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请问菲律宾人是什么人种,他们的语言,文化和祖先
目录
历史溯源
民族特征
华人
经济发展
菲律宾人
菲律宾人无忧无虑的性格,首先是因为他们笃信宗教。菲律宾是亚洲唯一的天主教国家,有85%左右的人天主教徒。教徒家里就是一贫如洗也会挂上一副耶稣“最后的晚餐”的油画。在大街小巷穿梭的吉普尼,几乎每一辆上都写有与宗教有关的字句。菲律宾人最大的魅力,就在于他们的幸福感很强。这种幸福感很有感染力,大街上不管富人穷人,脸上都挂着微笑。即使是生活在最底层的人,每月只赚一点点钱,他们也整天乐呵呵的,几乎没有危机意识。
中文名称:菲律宾人
人口:4948万人
地区:东南亚
国家:菲律宾
历史溯源
菲律宾群岛的古老居民系尼格利陀人,约在两万多年前从连接亚洲大陆的陆桥迁入,带来旧石器时代后期文化,其后裔为今日的阿埃塔人。公元前3000年纪至前1000年纪,先后有两批原始马来人从海上迁入,带来新石器时代文化,其后裔为今日的邦都人、卡林加人、伊隆戈特人、巴戈博人、曼达亚人、布基农人等。公元前2世纪至16世纪,又有3批新马来人迁入,带来金属工具、阶级制度和文字,其后裔为今日的伊富高人、比萨扬人、他加禄人、伊洛卡诺人、比科尔人以及14世纪信仰伊斯兰教的摩洛人等。
民族特征
这些不同来源的人们有的仍保持着自己的民族特性,有些则互相混合,并不断吸收以后陆续迁入者的文化和血统,社会发展达到较高水平。3世纪时,菲律宾人即与中国有友好往来。中国宋代赵汝适《诸蕃菲律宾人志》中已有关于民都洛岛麻逸国的记载。当时菲律宾人已输入中国瓷器和其他商品。其后,在东南部又建有苏禄国,在班乃岛建有马迪加亚斯国,在北部和中部建有吕宋和冯嘉施兰等国。14世纪后有大批中国移民迁入,参加当地的经济开发。1521年遭西班牙殖民者入侵,菲律宾人民奋起抵抗, 率队入侵的F. de麦哲伦在此次进犯中毙命。 自1565年起受西班牙殖民统治达 330多年。1896年以A.博尼法西奥为首的 "最尊贵民族儿女协会" ("卡蒂普南")发动反西班牙殖民者大革命,于1898年宣布独立。其后又开展反对美国侵略、保卫独立的斗争,失败后,自1901年起受美国殖民统治达40多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攻占菲律宾,菲律宾人又进行抗日游击战争,于1946年获得独立,建立菲律宾共和国。
⑵ 什么食物是在哪个朝代引进中国的
西汉:
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引进核桃、石榴、葡萄、胡萝卜,从伊朗引进石榴;
三国:从东南亚引进苹果;
晋:从印度引进茉莉花;茄子(原产印度、秦国)
唐:从尼泊尔引进菠菜;无花果(欧洲地中海和中亚);开心果最少在唐代就传入;
北宋:绿豆(原产于印度、缅甸地区)
南宋:西瓜(原产非洲)
明:哥伦布发现美洲,引发了欧洲人对这块所谓“新大陆”的注意。在美洲成功殖民后,16世纪后期,西班牙人进而在南亚的菲律宾建立殖民地,一些美洲农作物开始传入菲律宾由菲律宾传到南洋各地,并进一步传到中国。美洲作物的引种与传播成为明清时期我国农作物引进的一个显着特点。
传入中国的美洲作物计有:玉米、马铃薯、番薯、番茄、花生、向日葵、菠萝、豆薯、木薯、南瓜辣椒、菜豆、利马豆、西洋苹果、番荔枝、番石榴、油梨、腰果、可可、西洋参、番木瓜、陆地棉、烟草等近30种。
清以后:末年引进洋葱等“洋”系列:洋葱、洋姜、洋芋(薯仔)、洋白菜等。
⑶ 水稻的传播是什么
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交往,使水稻迅速传播各地。约在3000年前的周代,中国的稻谷北传朝鲜,南传越南,稍后稻作技术传入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中国的粳稻东传日本。大约在5世纪,水稻经伊朗传入巴比伦,然后经非洲传到欧洲,新大陆发现以后再由非洲传入美洲以至于全世界。
⑷ 什么是瓮葬
瓮葬
葬俗是人生礼俗的终结,近现代的葬俗多能向邈茫悠远中寻求源头,如盛行于东南沿海地区的"瓮葬"习俗(亦称"启棺拾骨"等),其历史便可上溯至约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在已经发掘的仰韶文化墓葬中,陶制瓮棺是初民最早的大量使用的葬具材料,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瓮棺葬",亦即后世"瓮葬"的雏形。令人注目的是,当时的瓮棺葬绝大多数是夭折儿童的葬具,而成年和少年死者则被直接埋入土坑墓圹。以半坡遗址为例,已经发掘的二百五十座墓葬中,成人土坑墓一百七十四座,儿童瓮棺墓七十三座,幼儿土坑墓仅三座。众多的儿童瓮棺墓,既显示出当时社会生活水平低下儿童死亡率极高的现象,也说明儿童受到了特别的照顾。此外,无论是半坡遗址或北首岭遗址的用于儿童葬具的瓮、钵等陶器,其底部或用作棺盖的盆上,大多有一个小孔,有的钻成很规则的圆形,有的则是敲击成不规则的形状,小孔上往往还加盖一块小陶片,其内表面还涂有红色颜料。凡此种种,意义何在,引起了人们的种种猜测。
一种意见是,夭折儿童被装入瓮棺而不是直接埋入黄土中,是希望给其一定的空间,瓮棺盖或底部上的小孔则是希望他(她)能恢复呼吸,得以复生。郭沫若参观半坡遗址时有诗云:"半坡小儿冢,瓮棺盛尸骸;瓮盖有圆孔,气可通内外。"(《访半坡遗址四首》)似乎也是同类意见的艺术性表达。既然人已经死了,何以又望其"通气"呢?有人推测这可能与当时的诊断技术落后、幼儿常出现"假死"的现象有关系,所以大人存此侥幸念头。
另一种意见是,这与当时人们对灵魂的信仰有关,盆、钵底部的小孔当是供灵魂出入的通道。如此葬俗,与近代某些地区小孩死后并不埋葬,而葬于树杈上,以为小孩的灵魂弱小,埋在地下便出不来的意识是一致的(宋兆麟等《中国原始社会史》,文物出版社,1983年出版)。
还有一种意见是,支配儿童瓮棺葬仪的是远古人类的生殖崇拜观念,在这种葬法中,瓮棺象征女性的子宫,覆盖棺孔的陶片涂红是象征经血,瓮棺内小儿尸体的下肢或作蜷曲状,则是恢复人居母胎时的状态。故以瓮棺葬小儿的目的,其实是祈望他(她)的复生和再生。
据说,在西欧、南亚和远东的一些古代石墓遗存中,也发现有类似中国瓮棺的凿孔现象。看起来这个谜底的揭示,还可以从多元比较的角度展开。
⑸ 玉米是什么朝代开始有的
玉米在中国是从明朝开始种植的,根据历史记载我国栽培玉米的历史大约有470多年,也就是从明世宗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开始。
玉米原产于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和秘鲁沿安第斯山麓一带。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在第二次归程(1499年)中,把玉米带到西班牙。
据考古发现,早在1万多年前,墨西哥就有了野生玉米,而印第安人种植玉米的历史也已有3500年。考古学家已经在普埃布拉州特瓦坎谷地发现了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1540年之间玉米文化的遗迹,表明古印第安人如何在狩猎活动日渐稀少的同时,逐渐开始采摘野果并过渡到人工种植玉米的过程。
(5)瓮葬文化是由什么传入菲律宾的扩展阅读:
玉米的价值
玉米用作饲料、食物和工业原料,在许多地区作为主要食物,但营养价值低于其他谷物,蛋白质含量也低,并缺乏菸草酸,若以玉米为主要食物则易患糙皮病。玉米的谷蛋白质低,不适于制作面包。在拉丁美洲,玉米广泛用作不发酵的苞谷饼。
玉米除食用外,玉米玉蜀黍(Zea mays)的穗也是工业酒精和烧酒的主要原料。
⑹ 什么是新时期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的桥梁
东南亚地区是一个多元复合文化区,其文化发展灿烂辉煌,既融合了多种外来的文化,又保持着本地区文化的鲜明特色,表现了强大的内聚力和兼容力。
东南亚文化在世界文明舞台上究竟占有一个怎样的地位,它与中国的文化交流有那些基本特征,它的发展前景如何呢?
(一) 东南亚文化的重要历史地位
在殖民时期、东南亚学研究掌握在欧美人手里,特别是在西方宗主国的学者——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和美国人的手里。他们从西方人研究的立场、角度出发,对东南亚殖民地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他们中的一些人持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带有种族主义的偏见,往往把东南亚看作是欧洲对外扩张的一个延续部分、一个隶属于欧洲的地域,不适当地夸大了西方对亚洲、对东南亚的影响。这样塑造出来的东南亚的历史、亚洲的历史就不可能是客观的、全面的图像。此外,因为过去东南亚曾受印度的很大影响,有的西方学者研究东南亚历史,把印度的影响夸大,认为古代东南亚一些国家是所谓“印度化国家”,甚至是印度人拓殖的殖民地。有的印度学者则采取“大印度”和“印度中心论”的观点来研究古代印度与东南亚的关系。
诚然,我们也要注意“中国中心主义”的偏向。现在不少学者,包括华人学者提出“看中国对东南亚的影响”,也要客观来认识。不能把从中国的角度来观察扭曲为“中国中心主义”。那样也是错误的。研究东南亚的历史与文化,很重要的一点是要从本地的视角来认识它,也就是从东南亚自身的历史发展来认识它。
二战后,研究东南亚的一些学者,包括东南亚国家的学者努力摒弃长期主导东南亚学的“欧洲中心论”、“印度中心论”以及将东南亚国家的历史文化视为“中国文化延伸”的偏见和旧识,自觉地从东南亚自身发展的视角进行观察,他们强调东南亚文化的主体性与延续性,并以丰富的研究雄辩地证明东南亚地区有其鲜明的文化特征,指出不应片面夸大外来文化的影响。例如英国着名的史学家D.G.E.霍尔,他在其名着《东南亚史》中提出“东南亚是一个凭它本身的条件就值得重视的地区,而不仅是同中国、印度或西方发生接触时才值得重视。”他明确指出,应以东南亚“自身的观点而不能用任何其他观点” 来研究东南亚历史,考察其文化。尽管霍尔在《东南亚史》一书的一些章节的阐述中,自己也往往不能摆脱“欧洲中心”的束缚,但是他强调东南亚的主体性的上述看法是卓有见识的,是可取的。
另一方面,东南亚的发展既不是也不可能是孤立的,东南亚文明是世界文明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外来文化是影响东南亚历史进程的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东南亚与世界两大文明古国印度和中国的联系源远流长,深受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双重影响。特别是由于地处东西方文化交汇与接触的十字路口,东南亚国家还受到伊斯兰和基督教文明的影响。因此,东南亚地区和国家的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打下了亚洲两大文化和其它外来文化的印记。拒不承认外来文化的影响,甚至认为古代东南亚文明走在了它的北方和西方邻居的前面,无疑也是违背迄今所知的历史实际的。
东南亚地区,在经济制度、政治体制和文化类型上纷繁复杂,各国的发展很不平衡,有的学者由此否认它的统一性和整体性,然而,我们在东南亚的多样性发展中也可以看到它的相对统一性与整体性。研究东南亚的学者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注意到这个地区之间的某些共同点及其历史文化特征的相似之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民族独立运动勃兴,一系列东南亚新独立国家诞生。东南亚的战略地位与经济价值显着提高,把东南亚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学者日益增多。英国学者D.G.E.霍尔的巨大贡献是,他撰写的《东南亚史》是第一部涵盖东南亚各国的地区通史。美国学者约翰.F.卡迪承继了霍尔的思想,他写的《东南亚历史发展》和《战后东南亚》,也不是对各个国家的历史作孤立的论述。这是两部互相衔接的关于东南亚历史与文化发展的综合性研究着作。澳大利亚学者安东尼•瑞德教授所着:《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年》也是将东南亚作为一个整体研究的重要着作。他的两卷本巨着向我们展现了贸易时代东南亚整个地区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清晰的图画。
卡迪在《东南亚历史发展》一书的序言中说:“这个当前被称为东南亚的分布范围很广的地区,曾经有过一段相互紧密联系的历史,这一点,从外表上看并不十分明显。也许,这一地区的最独特之处,是它的岛屿和大陆之间的差别,土壤和地形的多样性,各种各样的种族集团,以及迥然不同的宗教和文化发展水平。”但他指出:“可以确认,有三个或四个因素在历史上把这个地区联系在一起,其中每一个因素涉及地区内部的关系,起着一种连锁反应的作用。” ③那么,有哪些因素或者说从哪个方面可以看出东南亚地区各国互相联系的统一性与整体性呢?
首先,东南亚地区有它自己的固有文化。古代东南亚国家并非原封不动地照搬印度文化,而是有选择地主动吸收。毫无疑义,东南亚深受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影响,但在印度宗教与文化输入之前,东南亚不是文化的真空地带,它有自己的独特文化。赛代斯曾经对东南亚早期固有文化的特征作为精辟的概括:从物质文化方面看,有水稻的耕作,黄牛和水牛的驯养,金属的初步使用和航海技术;社会结构方面,妇女和以母性为世系的作用占有重要地位,以及因灌溉耕作的需要而产生的组织;宗教方面,万物有灵论、崇拜祖先和土地神、修建在高地上的祭祀场所、石瓮葬和石棚葬;从神话方面看,皆为宇宙二元论,其平中高山对大海、飞禽对水族,居住在山区的人与沿海的人相对。
第二,在外来文化传入后,东南亚本地的传统的文化与之互相融合,有选择地吸收,逐步形成了具有特色的东南亚国家的民族文化。以水稻栽培为主的灌溉农业延续下来,形成东南亚的发达的农业文明,或称稻作文化;农村村社的长期保存与双系继承制的存在,是东南亚社会结构的重要特征;此外,原始的拜物教信仰与外来宗教相结合,使东南亚的宗教具有新的特色。源于印度的佛教、印度教输入东南亚后,不再保持原来的形态,它们已本地化、民族化,因而能在东南亚国家扎下根来,上座部佛教传入缅甸后,与当地的神祇信仰相结合,缅甸寺塔中往往供奉着各种神灵的偶像,成为它的一个特色。东南亚国家的文学、艺术、音乐、舞蹈等等同样保持了传统的风格,并在吸收印度、中国及阿拉伯的文化营养后,获得了新的发展。
第三,东南亚的相对统一性与完整性,不仅表现在它是一个历史、地理和文化的相对独立的单元,即独立于东北亚、南亚及澳大利亚诸地区,而且表现在东南亚各国之间的日益密切的联系。与印度、阿拉伯与中国、东亚诸国海陆贸易的发展、文化的交流,大大促进了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联系。西方殖民主义侵入后,东南亚各国殖民地化,分别受到不同的殖民国家的统治。殖民时期,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垂直联系比东南亚国家之间的水平联系更为紧密;另一方面,由于东南亚国家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它的经济、贸易与世界市场和商业贸易网络密切联系起来。进入20世纪初,东南亚与世界,东南亚国家内部的联系更加增强了。
第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的面貌发生巨大的变化,一系列民族独立国家兴起。东南亚新兴民族国家为了发展民族经济与文化,努力重建它们的传统联系。为了建立区域性的合作,1967年8月,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五国成立了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1984年1月文莱独立后随即加入该组织。1995年后,东盟朝实现“东南亚一体化”目标加速发展,到1999年,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相继加入,东南亚十国组成“大东盟”。东南亚国家在多样化中求统一, 东盟的成立和扩大,标志着东南亚区域性联系的新发展。
当前,建设地区共同体是东亚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的一种构想,一种区域发展的设计,是迈入21世纪和今后发展的一个蓝图。2008年东盟国家通过的《东盟宪章》提出要建立“东盟共同体”,首先是经济共同体,同时要建设一个政治——安全合作的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合作的共同体。这是东南亚地区一体化的一个发展进程。现在处于建设东盟经济共同体的阶段。这种地区一体化的要求,在当前这个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时代,既是东盟国家为了联合自强政治经济的需要,也是维护本地区安全、稳定与和谐发展的需要。
由此,越来越多的研究东南亚的学者从东南亚自身的发展进行观察,强调其文化的主体性与延续性,并逐步形成一个新的观念:东南亚地区有着它自身的鲜明的文化特征。因而我们在研究东南亚文明时,既不能忽视东南亚地区的多样性,了解东南亚各国历史文化的不同特点,又必须注意到这一地区的相对统一性,应将它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和文化紧密联系的相对独立的单元进行综合考察。
(二)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的基本特征
由于地理环境与历史条件的不同,亚洲地区各国是在互不相同的状态下发展起来,因而形成不同的民族与国家。从亚洲文化的传播与相互影响中,可以看到,由于各国社会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国家与民族在文化传播中的地位与作用不同,处于社会文化发展比较先进阶段的国家和民族,在文化的传播与交流的一定阶段居于主导地位。那么中国与东南亚地区文化传播与交流具有那些特点呢?
1、处于领先地位的中国文化对东南亚有深刻的影响
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学者认为,历史上,以中日朝(韩)越诸国文化为标志的中华文化圈,有的学者又称为“汉文化圈”, 是以儒学为重心,稍后以中国化的佛教哲学和中国的道教哲学,即以儒释道文化为核心的文化。这种文化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3世纪时传入朝鲜、日本和越南。
包括越南在内东南亚地区是一个多元复合文化区,在历史上不仅深受印度文化的影响,也受到中国文化传播的影响,而后还接受了伊斯兰文化。到了近代“西学东渐”,西方文化又向东南亚国家传播。东南亚既融合了多种外来的文化,又保持着本地区文化的鲜明特色。其中,中国文化对越南及新加坡等华人华侨聚居的东南亚地区有着较大影响。有的马来西亚学者亦将中国文化视作本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认为根源于中华文化的“马华文化”是“大马诸多族群文化之一”。
2、传播与交流的方式多种多样,不仅有国家之间的关系,还有多种民间的交往
在中外关系史上,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是人,物质的交换也要通过人。人民群众通过个人或集体的行动,透过旅行、贸易或迁徙等方式互相接触、交往,进行思想和物质的传播与交流。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交往过程中,既有互派使节、经贸交易、互赠礼品和书籍、艺术交流、又有移民寓居,留学生和僧侣的互访等等。其中,“朝贡贸易”和民间交易形式下的经贸来往与宗教的交流,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文化交流史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许多历史资料表明,中外关系的起始,首先是人民之间的互相接触,而官方的联系,邦交的建立,往往是在民间往来之后。因此,我们研究中外关系史既要重视国家关系的建立,又不可忽视研究民间的交往。邦交的建立,国家关系的发展,往往更有利于人民之间的往来。然而,人民之间的来往又常常是国家关系建立的先导。当国家关系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受阻时,例如,明代初年厉行海禁,朝廷三令五申,敢有私与“诸蕃互市者”,必“置以重法”,但民间的交往仍然在持续地进行着。古代中国对外贸易主要是以传统的朝贡方式进行,由国家垄断,但是人民出海谋生,进行海上贸易仍然无法禁止。在明清两朝政府实行海禁期间,民间的海上贸易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有所增长。
研究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史,我们会发现这样一条轨迹:人民群众的交往——交通路线的开辟——经济文化的交流——外交关系的建立——更广泛人民交往与经济文化的交流。民间先行、国家主导、官民并举,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基本途径,而海外华人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对东南亚国家文化事业的发展有宝贵的贡献。
3、和平的非暴力的交流是发展的主流
在中国与东南亚邻国的关系史的长河中,和平的交往,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是发展的主流。虽然在历史上曾有统治集团发动的战争,但是比起那些战争来,2000多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友谊关系,经济和文化上的相互交流和互动,所遗留下来的痕迹要深刻得多,所发生的作用要广泛得多。一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史是以经济文化交流与和平友好交往为重点的历史,其基本理念是“和而贵”,“和而不同”。中华文化对外来的宗教文化从来是开放的、宽容的,这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发展的主导方面。
诚然,在研究中外关系时也不能忽视或回避国家之间的战争。因为在整个阶级社会的历史时期,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或侵略是难免的,这是国家政策在国际关系上的一种表现与继续。我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总的来说是和平共处的,有时也发生过战争。研究中外关系史对此应依据历史事实,进行具体分析。已故着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曾指出,我们“既不要专写战争,不写和平,也不要从历史上删去战争,甚至删去人所共知的战争,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图,写出一个历史上没有的也不可能有的和平共处的局面。” 我们要揭示历史的本来面貌,不必掩饰历史上中国王朝的对外战争。但是需指出;第一,在历史上,中国与东南亚诸国的关系主要是和平友好交往的历史,双方的战争是屈指可数的。中国与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在历史上没有发生过战争与军事冲突。例如与泰国、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都未兵戎相见。对缅甸只有过两次战争,与印度尼西亚仅有一次,主要都发生在元朝时期。第二,对越南的战争虽然次数较多,但要作具体分析。在越南立国以后,中越两国间的战争年代加在一起是很短暂的。自从吴权抗击南汉起,经过丁、前黎、李、陈、胡、后黎,直到阮朝,共约1000多年,其中发生战争的年代大约只有20年,而且每次战争结束后,两国王朝都采用了和解的策略,以求和睦相处。可见,在两国历史上交战的时间是短暂的一瞬,仅是历史发展中几个小的漩涡,而两国的和平友好的交往仍是两国关系的主流。而且,由于地理上山水相连和悠久的历史联系,中越两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关系比起其它一些亚洲国家更为密切。
研究中外关系史,包括东南亚各国关系史的和平与战争两个方面,并作历史的比较,将有助于认识和平与友谊是中国和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国关系史发展的主要内容,对于我们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很有助益。
关于战争的作用与影响问题,我们也应有历史的辩证的认识。历史事实表明,战争有时也会对各国经济文化交流在客观上起某种促进作用。学者指出:“文化交流还有意外的渠道,为当时的人所意想不及的,即战争与掠夺也会造成文化交流的机会。”
4、双向互动性是交流的突出特点
在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关系史上,相互促进构成了重要的内容和突出的特点。研究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文化的交流,既要注意中国的先进文化对东南亚国家的巨大的影响和促进作用,同时也要注意研究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影响与促进作用,这两个方面均不可偏废。
从中国学者的角度讲,应注意研究和正确反映中国在东南亚与世界历史上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在这方面,我们自己的研究显然还很不够。关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史及其国际影响,中国人尚未有一部很有影响的专着,而英国学者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成为国内外研究这个问题的必读着作。例如,他曾经指出,第一次出现天文望远镜的自动传动钟机,并不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在19世纪早期的欧洲,而且是在公元2世纪的中国。首次制成的赤道仪并不在乌兰尼堡或维也纳的工场里,而是在中国元朝的大都。 可见,在一些发明创造方面,中国人常常名列世界的前茅。
中国将自己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果无保留地献给亚洲和世界各国人民,对人类社会的进步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其中特别是中国的三大发明——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的传播对欧洲封建制度的崩溃和资本主义的萌芽起了催化作用,贡献是十分巨大的。马克思对此作过很高的评价,他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然而,中国的高度文明和有活力的创造,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勤劳与智慧的结晶,而且汲取和汇合了亚洲与世界各国文化的精华。几千年来,中国就不断地从外国,尤其从东南亚诸邻国学习到许多有益的东西,引进优良的产品、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文化。
如前所述,中国与东南亚的文化交流从秦汉时期起始、经过隋唐到明清,两千多年,高潮迭起,一浪高过一浪,规模日益扩大。例如,明初郑和船队七下西洋,途经东南亚,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文化交流,形成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的高潮。郑和船队远航把中国的工艺制品及生产技术带到西洋,推动了东南亚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海上交通的发展,又促进了双方商品货物的交换和中国国内手工业的生产,并使中国移民大批地向南洋各地寻求发展。
历史上先后有许多中国人南迁东南亚。中国移民是在东南亚传播中国文化的使者与桥梁,对东南亚国家文化事业的发展有宝贵的贡献。举例而言,1285年,元军的一位歌手李元吉被俘后,长期居留越南,将中国的传戏传入越南。越史记载:“李元吉作古传戏,有西方王母献蟠桃等传,……感人令悲则悲,令欢则欢。我国(越南)有传戏自此始。” 1350年元朝杂技名家丁庞德挈带家小南投越南陈朝,向越人传授缘竿技艺,越南有“险竿自此始。” 明代中越两国人员交往增多。在明军征讨越南时期,一些中国军民留居当地没有“北还”。同时有不少越南人来到中国,并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有过卓越的贡献。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交趾人阮安在北京城建筑上的功绩。阮安约于永乐五年入宫为太监,他善于谋划,尤长于工程建筑,在营建北京的宫殿和皇城时负责总设计。他设计的紫禁城南北长960米,东西宽760米,其中有前三殿(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和后三殿(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经过修建的北京城,建筑布局匀称,庄严雄伟。阮安对北京城的九门城楼、五府、六部、诸司公宇的建筑,以及治理杨村驿诸河均有功绩。
由此可见,东南亚地区文化发展史,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各国各民族文化相互传播、碰撞、融合和不断创新的历史。东南亚文化发展与交流的主旋律是相互交汇和融合,而非文明之间的冲突。在漫长的相遇、相碰、相汇的历程中,文明之间的冲突只是暂时的,居次要地位,而和平的交融与交汇,会通与共生则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
(三)当代东南亚文化发展与交流的新特点与发展前景
“温故而知新”,东南亚文化及其交流有着繁荣的过去,必会有更辉煌的未来。在一个空前活跃开放的时代,伴随全球化和区域化和各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东南亚地区必然出现一个文化建设与文化交流发展的高潮,而当代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文化传播与交流的迅速发展,已成为促进东亚各国现代化建设的巨大动力。数千年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积淀下来,构成了东南亚文化复兴的精神基础,而东亚东南亚的巨变,特别是战后的重新崛起与迅猛发展,为新世纪东亚文化的发展和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文化交流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战后东亚(包括东南亚)地区重新崛起的历史表明,东亚的传统文化经过革新、转换和改造,保持它的和谐、兼容和协作的精神,发扬它的群体主义的作用,重视发展文化教育和智力开发,就能使东亚文化具有更大的凝聚力。东亚地区的这种新文化,与经济、政治因素相配合,对日本、“四小龙”、东盟和中国的经济起飞和迅速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是公认的事实。
当代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国际风云的变化,极大地影响和推动着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这有以下几点依据:
一是现代化就意味着向世界开放,而一个封闭的民族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大方向不会变,开放的步伐会逐步加快。中国现代化的程度越高,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就越来越扩展,只要中国现代化的步伐不停,就一定会努力去促进与世界,尤其是周边邻国的文化交流。
二是经济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各国的经济联系将越来紧密。进入21世纪,在东南亚地区发生历史性的变革和社会转型的新形势下,尤其是在文化传播大发展的推动下,当代东南亚地区的文化发展、传播与交流正以罕见的规模迅速发展, 为促进各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中国的繁荣与发展对东南亚国家发展是巨大机遇,而不是威胁。
三是东亚地区合作的发展,尤其是当代东盟的建立与扩大、东盟10+3和10+1协商机制的形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东亚峰会的召开和东亚区域合作的逐步向前迈步,将使东亚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联合日趋密切,并走向协商的机制化。
四是在当代网络信息时代下,东南亚文化飞速发展。现代化的交流手段,电脑和互联网的应用,大众文化传播媒介的广泛兴起,为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机。东南亚国家之间和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文化之间的交流必将日益加速,传播将更加宽广。
现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呈现了多渠道、多层次、多方面、多形式,交流日趋机制化的新局面和新特点。政府、地方和民间并举,特别是科技合作、人才培养、学术交流、文化考察、考古发掘、图书展销、文艺与武术的演出、青年团体的互访、兴办孔子学院、主办国际体育运动会、博览会与文化旅游等等,内容异常丰富多彩,规模空前庞杂宽泛,频率极其密集。尤其是人员来往与互派留学生,大大推动了东南亚国家间和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
从全球和地区文化发展的视角来看,东南亚是亚洲文化发展与交流的支柱之一。东南亚国家人民通过更广泛的接触来扩大文化交流,相互理解彼此之间的文化差异,增进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文化认知和精神上的融合,以求和谐共同发展。当前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已建立了战略互惠或全面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的交流日益紧密。拥有巨大人口资源和无可限量的繁荣潜能和经济活力的东南亚是中国的重要友邻。尽管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出现了波折和动荡,2008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巨大,困难不可低估。但中国经济版图在重新布局的同时,正通过“睦邻”、“富邻”政策增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友好联系。在当前经济处于全面复苏的形势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大力发展双边、多边经济合作的同时,文化交流也必将更上一层楼。
我们相信,只要亚洲各国进一步加强经济合作,展开更广泛的文化交流,就可以创造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携起手来共同为当代东南亚地区及全世界的和谐与发展做出贡献。而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文化发展与交流的广度和深度必将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
⑺ 中国人是什么时候开始吸烟的
烟草源自美洲,将之传播到世界的却是欧洲人。
1492年10月12日,在哥伦布踏上美洲海岸第一天所记的航海日志里,就写着几种当地人送来的礼物,其中之一就有“发出独特芬芳气味的黄色干叶”――烟草。烟草随着哥伦布船队的返航最先来到西班牙,不久后传到葡萄牙,紧接着又迅速传到欧洲其他地区。
1580年,烟草经葡萄牙传入土耳其,随后辗转进入伊朗、印度、日本等国。
1575年左右,西班牙人用一艘大帆船将烟草运到菲律宾移植,烟草在那里迅速成为赚钱的作物。
1600年前后(明万历年间不是成化年间), 据考证竟有4条路线。明万历时始于闽、广之间,自后吴、楚(今江苏、湖北)等地,纷纷移植过去。这是南方烟草输入的第一线,国外大本营是菲律宾,中转站是台湾。其中福建漳州又是“第一线”上的“第一站”。第二条路线始于明代天启年间(公元1621—1627)是从南洋一带进入广东境内,再往北传。又一种记载更指明:来自大西洋烟草,由越南直达广东。第三条路线则从北方“侵”入——由日本到达朝鲜,再转辽东半岛。这条路线传入时间与前两条并行,即在明万历——天启年间(公元1616—1627)。其时,大清已建国都于沈阳,清太宗曾下令严禁贩卖、种植。所以起初是大量传入北方,有人吸食,种植的人却极少;在南方两条线路上,却是移种烟草的人大大多于吸食者。最后一条线路是从俄国传入新疆。时间稍晚于前三条线路,肇始于18世纪下半叶,兴旺于20世纪初。《新疆农业》载:新疆所产之烟,系黄花烟,又名莫合烟,以伊犁为着。烟草有此4条路线传入中国,难怪很快便大行其道了,加之烟草传入后,各地的移种又与本地风俗、口味融合在一起,于是便一下子以扇形态势铺开,以至遍布国中,贻患后世。
到了1620年时,烟草已经成为不折不扣的全球性作物。
烟草初入中国的时候,名称很多,如淡巴菰、相思草、烟酒、金丝烟、仁草、八角草等等。从史籍记载,广泛叫烟草、烟丝的,大约是到清代之后。
而香烟是出现在清末。
光绪23年,中国第一支香烟在上海出现,这是美国人菲利克携带来华零售的,品牌有“品海”“老车”两种,售价每支3文。随着洋火的普遍使用,以及七家商号的惨淡经营,不久就席卷整个中国,光绪28年,中外合资的“北洋烟草公司”再天津开幕,随着,美国烟草大王杜克家族的“英美烟草公司”也开始在中国销售卷烟,觅地种植烟草。随着烟草公司营运的成长,卷烟就成为一枝独秀的消费品了。
光绪31年,也许是中国烟草史上最值得纪念的日子了。因为中国人第一支击败洋烟的香烟在香港鹅颈桥的“南洋烟草公司”制造出来,创办人是日本华侨简照南。在他采取成功的行销策略--“中国人吸中国烟”之下,国产的“双喜”;“飞鹤”牌香烟,夺回了长久以来沦陷于洋商的市场,打的英美公司的“三炮台”;“派力”等名牌溃不成军,奠定了国人烟草未来发展的基础。
⑻ 造成东南亚各国生活习俗文化多样性的原因
东南亚指亚洲东南部地区。中国古代史书上通称它为“南洋”,意指它位于中国南方的大洋之中。东南亚作为一个地区的名称为世界公认并广泛流行,始于二战期间。1943年8月,
同盟国在锡兰(今斯里兰卡)建立“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后“东南亚”一词逐步推广。1962年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的东南亚地理学家会议上,学者们一致同意采取“东南亚”(Southeast
Asia)作为本地区的地理名称。
东南亚幅员辽阔,其地域绝大部分位于北回归线以南,横跨赤道两侧,南北跨越39个多纬度,长达4500公里,东西跨越49个多经度,宽达5600公里。海域面积750多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450万平方公里,海陆范围共约1200万平方公里。其总面积相当于整个欧洲及非洲海岸以北的广大地区。东南亚包括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等十个国家和东帝汶地区,人口将近5亿。
东南亚地区的一个显着特点,是它的相对的统一性和整体性,这使它构成一个独立的单元,同时又存在巨大的差异性与多样性。
在地理上,东南亚介于太平洋与印度洋、亚洲大陆与澳大利亚之间,自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同时,在这个广阔的地区,地理构造异常复杂。东南亚是由一系列嵌入海洋中的半岛与岛屿组成,其中心地带为巽他台地。在地理区划上,东南亚显然分为大陆(半岛)和海岛两大部分。
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一般说来虽不会发生决定性的影响,但往往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东南亚地形地貌复杂多样,整个地区被山川、海洋分割,没有像亚洲大陆那样连成一片,这种地理特征使东南亚在历史上难于出现大一统的政治局面,甚至在半岛及海岛两个地区也未能产生统治全地区的封建帝国。由于地理位置的影响,海岛商道附近的国家首先遭到西方殖民侵略的攻击。由于地理的因素以及其他重要因素的作用,在殖民时期,西方国家建立的殖民政权也大多限于东南亚各封建王国一国的范围之内。尽管日本占领时期,从军事上征服了整个东南亚地区,但它仍然不得不在各国分别建立不同形式的统治。现代东南亚国家版图的形成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有政治、经济与社会历史等原因,而地理环境的影响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除了上述地理状况的差异性以外,东南亚的复杂多样性还表现为人种、民族、语言、宗教与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斯卡拉皮指出:“世界上很少有别的地区能比东南亚更鲜明地说明在千差万别之中求得一致所会遇到的各种问题。”[1]
东南亚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同时它又处于种族和民族适徙的“十字路口”。据学者考察,在远古时代,东南亚的海岛地区如爪哇就有原始人类的足迹。而从距今约一万年的新石器时代始,东亚大陆的民族移动浪潮就已从不同路线接踵而至,迁移到东南亚,从而形成这一地区复杂多样的种族和民族。
东南亚最早的原始人群是爪哇猿人,在爪哇猿人之后,又发现有梭罗和瓦贾克人。学者研究认为,东南亚的原始人为澳大利亚人种,或称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他们在原始社会时期居住在经印度尼西亚的新几内亚到澳大利亚的广大地区。这一人种是迄今仍生活在东南亚丛林地带的尼格里陀人的祖先。
尼格里陀(Negrito)是西班牙文,
是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发现属于这一种族的民族时所取的名称,意为“矮小的黑人”。尼格里陀人的生理特征是头大,脸圆,头发卷黑,鼻扁平,唇厚,肤色深褐,因其体质壮实、身材矮小故名。他们是东南亚最古老的居民,在东南亚史学文化的创造与发展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他们迄今仍生活在马来半岛和菲律宾群岛一些地区。
距今约一万年前,东亚大陆地区进入新石器时代。这一时期的原始民族以采集、渔猎为生,居无定所。由于部落战争、天灾和疾病,不断向远方迁徙。气候温热,植被茂盛的东南亚成为大陆原始部落居民理想的移民之地。流经中国西南部和中南半岛诸大江河谷地带成为原始民族迁徙的天然走廊。中国南部的原始族群从陆路到海路,经过不同的路线,一批又一批地移居中南半岛,南下海岛地区,在那里定居下来,并与当地原始民族结合,形成新的族群,在东南亚生息繁衍。
随着一次又一次迁徙浪潮从亚洲大陆进入东南亚的诸民族集团,都属于南蒙古利亚人种,按照语言分类可分为三大语系:一、南岛语系,又称澳斯特洛尼西亚语系,或称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二、南亚语系,也称澳斯特洛亚细亚语系;三、汉藏语系。
最先到达东南亚的是属于南岛语系的民族,他们开始迁徙的时间大约为公元前2500年,持续至公元前1500年,首先是“原始马来人”,尔后到的称“开化马来人”或“新马来人”。开化马来人与原始马来人和一部分尼格里陀人等相融合,演化形成为“现代马来人”。他们分布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海岛地区,现今三国大多数民族均属马来人血统,操“南岛语系”的语言。
属南亚语系的诸民族约于公元前一千年进入中南半岛地区。孟—高棉民族属于这个语系,多数学者认为,他们来自中国南方,而非印度。孟族是中南半岛上许多早期国家的缔造者,而高棉族则是柬埔寨的主体民族。
在孟—高棉人迁入半岛的前后,属于汉藏语系的诸民族从大陆南下,在中南半岛各地定居下来。在半岛东部主要是属于越语族的越族(京族)、芒族、岱依族和侬族等;在中部主要有属于泰佬语族的泰族、佬族和掸族;在西部有属于藏缅族、克钦族、钦族、克伦族、拉祜族等。学者研究,越、泰等族源于古代华南的“百越人”系统,而缅族群属于中国古代氐羌人系统。
上述族群经过长期的融合、分化与发展的历史进程,演变成为近现代东南亚各国的诸民族,使东南亚成为民族众多、语言复杂的地区。东南亚各国毫无例外都是多民族国家,其中拥有100
个以上的民族的国家有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缅甸则分别拥有90多个、50多个和30多个民族。
民族众多的东南亚,语言十分复杂。不过主体民族的语言往往是一国的通用语言。最普遍使用的语言有马来语,或称马来——印度尼西亚语。这种语言及其变种,即某些方言,是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广大地区的主要通用语。菲律宾南部、泰、柬和越南南部的少数民族的语言也与之相关。泰佬语也较普及,不仅泰国的主要民族泰人讲这种语言,而且缅甸的掸族、老挝的老龙族、越南西北的泰族、柬埔寨西部、东北部和马来半岛归纳部的一些少数民族也操这种语言。越芒语是拥有700
万人口的越南人的一种通用语,北方少数民族芒族也使用它。菲律宾是语言异常复杂的国家,但他加禄语为全国通用语言。
此外,由于西方国家的殖民统治与文化渗透,原宗主国语言——英语、法语等在东南亚成为近代时期的官方语言,各国独立后,在东南亚地区仍然广泛流行。
民族、语言的多样性带来了东南亚国家社会文化的丰富多彩,而且各具特色。它们互相吸收、融合而不单调。东南亚地区有着自己独特的固有文化,同时相继吸收了来自印度、中国、阿拉伯以及西方的文化,形成富有传统特色的地区多元复合文化。
多种多样的宗教信仰是东南亚社会文化多样性的突出表现。世界各大宗教都在这里流行。除原始宗教信仰外,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和基督新教)、印度教、犹太教以及道教、锡克教都在这里拥有信徒。现代东南亚可分为三大宗教区域:
1、以佛教为主的区域: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 缅甸和新加坡;
2、以伊斯兰教为主的区域:马来西亚、印尼、 文莱和菲律宾南部;
3、以基督教(天主教)为主的区域:菲律宾北部和中部。
东南亚的宗教具有悠久的历史。佛教是从印度传入的,但何时传入东南亚已难以考证。至公元初年,已有确凿证据,表明佛教已在东南亚国家传播开来。佛教主要是通过南北两个途径进入东南亚的。南面是海路,主要是经过锡兰(今斯里兰卡)从海上传入东南亚;北面是陆路,是经过中亚,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中国,南下广州,进入越南。此外,还有一条从印度东北,经过缅甸而入中南半岛的途径。古代东南亚佛教和婆罗门教—印度教昌盛,海岛地区的室利佛逝王国和麻喏巴王国有着高度发达的佛教—印度教文化。南传上座部佛教(又称小乘佛教)则中南半岛诸国广泛流行,在中古时期,成为一些国家的国教。伊斯兰教是由阿拉伯商人和印度穆斯林商人传入东南亚的。13世纪以前,在北苏门答腊沿海地区已有阿拉伯、印度商人居住,逐步形成穆斯林社会。至13世纪,伊斯兰教已在马来半岛和南洋群岛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建立了穆斯林国家。15世纪初,马六甲王国兴起,成为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中心,伊斯兰教获得更为广泛的传播,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诸岛以及菲律宾南部岛屿相继伊斯兰化。现在,马来西亚有半数以上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印度尼西亚1.8亿人口中,86.9%信奉伊斯兰教,
是世界上穆斯林人数最多的国家。据统计,全世界的伊斯兰教徒约有7—8亿人,其中20%在东南亚,由此可见,在穆斯林世界,东南亚占据何等重要的地位。基督教是西方殖民入侵后传入东南亚的。菲律宾是东南亚的主基督教国家,由于受西班牙殖民者的影响,全国6068万人口,约有85%信奉天主教。而越南由于受法国的影响,天主教成为仅次于佛教的第二大宗教,信徒约占人口1/10。
宗教对东南亚国家的社会生活有深刻的影响。统治阶级往往利用宗教作为统治人民的工具,从而把王权—神权紧密结合起来;而劳支人民在反抗斗争中则以宗教作为旗帜。殖民者以传教士作为先驱,而东南亚国家的人民又常以宗教作为反侵略的斗争武器。近代以来,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反殖民主义斗争往往与宗教战争相结合。印度尼西亚历史上的蒂博尼哥罗起义和亚齐战争,都是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进行的反殖民主义斗争。20世纪初,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第一批民族主义组织是宗教性组织,例如印尼的伊斯兰联盟和缅甸佛教青年会等。宗教可以成为维护民族团结与统一的精神纽带,同时,复杂多样的宗教也可能产生信仰不同宗教的民族之间,各教派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上述东南亚社会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带来了东南亚各国发展的不平衡,并造成东南亚国家在经济的制度、政治体制和文化类型上的纷繁复杂。然而,我们在东南亚的多样性中也可以看到它的相对统一性与整体性。研究东南亚的学者在本世纪20年代已经注意到这个地区之间的某些共同点及其历史文化特征的相似之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民族独立运动勃兴,一系列东南亚新独立国家诞生。东南亚的战备地位与经济价值显着提高,把东南亚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学者日益增多。法国学者乔治·戈岱司于1948年出版了《印度支那与印度尼西亚的印度化国家》。这部书“头一次把东南亚早期历史作为一个整体展示出来。”[2]不过,越南(受中国文化影响)和菲律宾没有包括在此书内。
必须指出的是英国学者D.G.E.霍尔的巨大贡献,他摒弃了东南亚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和“印度中心论”,坚持东南亚的主体性与统一性。他撰写的名着《东南亚史》,是第一部东南亚地区通史。美国学者约翰·F.
卡迪继承了霍尔的思想,
他写的《东南亚历史发展》和《战后东南亚》,也不是对各个国家的历史作孤立的论述,而是两部互相衔接的关于东南亚历史发展的综合性研究着作。
卡迪在《东南亚历史发展》一书的序言中说:“这个当前被称为东南亚的分布范围很广的地区,曾经有过一段相互紧密联系的历史,这一点,从外表上看并不十分明显。也许,这一地区的最独特之处,是它的岛屿和大陆之间的差别,土壤和地形的多样性,各种各样的种族集团,以及迥然不同的宗教和文化发展水平。”他指出:“可以确认,有三个或四个因素在历史上把这个地区联系在一起,其中每一个因素涉及地区内部的关系,起着一种连锁反应的作用。”[3]那么,
有哪些因素或者说从哪几个方面可以看出东南亚地区各国互相联系的统一性与整体性呢?
首先,东南亚地区有它自己的固有文化。古代东南亚国家并非原封不动地照搬印度文化,而是有选择地主动吸收。毫无疑义,东南亚与印度和中国均有悠久的密切的历史联系,并深受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双重影响,但它的历史不是印度历史的延伸,其文化也不能简单地划入印度或中国文化的模式之内。在印度宗教与文化输入之前,东南亚不是文化的真空地带,它有自己的独特文化。戈岱司曾经对东南亚早期固有文化的特征作为精辟的概括:在物质文化方面的特征是(1
)耕种有灌溉的稻田;(2)驯养黄牛和水牛;(3)初步使用金属;(4
)有航海技术。在社会方面的特征是:(1)妇女的重要地位与母性世系,(2)灌溉农业所产生的组织。在宗教方面的特征是:(1)泛灵信仰;(2)祖先崇拜与崇奉土地神;(3)在高地建立祭坛;(4)瓮葬和石冢葬;(5)充满着对山与海、有翼动物与水生动物,
山民与海岸人对立的宇宙的二元论的神话。[4]
第二,在外来文化传入后,东南亚本地的传统的文化与之互相融合,有选择地吸收,逐步形成了具有特色的东南亚国家的民族文化。以水稻栽培为主的灌溉农业延续下来,形成东南亚的发达的农业文明,或称稻作文化;农村村社的长期保存与双系继承制的存在,是东南亚社会结构的重要特征;此外,原始的拜物教信仰与外来宗教相结合,使东南亚的宗教具有新的特色。源于印度的佛教、印度教输入东南亚后,不再保持原来的形态,它们已本地化、民族化,因而能在东南亚国家扎下根来,上座部佛教传入缅甸后,与当地的那特(Nat,来源于巴利语natha,意即保护者)信仰结合,吸收其精灵、信仰,缅甸寺塔往往供奉各种那特的偶像,这是其佛教的一个特色。
东南亚国家的文学、艺术、音乐、舞蹈同样保持了传统的风格,并在吸收印度、中国及阿拉伯的文化营养后,获得新的发展。
第三,东南亚的相对统一性与完整性,不仅表现在它是一个历史、地理和文化的相对独立的单元,即独立于东北亚、南亚及澳大利亚诸大陆,而且表现在东南亚地区各国之间的日益密切的联系。印度、阿拉伯与中国、东亚诸国海上商业贸易的发展、文化的交流,大大促进了东南亚地区国家之间的联系。西方殖民主义侵入后,东南亚各国殖民地化,分别受到不同的殖民国家的统治。殖民时期,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垂直联系比东南亚国家之间的水平联系更为紧密。但另一方面,由于东南亚国家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它的经济、贸易与世界市场和商业贸易网络密切联系起来。进入20世纪初,东南亚世界,东南亚国家内部的联系空前增强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的面貌发生巨大的变化,一系列民族独立国家兴起。东南亚新兴民族国家为了发展民族经济与文化,重建它们的传统联系。为了建立区域性的合作,1967年8月,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五国成立了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1984年1月,文莱独立后随即加入该组织。1995年后,
东盟朝实现“东南亚一体化”目标加速发展,至1999年,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相继加入,东南亚十国组成“大东盟”。东盟的成立和扩大,标志着东南亚区域性联系的新的发展。
综上所述,我们在学习和研究东南亚历史时,既不能忽视东南亚地区的多样性,必须了解东南亚各国历史文化的不同特点,又必须注意到这一地区的相对统一性,应将它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和文化紧密联系的相对独立的单元进行综合考察。
⑼ 16世纪输入中国的美洲产物有什么加急!!!
16世纪以来,美洲白银源源不断输入中国,它们很快进入国家的贡赋体系,并为国库、皇帝和权贵所囤积。对于绝大多数生产者来说,换取白银的主要目的是缴纳赋税和贡赋,而非资本的增长。许多人日常生活基本上与市场没有联系,白银之类的贵金属在这里基本上成为一种权力、礼仪象征物,恢复其物质的特性,丧失其货币的功能。
1492年,哥伦布重新发现美洲,引发了欧洲人对这块所谓“新大陆”的注意。在美洲成功殖民后,16世纪后期,西班牙人进而在南亚的菲律宾建立殖民地,一些美洲农作物开始传入菲律宾,再由菲律宾传到南洋各地,并进一步传到中国。美洲作物的引种与传播成为明清时期我国农作物引进的一个显着特点。
传入中国的美洲作物计有玉米、番薯、豆薯、马铃薯、木薯、南瓜、花生、向日葵、辣椒、番茄、菜豆、利马豆、西洋苹果、菠萝、番荔枝、番石榴、油梨、腰果、可可、西洋参、番木瓜、陆地棉、烟草等近30种。
玉米(Zea maysL.),禾本科玉米属植物,原产美洲的墨西哥、秘鲁。我国古代称番麦、御麦、玉麦、苞米、珍珠米、棒子等。至迟明代传入我国。嘉靖三十四年(1555)《巩县志》已有“玉麦”的名称,但明确而详细的记载则见于三十九年(1560)甘肃的《平凉府志》卷11:“番麦,一曰西天麦,苗叶如蜀秫而肥短,末有穗如稻而非实。实如塔,如桐子大,生节间,花炊红绒在塔末,长五、六寸,三月种,八月收。”此外,(明)田艺衡《留青日扎》和李时珍《本草纲目》均有记载。
番薯(Ipomoea batatas(Lam.)L.),旋花科甘薯属栽培种,一年生或多年生藤本植物。又名金薯、朱薯、玉枕薯、山芋、甘薯、地瓜、红苕、白薯、地瓜、红薯等,原产中、南美洲,主要用作粮食和蔬菜。宋元以前中国文献中屡见“甘薯”的记载,但那时所说得甘薯是薯蓣科植物的一种,而我们现在所说得甘薯则是旋花科植物,明万历年间传入我国。自它被引种到中国以后,因其形似我国原有之薯蓣科得甘薯,有人便称之为甘薯,久而久之,甘薯一词几为旋花科的番薯所独占。
豆薯(Pachyrrhizus erosus(L.)Urban),豆科豆薯属中能形成块根的栽培种。一年生或多年生草质藤本植物。又名凉薯、地瓜、土瓜、沙葛、新罗葛,是一种既可当水果又能当蔬菜的作物。原产中美洲,后由西班牙人传入菲律宾,可能后来从新罗经海道传入我国福建[1]。中国西南、华南地区和台湾省种植较多。
马铃薯(Solannum tuberosumL.),一年生茄科茄属草本植物。我国亦称洋芋、薯仔、山药蛋、地蛋、荷兰薯。原产南美洲秘鲁和玻利维亚的安第斯山区,为印第安人所驯化。大约1570年传入西班牙,1590年传入英格兰,1650年左右传入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