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侨胞捐款多少

① 万福寺的重修万福寺

“文化大革命”中，万福寺受到严重冲击，惟宋代木刻的惭愧祖师像保存下来，馀皆化为灰烬。
改革开放以来，一九八○年惟添法师住持万福寺，与惟灯法师等多方努力，依靠各级政府部门，联络海内外善男信女，恢复和扩建万福寺。一九八二年之后印度尼西亚侨胞廖茂昌居士、郭郎星居士，新加坡侨胞曾庆锡居士分别捐款扩建佛殿、重塑佛殿三世佛像；一九八七年，香港田家炳居士捐款兴建览翠、仁山、智水风景台。一九九一年，惟添法师发动海内外各界人士集资二十一万多元修建英雅镇府至万福寺公路；一九九二年，市政府拨款三十万元扩建万福路；惟添法师又筹款十万元修建客堂，筹款十三万元重修大殿天面工程；县政府批准将原属万福寺的二百四十多亩山林、土地划归万福寺，恢复农禅并重的祖风；惟添法师与省市交通部门筹款三十万兴锤英（雅）雁（洋）公路。一九九三年，旅星侨胞萧开健居士捐款六万八千元改建福馀精舍；惟添法师募捐十万元修建万福寺罗汉堂、斋堂及配套设施。一九九四年，马来西亚侨胞杨鸿耀、陈戊茂居士捐款修建福禄堂；一九九五年泰国侨胞田锁荣居士捐款十五万八千元兴建山门；一九九六年，泰国大埔会馆会长张庆寺、副会长刘嘉其及二十多位乡贤捐款十馀万兴建风景亭、天王殿。
一九九七年，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泰国等法师、居士与吴易伦、邹进良等大德共捐一百七十万元兴建万福寺兜率内院、观音殿、鼓楼等；观音殿动工时，吴倡化、邹进良等善信捐款十六万元。一九九八万福寺举行兜率内院、观音殿落成剪彩和佛像开光法会，法会结束后，吴倡伦、林源、邹进良三位居士发愿一九九九年再捐一百万修建大雄宝殿，周通盛居士发愿捐款五十万元建观音阁；九月三日市委谢强华书记视察万福寺，不久市委、市政府、交通局和大埔县政府、交通局以及镇政府与万福寺自筹，合计一百五十万元，将镇政府与万福寺的六公里简易公路改造成水泥硬底化三级公路。一九九九年一月，潮州开元寺方丈弘澈法师发心铸造近二吨大青铜钟运抵万福寺。
本寺一九九八年四月十一日（农历三月十五日）举行的兜率内院、观音殿落成剪彩及佛像开光法会，是万福寺开山至今最庄重的一次法会。

② 世界华侨人口到底有多少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考虑移民，希望能去世界上其他国家体验生活。中国社科院数据显示，当前中国移民已超过3500万人，被认为是全球最大的移民群体。

海外华侨华人到底有多少

学者的研究表明，中国人走向海外最早可以追溯到元代以前，当时有我国商人“住蕃”他国，有的时间长达十年之久。而中国人真正移居海外，主要还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从那时起到解放前，移居海外的中国人超过1000万，平均每年在10万人以上。

海外到底有多少华侨华人？由于缺乏权威的统计数字，比较公认的说法是3500多万人，这里面既包括华侨，也包括外籍华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海外华人研究中心曾少聪教授说，解放前，分布在海外的华人主要来自三大地区。其中，东南亚的华人主要来自福建，包括闽南人、客家人；美国发现金矿以后，主要是广府人去了那里，这些人主来自广州市及附近地区；欧洲的华人主要是民国时期移居的浙江人。现在的华侨华人已经分布在世界各地，但其中80%分布在东南亚。

改革开放造就新华侨

“在海外华侨华人中，有一批人是改革开放以后出去的。这些人一般称为新华侨，他们的人数大约为500万人”。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梁英明教授说。

梁教授还表示，也有人说这个数字为500万到800万。与老华侨出国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出国的主要目的是改善个人经济状况，能多挣一点钱。与老华侨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些新华侨中很多人受过教育，不少人还受过高等教育，在国外也容易立住足。这些人不仅来自沿海地区，也有来自东北、西北等边远地区。他们有的去东南亚、欧洲和美国，有的去了日本，还有的去了非洲。有人甚至说，现在凡是世界上有水源的地方，就会有华人。

中国人的移民经历了一个从技术移民为主，投资移民增多的过程。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也为中国移民进入第二个阶段———投资移民增多，打下了基础。

现在无论是技术移民还是投资移民，他们的目标都比以前更明确。比如，在投资移民中，90%以上都是为了子女教育。在技术移民者中，更多的则是为了开阔眼界、读书充电和开拓事业。

华人为中国文化而自豪

专家们估计，好几千万海外华人中，大约98%的人都已经加入了当地国籍。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些人已经不再是中国人了。但是这些人却往往都会为中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而自豪。

梁英明在国外调查时就发现海外华人对中国文化的自豪感真是太强了。他说，中国过去实力比较弱，海外华人对中国文化、文明和历史的自豪感，往往都深藏在心里。现在，中国发展起来了，强大了，这种自豪感在不自觉之中就流露了出来。

曾少聪在东南亚就有不少华侨华人朋友。他说，这些人有时候的确会流露出一种文化上的自豪感，甚至是一定程度上的优越感。这些人认为中华文明比当地原生文明要先进。做生意的时候很多华侨华人都赚了不少钱。

但是到了欧美，华侨华人文化上的自豪感就不像在东南亚那么强了。

海外华侨华人为中华文化而自豪，其中还有一个经济上的原因。专家们都表示，这些人到大陆来投资，只要一说是华人，往往会得到很多照顾，生意也都比较好做。同样是外国国籍，但你是华人，你就容易受到照顾，但认同中国文化，为中国文化而骄傲，会让大陆的中国人觉得都是一家人，跟海外华人华侨打交道时没有必要那么计较得失。

美国华人华侨问题专家令狐萍介绍了美国华人华侨的情况。早年中国人漂洋过海去美国，由于这些人大都没什么文化，在工业化程度很高的美国社会只能做苦力。她说，现在华人华侨在美国的形象已经发生了不少改变。

她说，早年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基本上是负面的。二战时，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有了180度大转变，认为中国人勤劳、勇敢、诚实。现在，华裔学生的成绩大多数都非常好，美国人又认为中国人聪明、好学。如果一个华裔的数学不好，美国人会感到不可思议，把他当成一个另类。

③ 侨胞回国投资、办学等方面的资料

五邑华侨历史

江门市管辖的新会、蓬江、江海三区和代管的台山、开平、恩平、鹤山四个县级市，通称江门五邑。它地处南海之滨，海岸线长283公里，海域有大小岛屿70多个。它毗邻港澳，近距东南亚，早在明代就设有外国船舶停靠点。总面积9，288平方公里，现有人口395.03万；海外华侨、华人215多万，占侨乡人口的57%；加上港澳同胞149万多，则达96%。华侨、华人分布在107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以美国、加拿大最多，有132万多人。在乡有归侨、侨眷和港澳同胞家属196.48万人。
五邑地区向外移民历史悠久，自唐、宋至今已有一千多年。大规模移民则发生在鸦片战争以后；迄至新中国成立以前，有两次移民高潮：一次是1840——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第一个禁止华人入境法案）；另一次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到新中国成立。
唐僖宗乾符六年（879年，公元，下同），黄巢起义，从山东一直打到广州，波及新会，兵败后逃亡苏门答腊等地的人流中，相信会有五邑人。
南宋祥兴二年（1279），元军在新会崖门海域进行灭宋决战，10万“勤王”宋军牺牲，约有3万败兵和百姓逃亡南洋，其中有不少五邑人。宋亡以后，五邑地区发生多次“抗元复宋”的农民起义（如1283年新会林桂芳、黎德分别领导的起义），失败后也纷纷逃亡海外，成为华侨。
明朝初厉行海禁。至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官方以“朝贡”为名进行海外贸易，广东设有市舶提举司，广州成为主要对外港口之一，新宁（今台山）设有广海、望峒、奇潭3个“沃口”（临时泊岸点）。公元1405——1433年，郑和七下西洋，历时29年，访问了东南亚、印度、波斯、非洲东岸等30多个国家。明朝中期，公元1442——1552年，五邑地区发生上10起农民起义，少则数千，多则10万之众，先后被镇压失败以后，不少人逃往南洋。明穆宗隆庆年间（1567——1572），朝廷废除海禁，此时就有开平人出洋经商。明嘉靖32年（1553），葡萄牙人借口曝晒渍水货物，开始占据澳门。十六世纪初，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争相霸占了非洲、美洲、亚洲、大洋州许多殖民地，需要劳动力开发，先是在非洲贩卖上千万黑奴到美洲等地；后来又转向东方，并早在1519年葡萄牙人就在中国沿海抢掠和拐骗我国人民到葡属东印度垦殖，并在1519、1523、1556年3次进犯新会，掠卖良民出洋；荷兰人也同时在闽粤沿海招募华工；后来更演变为大规模的“苦力贸易”，澳门成了重要据点。由于澳门紧靠五邑，因此很多五邑人经澳门出国或被骗到澳门“卖猪仔”出国。
清朝初期也实行海禁，并厉行“迁界”政策，民间出洋很难，但也不能禁绝。在《新会乡土志》和那伏高氏族谱中，记载了沙堆人高竹，经过“迁界”、“复界”的折腾，回乡一年又遭贼犯，父母双亡，年仅10岁（1668），就被迫逃往澳门，后又到了泰国，习医16年，回国后当了康熙皇帝的御医。这是有文字记载的出国和归国的五邑华侨第一人。清初，五邑地区发生多起“反清复明”的农民起义，如：顺治2——17年（1645——1660）发生新会三江、外海、籁竹门的农民起义；顺治4年（1647）新会独冈（今鹤山）黄蛮长领导的农民起义；新会杜阮人黄公辅和新宁汶村人王兴领导的农民起义，合10万众。这些起义失败以后，许多人乘船逃往海外。清嘉庆年间（1796——1820），新会潮连人张保仔落草为寇，极盛时达20万众，后被清军“剿”、“抚”兼用而降清，而拒绝投降的六、七万人，大部分飘洋过海，到了菲律宾、婆罗洲和马来西亚等地，成了华侨，其中不少是五邑人。
根据专家综合史籍统计，到鸦片战争前，整个东南亚地区有华侨100万人以上，主要是福建和潮汕地区人民，其中亦有相当多的五邑人士。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苦力贸易”造成第一个出国高潮。据统计，仅全国被拐卖出洋的“猪仔”就达205万人之多。
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清朝政府割地赔款，开放五口通商，香港成了新的“苦力贸易”中心。1860年，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廷签订《北京条约》，以容许自由移民为名，使“苦力贸易”合法化。此时，五邑地区天灾频繁，租税沉重，民不聊生，农民被迫起义，兼之土、客械斗，土匪猖獗，许多百姓走投无路，不得不离乡背井外出谋生，或被迫“卖猪仔”出国。咸丰四年（1854），五邑发生10万人参加的江会红巾军起义，失败后，许多起义者逃亡海外。1864年，太平天国平南王、新会人黄德滋兵败率余部乘船数十艘，渡南海抵达澳大利亚达尔文市，后聚居墨尔本，其后代繁衍至今达数万人。1855——1867年，发生在台山为中心的土、客械斗，持续12年，仅赤溪外逃者就达10多万人，其中“卖猪仔”到南美洲的就有二、三万众。1848年以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先后发现金矿，掀起了“淘金热”，接着美国、加拿大修建横贯东西的太平洋铁路，开凿巴拿马运河以及开发中南美洲和东南亚都需要大批劳动力，五邑地区以“契约华工”，“赊单工”等形式或自由移民，出现了出国移民的大高潮。仅1854年美国三藩市当年成立的宁阳会馆就接待了8，349名台山人。据统计，从1840——1876年移民到美国的华侨有15——17万人，其中五邑人士12.4万人；加上到加拿大、古巴、秘鲁、澳大利亚以及东南亚其他国家的五邑移民，估计超过20万人。
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第一个禁止华人入境的法案，排华运动从美国开始向加拿大、墨西哥、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地蔓延，使五邑地区出国人数骤减，向外移民走向低潮。少数人仍冒险偷渡入境，有的则转向尚未排华的东南亚地区。1906年美国三藩市大地震，移民资料全部被毁，大批五邑人以“纸面儿子”的名义进入美国，但也使许多移民遭受在天使岛被囚禁审讯之苦。1872——1875年，香山人容闳组织4批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其中10名为五邑人，同时还有其他自费或公费出国的留学生，自此又有一些留学不归的华侨。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廷，建立了民国，使广大华侨看到了希望，纷纷归国办实业。但好景不长，袁世凯称帝，军阀混战，日本步步进逼，。。。。。。使中国人民仍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致使不少贫苦大众继续出国谋生。1914——1918年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缺乏劳动力，又有一批香港海员和五邑同胞移民到了英国和欧洲各国。1927年，蒋介石实行“清共”、“剿共”以后，一些共产党员和其他革命者被迫逃亡海外，当了华侨。这些断断续续的移民活动，一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才完全停止。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五邑人又一次兴起移民高潮。其主要原因是：（1）美国（1943）、新西兰（1944）、加拿大（1947）、澳大利亚（1965）先后废除排华法令，尤其是美国，允许华裔复退军人和单身华侨来中国娶妻带往美国，允许家庭团聚赴美，于是侨属纷纷出国，使往美移民的人数大增；（2）蒋介石政权腐败，又发动内战，到处抓壮丁，致使移民出国者众，不仅去美洲的增加了，有的还到东南亚及欧洲各国。新中国成立前后，有的国民党官兵和疑惧共产党当政的人士也纷纷出国，直到1952年对香港、澳门封关以后才减少。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东南亚各国先后独立，随之实行限制华人入境的政策，加上当时国内政策过左，使五邑侨乡正当出境者减少，而偷渡到港澳者增加了，尤其在“文革”期间。这些偷渡客有的再由香港出国当了华侨。
1979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五邑地区和全国一样，大抓落实侨务政策，使正常出境的人增加了，除家庭团聚、继承财产者外，出国留学、经商、技术移民者也增加了。据查，到1998年止，共有38万人出境到国外和港澳地区定居，平均每年都在万人以上。
五邑华侨出国历尽苦难和牺牲，为当地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五邑华侨和全国其他地区华侨一样，经历了许多磨难和痛苦，其中最悲惨的就是鸦片战争前后以“契约华工”、“赊单工”形式“卖猪仔”出去那批老华侨。这些人多被拐骗或诱骗到港澳“猪仔馆”，拳打脚踢，强迫你在“卖身契约画押；上船后又被当囚犯那样塞进统舱，有的在船上就被折磨致死；到岸后被迫从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受尽种种虐待，不少人被摧残致残、致死。那些幸存者多孤独一生，客死他乡，少数送骸骨回乡安葬。近年新会发现6处华侨“义冢”，埋葬无人认领的骸骨，其中一处就有387具（1888-1892年）。香港新会商会也安葬313具在新界（原系1935年由美国罗省及古巴、越南运回香港的，因家乡1938年沦陷，后又发生太平洋战争，故此）。
华侨在各国作出重大贡献是举世公认的：
在美国。他们开采金矿，仅加州1848——1883年就产黄金12亿美元，占全国的三分之二，为美国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他们参加修建中央太平洋铁路，上万华人担负最艰险的路段，牺牲了千人以上。接着又参加建筑南太平洋铁路和北太平洋路。1964年内达华州建州100周年时，州政府用中英文镌刻了纪功碑：“华人先驱，功彰绩伟，开矿筑路，青史名垂”。他们开良田，仅加州就开垦出1800万亩。筑路和改良洼地两项就为美国创造了2.89亿美元的财富。因此梁启超认为：加州的繁荣“实吾国人民血汗所造出之世界也”。此外，五邑人还把新会柑移植到美国。如今，和江门市结为友好城市的河滨市人民还十分怀念甘边（台山水步）人的功劳。
在加拿大，他们除了开采金矿作出重要贡献外，最大的贡献是参加修建长达3800公里的太平洋铁路。1982年9月25日，在卑诗省的太平洋铁路起点耶鲁镇，竖立一块铜质记功碑，用英、法、中三国文字刻着：“19世记80年代初，承包商安德鲁·翁得东自中国招来数以千计之华工，协助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兴建横越卑诗省华山之铁路，沿太平洋与先瑞利拉奇之间工段，每4个工人中华人占3名，工作虽优异，但每日仅得1元，为白人工人薪给之半。又因工程艰险，由疾病与意外事件而残废者甚众。铁路建成之后，定居于加拿大之华工，遂成为今日卑诗省华人社团社区之基石”。为修筑此铁路1万华工中（占七成系五邑人士），死亡者达4000多人。
在巴拿马，为修筑巴拿马运河和巴拿马铁路，有2万多华人华工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其中多数为五邑人。
在东南亚，华侨参加开锡矿、种橡胶、开发商端口，功绩卓着，其中也有五邑人的贡献。在新加坡原莱佛士博物馆前树立一座纪念老华侨历史功绩的无名铜像，其座基上镌刻着金字碑文：“华人素以坚忍耐劳着称，新加坡、槟榔屿、马六甲三府暨马来所属今日之繁荣，得诸华人能力贡献者，良非浅鲜”。在新、马华人历史上，着名的五邑成功人士有被称为“新马华人三杰”的曹亚珠、陈长炎和赵煜，以及华人甲必丹叶观盛、南洋巨富陆佑等。
五邑华侨在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华侨对当地的贡献，不但表现在早期经济建设方面，在华侨内部团结、互助、自强不息，组织社团，发展教育，开发唐人街，在逆境中求得生存与发展；而且与人为善，和当地人民友好相处，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支持所在国反击法西斯侵略和战后支持殖民地国家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表现尤为突出。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不得不对日宣战。在美国的华侨坚决支持美国政府反击日寇，参军的华人超过1.3万人，占美国华人总数的17%。有1.5万华人海员在美国和英国的船上服务。陈纳德将军组织的“飞虎队”第14服务队有1300人，几乎全是五邑华裔。在加拿大，有500多华人入伍；华人购买的国债达1000万元加币。在菲律宾，华侨成立了“菲律宾人民抗日军第48（华侨）支队”（简称“华支”），其中广东大队100多名官兵都是五邑人士。“华支”战斗三年，伤亡110多人，其中五邑华人占38人。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华侨成为打击日寇的主力。不仅在新加坡保卫战中表现英勇，并在马来西亚进行了长期的抗日游击战争。在其他国家，华侨在反对法西斯战争中也有突出的表现。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纷纷起来争取民族独立，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华侨在所在国积极支持当地人民的独立斗争，在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都给予大支持，特别在东南亚地区，尤为突出。例如，越南二战后的抗法、抗美斗争，就有许多华人参加，不少人还牺牲了生命。这些国家独立后的重建中，华侨更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人心难测，世间“过桥抽板”的大有人在。一旦所在国出现经济危机，往往就拿华侨开刀，以转移人民对当政者不满的视线。自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开始，随着加拿大、黑西哥、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等国也掀起排华运动。二次大战后，又发生马来西亚英国殖民当局（1950）、印尼（1960）、缅甸（1964）、柬埔寨（1975）、越南（1979）、等国的大规模排华事件，其中尤其是越南和柬埔寨，华人死的最多、最惨，再移民到美国、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以及返回中国的也最多。这些排华事件，不仅华侨、华人受害，当地人民也受到损失。这就使所在国家不得不在若干年之后重新检讨得失，重新发挥当地华侨、华人的作用。
二次大战以后，特别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华侨社会也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根本的变化就是绝大多数华侨已经取得当地国籍，暂时持有中国护照的新移民，过几年也将取当所在国国籍，由华侨变成了华人。思想观念上也从落叶归根变为落地生根。经济条件也上升了，小康之家增多，并有相当部分人已发展成为大财团、大企业家甚至是跨国公司老板。由于受教育的程度提高，华人的文化质素和参政意识也大大提高了，出现了许多教授、学者、医生、律师、工程师，甚至出现了一大批知名的科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如美国华盛顿州州长骆家辉（台山人）、加拿大总督伍冰枝（女台山人）、秘鲁前总理许会（开平人）等。据调查，在367.93万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中，知名人士有27，659人，其中政界有569人，，经济界有 25，253人，科技文体卫生领域有1，837人，对当地作出杰出的贡献。
爱国爱乡是所有华侨的光荣传统（对华人来说是爱祖籍国和爱原籍乡），五邑华侨也不例外。一是政治上关心国家的命运，二是经济上大力支持，尤其热心家乡的各项建设事业。纵观华侨爱国行动的历程，共有三次爱国主义热潮：一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时期，二是抗日战争时期，三是新中国改革开放至今。
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以推翻清朝封建主义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体、实行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为基本钢领，他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大伟人。为了贯彻他的主张，他先后组建了“兴中会” 、“同盟会”和国民党，我五邑华侨都踊跃参加。如1894年，“兴中会”在檀香山成立，最初会员有20多人，五邑华侨为数甚多。台山籍华侨刘祥被推举为第一任会长，开平籍华侨邓荫南为值理。1895年孙中山先生又与外海人陈少白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机关。并创办了《中国日报》。为了推翻清朝政权，孙中山组织了10次武装起义，所需经费全靠华侨支持，五邑华侨贡献很大。如新会港胞李纪堂、开平华侨邓荫南为支持革命几乎倾家荡产。为了筹备1911年广州起义的经费，在开平侨领司徒美堂的提议下，加拿大致公堂将多伦多、温哥华和维多利亚三所党部大楼典押出去。直接参加和领导起义的五邑华侨为数不少，其中开平华侨邓荫南和谢缵泰还参与指挥，台山美国华侨马湘担当孙中山警卫，几次参加战斗，出生入死，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在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就有多位五邑华侨。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建立民国以后，华侨爱国热情更加高涨。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大力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权，积极参加讨伐袁世凯和叛贼陈炯明。由于支持革命有功，有的华侨被邀回国参加政权建设。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等机构中任要职的五邑华侨有：黄三德、梅乔林、黄佰度、李是男、黄芸苏、朱卓文、马超俊、马湘、黄湘、黄光锐、邓荫南、谢缵泰、陈军平、邓泽如、赵公璧、伍廷芳、陈少白、李一谔等。
抗日战争时期，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特别在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抗战以后，到1945年8月9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期间，海外华侨爱国主义达到了巅峰，不论发动的广度和深度，还是人力、物力、财力对祖国的支持，以及华侨本身的团结和牺牲精神方面，都是空前的。面对日本法西斯亡我中华最危险的时候，所有华侨都以“国家兴亡、匹 夫有责”的使命感，挺身救国。其主要表现有：
组织各种救国团体。把广大华侨组织起来。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成立了以陈嘉庚为首的“南洋华侨救国总会”。在印尼司徒赞（开平人）为首成立了类似团体。在美国，以五邑人司徒美堂、邝炳舜、阮本万等为首的救国团体，其分处达92个之多。……
用办报、办电台、办文艺演出形式，向广大华侨进行深入持久的宣传发动，激励大众奋起抗日。
捐款、捐物、认购国债，在经济上大力支持祖国抗战。早在1931年“9.18”事变和1932“1.28”松沪战役中，华侨就纷纷捐款支援东北义勇军和抗日联军，支持蔡廷楷将军领导的十九路军。经过1936年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改变“先安内后境外”的政策，在1937年“7.7事变”后，我国进行全面抗战，华侨捐款、捐物和认购国债的热情更为高涨。仅1937—1945年8月，美国华侨捐款达5，600万美元以上，加拿大500万美元以上，全美洲达69，156，115美元。美国致公堂领袖、台山人阮本万本人捐了30.5万美元，募捐3，500万美元，侨领、台山人邝炳舜本人捐款10万美元，募捐500万美元。新西兰华侨抗日捐款达3，209，020磅，澳大利亚仅1941年1——9月，寄回的捐款达1，911，766.37元。当时国民政府共发行6期救国公债，总额达30亿元，海外华侨认购了，11.1亿元。新会旅美华侨认购救国公债和航空公债即达3，630万美元。北婆罗洲新会华侨郑潮炯，从1937——1942年，一边义卖瓜子，一边发动华侨捐款，共得18万元，全部交给“南侨救总”。1940年，他与夫人钟彩合商量，将刚出世的男婴卖给别人，得款80元，悉数捐给祖国抗战。此外，广大华侨还捐物（包括飞机、汽车、药品、医疗器械、衣服、粮食等等），仅抗战初头3年，美洲华侨捐物折款达国币250万元。抗战初期纽约华侨就捐献了100部汽车。在印尼，司徒赞等从1937年7月——1942年12月，就捐了5000万港元，购买物资寄往贵阳。
为了抗日，美国华侨还开办飞机工厂，帮助祖国生产战机与日军作战。为了阻止美国卖废钢铁给日本，侨胞们开展“不供给运动”，拦阻运载废铁的轮船装货、启航到日本。
为了抗日，许多热血青年回国参军，仅日本就有8000人，缅旬160人，其中不少五邑子弟，台山人林基路烈士就是代表人物之一。美国五邑华侨青年参加空军的人数甚多。其中有9名台山籍的飞行员黄新瑞等就击落日机22架，另与僚机合作击落8架。在抗日战争后期，陈纳德将军组建“飞虎队”，其航空地勤人员、飞行员有很多五邑美国华侨青年。1996年4月，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园内建立一座是抗日航空纪念碑，上面刻着881位抗日烈士英名，其中有23名是五邑华侨子弟，他们为抗日救国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此外，为了突破日军的封锁、开辟中缅之间的陆路运输线，“南侨总会”组织2000多名华侨青年司机参加运输战争物资，其中也有不少五邑华侨青年。
华侨在建设祖国和建设家乡的贡献也是非常突出的，特别在上世纪辛亥革命以后到抗日战争以前和新中国成立、尤其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其贡献最为巨大。其表现主要有3个方面：
首先是侨汇，它是侨眷的主要生活来源，也是侨乡经济建设的资金支柱，亦是国家外汇收入的重要渠道。“契约华工”、“赊身工”挨过卖身期限以后，通过艰苦创业，节衣缩食，从清朝同治年代（1861——1874）起台山等地就有了侨汇收入。据专家统计，从1864——1949年的85年间，全国侨汇总额达35.1亿美元，平均每年4200万美元，五邑地区约占20%左右。其中台山最多。台山1930年达3000万美元，1937年达1.8亿美元。新中国成立之后，侨汇收入仍然源源不断，在改革开放以前，其作用非常突出。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国家贸易外汇增加了，侨眷生活改善了，侨汇收入及其作用才有所下降。
第二是回国、回乡投资，支持国家和侨乡的建设，共有三次高潮，辛亥革命后到抗日战争爆发前二十多年间，是第一个高潮。当时华侨在外积累了一些资金；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使欧洲老牌帝国主义无暇东顾，又给华侨一个机遇，因此就纷纷回到香港、家乡和祖国各地投资。回香港发展的五邑华侨，有一批成了巨富，如冯平山、利希慎、林裘谋、李石朋、陈瑞祺、伍时畅、黄润棠、张子芳以及黄克兢、吕志和等，他们事业有成之后，又积极支持家乡和国家的建设。这个时期，由于有许多华侨回乡建房、商端口，办工厂，建公路。使五邑真正形成了侨乡。这个时期，有的五邑华侨还在广州、海南岛、广西、上海等地进行投资，其中广州爱群大厦就是最大的一项，至今天仍然完好。新中国成立以后，许多华侨回国参加建设工作，同时也有一批华侨回来投资，但由于当时政策所限，主要是通过华侨投资公司来办理，其规模较小。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港澳同胞回国、回乡投资最多，唱了主角；华侨、华人的投资比前也有很大的增加，并且还引荐不少外国财团前来投资，其作用也是空前的。1979——1998年，江门五邑共有外资企业（“三资”企业和“三来一补”企业）15，322家，实际外用外资40.30亿美元；其中“三资”企业3，850家，实际利用外资38.48亿美元。而港商“三资”企业就有3，050家，实际利用外资28.03亿美元；澳门商投资“三资”企业354个，实际利用外资2.48亿美元。
第三是捐资兴办公益事业。这是华侨和港澳同胞的优良传统，对家乡帮助很大，其中以捐资办教育最为突出。台山从1912——1945年，华侨捐建的中小学校就有78所之多。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捐资兴办公益事业掀起新高潮，从1979——1998年，五邑港澳同胞和华侨捐资总额达42.23亿港元。兴建学校2，117间（278万m2），医院297间（68万m2），敬老院324间（14.58万m2），影剧院、图书馆、文化室177间（17.61万m2），桥梁825座，道路3，549公里，自来水工程778宗。接受捐资最多的是五邑大学，近2亿港元。捐资最多的港澳同胞是利国伟、陈经纶、谭兆、伍舜德、黄克兢、黄祖棠、黄球等。捐资最多的华侨华人有李盘石、黎耀华、谢文启、伍求登等。
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对家乡的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了表彰他们，江门市共授予四批417人为江门市荣誉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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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青田华侨的支援家乡 建设·捐赠

民国18年（1929），油竹乡雅岙村旅美华侨金美斋资助1000银圆，筹建县立医院，县长郑迈书赠急公好义匾额嘉奖。 民国21年，青田县阜山乡村师范学校创办。阜山归侨周呈瑶参加筹备工作，是校董事会成员。26年，学生骤增，急需扩建校舍。阜山旅巴西华侨周继文捐赠5万银圆，使扩建工作顺利完成30年，山口乡石雕外销中断，乡民经济窘困，粮食奇缺，被迫自缢、投水者不少。山口旅美华侨及旅沪同乡，应乡里士绅电请，集资10500元，购番薯干、大麦、大米，急施救济。山口旅美华侨林晋南，36年2月回乡探亲，携来药品多种，治病救人，并捐款为地方兴办慈善、工商事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青田华侨发扬爱国爱乡优良传统，捐资兴办家乡教育、卫生、交通事业及其他公媸乱怠?1960～1966年共捐资5．8万元，1967～1976年共捐鸳33．17万元，1977～1987纺18．5万元。 1960～1988年7月，青田华侨、华人为家乡、外地捐赠各种款项、物资在万元以上者共61人。其中旅日华侨林三渔捐赠194．13万元（外地120．2万元）、彩色电视机4台、摄像机1台、空调机1台，旅意侨胞胡锡珍捐赠33．71万元（外地3．5万元）、轿车3辆、面包车2辆（其中1辆与弟合赠）。 旅巴侨胞吴朝英（女）捐赠27．34万元（外地11万元）。
华侨捐资兴办的主要公益事业如下：县侨联大楼：高3层，建筑面积808．5平方米，附属建筑面积193．06平方米，占地673.75平方米。1965年5月落成，造价4．7万余元。旅意大利侨胞王薛芳发起捐募，嗣后又有胡锡珍、张景和、任德球等23位侨胞捐资。 山汤公路山汤公路山口至仁庄段，长10公里，旅日侨胞林三渔乐助25万元， 1971年建成通车。
太鹤公园：1981年开始修建，至1985年初具规模。林三渔、杨彭妹、孙明权等63位侨胞，先后捐赠12．5万余元。
华侨饭店：高6层，建筑面积4200平方米，1984年5月20日落成开业。林三渔、胡锡珍、赖相令、郭玉桓等19位侨胞，共资助21万余元。其中林三渔资助10万元。
青田中学：三渔礼堂建筑面积900平方米，由侨胞林三渔捐资15万元兴建。1986年6月10日落成。
中山中学教学大楼：1986年建成使用，高3层，教室12个，面积2200平方米，胡锡珍、吴朝英（女）、孙明权、孙焕然、胡守珍、林三渔、阮波奎等100多位侨胞集资38万余元兴建。
方山中学教学大楼：高3层，教室12个，建筑面积1150平方米，造价152万余元。侨胞裘奉权捐资1万元，全乡侨眷归侨乐助5万余元。 1986年8月落成。 奖学金旅日侨胞林三渔捐献给青团中学5万元，设立：'林三渔振兴中华奖学金；捐赠1万元给故乡罗溪村林三渔爱国学校设立奖学金；旅意侨胞胡锡珍捐赠给鹤城中学、中山中学、城东小学各5000元，设立奖学金。旅意侨胞孙明权、陈玉华夫妇，设立育才奖学金，每年以6万美元利息，奖励本县高考优秀学生。
青田华侨历史陈列馆：投资286万元。全部由华侨捐助。
夏康体育馆：投资额100万元，由比利时侨领夏廷元先生个人捐助。
青田瓯江大桥：华侨捐资300万元。
青田太鹤大桥：华侨捐资200万元
青田温溪大桥：华侨捐资 万元
九九年阜山中学校庆海外校友捐款：100万
青中郑同舟、朱小珍帮困助学金5万美元

⑤ 着名菲律宾华侨李清泉的故乡祖籍是什么

李清泉(1888年-1940年)原名回全，1888年农历7月13日出生于福建省晋江县金井镇石圳村的一个华侨家庭。

李清泉的曾祖父是石圳第二个往菲谋生的人，到他祖父同一公时，已是菲律宾的富商之一。李清泉的父亲李昭以是同一公的长子，少年时就随父出洋，父亲去世后即担负经营家业重任，他们兄弟均从事木材经营，共同创建"成美木业公司"，是开发菲律宾木材行业的先驱。李清泉先生是李昭以的长子，先在家乡的乡塾就学，后到厦门"同文学院"深造。1901年，年方13的李清泉，就被父亲带到菲律宾，先在"成美林业公司"学商，后送到香港"圣约瑟西文书院"就学，1906年，李清泉又重返菲律宾经商。次年，其父就把"成美木业公司"交给李清泉经营管理。

李清泉先生是二十世纪初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活跃在菲律宾政治、经济舞台的杰出人物，被称为"菲律宾经济发展史上占有永久地位的人。"又是菲律宾华侨史上最有建树、声誉卓着的爱国华侨领袖。三十年代他领导华侨为抵制"西文薄记案"而斗争;同时为振兴中华，四出呼吁，发起召开"闽侨救乡大会"，提倡实业救乡，致力于福建的开发和建设;抗战期间，他奋起领导侨胞支援祖国抗日战争，并同陈嘉庚先生的业绩在海内外同胞中有口皆碑 ，不愧为广大侨胞的光辉典范。

李清泉先生把祖国的安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拳拳赤子之心令人敬佩。1919年的"五四"运动，先生同全国人民站在一起，通电北京政府反对出卖民族利益;1924年，国内人民要求和平统一的呼声甚高，李清泉先生再次通电段祺瑞政府，敦促他实现和平统一，并为此曾亲自出席南北和平统一会议。和谈破裂后，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他应蒋介石的要求筹饷资助，捐资达十三万银元。李清泉先生以民族利益为重，为了有效地动员侨胞筹款支持北伐，他率先抛弃门户之见，主动恳请国民党在菲律宾的中坚人物戴金华、王泉笙二人出面协助，主持资助北伐的筹款活动。李清泉先生还代募短期救国公债100多万元。

南京政府成立后，出于为振兴祖国效力的动机，他应蒋介石之聘出任财政部和实业部顾问，并担任国货信贷银行监察委员和中国银行董事。

1931年，日本法西斯制造"九·一八"事变，大举入侵中国。东北沦陷消息传到南洋，李清泉先生当即拍案而起，于9月23日联合十五位知名侨领发起组织"国难后援会"，以动员华侨投入支援东北人民的抗敌斗争。同时通电美国等国，呼吁国际舆论制止日本侵华行径。他还捐资20万元支援东北义勇军。

1932年，日本侵略军又发动"一二·八"事迹入侵上海，李清泉先生立即同扬启泰、王泉笙、曾廷泉、史国诠、黄腾论、杨荣标、扬静桐等发起成立"菲律宾华侨救国联合会"。为了更广泛地动员华侨投入抗战，2月3日，中华商会和马尼拉国民党支部联合召集各华侨团体联席会议，"共策一切救国方略"。会上决定成立"国难后援会"，推举李清泉为主席。并随即筹集巨款资助淞沪抗战和东北义勇军。在十九路军的淞沪抗日战役中，李清泉先生"斥资首倡汇助国军，""斯役菲岛捐资为南洋群岛冠。"至1932年9月，汇交蔡廷锴达80万美元，汇交东北马占山抗日军费达40万美元，并捐出20万交福建省作为国防建设资金。 (《菲律宾岷里拉中华商会70周年纪念刊》:《会史》)

在抗日斗争中，李清泉先生除捐款外，另一突出贡献是发起"航空救国运动"。1932年11月7日，十九路军在淞沪的抗敌名将翁照垣到达马尼拉，驻菲总领事扬光泩及爱国侨领李清泉等设宴欢迎，翁照垣在宴会上呼吁"航空救国是一条出路"。李清泉随即于11日以国难后援会会长身份，召集各界侨领共商航空救国事宜，决定成立"中国航空建设协会菲律宾分会"，李清泉先生被举为主席，会员达4000余人。李清泉先生"慨然独捐战斗侦察机一架以为侨界倡"，印尼华侨黄奕住先生也捐出5万美元。捐机活动立即得到菲律宾侨胞的响应，共捐资300万元，购机十五架命名为菲律宾华侨飞机队。这是华侨最早的捐机活动。(厦门《华侨日报》1933年3月16日)

在李清泉先生出任国难后援会会长时，就把抵制日货作为打击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重要手段。在1931年11月26日召开的、有3000余人参加的菲律宾华侨救国代表大会上，就宣布了"抵制日货条例"，并成立了抵制委员会，李清泉先生亲自参加该组织活动。抗战爆发后，李清泉更加坚决领导抵制日货运动，当时有人担心抵制日货会引起侨商同日本的贸易关系顾虑造成法律上的麻烦。对此，李清泉先生毅然说:"诸位认为该做的就放胆做，事到事当。"表现出勇于负责的精神。这一斗争，就在第一年造成日本对菲出口减少20%。(《菲律宾华侨救国运动史》28-29页杨荣标:"李清泉先生思想风范";菲律宾《新闽日报》1971年10月20日;《民锋半月刊》:《悼李清泉》1940年2月1日)

1937年"七七事变"后，李清泉先生立即召集菲律宾各端口侨领，成立"菲律宾华侨抗敌委员会"，作为统一华侨救国运动的领导机构。李清泉先生出任主席，杨启泰、薛芬士出任副主席。在成立公告中宣布:该会以"策励侨众开展爱国运动，以人力物力援助政府抗敌御侮"为宗旨。并在全菲各地成立分会以全面开展筹款、抵制日货和鼓励青年回国参战活动。在厦门和福州相继沦陷时，又组织"福建华侨救济委员会"，发起捐资1000万元供福建省救赈和武装民众的经费。 (《菲律宾岷里拉中华商会70周年纪念刊》:《会史》)

当他看到海外华侨抗日救国情绪日益高昂，而南洋各地华侨均各自行动缺乏统一领导时，李清泉先生认为成立全东南亚华侨抗日组织，以统一行动，将更有效地领导和组织华侨开展抗日救国活动，于1937年秋，致函陈嘉庚先生建议"南洋华侨应在香港或新加坡组一筹赈总机关，领导募款。"陈嘉庚先生以"新加坡乏相当人，请转商香港较妥"。李清泉先生认为成立华侨总会刻不容缓，且由陈嘉庚先生出面发起最为适宜，于1938年夏，他再次致函陈嘉庚先生，倡议在新加坡组织华侨总会。印尼巴城侨领庄西言亦有此议。在陈嘉庚先生同李清泉、庄西言等的共同努力下，1938年10月10日在新加坡召开了南洋各端口代表大会，李清泉先生亲率的菲律宾代表是先到达的代表团，因而受到陈嘉庚先生的赞扬。由此，亦可见李清泉先生救国之心切。大会决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并制定了筹赈行动计划，推举陈嘉庚先生为总会主席，李清泉、庄西言先生为副主席。自1938-1941年三年之中，共筹款二亿六千四百万国币，有力地支援了祖国的抗日战争。其中李清泉先生任主席的菲律宾抗敌委员会，自1938-1940年就筹集菲币1200万抗日经费。陈嘉庚先生称赞"其数目为南洋各属华侨之冠"。(《菲律宾岷里拉中华商会70周年纪念刊》:《会史》)

李清泉先生原身患糖尿病，但他以抱病之躯为国奔走，致病情恶化，送往美国加州医治无效，于1940年10月27日与世长辞，享年52岁。临终之时，留下遗言:"将10万美元遗产给祖国抚养难童"。在他这一精神激励下，马尼拉侨团和他的生前好友共筹40万美元作为祖国救助难童基多，以表示对李清泉先生的永久纪念。人们盛赞他是:"至死不忘救国的人。"正如吴重生先生所说:李清泉先生是"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的贤者。他为祖国兴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⑥ 泉州培元中学的校友捐赠

安琚英楼
1919年，菲律宾华侨蔡晋益、叶寿等捐资在花棚下（培元中学现校址）建“菲律宾楼”；1920年2月，安礼逊赴印尼捐款，共得12万盾、其中黄仲涵2万盾、许汉利2万盾、黄奕住1万盾；1921年4月，学校购得泉州东门广平仓新校址（现泉州市委党校），印尼华侨蒋报企、蒋报擦等捐建“泗水楼”大校舍；1921年，华侨吴记霍在花棚下建“吴记霍堂”；1922年1月，安礼逊赴缅甸仰光、印尼爪哇幕捐，得2万8千盾；1922年9月，中营下第二国民小学（培元附小）建“黄仲涵楼”大校舍；1923年4月，印尼华侨张氏兄弟捐资在花棚下建”张远记堂”；1925年2月，安礼逊第二次赴菲律宾募捐，得比索一万七千余元；1926年10月，校友发起捐款为学校建图书楼，命名为“安礼逊图书楼”，以纪念安礼逊对培元中学的贡献。“安礼逊图书楼”楼高五层，造型独特，当时在泉州属罕见的建筑，至今已经历了七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仍在校园中巍然屹立。 1982年10月，陈碧枢校友与吕振万、黄保欣、李引桐、李尚大、周清河、庄清宣等校友，率先为母校建造了一座高5层，共20间教室的教学大楼“香港楼”。
1983年2月，校友王善榜先生发动菲律宾校友集资重建“菲律宾楼”；1989年8月，香港校友韦梓辉捐建福利楼“安琚英楼”，并于1994年扩建；1989年9月，菲律宾校友集资建造3层楼的图书阅览厅；1989年9月，庄永楷先生和台湾校友杨伟南合资建造培元中学新大门；1991年4月，香港校友庄瑞杰捐建“庄瑞杰楼”，内设梯形教室，音乐、美术专用教室及5层办公大楼，1993年又增建“慧菁园”；1992年9月，台湾校友杨伟南捐建福利楼“陈劝勉楼”；1993年5月，台湾校友刘炳凤捐建高7层的“维乙科技楼”。
梓辉亭
1992年，培元中学毕业生，原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张文裕先生临终留下遗嘱，将三万元存款捐给母校培元中学。为激励培元学子学习张文裕先生的崇高精神，爱祖国，爱科学，献身四化建设，用张文裕先生的捐款设立“张文裕奖学金”，将这座实验楼命名为“张文裕科学实验楼”。 2002年6月，黄保欣先生捐资修建的“保欣广场”竣工；吕振万先生捐资一百五十万元兴建“吕振万综合楼”竣工；韦梓辉副董事长捐资六十万元助建的“梓辉运动场”竣工；骆志鸿董事长捐资助建的“骆忠信教学楼”奠基。2003年，李念萱先生捐资100万新台币，设立文科奖学金。2003年，李继祥先生捐资100万元建造东方楼。2003年10月，王金炳先生捐资100万元重建菲律宾楼。2003年11月，薛志荣先生捐资20万元装修安礼逊图书楼。
校友捐赠的教学设备有：1986年，香港校友韦梓辉捐赠收录机、速录机和全套语言实验室设备，捐资修建足球场和“梓辉亭”；1994年，校友陈游记捐资建电脑室；侨胞李峻峰庄永楷先生捐赠“丰田”小汽车；海外校友还捐赠了电视机、电影机、摄像机、复印机、英文打字机和图书仪器、铜管乐器等；在母校争取一级达标需要添置仪器设备时，吕振万董事长和李尚大校友各捐赠人民币25万元。

⑦ 有哪些爱国的华人华侨的事迹

峥嵘岁月 侨史佳话
华侨贡献巨大
抗战初期，海外侨胞有1000多万，其中90％在东南亚。“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的隆隆炮声，震撼了海外侨胞的心灵。抗日救国、救亡图存，世界各地华侨在抗战期间成立了900多个抗日救国团体，成为支援祖国抗战的一支重要力量。
一幅整齐的图表，清晰地表明了华侨对抗日战争的巨大贡献：
各地华侨慷慨捐输，认购公债达11亿元国币，占当时的国民政府在抗战时发行公债总额的1／3强；侨胞们捐出侨汇购买飞机，共达数百架，仅菲律宾华侨就捐50架飞机；各地侨胞捐的汽车上千辆，药品、衣物无数。
一张张发黄的图片，无声地述说着烽火狼烟中的赤子丹心。
旧金山中华会馆组织捐款；新加坡华侨的抗日集会上，儿童争相把节省的糖果钱塞进箱子；泰国侨领蚁光炎、美洲侨领司徒美堂捐款购买飞机。1938年11月，马来西亚华侨彭士馨率领南洋华侨司机回国服务团，跋涉14000余里，历时3个月到达延安，带来了两辆救护车和一批药品。
洛杉矶华侨李兆焕响应宋庆龄号召，为孩子们捐款捐物，并专程送到延安。1942年，中央决定将延安中央托儿所改名为洛杉矶托儿所……
奉献青春热血
陈列以大量史料，反映了当年广大华侨青年怀着满腔热血，漂洋过海，汇聚在延安宝塔山下，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的情景。
当时在延安学习工作过的华侨有600多人，他们出身不同，经历各异，有的是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来到延安的，但他们都有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不少人后来成为各级领导干部，在政治、军事、外交、教育、侨务等岗位上建功立业。有的为民族解放献出年轻的生命。
女英雄李林，印尼华侨，曾任八路军骑兵营教导员，1940年4月在晋西北英勇牺牲，年仅24岁。泰国华侨庄儒邦，在反“扫荡”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仅21岁。
老归侨、原兰州军区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谭岚，在一幅照片前伫立良久。照片上，一群泰国华侨青年出发赴延安时，在轮船上向亲人挥手告别。谭岚女士对记者说，她当时是一位华侨女学生，从曼谷取道香港，历经曲折到了西安。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希望她留在西安工作，她一定要去延安学习，然后到抗日前线去。她和几个同伴一路步行，三原、铜川、宜君、洛川、榆林桥、三十里埔、杜甫川，不知翻过多少山峁，穿过多少河沟，15岁的少女脚上起了无数水泡。“快看啊，宝塔，宝塔山！”一行人走近革命圣地时高兴得跳了起来，忘记疲劳狂奔一阵，从此投入了革命的大熔炉。
陈嘉庚访延安
1939年冬，国民党制造国共摩擦，引起海外华侨的不安，着名侨领陈嘉庚决定回国考察，探询真情。1940年3月，67岁的陈嘉庚组织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5月到延安访问。
6月1日下午，毛泽东在杨家岭接见了陈嘉庚和侯西反，由朱德作陪。谈话后，毛主席留陈嘉庚共进晚餐。一张陈旧的饭桌，上面铺着4张白麻纸，以代桌布。菜肴是以洋芋、豆腐等陕北农家菜为主，其中青菜、水萝卜等都是从毛泽东自己种的菜地里拔来的。唯一的一只黄焖鸡，还是几天前老乡送给毛泽东的。陈嘉庚看着这桌宴席，十分感慨。因为在重庆蒋介石以8万元巨款作为接待费用，请他吃饭，吃的是山珍海味。后来，他常对人说：“一党之领袖其艰苦朴素有如此者，令人钦佩。”
陈嘉庚耳闻目睹延安政治民主，上下团结，廉洁奉公，民风纯朴，对陕甘宁边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增强了对共产党的正确认识和信任感。延安之行，是陈嘉庚先生人生的重大转折。他回到重庆作了一次报告，《新华日报》将其全文发表，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他回到新加坡在万人大会上讲话说：“我未去延安时，对中国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还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已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泽东。”他把延安同重庆作了对比，结论是：“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⑧ 历史上外交官的被害事件有哪些~

异域忠魂：抗战时期壮烈殉国的中国九外交官

核心提示：1947年7月7日，国民政府派遣专机迎回了烈士的遗骸。菲律宾总统哈罗斯送了花圈，旅菲侨胞万余人到机场洒泪相送。7月8日，国民政府在南京举行公祭仪式。公祭上人如潮水，挽联如海，护灵队伍长达两里许。9月3日，九烈士落葬南京菊花台。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也致辞称：“然于其效命不屈之坚贞，竟使当地日军不惜一切国际信誉以残害外交官吏，亦不禁引以为荣也。”

这座墓碑真实地记录了日本侵略者违背国际公法，残害杨光泩等九名中国抗日外交官的血腥罪行。4月17日，日本占领军当局以从事抗日活动、军事协助重庆政府、扰乱治安、抵制日货等项罪名，将八名中国外交官全部秘密处死。

南京中华门外，菊花台公园数百亩翠竹深处，掩映着一排九座陵墓，陵前的墓碑上刻写着由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撰写的《九烈士殉难事略》：

中华民国三十年十二月，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翌年一月二日陷马尼剌（拉），我总领事杨光泩、朱少屏、莫介恩，随习领事姚竹修、肖东明、杨庆寿，主事卢秉枢，学习员王恭玮等，守正不阿，于四月十七日悉被害。同年一月十九日，寇登陆山打根，我领事卓还来被囚，忠贞不屈，三十四年七月六日亦被害。呜呼！此九人者皆外交界之英俊，为保全民族令誉而牺牲者也。我政府特将其忠骸运归，公葬于名山。后之来此瞻拜者，亦知有所矜式也乎。

这座墓碑真实地记录了日本侵略者违背国际公法，残害杨光泩等九名中国抗日外交官的血腥罪行。

临危受命 坚守护侨岗位

杨光泩，1900年出生，浙江湖州人。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堂，后留学美国获普林斯顿大学硕士和博士。归国后曾任清华大学政治学、国际公法学教授。后入中国外交界任职，曾任中国驻伦敦总领事。1938年，杨光泩临危受命，出任中国驻菲律宾马尼拉总领事。

其时，抗日战争已入白炽化状态，南洋华侨积极投身祖国的抗战事业。杨光泩就职后，立即组织菲律宾爱国华侨，开展援助国内人民抗日救国的斗争。在国民政府发起的“献机”运动中，菲律宾华侨捐款500万元，约捐献飞机50架，国民政府为此颁发嘉奖令。在中国驻菲总领馆的支持下，菲岛华侨还成立“华侨青年战时服务团”，进行军事、政治、驾驶技术及战地救护方面的训练，曾组织四批华侨青年归国参加抗日战争。菲岛华侨还开展禁售日货运动，使华侨商场之敌货消灭无存，“敌人在菲岛之市场因之蒙受绝大损失”，由于大力提倡国货，菲岛中国货的进口大有增进。1940年8月，杨光泩还推动菲岛华侨组织特种委员会，举办抗战画战，设在马尼拉最繁华大街的高大建筑“水晶宫”内，揭露日本侵华罪行，宣传中国英勇抗战，吸引了美国、菲律宾以及在菲的很多国际友人参观，并将美国总统罗斯福、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会长薛西尔爵士、印度国大党领袖甘地、美国前国务卿史汀生等国际名人主张抵制日货的名言以及全世界抵制日货团体名册广为散发。他们还在展览会门口放有一份要求美国政府立即禁运废金属赴日的请愿书，自愿签名者达五万多人，该请愿书经美国驻菲官员呈送美国国会，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在中国驻菲总领事馆的努力下，菲岛华侨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法西斯军队进攻势头很猛，美英军队纷纷败退，一些国家的外交人员开始撤退。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在撤退澳大利亚之前，曾在自己专机上为中国外交人员预留了座位，美国外交官也曾劝说杨光泩等撤往澳大利亚，可杨光泩等谢绝了此番好意，表示：“身为外交官，负有保护侨民重责，未奉国内命令，绝不擅离职守。”

任职英属北婆罗洲山打根（在今印尼）中国领事的卓还来，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留学法国，曾任中国驻安南（越南）副领事。担任驻山打根领事后，也大力介绍国内扩建空军的计划，号召当地侨胞为抗战出力，并捐购飞机一架，积极推动了当地华侨援助祖国的抗日战争。

中国外交官坚守岗位，组织战时服务队，协助当地政府维持秩序，筹划文教人员和部分华侨撤退，指挥烧毁各种爱国捐款存据、救国公债登记表及重要文件，并烧毁了国民政府在美国印刷并运到菲国海关，准备转运归国的一大批法币，以防止落入敌手，成为激怒日寇的重要原因。

⑨ 海外侨胞给我们做了哪些贡献

抗战期间,海外侨胞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组织起来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救亡运动。
仅据广东省侨务委员会1946年的统计，战时回国参加抗战的粤籍华侨就有4万多人
抗日战争时期，华侨为祖国毁家纾难，他们为祖国捐款、捐物的范围之广、规模之大、数量之巨，为华侨爱国运动史上绝无仅有。据统计，战时全世界有800多万华侨，其中有400多万人为祖国抗战捐过款，占当时全世界华侨总数的一半左右。
据统计，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到抗战胜利的14年中，华侨捐款总额为国币13亿多元。何应钦就在国民参政会上报告说，1939年全年战费，共开国币18亿元，而华侨义捐可当三分之一。
华侨捐款阶层极其广泛，有富商巨贾、工农大众、文化人士、甚至乞丐、舞女、妓女、囚犯等。
除捐款外，华侨还为祖国抗战捐献大量物品。所捐献的物资从飞机、坦克和各种车辆，到冬夏服装、毛毯、被褥、蚊帐，应有尽有。抗战的头三年，广大侨胞就捐献飞机217架、救护汽车1000多辆、坦克23辆。
华侨不仅在捐献方面作出巨大贡献，而且还通过抵制日货与“不合作运动”，几乎每一个有华侨聚居的地方都有专门抵制日货的组织，直接给日本以经济打击。
华侨还开展了不为侵略者服务、不供给侵略者物品的“不合作运动”。南洋日营工矿企业中的华工罢工停产；旅美华侨组织起来，抵制美国把废钢铁和战需品运往日本。所有这些行动，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支援了祖国抗战。
抗战时期，华侨创办报刊，宣传报导祖国抗战，是他们支援祖国抗战的重要方面。华侨宣传抗战的报刊杂志有70种以上，比较有影响的有巴黎的《救国时报》、纽约的《华侨日报》、旧金山的《世界日报》、新加坡的《南洋商报》和菲律宾《华侨商报》等。其共同的特色就是突出地报导了祖国的抗日动态，把“祖国消息”和“华侨救亡运动”辟为专栏。
为向全世界揭露日军暴行，宣传鼓动和争取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关心并支援中国抗战，世界各地的华侨做了大量的工作，即通过办报、办电台、演出救亡戏剧和抗日歌曲、演讲、散发宣传品等形式，向侨居地人民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报道中国抗日的真相，呼吁国际友人从道义上、物资上支持中国抗战，捍卫世界和平。他们还广泛争取侨居国各阶层人士和进步团体，促其主持正义，发挥社会影响，动员本国人民推动本国政府建立反日政治同盟，援助中国抗战。
在华侨们不懈地努力下，援华抗日的舆论响遍全球。许多国家的友好人士，先后建立了一些反日援华联合组织，并开展了“抵制日货运动”、不许出售或运输军事物资给日本的“不供给运动”、“一碗饭运动”、购赠“希望书行动”等等。国际友人的热情支持，为中国争取抗战胜利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同时，鼓舞了中国人民，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

“故国故乡，人之所恋。”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批华侨青年克服各种阻碍，回国参加建设，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一批着名的专家学者冲破西方国家的重重封锁，回国效力，不少人成为新中国科技、国防、工业和教育等领域的奠基人和领导者。

许多侨胞回国投资或捐款捐物，支持新中国建设，海外侨胞汇给国内眷属的侨汇更成为中国经济恢复和建设中极其重要的外汇资金来源。据统计，仅从1950年初到1954年底，全国侨汇收入总数近7亿美元，约等同于同期中国出口外汇收入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