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海外侨胞主要分布在那些国家
菲律宾,加拿大,新加坡,美国,英国
② 韩国电影《钢铁雨》中的中国外交官,在剧中的表现怎么样
表现确实不错,影片中驻韩大使“李老师”扮演的是中国立场的代言者。
坚守国家利益和道义,我是侨胞但我最先的身份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家!民族主义团结。在影片中,中国人一直对朝鲜产生强大影响力。外交官很正义,不危害国家利益。坚守一个中国原则,值得敬佩。
大家觉得呢?
③ 海外侨胞给我们做了哪些贡献
抗战期间,海外侨胞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组织起来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救亡运动。
仅据广东省侨务委员会1946年的统计,战时回国参加抗战的粤籍华侨就有4万多人
抗日战争时期,华侨为祖国毁家纾难,他们为祖国捐款、捐物的范围之广、规模之大、数量之巨,为华侨爱国运动史上绝无仅有。据统计,战时全世界有800多万华侨,其中有400多万人为祖国抗战捐过款,占当时全世界华侨总数的一半左右。
据统计,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到抗战胜利的14年中,华侨捐款总额为国币13亿多元。何应钦就在国民参政会上报告说,1939年全年战费,共开国币18亿元,而华侨义捐可当三分之一。
华侨捐款阶层极其广泛,有富商巨贾、工农大众、文化人士、甚至乞丐、舞女、妓女、囚犯等。
除捐款外,华侨还为祖国抗战捐献大量物品。所捐献的物资从飞机、坦克和各种车辆,到冬夏服装、毛毯、被褥、蚊帐,应有尽有。抗战的头三年,广大侨胞就捐献飞机217架、救护汽车1000多辆、坦克23辆。
华侨不仅在捐献方面作出巨大贡献,而且还通过抵制日货与“不合作运动”,几乎每一个有华侨聚居的地方都有专门抵制日货的组织,直接给日本以经济打击。
华侨还开展了不为侵略者服务、不供给侵略者物品的“不合作运动”。南洋日营工矿企业中的华工罢工停产;旅美华侨组织起来,抵制美国把废钢铁和战需品运往日本。所有这些行动,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支援了祖国抗战。
抗战时期,华侨创办报刊,宣传报导祖国抗战,是他们支援祖国抗战的重要方面。华侨宣传抗战的报刊杂志有70种以上,比较有影响的有巴黎的《救国时报》、纽约的《华侨日报》、旧金山的《世界日报》、新加坡的《南洋商报》和菲律宾《华侨商报》等。其共同的特色就是突出地报导了祖国的抗日动态,把“祖国消息”和“华侨救亡运动”辟为专栏。
为向全世界揭露日军暴行,宣传鼓动和争取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关心并支援中国抗战,世界各地的华侨做了大量的工作,即通过办报、办电台、演出救亡戏剧和抗日歌曲、演讲、散发宣传品等形式,向侨居地人民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报道中国抗日的真相,呼吁国际友人从道义上、物资上支持中国抗战,捍卫世界和平。他们还广泛争取侨居国各阶层人士和进步团体,促其主持正义,发挥社会影响,动员本国人民推动本国政府建立反日政治同盟,援助中国抗战。
在华侨们不懈地努力下,援华抗日的舆论响遍全球。许多国家的友好人士,先后建立了一些反日援华联合组织,并开展了“抵制日货运动”、不许出售或运输军事物资给日本的“不供给运动”、“一碗饭运动”、购赠“希望书行动”等等。国际友人的热情支持,为中国争取抗战胜利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同时,鼓舞了中国人民,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
“故国故乡,人之所恋。”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批华侨青年克服各种阻碍,回国参加建设,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一批着名的专家学者冲破西方国家的重重封锁,回国效力,不少人成为新中国科技、国防、工业和教育等领域的奠基人和领导者。
许多侨胞回国投资或捐款捐物,支持新中国建设,海外侨胞汇给国内眷属的侨汇更成为中国经济恢复和建设中极其重要的外汇资金来源。据统计,仅从1950年初到1954年底,全国侨汇收入总数近7亿美元,约等同于同期中国出口外汇收入的一半。
④ 中国对归国华侨有什么政策
新中国的华侨政策 第一节 新中国政府对海外华侨政策的变化 (1949一1965年) 新中国政府逐步建立与健全各级侨务机 构和华侨组织,侨务政策的基本方针主 要是配合各个历史时期党和政府的中心 任务,并根据华侨的特点制订各种方针 政策。由于种种原因,侨务的中心始终 以国内侨务工作为主。在国外侨务方面 ,中国政府对华侨的政策受制并服从于 外交政策,根据外交方针的变化调整华 侨政策,以便服务于外交政策。
一、1949-1954年:华侨应在政治上认同、经 济上协助建设新中国 新中国政府基本继承了国民政府对华侨的权 新中国政府基本继承了国民政府对华侨的权 利与义务,即: 利与义务,即:以血统主义为原则,所有海 外中国人都是中国的国民,都应首先对中国 政府尽义务。中国政府则对华侨负有保护责 任。 国民党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利用用华侨的力量 ,被逐出大陆后,对华侨倚重更甚。因此, 争取华侨的支持不但是动员华侨的政治、经 济力量支援祖国革命、建设和反击美国对新 中国的军事、外交的敌对行为,而且是直接 打击国民党政权核以生存的基础之一。 这一阶段对华侨的政策首先是号召和教育海 外侨胞团结在中央人民政府的周围,组成海 外统一战线,反对美国对中国的外交、军事 封锁,打击国民党势力。 其次,保护与促进华侨以侨汇为中心的与中 国的经济关系,动员华侨协助祖国建设。除 侨汇之外,由于抗美援朝和国内经济恢复的 需要,中国政府还以各种渠道号召华侨购买 “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司徒美堂) 再次,明确海外同胞的侨民性质,规定侨报 、侨教的中心任务是宣传爱国主义和培养爱 国华侨后代。 华侨在政治上认同新中国,行动上配合中 国政府的各种号召,进一步激起当地政府 的恐慌,迫害华侨的事件并不因新中国的 诞生而减少,反而在“反共”的籍口下愈 演愈烈。在1949一1954年,华侨被迫害及 演愈烈。在1949一1954年,华侨被迫害及 驱回者,以马来亚华侨为最,泰国、日本 也均不断有华侨被驱回。 保护国外侨民应是各国政府外交政策的主 要组成部分之一。对新中国政府寄于厚望 的海外华侨处境维艰,对政府的保护翘首 以盼。当时的国内外环境使中国政府对海 外华侨的保护难以奏效。
1、中国政府与侨居国政府的关系有待改善。在朝 鲜战场上,美、英、法、荷军队等都是志愿军的 对手,这些敌视中国的国家或是华侨主要侨居国 的前宗主国,或对华侨侨居国有相当的影响力( 的前宗主国,或对华侨侨居国有相当的影响力(如 美国对泰国、印尼、日本,英国对印度) 美国对泰国、印尼、日本,英国对印度),因此, 主要华侨侨居国,如马来亚殖民当局、泰国、菲 律宾、日本、南越、南朝鲜等国的政府对新中国 的态度都不友善。
2、缺乏必要的外交途径。1950年初以来,中央人 、缺乏必要的外交途径。1950年初以来,中央人 民政府几次对泰、菲等国政府和马来亚殖民当局 的排华暴行提出严重抗议和警告。对没有外交关 系的国家,照会和抗议甚至难以呈达。 3、缺乏必要的经济、军事实力。 二、1954-1959年 二、1954-1959年:华侨应归化于当地 1954年以后,中国政府对海外华侨的政策 1954年以后,中国政府对海外华侨的政策 发生巨大变化,从号召华侨在政治上认同 、经济上协助新中国转变为鼓励华侨加入 当地国籍,文化上认同于当地,政治上效 忠于当地政府(加入当地国籍者) 忠于当地政府(加入当地国籍者)或不介入 当地政治活动(保持中国国籍者) 当地政治活动(保持中国国籍者)。这一政 策的变化发端于1954年中国与印度总理的 策的变化发端于1954年中国与印度总理的 互访,其实质是鼓励华侨归化于当地,从 根本上解决华侨间题。 对华侨政策的转变可能有以下两个原因: 对华侨政策的转变可能有以下两个原因: l、外交政策的需要。1954年以后,以苏联为首的 、外交政策的需要。1954年以后,以苏联为首的 社会主义阵营与帝国主义阵营的对抗相对缓和, 国际和平中立主义有所发展。中国要进行的几个 大规模五年建设计划,也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 境。中国政府力图在外交上反击美国及其盟国对 中国的孤立与封锁,建立反美国际统一战线。改 变在国际社会中的孤立状况。这一突破口是促进 与亚非国家、特别是我国的近邻东南亚各国的友 好关系。 2、外交护侨有待努力。 对如何促进华侨归化于当地,中国政府采 取如下措施: (1)鼓励华侨加入当地国籍。 在某些东南亚国家政府的领导层看来,居 住在东南亚的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成为与 中国发展关系的第一个障碍,他们不能容 忍华侨的双重效忠。而中国政府要改善和 发展与这些国家的关系,解决双重国籍问 题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 (2)华文报刊和教育要转向,面向当地。 (2)华文报刊和教育要转向,面向当地。 华文教育和华文报刊向来是维护华侨在政治,文化 和心理上认同于中国的最重要纽带,“没有侨教就 和心理上认同于中国的最重要纽带,“没有侨教就 没有华侨”。只要华校仍是侨民性质的学校,华文 报刊仍是侨民报纸,则鼓励华侨归化于当地的政策 难以奏效。而且侨校和侨报向来被当地政府视为华 侨的中坚与思想库,很多迫害华侨的事件都是针对华文报纸和华校。特别是泰国和菲律宾等敌视新中 国的政府,常以“宣传共产主义”的罪名封闭侨报 和华校。 中侨委在鼓励华侨维护、坚持与兴办华文教育的基 础上,更明确提出,国外华侨学校应教育华侨子女 熟悉当地语言、文字、历史和地理,仅保留一定时 数的华文课程。 (3)教育华侨防止民族主义和大华侨主义、遵守当 地法令。 中国政府鼓励华侨归化当地,希望华侨在选择国 籍与文化认同上面向当地。但由于东南亚华侨强 烈的民族自豪感,很多人既不愿选择当地国籍, 如南越、缅甸及部分印尼华侨,也不愿学习当地 语言、文化,特别是第一代华侨。 劝导华侨克服“大国主义”、“大华侨主义”, 不但是消除华侨归化当地的主要心理障碍所需, 且具有维护中国与侨居国政府关系的重大意义。 中国政府多次强调,华侨要在政治上遵守当地国 法律法令,不参加当地政治活动;在社会关系上 ,尊重所在国的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 学习当地语言是归化当地的首要条件,华侨 教育、报刊的转向既有利于华侨在当地生存 ,也减少与当地人民文化、心理上的距离, 有助于华侨融化于当地。但是,侨居国政府 对华文教育和报刊的限制和取缔、强迫华人 同化于当地的政策却剥夺了华人做为一个当 地民族来保留自己文化的权利。 号召华侨遵守当地国法律法令则对华侨的艰 难处境帮助不大,因为当地国对华侨、华人 的排斥与迫害绝大多数是以政府颁布法律法 令来进行的。 三、1959-1965年,以撤侨为中心的三好政 策 1954年后,中国政府鼓励华侨归化于当地 ,尽可能根据自愿原则选择当地国籍,占 世界华侨华人总数90%以上的东南亚华侨华 人问题的实质不是国籍问题,也不是如何 与当地人相处的问题,而是原住民族排斥 、迫害华侨华人的问题。特别是当地民族 独立以后,民族主义情绪膨胀,对华侨华 人的排斥比之殖民政权有增无减。 1958年底,为了全面解决华侨问题,中国政 府提出了“三好”政策,即:华侨自愿加入侨 居国国籍,很好;华侨自愿保留中国国籍,同 样好;华侨愿意回国参加祖国建设的,也好。 从1959到1965年,归国难侨以印尼、印度华 侨为主,总数不超过11-12万人。然而,中国 政府的撤侨行动却有力地向华侨的侨居国政 府表明,中国政府无意利用华侨华人在当地 搞颠复活动。而生命力极其旺盛的华侨华人 依靠自身力量,绝大多数都能以各种方式在 当地生根发展。 1949-65年,中国政府对海外侨胞的政策呈现出明 显的阶段性调整和变化,这是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所 决定的。1949-54年,为了对抗美国在经济、军事 上对新中国的封锁和台湾当局对华侨的控制,中国 政府强调海外同胞的侨民性质,动员华侨在政治上 效忠新中国政府,在经济上协助助建设祖国。1954 年以后,中国政府积极发展与亚非民族主义国家的 友好关系,而华侨成为中国与东南亚民族国家发展 友好关系急需解决的主要问题,中国政府对华侨的 政策也随之改变,鼓励侨胞归化于当地。由于侨居 国政府对华侨华人的排斥政策和华侨本身的因素, 华侨在入籍和政治、文化上认同于当地遇到很大降 碍,鼓励华侨归化于当地的政策并未收到预期效果 。从1959年初开始,中国政府着重对海外华侨宣传 “三好”政策,其重点是撤回全部不愿归化于当地 的华侨华人,以便从根本上解决华侨间题。 中国政府对归侨、 第二节 中国政府对归侨、侨眷政策的演变 (1949一 (1949一1966) 建国初,归侨和侨眷约一千多万到二千万 人。国内侨务向来是侨务工作的中心。国 内侨务工作原则基本上是配合同时期党和 国家和中心任务,针对归侨、侨眷的特点 制定具体方针政策。因此,国内侨务政策 的变化取决于不同历史时期党和政府中心 工作的变化。1966年以前,国内侨务政策 主导方面是正确的,但也受到各种错误思 潮的干扰。 一、确立华侨归侨参政地位,保障归侨、侨 眷生活的安定(1949-1954年) 对华侨、归侨、侨眷政治地位的认识,最能 从根本上体现党对华侨的政治态度。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立后,党中央就十分重视华侨、 归侨的参政作用,保障华侨、归侨在国内的 政治地位。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政 治协商会议中,就有华侨、归侨委员陈嘉庚 、司徒美堂、戴子良、蚁美厚、庄明理、黄 振东、陈其瑗等任常务委员,陈嘉庚也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委员。各地侨务机构干部 大多数由归侨、侨眷担任。 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第一章第一节第23 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省、直辖市、 少数民族、军队和华侨选出的代表组成”, 在法律上保证了华侨参政地位。1954年,第 一届全国人大在北京召开,在1141名代表中 ,华侨、归侨代表有30名。确立华侨、归侨 的政治地位不但提高了两千万归侨、侨眷对 新中国政权的认识,而且直接促进海外华侨 对祖国的向心力。 1949-1953年,国内侨务政策服务于党和政 府的恢复国民经济、稳定社会生活、坚决完 成一系列社会改革工作这一总方针。 1950年全国主要侨乡解放后,如何恢复和保 障侨汇供应、维护归侨和侨眷的生活、组织 归侨和侨眷参加土改,是国内侨务的首要工 作。这不仅关系到侨乡社会的安定,而且对 侨胞的争取生存斗争将是一个极大鼓舞。 1949-1954年,党和政府对归侨、侨眷的政策 取得较大成就,在较短的时间里获得数千万 华侨、归侨、侨眷由衷的拥护,稳定了侨区 社会生活,保障了归侨、侨眷的基本福利。 但党的侨务政策在某些地方执行时有所偏差 ,造成一定失误。首先是土改偏差。据广东 省估计,640万侨眷中有5%被划为地主,其中 有1/4是错划的,有一半在财产处理上有过火 的地方。此外,把贫农、雇农划为中农,把 小商划为资本家等可能达到侨眷人口的l/5。 其次,在沟通侨汇方面,有些地方政府对私 营批局、水客管理保护不周,对黑市取缔不 力,少数地区出现贫雇农向侨眷逼追侨汇现 象,追侨汇追到国外,影响华侨汇款回乡的 积极性。以上“左”的做法造成的失误,虽 然在1954年以后基本得到纠正,但这种“左 ”的倾向并没有从根本上铲除,到1958年以 后又死恢复燃,严重干扰了党的侨务方针、 政策。 二、动员归侨、侨眷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适当照顾归侨和侨眷 (1954一1958年) 土改结束后,国内侨务工作中心即转入配合 党和国家全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 三大改造运动中,侨务政策的基本方针是动 员归侨和侨眷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 根据归侨和侨眷的特点给予适当照顾,侨务 部门处理与其他部门的关系时,有三个基本 原则,即“服从外交斗争,服从争取侨汇, 服从国内阶级斗争和中心工作”。 动员归侨、侨眷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 工作主要分三个方面: 1.积极参加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为了动员他们积极参加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首先要做好团结他们的工作,而纠正 土改遗留问题是当务之急。 在1953年开始蓬勃发展的农村合作化运动中 ,有关部门积极配合动员侨眷参加互助组、 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投入集体生产劳动。 2.对华侨在国内的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 改造。 各地区在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 基本上能考虑到华侨工商业的特点采取慎重 稳妥的措施:在对企业进行清产核资时,凡查 明产权系华侨所有的,一律承认其股权,产 权不明者也要努力查清;华侨股份估价要向华 侨股东交代清楚并履行股权登记手续;华侨、 侨眷以信用、借贷形式将侨汇存放在私营企 业的款项应由债务人或企业负责清偿;解放后 华侨、侨眷投入私营企业股金,在实行全行 业公私合营后,年息可比国内一般合营企业 年息略为提高。 3.辅导归国侨生升学。 为了解决侨生的特殊困难,政府在北京、 厦门和广州设立侨生中等补习学校,并于 1954年统一在广州设立华侨学生接待站。 此外,侨区各地的华侨中学也接受了大量 归国侨生和侨眷子女。 为了增加侨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1957 年5月,在广东政协第一届三次全会上,许 多归侨委员提出建议,在广州筹办一所华 侨大学。1958年,经国务院批准,暨南大 学在广州复建,以后逐步发展成为主要招 收海内外侨生的文理科综合性大学。 1954-1958年,我国国内的侨务政策仍是服 务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个党和国 家的中心任务。在对私改造和合作化运动 中普遍存在的“左”倾冒进思潮不可避免 地渗入国内侨务政策中,但这一时期的侨 务政策较为务实,能较多地注意到归侨、 侨眷的特殊性,采取较灵活的具体措施, 在各方面给予归侨、侨眷一定程度的照顾 ,侨务政策执行时偏差较小,受到海外华 侨、国内归侨、侨眷的普遍拥护,是文革 以前国内侨务工作的最佳时期。 这一时期国内侨务政策的正确制定与执行虽然主要 取决于国内大气候,但也与这一时期政府对华侨、 归侨和侨眷较为重视分不开。 第一,中国政府希望华侨能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发挥 较大的作用,其中心是争取侨汇,而争取侨汇的前 提是必须做好国内华侨、侨眷的工作。 第二,做好国内归侨、侨眷工作直接关系到对国外 华侨的工作效果。华侨被台湾国民党政府认为是支 柱之一。争取华侨对新中国政府的向心力,能直接 打击国民党政府生存的基础之一。此外,党和政府 期望华侨作为友好使者,能成为新中国政府打开外 交局面、与东南亚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的桥梁。而国 外侨务工作的进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内的侨务 工作。 三、一视同仁,适当照顾、加强改造 (1958-1966年) 1958年到1966年,国内侨务工作的任务 是:“一切为了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继 续调动侨眷、归侨、归国侨生的积极因 素”。调动积极因素的主要手段是必须 加强对侨眷、归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在这一时期,对归侨、侨眷的政策主要 有两个方针,一是“一视同仁,适当照 顾”,二是“从同出发,以同化异”。 这一时期,国内侨务工作主要有两项,一是接待和 安置归侨。解放以后,归侨与难侨不断回国。(广 东省到1958年已安置归侨25万人,福建到1959年安置了7万 多人。1960年初,印尼政府突然大量驱赶华侨,当年2月, 国务院发布指示,福建,广东各口岸和侨区县、市先后成立 接待、安置归侨委员会。1960-1961年,福建共安置印尼难 侨31000多名,广东安置难侨54000人。1964-1966年,闽粤 两省又陆续安置缅甸、印尼、印度难侨近2万人。) 与以前安置归侨主要以“按籍安插,主要面向农村 ,对有技能者量才录用”的原则不同,这一时期归 侨、难侨大多被突然成批驱赶,很多华侨是数代侨 生,已无原籍可循,造成国内安置的困难。因此, 国家提出“集中为主、分散为辅”的方针,全面给 予妥善安置。(1960年以后,政府在广东、福建、广西、 云南新建和扩建了30个国营华侨农场,这些农场都处在气候 温和地带,有良好的自然条件,适宜种植热带和亚热带作物 ,便于归侨发挥特长。大多数归侨多在农场安家落户,他们 的生活、住宿、子女入学等间题得到安排.部分归侨安置在 厂矿学校或资助回乡) 二是继续加强对归侨、侨眷的社会主义 改造和教育。加强对归侨、侨眷的社会 主义教育是“从同出发,以同化异”的 具体实施。首先是劳动观念的教育,要 求每个侨眷、归侨都应该尽自己的能力 从事劳动,努力提高生产技能,成为自 食其力的劳动者。 其次是培养集体观念。 第三是破除迷信和勤俭持家。 l958-1966年,国内侨务工作尽管取得很大成绩,但也严 重受到“左”倾思潮的干扰。 第一,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导向中,把强调照顾 归侨、侨眷的工作方法问题作为资产阶级侨务路线加以批 判,认为这是要把华侨“挂上社会主义列车还是挂上资本 主义列车”的严重的两条路线斗争。 第二,从中央到地方某些侨务干部忽视归侨、侨眷的特殊 性,强调“以同化异”,不承认由于国内外的联系与华侨 不断回国,这种特殊性在相当长的时期仍然存在,仍需发 挥党的统战工作的作用。因此,错误地批判一些侨务部门 在贯彻执行政策时是“片面照顾”,甚至把一些为归侨、 侨眷谋利益的侨联组织称为“促退会”加以批判。 第三,一些部门搞阶级斗争扩大化,伤害了一部分归侨、 侨眷。反右斗争时,各级侨联一批人受到冲击,在“社教 ”“四清”运动中,一些侨户被重新戴上地主帽子,有些 归侨被错划为资产阶级。 1978年以来中国政府对华侨 第三节 1978年以来中国政府对华侨 华人态度和政策的变化 一、近30年海外华人社会的变化与特点 (一)数量的增加与分布状况的变化。 从整体上看来,相对于老一辈的华人移民,华人新移民的 教育水平较高,来自大陆的新移民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 是教育程度较低的,包括那些以与家人团聚而移民海外者 。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来自类似广东江门地区及珠江三角洲 其他农村地区以及大多数的非法中国移民,主要来自福建 福州地区和浙江南部;另一部分是前往发达国家的大陆留 学生、学者,以及他们的家属,他们在大陆就受过良好教 育。华人新移民的另一个显着的特点是他们的经济实力。 (二)近30年来华侨华人的经济力量迅速成长。60年代至 90年代是华人经济力量急剧扩张的时代。亚洲四小龙中国 和东盟创造的东亚经济腾飞也可视为全球华人经济奇迹的 表现。 (三)华侨华人与中国的联系空前密切。 华人新移民数量的剧增、台湾的大规模海外投资、东 南亚华人经济实力的扩张以及发达国家的华人专门人 才数量的不断增长等等因素,使海外华人社会经济和 政治结构、认同及与中国的关系等方面发生巨大的变 化。由于华语的复兴、东南亚华商经济网络扩张和华 人社团国际化的发展,东南亚华人同化于当地社会的 进程比以前减缓了。 在发达国家,华人已不满足于在科技领域的成功和经 济地位的逐步提高,他们也开始致力于追求政治目标 ,试图团结起来以表达他们的共同政治诉求。在发达 国家的华人通过强调他们共同的种族及语言基础,组 织自己的种族与文化团体,在此基础上形成一股华人 的政治力量。 所有这些海外华人社会的巨大变化、中国大陆实行的 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国策,成为中国政府对 华侨华人政策的出发点。 二、中国政府对华侨华人看法的变化 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以阶级斗争为纲,经 济发展不断为政治斗争所干扰。当60-70年代 东亚经济飞速发展时,中国大陆正进行四清 和文化大革命。华侨华人绝大多数生活在资 本主义国家里,按照阶级斗争的观点,他们 中的很多人也不属于劳动阶级,因此华侨华 人向来被视为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或准资产阶 级群体,他们在国内的眷属自然是应被进行 社会主义改造的对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有海外关系者意味着可能与境外敌对势力发 生联系的复杂可疑的人,海外关系成为人们 避之唯恐不及的污名。华侨华人及其眷属自 然更被视为有海外关系者的代表所受的打击 和排斥自在预料之中。 1978年以后,经济发展第一次成为中国共产 党和中国政府的中心工作。中央政府和地方 政府开始关注几乎被忽视近30年的海外华侨 华人群体,注意到海外华人华侨的变化和经 济实力的增长,意识到他们在中国社会经济 发展中可能扮演的重要角色。 中央政府对华侨华人在中国经济建设中起重 要作用的认识体现在中央领导在1984年召开 的全国省级侨办主任会议上的讲话。随着海 外华资与中国经济合作的扩大,华侨华人越 来越被视为中国大陆经济大发展的独特机遇 。 三、1978年以来的侨务政策 三、1978年以来的侨务政策 随着中国政府对华侨华人地位重视程度的不断提 高和1978年以后党和政府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 高和1978年以后党和政府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 工作,中国侨务政策的目标是配合党和政府的中 心任务,其总方针是保护华侨的正当权益,发扬 心任务,其总方针是保护华侨的正当权益,发扬 爱国爱乡的传统;鼓励华侨自愿加入当地国籍, 为促进所在国经济繁荣以及祖国和所在国的合作 与交流发挥作用;保护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 适当照顾其特点,发挥其海外联系的优势,为祖 国建设作贡献。在侨务工作的实践中,其工作重 心越来越注重于推动华侨华人与中国的经济和科 技合作。 1978年以后,中国侨务工作重心在不同时期 1978年以后,中国侨务工作重心在不同时期 有所侧重,大体上以1984年全国省自治区直 有所侧重,大体上以1984年全国省自治区直 辖市侨办主任会议为前后阶段。1978年国务 辖市侨办主任会议为前后阶段。1978年国务 院侨办成立后到1984年是侨务政策和侨务工 院侨办成立后到1984年是侨务政策和侨务工 作的调整时期,又是初步奠定新时期侨务工 作基本组织方针和工作重点的时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落实侨务政策, 纠正文革期间的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 留问题是这一时期侨务工作的重点。1984年 留问题是这一时期侨务工作的重点。1984年 以后,配合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 推动华侨华人与中国的经济、科技合作则是 新时期侨务工作的重心。 为了保护华侨华人权益,促进他们对中国的 了解,中国政府首先是在华侨华人较多的地 区派遣侨务领事,指导华侨华人遵守当地法 律,促进华侨华人之间的团结,介绍我国经 贸发展情况。我国政府在双边、多边条约中 ,多次对公民的经商、侨居、等权益作出规 定,这是保护侨民的法律依据。同时也可根 据国际法或国际惯例来保护华侨在国外的正 当利益。 中国政府关心与支持外籍华人在当地长期生 存和发展,组织华侨华人进行职业、语言、 技能培训,发展文化事业;在海外建立中资 机构,为华侨、华裔提供特别服务,政府各 部门也为华侨华人同我国的经贸、科技、文 化等领域的合作提供方便给予必要的支持。 在引进华侨华人资金与人才中,法律配套 工作也相应建立。与引进华侨华人资本、 开拓对外经济联系密切相关的是对国内归 侨侨眷的工作。党和政府在有关涉侨部门 的推动下,对归侨侨眷的利益予以前所未 有的重视,其标志就是《 有的重视,其标志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中国政府机构还经常直接组织在中国的各 种针对海外华人的招商活动,1993-1996年 种针对海外华人的招商活动,1993-1996年 间中国侨务机构接待了大约150万海外华侨 间中国侨务机构接待了大约150万海外华侨 华人,他们来中国大都出于商务目的。中 国各级政府和国营企业还派大量的代表团 到海外华端口去招商引资。 联络海外华人一个重要的非官方渠道是通 过社团组织。为推动海外华侨华人的全球 性联系和扩展海外华人社团网络,中国官 方也乐于协助以同乡和同宗为基础的全球 性华侨华人社团组织建立,这类社团的领 导成员通常包括世界上最有名的华裔百万 富翁和一些大陆当地的重要人物。
⑤ 菲律宾侨胞是什么意思
在外国的菲律宾人。
⑥ 着名菲律宾华侨李清泉的故乡祖籍是什么
李清泉(1888年-1940年)原名回全,1888年农历7月13日出生于福建省晋江县金井镇石圳村的一个华侨家庭。
李清泉的曾祖父是石圳第二个往菲谋生的人,到他祖父同一公时,已是菲律宾的富商之一。李清泉的父亲李昭以是同一公的长子,少年时就随父出洋,父亲去世后即担负经营家业重任,他们兄弟均从事木材经营,共同创建"成美木业公司",是开发菲律宾木材行业的先驱。李清泉先生是李昭以的长子,先在家乡的乡塾就学,后到厦门"同文学院"深造。1901年,年方13的李清泉,就被父亲带到菲律宾,先在"成美林业公司"学商,后送到香港"圣约瑟西文书院"就学,1906年,李清泉又重返菲律宾经商。次年,其父就把"成美木业公司"交给李清泉经营管理。
李清泉先生是二十世纪初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活跃在菲律宾政治、经济舞台的杰出人物,被称为"菲律宾经济发展史上占有永久地位的人。"又是菲律宾华侨史上最有建树、声誉卓着的爱国华侨领袖。三十年代他领导华侨为抵制"西文薄记案"而斗争;同时为振兴中华,四出呼吁,发起召开"闽侨救乡大会",提倡实业救乡,致力于福建的开发和建设;抗战期间,他奋起领导侨胞支援祖国抗日战争,并同陈嘉庚先生的业绩在海内外同胞中有口皆碑 ,不愧为广大侨胞的光辉典范。
李清泉先生把祖国的安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拳拳赤子之心令人敬佩。1919年的"五四"运动,先生同全国人民站在一起,通电北京政府反对出卖民族利益;1924年,国内人民要求和平统一的呼声甚高,李清泉先生再次通电段祺瑞政府,敦促他实现和平统一,并为此曾亲自出席南北和平统一会议。和谈破裂后,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他应蒋介石的要求筹饷资助,捐资达十三万银元。李清泉先生以民族利益为重,为了有效地动员侨胞筹款支持北伐,他率先抛弃门户之见,主动恳请国民党在菲律宾的中坚人物戴金华、王泉笙二人出面协助,主持资助北伐的筹款活动。李清泉先生还代募短期救国公债100多万元。
南京政府成立后,出于为振兴祖国效力的动机,他应蒋介石之聘出任财政部和实业部顾问,并担任国货信贷银行监察委员和中国银行董事。
1931年,日本法西斯制造"九·一八"事变,大举入侵中国。东北沦陷消息传到南洋,李清泉先生当即拍案而起,于9月23日联合十五位知名侨领发起组织"国难后援会",以动员华侨投入支援东北人民的抗敌斗争。同时通电美国等国,呼吁国际舆论制止日本侵华行径。他还捐资20万元支援东北义勇军。
1932年,日本侵略军又发动"一二·八"事迹入侵上海,李清泉先生立即同扬启泰、王泉笙、曾廷泉、史国诠、黄腾论、杨荣标、扬静桐等发起成立"菲律宾华侨救国联合会"。为了更广泛地动员华侨投入抗战,2月3日,中华商会和马尼拉国民党支部联合召集各华侨团体联席会议,"共策一切救国方略"。会上决定成立"国难后援会",推举李清泉为主席。并随即筹集巨款资助淞沪抗战和东北义勇军。在十九路军的淞沪抗日战役中,李清泉先生"斥资首倡汇助国军,""斯役菲岛捐资为南洋群岛冠。"至1932年9月,汇交蔡廷锴达80万美元,汇交东北马占山抗日军费达40万美元,并捐出20万交福建省作为国防建设资金。 (《菲律宾岷里拉中华商会70周年纪念刊》:《会史》)
在抗日斗争中,李清泉先生除捐款外,另一突出贡献是发起"航空救国运动"。1932年11月7日,十九路军在淞沪的抗敌名将翁照垣到达马尼拉,驻菲总领事扬光泩及爱国侨领李清泉等设宴欢迎,翁照垣在宴会上呼吁"航空救国是一条出路"。李清泉随即于11日以国难后援会会长身份,召集各界侨领共商航空救国事宜,决定成立"中国航空建设协会菲律宾分会",李清泉先生被举为主席,会员达4000余人。李清泉先生"慨然独捐战斗侦察机一架以为侨界倡",印尼华侨黄奕住先生也捐出5万美元。捐机活动立即得到菲律宾侨胞的响应,共捐资300万元,购机十五架命名为菲律宾华侨飞机队。这是华侨最早的捐机活动。(厦门《华侨日报》1933年3月16日)
在李清泉先生出任国难后援会会长时,就把抵制日货作为打击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重要手段。在1931年11月26日召开的、有3000余人参加的菲律宾华侨救国代表大会上,就宣布了"抵制日货条例",并成立了抵制委员会,李清泉先生亲自参加该组织活动。抗战爆发后,李清泉更加坚决领导抵制日货运动,当时有人担心抵制日货会引起侨商同日本的贸易关系顾虑造成法律上的麻烦。对此,李清泉先生毅然说:"诸位认为该做的就放胆做,事到事当。"表现出勇于负责的精神。这一斗争,就在第一年造成日本对菲出口减少20%。(《菲律宾华侨救国运动史》28-29页杨荣标:"李清泉先生思想风范";菲律宾《新闽日报》1971年10月20日;《民锋半月刊》:《悼李清泉》1940年2月1日)
1937年"七七事变"后,李清泉先生立即召集菲律宾各端口侨领,成立"菲律宾华侨抗敌委员会",作为统一华侨救国运动的领导机构。李清泉先生出任主席,杨启泰、薛芬士出任副主席。在成立公告中宣布:该会以"策励侨众开展爱国运动,以人力物力援助政府抗敌御侮"为宗旨。并在全菲各地成立分会以全面开展筹款、抵制日货和鼓励青年回国参战活动。在厦门和福州相继沦陷时,又组织"福建华侨救济委员会",发起捐资1000万元供福建省救赈和武装民众的经费。 (《菲律宾岷里拉中华商会70周年纪念刊》:《会史》)
当他看到海外华侨抗日救国情绪日益高昂,而南洋各地华侨均各自行动缺乏统一领导时,李清泉先生认为成立全东南亚华侨抗日组织,以统一行动,将更有效地领导和组织华侨开展抗日救国活动,于1937年秋,致函陈嘉庚先生建议"南洋华侨应在香港或新加坡组一筹赈总机关,领导募款。"陈嘉庚先生以"新加坡乏相当人,请转商香港较妥"。李清泉先生认为成立华侨总会刻不容缓,且由陈嘉庚先生出面发起最为适宜,于1938年夏,他再次致函陈嘉庚先生,倡议在新加坡组织华侨总会。印尼巴城侨领庄西言亦有此议。在陈嘉庚先生同李清泉、庄西言等的共同努力下,1938年10月10日在新加坡召开了南洋各端口代表大会,李清泉先生亲率的菲律宾代表是先到达的代表团,因而受到陈嘉庚先生的赞扬。由此,亦可见李清泉先生救国之心切。大会决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并制定了筹赈行动计划,推举陈嘉庚先生为总会主席,李清泉、庄西言先生为副主席。自1938-1941年三年之中,共筹款二亿六千四百万国币,有力地支援了祖国的抗日战争。其中李清泉先生任主席的菲律宾抗敌委员会,自1938-1940年就筹集菲币1200万抗日经费。陈嘉庚先生称赞"其数目为南洋各属华侨之冠"。(《菲律宾岷里拉中华商会70周年纪念刊》:《会史》)
李清泉先生原身患糖尿病,但他以抱病之躯为国奔走,致病情恶化,送往美国加州医治无效,于1940年10月27日与世长辞,享年52岁。临终之时,留下遗言:"将10万美元遗产给祖国抚养难童"。在他这一精神激励下,马尼拉侨团和他的生前好友共筹40万美元作为祖国救助难童基多,以表示对李清泉先生的永久纪念。人们盛赞他是:"至死不忘救国的人。"正如吴重生先生所说:李清泉先生是"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的贤者。他为祖国兴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