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和国际投机资金操作的危险性既缺乏警惕也缺乏监管的经验。

(3)大的国际风险投资基金和投资银行以20倍、30倍的高杠杆运作，其可动员的资金远大于中小金融市场所可承受的规模，使中小金融市场的些微缺陷，即可受到少数几家国际风险投资基金或投资银行的狙击而酿成大祸。国际上尚无制止和惩罚国际金融投机家联合炒作的法律。

国际金融一体化和由此带来的不稳定性的影响对任何东亚经济都是一样的。然而，东亚各经济受到这场危机冲击的严重程度明显不同。泰国、印尼和韩国是遭受打击最重的国家，不仅汇率急剧贬值，GDP大幅下降，而且，还出现支付危机，而不得不接受IMF等国际机构条件严苛的救援。马来西亚在危机期间也经历了剧烈的货币贬值、银行危机和经济萧条，但是它并没有被迫寻求国际援助来满足短期支付的需要。新加坡货币贬值，但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1998年为 1.5%，菲律宾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1998年仅仅轻微下挫，为-0.5%。香港的真实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1998年为-5.1%，但货币虽遭受了几次投机资本的联手狙击，仍然维持住联系汇率。我国的台湾省1997年经历了一次15%的温和的货币贬值，但是它的真实国内生产总值在危机期间一直保持正的增长，1998年达到4.8%。大陆则在危机期间不仅没有贬值货币，而且，还保持了7.8%的增长速度，对东亚经济的复苏作出了为世人所称赞的贡献。

根据国内外的研究发现，东亚经济受到这场危机影响的严重程度和下述现象密切相关：

(1)贸易条件恶化和经常帐户出现赤字的程度。从1995年第二季度开始，受到影响最大的东亚五国出口增长速度迅速下跌，到1996年，印尼经常帐户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3%左右，韩国为5%左右，马来西亚为6%左右，泰国为9%左右。而受到危机影响相对轻微的经济，如新加坡、台湾和中国大陆，经常帐户支付余额都比较充足。

(2)经济增长对全球资本市场的依赖程度。遭受严重打击的经济，其增长更多地依赖外债来支持，而那些所受打击相对轻微的经济外债较少。

(3)短期债务对外汇储备的比率。需要寻求国际援助的三个国家，不仅外债多，而且短期外债对外汇储备的比率高，199年时泰、韩、印尼分别高达100%，203%，和176%，而其他经济则在50%以下。

(4)受到影响大的经济对金融部门的监管不适当，裙带资本主义盛行。

(5)受影响大的经济，其企业的自有资金少，发展依靠高水平杠杆融资来维持，1996年泰、韩、印尼企业的债权对股权之比分别为185%，325%，和183%，其他经济一般在100%以下。

(6)受影响较大的经济其房地产和股市的泡沫也较大。

然而，仔细研究，上述现象其实和经济危机本身一样都是"果"而非危机产生的"因"。危机前东亚经济上述不同的表现其实是它们不同的发展战略选择的结果。遭受危机严重打击的国家像韩国、印尼等，一般都追求赶超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以此作为经济增长的基础。而这种产业

不符合它们自身经济上的比较优势，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没有自生能力。为了发展这些产业，政府除了提供税收减免之类的优惠外，还经常利用行政权力压低银行利率，并干预银行资金的分配。能得到这些便宜资金的一般是和政府关系较好的企业，于是裙带资本主义的出现也就不可避免。由于这种产业不符合经济上的比较优势，在政府的扶持下虽然能够把它们建立起来，但和发达国家的同类企业的竞争力差，因此，外贸容易有赤字。而且，企业在竞争性的国内和国外市场的获利能力低，企业生产的扩大和升级只能更多地靠借贷，企业杠杆融资的水平必然高。开始时这些企业主要向国内银行借款，国内银行的资金规模有限，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越来就越依赖国外的借款来支撑。外国直接投资一般都倾向于利用当地的市场和比较优势，因此，要优先发展的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一般只能使用借款，特别是自由度比较大的国际短期资本，导致了短期外债对外汇储备的比例高。为了吸引外资的流入，不得不实现金融市场自由化，放宽金融监管，大量外国短期资本于是流入房地产和证券市场，形成金融泡沫。

相反，受影响较小的台湾和香港它们的外债余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不高，外汇储备很大，短期债务对外汇储备的比率相当低，关键就在它们的产业发展更好地遵循了它们的比较优势。因此，外贸竞争力强，贸易盈余更多，有更多的外汇储备。它们的企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也更有盈利能力。当它们的企业进行规模扩张和技术升级的时候，它们的项目融资能够更多地依赖自身的利润积累，更少地依赖外部资金来源。因此，它们的企业杠杆融资水平很低，整个经济的外债负担少，不需要大量依赖外债，可以从容地进行金融监管。新加坡的发展则更多地依赖外国直接投资，外国投资者也是按新加坡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因此，外贸盈余多，外汇储备丰富，短期外债少，国际投机资本不易找到冲击的突破口。大陆在改革开放以后发展起来的、最有活力的民营和合资企?t大多是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外贸竞争力强，因此，大陆的外汇储备多，短期外债少，而且，大陆的资本帐户还没开放，货币不可自由兑换，国际金融投机家无法对人民币进行狙击。

从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出，国际经济和金融的一体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趋利避害的一个关键是按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发展经济。在东亚的这场危机中明显地表现出来，按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的国家和地区各项经济指标都好，国际投机资本难于找到可以狙击的机会，被波及时受到的不利影响也较小；反之，不按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各项经济指标都差，经济的体质弱，容易遭受国际投机资本的狙击。目前东亚经济恢复的势头能否持续，类似的危机在未来是否还会再发生，很大的程度决定于背离比较优势发展的那几个经济，是否能将其发展的战略转变过来并做出相应的政府职能和宏观政策的改革。另外，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大量资金可以迅速跨国流动，风险投资基金和投资银行可以高杠杆运作，这些条件给国际金融投机资本的炒作提供了机会。当发生金融大鳄的狙击时，任何一个中小经济都很难承受得了这种冲击。因此，有必要建立区域性的货币合作，减低国际金融市场内生不稳定性对中小规模经济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

‘伍’ 世界经济复苏势头不稳的表现有哪些

一、世界经济复苏很不均衡。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增长强劲，中国经济增长预计达10%；而主要发达国家中，美国虽然保持了复苏势头，但近10%的失业率居高不下；日本在中国等新兴市场需求的拉动下，出口增长，推动了经济复苏，但其财政赤字高企，债务规模接近 GDP的200%；欧元区经济总体上保持上行态势，但受到希腊等多国主权债务危机的拖累，经济复苏和调整举步维艰。总的看来，发达经济体普遍面临后危机时期的结构调整，很难快速实现稳定的增长。由于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份量，其经济恢复状况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整个世界经济的恢复。
二、世界经济复苏基础仍较脆弱。发达国家普遍面临高财政赤字风险，这可能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因素。从欧洲到美国，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都呈现加剧的状况，一旦主权债务危机爆发，金融市场将大幅震荡，拖累经济的恢复性增长。相继发生的冰岛、西班牙、希腊和迪拜债务危机，就对世界经济的恢复带来很大冲击。（希腊债务危机： 09年10月希腊政府突然宣布，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分别达到12.7%和113%，远超欧盟对其成员规定的3%和60%的上限。鉴于希腊政府财政状况显着恶化，全球信用评级机构相继调低希腊主权信用评级，引发希腊债务危机。迪拜债务危机： 09年11月，迪拜财政部宣布，由政府持有的迪拜世界公司及旗下的房地产分支棕榈岛集团将推迟偿付数十亿美元的债务，以便进行债务重组。据《纽约时报》估算，迪拜世界公司的对外债务高达590亿美元，占迪拜总债务的74%。被此次迪拜债务危机深套其中的债权人包括汇丰控股、苏格兰皇家银行等全球多家知名大银行。）不仅如此，作为危机源头的美国金融业，其盈利前景仍存在很大变数。如身陷“欺诈门”的华尔街金融巨头高盛集团，被美证券交易委员会指控涉嫌在销售次级抵押贷款支援类证券的金融衍生品时存在欺诈行为。讯息传出，由于高盛集团将面临司法调查，其声誉损失对业务产生的影响难以估计，引发全球金融市场不同程度动荡。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方兴未艾，但引发危机的结构性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发，说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乃大势所趋，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至关重要。危机后，主要国家和集团相继召开峰会，就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和金融监管达成广泛共识。由于当今两大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源于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反映的是当时以欧美为主导的世界经济格局。数十年过去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越来越重，提高发展中国家在两大机构中的发言权势在必行。在匹兹堡金融峰会上，与会国代表一致同意将基金组织和世行份额向发展中国家分别转移5％和3％。在基金组织和世行会议上，也决定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3.13个百分点的投票权重。世行这一改革进展，使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投票权整体超过47%。

‘陆’ 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和影响

我知道哈。。。
2008年金融危机成因

【摘 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失衡会导致国际资本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际经济失衡和国际货币体系缺陷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前提条件,而国际游资的攻击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实现条件。从目前国际形势和中国国内形势来看,金融危机的前提条件已经具备,因而防范国际游资攻击是制定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
【关键词】金融危机 国际经济 国际货币体系 国际游资

金融危机是由外部因素还是由内部因素造成的,历来学术界有两种比较对立的观点:阴谋论和规律论。阴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遭受有预谋和有计划攻击造成的,是外因造成的,特别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这种观点较为流行。规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的自身规律,是内因造成的。三代金融危机理论①基本上是承认规律论。随着金融监管技术提高,一个国家因监管或管制出现问题而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变小;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现代的金融危机基本上表现为在国际经济失衡的条件下,国际资本在利益驱动下利用扭曲的国家货币体系导致区域性金融危机爆发,因而从本质上说,金融危机的性质和成因都发生了变化。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国际经济的视角具体解析金融危机的形成原因。
一、国际经济失衡
黄晓龙(2007) [1 ] 认为国际收支失衡导致国际货币体系失衡,虚拟经济导致流动性过剩,进而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危机。黄晓龙是国内较完备地从外部因素来研究金融危机的,然而从根本上说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应该是实体经济的失衡,国际收支失衡只是实体经济失衡的表象,实体经济失衡导致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资本流动导致虚拟经济膨胀和萧条,由此形成流动性短缺,最终能够导致金融危机。因而全球实体经济的失衡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必要条件,而虚拟经济导致的流动性短缺是金融危机的充分条件。
纵观金融危机史,金融危机总是与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相伴而生的。1929 年爆发金融危机之前,国际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逐渐向美国和欧洲倾斜,特别是美国经济快速增长呈现出取代英国霸主地位的趋势,这次国际经济失衡为此后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20 世纪末期,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要快于经济全球化趋势,拉美国家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关联度使得拉美国家对美国经济的“蝴蝶效应”要比其他国家更为强烈。20 世纪末的20 年里,当拉美地区的经济结构失衡时,往往以拉美国家的金融危机表现出来。欧、美、日经济结构失衡同样是导致欧、美、日等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当区域的或全球的稳定经济结构被打破时,新的经济平衡往往以金融危机为推动力。1992 年欧洲金融危机,源于德国统一后德国经济快速发展,打破了德国与美国以及德国与欧洲其他国家间的经济平衡。1990 年的日本也是因为美日之间的经济平衡被打破后,在金融危机的作用下,才实现新的经济均衡。
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将导致国际资本在一定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力可能是区域的或全球性的。从短期来看,在某个时点国际经济是相对平衡的,全球资本总量和需求总量是一定的,而当一国经济发生变化,会引起国际资本和国际需求在不同国家发生相应的变化,如果是小国经济,它的影响只是区域性的,如果是大国则它的影响是全球的。当一个大国经济趋强,则会吸引国际资本向该国流入,产生的结果是另外一些国家的资本流出,当资本流出到一定程度时,会发生流动性短缺,金融危机就从可能性向必然性转变。这种转变的信号是大国高利率政策,或大国强势货币政策。而对小国经济而言,经济趋强后,则会吸引国际资本的流入,当国际资本流入数量较多时,该国的实体经济吸收国际资本饱和后,国际资本会与该国的虚拟经济融合,推动经济的泡沫化,当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背离时,国际资本很快撤退,导致小国由流动性过剩转入流动性紧缩,结果导致金融危机爆发。
从国际经济失衡导致金融危机的形成路径可以看出,国际经济失衡通过国际收支表现出来,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又通过国际货币体系来进行,如果具备了完善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那么完全可以避免国际经济强制性和破坏性调整,也就是说可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然而现实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受到大国操纵的,因而国际经济失衡会被进一步扭曲和放大。
二、国际货币体系扭曲
徐明祺是国内学术界较早把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的学者。徐明祺(1999) [ 2 ] 认为,一方面是秩序弱化在改革和维持现状间徘徊的国际货币体系;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投资和债务方面的弱势地位;处于双重制约下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一次次吞下金融危机的苦果,因而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难逃其咎。也就是说国际货币体系在调解国际收支不平衡时遵循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原则和理念,而各国在制定货币政策协调国际经济失衡时却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纪律性,因而现在的国际经济的失衡被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放大了,加剧了。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松散的国际货币体系,尽管欧元和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作用逐渐增强,但是,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并不能有效解决“特里芬难题”,只是将矛盾分散化,也就是说储备货币既是国家货币也是国际货币的身份不变。充当储备货币的国家依据国内宏观经济状况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势必会与世界经济或区域经济要求相矛盾,因而会导致外汇市场不稳定和金融市场的动荡。实行与某种储备货币挂钩或盯住某种货币的国家,既要受该储备货币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同时还要受多个国家之间货币政策交叉的影响。储备货币之间汇率和利率的变动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大为增强,使得外汇市场更加不稳和动荡,这种影响可以分为区域性的和全球性的。鉴于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国经济政策变动影响既可能是区域的,也可能是全球的。
以美元为例,美元的价值调整是通过美元利率的调整实现的。美联储在制定美元利率时,不可能顾及盯住美元或以美元作为储备的国家(地区) 宏观经济状况,因而当美元利率调整时,往往会对其他经济体,特别是和美国经济联系比较密切或者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国家和地区造成冲击[3 ] 。首先,以美元为支柱的不完善国际货币体系,不论采取浮动汇率政策还是固定汇率政策,美国的经济影响着所有与其经济密切相关的国家及这些国家的货币价值变化。如果浮动汇率政策能够遵守货币体系下的货币政策制订的纪律约束,那么世界金融市场上就不会出现不稳定的投机性攻击,也不会出现由此造成的货币市场动荡乃至金融危机。由于制定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经济全球化相关性存在矛盾,因而目前的货币体系不能够保证美元在浮动汇率的前提下的纪律性,因而一个国家的宏观政策将会导致经济相关国家的货币市场动荡,在投机资本催化下爆发金融危机。就目前现状来看,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崩溃,但是相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美元不论是升值还是贬值,依然会造成这些国家经济的强烈波动。美国经济繁荣时,美元升值会导致资本的流出;当美国经济萧条时,美元贬值会导致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保留了原来国际货币体系的理念和原则,但却失去了原来的秩序和纪律,强势经济体可以利用这样的体系转嫁金融危机和获取更多利润,而不需要承担过多的责任。
三、国际游资的攻击
国际经济失衡是金融危机的前提条件,不完善的国际货币体系会加剧国际经济失衡,然而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是国际游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金融危机离不开国际游资的攻击。1992 年欧洲金融危机,索罗斯通过保证金方式获取1 :20 的借贷,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通过卖空相当于70 亿美元的英镑,买进相当于60 亿美元的马克,迫使英镑大幅贬值,在偿还借贷后净赚15 亿美元[4 ] 。在1994 年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前,国际游资持续大量地进入墨西哥证券市场,在墨西哥所吸收的外资中,证券投资占70 %～80 % ,但在墨西哥总统候选人遭暗杀事件后的40 多天内,外资撤走100 亿美元,直接导致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5 ] 。1997 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也是国际游资首先攻击泰铢,低买高卖,并巧妙运用金融衍生工具获取高额回报。
根据IMF 对国际游资的统计,20 世纪80 年代初的国际短期资本为3 万亿美元,到1997 年底增加到7. 2 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20 %。2006 年末,仅全球对冲基金管理的资产总额就达1. 43 万亿美元,比1996 年末增长约6 倍。对冲基金的投资策略也不断丰富,从最初的“卖空+ 杠杆”策略(市场中性基金) ,发展成为单策略型(包括套利型、方向型、事件驱动型等) 、多策略型(包括新兴市场型、并购型等) 、基金的基金等多种投资策略。其风险特征也呈现多样化趋势,既有高风险、高收益的宏观对冲基金,也有低风险但收益相对稳定的市场中性基金。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的国际资本流动的最显着特征是国际间的过剩资本流动造成了国家、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巨额的国际货币资本必然要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猎取利润。
国际游资为什么能够摧毁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 众所周知,国际游资规模较大,它完全有能力影响和缩短被攻击国家的金融周期。金融周期是指一个国家金融市场由繁荣到萧条的自然过程。当国际游资进入被攻击国家,它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利率和汇率变化,从而加快金融市场由理性发展向非理性繁荣转变[6] 。按照金融市场的心理预期自我实现原理分析,当大量国际游资进入一个国家时,即使这个国家经济发展表现一般,在大量资本进入的情况下,也会带动金融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在国际金融家掌握话语霸权的情况下,他们通过有意识地夸大被攻击国家发展中的成绩或存在的问题,以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心理预期。从拉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一般先用“经济奇迹”、“新的发展模式”来吹捧经济成就,然后用“不可持续”、“面临崩溃”来夸大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在整个过程中,国际游资有预谋进入和撤退,就会导致金融市场的崩溃。国际游资娴熟地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在金融繁荣时期赚取高额利润,也可以利用金融危机赚取高额利润或者收购危机国家的优质资本,进而控制被攻击国家的经济命脉。这就是在新兴市场国家爆发金融危机后,国际直接投资( FDI) 为什么会低价收购危机国的优质资产,形成新的经济殖民主义的根本原因。
四、中国预防攻击性金融危机之策
在中国股市由狂飙到暴跌和中国房地产市场经历了火爆到等待观望以后,中国的经济是不是进入由繁荣向危机过渡的转折点? 中国会不会爆发金融危机? 从经济表象来看,在我国经济运行中依然表现为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预期等等;从经济本质来看,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着产业结构调整滞后、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弱和金融市场不完善等问题。出现这些现象和问题既有外部因素的作用,也有内部因素的作用。
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特征较为明显,首先美国经济进入萧条时期,次级债危机使得美国经济雪上加霜,而欧盟、日本、中国和俄罗斯经济持续增长。其次,美元的发行泛滥导致美元对欧元和人民币持续贬值,致使其他国家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再次,国际游资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的规模越来越大。美国为了振兴经济采取降低利息的货币政策,美元对其他货币也在快速贬值。
中国从2005 年开始出现人民币对美元的利差,2006 年2 月利差曾达到3 % ,境外资本流入后往往会兑换成人民币再放贷出去,其收益不能以存款利率衡量收益,而是以贷款利率衡量收益,1 年期基准贷款利率是7. 47 % ,如果每年人民币升值预期是5 %的话,那么国际游资的回报就接近13 %。如果国际游资不是采取放贷形式,而是直接投资中国房地产或股票,其收益率会更高,2007 年投资中国房地产的利润不低于30 % ,该年度上证指数上涨了96. 7 %。
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国外游资在中国投资的高额回报吸引了大量外资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2007年究竟有多少国际游资进入我国,国内学者有不同的计算。采用简单的计算,以外汇储备的增加值减去外贸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2007 年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我国的国际游资近800 亿美元。800 亿美元国际游资流入完全可以解释流动性过剩、房市与股市的泡沫和我国目前通货膨胀的压力等现象。只要人民币升值预期存在,国际游资就不会抽走。人民币升值预期还存在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实体经济还在持续增长,表现为我国国际贸易顺差还存在,我国非贸易品的价格还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国际游资现在急迫要做的是要继续抬高我国的非贸易品价格,并在适当时机抽逃,在羊群效应下引爆中国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资本再回来收购中国优质资本。
中国要能够有效地预防上述攻击性金融危机,首先必须严格控制虚拟经济的非理性发展,快速压缩楼市和股市泡沫,套住国际游资刺激实体经济的增长。套住国际游资有两种思路:一是由国际游资短期内获得暴利向长期内正常利润转变,降低使用外资的成本,让外资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二是构建长期的心理预期,使外资留在中国;其中,很重要一点是保持中国实体经济的持续增长。其三是有计划地减持我国的外汇储备,特别减少以国债形式存在的外汇储备,把外汇储备转化为有形资产,实现外汇的保值和增值,并用外汇储备调控国际经济,使之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最后,加强跨境资本的管制,积极干预和监管短期国际游资的.

辛苦我了 。。。多多给分.

‘柒’ 最近国际金融市场很不稳定，还合不合适做现货黄金呢

• 楼主你好，市场不稳定，建议新手多观望和老手多交流。

• 黄金市场中并非天天都有机会赚钱，行情有明朗和不明朗之分，操作就有可做和不可做之别。只有当走势有明确的趋势时方可动作，不要在不明朗的时候强行入市。
  

• 从总体上讲，黄金市场操作最好是以顺势操作为佳，就是在上升的趋势中逢低买进，在下跌的趋势中逢高抛出。如果想做反转势那就必须是原走势从形态、比例和周期这三方面同时到达一个关键的反转点上，并以设好止损为前提的情况下，方可入市操作。
  具体落实到实际操作中，何为低、何为高这就要涉及到具体的技术分析的运用了，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方法：
  1、见位做单，破位止损：
  如上所述，在上升的趋势中，等待价格回调到重要的支撑位上买进，有效破位后止损。短线可在上升通道的上轨卖出平仓(但轻易不开新仓卖空)；在下跌的趋势中等待价格反弹到重要的压力位上抛空，有效破位止损。同样，在下降通道的下轨处买进平仓(决不开新仓抢反弹)。
  2、破位做单：
  当价格涨破一个重要的压力位时顺势买进，回破位止损。当股价跌破一个重要的支撑位时顺势抛空，回破位止损。
  3、重要反转点方可做逆市单
  在大的波浪形态、比例、周期同时运行到某一反转点时，方可做逆市单，而且必须是轻仓，止损可放大一些，但不能没有止损。

• 以上几种做法无论你采取哪一种，都需要耐心等待那个最佳入市点的到来，如果时机把握不好，经常是看对了大势却赔了钱。因为市场的价格波动不是一条直线，任何趋势都是在震荡中运行出来的，没有选择好入市时机将使你饱受市场的震荡之苦。

•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好的机会有时是寻找出来的，但更多的是忍耐出来的，投机市场中要耐得住寂寞。

‘捌’ 世界经济形势很不稳定国际经济市场需求减弱我们该如何推动适应世界经济形势

1、积极推动区域合作

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减少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要重视推动和参与区域性经济合作，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进程，要有具体的步骤和方案。也需重视与欧盟的经济交往与合作。

合作的领域与范围，除了经济贸易金融还应扩大到科技、文教等领域。要重视与发展中国家的区域性集团合作，也要加强与发达国家区域性集团的合作，当然也应加强双边的合作。

2、正确评估外贸作用

当前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占GDP的40%，出口额占GDP的24%，前者表明中国对外依存度和开放程度很大，后者表明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有较大的比例。但是，我们要清醒认识到，中国不是出口导向型国家，中国的市场主要在国内。

因此，不要被上述统计数字所迷惑或产生误导，在确定对外经济发展战略时，不应过分强调外贸依存度和出口贡献率。

2002年10月底中国外汇储备高达2655亿美元，因此迫切需要对外汇储备的职能和作用再作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对中国来说究竟多少外汇储备为最佳水平？外汇储备并不是愈多愈好。外汇储备主要由外贸顺差和外资净流入组成，外贸顺差形成的外汇储备是我们用商品和劳务换来的。因此如何发挥外汇储备的有效性是一个紧迫的问题。

此外，对外汇储备的各种不同倾向的金融资产摆布、保管存放，也即安全性、保值性、流动性都需结合国内外实际作深入认真的探讨。

3、推动人民币可兑换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和经济金融改革的深化发展，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迫切性、紧迫感加大。但是一定要把握循序渐进的战略方针，努力创造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条件。

比如，要有较强的国民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要建立和健全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和政策；要健全金融体系和金融监管体系；要有良好的国际收支状况和充裕的外汇储备；要有具备自主竞争力的现代化企业体系；要有合理科学的汇率机制和汇率水平等等。

根据国际上开放资本项目的经验教训，结合中国经常项目下可兑换的成功经验，可采取积极稳妥、先易后难、宽入严出的方针。

首先是实现资本项目下有条件的可兑换，在此基础上再实现资本项目下的完全可兑换。即使实现了完全可兑换，在必要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实行必要的资本管制。从总体来看，外汇管制应逐步放开，加强和完善外汇监管，以监管逐步取代管制。

当前人民币汇率水平是否合理，机制是否健全和完善，如何逐步实现汇率市场化，真正实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都应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4、继续实行“双松”政策

鉴于全球经济处于疲软时期，我们应继续不动摇地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通过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内需、增加就业，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加快经济增长的步伐。

淡出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可取，应继续完善和加大债券发行的力度，特别是增加企业债券的发行，充分发展和完善债券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积极作用。要继续保持低利率政策，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加大商业银行的信贷力度。

发展商业票据、银行票据贴现，发展和完善货币市场。正确估价财富效应的作用，进一步规范资本市场，遵循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积极稳妥全面全方位地开放金融市场。

(8)国际金融市场在哪里就不稳定扩展阅读

经济形势判断

中国经济的热点问题，离不开国际金融危机这个大背景。我们先从这次国际金融风暴给我们的经验和教训谈起。早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一个很重要的经验教训：必须加快银行不良资产的剥离，必须加快中国商业银行的体制改革。

正因为有了这个工作取得的成绩，所以在这次国际金融风暴中，我们金融业受的冲击是比较小的。所以，现在回想起来，1997年以后我们剥离银行的不良资产和加快商业银行的改造是有积极意义的。

那么，这一次国际金融风暴给我们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呢？首要一个就是必须加强金融监管。这是大家都公认的。

‘玖’ 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有哪些

主要有五大风险：
美国不确定性风险——美国经济金融的影响力使其前景格外引起关注，并将影响
国际金融市场较大的波动，尤其是美元资产的缩水，可能导致全球交易、结算和储备系统的大调整，不利于金融稳定突出；而从国内看，美元贬值由于经济恢复和结构性均衡，但不利于经济信心维持。美元波动将会引起恐慌性反应，金融市场价格波动将会加大，进而不利于全球经济复苏和稳定。而从当前形势看，美国经济前景难以确定，经济政策和理念的变化将是美国经济难以预测的重要因素，而经济政策抉择时机与理念的变化，将可能使美国经济最终出现实质的变化，甚至恶化。

金价上涨恐慌性风险——从目前趋势看，国际金价面临进一步上扬的空间，甚至预测金价将可能达到350美元的水平，国际政治与军事矛盾潜在恶化的可能以及突发事件的难以预测都将是金价上涨的依托；尤其是美国经济不确定和美元超值风险都将是金价上扬的推力与依据，从而对市场心理恐慌具有重要影响，形成进一步刺激金价的重要因素。

油价不定性风险——从石油价格水平趋势看，产油国与消费国之间的摩擦以及国际政治军事争端的连续不断，都是油价不确定的因素；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以及全球经济复苏的需要，油价可驾驭更为艰难，可能成为全球经济发展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的不确定因素，并将对主要货币国的经济环境具有负面影响与打压，欧元区更为突出，欧元区通货膨胀再度上升的压力依然较大，并将直接加大汇率信心心理的波动与调整；而对于美国而言，在经济不确定中经济风险有所上升的形势下，油价的上涨也将使美国经济政策难以驾驭。油价再上30美元的水平不仅具有可能，而且也将是再度冲击经济金融政策的调整与变化的重要因素，对利率、汇率和股价等宏观和微观经济波动与难以驾驭影响将更为直接。

利率差异波动性风险——全球利率水平的差异与不同步将是未来汇率水平和投资组合波动与调整的关键因素，利率调控的驾驭将直接影响和左右资金流动趋势、方向与结构的变化，对美元的减弱、对欧元的倾斜以及对日元的难以定夺将使汇率和股价水平加大波动幅度，波动区间将难以预测且超出预期。尤为值得关注美联储关于改变永久性贴现率结构的建议，主旨是改变以往联邦基金利率高于贴现率的状况，使贴现率高于联邦基金利率，以刺激存款机构、联邦储备体系在美国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最终稳定经济。美联储这项可能实施的改革将会对美国金融市场，尤其是美国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并对汇率具有直接牵动；而当前美联储利率调整的时机抉择对汇率的影响至关重要。而利差将形成国际资本流动格局的较大调整与变化。

金融格局潜在调整风险——随着美欧日三种主导货币汇率的价格变化，尤其是欧元上升的加快，美元的国际主导地位将面临提前的挑战与修正。国际资本流动向欧元区间的加大，可能将导致资产信心和份额的调整，而目前美元贬值趋势对与美元相挂钩的机制冲击将会加大，美元与欧元双汇率机制将可能成为新的选择与更新。从中长期看，美欧金融均衡性将会逐渐显现，对美元冲击明显，对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具有影响与冲击，但对金融均衡与风险规避十分有益，有利于国际金融公平、合理氛围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