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怎么传到韩国的

A. 儒家思想是怎样传入亚洲国家的,作用如何

亚洲各国羡慕中原王朝强大的政权和先进的文明，深厚的文化，在朝贡的时候不断派人来学习，交流。把中原王朝的政治体制方式，文化，包括文字，书籍，流派学说等等带进自己的国家，于是博大深厚的儒家文化就走进了日韩等亚洲国家，开始落地生根。、、
儒家对日韩等国影响是巨大的，韩国曾仿效大明王朝建立一套几乎完全相同的体制，连主体思想，文化教科书，伦理纲常，学说信仰，朝廷制度都照搬。日本虽然影响没有那么深，可是也吸收了不少。亚洲文化圈中，许多边缘国家都是靠吸取儒家学说的营养来立国的。

B. 韩国儒家思想盛行的时代

在韩国，孔子的名字家喻户晓。日前，记者到韩国儒教最权威的教育机构“成均馆”进行采访。“成均馆”馆长崔昌圭说：“孔子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韩国有将近80%的人信奉儒教或受过儒教思想的熏陶。”时至今日，儒教在韩国仍占据主导地位，孔子“为国尽忠，敬信节用，爱民如子，人伦之中，忠孝为本”的思想已融入韩国人的血液，成为国家发展和人生道路的精神能源。

在两次“文化对决”中，儒教使韩国受益

在韩国历史上，儒教曾与日本的“殖民文化”和近现代的“欧美文化”进行过两次“对决”。1910年，朝鲜半岛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在35年的殖民统治中，日本大力推行“皇民化运动”，要求当地人全体学日语、“改姓更名”、崇拜日本天皇，这反复冲击着当地人的精神家园。为反抗“殖民文化”，有识之士举起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大旗，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马上席卷了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正是在这一儒家思想的鼓舞下，1919年3月1日，朝鲜半岛人民掀起了全国性的抗击日本殖民统治的“三·一独立运动”，它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为抗日斗争的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

1945年以后，随着美军进驻朝鲜半岛南部，儒教在韩国迎来了与“欧美文化”的尖锐对立。在这次“对决”中，韩国借鉴了孔子提出的“和而不同”的多元化文化观，在大力引进西方市场经济和先进技术的同时，尽量摒弃西方文化中个人至上、金钱万能、人情淡薄等弊病，倡导儒教的敬业乐群精神，创造了家庭和谐稳定、道德风气良好的社会。韩国把孔子尊为“万师之表”，并每年举行纪念孔子的“释典大祭”，正是缘于儒学对韩国作出的贡献。

从小进行儒教道德教育和熏陶

不可否认，在现代韩国社会，昔日儒教的统治地位正在受到严峻挑战。韩国为继承传统，传承儒教，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从教育入手已成为其成功的根本。1960年以来，韩国为传承儒教，正式把儒教的道德伦理列入大、中、小学的教育科目。

韩国小学道德伦理教育的科目名为《正经的生活之道》。在这一科目中，设有“个人生活”、“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三大部分。“个人生活”中，主要进行“端正、诚实、节制、创造、深思”的教育。“社会生活”中，主要对学生进行“宽容、爱家庭、和睦、亲切、公益精神、责任意识、团结合作以及公正”教育。在“国家生活”中，向学生进行“三爱”教育，即爱国家———忠诚、爱民族———继承传统文化、爱人类。

中学道德伦理教育科目中，分初中“道德”科目和高中“国民伦理”科目。初中道德科目主要是关于“人际关系与各种礼节”：它以家庭内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为起点，提倡学生之间相敬互爱和协作精神，同时培养学生敬老孝亲思想。在高中的“国民伦理”科目中，主要对学生进行尊重人的生命与价值，“诚”与“敬”的修养以及“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等教育。

大学里设“国民伦理”科目，过去是必修课，现改为选修课。科目中设有“韩国传统思想的源流(儒学部分)”、“实学思想”、“近代化与开化思想”等课程，主要目的是让学生把吸收近代科学技术与自立自主意识结合起来，奠定为国家发展作贡献的精神基础。

韩国着名儒教学者宋荣陪认为，当代多元价值社会面临价值混乱的危机，使个人在做人处事上难以找到标准的生活规范，在传统精神文化与现代物质文明的冲突中，传统的儒家伦理仍然具有现代意义。韩国把儒家伦理与现代生活结合起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儒家的性本善论，肯定了人存在的价值和道德意义。提醒人们不要为追求物质文明而忘掉人性的尊严。韩国最近有不少高官因涉嫌腐败而跳江自杀，自杀后社会还为其举行隆重葬礼。不少人觉得纳闷，问其原因，原来是犯罪嫌疑人觉得自己失去了人性，没有脸面再活在世上，自杀是对人性尊严的反思。二、儒家的“君子”与“推己及人”思想，明确地阐明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在利己主义丛生的现代社会里，两者均不可偏废。三、儒家的家庭伦理，如夫妻之间的相敬互爱，父子之间的仁慈孝顺，兄弟之间的友爱恭敬，是社会稳定的基本要素。尽管现代家庭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同居共处，但和睦温暖的家庭仍对整个社会的和谐极为重要。

C. 韩国为什么受儒家学说影响

首先韩国离中国比较近。中国的文化在当时世界上是处于绝对领先地。而韩国当时的还没有自己的文字语言。当中国的儒家文化进入韩国的时候，对韩国产生了绝对的影响力。中国的语言文字同时也传到了韩国。所以说韩国受儒家学说影响。

D. 儒学里的四大家，因何机缘跑到了韩国和日本呢

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对开启民智，使中国迅速进入文明社会，并为中国的大一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可以说，中国之所以没有像其他文明古国那般分裂并消失，儒家学说的作用是值得肯定的；而孔子也因此也被尊为圣人。

古代对于所谓“圣人”的标准，上左有“耳”以表闻道，通达天地之正理；上右有“口”表以宣扬道理，教化大众；下边的“王”代表统率万物为王之徳，德行遍处施行。春秋时鲁国大夫叔孙豹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也就成了评定“圣人”的标准，纵观历史，也只有孔子和王守仁做到了。

E. 儒家思想对日本和韩国的影响

在韩国和日本，伦理和礼仪都受到了儒家仁、义、礼等观点的影响，至今都还很明显的。在韩国，信奉各种宗教的人很多，但是在伦理道德上却以儒家为主。在西方文明侵入韩国社会后，各种社会问题有所增加，但是韩国政府以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作为维护社会的稳定的制约力量，在教育中深化儒家思想。
儒家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儒家经典不仅是思想统治工具，同时也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保存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儒家学说不仅在中国，在东亚世界也占有重要地位。儒学和汉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样，很早就传播到周围国家，并对那里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朝鲜，早在公元1世纪初，就有一些人能背诵《诗经》和《春秋》等儒家典籍，这说明儒学早已传入朝鲜。三国时期，统治阶级非常重视儒学，把它视为维护秩序、加强王权的思想武器，采取各种措施加以引进和推广。高句丽于372年设立太学，传授儒家学说。百济于4世纪建立儒学教育制度。儒学在新罗传播，大约在6世纪。新罗统一后，进一步发展儒学教育，在中央设立国学，置博士、助教，招收贵族子弟传授儒家经典。为了推动学习儒学的热潮，国王甚至亲“幸国学听讲”。与此同时，还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其中一些人考中状元，出现了一些着名儒学者，如强首、薛聪、金大向、金云卿、金可纪、崔致远等。
高丽王朝建立后，在首都开城设立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在地方十二州设立乡校，广泛推行儒学教育。958年，高丽开始举行科举，把儒家经典列为主要考试科目，从而推动了儒学迅速发展，并且出现了私学（私塾）。12世纪初出使高丽的徐兢称赞朝鲜儒学之盛说：临川阁藏书至数万卷，国子监里“选择儒官甚备”。大街小巷上经馆和书社三三两两相望。少年们聚集在一起，跟随老师学习经书。年岁稍长者，便自己找志趣相投的朋友，借寺观之类的地方讲习切磋。社会各阶层的子弟，都“从乡先生学”。
李朝时期，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十分重视儒学教育，尤其推崇程朱理学，把它视为维护封建统治的舆论工具，极力加以推广。李朝的儒学教育有官学和私学两种形式。官学系统，中央设成均馆，是为国家最高学府。另外在首都汉城还设有中学、东学、西学和南学等四学。成均馆和四学是中央直接管辖的教育机关。地方各道和邑设有乡校。这些学校都由国家提供一定的土地和劳动者，用以作为办学的经费。私学是各地的儒家学者创办的私塾或书堂。私学日益发展，成为李朝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影响。
李朝通过科举，选拔人才，任用官吏。科举分文、武两科。文科考试须经三榜，考试科目主要有儒家经典以及有关现行政策和各种形式的汉诗。武科也进行三次考试，考试科目除兵学外，也考部分儒家典籍。总之，程朱理学作为统治思想，在李朝的500年间，起到了维护和巩固封建制度的作用。
儒学传入日本，大约是在5世纪以前。据《古事记》所载，百济的阿直岐、王仁是最早来到日本的儒学者，并且带来了《论语》和《千字文》等儒家典籍，他们还都曾作为皇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师，讲授儒家学说。继体天皇时期（507—531）曾要求百济国王定期向日本派遣五经博士，传授儒家思想，于是儒家迅速发展。圣德太子制定的“冠位十二阶”和“十七条宪法”，主要体现了儒家思想，甚至所用的词汇和资料亦大多是取自儒家典籍。
“冠位十二阶”是以德、仁、礼、信、义、智为基本位阶，再各分大小两等，如大德、小德，共成十二阶。“十七条宪法”的宗旨是强调“君主至上”。如“国无二君，民无二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群臣百僚，以礼为本”，“承诏必谨”等，均反映了儒家的政治思想。圣德太子还多次向中国派遣使节和留学生，积极摄取中国文化，于是儒学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贵族官僚必修的教养。
在日本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化改新，也是在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下而发生的。大化改新的首领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都曾受教于中国留学生南渊请安和僧旻等人，并在他们的协助下制定了改新蓝图。701年制定的基本法典《大宝律令》对教育设专章（“学令”），规定中央设太学，地方设国学，各置博士、助教，招贵族子弟，授以儒家经典，其中《论语》和《孝经》为必修科目。
757年，孝谦天皇下诏，令全国每家必备一本《孝经》，奖励“孝子”、“贞妇”。701年，日本开始祀孔。768年，称德天皇敕称孔子为“文宣王”。藤原基经当摄政时（877—890年），“敦崇儒术，释奠之日，率公卿拜先圣，使明经博士讲周易”。由于统治阶级的积极扶持和奖励，这时儒学在日本已经超出贵族官僚上层社会范围而普及到各个阶层。
南北朝时代，程朱理学传入日本，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但由于佛教的影响，儒学未能取得优势地位。只是到了德川时代，适应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儒学（朱子学）才摆脱了佛教的压制，达到空前繁荣的极盛时代。德川幕府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把全国人民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实行严格的等级身份制度。因此，需要一种维护身份等级制度的御用思想，而儒学的“名分论”正好适应了这种需要。于是，儒学（朱子说）被规定为官方哲学，成为德川幕府的正统思想体系。
藤原惺窝于1590年着《假名性理》，是最早用日文宣传宋儒“理性”的着作。后来受德川家康的召见，并为其讲授《大学》等儒经。1599年着《四书五经倭训》，使他成为日本第一个根据朱注而用日文字母训读《四书五经》的儒学家，被认为是日本“朱子学之祖”。藤原惺窝有门徒150余人，其中林罗山、松永尺五等都是日本着名朱子学家。
林罗山历任儒官，作过将军的侍讲、顾问，参与幕政。他提出了一整套的思想理论，以维护封建秩序。他在《经典题说》中写道：“天自在上，地自在下，上下之位既定，则上者贵下者贱。自然之理所以有序，视此上下可知矣，人心亦然。上下不违，贵贱不乱，则人伦正，人伦正则国家治，国家治则王道成，此礼之盛也。”林罗山以“天人相关”、“天人合一”的说教，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合而为一，从自然界法则引伸出人类社会的现存秩序，从而把社会的“上下贵贱之别”说成是合理的、永恒的。林罗山以儒学理论维护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发挥了巨大作用。

F. 儒学是怎样传入韩国的，

很简单，古代中国过于强大，韩国是附庸小国，年年上供的，自然中国很多东西进入韩国

G. 韩国儒学的传入期和吸收期的时差非常大。原因何在

因为韩国人需要自己先懂儒学才能传播。
“十年育树，百年育人”，文化思想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至关重要。
韩国人民自古就深受儒家“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思想的影响，极为重视对子女的教育，这种观念也为韩国推行现代教育制度，进而为经济高速健康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才保障。

H. 儒家思想对韩国的影响

在韩国，孔子的名字家喻户晓。日前，记者到韩国儒教最权威的教育机构“成均馆”进行采访。“成均馆”馆长崔昌圭说：“孔子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韩国有将近80%的人信奉儒教或受过儒教思想的熏陶。”时至今日，儒教在韩国仍占据主导地位，孔子“为国尽忠，敬信节用，爱民如子，人伦之中，忠孝为本”的思想已融入韩国人的血液，成为国家发展和人生道路的精神能源。

在两次“文化对决”中，儒教使韩国受益

在韩国历史上，儒教曾与日本的“殖民文化”和近现代的“欧美文化”进行过两次“对决”。1910年，朝鲜半岛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在35年的殖民统治中，日本大力推行“皇民化运动”，要求当地人全体学日语、“改姓更名”、崇拜日本天皇，这反复冲击着当地人的精神家园。为反抗“殖民文化”，有识之士举起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大旗，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马上席卷了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正是在这一儒家思想的鼓舞下，1919年3月1日，朝鲜半岛人民掀起了全国性的抗击日本殖民统治的“三·一独立运动”，它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为抗日斗争的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

1945年以后，随着美军进驻朝鲜半岛南部，儒教在韩国迎来了与“欧美文化”的尖锐对立。在这次“对决”中，韩国借鉴了孔子提出的“和而不同”的多元化文化观，在大力引进西方市场经济和先进技术的同时，尽量摒弃西方文化中个人至上、金钱万能、人情淡薄等弊病，倡导儒教的敬业乐群精神，创造了家庭和谐稳定、道德风气良好的社会。韩国把孔子尊为“万师之表”，并每年举行纪念孔子的“释典大祭”，正是缘于儒学对韩国作出的贡献。

从小进行儒教道德教育和熏陶

不可否认，在现代韩国社会，昔日儒教的统治地位正在受到严峻挑战。韩国为继承传统，传承儒教，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从教育入手已成为其成功的根本。1960年以来，韩国为传承儒教，正式把儒教的道德伦理列入大、中、小学的教育科目。

韩国小学道德伦理教育的科目名为《正经的生活之道》。在这一科目中，设有“个人生活”、“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三大部分。“个人生活”中，主要进行“端正、诚实、节制、创造、深思”的教育。“社会生活”中，主要对学生进行“宽容、爱家庭、和睦、亲切、公益精神、责任意识、团结合作以及公正”教育。在“国家生活”中，向学生进行“三爱”教育，即爱国家———忠诚、爱民族———继承传统文化、爱人类。

中学道德伦理教育科目中，分初中“道德”科目和高中“国民伦理”科目。初中道德科目主要是关于“人际关系与各种礼节”：它以家庭内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为起点，提倡学生之间相敬互爱和协作精神，同时培养学生敬老孝亲思想。在高中的“国民伦理”科目中，主要对学生进行尊重人的生命与价值，“诚”与“敬”的修养以及“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等教育。

大学里设“国民伦理”科目，过去是必修课，现改为选修课。科目中设有“韩国传统思想的源流(儒学部分)”、“实学思想”、“近代化与开化思想”等课程，主要目的是让学生把吸收近代科学技术与自立自主意识结合起来，奠定为国家发展作贡献的精神基础。

韩国着名儒教学者宋荣陪认为，当代多元价值社会面临价值混乱的危机，使个人在做人处事上难以找到标准的生活规范，在传统精神文化与现代物质文明的冲突中，传统的儒家伦理仍然具有现代意义。韩国把儒家伦理与现代生活结合起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儒家的性本善论，肯定了人存在的价值和道德意义。提醒人们不要为追求物质文明而忘掉人性的尊严。韩国最近有不少高官因涉嫌腐败而跳江自杀，自杀后社会还为其举行隆重葬礼。不少人觉得纳闷，问其原因，原来是犯罪嫌疑人觉得自己失去了人性，没有脸面再活在世上，自杀是对人性尊严的反思。二、儒家的“君子”与“推己及人”思想，明确地阐明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在利己主义丛生的现代社会里，两者均不可偏废。三、儒家的家庭伦理，如夫妻之间的相敬互爱，父子之间的仁慈孝顺，兄弟之间的友爱恭敬，是社会稳定的基本要素。尽管现代家庭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同居共处，但和睦温暖的家庭仍对整个社会的和谐极为重要。

“文化立国”与“孝子产业”

亚洲金融风暴过后，韩国提出了“文化立国”的国策。韩国认为，西方文明在鼎盛期过后，开始显露出一系列弊端，为探索和创建新文化，不仅要挖掘儒教等传统文化的精髓，而且要把文化产业发展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1997年韩国设立了“文化产业基金”，1999年制定了《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随后陆续对《演出法》、《唱片录像及游戏制品法》进行修改，为文化产业的振兴提供了法律保障和巨大的发展空间。据统计，韩国仅在2002年就向文化产业提供了5000亿韩元的资金(约4.5亿美元)。

韩国在推行“文化立国”的国策中，最成功的经验之一，是挖掘儒教的精髓，把传统文化的背景融入到现代生活之中，闯出了一条具有韩国特色的“韩流”新路。韩国电视剧以生动细腻地反映现代家庭生活和人际关系而见长，在有着相似文化背景的亚洲国家和地区赢得了大批观众的喜爱。剧中的情节之所以让人感动、产生共鸣，其灵魂所在便是儒教的八德核心：忠、孝、诚、信、礼、义、廉、耻。不久前，记者与一位韩国朋友聊天谈起电视剧。他说，有一次到中国出差，看了一部关于爱情的电视剧，使他迷惑不解的是，剧中出现的第三者，不仅没有破坏他人家庭的羞耻感，反而感到自豪。在书店里的畅销书排行榜上，一些描写“一夜情”的书竟然排在前几位。他说，在韩国也有反映第三者的作品，但这种人受到社会的鄙视，根本不敢嚣张，“你们可要提高警惕，防止西方颓废文化的入侵啊！”

以儒教文化为背景的韩国文化产业近几年喜获丰收。韩国电影异军突起，《共同警备区》、《我的野蛮女友》、《实尾岛》等作品，在韩国的上座率远远超过了欧美大片，甚至给亚洲电影市场也带来了巨大冲击。有人预计，韩国电影和电视剧的出口创汇很快将超过汽车产业。韩国的游戏产业在世界的占有率节节上升，其“天堂”、“传奇”、“千年”等游戏也处处可以看到儒教伦理的影子。有趣的是，韩国把这些出口创汇的文化产业均称为“孝子产业”。儒教的“孝”在韩国已被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

目前，韩国已计划到2007年，把文化产业产值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提高到5%，使韩国进入世界五大文化产业强国的行列。

1.和衷共济的团队精神

儒家思想注重“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1]的群体意识和团队精神，认为人类社会靠的是有社会组织的群体力量，认为个人的命运与群体息息相关，整体高于个人，个人应倡导“苟利国家，不求富贵；苟利社稷，则不顾其身”[2]的整体主义原则。在韩国企业文化中，集体主义和团队精神是一个道德原则，在强调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尊重个人利益的同时，反对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

儒家文化从人的群体性出发，主张和为贵，“爱人者人常爱之，敬人者人常敬之”，[3]它要求人们以“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外平成”[4]的“五典”维持企业成员之间的和谐，以“礼”和“仁”来协调公共人际关系，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5]以体现对他人的尊重和友善。因此韩国企业文化不强调个人主义，注重群体和谐、关心人、敬业乐群、勤奋和谐、互相合作、上下同心等等。

另外，韩国曾是以种植稻米为主的农业国，“稻耕文化”孕育了以家庭为基础的共同体意识。企业作为传统家庭的变形与扩大，构成了新的共同体，这一点也对形成和衷共济的团队文化起到了一定影响。

2.家长权威的从属关系

儒学强调“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并将其作为整个社会的道德标准和划分社会等级的标准。“三纲五常”的核心是“君为臣纲”，即“忠君”，是封建传统阶级意识的“至理”，强调下级对上级绝对的忠诚和服从。因此，韩国企业中对经营业主的尊敬和对上司的服从被评价为美德，同时经营业主和上司以权威和慈爱带动着员工和下属。这些反映了儒教社会的两面性存续要素即权威与和睦。同时，在君师父一体的传统理念中，通过对君师父的人伦性礼仪和义务的忠实履行来达到三者间的均衡，但实际上人们在忠孝间更倾向于后者，将孝评价为优先价值，这在近代以后对韩国企业文化的形成具有深远影响。

另外，在韩国家庭里，父亲作为家庭的长辈，要成为夫人和子女效仿的典范，并以其权威来治家。而韩国企业多为家族式管理，企业创始人非常重视家庭的血缘关系，认为具有血缘关系的亲属能够帮助自己巩固企业，所以在韩国企业主多为家长，企业管理者多为亲属。于是，家庭中家长式的权威管理被传递到企业中去，形成了下属必须服从上级的垂直式从属关系和服从意识。

3.务实勤勉的劳动意识

儒家教育思想推崇“名必有实，事必有功”[6]的务实作风和“克勤于邦，克俭于家”[7]的勤勉态度，主张要“谨于言而慎于行”。[8]在儒学基础上形成的实学更是保留了这种思想，实学主张面向现实，不尚空谈，在儒学和性理学的基础上寻求更加切合现实的实际性，提出务实踏实和实事求是的价值观和生活观。20世纪70年代初韩国诞生了“新生活运动”，“新生活运动是改善农民生活和在农民中提倡新的劳动道德的全国性运动的一部分，其指导方针概括为‘勤奋、自立和合作’这样一个口号。”[9]不管是传统思想还是现实运动都折射出韩国国民务实勤勉和经世致用的思想意识。

另外，韩国的企业多为私人创办，成功的创业者大都经历过白手起家、历经磨难、顽强拼搏、创造巨额财富的实践活动，而且由于韩国民族在历史上一直背受欺压，所以韩国人又有着振兴本民族的民族志向。吃苦耐劳、勤勉敬业的传统美德，与振兴经济、效忠祖国之志相结合，迸发出巨大的生产力，创业者的奋斗史深深地激励着企业的后来人。于是，在韩国就形成了务实勤勉的劳动意识和工作风格。

4.重教尚贤的人才观念

在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的影响下，韩国民众也具有重视教育和人才的传统。中古以前的孔子在韩国更多地是作为教育圣人的形象，古代韩国人接受了儒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0]“学而优则仕”[11]等思想，主要在人性伦理上重视对人的教育，他们视受教育高低与否来论人的高下。儒家重视教育，更重视学习，把学习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直接联系起来。在学习化时代的今天来理解儒家的这种思想，就是将学习放在首位，树立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的观念并付诸实践。

新儒教伦理强调人的学习、修养和教育，强调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对教育赋予了极高的价值。接受过良好教育是通向较高社会地位的途径，全社会都形成了尊师重教、崇尚人才的风气，在企业也不例外。企业录用新职员时，非常注重学历，高学历意味着良好的资质，能获得较高职位。并且十分推崇终生学习的思想，十分重视员工的在职培训，使企业拥有了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人才第一”的思想渗透在企业的经营活动中。

正是坚持以人为本，培养、凝练成一种向上的企业精神，树立起强大的精神支柱，才使员工有了一种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从而产生了强大的向心力和感召力。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思想，已成为韩国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I. 儒教在朝鲜的发展

关于儒学何时传入朝鲜半岛的问题，众说不一。一般韩国学者认为，卫满朝鲜（公元前190—公元前108年），汉四郡时代，汉朝的文物典章制度与学术思想等，已被移植和输入朝鲜半岛，能通中国古典的人已不少。更有的学者指出，据中国史籍《魏略》记载，战国末燕昭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83年）时，朝鲜侯王与燕国已有交往。“据当时汉字的传来，可推测汉字中所包含的儒教思想亦被传入、习得。” 这就说明．韩国的儒教传统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有关儒教何时传入朝鲜的历史时期问题的讨论上，我国学者认为，自古追溯，孔子思想在朝鲜的传播的过程大致可以分成四个时期：一、传入时期，约公元三世纪到公元六七五年，即由儒学传入朝鲜，经朝鲜三国时期到新罗统一朝鲜。二、发展时期，由公元六七五年到一三九二年，即由统一的新罗时期，经王氏高丽到李氏朝鲜的建立。三、鼎盛时期，由一三九二年李朝建立到一九一零年日本吞并朝鲜。四、衰落时期，由一九一零年到现在。孔子思想就是在这长达2000年的漫长过程中逐步在朝鲜传播、扎根，并成为传统思想的。不管何种说法都应依据历史为基准。可见有关儒教传入朝鲜的说法众说纷纭。
随着人们追求学习儒教思想的热情的增高，人们渐渐的忽略了追根溯源的问题，而投入到对知识的探求和学习中去。据史书记载，新罗先是通过高句丽和百济接受中国文化的。在时间上较两国为晚，然而却有其独特的发展。为了学习儒学，新罗统一之前就派遣弟子到中国孔子的故乡来求学。新罗统一后，学习儒经的风气的形成和同唐朝交通、贸易的日益发展，新罗人开始到唐朝求学的人也比以前大为增多。新罗的统治者为了以孔子思想来指导解决现实政治与现实的社会问题，不仅广兴学校，学习儒学为自己培养治术人才，还效仿唐朝时向以儒学为标准的科举取士制度。科举制度的实行，使儒学与仕途结合起来，知识分子为谋求出路以达官显贵，便争相学习儒家经典。社会上的一般人士也更加重视儒学。这成为孔子思想在古代朝鲜传播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儒家思想中所提倡的“孝、仁”的精神成了统治阶级方便维护其统治地位而对民众宣传的一个国家的合理的论证。据史籍记载，百济虽无建立儒教大学的记载，但其受儒教“五经”思想的影响也是很早的，而且十分深刻。百济很早就有“博士”的称谓．他们主要是精通儒教“五经”的“博士”。据日本《古事记》等史书记载，日本最早接触中国文化是通过百济的王仁博士。相传，王仁在日本应神天皇（公元270—公元313年）时，把《论语》、《干字文》等儒教经典传入日本。由此亦可见“五经”儒学在百济时代兴盛情况的一斑。高句丽时期，在小林兽王二年（公元372年）时正式建立“太学”，以教授儒教经典的“五经”（《诗》《书》《易》《礼》《春秋》）为主，同时以《周礼》为依据，仿效中国法制，制订各种律令与社会统治体制。而据现存韩国最古的碑刻资料“广开土大王碑”的记述，则从高句丽开国君主东明王的治国遗训：“以道与治”中，即可窥见儒教的影响，而从碑文赞扬广开土王的治绩中，更可看到儒教政治原理的实践。三国时期儒释道思想与韩国传统思想结合起来，对于韩国民族精神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
新罗统一三国后，神文王二年（公元682年）正式成立“国学”，教授儒教经典,以《论语》、《孝经》为最基本的教材。同时,新罗还派遣大量留学生、留学僧人唐求学，涌现出不少杰出的学者、高僧，如《桂苑笔耕集》的作者崔致远，《往五天竺国传》的作者慧超等，都是名闻中韩的大学者。高丽朝后期，随着程、朱性理学的传入,儒教在韩国进入了一个大发展的时期。从高句丽末至整个朝鲜朝，儒学大家辈出，学派林立，理论创新，思想深邃，为韩国的儒教传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高句丽末恭愍王十六年（公元1367年）建立“成均馆”，任命当时一批着名儒者，如李穑、郑梦周等讲授讨论朱子学。李朝中叶后，经过多次复杂的政治斗争，以郑梦周为代表的理学“道义派”发展起来，并诞生了韩国儒学双璧的退溪李滉（1501一1570）和栗谷李珥（1536—1584），李朝理学由此达到了全盛时期。他们的理学思想都与当时的政治斗争、社会现实有着密切的关系，退溪通过理气性情之辨，为人们提示了正直的真理与行为的标准，给后世以很深的影响，故而有“海东朱子”之称。栗谷认为。真正的学问必须内基于人伦的德性涵养，外能明物理之治理与富强。因此，他非常强调义理与实利的辩证结合。同时，他在对待其他学派思想时也能在辨证的同时加以积极的融通。他的这些学风，对以后实学思想的开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在韩国，人们对于历史上着名的儒者是十分敬崇的，大力保护他们的遗迹、文物等，供今人瞻仰、缅怀。
现代韩国的主要儒教学派代表为韩国当今最着名的儒学学者柳承国、柳正东、安炳周、李东俊等。几人共同编写的《儒学原理》成为当今韩国儒学教育的基本内容，同时通过此书也能了解现代韩国学者对儒学思想的理解与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