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发展模式有哪些

‘壹’ 以韩国，科威特为例，说明亚洲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

科威特是中东产油大国，而且地处中东波斯弯北端，地缘政治地位重要，因此，它可以靠出国石油赚取大量外汇，也因为其产油国和地缘政治地位原因，受欧美大国庇护，政局稳定，国民收入很高。
韩国的地缘政治地位不言而喻，也是受到欧美大国庇护的国家之一。其重视发展汽车等工业制造，同时注重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经济发展稳定而迅速。
通过对比可知，科威特是依靠能源，韩国是依靠知识技术，二者发展模式不同。但这二者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都有一个共同的不可忽视的因素，那就是西方大国因自身利益需要而对其在政治和国防上做出的庇护，使其能够在政局比较稳定，外敌入侵威胁大大降低的情况下，较专注于经济发展。

‘贰’ 韩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哪些经验

韩国近40年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依靠的是科技创新。技术进步对韩国经济增长的贡献：1970至1979年为12.84%，1979至1990年为18.70%，1990至2000年为39.54%，并推动了三次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经过多年的发展，韩国已初步建立了以企业为研发主体，国家承担基础、先导、公益研究和战略储备技术开发，大学从事基础研究，产学研结合并有健全法制保障的国家创新体系。同时，韩国政府在各个阶段的重大战略选择和适时调整的科技发展规划是科技创新带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而由政府统筹的科技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合理配置，则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正是在上述因素综合作用下，韩国实现了经济的飞跃。其经验如下：

1.政府战略重点的抉择和适时调整的科技发展规划是实现经济飞跃的重要保障

“科技立国”战略的确立是韩国经济实现飞跃的重要转折点。在科技立国战略的影响和科技政策的引导下，韩国企业经过引进、吸收技术，现在已逐步过渡到自主研发阶段。而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审时度势，正确选择重点产业领域，制定出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科技发展战略和规划，则是韩国成功的关键。

韩国的发展经历了“贸易立国”、“重化工业立国”向“科技立国”战略的转变。通过各个战略的实施，韩国的产业结构也完成了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技术知识密集型、再向高新技术产业的过渡。韩国各个发展阶段的战略重点和政策选择如下：

（1）“科技立国”战略的准备阶段

朝鲜战争后到1961年，韩国经济处于战后恢复期。这个时期，经济困难，发展缓慢，国内没有像样的技术，也根本谈不上科学技术的发展。此时，韩国推行进口替代型发展战略，产业政策的着重点是保护和促进消费品工业的发展，以满足内部消费需求，稳定经济和社会。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后不久，韩国将“进口替代”型转为“出口导向”型战略。这时产业政策的重点是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快工业化步伐和资本积累。相应的科技发展重点是加强科技教育，建立技术基础设施，引进外国的技术和人才等。1963至1969年，科技投资额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重翻了一番，研究人员增长了2倍。产业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第一、二、三产业在GNP中所占的比重分别由43.3%、11.1%、45.6%变为28.9%、22.8%、48.3%；GNP年均增长9.1%，人均GNP年均增长12.7%，出口额年均增长34.5%。

在这一阶段，韩国科技发展过程中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是：在1966年成立了韩国第一所综合产业研究所——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KIST）。1967年，韩国政府将原隶属于经济企划院中的技术局扩展为独立的“科学技术处”（副部级），在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中较早地建立起管理科学技术事务的政府机构。韩国科学技术处自建立之日起，就担负起了管理科技事务和协调国家研发计划的重任。

20世纪70年代，是韩国国家技术创新体系的充实与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韩国劳动密集型轻工产业遇到挑战。需要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加快工业现代化进程。产业政策的目标是：强化工业基础，提高工业资本的有机构成，改善工业技术结构，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出口竞争力。与此同时，也调整了科技发展战略，重点是进一步扩大技术教育，加强技术引进、消化和改进，资助应用导向的研究和开发。在此阶段，韩国政府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积极消化、吸收和扩散引进的先进技术上，国家采取了以下措施：

•在引进先进技术同时，大力发展本国的技术力量，并不断开发自主技术，提高国家整体的技术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

•在技术引进方式上，严格禁止一揽子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做法，鼓励企业有选择地引进一些关键技术、设备。到1978年为止，韩国政府仍对技术引进实行严格的监督和审查制度，引进技术的主导权基本上掌握在政府手中。

•为促进科技的发展和产业结构向重化工业的转变，1973年1月韩国内阁决定建立大德研究学园城，即大德研究中心，这是韩国最大的科学技术研究中心，它对集中国家的科学技术力量，提高技术创新效率起到了重要作用，基本满足了日益增长的产业技术需求。

•为鼓励民间企业培养自身的研发能力及技术创新能力，政府采用了一些激励措施，诱导企业建立自己的技术开发部门。

•1971年设立了韩国科学院。
•20世纪70年代后期，成立了很多政府资助的研究机构。

（2）“科技立国”战略的形成阶段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国内外经济技术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新的科技革命在世界兴起，高技术产业迅速发展，韩国科技面临新的挑战；70年代由于过分突出重化工业，使得经济结构失衡，社会再生产比例失调；工资不断上升使以廉价劳动力成本为支柱的出口工业对外竞争力下降，需要经济技术革新提高产品档次，特别是需要以附加价值高的高科技产品，增加出口竞争力。为此，韩国当局将“贸易立国”、“重化工业立国”战略向“科技立国”战略转变。目标是重点发展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高技术产业。促进产业结构向机械电子等技术密集型高技术产业转变，开发技术人才以提高生产率。

此阶段政府的主要作用是对大规模的技术引进项目和高科技引进项目进行组织、管理、协调和促进。为提高国家的创新能力，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公共研发机构、企业与大学三者之间的技术合作，充分发挥企业的资金优势、大学的技术优势以及研发机构的技术装备和人才优势。如，1982年开始实施国际研发事业；促进企业附属研究所的设立；加强企业的研发投资支援制度。为了克服在重化工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技术界限问题，于1978年实行了技术引进自由化的政策。

另外，自1982年开始，每年每季度都要召开一次由政府各部负责人、科技界、企业界代表参加的科技振兴扩大会议，检查全国科技发展情况。

20世纪80年代，由于贯彻“科技立国”战略，韩国的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发展很快，大大改变了经济结构，促进了经济高速增长，特别是出现了第三产业加快发展的趋势。

（3）“科技立国”战略的深化阶段

9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使韩国经济遭受重创。为此，韩国确立了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十大增长产业”，预示着韩国将经历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和经济机制的转型，即通过建立适应高技术的经营管理体制、增加研发投资和提高产业的科技含量，使产业创造出更高的附加值，带动经济的再次腾飞。

在这一时期，科技计划的制定转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1991年4月，卢泰愚总统发表了科学技术政策宣言，提出到2000年要使韩国的科学技术达到西方7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加拿大、意大利，即G7）的水平。

过去，韩国的国家科技计划通常由政府资助的非营利研究机构具体执行。在科技计划制定时，通常是按自下而上的途径，由基层研究者监测本领域的技术进展，提高研究建议，然后采取同行评议的方法审查这些建设。一般而言，研究者只注意本领域的最新进展，很少关心工业应用的相关性。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获得经费，而不是研发的战略方向和目标。这种计划制定方式对于提高国家整体科技实力和竞争力是不利的。因此，韩国从90年代开始把科技计划的制定转变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途径，由政府确定长远的国家发展目标，选择技术领域，并征求基层专家的意见，经过反复调整，制定科技计划。

为提高科技自主开发能力，政府在持续增加科技投入的同时，不断改革完善科研体制，《尖端技术发展计划》（G7计划）、《国策研发事业》、《大型科技研发事业》等新的科技发展计划相继出台。

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民间企业的研发活动更加活跃，研发投入规模超过政府，大企业研究所在设备、规模、人才等方面都逐渐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形成了以民间为主、政府为辅的技术开发体制。

在这个阶段，韩国还实施了科技计划管理和决策的重大变革——关键技术选择和技术前瞻。韩国从80年代后期开始技术前瞻工作，把这一任务纳入到研发管理范围之内，并且完全由国家机构负责，由韩国科技研究院的研究小组主持。

另外，韩国还着手对国家科研体制和政策进行一系列重大改革和调整。改革和调整国家科研体制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加强国家对科技工作的宏观管理与协调。为了迎接未来的挑战，本着“小而有效的政府”原则，政府于1998年进行了重组，科学技术处被升格为科技部，并进入内阁，地位得到了进一步提高，科技部长官的排位从各部长官的末席一举跃升到24个部中的第8位，在经济部门中则仅次于财政经济部位居第二。科技部不仅地位提高，管理权限也相应扩大，科技发展政策和计划的制定实施，各部门研究机构的管理、协调，人才培养、信息扩散和成果转化等业务，统一划归科技部实施。科技部还全面负责协调部门间科技政策和监督落实情况。1999年，在“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由金大中总统挂帅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该委员会是非常设的、与科技相关的最高政策审议、调整机构。它负责制定科技发展长远规划，协调各部门的科技政策，决定科技预算分配原则等，使国家科技管理更具权威性；科技部作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秘书处行使职责。

•改组政府科研体系。
•改革科研院所管理体制。

（4）新世纪：面向未来的科技战略与政策

2000年6月，经韩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NSTC）批准，韩国科技部公布了长期科技发展规划——《韩国2025年构想》，规划中提出的重点领域有：信息技术（IT）、材料科学、生命科学、机械电子学、能源与环境科学。其远景目标是：到2005年，韩国科技竞争力排名要超过其它所有亚洲国家；到2015年，韩国要成为亚太地区的主要研究中心；到2025年，韩国的科技竞争力排名要达到世界第7位。

为了增强科技创新体系的能力，政府应该发送科技环境，并通过实施“选择与集中”战略，最大限度地利用科技资源。

在科技政策方向上，韩国政府认为：

•科技体系应该由政府主导的现有体系为私营部门主导的体系。
•应该将注重增加数量的投资扩大战略转变为注重效率的投资分配计划。
•韩国需要学会克服本国自然资源的限制，利用全球的技术、人力资源的信息，以及发展与国际社会的合作。
•为了确保科技创新体系的自力更生，政府应该制定和系统化地实施一些限制对国外先进技术模仿和复制的政策。

韩国在继续执行既定的中长期科研计划的同时，采取“选择与集中战略”，重点培育未来将成为经济增长动力的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太空和平利用技术。其发展目标如下：

目标一：2010年纳米技术进入世界5强。
目标二：生物技术2010年进入第7位，并占领世界市场的5%。
目标三：2005年实现卫星及火箭全部国产化和本土发射，2015年完成实用卫星发射，使航天产业进入世界第10位。

2.企业研发主体地位的培育和良好创新环境的形成是实现经济飞跃的关键

韩国的经济表明，提高国家创新能力，关键在于调动企业的力量。韩国政府努力建设一个均衡发展的国家创新体系，鼓励企业、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三方的积极参与，特别是注重企业在技术开发和创新活动中的作用。为此，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努力培育企业的研发主体地位，为企业创新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1）积极扶持企业研究所的发展

1972年，政府制定了《技术发展促进法》，其宗旨是支持各种私营产业研究组织，如企业研究所、产业研发中心、产业技术研究协会、产业研究集群等。2002年，科技部出台了《产业研究集群支持计划》，其目的是支持将中小企业研究所划分为10个研究集群，以便发现共同的净技术，并开展合作开发。

近年来，企业研究所蓬勃发展。企业研究所从而成为国家技术创新体系中的骨干力量，大大促进了科技进步及国家经济发展；形成了企业发展和产品竞争的技术支撑力量；密切了生产与科研的关系，加强了研究成果向实际生产力的转化。

（2）推行国产化政策，鼓励国内企业竞争

韩国政府在推行国产化道路上，采取的是对外保护新兴民族工业、对内鼓励国内企业之间竞争的政策。

（3）对技术开发实施税收优惠政策

此类优惠政策主要包括了技术开发准备金制度、技术及人才开发费税金减免制度，以及新技术推广投资税金减免制度等。为确保政府的税收支援政策落到实处，通过修改国家有关规定，将技术开发组织（企业研究所等）作为法定支持对象确定下来。同时还修改有关法律，将原来仅适用本国人的研究设备投资和新技术产业化投资5%的税率减免政策扩大至外国人，以吸引更多的国外资本投向本国高新技术产业。

（4）扩大技术开发资金支持

韩国的技术开发资金支持制度大致分为政策金融、一般金融、技术信用保证基金等形式。政策金融中包括了政府财政拨款和各种政策性贷款。1999年政府用于对企业的研发费支出达1300亿韩元，比1998年增加311亿韩元，增长31.4%。政策性贷款以低息向企业技术开发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此外，国家的科研经费也向企业开放，鼓励企业参与国家的科研计划。

（5）强化产学研合作研究

为促进技术创新，政府强调产学研的合作，并制定了一系列法律以及优惠政策。目前产学研合作的形式有合同研究、技术指导、技术培训、科研器材的共同使用、关键技术信息服务、专利使用等。通过产学研协同技术开发活动，既提高了企业技术研发投资的效率，又促进了学校和研究机构的理论研究同产业实践的结合。

（6）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

韩国政府过去主要支持和培育大企业集团。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韩国政府开始意识到中小企业在维持国家竞争力和经济持续发展方面的作用，转而扶持中小企业和风险企业的发展，并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如给予风险企业50%的税收优惠、在科斯达克上市的中小企业5年内享受免税待遇。

1996年7月，模仿美国纳斯达克市场，韩国在股票市场上开设创业板科斯达克（KOSDAQ）。科斯达克设立的目的十分明确，即便利高科技企业、知识经济背景新创业企业及中小企业进行融资。韩国政府高度重视科斯达克市场的发展，把建设科斯达克作为振兴韩国经济的战略措施之一，且在1999年提出《健全科斯达克市场的政策》，从而为科斯达克的迅猛发展注入活力。

科斯达克具有多元化的上市结构。上市公司涉及形形色色的行业，而不是仅局限于IT等高技术行业。另外，由于科斯达克独特的市场定位，与韩国证券交易所相比，科斯达克市场上市门槛低，交易费用低廉，符合中小企业和风险企业的特点，从而吸引了众多高成长、高科技含量的企业上市。

3.合理配置科技资源是实现经济飞跃的必要条件

韩国在信息产业、汽车产业等诸多国家产业发展领域，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国家产业发展战略。在其成功的各种要素之中，科技管理功不可没。韩国科技管理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涉及科技的有关部门分工不分家，同心协力地办事。科技部、教育和人力资源发展部、商务、产业和能源部、文化观光部等许多部门都不同程度地参与科技工作，在政府政策的引导下，使得有限的科技资源得到合理地配置，形成合力，促进了国家总体目标的实现。具体措施如下：

（1）增加研发投资总量的同时注重研发投资的高效分配

韩国科技实力的不断加强，首先得益于过去30年中政府研发投入的不断增加。

韩国政府研发开支占政府总预算的份额也在逐年提高。

另外，在重视研发投资总量增长的同时，韩国政府逐步认识到高效分配研发资源的重要意义。韩国的研发体系在资源的分配和成果的利用与推广方面比较薄弱。因此，需要改变关键投资分配战略，对投资资源的高效利用给予更高的重视。为了提高研发投资的总效率，需要将资源用在最佳位置。为此，政府加强了对研发经费的管理与监督。

为加强管理，提高研究资源的利用率，政府于1999年1月颁布实施了《关于政府资助研究机构的设立、运作及育成的法律》，对政府资助研究机构的管理体制进行重大改革：按领域分设产业科技研究会、公益科技研究会、基础科技研究会、经济和社会研究会以及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会等5个研究会。将原属政府各部门管理的43个政府资助研究机构从主管部门分离出来，划归相应的研究会，统一隶属国务总理室。

韩国政府对研发经费实行多重管理监督，管理监督的主体主要有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国务调整室、企划预算署、5个研究会、民间机构等。为了提高政府研发经费的使用效率，自1998年起正式启动对国家研发计划的调查、分析和评价。根据《科学技术创新特别法》，这项工作每年由科技部长官主持实施，并将结果向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报告。科技部下属的韩国科学技术评价院具体负责此项任务。

（2）合理设计和调整科研结构

根据韩国现行研究体制，研究所分为三大类，即民间研究所、公立研究所和大学研究所。

4.加强人力资源的综合开发和利用

韩国非常重视科技教育、培训和人力资源的综合开发和利用。过去30年中，研发人力资源的数量增加了93倍。

韩国的一些大中型企业财团纷纷独资兴办企业院校，甚至研究生院，每年可保质、保量地为本企业输送大批建设与开发人才。如三星企业集团每年用于培养人才的经费高达6000多万美元，人均投资相当于美国、西欧等大中企业的2倍。

韩国还十分重视职业技术教育和在职技术培训，以培养中等技术人才和熟练工作。政府认为要达到成熟的工业化水平，其科技人员中科学家应占5%，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应占10%，其余的85%则是具有不同技能的技术工人。

为加强职业技术学校和企业之间的“产学合作”，韩国各地还成立了由学校、产业界、地方自治团体、民间代表参加的“产学合作教育协议会”，计划、指导和协调该地区“产学合作”。

‘叁’ 韩国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旅游，韩国旅游业非常发达，每年有很多世界各地的人去韩国旅游，整容行业也比较发达。

‘肆’ 韩国企业模式

曾作为韩国经济中流砥柱的韩国财阀到了不得不改变的地步，同样具有“东方企业家的大企业情结”的中国国企在改革中需要警惕韩国财阀所遭遇过的“陷阱”

韩国财阀经济处在风雨飘摇之中。8月4日，韩国现代集团峨山公司董事长郑梦宪因财务困难及涉嫌对朝“献金案”自杀身亡。而在此之前，6月1日，SK集团的实际领导人、前总统卢泰愚的女婿崔泰源因涉嫌财务欺诈及非法进行内部交易被判刑3年，SK在3月份就因谎报约13亿美元利润而遭韩国公平委员会调查。3月3日，韩国大宇财团总裁金宇中涉嫌经济犯罪，逃亡海外不知去向，韩国政府发出通缉令向全世界追捕。

这一系列事件反映了韩国新政府经济改革力度的强化，也促使世人思考韩国经济模式是否已经走到尽头？

在今年2月，韩国新任总统卢武铉在就职演说中宣布将决心完成对韩国财阀集团和金融市场的整顿，采用新的经济政策，刺激韩国经济的发展。

财阀当家

韩国财阀曾对韩国经济腾飞的“汉江奇迹”作出过重大贡献，韩国之所以能在30年内创造震惊世界的奇迹，其关键因素是韩国财阀集团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然而，韩国财阀是在特殊环境下形成的特殊产物，与欧美财团通过市场竞争不断兼并和联合的发展道路不同，韩国财阀是在不完全的市场竞争条件下通过政府强有力的扶植和集中支援的方式培育的，财阀从政府那里获取各种优惠政策和垄断权利，政府则通过财阀稳定经济秩序，抢占世界市场。

韩国财阀的主要特点是:政府、财阀、银行形成“铁三角”关系，大财阀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政府从银行得到各种低息贷款、出口补贴和补助金等政策性融资，存在着严重的内幕交易，导致市场的不公平竞争和政治上“体制性腐败”的深厚土壤，1996年金宇中曾因向前总统卢泰愚行贿而被判刑，韩国总统以及高官不断传出经济丑闻，屡禁不止。

高负债经营发展战略。韩国财阀的高速投资资金主要不是来自利润积累和股票发行，而是靠举债借款，其资本负债率远高于发达国家，1998年3月，韩国前30名大企业集团的资本负债率高达522%多，1999年现代集团负债666亿美元，相当于韩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0%，如此高额的负债率，给银行带来沉重负担，也使企业对于内外冲击的承受力十分脆弱；

“章鱼足式”的企业扩张模式。企业规模越大就越能立于不败之地的“大马不死”心理成为韩国财阀实行扩张的指导思想，韩国财阀大多为混合型企业集团，规模越来越大，高度垄断韩国的生产和资本，不少财阀跻身世界大企业行列，大宇财团推行“世界化经营战略”，几乎每3天增加1个企业，1995年最大的5家财阀平均拥有42个子公司。

包罗万象式的经营方针。与欧美成功的大企业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在一个主要领域经营不同，每个韩国财阀的经营领域几乎都涵盖第一、二、三产业，各大财阀互不订购原材料和零部件，甚至建筑、运输、销售等也是自成体系，形式上看似具备航空母舰的架构，实际都由小舢板拼凑而成，一遇大风大浪，很容易散架翻船。

家族所有权与经营权的统一。韩国财阀一般都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形成，财阀家族成员几乎占据了财阀公司中75%的总裁和经理董事的职位，所有权与经营权的统一，使韩国大企业的管理难以适应千变万化的世界市场需要；

企业投资决策渗透入政治因素，脱离经济发展规律。现代集团为了显示该集团在南北统一事业上的业绩和贡献，投资4亿美元开发朝鲜金刚山旅游区和开城工业园区，另有1亿美元根据政府的意愿赠送给朝鲜政府，资金出自集团自身的投资资金，由于该项目无法正常展开，现代集团损失惨遭重，不得不依靠政府的贷款和补贴艰难度日，经营上走入了死胡同，政治上则陷入被反对党攻击和司法机关调查的窘境，也成为郑梦宪自杀的重要原因。

新游戏规则

进入20世纪90年代，韩国财阀经济模式的不利于世界化市场竞争开始日渐显露，并为韩国政府逐渐意识，市场经济原则开始成为政府处理财阀经济的原则。1997年初，韩国第二大钢铁集团“韩宝”破产，韩国政府就没有援手。但韩国财阀并未从中吸取教训，反而与政府高官为争取银行贷款以维持企业发展，继续大搞权钱交易，贿赂对象甚至涉及总统。

199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彻底暴露了韩国财阀“泥足巨人”的真相。本已资不抵债的财阀大企业接踵倒闭或陷入经营危机中，如起亚、汉拿、真露、三美、海天、高丽、大宇、NEWCORD、HAITAI等“非死即伤”，现代、三星、LG、SK等也是负债累累，元气大伤。韩国历届政府倾举国之力培育出来的巨型财阀集团终于走完了它的辉煌历程。

1998年2月，金大中总统颁布财阀改革方案，其基本目标是改变财阀控制韩国经济命脉的状况和政府、财阀、银行间的“铁三角”模式，将扶持发展大企业的政策调整为致力于使中小企业成为韩国经济的主力。

卢武铉上台后，这位平民总统显然对于韩国豪门巨富更无好感。他在选举公约中表示:要重新加强对财阀企业的出资限制，以削弱财阀的影响力，为中小企业提供扩充事业的机会，并提出要照顾弱势群体等。新政府将“构筑先进经济系统”作为十大国政课题之一，其主要内容就是改革企业的规章制度。卢武铉向国民承诺，新政府将致力于韩国经济力量的分散化，消除韩国财阀集团经营上的暗箱操作，使韩国经济“更具竞争力和透明度”，他认为一部分持有少量资本的股东通过复杂的内部交易，进行循环投资，互相持股，借以掌握对公司的支配权，这种韩国式企业所有权结构必须进行改革，他还希望禁止个人通过私人基金会将财富转移给自己的亲戚和后代，以此规避韩国僵化的遗产税制，将矛头直指韩国财阀集团。对SK集团的调查是卢武铉推进财阀改革的一次检验。

中国之鉴

值得注意的是，韩国财阀模式虽已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但它毕竟是韩国经济发展的支柱，因调整和改革而引起韩国财阀过度的震动和不安，将不利于韩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三星发言人表示:担心如果对三星集团展开大规模的调查，可能会危害到外国投资者对韩国市场的信心。卢武铉总统针对有关“特定财阀研究经济政策的报道，给市场和国内外投资商带来不必要的混乱”，表示“财阀改革应该通过以国民共识为基础的相关法案的立法来实现”，“企业支配结构改善，分公司分离等为此而提出的长期性课题”，强调财阀改革将不以人为的强制性手段，而以“自律、分阶段、长期“的方式来推进。这表明韩国财阀改革的目的并非抛弃财阀经济，而将其纳入市场经济管理的轨道，逐步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以适应韩国经济发展的要求，韩国财阀集团仍将在韩国经济发展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韩国财阀模式的没落及其改革，对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由于韩国财阀在韩国经济腾飞过程中的特殊作用以及曾在世界500强中占有骄人的席次等，在相当一个时期内，韩国的大企业发展模式曾经在中国引起震动和仿效，中国的一些企业家都希望通过政府扶持和大规模兼并扩张来实现进入世界500强的梦想。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企业领导人虽然已经明白那种片面追求企业规模、盲目扩张的做法不可行，但“做大”、“做强”仍然是一些大型国有企业重组发展的主要思路。韩国财阀经济模式的一些特征，除家族一统天下外，其基本的弊病，如依赖政府干预和扶持、不计效益的业绩工程、规模越大越好、高负债运行、坏账死账等，中国的国有企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因此也有人把此称为中韩企业家特有的“东方企业家的大企业情结”。韩国财阀经济模式孕育了韩国经济的重大隐患，使韩国经济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受到的打击远远大于其他“四小龙”国家和地区。如何规避韩国财阀所走的老路，正是中国各级政府领导人和企业决策者所要考虑和深思的问题。
假如你问的是韩国经济模式 那就是和中国加强合作,维护亚洲稳定 我觉得这样回答比较全面了..
以上回答你满意么？

‘伍’ 美国、英国、日本、韩国都有哪些经典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从废墟上爬起来的日本，像谜一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展起来，其国力增长速度之快，令世界震惊。
解开这个谜团，不仅对我国解决目前的现实问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对我国构思长期的发展规划、实现民族复兴亦具有重要价值。
日本的经济发展始于1955年。从1955年开始的“神武景气”19
期间，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12%，消费热逐渐升温，从1957年开始，消费品的“三大神器”—洗衣机、电冰箱、黑白电视机迅速普及，进入寻常百姓家。家用工业品的增长率中，电视机达到47倍，电冰箱达到24倍，普通工人2个月的工资即可买1台电视机。日本的消费时代开始来临。
接着，从1958～1961年，日本经济又经历了一场长达42个月的景气，超过了“神武景气”，日本人称为“岩户景气”20。在这一期间，国民生产总值每年递增10%以上。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重化学工业投资迅速增长，生产大幅度增加。钢铁、机械、电力等产业部门形成投资引发投资的循环过程。同时随着工资的提高，食品消费比例下降，耐用消费品、娱乐和交际费用比重增加，娱乐消费意识上升，保龄球、高尔夫球、滑雪、旅行成为时尚，追求生活舒适成为时代潮流，日本出现了“大众消费社会”。由于消费内容趋于均衡和一致，在将近一半的国民中产生了“中流阶层意识”。
从“神武景气”到“岩户景气”，日本经济的发展，都是以内需的启动为基础的，而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为内需的成长注入了勃勃生机。在此期间，为了扶持本国产业的发展，日本实行了严格的进口限制政策。可见，日本经济的起步，内需的贡献功不可没。
受此启发，日本经济学家充分认识到了提高国民收入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强大生机。于是，日本推出了更雄心勃勃的计划，为日本经济不可思议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60年12月27日，是改变日本国运的一天。这一天，日本池田内阁为了推动日本经济的发展，采纳经济学家下村治的建议，通过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主导思想是：用国民收入的增长来带动经济总量的增长，而不是像传统的习惯那样，用经济总量的增长来带动国民收入的增长。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时间为10年，它把国民收入倍增作为第一目标或者核心目标—10年后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及人均国民收入增长1倍以上：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8%，人均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6.9%。
具体内容主要包括：充实社会资本；产业结构高度优化，提高高生产率部门在产业中的比重；促进对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培训人才，振兴科学技术；缓和二重结构，确保社会安定。这一计划的主要目的在于使经济达到极大的增长，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实现充分就业，消除日本的经济结构不平衡状况。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日本实施的结果是：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1.6%和11.5%，远远超过了计划规定的目标。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标，实际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到1970年该计划完成之时，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先后超过法国和德国，仅次于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位。
通过另一组数据，我们能够更清楚地了解日本国力迅速提升的秘密。日本经济从20世纪50年代进入快速增长时期，在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之后，日本国民工资的增长速度每年比美国快70%，到1980年工资水平就已经与美国持平。高工资提高了消费能力和国民的敬业精神，为其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而持久的活力，使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这说明，国强民富乃是相伴而生，国强必须有民富作为基础。
现在，我们再拿日本跟美国做一个对比。
美国的黄金发展阶段是1942～1962年，其人均GDP在1942年首次超过1000美元，在经历20年时间后，1962年人均GDP达到3144美元。日本的黄金发展阶段是1966～1973年，其人均GDP从1966年的1071美元，经过7年的增长变为1973年的3348美元。
在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阶段，美国和日本的政府、企业和居民在初次分配中的份额大致为1:4:5。而在经过了再分配后，1948～1962年，美国企业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占有主体地位，虽然所占份额有所下降，但仍在80%以上；政府和居民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的份额均较小，年均不到11%，都呈现缓慢上升趋势，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的最终分配比例关系大致为1:8:1。
1965～1973年，日本的企业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所占份额较小，平均为7.5%；政府部门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所占份额也不多，约占16%左右，变化趋势是略有上升；居民与非营利机构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占有主体地位，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75%以上，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的比例关系大致为1.5:1:7.5。22
通过对比不难发现，日本人均GDP从突破1000美元到突破3000美元，只用了7年的时间，而美国从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到突破3000美元，用了20年的时间。原因在于，日本的财富分配是向居民个人集中的，而美国则是向企业集中的。两者相比，可以看出：日本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比美国财富向企业的集中，更能促进消费能力的提升。同时，日本居民收入的增长，也为日本海外投资创造了条件，更有利于日本海外资源的收购和海外市场的扩张。
由此，建立在民富基础上的日本，国力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发展起来。20世纪80年代，日本在美国大肆收购，大有买下整个美国之势，“美国正在变成日本的第41个县”的名言在日本广为流传。如果不是美国动用货币武器给冲昏了头脑的日本一次刻骨铭心的回击，今天的日本不知道该多么令人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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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韩国靠什么发展经济的

现在的韩国主要靠：
钢铁、造船、汽车、半导体及数码产品等制造业。这些领域，韩国有着很强的国际竞争力，多数产品拥有自主品牌，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在不断提高。

‘柒’ 韩国经济是如何腾飞的

韩国经济起飞始于60年代初期,尔后30年来,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据世界银行《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统计,自1965年至1990年韩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年增长率为7.1%,列世界各国之首。按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莫克尔斯提出的“现代国家主要指标”剖析,韩国1990年人均GNP5400美元，第三产业在GNP所占比重为46%，非农业就业人口比例、受过基础教育人口比例、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人数、城市人口比重、平均人口预期寿命、人口自然增长率等均已达标，可见90年代的韩国已进入国民经济现代化阶段。对外开放进而实现市场经济国际化被认为是韩国经济起飞过程中成功的因素之一。国际舆论称之为“韩国奇迹在战争的废墟上出现”。

一、对外贸易推行由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的多边化发展战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一片废墟上诞生的韩国，复经历了朝鲜战争的洗礼，一直到60年初，其GN22P才达到24亿美元。为摆脱战后的经济困境，提高本国的生产力水平，最初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对于本国生产需要的原材料和生产资料的进口征收低关税，对于准备由本国产品替代的消费品进口征收高关税，对于替代进口的国内产业给予财政、金融优惠等，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稳定经济和发展生产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进口替代不仅限制了某些国外产品的进口，同时也限制了本国产品的出口，造成既缺乏资源和资本，又缺乏技术和设备的局面，加深了国民经济对外依赖程度，导致国际收支状况的进一步恶化，使国内的工业化进展非常缓慢。

50年代与60年代之交，世界上发生了以电子科学为核心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推动了新技术和新产品的不断问世，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世界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经济发展呈现强劲的势头，促使国际市场容量日益扩大，刺激了各国之间贸易的持续增长。加上美、日出于全球战略的考虑，对韩国在资金、技术、物质等方面给予援助，为韩国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提供了较宽活的发展空间。据此，从1964年开始，韩国从进口替代战略转向出口导向战略，把经济活动的重心由国内市场转向国际市场，采取外贸多边化和自由化的政策，参与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竞争，以外贸出口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随后，韩国出口额开始逐年扩大，年均增长达40%以上，在出口贸易的带动下，韩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国民收入及就业率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到1990年韩国的GDP业已高达2364亿美元，30年来增长99倍。

二、以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目标为依据，促进国内外经济一体化

60年代初，韩国在转向出口导向型战略时，资金缺口很大，投资需要增长很快，据此，韩国政府果断地作出加快引进外资步伐的决定。韩国引进外资的主要着眼点，一是有利于发展出口和国际收支改善的原则；二是有利于关键性工业公益事业发展的原则；三是有利于国民经济和社会福利事业作出贡献的原则。30年来，韩国以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目标为依据，制定了引进外资的鼓励和限制政策，一直把技术引进作为引进外资的一个重要方面。在60年代的工业化进程，大胆利用外国先进技术，通过消化、吸收和创新，促进了产业技术的发展，形成以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基础的重化工业经济。80年代以后，重点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以促进产业的升级换代。引进技术的比重，机械制造业占27.8%，电子工业占20.9%，石油化工占16.4%。

韩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为相对剩余资本集中提供了参与国际分工的有利条件。为了扩大出口市场，稳定国际资源进口，抵制贸易保护主义，强化本国产业的升级，提高产品的竞争力，降低劳动力成本，80年代以来，韩国推行了对外直接投资、建立海外生产基地的策略。韩国政府通过财政、金融等手段鼓励本国企业向外扩张，在信贷、税收和保险制度等方面给予优惠。据有关资料显示，80年代韩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40%以上是靠政府支持筹措资金发展起来的，1988年韩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为4.8亿美元。目前，韩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资源开发型产品投资，服务于国内经济的发展；其次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一些本国限制性的产业，同时降低劳动力成本；再次是对发达国家投资，借以达到引进高科技和现代管理手段的目的。既实现了国内产业结构的现代化，又促进了国内外市场的一体化。

三、加快金融业对外开放步伐，逐步迈向资本市场国际化

60年代后，韩国为摆脱国外的资金援助，求得经济独立，有计划地建立了各种金融机构，发展各类金融市场，逐步完善了金融体系。80年代初，韩国加快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步伐，加强国际金融中心的筹建，到90年代初，除国家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在国内建有15个分行，在海外设有8个分支机构外，大力发展商业银行，其中包括全国性市中银行（又称存款银行）5家，拥有资产约占商业银行资产总额的75%，其分支机构达1857个；地方银行12家，拥有资产约占商业银行资产总额16%；外资银行69家，其中最多的是美国，美国的10大银行就有8家在韩国开设了分行，其次为日本和西欧国家。

韩国的金融市场分为有组织的金融市场即以银行为中心的短期货币市场，非组织的金融市场即以非银行机构为中心的长期资本市场。韩国政府认为金融业的开放首要的是资本市场的开放，因此于80年代开始实施资本市场国际化计划。第一阶段（1981至1984年）有限度地允许外国投资者通过韩国证券公司管理的开放型国际信托基金和由外国证券公司管理的封闭型基金间接参与投资。第二阶段（1985年至1987年）加速韩国投资者间接投资外国证券的活动。第三阶段（1988年以后）扩大海外基金的规模，以便利外国投资者间接投资韩国证券市场，准许韩国机构和企业投资外国股票，逐步迈向资本市场的国际化。金融业的发展已成为韩国政府管理经济、加速资本积累和促进经济繁荣的重要手段。

纵观韩国经济发展的演绎过程，可资研究和借鉴的基本经验：一是从韩国经济体制运行情况来看，实行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相结合，以政府调控为主，众多国外经济学家认为当前韩国仍属“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它通常实施集中的宏观经济决策，并通过指示性计划和控制经济参数，借助经济立法和行政手段，规定产业和企业发展方向，调节国民经济的运行，以推动主要经济决策的实施。这对于发展中国家在资金、技术、管理人才均极端匮乏以至无法依靠民族资本的积累来迅速发展国民经济的情况下，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二是从韩国政府宏观决策的选择来看，特别注重从本国的国情出发，适应世界经济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抓位有利时机，及时调整经济政策和策略。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能够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推行不同的贸易政策、产业政策和金融政策，较早的使国民经济通过计划手段，从粗放型发展及时转变为集约化发展，因此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这里关键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三是从韩国经济发展格局来看，实行以贸易为导向，以工业为基础，以金融为后盾的三元经济发展战略，推进市场经济国际化，形成国民经济投入和产业的良性循环，为韩国经济高速发展创造了高能化的结构。对外开放不仅有助于促进各项生产要素在国际范围内进行交流，达到互补互利的目的，而且有助于适应国际竞争机制，促进技术进步，提高劳动效率，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金融对外开放是市场经济走向成熟的标志，但恰恰是中国对外开放、与国际市场接轨的薄弱环节，中国政府要加大开放力度，重点似应在金融开放上大做文章。诚然，目前韩国市场经济体制仍处于不断完善之中，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的协调，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的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的配套等还存在发展失衡的问题，尚有待于进一步改进。

‘捌’ 韩国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韩国是通过联合日美之后发展工业起来的。

1962年，韩国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宗旨为提高粮食等必需品的自产比例，通过投资第二产业来调整国家经济结构，五年计划期间，韩国电力、煤炭等能源行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也为后续的五年计划提供了基础的能源保障。

韩国不仅仅薅了美国的羊毛，同时也在薅日本的羊毛。1965年，日韩签订《日韩基本条约》，日韩关系正常化。日本像韩国提供了8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及低息贷款。韩国也将从日本获得的资金援助主要用于大型基础设施的建设，例如浦项制铁、昭阳大坝、京釜高速等。这也为韩国持续的工业升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越战的结束，美国对韩国的援助越来越少及大量日本低端产业涌入韩国，为了保证韩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1973年，韩国宣布发展重化工业。

重化工业不是任何企业都可以参与的，有资格参与的也就在之前就已经完成原始资本累积的各行业龙头企业，例如三星、现代、韩进、大宇等企业。韩国为这些企业提供政策保护、政府担保、进出口政策、低息贷款、地税收等政策扶持。在政府的护航下，韩国大型企业的实力迅速得到了提升，化身财阀。

随着三星、SK、现代等财阀的发展壮大，韩国产业也逐渐进入国际相关产业链的上游。例如三星从80年代就开始死磕芯片，通过持续的高强度投入及抓住美国打压日本半导体行业的机会，顺利占据了全球半导体市场的大半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