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变革后如何改变

① 首尔人口32年来首次跌破一千万，老龄化和少子化严重，该如何改变现状

我认为对于他们来讲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改变社会的物价水平，目前韩国的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因素便是，韩国的房地产市场的价格过高，很多的普通老百姓买不起房子，所以才会减少生儿育女的行为，房地产市场必须要得到较好的控制，才能够稳定的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

房地产市场价格过高对于韩国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韩国的生育率已经连续不断的下降，而且这种下降并没有看到结束的迹象，对于经济的打击无疑是非常大的，韩国目前的社会人口的结构一直在发生的改变，如果目前不解决房子价格的问题，那么在未来可以定会制约着其他行业经济的发展的。

我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解决，就能够让韩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所面临的困境。

我认为降低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必须要作为第一考虑的因素，因为房地产市场价格决定老百姓愿不愿意继续生孩子。目前韩国的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其实还是比较严重的，绝大部分的老百姓以目前的收入水平根本买不起房子，如果没有父母的帮助，那么结婚的可能性也是比较低的，更不用说去生孩子了，这是政府必须要考虑到的一个难关。

我认为目前韩国只要能够制定出更好的政策，就能够让韩国的生育率出现拐点的，目前韩国所面临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房子的价格下降会引起江西的震动的，如果一直不下降的话，很有可能会一直出现生育率下跌的，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这也是很多国家目前所面临的困难。

② 韩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哪些经验

韩国近40年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依靠的是科技创新。技术进步对韩国经济增长的贡献：1970至1979年为12.84%，1979至1990年为18.70%，1990至2000年为39.54%，并推动了三次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经过多年的发展，韩国已初步建立了以企业为研发主体，国家承担基础、先导、公益研究和战略储备技术开发，大学从事基础研究，产学研结合并有健全法制保障的国家创新体系。同时，韩国政府在各个阶段的重大战略选择和适时调整的科技发展规划是科技创新带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而由政府统筹的科技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合理配置，则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正是在上述因素综合作用下，韩国实现了经济的飞跃。其经验如下：

1.政府战略重点的抉择和适时调整的科技发展规划是实现经济飞跃的重要保障

“科技立国”战略的确立是韩国经济实现飞跃的重要转折点。在科技立国战略的影响和科技政策的引导下，韩国企业经过引进、吸收技术，现在已逐步过渡到自主研发阶段。而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审时度势，正确选择重点产业领域，制定出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科技发展战略和规划，则是韩国成功的关键。

韩国的发展经历了“贸易立国”、“重化工业立国”向“科技立国”战略的转变。通过各个战略的实施，韩国的产业结构也完成了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技术知识密集型、再向高新技术产业的过渡。韩国各个发展阶段的战略重点和政策选择如下：

（1）“科技立国”战略的准备阶段

朝鲜战争后到1961年，韩国经济处于战后恢复期。这个时期，经济困难，发展缓慢，国内没有像样的技术，也根本谈不上科学技术的发展。此时，韩国推行进口替代型发展战略，产业政策的着重点是保护和促进消费品工业的发展，以满足内部消费需求，稳定经济和社会。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后不久，韩国将“进口替代”型转为“出口导向”型战略。这时产业政策的重点是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快工业化步伐和资本积累。相应的科技发展重点是加强科技教育，建立技术基础设施，引进外国的技术和人才等。1963至1969年，科技投资额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重翻了一番，研究人员增长了2倍。产业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第一、二、三产业在GNP中所占的比重分别由43.3%、11.1%、45.6%变为28.9%、22.8%、48.3%；GNP年均增长9.1%，人均GNP年均增长12.7%，出口额年均增长34.5%。

在这一阶段，韩国科技发展过程中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是：在1966年成立了韩国第一所综合产业研究所——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KIST）。1967年，韩国政府将原隶属于经济企划院中的技术局扩展为独立的“科学技术处”（副部级），在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中较早地建立起管理科学技术事务的政府机构。韩国科学技术处自建立之日起，就担负起了管理科技事务和协调国家研发计划的重任。

20世纪70年代，是韩国国家技术创新体系的充实与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韩国劳动密集型轻工产业遇到挑战。需要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加快工业现代化进程。产业政策的目标是：强化工业基础，提高工业资本的有机构成，改善工业技术结构，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出口竞争力。与此同时，也调整了科技发展战略，重点是进一步扩大技术教育，加强技术引进、消化和改进，资助应用导向的研究和开发。在此阶段，韩国政府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积极消化、吸收和扩散引进的先进技术上，国家采取了以下措施：

•在引进先进技术同时，大力发展本国的技术力量，并不断开发自主技术，提高国家整体的技术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

•在技术引进方式上，严格禁止一揽子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做法，鼓励企业有选择地引进一些关键技术、设备。到1978年为止，韩国政府仍对技术引进实行严格的监督和审查制度，引进技术的主导权基本上掌握在政府手中。

•为促进科技的发展和产业结构向重化工业的转变，1973年1月韩国内阁决定建立大德研究学园城，即大德研究中心，这是韩国最大的科学技术研究中心，它对集中国家的科学技术力量，提高技术创新效率起到了重要作用，基本满足了日益增长的产业技术需求。

•为鼓励民间企业培养自身的研发能力及技术创新能力，政府采用了一些激励措施，诱导企业建立自己的技术开发部门。

•1971年设立了韩国科学院。
•20世纪70年代后期，成立了很多政府资助的研究机构。

（2）“科技立国”战略的形成阶段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国内外经济技术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新的科技革命在世界兴起，高技术产业迅速发展，韩国科技面临新的挑战；70年代由于过分突出重化工业，使得经济结构失衡，社会再生产比例失调；工资不断上升使以廉价劳动力成本为支柱的出口工业对外竞争力下降，需要经济技术革新提高产品档次，特别是需要以附加价值高的高科技产品，增加出口竞争力。为此，韩国当局将“贸易立国”、“重化工业立国”战略向“科技立国”战略转变。目标是重点发展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高技术产业。促进产业结构向机械电子等技术密集型高技术产业转变，开发技术人才以提高生产率。

此阶段政府的主要作用是对大规模的技术引进项目和高科技引进项目进行组织、管理、协调和促进。为提高国家的创新能力，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公共研发机构、企业与大学三者之间的技术合作，充分发挥企业的资金优势、大学的技术优势以及研发机构的技术装备和人才优势。如，1982年开始实施国际研发事业；促进企业附属研究所的设立；加强企业的研发投资支援制度。为了克服在重化工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技术界限问题，于1978年实行了技术引进自由化的政策。

另外，自1982年开始，每年每季度都要召开一次由政府各部负责人、科技界、企业界代表参加的科技振兴扩大会议，检查全国科技发展情况。

20世纪80年代，由于贯彻“科技立国”战略，韩国的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发展很快，大大改变了经济结构，促进了经济高速增长，特别是出现了第三产业加快发展的趋势。

（3）“科技立国”战略的深化阶段

9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使韩国经济遭受重创。为此，韩国确立了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十大增长产业”，预示着韩国将经历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和经济机制的转型，即通过建立适应高技术的经营管理体制、增加研发投资和提高产业的科技含量，使产业创造出更高的附加值，带动经济的再次腾飞。

在这一时期，科技计划的制定转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1991年4月，卢泰愚总统发表了科学技术政策宣言，提出到2000年要使韩国的科学技术达到西方7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加拿大、意大利，即G7）的水平。

过去，韩国的国家科技计划通常由政府资助的非营利研究机构具体执行。在科技计划制定时，通常是按自下而上的途径，由基层研究者监测本领域的技术进展，提高研究建议，然后采取同行评议的方法审查这些建设。一般而言，研究者只注意本领域的最新进展，很少关心工业应用的相关性。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获得经费，而不是研发的战略方向和目标。这种计划制定方式对于提高国家整体科技实力和竞争力是不利的。因此，韩国从90年代开始把科技计划的制定转变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途径，由政府确定长远的国家发展目标，选择技术领域，并征求基层专家的意见，经过反复调整，制定科技计划。

为提高科技自主开发能力，政府在持续增加科技投入的同时，不断改革完善科研体制，《尖端技术发展计划》（G7计划）、《国策研发事业》、《大型科技研发事业》等新的科技发展计划相继出台。

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民间企业的研发活动更加活跃，研发投入规模超过政府，大企业研究所在设备、规模、人才等方面都逐渐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形成了以民间为主、政府为辅的技术开发体制。

在这个阶段，韩国还实施了科技计划管理和决策的重大变革——关键技术选择和技术前瞻。韩国从80年代后期开始技术前瞻工作，把这一任务纳入到研发管理范围之内，并且完全由国家机构负责，由韩国科技研究院的研究小组主持。

另外，韩国还着手对国家科研体制和政策进行一系列重大改革和调整。改革和调整国家科研体制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加强国家对科技工作的宏观管理与协调。为了迎接未来的挑战，本着“小而有效的政府”原则，政府于1998年进行了重组，科学技术处被升格为科技部，并进入内阁，地位得到了进一步提高，科技部长官的排位从各部长官的末席一举跃升到24个部中的第8位，在经济部门中则仅次于财政经济部位居第二。科技部不仅地位提高，管理权限也相应扩大，科技发展政策和计划的制定实施，各部门研究机构的管理、协调，人才培养、信息扩散和成果转化等业务，统一划归科技部实施。科技部还全面负责协调部门间科技政策和监督落实情况。1999年，在“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由金大中总统挂帅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该委员会是非常设的、与科技相关的最高政策审议、调整机构。它负责制定科技发展长远规划，协调各部门的科技政策，决定科技预算分配原则等，使国家科技管理更具权威性；科技部作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秘书处行使职责。

•改组政府科研体系。
•改革科研院所管理体制。

（4）新世纪：面向未来的科技战略与政策

2000年6月，经韩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NSTC）批准，韩国科技部公布了长期科技发展规划——《韩国2025年构想》，规划中提出的重点领域有：信息技术（IT）、材料科学、生命科学、机械电子学、能源与环境科学。其远景目标是：到2005年，韩国科技竞争力排名要超过其它所有亚洲国家；到2015年，韩国要成为亚太地区的主要研究中心；到2025年，韩国的科技竞争力排名要达到世界第7位。

为了增强科技创新体系的能力，政府应该发送科技环境，并通过实施“选择与集中”战略，最大限度地利用科技资源。

在科技政策方向上，韩国政府认为：

•科技体系应该由政府主导的现有体系为私营部门主导的体系。
•应该将注重增加数量的投资扩大战略转变为注重效率的投资分配计划。
•韩国需要学会克服本国自然资源的限制，利用全球的技术、人力资源的信息，以及发展与国际社会的合作。
•为了确保科技创新体系的自力更生，政府应该制定和系统化地实施一些限制对国外先进技术模仿和复制的政策。

韩国在继续执行既定的中长期科研计划的同时，采取“选择与集中战略”，重点培育未来将成为经济增长动力的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太空和平利用技术。其发展目标如下：

目标一：2010年纳米技术进入世界5强。
目标二：生物技术2010年进入第7位，并占领世界市场的5%。
目标三：2005年实现卫星及火箭全部国产化和本土发射，2015年完成实用卫星发射，使航天产业进入世界第10位。

2.企业研发主体地位的培育和良好创新环境的形成是实现经济飞跃的关键

韩国的经济表明，提高国家创新能力，关键在于调动企业的力量。韩国政府努力建设一个均衡发展的国家创新体系，鼓励企业、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三方的积极参与，特别是注重企业在技术开发和创新活动中的作用。为此，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努力培育企业的研发主体地位，为企业创新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1）积极扶持企业研究所的发展

1972年，政府制定了《技术发展促进法》，其宗旨是支持各种私营产业研究组织，如企业研究所、产业研发中心、产业技术研究协会、产业研究集群等。2002年，科技部出台了《产业研究集群支持计划》，其目的是支持将中小企业研究所划分为10个研究集群，以便发现共同的净技术，并开展合作开发。

近年来，企业研究所蓬勃发展。企业研究所从而成为国家技术创新体系中的骨干力量，大大促进了科技进步及国家经济发展；形成了企业发展和产品竞争的技术支撑力量；密切了生产与科研的关系，加强了研究成果向实际生产力的转化。

（2）推行国产化政策，鼓励国内企业竞争

韩国政府在推行国产化道路上，采取的是对外保护新兴民族工业、对内鼓励国内企业之间竞争的政策。

（3）对技术开发实施税收优惠政策

此类优惠政策主要包括了技术开发准备金制度、技术及人才开发费税金减免制度，以及新技术推广投资税金减免制度等。为确保政府的税收支援政策落到实处，通过修改国家有关规定，将技术开发组织（企业研究所等）作为法定支持对象确定下来。同时还修改有关法律，将原来仅适用本国人的研究设备投资和新技术产业化投资5%的税率减免政策扩大至外国人，以吸引更多的国外资本投向本国高新技术产业。

（4）扩大技术开发资金支持

韩国的技术开发资金支持制度大致分为政策金融、一般金融、技术信用保证基金等形式。政策金融中包括了政府财政拨款和各种政策性贷款。1999年政府用于对企业的研发费支出达1300亿韩元，比1998年增加311亿韩元，增长31.4%。政策性贷款以低息向企业技术开发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此外，国家的科研经费也向企业开放，鼓励企业参与国家的科研计划。

（5）强化产学研合作研究

为促进技术创新，政府强调产学研的合作，并制定了一系列法律以及优惠政策。目前产学研合作的形式有合同研究、技术指导、技术培训、科研器材的共同使用、关键技术信息服务、专利使用等。通过产学研协同技术开发活动，既提高了企业技术研发投资的效率，又促进了学校和研究机构的理论研究同产业实践的结合。

（6）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

韩国政府过去主要支持和培育大企业集团。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韩国政府开始意识到中小企业在维持国家竞争力和经济持续发展方面的作用，转而扶持中小企业和风险企业的发展，并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如给予风险企业50%的税收优惠、在科斯达克上市的中小企业5年内享受免税待遇。

1996年7月，模仿美国纳斯达克市场，韩国在股票市场上开设创业板科斯达克（KOSDAQ）。科斯达克设立的目的十分明确，即便利高科技企业、知识经济背景新创业企业及中小企业进行融资。韩国政府高度重视科斯达克市场的发展，把建设科斯达克作为振兴韩国经济的战略措施之一，且在1999年提出《健全科斯达克市场的政策》，从而为科斯达克的迅猛发展注入活力。

科斯达克具有多元化的上市结构。上市公司涉及形形色色的行业，而不是仅局限于IT等高技术行业。另外，由于科斯达克独特的市场定位，与韩国证券交易所相比，科斯达克市场上市门槛低，交易费用低廉，符合中小企业和风险企业的特点，从而吸引了众多高成长、高科技含量的企业上市。

3.合理配置科技资源是实现经济飞跃的必要条件

韩国在信息产业、汽车产业等诸多国家产业发展领域，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国家产业发展战略。在其成功的各种要素之中，科技管理功不可没。韩国科技管理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涉及科技的有关部门分工不分家，同心协力地办事。科技部、教育和人力资源发展部、商务、产业和能源部、文化观光部等许多部门都不同程度地参与科技工作，在政府政策的引导下，使得有限的科技资源得到合理地配置，形成合力，促进了国家总体目标的实现。具体措施如下：

（1）增加研发投资总量的同时注重研发投资的高效分配

韩国科技实力的不断加强，首先得益于过去30年中政府研发投入的不断增加。

韩国政府研发开支占政府总预算的份额也在逐年提高。

另外，在重视研发投资总量增长的同时，韩国政府逐步认识到高效分配研发资源的重要意义。韩国的研发体系在资源的分配和成果的利用与推广方面比较薄弱。因此，需要改变关键投资分配战略，对投资资源的高效利用给予更高的重视。为了提高研发投资的总效率，需要将资源用在最佳位置。为此，政府加强了对研发经费的管理与监督。

为加强管理，提高研究资源的利用率，政府于1999年1月颁布实施了《关于政府资助研究机构的设立、运作及育成的法律》，对政府资助研究机构的管理体制进行重大改革：按领域分设产业科技研究会、公益科技研究会、基础科技研究会、经济和社会研究会以及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会等5个研究会。将原属政府各部门管理的43个政府资助研究机构从主管部门分离出来，划归相应的研究会，统一隶属国务总理室。

韩国政府对研发经费实行多重管理监督，管理监督的主体主要有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国务调整室、企划预算署、5个研究会、民间机构等。为了提高政府研发经费的使用效率，自1998年起正式启动对国家研发计划的调查、分析和评价。根据《科学技术创新特别法》，这项工作每年由科技部长官主持实施，并将结果向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报告。科技部下属的韩国科学技术评价院具体负责此项任务。

（2）合理设计和调整科研结构

根据韩国现行研究体制，研究所分为三大类，即民间研究所、公立研究所和大学研究所。

4.加强人力资源的综合开发和利用

韩国非常重视科技教育、培训和人力资源的综合开发和利用。过去30年中，研发人力资源的数量增加了93倍。

韩国的一些大中型企业财团纷纷独资兴办企业院校，甚至研究生院，每年可保质、保量地为本企业输送大批建设与开发人才。如三星企业集团每年用于培养人才的经费高达6000多万美元，人均投资相当于美国、西欧等大中企业的2倍。

韩国还十分重视职业技术教育和在职技术培训，以培养中等技术人才和熟练工作。政府认为要达到成熟的工业化水平，其科技人员中科学家应占5%，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应占10%，其余的85%则是具有不同技能的技术工人。

为加强职业技术学校和企业之间的“产学合作”，韩国各地还成立了由学校、产业界、地方自治团体、民间代表参加的“产学合作教育协议会”，计划、指导和协调该地区“产学合作”。

③ 1894年,甲午改革前后,韩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有什么变化

甲午之前，中国为韩国宗主，也为韩国文化宗主，甲午战后，韩国文化去中国化，发明了韩文。

④ 三晋地区韩国的变法运动，从背景、原因、措施、过程（要详细）、影响、还有同时期相关的变法。

三晋之韩国变法，是指申不害变法，是战国时期法家人物申不害在韩国境内的一个改革。

变法背景：

公元前375年郑国被韩国灭亡，郑地纳入韩国版图，韩国的版图扩展到中原一带，与楚国接壤。但是韩国与其他大国相比，无论从国土面积，还是从国力上讲，都不能算是强国（地理位置使韩无扩张空间）。此时，各国的变法运动风起云涌，不变法就有落后和被别人吃掉的危险。

变法主张：

申不害主张以法治国，实行进一步改革，并汲取道家“君人南面之术”加以改造，提出了一整套“修术行道”，“内修政教”的“术”治方略。

变法措施及过程：

第一个步骤：整顿吏治，说白了就是皇帝集权于一身，加强君主的权利。首先向韩国三大强族下手，收其特权，毁掉其城堡，将其财产充归国库，此举让政局稳定了，因为所有权利都在皇帝手上，不存在动荡一说，让韩国实力更加强大了。

第二个步骤：整顿官吏，当官受到了整治，杜绝了买官及通过关系而当官的这种现象，而是通过能力删选来选择官的，能力大你就官大，能力不行你有钱有权也别想当官，这种方式让整个国家的办事效率和办事能力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第三个步骤：组建国家军队，申不害将贵族家中的兵全部归队于国家军队，除了国家军队其他人一概不能拥有军队，军队组建完毕后，并对军队进行了严格和正规的军事训练，整个国家有了属于自己的专业军队，让整个国家的战斗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好一招富国强兵，一个国家有自己的军队就好办事了。

第四个步骤：提升百姓创造力，鼓励百姓们开垦荒地，开垦种梁，同时还发展手工业，建造兵器等让真个韩国呈现一片繁荣之势。

变法影响：

申不害相韩15年，“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帮助韩昭侯推行“法”治、“术”治，使韩国君主专制得到加强，国内政局得到稳定，贵族特权受到限制，百姓生活渐趋富裕，史称“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韩国虽然处于强国的包围之中，却能相安无事，成为与齐、楚、燕、赵、魏、秦并列的战国七雄之一。

战国先后出现过三轮变法浪潮：

第一轮是魏国李悝变法与楚国吴起变法。

第二轮是齐威王变法、韩国申不害变法、秦国商鞅变法。

第三轮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及燕昭王变法。

这些变法措施都涉及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四大基本方面。

1. 魏国：李悝完成了魏国在经济、政治、法制领域的改革。新特权阶层篡夺果实。
   魏国变法的局限性在于没有废除世袭贵族封地制。贵族封地拥有相对独立的治民权、财政权、私兵权。周王朝的教训已经雄辩地证明，形同“国中之国”的世族封地，是古典国家最大的乱源。享有多重特权的封地世族，是变法最大的阻碍力量。吴起死于楚，商鞅死于秦，根源就是得罪了根深蒂固的世族势力。很大程度上，变法的主要矛盾是：如何处置老世族集团与新兴势力之间的利害关系，在政治稳定和国力发展间取平衡。最先变法的魏国，为了减少改革阻力，没有触动这些封地世族的核心利益。此举让魏国在变法过程中，基本保持了政治稳定。而称霸的实际效果，满足了魏国的发展需求。魏国新旧势力在变法中相互妥协，取得了各自满意的结果。
   前面说过，国家处于长期领先地位时，国人的思想和行为都会趋于僵化。不彻底的变法，让魏国同时承受了新旧弊端。新法利于布衣人才进入庙堂，而封地制的保留又让老世族阶层稳坐江山。韩非子在《孤愤》中指出：法术之士（变法者）与当涂之人（世族出身的权臣）是“势不两存”的天然政敌。这条血染的铁律在魏国没有得到直接体现。因为，李悝吴起之后，所有的变法之士都没留在魏国。不仅仅是因为政治腐败，更重要的原因是魏国社会结构严重板结化。
   一个能进能退且对政局影响力极大的老世族阶层，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打击排挤布衣出身的新官员。而布衣出身的新官员，为了巩固自己在政坛的根基，也不得不巴结老世族阶层。久而久之，一个由老世族和新官僚勾结而成的利益共同体诞生了。老世族和新官僚结成利益共同体，其阻碍公平发展的顽固性不下于单纯的老世族阶层。任何想在魏国深入变法的人，不光要防备世族阶层的阻碍，还会被腐化堕落的新官僚阶层扯后腿。老世族不愿失去特权，新官僚不愿失去腐败带来的“好处”。这样一来，有才能的人，要么融入利益共同体，要么滚出魏国另寻出路。
   跨过这个特权阶层，直接获得最高统治者的支持，是变法志士唯一的选择。但很不幸，这在魏国是徒劳的。因为魏王、世袭贵胄、新进官僚本就是一体的政治同盟。魏国的最高权力与特权阶层是一条绳上的蚂蚱，穿的是同一条裤子。商鞅不被重用，张仪被无视，范睢被迫害，甚至连王族英雄信陵君也被排挤，因为他们的才华和志向，都威胁到了特权阶层的稳定。
   这种板结化的社会结构，令魏国政局具有超强的稳定性。当这个利益共同体足以维持君主权力稳定时，整个统治阶层自然都不愿再承担变革图强的风险。所以，已经烂到骨髓里的魏国特权阶层，一心沉醉于奢侈腐朽的生活，不再有任何雄心壮志。当魏国被拉下霸主的神坛后，国家荣辱早已被这帮子蠹虫国贼抛之脑后。魏国虽有大批尖端人才，魏国士民不乏振兴祖国的热血，但报国无门、见证灭亡已成定局。
   2.楚国：吴起完成了军事领域的改革，保守世族的强力反弹，但是最终被旧贵族反扑失败。
   楚国虽地广人众，潜力巨大，但无法让自身潜力转化为有效实力。楚国征服南中国诸族，有盟约称臣式的软扩张，也有武力兼并的硬扩张。这使得楚国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类似周天子分封制的世族分治联合体。从春秋到战国，楚世族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特权远超其他六国，楚国重要权力都被世族分掌。一代霸主楚庄王就曾遭遇最大世族若敖氏叛乱。虽然成功镇压，但并没改变世族分治的格局。世族们“上逼主，而下虐民”，让楚国朝野陷入内耗，无法同仇敌忾一致对外。楚国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世族势力太强大。
   战国变法最主要的反对力量，恰恰是长期分掌庙堂权力的老世族阶层。楚国大臣太重，封君太多。庙堂决策必经楚王与几大世族领袖共同商议。世族们也往往以私家利益为先，甚至不惜勾结外国打击自己的政敌。僵化的世族分治政体，不但让楚国难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还让楚国庞大的人才资源白白浪费。楚世族对社会资源和政治权力的高度垄断，阻断了平民人才建功立业的出路。若不归附世族，则一辈子有志难伸；若归附世族，顶多也只能做个门客谋士。所以，楚国士子经常外流，或入齐治学，或入秦建功。秦昭王和秦始皇时，楚受到秦打击最厉害。彼时秦国庙堂的丞相魏冉、李斯恰恰都是楚人。不变则亡，此之谓也。
   吴起为了消除世族分治，推行了几个政策：其一，削减世族封地数量；其二，用“三世而收其禄”的办法限制封君的世袭特权；其三，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把旧世族封地转移到未开发地域，分散其势力；其四，裁汰因世族分治而衍生的各种虚职冗官（不急之官），削弱世族在朝中的势力；其五，“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整肃楚国腐败的吏治；其六，禁止纵横策士游说世族私家势力。这些政策招招打在楚国世族分治的要害上，如果长期坚持执行的话，楚世族会越来越弱，旧政体也会彻底瓦解。因此，楚国世族贵戚对吴起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
   吴起推行变法的同时，也一直率领重新整训的楚军南征北战。这为变法埋下了隐患。楚悼王坐镇郢都，让世族不敢公然反对变法。吴起虽是权兼将相的令尹，但除了最高领袖楚悼王外，缺乏其他支持新法的政治盟友。一旦楚悼王去世，楚世族将毫无顾忌地发动政变诛杀吴起。很不幸，历史就是这样发展的。吴起从前线赶回国都，参加楚悼王的丧礼，被世族私兵伏击杀害。
   楚肃王即位后，立刻以对先王尸身不敬的传统刑律为由，诛杀了参与射杀吴起的七十余家世族贵戚。这对楚世族阶层是个沉重的打击。但遗憾的是，楚肃王并没能趁胜追击，像秦惠文王那样坚持新法，而是选择了妥协共存。直到战国末期，楚国的实际权力仍然掌握在昭、景、屈、黄、项几大世族集团手中。
   这是因为，楚国变法时间太短、根基尚未巩固，朝中的新旧力量对比，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楚王师战力大幅度提高，但并没像后来的秦国那样出现新兴的军功贵族。各级将官仍以楚世族子弟为主。楚国庙堂也不似魏国、秦国那样，布衣之士占据各大小实权要职。楚肃王虽然重创了楚世族，但他除了吴起留下的精锐部队外，没有任何可以借用的拥戴变法的力量。既然新兴势力不足以填补国家动荡留下来的空白，那么旧势力回流是必然的结果。楚肃王不得不废除吴起的新政策，以争取世族大臣的支持来维持统治，而被削弱的世族也向王权作出了更多妥协。此后，楚国失去了制造新血液的功能，改良版的世族分治政体的地位无可撼动。
   3.齐国：变法最核心的内容是改革土地所有制。
   齐国变法以整吏治、开言路为核心，不如魏国的变法全面，也不像楚国那样激起剧烈的内部动荡。齐国在齐威王、齐宣王、齐闵王前期，无论是政治清明度还是综合国力都名列前茅，与同样处于发展势头的秦国并肩并立。但，浅尝辄止的变法，能治标而不能治本。齐闵王后期的大败，令齐国提前退出了统一权的争夺战。艰难复国之后，齐国如同得了“渐冻症”一般，从上到下都失去了生气。齐国变法始终停留于整肃吏治层面，与其特殊的国情背景是分不开的。
   从整体上看，战国变法主要涉及了确立私田制经济、废除世卿世禄及封地制、设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革新官制、军队国家化等内容。秦与山东五国的变法基本上都围绕着这些内容展开。可是齐国的情况与其他国家大相径庭，这决定了其变法只能走整肃吏治的路子。
   田氏在夺取姜齐社稷之前，已经在封地内全面推广了私田制。田齐政权建立后，进一步落实了废井田、兴私田的土地制度改革。也就是说，早在齐威王变法前，齐国经济基础就已经完成升级。
   打破世卿世禄制，是诸子百家共同的政治主张。这个举动不仅能加强中央集权，还有利于吸收大量社会底层人才。齐国的特别之处在于：齐国的老世族基本上都是田齐王族，其他世族早已跟着姜齐政权一同灭亡。而且齐国虽然经常任王族人士为将相，但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世袭官职。因此，齐国在这个问题上也不必推倒重来。但在封地制问题上，只有秦国采取了虚封制，包括齐国在内的山东六国都延续了实封制的政治传统。
   齐国最特殊的国情，是其特有的五都制政体。五都制源于管仲设计的三国五鄙制。这是一种不同于中央集权郡县制的分权制政体。五都大夫享有较大的自主权，但他们的任免权都牢牢掌握在齐王手中。这点与郡县制的官员任免并无根本差别。设立郡县制是为了实现庙堂对整个国家的有效治理。五都制在这方面的功效，与郡县制殊途同归。既然治理目的已达到，齐国当然不需要废除五都改行郡县。
   魏国丞相李悝创建了将相分权的新官制，让国君、丞相、将军相互制衡、分工合作，大大提高了国家机器运转效率。齐国官制从管仲辅佐齐桓公开始，就是开府丞相主政模式。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军事权力机构的设置。相对其他国家，齐国只需改良武将制度这部分，不用全面翻新。
   齐桓公时期的兵权是齐君、高子、国子分掌。此后整个姜齐时代，都是国君和卿大夫瓜分兵权。此外，世族封地都有数量不等的私兵。这为卿大夫田成子夺权埋下伏笔。田氏代齐后，齐君收回了所有的兵权，基本实现了军队国家化。由于保留了封地制，王族大臣（如孟尝君）封地仍有数量有限的私兵。
   综上所述，齐国的基础国情不同于他国，在很多方面都基本达到了变法的要求。因此，齐国可选的变革方向只剩两个：一是废除封地制，二是改革官制、整肃吏治。
   可是，废除封地制在齐国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田齐统治者在夺姜齐社稷时，锐意进取、大胆创新；篡权成功后，却变得保守。为了防备他人重演“田氏代齐”一幕，齐国千方百计维持田齐王族独大的局面，以免外姓世族无法坐大。齐君虽然与庶出的王族大臣也矛盾重重，但无论哪一方都不愿像秦国那样废除王族特权。故而齐国不但不会废除封地制，还不断分封田齐王族，强化统治族群的实力。对于齐国王族来说，这是维持统治秩序稳定的最佳方式。这种做法的效果是：终田齐一世，哪怕是齐闵王被杀，齐国险些亡国的最危险时刻，都没有新的政治势力取代田氏王族。
   既然废除封地制不可能，官制也完成了与时俱进，那么齐国变法就只剩下整肃吏治这个内容了。事实上，齐国变法始终停留在整肃吏治层次，与五都制政体特点是相符的。“五大夫理政+齐王监督考核”是这种分权制政体的基本运行方式。想保证政治清明，只需要加强整顿吏治即可实现。五大夫的任免权虽然握在齐王手里，但都邑的自治权很大，很难像郡县制那样举国一法。列国变法走的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模式，而齐国政体建立在分权基础上。两者运行原理差别较大。所以，齐国不肯花大力气去触动基本制度，只是把精力投入到整饬吏治上。由于缺乏制度保障，齐国后期整肃吏治乏力，广开言路的善政也形同虚设。
   由于国情根基不同，齐国要彻底变法的话，没有太多成功经验可照搬。但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政治经济体制，废除封地制都是最重要的一步。齐国虽不是直接败给封地制，但封地制让齐人更加自由散漫，无法拧成一股绳。当秦军进逼时，齐国虽有抵抗的声音，但投降派意见占了上风，主战派也没有自发抗秦。一盘散沙怎敌滔天巨浪？假如齐国能废除封地制的话，完全可以在五都制政体基础上，走出一条与秦国不同的变法路子。可惜的是，齐国统治者经过深思熟虑后，选择了以实封制壮大王族势力的特殊统治方式。这从根本上剥夺了齐国彻底变法的可能性。
   4.韩国：术治的异化
   韩国变法与秦国大体同期。当时韩国的实力比秦国还要强一些。但两国日后拉开的差距却是最大的。作者借申不害之口，归纳了两国国情及变法方略——“秦国穷弱之邦，变法之首要，当在富民强兵。做此大事，变法立制为第一，术有何用？而韩国不然，民富国弱。因由在贵族分治，官吏不轨，国君无统驭臣下聚财强兵之术。当此国家，整肃吏治为第一。惟其如此，术有大用。”（《黑色裂变》）韩国基础不差，但世族势力架空王权，官场腐败成风，导致国家不振。因此，申不害变法走术治路线，以实现加强王权、净化官风两大目标。这个思路无疑是符合当时情况的，也起到了良好的效果（韩国获得“劲韩”之名）。但申不害术治理论的局限性制约了韩国彻底变法。
   申不害认为大臣专权、闭塞君主视听，是导致国家被窃取的最大隐患。“今夫弑君而取国者，非必逾城郭之险而犯门闾之闭也。蔽君之明，塞君之聪，夺之政而专其令，有其民而取其国矣。”（《申子?大体》）。他的术治理论的逻辑关系是：国家安危重在权力稳定——权力稳定在于察奸除害——察奸除害需有知下之明——知下之明有一套系统的方法，就是术——用术驾驭群臣，赏善察奸，令官吏不敢作奸犯科，就是术治。《韩非子?定法》对术治的定义是：“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申不害希望通过术治牢牢控制住群臣，以避免国家出现“上逼主，而下虐民”的蠹虫奸佞。结合历史和现实来看，这种强化监督的做法是很必要的，无可厚非。但申不害过分强调术，忽略了最基本也最关键的法律制度。
   韩非子批评申不害有术无法，可谓一语中的。申不害虽然运用驭下之术帮助韩昭侯遏制世族，也改善了吏治，但并没有用制度来巩固成果。韩非子称申不害是“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总之，申不害作为法家名士倡导以法治国，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没有确立统一的法令准绳。管理学中有个“手表定律”，说的是看一只手表能确定时间，当拥有了两只或更多的手表时，反而无法确定时间了。混乱而矛盾的法令，让人们无所适从。久而久之，人们不会再以相互矛盾的法律为行为依据。新法不被遵守，改革必然流产。不以新法为基础的术治，最终使得整个韩国陷入全面阴谋化泥沼。
   申不害说：“明君使其臣，并进辐凑，莫得专君焉。”（《申子?大体》）所以，韩国统治者通过在群臣之间制造争斗的方式，来巩固自己的权力。群臣勾心斗角，就不会团结一致对付君主了。群臣为了谋求更大权势，纷纷揣摩上意，阿谀逢迎。于是乎，君主就牢牢控制住了臣下。术治的异化，剥夺了正派人士在韩国的生存发展机会。韩国工匠流失到秦国，促进了秦国摒弃制造业的发展。水工郑国只能以间谍身份入秦施展自己的才华。烂到根里的韩国君臣只惦记着自己的小算盘，哪里还会想到要彻底变法？
   韩国最辉煌的战绩是灭掉了郑国。这对韩国发展影响极为深远。一方面，韩国获得了申不害等原郑国人才；另一方面，崇尚智术的郑文化也给韩文化打上了极深的烙印。韩国灭郑之后，疆域扩张不少，但发展空间却同郑国一样有限。韩国北部和东部跟当时的霸主魏国接壤，没法向东扩张。南边是庞大的楚国，若无魏国支持，很难叫板。西边是当时七雄中最弱的秦国，但魏国占据河西地和关中东部，让韩国难以从攻秦中得到实利（另，从霸主嘴边抢肉是一种玩火行为）。韩国能扩张的目标就是周室三川地区。韩国想进一步发展的话，需要用巧妙地斡旋从齐楚魏夹缝中争夺淮北泗水的沃土。夹缝中求生存的环境，进一步激发了韩人对智术诈谋的推崇。申不害术治变法就是立足于这种文化土壤。但术治理论的先天缺陷，令申不害以术督察群臣以法治国的意图完全落空。申子之术反而沦为韩国君臣勾心斗角的思维工具。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申不害变法没能躲过外来战争的干扰。魏惠王制定了灭赵灭韩、一统三晋的战略方针。变法后的韩国虽有“劲韩”之名，但实力仍与超级大国魏国相差甚远。齐国在马陵之战中战胜魏国强势崛起，代价就是韩国被魏国打残。此后，韩国放弃了富国强兵的努力，再也不提变法，而是致力于以权术外交腾挪出生存空间。这当然无法改变列强对韩国的蚕食，但韩国庙堂宁可丢土失地，也不愿抛弃阴谋权术之道。韩非子对国家弊病洞若观火，故而总结了法术势一体的新理论，以指导韩国变法。但天下大势已定，韩国就算想变法，也为时晚矣。
   5.赵国：只差最后一步
   赵国变法始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之后的赵惠文王、赵孝成王都是新制度的继承者。在变法过程中，第一代发起者（如秦孝公）和第二代巩固者（如秦惠文王）的作用最为关键。赵武灵王相当于秦孝公的角色，赵惠文王相当于秦惠文王的角色。透过他们的举措，我们不难找出赵国变法不彻底的原因。
   
   6.燕国：缺乏指导思想
   古老而弱小的燕国，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燕昭王与乐毅经过28年励精图治，联结诸侯，竟然差点吞食了齐国这条东海蛟龙。这场战争史上的奇迹，根植于燕国唯一的一次变法。用不同的角度看，燕国变法与战国其它的变法有不少相同点。燕国变法爆发出的能量，可与赵国的胡服骑射相媲美。燕国和秦国的变法都始于向天下求贤。魏齐两国变法都没有杀功臣现象，燕国也同样。可惜，燕国的变法成果和楚国一样，只持续了一代。更可叹的是，燕国和韩国一样，战败之后越来越弱，再无任何出彩之处。有燕昭王榜样在前，为何后几代燕王却不思进取？燕惠王战败后，为何不能痛定思痛，复修昭王善政？这与燕国变法一个独有特点关系很大——缺乏指导思想。
   燕昭王变法的目标十分明确，就是对齐国复仇。他说：“齐因孤之国乱而袭破燕，孤极知燕小力少，不足以报。然诚得贤士以共国，以雪先王之耻，孤之愿也。”（《史记·燕召公世家》）战后余生的燕国实力不足，所以燕昭王采纳处士郭隗的意见，修黄金台向列国求贤。此举可谓惊世骇俗，与秦孝公发《求贤令》的做法殊途同归。诸葛孔明的偶像乐毅，也由魏入燕，官拜亚卿，主持振兴燕国的新政。史书对燕国变法记载不详，但可以肯定的是，燕昭王和乐毅必定吸收了之前列国变法的成功经验。否则，燕国就不会从废墟演变为“殷富，士卒乐轶轻战”之邦。据《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燕昭王）于是遂以乐毅为上将军，与秦、楚、三晋合谋以伐齐。齐兵败，愍王出亡于外。燕兵独追北，入至临淄，尽取齐宝，烧其宫室宗庙。齐城之不下者，独唯聊、莒、即墨，其馀皆属燕，六岁。”这个巨大的胜利已经是战争奇迹，如果能灭掉最后几城，燕国将直接进化为新的超级大国。可惜，燕昭王还没看到这一天就离世了。即位的燕惠王一直与乐毅不和，撤消了他的兵权。乐毅于是出走赵国。再往后就是脍炙人口的田单火牛阵。
   燕惠王被田单打败后，追悔莫及，想请回乐毅。但乐毅坚持留在赵国。不过，乐毅在回信中向燕惠王建言道：“若先王之报怨雪耻，夷万乘之强国，收八百岁之蓄积，及至弃群臣之日，余教未衰，执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隶，皆可以教后世。”所谓燕昭王的“余教”，就是二十八年的变法国策。乐毅希望燕惠王能继续变法，复兴燕国大业。但很显然，乐毅也知道他不是那块料。果然，燕惠王在位期间毫无建树，任由燕国继续走下坡路。话说回来，燕国新法的根基本身就不牢固。燕惠王做太子时就与乐毅不合，上台后又不遵循先王余教。这足以说明，变法思想并没成为燕国朝野的共识。
   魏国变法以李悝的政治经济思想为指导，楚国变法以吴起治国方针为指导，齐国变法以人才国宝论和慎到势治理论为指导，韩国变法以申不害术治理论为指导，秦国变法以商鞅法治理论为指导，赵国变法以胡服骑射的强军纲领为指导。唯独燕国没有成体系的思想指导变法，只是借鉴了具体经验。秦孝公推行变法前，组织了一次关于要不要变法的大讨论。赵武灵王变法前，也与反对者展开了政道大论战。他们通过这些方式让变法理念传播开来，逐渐形成了朝野共同的意识形态。这就是为何，秦惠王杀商鞅而恪守新法，赵武灵王之死没有引发守旧派复辟的根本原因。魏文侯、秦孝公、赵武灵王担心子孙后世不能坚持新法，千方百计地巩固变法成果。而燕昭王只管国力和军力够不够发动破齐之战，只要有利于复仇，他可以采纳任何意见，不问所以拿来就用。至于改革成果会不会流产，不在他考虑范围内。所以，他忽视了向接班人（燕惠王）灌输变法意识的必要工作。这直接导致乐毅功亏一篑，更让燕国霸业后继乏力。
   在燕惠王兵败撤退后，燕国固有的迂政风气重新抬头了。燕国闹出过战国唯一一例“禅让”事件。燕王哙想效法尧舜禅让贤臣，博得一个圣王美名。结果被野心家子之篡权，引发燕国内乱，招致齐国入侵……正是这桩国耻，激起了燕昭王图强复仇之心。当复仇完成后，燕国顿时没了发展目标，变法强国的热情也自然消失了。就事论事，燕国虽然功亏一篑，但毕竟掠夺了齐国“八百岁之蓄积”，仍有重塑辉煌的本钱。可惜，由于缺乏成体系的指导思想，燕国变法十分粗浅，既没有留下一套全新的制度，也没有形成新的政治传统。乐毅和燕昭王之后，燕国无人具备天下视野，也不再有哪怕半点革新再造的意愿。如此一来，燕国只能是回归迂政老路，等待灭顶之灾的到来。

   
   

⑤ 韩国60年代出现了什么样的政治变革

1，韩国建立后，仿效欧美政治体制，经济发展迟缓。
2，20世纪60年代初，军人集团执掌政权，实行威权政治，经济高速发展。
3，进入90年代后，韩国确立了政党政治。
这反映出民主体制的确立需要相应的经济基础。

⑥ 关于当年韩国的教育改革

随着社会向知识经济的转型和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教师专业发展和质量的提高再次成为政府关注的焦点。由此，韩国政府从20世纪末开始，把提升教师的专业水平和调整师资队伍作为立法的重点。其中有两项政策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的反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过后，教育部为减轻教育财政负担和应对就业压力，不顾来自教师组织的反对，通过了将教师的退休年龄从65岁降到62岁的决议。决策者用以合法化该政策的依据是，减少一名老教师的费用可以增加3名新教师，这将有益于调整和更新师资队伍结构。由于未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可，该项决议在社会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并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如师资的严重短缺和教师工作热情低落等。另一项备受关注的政策是1999年政府在经过向多方征求意见和协商后颁布的《改善教育专业的综合计划》。由于该政策制定过程的公开、民主，因此受到了政策目标群体——教师们的普遍欢迎和好评。实践证明，该项计划改善了教师的工作环境，优先发展教师专业能力的措施提升了教师参与教育改革的热情。

四、韩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政策的嬗变

韩国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教育管理体制。建国以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韩国的教育管理权一直掌握在中央，地方和学校对教育教学的相关事务几乎没有决策管理权。韩国的中央教育行政管理机构曾经历了几次变革：1946-1991年，韩国的中央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称为文教部，1991年改称教育部，直到2001年又改为现在的教育与人力资源发展部。该部门负责制定普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政策，并直接管辖地方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市、道教育厅等）。此外，它还对学校运营，如招生规模、考试制度、学费、教育目标、课程、教师招聘、教学设施、教育评价、教师培训等进行严格、直接的督导与控制。

在教育发展的初期阶段，这种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教育管理体制，在教育政策的统一制定和教育资源的有效调动与分配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教育系统的快速发展和外界环境的不断变化，这种管理体制逐步暴露出了单一、僵化、缺乏灵活性等问题。并由此导致教育系统不能对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作出及时的调整与反应，也无法适应各地不同的实际情况和学生的不同需求，更难以发挥地方、学校在教育过程中的积极性。鉴于此，1991年，韩国政府制定并颁布了《地方教育自治法》，以促进教育分权。市、道教育厅在基础教育中被赋予更多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的管理决策权。

基于培养新型人才的需要，韩国政府希望通过进一步分权，给学校更多的教育自治权，以增强学校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多样化发展。1995年，总统教育改革委员会出台了减少政府对教育管制的政策，学校的自主管理由此开始起步。政府采取的政策措施是在学校自主管理和教育质量的监管上形成一种新的平衡。政府取消了对学校教育的各种控制，实施学校自治，以校长和社区的联合为基础，建立学校自评系统。更为重要的是扩大了相关利益者对学校管理事务的参与权。

1997年，国家教育改革委员会要求全国各中小学成立学校运营委员会。学校管理委员会是学校管理的一个重要组织，也是教育分权和自治在学校层面的一个显着体现。根据学校的规模，学校管理委员会一般由学生家长、教师、社区代表等组成，负责对学校教育、教学和管理事务提供意见、作出决策。至2002年，韩国大部分中小学都设立了学校运营委员会。这一政策促进了教育运营体制由以供给者（学校、教师、教育行政机关）为中心向以消费者（学生、家长）为中心的转变。但在多年实践之后，这一政策遭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批判，比如：1)学校运营委员会大多由非专业人员组成，他们在教育、教学等专业性问题上的直接参与，损害了教师的教育自主权；2)在私立学校设立学校运营委员会，损害了其办学的独立性与自主权；3)如果掌握学校运营委员会韵是一些对学校的运营有偏见的成员，就有可能会发生家长、教师、校长之间的矛盾与对抗，并导致削弱校长的领导力。

从韩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政策的嬗变过程可以看出，在教育管理体制的变革上，韩国主要经历了教育管理权力由中央集权到地方分权再到学校自主决策的变化轨迹。分权、自治、公民参与是这种变化的主要特征，它体现了韩国在促进教育民主化发展上所做的努力。

⑦ 韩国政治转型，存在着哪些阵痛和压力

韩国的核心问题在于财阀，韩国的历史要从朝鲜战争说起。在朝鲜战争之前，韩国和朝鲜是一个国家，遭受了日本的殖民统治。殖民者不会太重视殖民地的社会发展，只关注自己能否从殖民地获取到足够的利益。当殖民者获取了足够的利益之后，殖民地保留或者不保留都无所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击败日本，和苏联一起分区占领了朝鲜。苏联扶持了现在的朝鲜，而美国则扶持了现在的韩国。朝鲜战争中，朝鲜差一点将韩国解放。但是在美国的干涉下，韩国保留了下来。第一人掌权者是李承晚，李承晚没有能力发展经济。所以韩国的经济处于一个半死不活的状态。

所以现在韩国面临的问题就是，如果你要动财阀，那么就相当于动摇了韩国的根本。经济必然受到波及，财阀不好过就要开始通过裁员转移矛盾，逼迫民众对政府施压。而如果抽丝剥茧一样慢慢来，韩国总统顶多干一届，伤不了财阀的根本。毕竟韩国就是一个人造国家，社会变革压根就没有过。

⑧ 战国时期最不起眼的韩国，凭什么还能并列七雄

首先在战国历史上，韩国将春秋时期晋楚争霸的关键国家——郑国给吞并了。而在整个春秋时期，郑国一直是北方中原的咽喉要道。由此，在获得了郑国的土地后，加上韩国本来就十分重要的上党地区——也即引发了秦国赵国长平之战的领土。那么非常明显的是韩国作为隔断魏国的四战之地，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远远不是中山国、宋国、越国等同时期诸侯国相媲美的。韩赵魏三家基本掌握了晋国的军政、经济大权，晋国国君的影响力基本上名存实亡甚至于到晋幽公那一代，原本的春秋霸主晋国，便只剩下绛与曲沃二地掌握在国君手中。

⑨ 韩国从世界最穷国到发达国家，韩国农村是如何走向现代化的

韩国农村的现代化之路得益于1970年韩国政府颁布的“新村运动”。“新村运动”是一项基于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农业发展滞后状况的农村建设行动，也是韩国及时开始工业反哺农业、工农业双赢互动的经济行动。

韩国农业农村的腾飞过程中，工业部门的兴起给农业发展带来资本积累、硬件提升、国际贸易通道，乃至向农业部门提供高素质劳动力。解决农业问题，“头痛”不能只“医头”。现代农业的发展，不能单打独斗、毕其功于一役，没有强大的工业基础，现代农业是不可能发展的。

⑩ 韩国申不害是怎么进行变法改革的

公元前355年，韩国国君韩昭侯任用申不害为相，在韩国实行变法。申不害变法的第一步是整顿吏治，加强君主集权统治。

在韩昭侯的支持下，首先向挟封地自重的侠氏、公厘和段氏三大强族开刀，果断收回其特权，推毁其城堡，清理其府库财富充盈国库，这不但稳固了韩国的政治局面，而且使韩国实力大增。

与此同时，大行“术”治，整顿官吏队伍，对官吏加强考核和监督，“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有效提高了国家政权的行政效率，使韩国显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局面。“术”的提出，对于后世建立官吏的任免、考课制度，有一定意义。

随后，他又向韩昭侯建议整肃军兵，并主动请命，自任韩国上将军，将贵族私家亲兵收编为国家军队，与原有国家军队混编，进行严酷的军事训练，使韩国的战斗力大为提高。

申不害为富国强兵，还十分重视土地问题。《太平御览》引他的话说：“四海之内，六合之间，曰‘奚贵’，土，食之本也。”因而他极力主张百姓多开荒地，多种粮食。

同时，他还重视和鼓励发展手工业，特别是兵器制造。所以战国时代，韩国冶铸业是比较发达的。《战国策·韩策一》有“天下之宝剑韩为众”、“天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的说法。

总体上来说，申不害的改革是很有成绩的。《史记》上说：申不害在韩国变法十几年，国家太平，兵力强盛，贵族特权受到限制，百姓生活渐趋富裕，而且还使韩国虽然处于强国的包围之中，却能相安无事，成为与齐、楚、燕、赵、魏、秦并列的战国七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