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如何在韩国传播

‘壹’ 儒学是怎样传入韩国的，

很简单，古代中国过于强大，韩国是附庸小国，年年上供的，自然中国很多东西进入韩国

‘贰’ 儒教对朝鲜王朝的影响

儒教 儒教是一种人文思想，伦理道德对人产生的教化作用，并非宗教。即，儒教是一种没有神的宗教。儒教思想从中国传入韩半岛。高句丽百济新罗这三个国家都很早就发行了与儒教有关的文献。儒教非常重视人们之间的礼仪。因此韩国又被称为‘东方礼仪之国’。儒教对韩国的社会，文化，教育，个人思想等各方面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儒教的价值观念至今仍留在韩国人的心目中，韩国人保持了儒教的风俗、习惯和思维方式。

朝鲜王朝把儒教当作国家统治理念，对佛教进行高压政策。到了16世纪，儒教对朝鲜时代的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根据儒教的理念，以科举制度（选拔国家官吏的考试）和政治制度为主轴的朝鲜王朝是直到1894年实行‘甲午改革’、废除科举制度为止，一直是在亚洲的国家当中最深受儒教影响的国家之一。
虽然现在儒教在政治或文化领域不能再发挥原来的作用，可是韩国人的世界观、生活方式还仍旧以孝、忠、礼等儒教理念为根基，所以可以说韩国人仍然受着儒教的影响。在文庙和乡教（儒教祀堂），每年农历2月和8月都对孔子和他的弟子拜祭祀。

韩国儒教文化的存与变化

权容玉

一． 韩国儒学的发展

儒学在韩国的传播，经历了与中国若干不同的发展阶段。大略公元前二世纪，儒家思想随同汉字开始转入韩国以后，儒学在韩国发展的几个阶段如先秦儒学、汉唐经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等，在韩国都有相应的影响和表现。公元372年，高句丽设立太学，教授儒家经典。百济、新罗、统一新罗都非常重视儒学，倂派遣弟子入中国学会中国儒学经典。到高丽末期，朱子学转入韩国最明显地发展。到了朝鲜，儒学占了似乎国教的地位。

韩国朝鲜王朝是以儒教立国的王朝，朝鲜时代的儒教文化曾经是遍布于全国八道的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堪称 "儒教式通过礼仪"的 "冠婚丧祭"不仅在两班阶层，在庶民阶层也得到了普及。其结果是，无论是由巫师掌管的村落范围内的法事，还是由祭祀官边读祭文边主持进行的洞祭都渐渐发生了变化。儒教思想本身虽源自中国，但在把儒教精神转化为一种生活文化并加以实行方面，韩国无疑做得更加完备而彻底，这个事实已经得到了今世纪世界上的认同。而韩国的儒教文化中，安东的儒教文化则可谓居于独特的地位。在以建立完备而彻底的儒教国家为目标的朝鲜社会，安东颇以其儒教文化为自豪，甚至自称为 "邹鲁之乡"1)。邹鲁地区本是孔子和孟子的故乡，也是儒教文化的发祥地，而安东正是今世纪韩国的 "邹鲁之乡"。正如作为孔子故乡的中国鲁地，在孔子之后的时代仍然占据着儒学中心的地位，还出现了许多儒学家一样，在韩国儒学史上，安东不仅养育了韩国性理学的集大成者退溪李滉（1501－1570），还相继涌现出许多儒学名家，也正因如此，朝鲜后期到现今，安东被誉为韩国的 "邹鲁之乡"。

这样继续发展的韩国儒教偶到36年日本统治受到非常大的打击，但研究儒学及其精神一时也没有中断过。尤其是国内政治家学者都保留着它的精神而继续高扬忧国衷情。因此到国外也都为国家奋鬪努力，经过南北战争绵绵地维持发展起来。到了朴正熙政权时代儒学精神同西方价值观、同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及管理方式相结合，从而有力地推动了韩国的现代化。

二．韩国的儒学学派

退溪李滉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在韩国歷史上不仅是最着名的学者，也是非常优秀的教育家。退溪过世以后，他的学术师承集团汇集成的退溪学派, 分成为四大支脉. 即，安东北部以礼安县为中心的赵穆一脉、安东东部以临洞县为中心的金诚一一脉、安东西部以丰山县为中心的柳成龙一脉和南部以星州牧为中心的郑逑一脉。除了人们常说的以 "溪门（\'退溪门下\'的简称）四大弟子"为中心而形成的这些支脉外，还有以奇大升为中心形成的湖南一脉和以曹好益为中心形成的关西一脉，但他们所展示出的活动能力还不足以发展成为一个学派。

以安东为中心，沿东西南北四脉分化的退溪学派在向下一代过渡的同时，又经历了不少变化。受 "仁祖反正（1623年，首尔的西人党派发动军事政变，驱逐据守在庆尚道南部的北人党派，从而掌握了政权的事件）" 政治巨浪的侵袭，原与北人派交好的赵穆一脉遭到沉重的打击，丧失了自立能力，被金诚一一脉和柳成龙一脉吸收。而郑逑一脉则被首尔的许穆和仁同的张显光分别继承，在庆尚道以星州、漆古和仁同等地为中心形成了寒旅学派，首尔的郑逑一脉则发展成为许穆－李滉－丁若镛相继而成的首尔实学派。

经过以上变迁，在安东地区，柳成龙一脉和金诚一一脉逐渐成为学术主流，他们统合了其它小的支脉，并发展成为西厓学派和鹤峰学派。以安东府为中心，东面的鹤峰学派和西面的西厓学派渐渐形成了各自独立的师承关系，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前半期，但这两派在学术上并没有特别大的差别，因而未形成文化差异。也就是说，安东的儒教文化实际上就是指岭南学派中的退溪学派的儒教文化，说得更具体些，即，400年的时间里植根于安东地区并发展壮大的鹤峰和西厓两学派的文化。

作为岭南学派核心的退溪学派的这两支，是与前代以金宗直的弟子为主形成的岭南士林派有本质区别的儒生集团。金宗直的弟子中有出身于岭南的文庙从祠金宏弼、郑汝昌以及金驲孙、曺伟、表沿末、俞好仁、李胄、李宗准等优秀的学者․文人，他们虽然在数量上只相当于退溪学派的四分之一，但在学术及文学成就方面，比起溪门的得意门生来却也毫不逊色。但此一派在戊午甲子士祸（1498年和1504年，首尔的掌权派从政治上肃清庆尚道新派势力的事件，因祸及很多儒生，故称 "士祸"）中受到重创，从此一蹶不振，仅在郑鹏－朴英－金就文的手中苟延残喘，如此挣扎尚不足百年，善山的金宗直一脉就断了香火。这反映了仅以学脉结束的岭南士林派集团在政治压力下 "意外身亡"的脆弱。后又经过近百年的时间，因戊午甲子士祸而分崩离析的岭南士林派才仰仗李滉的岭南学派而获重生。

岭南士林派与岭南学派之间存在很多差异，其中最大的变化应属婚姻风俗的不同。两班的婚姻自古以来就以同等身份内通婚和地域临近的地域内通婚为原则而进行，在这一点上，岭南士林派和岭南学派并无太大差别。但是，岭南士林派生活在宗法家族制度尚未确立的十五、十六世纪，当时通行的是子女均分继承制和女婿在妻子家生活的率婿婚制。在这样的婚姻制度下，孩子从小在外婆家长大，长成娶妻后到丈人家生活，随着子女渐渐长大，才带着妻子和孩子回到自己家生活，依照这种程序进行居住地点的迁移成为一种习俗。因而，在祭祀中，子女轮流奉祀和外孙奉祀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当时，村落居民的构成也很自然地按亲族关系，以与女婿和外孙共同生活的异姓杂居村为主。例如，李彦迪长期生活在庆州良佐洞的丈人家中，而金诚一则在妻子家所在的安东金溪村定居。在临河县的水谷一带建立了全州柳氏一族根据地的柳复起也同样是依靠从丈人那里分得的土地才建立起水谷柳氏400年的根基。从另一方面来看，这样频繁的移居生活无可避免地削弱了儒生们的凝聚力及他们抵御外部冲击与压力的能力。

十七世纪以后，随着以《朱子家礼》为基础形成的宗法制度和婚姻制度的广泛普及，继承制度中长子继承制成为一般规则，以男性为中心的 "家父长"式家族制度也逐渐确立。婚姻制度方面，以迎亲（到女子娘家迎娶新娘）为中心的六礼逐渐通行，婚姻形式也按女子出嫁到婆家的形式固定下来。其结果是，因结婚而发生的男子居住地的迁移现象消失，以各家各户世代相传的居住地为中心形成的同姓村落迅速增加。作为丰山柳氏的同姓村落而闻名的河回村，就曾经生活着早先已定居此地的安氏和许氏，以及15世纪初随着柳从惠和裴尚恭迁入而逐渐发展形成的丰山柳氏、兴海裴氏连同他们的女婿和外孙，是个多姓氏人口共同生活的异姓杂居村。这种杂居状态一直延续到17世纪中期，其后，随着以柳云龙、柳成龙兄弟的子孙为中心的丰山柳氏的势力不断增强，他姓人口或者离开该村，或者沦为丰山柳氏的佃户，村落本身逐渐演化成为受丰山柳氏支配的同姓村落。

特别是安东地区，作为在韩国同姓村落最发达的地区，这里不仅有两班贵族的同姓村落"班村"，还有乡吏和驿吏聚居的中人们的同姓村落，以及没能成为名人或官员的同姓普通人聚居的民村。到了朝鲜后期，同姓村落数量甚多，已遍及整个安东地区。

三 . 婚班和安东儒教文化

岭南学派（从地域角度，称退溪学派为岭南学派。岭南是庆尚道的别称）常通过不迁位祭祀、书院享祀和书院议会等大规模集会来增强自身的凝聚力。然而，岭南学派之所以能成为从本质上区别于前代的岭南士林派的另一个集团，最主要是依靠被称作 "婚班"的牢固的姻亲关系，这比起举行大规模集会来似乎发挥了更大作用。随着女孩嫁入婆家的婚姻制度确立，几乎不再有前代那种移居到遥远的妻乡或外乡的情况出现，男孩即便移居，也不会脱离自身所属的学派的地域范围。事实上，对于两班来说，离开故乡就意味着放弃两班的身份，因为每移居到一处新的地方，要在当地的乡案（乡校的出入资格）和院案（书院的出入资格）上登记入册并享有两班的待遇是非常困难的。正如仕途受阻的岭南学派的儒生们，从十七世纪后半期开始，他们几乎一生的时间都在自己出生的村落里度过，即便移居他处，也大都离不开生养自己的那片土地。另一方面，女子出嫁后就成了外人的观念逐渐形成，女子一旦结婚，就意味着要离开故乡，从此生是婆家人，死是婆家鬼，死后要安葬在婆家的墓地里。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同一家族世代相传的嫁出女儿、娶进儿媳的婚姻集团，即形成了"婚班"。由于相同的婚班内以称呼为中心的社会方言及礼节、儒教礼仪等都大同小异，所以新娘很容易适应，但如果超越了婚班，因为彼此的生活方式存在很大差异，甚至出现了新娘因不能适应环境而自杀的现象。由于婚班向来重视家族世交，所以大体上按学术上的师承关系或师友关系结交。例如，河回的丰山柳氏在丰山县一带和礼泉、义城、军威、尚州形成通婚圈，而川前的义城金氏则以临河县一带为中心，在礼安、奉化、宁海等地形成通婚圈。

这种通过学脉和婚班共同结成的儒生集团具有坚不可摧的凝聚力。代代相传、亲上加亲的婚姻加强了彼此的交流并形成了姻亲意识，使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彼此具有血脉相连的亲属关系。特别是河回的丰山柳氏和尚州的东莱郑氏（郑经世家族），以及川前的义城金氏和水谷的全州柳氏（柳复起家族），他们的亲上加亲的程度相当之高，充分显示了其家族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纽带关系。这股坚强的凝聚力，成为仁祖反正后仕途受阻的岭南地区的南人们，在掌权的西人与老论的压迫下，仍顽强坚持的原动力。值得一提的是，甚至在遭遇朝廷以参与戊申之乱为由，将庆尚道贬为逆乡、在大邱监营前立下平岭南碑，且英祖在位的50余年里彻底把他们排除在官职之外的劫难时，退溪学派内部也未曾有过丝毫的动摇。当时，庆北地区虽有与李珥－金长生－宋时烈学脉连结而成的老论或少论家族，而且出身庶孽（士大夫的正室之外的妻子所生的孩子）或中人、以业儒（以儒学为业）自我标榜的新乡（新的士大夫阶层，主要由科举身份低下的中人和庶子出身的人构成）们也归于老论一族，但仍不足以撼动通过学脉和婚班牢固地建立起来的退溪学派的根基。反倒是那些家族，往往因为周围找不到适当的人选而不得不与出身寒微或是祖上不甚光彩的家族结成姻亲，从而不得不承担门第等级逐次降低的后果。

资料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110/1/12568.shtml

朝鲜时代的儒教价值观与女性

1．序言

儒教起初作为反映中国现世的，实用的世界观和维持能动的社会秩序的原理，从三国时代以后开始，被我国中央统治所利用。尤其进入朝鲜时代以后，排斥了高丽王朝时代作为精神支柱的佛教，阐明要以儒教为根本，实现王道政治，从而对确保王朝的正当性做出了贡献。从此，儒教即性理学成为维持家庭、社会、国家秩序的基本概念。随着儒教思想的普及与定着，朝鲜社会从朝廷的文物制度到家庭的细微琐事的礼仪，出现了广泛的变化，尤其家族伦理方面的变化比较大。其中，儒教的女性观被认为对强化父权制社会起了重要的作用。

其实，儒教所要体现的男女关系的理想伦理是，男女，夫妇之间的相互尊重与角色分工。但实际上，从传统儒教女性观可以看出男女、夫妇之间的差别与区别的伦理同时并存。差别表现在男性被规定和理解为支配、强健、尊贵，相反，女性被规定和理解为服从、柔顺、卑贱，形成对比。区别主要表现在区分居所与职分上。

本文通过分析朝鲜时代的结婚风俗、财产继承、内外法与贞节观念中，儒教基本伦理中的男女差别观和区别观如何具体表现，来考察女性的地位。

2．结婚制度与女性的地位

在韩国语中，男性娶媳妇时说“去丈家”。这是从“入丈家”由来的，是进入丈人家的意思。“入丈家”怎么变成结婚的意思的？今天，一说结婚，我们当然地理解为女方去男方父母家。但实际上，我国的结婚风俗，从高句丽以来称为“婿留妇家”或男归女家。这就是说，在新娘家里举行结婚仪式，一旦孩子大了去男方家。这与中国的婚姻风俗正相反，中国叫“亲迎制”，在男方家里举行婚礼，女子从结婚开始第一天就住在男方家。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异，是因为两国的亲族结构和继承制度不同。中国是父系氏族中心的社会，只有儿子才有财产继承的权利，没有经济权的女性结婚后只能到男方家生活。相反，在我国，与外婆家或妻家也有关系密切的非父系的亲族结构。财产继承方面，直到朝前期，财产均分给儿子和女儿。因此，结婚后的居住形式也就与中国不同了。

但是，这种结婚风俗随着朱子学的传播受到了批判。高丽末，郑道传认为：因为婿留妇家制度，妇女凭仗自己父母的势力，轻待丈夫，因而主张亲迎制。到了朝鲜时代，这方面的议论更加激化。很多儒学者认为，我们接收中国的礼俗，唯独在婚姻制度上与中国的阴追阳不同，是阳追阴随，因此主张改正。朝廷也要积极试行亲迎制，世宗17年（1435）第一次举行了淑信翁主的亲迎。但是，传统的婚姻风俗不可能一下子就完全变过来，一般的世大夫家仍然固执婿留妇家制。

到了朝鲜中期以后，朱子学逐渐传开，婿留妇家也作为半亲迎的形式留了下来。所谓半亲迎，就是说在女方家举行结婚仪式，但减少住在妻子家的时间。除了时间减缩，在婚姻形态上没有根本的变化。最近，从新婚旅行中回来，先去新娘父母家，这也是婿留妇家制的遗风。

尽管如此，婿留妇家时间上的减少还是给家庭生活和妇女的地位带来了不少变化。朝鲜前期，姑娘结婚以后可以留在娘家与父母共同生活，“出嫁外人”观念并不强。儿子与姑娘的差别也相对较小，财产继承上也是均分，而且丈父丈母与女婿，外孙与外祖父母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比如，丧服制，在中国，如果亲祖父母去世，得穿一年，外祖父母去世得穿5个月，丈人丈母去世得穿3个月。但是在我国，直到朝鲜初期，在前三种情况下，都穿一年丧服，而且如果妻家没有儿子，女婿或外孙办理丧事。还有女婿在官职上比夫人的弟弟或孙子优先得到妻家的恩泽。如果妻家被逆谋连累，也与儿子一样被连坐。

但是，朝鲜后期，婿留妇家时间减少，加强了“出嫁外人”思想。在继承上，也区别对待儿子与姑娘，儿子当中继承也相对集中在办祭祀的大儿子方面。在穿丧服上，外祖父母时穿5个月，丈人丈母时穿3个月，丧期也减少了。如果没有儿子，可以收养子，再也没有女婿或外孙为妻家和外祖家祭祀的事情。由此，父系中心的亲族制成为占支配地位的制度，男性普遍存在“只要有三斗大麦，就不住妻家”的意识。

朱子学对婚姻风俗的影响，除了实施亲迎制外，还在禁止妇女再婚上看到。朝鲜朝的儒学者们说“女子有三从之礼仪，不可再嫁”。即婚前从父，婚后从夫，丧夫从子，就是女子的道理。因此，如果丈夫死了，要养活子女，尽对丈夫的义理，不可嫁给别的男人。这纯粹是为了维持父系亲族制。离婚或死别后，如果妇女再婚，前夫的子女就成问题。如果带子女再婚的话，前夫的子女与继父、亲父的关系应该如何？是否改子女的姓氏？等等。因此，朝鲜朝干脆禁止妇女再婚，以保全父系中心的亲族制。

禁止再婚的规矩也较彻底，再婚妇女的儿子不可应试科举考试。不考科举，不能当官，因此，妇女一考虑儿子的将来，就不能再婚。这种再嫁禁止法，朝鲜初期是没有的，是在成宗时制定的。当时，朝廷上议论纷纷，朝廷官吏的大多数主张禁止三嫁，因为如果女子早丧夫，父母也早去世，就不得不再嫁。而且如果有父母之命，就有不可能守节的情况，因此，主张允许再嫁，但是禁止三嫁。可是，成宗听取了46名大臣中4名大臣主张的“饿死是小事，失贞节是大事”的意见，最终禁止再嫁。道朝鲜朝后期，随着朱子学普及到社会基层，不仅良班，而且庶民女性也同参与禁止再嫁制度，出现了只要接到四柱单子，就守节的极端事例。

以上可以知道，朱子学的收容与普及，使婚姻风俗由婿留妇家改为办亲迎，而且造成了禁止妇女再嫁的，失去均衡的结婚文化。由于开始实行父系中心的亲族结构，对妇女的制约加强了，妇女的地位也恶劣了。

3．财产继承与妇女的地位

从朝鲜初期到朝鲜中期，在财产继承上子女平等分到父母的财产，朝鲜时代的基本法典“经国大典”详细记录了有关子女均分财产的内容。规定：对嫡妻所生的子女，不分性别，长子、次子、女儿均分财产。其中，对负责祭祀的子女多给1/5的财产。如有妾所生的子女，如果他是良人子女妾所生时，可以继承嫡子女的1/7的财产，贱人子女妾所生的子女可得1/10的财产。即在财产继承上虽然有嫡子、庶子的身份差别，但没有长子、次子、男女差别，对子女均分财产。这样，朝鲜前期的财产继承问题上，男女享有同等的权利。

“朝鲜王朝实录”也可以看到，从朝鲜朝建国到成宗时代，找不出在朝廷上因均分财产问题提出异议的例子，相反，子女均分财产的原则得到了朝廷的保护。世宗在位时曾说过：“父母死后想独占父母财产的，不想分给其他兄弟姐妹的，要严惩。”即由国家保障出嫁女的财产继承权。虽说由国家保障，但财产继承这种属于私人的事情不能完全涉及到。所以，按社会习惯进行的情况更多。那么，在财产均等继承的制度下，出嫁女的财产是用什么方式保存的？如果均分得到的财产不能维持和保证，继承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朝鲜初期，由妇女继承的财产，出嫁以后也有人管理，妇人的财产还与丈夫的财产区别管理。实录有不少以“××之妻，×氏之奴婢”的方式表明妇人财产的记录。买卖、赠与奴婢时由妇人作主。世宗8年3月的记录“左议政李远家的奴婢中，有一奴婢是从金××之妻处买的”，从记录中可以看出夫人在买卖、转让奴婢的过程中处于主体地位。夫人死亡时，有子女的，由子女均等继承财产，如无子女时，财产自然地转属于娘家。特别是妇人死亡后，归属于丈夫的财产，当丈夫再娶时，财产则转属于娘家。朝鲜前期，妇女财产权的行使从某种意义上比现在还安全和有保障。

为了保存和维持属于他们的财产，不少妇女还提起诉讼和向国家上奏。如有母亲对随意浪费财产的儿子的诉讼；有女儿对母亲的财产分配不满而提起的诉讼。这些说明即便是母亲的财产，没有征得同意，子女不能随意处置，子女对财产的均等继承，也意味着有均等的义务，有义务赡养父母和给父母祭祀。在均等继承财产制度下，祭祀是由子女轮流做的。朝鲜前期还不清楚是以什么方式进行祭祖的，但儿子和女儿是轮流祭祀的，即因为有均等继承财产制，祭祖的义务也由子女共同分享。

当时继承的财产主要有奴婢和土地。此外，还有房屋、牛、马、锅、农具、金银、日常用品等。奴婢是高丽时代以前当作财产的一部分的，在官僚阶层中是显示身份的一种重要手段。朝鲜时代有“田地十亩等于奴婢一口”的交换比例，这说明当时主要是由奴婢等方式标示，明确其有所主。土地是按面积、收获量、肥沃程度进行分配。朝鲜后期，不分男女均等继承财产的制度开始起变化，妇女的财产权开始缩小。随着儒教伦理在全国普及，以父系为中心的家族制的形成，祭祖和继承上以长子为中心的现象越来越多。表面上均分，实际上优待长子、长孙，轻视女儿的差别意识开始抬头。到了朝鲜后期，子女均等继承财产制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由传宗接代的儿子继承大部分财产的倾向。即，祭祖由长子负责，长子因此多继承一些财产。这样，在朝鲜时代，随着社会的发展，财产继承中妇女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即妇女在财产继承中的地位逐渐缩小。

‘叁’ 韩国为什么受儒家学说影响

首先韩国离中国比较近。中国的文化在当时世界上是处于绝对领先地。而韩国当时的还没有自己的文字语言。当中国的儒家文化进入韩国的时候，对韩国产生了绝对的影响力。中国的语言文字同时也传到了韩国。所以说韩国受儒家学说影响。

‘肆’ 儒教从何时传入韩国

关于儒学何时传入朝鲜半岛的问题，众说不一。一般韩国学者认为，卫满朝鲜（公元前190—公元前108年），汉四郡时代，汉朝的文物典章制度与学术思想等，已被移植和输入朝鲜半岛，能通中国古典的人已不少。更有的学者指出，据中国史籍《魏略》记载，战国末燕昭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83年）时，朝鲜侯王与燕国已有交往。“据当时汉字的传来，可推测汉字中所包含的儒教思想亦被传入、习得。” 这就说明．韩国的儒教传统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有关儒教何时传入朝鲜的历史时期问题的讨论上，我国学者认为，自古追溯，孔子思想在朝鲜的传播的过程大致可以分成四个时期：一、传入时期，约公元三世纪到公元六七五年，即由儒学传入朝鲜，经朝鲜三国时期到新罗统一朝鲜。二、发展时期，由公元六七五年到一三九二年，即由统一的新罗时期，经王氏高丽到李氏朝鲜的建立。三、鼎盛时期，由一三九二年李朝建立到一九一零年日本吞并朝鲜。四、衰落时期，由一九一零年到现在。孔子思想就是在这长达2000年的漫长过程中逐步在朝鲜传播、扎根，并成为传统思想的。不管何种说法都应依据历史为基准。可见有关儒教传入朝鲜的说法众说纷纭。
在韩国，至今的社会共同道德，仍然是中国宋代提出的“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元代时，中国的《朱子家礼》传入朝鲜，现在仍然是韩国人家庭伦理的规范基础。

‘伍’ 中国的儒家文化，给朝鲜文化体系带来了什么影响

汉文化圈，在世界上是与基督教文化圈、伊斯兰教文化圈和印度婆罗门文化圈平起平坐的文化圈。古代汉文化圈内的国家，受正统中国文化观念的影响，视中国为世界的中心，接受四书五经的训诫。这其中，虽然日本学习华夏文化最为系统也最为积极，但朝鲜对于中国儒家思想体系的学习更为全面。

朝鲜在封建制度刚刚确立和发展的初期引入了儒家学说，在社会制度出现转变的时候，也需要思想文化的支持，这也注定了儒家学说将在这片土地上得到长足的发展。儒学能在朝鲜统治者的倡导之下，成为了治国的正统思想，最终成为了统治人民的思想武器。

‘陆’ 韩国儒学的传入期和吸收期的时差非常大。原因何在

因为韩国人需要自己先懂儒学才能传播。
“十年育树，百年育人”，文化思想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至关重要。
韩国人民自古就深受儒家“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思想的影响，极为重视对子女的教育，这种观念也为韩国推行现代教育制度，进而为经济高速健康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才保障。

‘柒’ 儒学如何在日韩的传播

六世纪时，日本大和贵族通过百济派往日本的五经博士接受儒家经典，这是儒学在日本传播的开始。佛教也在六世纪中叶自中国经百济传入日本。唐代时中日文化交流出现一个高潮，进行文化交流活动的主要是日本派遣的使节、留学生或求法的学问僧。也有不少中国人东渡日本传播文化。自630年至894年这二百多年间，日本共派遣唐使十九次，实际到达中国的有十五次。每次派出的遣唐使团都有众多随员，从200名到500名不等。日本留学生大都认真学习中国的政治、经济、科学，归国时往往还带回各种书籍、典章文物、科学仪器。

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前后，朝鲜各政权均曾派留学生进入中国学习典章制度、思想文化，搜求儒家经典。788年，新罗设读书出身科，考试书籍订有《左传》、《礼记》、《文选》、《孝经》，精通五经三史诸子百家的人能得到破格擢用。大约在唐建国以前，新罗就象日本一样用汉字记录本族语言，称为“史读式”。十五世纪时，朝鲜人参考汉字和其他国家的文字，创制28个字母组成的朝鲜文字，一直沿用至今。372年，高句丽设立国家教育机构太学，以汉学为主要教授内容。七世纪中叶，高句丽派遣贵族子弟赴唐入国学直接吸收汉文化。四世纪后期佛教开始由中国传入高句丽。唐初中国曾派使节进入高句丽讲授《老子》，其后高句丽也遣使入唐求佛老之法。道教传入高句丽后，其声势曾一度超过佛教。高句丽墓室壁画往往取材于中原的神话传说，采用中原的表现手法，同时又创造了本民族的绘画特色。四世纪后期稍晚于高句丽，佛教也自中国传入百济。百济不但广泛吸收汉文化，而且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桥梁。佛教、儒学最初就是经由百济传入日本的。七世纪中叶，百济也派遣贵族子弟赴唐入国学直接吸收汉文化。

‘捌’ 儒教在朝鲜的发展

关于儒学何时传入朝鲜半岛的问题，众说不一。一般韩国学者认为，卫满朝鲜（公元前190—公元前108年），汉四郡时代，汉朝的文物典章制度与学术思想等，已被移植和输入朝鲜半岛，能通中国古典的人已不少。更有的学者指出，据中国史籍《魏略》记载，战国末燕昭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83年）时，朝鲜侯王与燕国已有交往。“据当时汉字的传来，可推测汉字中所包含的儒教思想亦被传入、习得。” 这就说明．韩国的儒教传统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有关儒教何时传入朝鲜的历史时期问题的讨论上，我国学者认为，自古追溯，孔子思想在朝鲜的传播的过程大致可以分成四个时期：一、传入时期，约公元三世纪到公元六七五年，即由儒学传入朝鲜，经朝鲜三国时期到新罗统一朝鲜。二、发展时期，由公元六七五年到一三九二年，即由统一的新罗时期，经王氏高丽到李氏朝鲜的建立。三、鼎盛时期，由一三九二年李朝建立到一九一零年日本吞并朝鲜。四、衰落时期，由一九一零年到现在。孔子思想就是在这长达2000年的漫长过程中逐步在朝鲜传播、扎根，并成为传统思想的。不管何种说法都应依据历史为基准。可见有关儒教传入朝鲜的说法众说纷纭。
随着人们追求学习儒教思想的热情的增高，人们渐渐的忽略了追根溯源的问题，而投入到对知识的探求和学习中去。据史书记载，新罗先是通过高句丽和百济接受中国文化的。在时间上较两国为晚，然而却有其独特的发展。为了学习儒学，新罗统一之前就派遣弟子到中国孔子的故乡来求学。新罗统一后，学习儒经的风气的形成和同唐朝交通、贸易的日益发展，新罗人开始到唐朝求学的人也比以前大为增多。新罗的统治者为了以孔子思想来指导解决现实政治与现实的社会问题，不仅广兴学校，学习儒学为自己培养治术人才，还效仿唐朝时向以儒学为标准的科举取士制度。科举制度的实行，使儒学与仕途结合起来，知识分子为谋求出路以达官显贵，便争相学习儒家经典。社会上的一般人士也更加重视儒学。这成为孔子思想在古代朝鲜传播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儒家思想中所提倡的“孝、仁”的精神成了统治阶级方便维护其统治地位而对民众宣传的一个国家的合理的论证。据史籍记载，百济虽无建立儒教大学的记载，但其受儒教“五经”思想的影响也是很早的，而且十分深刻。百济很早就有“博士”的称谓．他们主要是精通儒教“五经”的“博士”。据日本《古事记》等史书记载，日本最早接触中国文化是通过百济的王仁博士。相传，王仁在日本应神天皇（公元270—公元313年）时，把《论语》、《干字文》等儒教经典传入日本。由此亦可见“五经”儒学在百济时代兴盛情况的一斑。高句丽时期，在小林兽王二年（公元372年）时正式建立“太学”，以教授儒教经典的“五经”（《诗》《书》《易》《礼》《春秋》）为主，同时以《周礼》为依据，仿效中国法制，制订各种律令与社会统治体制。而据现存韩国最古的碑刻资料“广开土大王碑”的记述，则从高句丽开国君主东明王的治国遗训：“以道与治”中，即可窥见儒教的影响，而从碑文赞扬广开土王的治绩中，更可看到儒教政治原理的实践。三国时期儒释道思想与韩国传统思想结合起来，对于韩国民族精神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
新罗统一三国后，神文王二年（公元682年）正式成立“国学”，教授儒教经典,以《论语》、《孝经》为最基本的教材。同时,新罗还派遣大量留学生、留学僧人唐求学，涌现出不少杰出的学者、高僧，如《桂苑笔耕集》的作者崔致远，《往五天竺国传》的作者慧超等，都是名闻中韩的大学者。高丽朝后期，随着程、朱性理学的传入,儒教在韩国进入了一个大发展的时期。从高句丽末至整个朝鲜朝，儒学大家辈出，学派林立，理论创新，思想深邃，为韩国的儒教传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高句丽末恭愍王十六年（公元1367年）建立“成均馆”，任命当时一批着名儒者，如李穑、郑梦周等讲授讨论朱子学。李朝中叶后，经过多次复杂的政治斗争，以郑梦周为代表的理学“道义派”发展起来，并诞生了韩国儒学双璧的退溪李滉（1501一1570）和栗谷李珥（1536—1584），李朝理学由此达到了全盛时期。他们的理学思想都与当时的政治斗争、社会现实有着密切的关系，退溪通过理气性情之辨，为人们提示了正直的真理与行为的标准，给后世以很深的影响，故而有“海东朱子”之称。栗谷认为。真正的学问必须内基于人伦的德性涵养，外能明物理之治理与富强。因此，他非常强调义理与实利的辩证结合。同时，他在对待其他学派思想时也能在辨证的同时加以积极的融通。他的这些学风，对以后实学思想的开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在韩国，人们对于历史上着名的儒者是十分敬崇的，大力保护他们的遗迹、文物等，供今人瞻仰、缅怀。
现代韩国的主要儒教学派代表为韩国当今最着名的儒学学者柳承国、柳正东、安炳周、李东俊等。几人共同编写的《儒学原理》成为当今韩国儒学教育的基本内容，同时通过此书也能了解现代韩国学者对儒学思想的理解与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