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韩国佛教的特点
佛教东传朝鲜半岛，据三国史记卷十八等载，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 372），中国前秦苻坚遣使者及僧顺道赍来佛像、经论；又二年，秦僧阿道来朝。翌年，敕为二僧建肖门寺及伊弗兰寺，是为韩国有佛寺之始。又十年（384），印度沙门摩罗难陀至百济宣教，新罗则迟至五二八年始见佛教兴隆。 佛教初传朝鲜半岛时，与当时半岛上原有之 习俗相融合，目的仅在祈福，此为初传时之相容时期。至六世纪初，名师辈出，如百济僧谦益求法印度，携回梵本阿毗昙藏及五部律，译出律部七十二卷，是为百济律宗之祖；时昙旭、惠仁等并着律疏三十六卷，皆奉藏于台耀殿。高句丽僧惠慈于推古天皇三年（595）至日本，后与百济僧惠聪同至飞鸟法兴寺，并同为圣德太子之师；惠聪后被推许为佛教栋梁。 于高句丽、百济、新罗等三国之中，以新罗佛教最盛，入中、印求法者最多，高僧亦辈出如云，其中，圆光于南朝陈时来中国游学，精通涅盘、成实、摄论等学。元晓来唐未果，曾注释佛经八十一部，阐扬一乘圆教。义湘亦来唐参谒中国华严宗二祖智俨，返国后大力弘传华严宗。又慈藏曾与弟子僧实等十余人来唐，归国后，携回大藏经一部及诸幡幢、花盖等，王曾命于芬皇寺讲大乘论，其思想以律学及华严为主，曾建通度寺戒坛及大和寺塔。圆测于十五岁来唐，曾参学各处高僧讲筵，专学唯识学，曾蒙唐太宗颁赐度牒。惠通弘传密法，为真言宗祖师。至新罗统一时期（668～935），佛教已渐脱离中国，树立朝鲜佛教独特之教学。 诸宗之中，以禅宗传入较晚，却后来居上。最早将禅宗传入韩国者为法朗及其门人信行（704～779，一名神行），信行所传者为中国北宗神秀之法脉。信行之后，有道义者，曾来唐参谒智藏，并嗣其法，归国（821）后，欲兴南宗禅法而不果，遂于雪岳山隐居，后由再传弟子普照大兴其宗风。道义之同门洪陟，于智异山创建实相寺，大兴禅法，是为朝鲜佛教‘禅门九山’之滥觞。 禅门九山无不源于中国曹溪六祖慧能，然与中国禅宗五派（临济、曹洞、沩仰、云门、法眼）并无关联。九山者，实相山派、迦智山派、阇崛山派、桐里山派、圣住山派、师子山派、曦阳山派、凤林山派、须弥山派。此外，净土信仰亦颇盛行。西元九三五年，新罗为高丽所败，佛教亦出现另一崭新之面貌。 于高丽时代（935～1392），教宗与禅宗盛行，尤以禅宗，继新罗末期之教势而盛于高丽时代全期；华严宗与法相宗亦各形成其宗派，而持续教脉。自大觉国师义天以后，成立天台宗，给予教禅两宗影响甚钜。高丽时代之佛教，正值外敌侵入与国家混乱之难局，欲以佛德或神力克服此一情势，而有诸种法会、法席、道场、设斋等佛事之设置，此乃‘祈福禳灾，镇护邦国’之国家思想的形成。据东国通鉴等载，太祖即位（918）时，即设八关会、燃灯会；翌年将都城迁往开城，于建宫殿之同时，于京内创建法王、慈云、王轮、内帝释、舍那、天禅、新兴、文殊、圆通、地藏等十寺。光宗（950～976 在位）于城南建大报恩寺为太祖追福。并设僧阶，定国师、王师之制；时毗卢遮那忏悔法、无遮水陆会、斋僧等佛事频繁。显宗（1010～1031 在位）时，为攘斥契丹之兵，而发愿雕刻大藏经，此即高丽藏之初雕版。于高宗（1214～1259 在位）时，因蒙古兵入侵，藏于符仁寺之初雕版全毁于战火。至西元一二五一年，经过多年之努力，再雕版大藏经始告完成，总计六五二九卷八一二五八版，收藏于江华城西门外大藏经板堂，后移至海印寺收藏迄今。 高丽时代之高僧辈出，如早期之道诜、广学、大缘、法印、利严、庆甫、利让、璨幽、允多等，其中，利严为太祖之师，璨幽曾来唐，依投子山大同修学，并得其心印，归国后，曾受太祖、惠宗、定宗、光宗等四代帝王皈依，光宗特赐‘证真大师’之号，并封为国师。此外，如智宗、道峰等，均曾来宋参学，受永明延寿之心印，归国后，活跃一时。举扬华严学之均如，颇受光宗崇信，尝致力于南岳智异山、北岳浮石寺等二派华严学之融合会通。 开立天台宗之大觉义天，为文宗之第四王子，十一岁出家，于灵通寺烂圆处得度，并修学华严教观。于宣宗二年（1085）来宋，归国时携回章疏等三千余卷，后编成‘新编诸宗教藏总录’三卷，并着有‘新集圆宗文类’等十余部三百余卷。 高丽时代之佛教，自天台宗立宗后，原来兴盛之禅宗（曹溪宗）逐渐衰颓，虽有坦然等高僧极力挽回禅宗之颓势，却一蹶不振，直至普照知讷时，始中兴禅宗，形成一新局面。 高丽时代之佛教，于王室及为政者之保护下得以成长兴盛，至西元一三九二年高丽灭亡，佛教亦随之呈现衰势。李朝建国后，强烈的兴儒排佛思潮，令佛教趋于抑压受难之时代。睿宗（1469 在位）曾订定度牒之制，员额为禅宗、教宗各三十名；此外又禁止寺刹之创建。其后之成宗（1470～1494 在位）、燕山君（1495～1505 在位）、中宗（1506～1544 在位）等诸帝皆采排佛政策。至明宗（1546～1567 在位）之初年，太后摄政，欲复兴佛教，故佛教一度显现再兴之机，然其后因明宗亲政，恢复兴儒排佛政策，佛教遂再陷颓败之势。惟此时期仍见高僧大德，如无准己和（1376～1433）撰‘显正论’以驳斥排佛论；西山休静（1520～1604）大振禅风，今韩国僧徒多属此法系。与休静法系抗礼者，有浮休善修（1543～1649）与碧岩觉性（1575～1660）之法系。另有晦庵定慧（1685～1741）着“华严经疏隐科’、‘禅源集都序着柄’，与镜严应允（1703～1804）二人并称教禅两宗之大宗师。李朝末期，因诸师之努力，终于一八九五年解除僧侣不得入京之禁令，四年后，于京师创建元兴寺，并设置‘朝鲜佛教总宗务所’，朝鲜佛教乃得复苏。 一九一○年，日本并吞朝鲜，翌年发布‘朝鲜总督府寺刹令’及‘寺刹令施行规则’，而将教团分为三十本山（一九二四年加华严寺成为三十一本山），形成三十个教区。一九一二年将朝鲜佛教称‘禅教两宗’，并以觉皇寺为中央教堂，而设置三十本山会议所。三十本山则各制定寺法，后因反对教团被总督府监督，乃于一九二一年召开全国僧侣大会，决议于觉皇寺设置‘朝鲜佛教禅教两宗中央总务院’，以统辖全国寺刹；翌年反对派亦于觉皇寺设置‘朝鲜佛教禅教两宗中央教务院’。一九二五年两院达成协议，合并组织‘财团法人朝鲜佛教中央教务院’，以为中央统一之宗务机构，统辖全国三十一本山。其后将宗名改为‘曹溪宗’，并建立太古寺作为其总本山。 此外，圆佛教为新兴于本世纪初之佛教宗派，创教者少太山（1891～1943）以修行门（真空妙有）与信仰门（因果报应）为基本教义，立精神修养、事理研究、作业取舍等三学，以教化信徒，并创立圆光大学培育人才，教势颇盛。 于佛教教育方面，一九○六年于元兴寺创建‘明进学校’以为僧侣之教育机构，该校后来改组为‘佛教师范学校’。一九一六年中央总务院于汉城设立‘佛教中央学林’，为培养教界人才之学林，以修身、宗乘、余乘、宗教学、布教法，及哲学、理、数、史、地等一般学科教育青年僧侣。同时在地方亦以寺院为中心而成立地方学林。然因中央学林曾为韩国独立运动之根据地，故于一九二二年遭废止。其后屡经变迁，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东国大学。 佛教之教育机构除上述之外，尚有中央僧伽大学，及附设于寺院之讲院等。其中，东国大学及圆光大学成为韩国佛教研究之二大中心，并产生诸多杰出学者。佛教期刊、学报方面，自一九一○年发行佛教杂志‘圆宗’后，陆续有朝鲜佛教月报、海东佛报、佛教振兴会月报、朝鲜佛教界、佛教、佛教学报、韩国佛教学、韩国宗教、圆佛教思想等刊行。 现代韩国佛教分为十八宗派，其中，以曹溪宗与太古宗为二大主流，兹据韩国寺刹资料丛书4（1983）所载，将主要宗派之僧侣数（总数二○七五五）及信徒数（总数一一一三○○○○）列表如下。 韩国之宗教，尚有基督教、天主教、儒教、天道教等宗教。天主教约于二百年前传入韩国，战后基督教甚盛，其教势几有凌驾佛教之势，至一九八三年，教徒人数已逾九十四万。〔日韩佛教研究（现代佛教学术丛刊(82)）、朝鲜佛教通史（李能和）、韩国佛教史（爱宕显昌）、韩国佛教史（金煐泰）〕
‘贰’ 为什么韩国的书法要用中文写呢
在韩国如同在中国和日本一样，书法久已被认为是一种艺术形式。韩国书法源出于汉字的书写形式，每一个字都是在一个想象的方块中由一些形状不同的线组合而成，都是为了表达一个特有的意义。韩国人从大约公元二世纪或三世纪开始使用汉字书写，虽然他们自己的语言属于一种完全不同的体系。即使在1446年韩国字母韩字创造出来以后，汉字仍然作为官方文字使用，直到19世纪末。传统的韩国书法用字是汉字，不用韩字。
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书法在韩国始终与绘画关系密切，而且有人认为从笔法安排的有力与和谐的角度而言，绘画是受到书法的影响的。人们常把书法作品像绘画一样挂在墙上欣赏，而且像对画一样赞赏它的每一笔独到之处，赞赏它用墨的韵味，赞赏它整幅布局的功力、骨格、神韵等等。一幅好字不是由有一定之规的笔划匀称地安排而成的，而且犹如一场编排精妙的舞蹈和协调动作--激情、运动、刹那间的停顿和穿插交错的活跃的笔力，这种种组成了一个平衡的整体。
从技术上讲，书法艺术取决于书写者如何运用技巧和想象力在笔划上表现出神韵，用这些神态各异的笔划组成美的结构，落笔之后不能再添笔或者补色，最重要的是笔划之间要讲究空间的匀称，而空间安排的匀称是需要经过多年的实践和训练才能达到的。但是，在对书法艺术的基本性质的理解上，笔法的熟练和美学修养并不是唯一的基本要素。在从前韩国上流阶层中间，学书法被认为是有修养人士陶冶情操的必要过程。书法作为书写或者通信手段的实际功用往往不如字写得优劣所含有的哲学意义更重要。
与在韩国古代已经大放异彩的其他所有艺术一样，书法的基本灵感来自自然。一个字的每一笔到每一点都象征一个自然物体的形式。韩国书法家同中国古代书法大师们一样认识到，正如一棵有生命的树的每一根树枝都有生命一样，一幅好字的每一笔每一划在写的时候也必须使之具有生命。这正是书法中的字与印刷的字的本质的不同。表意字汉字具有一种抽象的、形象化的特点，这种特点进一步加强了书法的视觉吸引力，因为它让艺术造诣已达完善境界的书法家几乎可以无限自由地表现自己的思想，正如伟大的画家在绘画中一样。
和传统水墨画家所使用的工具一样，书法家需要的工具也很简单--优质的墨、砚、毛笔和纸（有些画家喜爱用丝制的纸），这四样东西有一个美称叫“文房四宝”（有时也称“文房四友”）。人们对这四样东西的选择和保存都很细心，因为它们往往也体现主义的鉴赏和审美水平。
韩国的书法有悠久的传统，可以追溯到三国时代初期。据了解，从那个时候开始，王室的书院和国家办的高等学堂里讲授中国文学。书法的历史如此悠久，无数贵族阶层的人和艺术家又在许多世纪里为促进书法艺术作了显着努力，可惜在经过多次外国入侵和内部纷争之后古代书法作品保存到今的极少。特别是16世纪末同日本丰臣秀吉军队之间的七年战争，造成的人员死亡自不待言，而且还在韩半岛各地对具有历史意义的石碑和文物造成了严惩破坏。因此，属于那场战争以前年代的残存的书法作品现在不到20件。
能令现代研究韩国书法的学者满足求知欲的是许多石刻书法渡过了历史的变迁，没有毁于战火。在古代三国时代留下来的几座刻有碑文的石碑中，具有无可超越的历史意义的是公元414年在中国东北的南部为纪念高句丽王国广开土大王的战功而建立的大石碑。
这座高6.4米的石碑上刻有约1,800个汉字碑文，字体是碑文式的，棱角分明。大多数碑铭学家和研究古韩国书法的专家指出，碑上的字体很能表达当时统治着中国东北相当大一部分地域和韩半岛北半部的这个军事古国的人民的勇武刚健。
能借以了解位于西南部的百济王国的书法艺术所达到的高度的资料更少。根据这个王国的学者水平高、艺术品精致这两点看来，它在书法上很可能也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在1972年在韩国中部百济古都公州偶然发现的武宁王和王后的王陵内发现了许多具有重要考古价值的文物，其中有一块方形石碑对书法家和碑铭学家说来是稀世奇珍。这方石碑置于这座六世纪时的墓的入口处，类似为建造这座陵墓而向地下神祗购买一片土地所立的文契。石碑上所刻的汉字字体优美，表现出很高的技术；字体显然受当时中国非草写体文字的影响。
在接下来的统一新罗时代，由于崇尚中国唐朝文化，因而产生了许多伟大的书法家，如金生、崔致远。他们的字体基本上追随中国书法大师欧阳询和虞世南。另一位中国书法大师王羲之也备受仰慕，他的行草书为人们普遍临摹。但是，从新罗王国开始流传的字体方正的欧阳询体在高丽时代仍占主要地位，直到1350年左右。在大约这个时候，中国元朝书法家赵孟兆灵秀典雅的字体传入韩国，成为盛行的书法体。从那时以来，赵体一直是韩国书法的基本潜流。
高丽时代初期的统治者仿效中国，采用通过考试选拔文官的科举制，应考者必须按照命题作文，作文的字体自然是评卷标准之一。这种制度促进了上层阶级人士勤练书法的兴趣。韩廷另有一种遴选专司文牍的低级官员的考试制度。这个时代是佛教作为国教而昌盛的时代，它留下了丰富的典型作品，通过它们可以了解当时的书法水平。保存至今的这类文物包括墓碑、木刻印版的和手抄的佛经、纪念高僧的佛塔上的铭文以及寺院里的石碑。这个时代负盛名的书法大师中间有李岩、李齐贤，具足达和韩允。
朝鲜王国的书法最初是崇尚笔触典雅灵秀的赵孟兆体。世宗第三子安平大君（1418-53）的赵体书法造诣之高无与伦比。他曾为前面提到过的与他同时代的最伟大的画家之一安坚所画的《梦游桃源图》题跋。韩沪（1543-1605）--更着名的是他的笔名石峰--也是韩国书法史上的重要人物，但是他仅仅是至诚地师法王羲之，虽然对王体书法十分精湛，却未创造出自己的风格。16世纪初，一种笔力软弱、缺乏想象力的风格开发出现，韩国书法进入贫瘠时期。
但是，19世纪涌现了一些与16世纪到17世纪初的中国书法家如文征明等有渊源的有特色的风格。这种新趋势的出现来源于韩国同中国清朝的密切的文化接触。一批文人学者热心于进行这种接触，因为他们急切希望以清朝为榜样寻求改善人民生活和建设现代国家的切实可行的途径。
朝鲜时代最伟大的书法家是实学派的金正喜。金正喜是杰出的书法家和学者，他建立了人称“秋史派”的风格。他的书法脱胎于中国隶书，但是他在布局上富于画感，善于在不对称中见和谐，而且笔触有力无比，使笔下的字充满活力。由于这些才能，他终于创造了自己特有的生动有力的风格。
在本世纪的头二、三十年，尚有少数朝鲜时代书法家健在，但是，在1920年左右日本书法的影响开始出现。自从第二次大战结束以来，传统书法只是作为一门次要艺术保存了下来。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新趋势是书法使用韩国字母书写。
‘叁’ 为什么亚洲很多国家的语言中含有汉字
文字最初起源时都是象形文字。中国的文化传承是持续的，所以文字基本保留原有特征。而西方文化不是持续发展的，它是多种文化不断遭受其它文化的冲击而多次中断、融合后的产物。英文字母在最早期的发明之初也是象形文字，但当一种本地文化被外来文明破坏后，其文字的内在涵义难以保存下来。外来文明吸收本地优秀文化时，只会注意到文字最实用的记录功能，而对复杂的内涵和演变则通通忽略，从而使某种本地文字成为记录其它语言发音的没有“灵魂”的“空壳”文字。而当这种没有“灵魂”的“空壳”文字演变成为只表示发音不表示本意的注音文字时，拼音文字就产生了。如英文字母“A”最初表示“牛”，但当“A”被外来文化用来记录外来语言时，“牛”的本意便消失了，而仅仅表示“A”这个发音。这样，原本的象形文字就逐渐演变成了只表音而不表意的字母，从而逐渐产生了英语这样的拼音文字。
一般来说，凡是在其它文字基础上创造的“二手”文字，就很可能会倾向于拼音化。比如日本在八世纪时用汉字的读音来记录日语。日语的“山”根据发音用汉字“也麻”两个汉字来书写。但是用汉字来记录日语发音十分繁杂，后来就简化为只写汉字的偏旁，如“阿”写作“ア”，“宇”写作“ウ”，这样慢慢地演化成了“片假名”；而日本女人则盛行用草书书写日语，如“安”写作“あ”，“宇”写作“う”等，这种方法后来演化成“平假名”。西方字母的产生也大体是这样一个类似的过程。
英语字母最早的起源过程大体也与日本借用汉字发明日本文字一样，是用其它文字的发音来记录本族语言。字母最初的发明人——腓尼基人当初的居住地靠近文明发祥地两河流域和埃及等地，他们利用古埃及文字，并简化楔形文字，进而在公元前十三世纪创造出世界上第一套拼音字母——腓尼基字母，腓尼基字母系统可以说是西方各拼音文字的祖先。虽然两河流域文明、埃及文明后来都“死”了，但它们的文字却演化出了腓尼基字母；虽然腓尼基文明也已经长眠于地下3000年了，但腓尼基字母这种“二手”文字却又持续不断地演化出了“三手”“四手”“五手”文字：腓尼基字母演化出了古希腊字母和阿拉米亚字母。阿拉米亚字母后来发展为印度、阿拉伯、亚美尼亚和维吾尔字母；古希腊字母发展出了拉丁字母、斯拉夫字母和阿拉米亚字母等。拉丁字母则演变为当今西方国家的各种拼音文字。
‘肆’ 佛教 三大语系
佛教的三大语系是巴利语系，汉语系，藏语系。这是与佛教向外传播后，与当地文化结合后的结果。现在人只是根据这个历史现象做出了这样的总结。
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所使用的语言并不是梵语，而是半摩揭陀的俗语（摩羯陀国的一种方言，巴利文据说就是这种俗语的变种）。并且佛陀在早期经典里明确规定，不能使用梵语。因为梵语是婆罗门使用的吠陀经典语言，这种语言一般是被婆罗门所垄断，老百姓是不会用的。佛教和当时其他的沙门思潮，都是反对婆罗门的。佛教主张四姓平等，要向普通百姓传教，所以使用当地老百姓所用的方言。所以他禁止自己的弟子使用梵文。
到后来佛教在印度流行开后，很多佛弟子开始使用正统的梵文书写佛经。这些梵文经典现在还在世界很多地方被出土。但是还有很多佛经不是用正统梵文写的，而是掺入了许多方言在内的不规范梵文，这种文体被称为佛教混合梵语，一般在公元前后出现的早期大乘经里比较多。
佛教自印度传入斯里兰卡后，就是用这种印度的俗语——巴利语书写经典。后来东南亚包括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等地都是用这种语言。也就是所谓的巴利佛教。
印度晚期大乘佛教传入西藏。西藏在大规模接受印度佛教文化时，为了便于翻译印度佛经，甚至按照梵文的样式创制了藏文。现在很多藏文佛经几乎都可以一一对应的还原为梵文。（因为藏文就是按照梵文的样式创造的，和梵文语法，词汇等比较接近）。以藏语为佛教经典语言，并形成自己的特色，就成为了藏传佛教。
至于汉语佛经，也是因为翻译西域和印度佛经而产生的佛教经典语言。在东亚地区，包括中国，越南北部，韩国，朝鲜，日本的佛教，都是用汉文佛经作为经典。并形成了自己的传统。所以这样的佛教被称为汉传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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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一下，根本佛教其实现在没有。我们只能说巴利语佛教（或者叫上座部佛教）比较接近原始佛教。因为巴利佛教其实也是继承的部派佛教后的产物（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上座部中的铜碟部，当然也吸收了其他部派的一些观点）。佛陀在世时的根本佛教的内容在部派佛教时期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伍’ 佛经是一种什么语言
公元前6世纪，乔答摩•悉达多 (Gautama Siddhārtha)在印度创立了佛教，他被拥戴者称为释迦牟尼，即是“释迦族的圣人”。其后经由北传与南传两条线路，传遍亚洲大部，绵延两千多年，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
释迦牟尼的说教当时并未记录成文，而只是在弟子中口传心受，其原语已不可考。佛入灭后的三四百年间，弟子们为了统一思想举行数次会诵结集，最初也还是口头约定经典内容，并汇集为经、律、论“三藏”。后来逐渐形成文字，书写于棕榈树叶和桦树皮之上。
根据流传和出土情况来看，佛经原典主要由三种语言写成：巴利语、犍陀罗语和梵语，前两者是俗语，后者是雅语。
古代印度邦国割据，方言各异，却同属于婆罗门教文化圈，梵语被称为雅语，是流行于婆罗门祭司阶层的标准语，也起到了掌握宗教话语权、垄断知识的作用，其他流行于各地的方言统称为俗语。这些印度古代语言同属于印欧语系（Indo-European family），与欧洲的许多语言，例如古代的希腊语、拉丁语以及现代的英语、法语、德语等等，都是同源而生。
据研究推测，公元前4000年前后生活在欧洲黑海和里海之间南俄草原一带先民所操的语言为原始印欧语，在其后的数千年中，这一语言向东、西两个方向迁徙发展，西支演化出欧洲的大部分语种，向东的一支则进入伊朗，并进一步向东进入印度，于公元前1500年前后发展成为梵语（吠陀梵语），籍由《吠陀》经典传诵保存下来。公元前5世纪前后从吠陀梵语发展出古典梵语，也就是通常所谓的梵语。这些语言被统称为上古印度语（OIA）。后来在各地发展出的俗语，统称中古印度语（MIA）。就语言本身来说，俗语与梵语之间的差距并不是很大，相互之间都能沟通，小于汉语普通话和粤语的差别。
---------名词解释：贝叶经---------
“贝叶”也称贝多罗叶，是梵语pattra（叶、文书）的音译与意译的结合。一般选取棕榈（多罗树Tāla）树叶，经炮制裁切成长条状，其上墨书或针刻，中间钻孔穿绳捆绑，两边做木制夹板。 “贝叶经”一词在中文语境中，除了指在棕榈叶上书写的佛教原典以外，也用来泛指长条形制的纸质原典写本。西藏的藏译佛典，也还在采用这种形制。
‘陆’ 韩国经典佛经主要有哪些最好有中文版全文
你怎么不问 非洲佛经 以及北冰洋佛经。。 中国的嘉靖藏 和干隆藏都差不多全了， 后来敦煌石刻的佛经 以及 东度曰本取回来的佛经，建立 了最健全的经文体系。有人去印度 找佛经，印度 是没历史的啊。包括印度人要了解自己的历史，有时候还得来中国看 玄奘写的 西域记。 我们周围国家的文化大都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比如，曰本，这个名字是武则天起的，比如越南，这个名字是嘉庆皇帝取的，原来越南都是中国的领土，在汉代叫南越国啊，当年那个怕进不了祖坟的赵沱就是南越国的国王啊。现在日本的文字多数都是汉字的形式，可能意思有问题，但是文字本身具备三要素，音、形、意，这意可以是有差别的。 还有日本的古老的器具，有很多都是模仿中国的，还有韩国的国旗，看看易经就知道是啥了。 像日本、高丽 、南海诸国，受中国文化影响特别大。
当然也有差距，比如，中国僧人不乞食，那是因为从百丈禅师后，提出来了农禅 ，就是自己种地，自己修禅，现在南海上的很多国家还有乞食，文化有变异啊。。。。
‘柒’ 现在的那些佛经原文是中文吗不是中文能看懂吗
阿弥陀佛，以前的佛经原文大多是印度梵文，是有印度高僧和中国的大德高僧翻译过来为中文的；一般是文言文，因为那个时候在唐朝或者是其他朝代，所以大多是文言文；佛经上的文字，一般读书的人都能够看懂一些哦，所以放心哦。
‘捌’ 泰国和柬埔寨的大师们说的经咒是什么语言他们信仰的佛经是什么语言
他们念的是：巴利语。
最原始的佛经，是用2种文字记录的：梵语，巴利语。
巴利语的佛经，南传佛教一直在传承。
梵语的佛经，在被翻译为汉语后，就失传了。
巴利语系的佛经，后人俗称为：小乘。（其实不完全是小乘）。
梵语系的佛经，后人俗称为：大乘。（其实不完全是大乘）。
如果想了解巴利语系的佛经，那么，可以去读南传佛教的经典：巴利三藏。
如果想了解梵语系的佛经，那么，可以去读汉传佛教的经典：大藏经。
泰国，缅甸，柬埔寨，老挝，斯里兰卡，传承了巴利语系。
中国，继承了梵语系。
由于梵语佛经的失传，由此转变成为了汉语系。
至于日本，朝鲜，韩国，越南，他们的佛教，是从中国的汉语系，传播过去的。
‘玖’ 中国的佛教文化对韩国佛教文化的影响
九华山开山的金地藏是古新罗国，现韩国的王子，为求佛法来中国。证明当时佛法 佛法已经传入韩国，但不能满足他们的求法之心。在他之后，陆续很多古新罗国人来中国求法。
‘拾’ 日本佛经都是中文,他们读的时候怎么发音 啊
按日文汉字的读音读,比如"如来"读nyo-rai "般若"读han-ny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