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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怎么理解每种哲学都有来自它所处时代的印记，举个例子

物理学需要哲学，哲学需要物理学

文章选自：

《科学文化评论》2019年第2期，第107-119页。

“反对哲学”是一位当代伟大的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基本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的奠基人斯蒂文·温伯格（Steven Weinberg）——写的书中有一章的题目。温伯格雄辩地论证，哲学对物理学的损害多于帮助——尽管它有时可能提供好的见解，但它通常是物理学家自身不得不摆脱掉的紧身衣。更激进的是，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写下了广为人知的一句话——“哲学已死”。他的理由是：过去往往由哲学家探讨的大问题现在都由物理学家接手了。类似的看法在科学家中广为流传，而且科学家们也毫不掩饰。美国科普界一位着名人物内尔·德·格拉斯·泰森（Neil de Grasse Tyson），用相同的风格公开宣称：“……我们了解膨胀的宇宙，……我们了解量子物理，……这每一项都远超整个哲学家群体坐在座椅里所能推导的范围，……（他们）本质上已经过时了。”

我不同意这些意见。在本文中我给出一些反驳的论证，我会论证哲学在科学的发展中始终扮演着必不可少的角色，尤其是物理学的发展；而且，大概将继续如此。

这是一场由来已久的论战。关于这个，古典时期的雅典上演过有趣的一幕。那时，这个城市里正处在黄金岁月的青年们在着名的学校里受教育。其中有两所学校格外突出：伊索克拉底（Isocrates）的学校和柏拉图建立的学园（Academy ）。两者间的竞争是白热化的，就像剑桥和牛津之间的竞争，但不仅仅是质量上的竞争：两个学派之间的教育方法迥异。伊索克拉底提供高水平的实践教育，教给雅典的年轻人当政治家、律师、法官、建筑师等所需的技能和知识。另一边，学园则着重于讨论关于基础的一般问题：什么是正义？什么应该是最好的法律？什么是美？物质由什么构成？柏拉图给这种发问的方式起了一个不错的名字：哲学。

两大学派的分歧根深蒂固。伊索克拉底对柏拉图的获取教育和知识的方法，批评得很直接：

那些做哲学的人，那些裁决着证明和论证的人……习惯于质询，但对他们的实践职责却从不做出贡献……即使他们恰好有能力掌控某事，他们也自动把它搞坏，而那些没有任何（哲学）论辩的知识的人，如果受到了（具体科学的）中训练并拥有正确的观点，实际上全都做得更出色。所以对于科学，哲学是毫无用处的。

这明显类似于那些认为哲学在科学中没有任何作用的当代科学家们的观点。

碰巧，柏拉图学园里有一位优秀的年轻学生写了一篇短文，回应伊索克拉底的批评。这就是古代着名的文章——《劝勉篇》（ Protrepticus ）。它只有一部分留存了下来，而且我们只能通过对后人的大量引用进行重构，来了解这篇文章。由多格·哈钦森（Doug Hutchinson）和蒙特·兰索姆·琼森（Monte Ransome Jonson）领导的一批古典学者最近完成了一次对它的新的重构，现已可以在线阅览。《劝勉篇》大概是以给两种相反立场辩护的两人间的对话这种形式写成的。文本的现存部分，已足以让人理解这位年轻学生为给哲学辩护而回应伊索克拉底时所提出的主要论证。

这位聪明的年轻人创作完这个小册子之后离开了雅典，但最终又回来开了他自己的学园，且事业有成。他的名字正是亚里士多德。

科学和哲学2000年的发展不仅证明了——更有可能的是——还加强了亚里士多德为反对伊索克拉底指控哲学无用而替哲学做的辩护。他的论证现在看来仍相当中肯，我从中受到了启发，以在此回应当前这些认为哲学对物理学无用的断言。

贰

亚里士多德的第一个论证来自这样一个事实：

一般性的理论能够支持、且往往有助于实践的进步。

我将这件事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以往哲学与科学之间的相关性；第二，哲学在今天是否就与科学无关了。我们先谈第一点。

时至今日，2000年过去了，在这期间，哲学和科学都得到显着的发展，哲学对科学的影响的历史证据数不胜数。

以下是从天文学和物理学中举出的一些表明这种影响的例子。我将只提几个例子。在古代天文学中，我们所知道的仅仅是地球是圆的，以及它的大小，还有太阳和月球的大小，地球到日、月的距离，行星在天空中的运行，和现代天文学与现代物理学得以萌生的一些基础；而这种古代天文学正是哲学的直接产物。引发了这些进展的核心问题都是在学园（ Academy ）和吕克昂（ Lyceum ）中提出来的，并且这些问题都是来自于理论而非实践的关切。尽管很多个世纪之后，伽利略和牛顿从先前的物理学和天文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世界观——向前迈出了巨大的步伐，他们仍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以前得到的成果。伽利略和牛顿扩展了之前的知识，对其进行重新解释、重新构造，并且在其上构筑新的东西。尤其是伽利略的思考，如果没有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就会显得不可理喻。

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伽利略对柏拉图思想的追溯，即对隐藏在表象背后的理想数学秩序的追寻，其工作也是不可理喻的。伽利略受一种狂热的柏拉图主义的指引。牛顿在其着作中，也清晰地表明了他的许多想法对古代哲学、尤其是德谟克里特的借鉴，例如空无一物的空间、原子论、自然直线运动等概念，这些最初都源自哲学上的动机。此外，他关于时间、空间本质的重要探讨正是建立在他与笛卡尔之间的讨论和辩驳。

不过，哲学对物理学的直接影响决不只限于近代物理刚诞生的时期。在每一步重要进展中，都能看出来这种影响。例如20世纪：20世纪物理学的两大进展就受着哲学的强烈影响。如果没有了关于时间的哲学，它们就会不可理喻。量子力学萌发于海森伯（Heisenberg）的一种直觉，这种直觉根植于他察觉到的当时他所处的强烈的实证主义哲学氛围：只限于对那些可观测的事物，人们才能获得知识。海森伯1925年的奠基性论文明确谈到这一点：

本工作的目标是仅仅基于原则上可观测的量之间的关系来为一种量子力学的理论奠定基础。

同样，明显是一种哲学上的态度，引导了爱因斯坦发现狭义相对论：把范围限制在可观测事物上，我们就认识到同时性这个概念是有误导的。爱因斯坦明确承认了他对马赫和庞加菜的哲学着作的借鉴。没有这些思想的输入，他的狭义相对论也将是不可理喻的。尽管不是来自同一种影响，但是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所受的哲学影响甚至更强烈。他再一次明确承认了他对哲学的借鉴，这次是来自莱布尼茨、贝克莱和马赫的批判性思考。爱因斯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确实很复杂：比如他承认对他来说，叔本华曾有过令他信服的影响。这一点在他的物理学中就反映得不大明显，但是叔本华关于时间和表象的观念，可能不难从爱因斯坦导向了广义相对论的想法中辨认出来；这种影响也被人们研究过。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年轻时，居然有着如此明显的对哲学的关注——他在15岁时就阅读康德的三大《批判》——这真的是个巧合吗？

为何有这些影响？因为 哲学可以提供产生新的想法、新颖的视角、和批判性思考的方法。哲学家拥有物理学所需的工具和技能，但在训练和培养物理学家时这些东西却缺失掉了：概念的分析，对含糊性的关注，表达上的精确性，在标准的论证中找出缺漏的能力，创造出全新的视角，发现概念上的薄弱环节，找出备选的其它概念性解释。对此没人比爱因斯坦自己讲得更好了：

关于历史和哲学背景的知识给了我们得以摆脱同一代大部分科学家所陷入的偏见的那种独立性。这种由哲学洞见带来独立性——依我的观点——是把单纯的手艺人或专家与真正在追寻真理的人区别开的标志。

有时，还有讲得更强硬的说法：“如果没有首先得到哲学的准许，科学家就做不了任何事情。”

因而，如果去读最伟大的科学家们说过的、关于哲学的用处的言论，比如海森伯、薛定谔、玻尔、爱因斯坦，我们会发现他们表达的意见完全跟霍金、温伯格相反。

叁

下面是亚里士多德的第二个论证：

那些否认哲学的功用的人，所做的亦是哲学。

这决不是乍一看起来那么无聊。让我们来审视一下温伯格和霍金写下了什么。他们二人都获得过重大的科学成果。比如温伯格，找到了描述基本粒子之间相互作用的正确的对称群，而霍金则发现了黑洞是热的，并且计算了它们的温度。在做这样的事情时，他们在搞科学。在写下“哲学对物理学没有用”或“哲学已死”之类的东西时，他们不是在搞物理。那么他们在干什么？他们是在反思什么是发展科学的最好方式。

这里的问题就是科学方法论（ methodology of science ）。科学哲学中一个中心关切当然是仔细追问：做科学是怎么做的，以及有可能怎么做就会更有效。优秀的科学家会反思他们自己的方法论，而且温伯格和霍金也的确这么做了，这很好。但又怎样呢？

他们表达了有关科学方法论的一种明确的（certain）观念。这就是关于科学一贯如何运作以及应当如何运作的永恒的真理？这就是对我们现有的科学的最佳理解？

都不是。追溯这种观念的来源其实并不难。它源于逻辑实证主义的背景，而逻辑实证主义后来又被波普尔和库恩所修正。当下理论物理学中占主流的方法论意识形态，就是从他们二人的可证伪性和科学革命这两个概念而来，二者在理论物理学家中十分流行；它们常被提及，并被普遍用于指导研究方向和评估研究工作。

因此在断言哲学无用时，温伯格、霍金和其他“反哲学”的科学家们实际上正是在向某些科学哲学家们（ philosophers of science ）致敬，他们或是曾阅读过其作品、或是在他们所处的环境中吸取过其观念。这种印记是不可能出错的。当他们把哲学视作一堆伪命题——伪命题是指，组成这种命题的字词没有真实的含义（proper meaning）一堆被反复地像内尔·德·格拉瑟·泰森那样嘲讽的东西，这些批评都不难追溯至维也纳学派的反形而上学立场。在这些反对哲学的诅咒背后，人们几乎能听到维也纳学派的口号：“不要形而上学！”

于是，当温伯格和霍金声称哲学无用时，他们其实是在表达他们对一种特定的科学哲学的支持。原则上，这倒没有什么错；但问题是，它并非一种很好的科学哲学。

一边是牛顿、麦克斯韦、玻尔兹曼、达尔文、拉瓦锡和如此众多的大科学家们，他们以（跟上述立场）极为不同的方法论观点进行工作，做出了非常棒的科学工作。另一方面，自卡尔纳普、波普尔、库恩以来，科学哲学一直在发展，并认识到科学得以有效开展的方式远比这几个思想家的分析中所描绘的那样更为丰富和微妙。 温伯格和霍金的错误在于把某种特定的、受限于历史条件的、对科学的有限的理解，当作好像是科学自身永恒的逻辑似的。他们的立场的弱点在于没能认识到其脆弱的历史偶然性。他们把科学当作具有一种明确的、不容争议的方法论的学科，好似从培根到探测出引力波以来一直丝毫未变，或者好似我们在做科学时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去做都是完全显然的。

实际情况与此大为不同。科学在不断重新思考着对自身和对其成就、方法、工具的理解。这种灵活性对于它的成功十分重要。让我们考虑一些物理学和天文学中的例子。在希帕克斯和托勒密异常成功的预测性理论的启发下，天文学的真正目标就是找到轮子的恰当组合，来描述围绕地球旋转着的天体的运动。但与预期相反，事实表明地球它自己也是这些天体中的一个。而且尤其在哥白尼之后，真正目标变成找到运动天球（moving sphere）的恰当组合，来描述围绕太阳旋转着的天体的运动。但又一次与预期相反，事实表明，抽象椭球形轨道比球形的更好。后来到了牛顿之后，物理学的目标逐渐清楚了，就是去找到作用在物体上的力。与这一计划相反，事实表明，世界最好是用动力学的场而不是物体来描述。在法拉第和麦克斯韦之后，事情清楚了，物理学是要去找随着时间流逝的、位于空间中的运动定律。与假设相反，事实表明，时空自身也是动力学的。在爱因斯坦之后，事情终于清楚了，物理学必须只去寻找自然中的决定论定律。又与预期相反，事实表明我们最多给出概率性的定律。诸如此类。对于科学家们心中所认为的科学是什么，有过不断变化的定义，比如：从被观测现象推出的一般定律，找到自然的终极组成，解释经验观测中的规则，找到能把这个世界讲得通的暂时的概念框架（最后这一个是我喜欢的）。

科学不是照着刻在石头上的方法来做的项目，有着限定好的客体，或者有个固定的概念结构。它是我们为了更好地理解世界而永远在演进着的努力。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它会一再违背它自己的准则和它自己宣称过的方法论假定。

当下一种对于科学家究竟在干些什么的常见的描述——正如我们今天在学校学到的那种——就是收集数据（观察、实验、测量）并以理论的形式讲通这些数据。 数据和理论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人们对此远没有达成共识，因为并不清楚我们是怎么从数据得到理论的，而且也不清楚数据本身又是怎样承载着理论的（theory-laden）。但是让我们忽略掉这一点。随着时间推移，我们获得了新数据，理论也在演化。在这种图景里，科学家被描述为理性的存在者，他们用他们的才智——一种特殊的语言、也是一个良好地建立起来的文化的和概念的结构——来做这个游戏。

这种图景的问题在于，这个概念结构也在演化。 科学不仅仅是我们不断增加的关于这个世界的经验信息的总和与一串改变着的理论，它也是我们概念结构的演化进程。它是我们在既有知识水平上，对把握这个世界的最佳概念结构的不断追寻。对概念结构的修正需要从我们自己的思考中获得。这非常像奎因（Quine）经常引用的奥托·纽拉特（Otto Neurath）写下的那个美妙比喻——一名水手只能在他航行的途中修补自己的船。

“学习”和“概念转变”这两者的互相缠绕，这种灵活性，和这种方法论与目标的不断演化，在历史上发展成了实践科学与哲学反思之间的持久对话。这是为什么很多科学被哲学反思所深刻地影响的进一步缘由。科学家的这种观点，无论他们喜不喜欢，是渗透着哲学的。

在这里我们回到亚里士多德：“哲学提供了研究必须该怎么去做的导引。”

不是因为哲学能对科学的正确方法论一锤定音（这正是与霍金和温伯格的哲学立场相对立的），而是因为哲学中有很多概念工具可用来处理概念的连续变迁。 那些否认哲学在科学进步中所起的作用的科学家，正是那些自以为找到了终极方法论的人。结果是，他们的头脑对将来所需的概念灵活性更加封闭。他们是被他们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俘获的人。

肆

我认为可以给出一个更强的例子。我相信近几十年理论物理学的突破之所以相对贫乏，原因之一就是今天许多物理学家把错误的科学哲学当作宝贝。波普尔和库恩——在理论物理学家中如此受欢迎——对于好科学的工作方式的一些重要方面提供了启发，但他们的科学图景是不完整的。我怀疑，如果把他们的见解当作约定俗成并且一概接受，就会误导科学研究。我们来看看为什么是这样。

库恩对于非连续性和不可通约性的强调误导了很多理论物理学家和实验物理学家，让他们轻视科学知识的可怕的积累性方面。波普尔对于可证伪性的强调——这本来是一种划界准则——也已经被误解为是用于评价的准则。这两者的结合产生了灾难性的方法论混淆：在寻找新理论时，过去的知识是无关紧要的；而各种还没被证明的想法都同样有趣，各种还没被测量到的效应都同样可能发生，理论家的工作就在于让任意的可能性从天而降，然后发展它们，因为所有没被证伪的东西事实上都有可能是正确的。

这就是当下的“干嘛不做？”意识形态：任何新想法都值得研究，仅仅因为它还没被证伪；任何想法都有同样的可能性，因为在知识的路途上往前走一步就会出现在过去知识基础上无法预知的库恩式不连续性；任何实验也都同等有趣，只要它检测了什么没被测过的东西。

我认为这种方法论上的哲学导致了物理学中堆积如山的无用的理论工作和许多无用的实验探究。

在无边界的可能性空间中任意地跳跃，从不是做科学的有效方式。原因在于两方面：首先，可能性实在太多，纯靠碰运气找到好的选择的概率可以忽略不计；更重要的是，大自然总是在震惊我们，我们这种有限的生物远不如我们自认为的那样富有创造力和想象力。当我们觉得自己试探得够广的时候，大多数情况我们只是在变了方式地老调重弹：真正能起作用的创新不是仅凭猜测就能找到的。

那些真正起了作用的最剧烈的概念转变和最离经叛道的想法，事实上总是严格地被激发出来的，并且几乎是被海量的新数据、或对现有成功理论的内在矛盾的全面分析所倒逼出来。科学是靠连续性来运作，而不是靠不连续性。

前者的例子——被数据逼出来的创新——是开普勒的椭圆和量子理论。开普勒不只是“冒出来了”运用椭圆的“想法”：在他看见椭圆之前，大自然不得不把椭圆“泼撒”到他脸上。他用椭圆来近似模拟火星的本轮-均轮运动，并震惊于这种近似比他原来的模型效果还好。类似地，20世纪初的原子物理学家长时间与基本定律中蕴含的不连续性概念斗争，竭尽所能地拒绝光谱学已经给出的明确信息，换句话说，力学的最核心部分其实已经出现了不连续性。这两个例子中，重要的新想法都是在数据面前被迫出现。

第二种情况的例子——由旧理论而来的激进的创新——是日心体系和广义相对论。无论是哥白尼还是爱因斯坦，都没有显着依赖于新数据。他们都从对成功的、被公认了的理论进行深刻分析开始：托勒密的天文学、牛顿的引力和狭义相对论。他们从中发现的矛盾和原因不明的巧合，开启了通向新的概念构想的道路。

无论哪种情况，都不是仅从尚未被证伪的理论中捞出一些，然后对它们带来的结果检测一下。相反，是基于广泛且不断积累着的经验和理论知识的、对归纳法的巧妙的运用，提供给了我们前行的线索。认真地考察在经验上已获得成功的洞见，我们才能前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是个“新想法”：它是爱因斯坦对伽利略相对论为何在很大范围能成立的领悟。这里没有不连续性：事实上，这是一种最佳的连续性。这是面对那些人仅仅因为麦克斯韦方程就急于抛弃速度相对性时，爱因斯坦表现出来的极富洞察力的“保守主义”。

我认为这个教训被太多的当代理论物理工作忽视了，大量研究方向都太急于抛弃掉我们关于大自然所找到的东西。

讽刺的是，其实近来的实验物理重大进展正是对今天理论物理中随意猜测作风的反驳。最近，基础物理中出现了三大实验结果：引力波、希格斯粒子、LHC中超对称的缺失。这三者都验证了旧的物理学，并否证了那些广为传播的猜测。在这三个例子中，大自然告诉我们：不要如此随意地猜测。让我们更仔细地看看这几个例子。

对引力波的探测——这已被授予了诺贝尔物理奖——是对问世一个世纪之久的广义相对论的完全证实。但不仅如此。最近几乎同时探测到的双中子星合并所带来的引力和电磁信号（这一事件称为GW170817）以14个数量级的程度一次性提高了我们对引力和电磁场传播速度之比的认识。我们经验知识的这一重大积累的后果是，我们不得不排除掉一大批广义相对论的替代方案，一大批理论学家近几十年一直在研究这些方案——同时证实了百年之久的广义相对论才是目前关于引力的最佳理论。

希格斯粒子在CERN被探测到之事已被广为宣传，这证实了粒子物理的标准模型（由温伯格等人所创立）是高能物理的现有最佳理论，反驳了受到很多关注的后续替代方案。

当大型强子对撞机在日内瓦已投入运行时，CERN对发现希格斯粒子的强调，也隐瞒了高能物理的这一特殊探索中暴露出的真正意外：超对称粒子并不存在，尽管一代理论物理学家期待能找到它们。尽管笔墨汇聚成河、遐想不断飞驰，极小超对称标准模型（minimal supersymmetric standard model）却突然发现自己陷入深层的困境。所以，大自然再次严肃地回绝了大批理论物理学家所相信的这些任意的猜测。

我认为，大自然对理论物理学当下的方法论的一再息慢，应该能引发我们在哲学态度上保持一定的谦虚，而不是狂怒。

我怀疑这个问题一部分就出在占主导地位的波普尔和库恩思想误导了当下的理论探究。物理学家对已确立的成功理论太不当回事。由于库恩对横跨科学革命的不可通约性的强调误导了他们，他们不能从人们已知的东西上建构，而这（从已知的事情出发）正是科学一直在前进的方式。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许多想把引力统合进基础物理其它部分的尝试，都抛弃了广义相对论中的背景独立性。

此外，对可证伪性的强调，使许多物理学家陷入对科学知识的一个根本方面的无知：即，可靠性是有程度的，并且可信赖的程度可以达到非常之高，即使没达到完全的确定。这种无知导致了一种双重的负面效果：在科学的进展中把已成功理论中的洞见当作无关紧要（因为它们可能明天就被证伪），以及不懂得一种探索即使还没被证伪也可能只有很小的可信度。

科学事业是建立在可靠性的程度上，基于新的数据或新的理论发展，这种可靠性会被持续更新。科学界近来关注的对确证的贝叶斯式解释，在科学哲学中是很常见的，但在理论物理学界多半被无视掉了。在我看来，这是具有负面效应的。

我在这里想要做的不是一种对波普尔和库恩的批评。他们的着作是清晰而富有洞见的。我想指出的是，对他们观点的一些头脑简单的理解版本，被很多物理学家太随意地当成了科学方法论的最终定论。

当代物理学远远没有对哲学“免疫”，而是深刻地受哲学影响。但是缺乏认识到这种影响所需的哲学意识，并拒绝聆听那些尝试对此进行弥补的哲学家，是物理学的弱点的来源。

伍

下面是《劝勉篇》里的最后一个论证：

科学越是处于严重的混乱和困惑中，越需要哲学。

今天的基础物理正在经历一轮深刻的概念转变，这是因为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成功，和目前依然缺失一种能被人们认可的引力的量子理论这一情况所导致的公开“危机”（在库恩的意义上；我倒是宁愿称为“机会”）。这就是为什么一些科学家，包括我自己这种做量子引力的，更敏锐地察觉到了哲学对于物理学的重要性。

下面列举一些当下最理论物理中探讨的话题：什么是空间？什么是时间？什么是现在？世界是决定论的吗？我们需要引入观察者来描述自然吗？物理学是根据“实在”来架构还是根据“我们的观察物”来架构更好，或者还有第三种选择？什么是量子波函数？究竟“涌现”意味着什么？意在刻画宇宙全体事物的理论有意义吗？认为物理定律也在演化这种想法有意义吗？对我而言，探讨这些话题，来自过去和当下的哲学思考的养料显然不容忽视。

在圈量子引力这一我本人所在的技术领域中，牛顿时空被重新解释为在量子意义上呈现为颗粒状的、概率性的、涨落着的某种事物所展现出来的东西。空间，时间，粒子和场融为一个单一的实体：一种并不存在于时间或空间中的量子场。这种场的变量只要求子系统间相互作用的明确性。这一理论的基本方程没有显式的时间或空间变量。几何只在近似中出现。客体存在于近似中。实在论被一种强烈的关系论所调和。我认为我们物理学家需要跟哲学家一起探讨，因为我认为我们弄通这些东西需要他们的帮助。

陆

最后，我想再简要谈几句相反方面的问题：科学对于哲学的相关性。

我之所以要谈这个，只是因为：科学界一些反对哲学的表态，不过是对哲学和其它人文学科某些领域中的反科学态度的一种回应。

现在后海德格尔（post-Heideggerian）氛围统治了“大陆”的一些哲学系，在其中，对科学的无知成了值得自豪表现的事情。科学不是“真正的”知识；它错失了真的知识。“……植物学家的植物不是田畔花丛；地理学家标定的河流‘发源处’不是‘幽谷源头’。”这种语境暗示着只有“田畔花丛”和“幽谷源头”才是重要的。

另一个今日知识界的分支——社会学中也有一例：“任何人都没有义务要采取某种特定的世界观来描述20世纪的科学发展”。这种论调要么是无聊的（“没人强制你有智力”），要么是误导性的，所谓“误导”，在词源学意义上讲，就是“导向错误的方向”。

我现在明白了这一点：正像最好的科学紧密联系着哲学一样，最好的哲学也将紧密联系着科学。过去显然一直是这样：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到笛卡尔、休谟，到康德、黑格尔，到胡塞尔、路易斯，最优秀的哲学总是紧密地与科学协调。过去不曾有任何一位伟大哲学家，不时时刻刻严肃地对待他们时代的科学所提供的知识。

科学史，我们的文化中一个完整的和必不可少的部分。它还远不能回答我们想问的所有问题，但它依然是一种极为强大的工具。它可以处理不计其数的问题，包括那些关涉我们自身的问题和把宇宙当作一个整体来讨论的问题。我们的所有知识，是来自极为不同的领域的许多贡献的结果，从科学到哲学，当然还有文学和艺术，还有我们对它们加以整合的能力。在我看来，那些贬低科学的哲学家——这些人还不少——在严重地伤害理智与文明。当他们说全部领域的知识都渗透不进科学，以及他们才是懂得更多的人的时候，他们就让我想起那两个坐在公园长椅上的小老头：“啊”，其中一个颤抖着声音说，“瞧这帮声称能研究意识还有宇宙起源的科学家啊。”“噢”，另一个说，“真荒唐啊！他们当然搞不懂了。我们才可以！”

⑶ 有伊克拉国吗

有伊拉克国

⑷ 历史上国外着名教育家有哪些

1、苏格拉底，是一个希腊语（雅典）哲学的创始人之一。西方哲学，并为第一道德哲学家所述的西方伦理思想的传统。他是一个神秘人物，没有作品，主要通过他后来的古典作家的着作而闻名，特别是他的学生柏拉图和色诺芬。

⑸ 菲律宾哪些景点最受欢迎

1、百胜滩
百胜滩瀑布世界闻名，景色秀美，急流泛舟活动惊险刺激。 百胜滩河的自然景色优美，泛舟于河上进入热带峡谷后，游客可看到野生植物和野生动物。 百胜滩位于位于马尼拉南部92公里，从马尼拉乘车或开车不到两小时就可到达。百胜滩是世界着名的旅游景点，瀑布落差约有100米，以刺激紧张的泛舟活动而闻名。泛舟河上，沿途可欣赏由岩壁和热带树木所形成的溪谷美景。折返点水量极其充沛，空气清新凉爽。 交 通公共汽车：可在位于EDSA的BLTB车站（BLTB Co. Bus Terminal）乘车，每天一班，中午十二点在EDSA车站发车，每天下午0到达百胜滩。 自驾游：开车从马尼拉经过南部高速公路（South Expressway）到卡兰巴（Calamba）。
2、马里基纳鞋博物馆
马里基纳鞋博物馆位于菲律宾马里基纳市黎刹大街一侧，是当地的主要旅游景点之一！这是该国第一个、也是唯一的鞋博物馆。博物馆所在位置属于马里基纳市的鞋业制造中心，博物馆旁边就是菲律宾着名的奥拓鞋业集团。从外观上看，马里基纳鞋博物馆与周围的民居并没有大的差别，整个博物馆占地面积不过200平方米。然而，走进博物馆内，上千双鞋子、数千个鞋模子以及一个近2米高的高帮皮鞋将会呈现在游客面前，蔚为大观。整个鞋博物馆分为两层，一层主要为鞋陈列区，其中包括菲律宾的前第一夫人伊梅尔达捐赠的800双鞋，既有外国名贵皮鞋，也有本地生产的菲律宾凉鞋。据说这位菲律宾前第一夫人曾拥有3000多双鞋，一层展区正中央的墙上还挂有她的画像。此外，博物馆的一层还展示有菲律宾历任总统、部分参议员或政客、马里基纳市长、大使以及部分外国元首们捐赠的鞋子。还有一个展柜专门陈列来自中国、日本、韩国、土耳其、巴西等国的传统鞋子，如北京的布鞋
3、巴拉望博物馆
巴拉望博物馆坐落于巴拉望省的普林塞萨港，成立于1991年，是收集与巴拉望历史相关文物的中心，馆内分为人类学、考古学、生物学、人种学以及历史学等，让游客可以从方方面面来了解巴拉望。巴拉望博物馆展示了巴拉望的历史、文化、音乐以及美术工艺，其历史部分讲述了15世纪基督教传入巴拉望，这不仅仅具有宗教意义，更具有国际历史意义，基督教的传入使得巴拉望成为亚洲第一个宗教省。人类学所收藏的塔邦人头盖骨化石是博物馆的最大特色，据说已有23000年的历史，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菲律宾人的头盖骨。考古学部分收藏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罐子，已被列为国宝级文物，成为馆内的一大特色。除此之外，还收藏了瓷器、早期居民使用的狩猎工具、乐器、铜器、塔博洞出土的一些原始工具以及在西班牙统治时期从库约（Cuyo）出土的一些文物。巴拉望博物馆还有一个能够为研究巴拉望提供丰富资料的图书馆，馆内的书籍大都是与巴拉望相关的。博物馆的开放时间
4、卡加延德奥罗
卡加延德奥罗位于棉兰老岛北部，城市南部与布基农省接壤，北面为保和海，始建于1871年，是一个深水港口城市，是菲律宾北棉兰老的区域中心和东米萨米斯省的首府。卡加延德奥罗是菲律宾极具魅力的城市，以古老的城堡、散落着的雄伟教堂、各具特色的公园、银珠飞溅的瀑布和植被覆盖的崖壁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位于市中心的金-谊公园始建于1900年，是纪念和瞻仰菲律宾前总统拉蒙•麦格塞塞、菲律宾独立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安达斯•波尼斯奥以及当地伟人的地方，见证着卡加延德奥罗人民的英勇和悠久的历史。优美的文森特拉拉公园拥有郁郁葱葱的古老红木和齐全的活动设施，是人们进行晨练、舒缓身心的好去处，也是当地着名的娱乐活动中心。位于圣奥古斯汀大教堂和加斯特公园附近的城市档案博物馆，藏有数量丰富的古董、当地知名显赫家族的纪念品以及全面展现卡加延德奥罗悠久历史的画廊。除此之外，神秘莫测的洞穴探险也吸引了众
5、阿亚拉博物馆
阿亚拉博物馆坐落于菲律宾的马卡迪市，建立于1967年，是菲律宾最重要的关于文化和艺术的博物馆，旨在回忆过去，记录现在，记载了菲律宾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博物馆的的固定展品有立体模型、海事船舶、菲律宾艺术先驱、祖先金饰、刺绣等，其中立体模型包括有60多个，讲述了从史前时期至菲律宾独立这段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海事船舶主要收集了菲律宾在各个时期所用到的不同类型的船只，这些船只为菲律宾的航海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艺术区域则是讲述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菲律宾的艺术，收集了菲律宾伟大艺术家的艺术作品；祖先金饰主要收集了16世纪之前的1000多件黄金手工艺品，包括由黄金打造的腰带、耳环、项链、戒指、手镯、手链等。除了特有的固定展览外，阿亚拉博物馆也会定期举办特殊展览，大部分是与视觉艺术、人种志学相关的展览，同时也会有相关的国外展览，让游客不仅可以了解本国的历史文化，与此同时也欣赏世界艺术。Ayala M
6、马可斯纪念馆及陵墓
马可斯曾于1965年—1986年就任菲律宾的总统，他在职初期进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菲律宾经济的发展，但后来在国内进行-统治，侵犯民权，重用自己的亲信，管理逐渐-；1972年9月23日马科斯政府宣布在全国实行军事管制，解散国民议会，停止一切政党活动，并禁止-，-和--。1983年8月反对党领袖贝阿基诺（Benigno Aquino）从美国回国在马尼拉机场遇刺身亡，引起了抗议浪潮；1986年2月22日晚，原-长和代理总参谋长发动兵变，占领国防大楼，马可斯随后离开菲律宾，-夏威夷。1989年马可思在夏威夷去世，他的遗体被送回家乡。马可斯纪念馆及陵墓位于巴塔克市中心，陵墓是安放马可思遗体的地方，到过这里的游客都说这里非常阴森，因为内部没有灯，只有蜡烛照明，唱诗班的音乐也非常低沉；纪念馆里陈列着马可思生前用过的物品、他的军功章、作品、书桌等，墙上挂着他和妻子的照片。
7、克拉瑞故居
克拉瑞故居位于菲律宾的保和省，历史可以追溯至1840年，为传统的菲律宾-西班牙建筑风格，使用了硬木的大厚木板而建，尼巴叶覆盖的倾斜屋顶使其别具风格，虽然经过几百年的风吹雨打，但是房子依然保持着原始的风采。克拉瑞故居是一座典型的19世界保和富人的豪宅，至今已有167年的历史，曾被保和省前省长安尼斯托•瓦列斯•克拉瑞以及他的儿子居住，现在开辟为博物馆，并且已被列为国家历史遗产。这个豪宅目前作为收藏19世纪文物的博物馆对外开放，包括有丰富雕刻花纹的木床、梳妆台、古老的摇椅、菲律宾妇女的服饰、国服巴荣、古董罐子、灯、厨房用具，此外，还收藏了很多书籍，一本英语语言的字典引人注目。菲律宾-西班牙建筑风格的克拉瑞故居分为两层，二层有很多大大的百叶窗，可以调节室内的气温。在博物馆的一层，有一家由克拉瑞家族的后裔经营的舒适精巧和令人惬意的咖啡厅，供应一些在城市里已经找不到踪迹的保和当
8、埃尔尼多海洋保护区
野生动物和海洋生物的保护不仅仅是一个国家问题，更是一个国际性问题，每个国家都在竭尽全力来保护那些濒临危机的生物，以便于下一代可以更好地观赏和学习。菲律宾也是致力于动物保护的一个国家，它所建立的埃尔尼多海洋保护区就很好的保护了野生动物和海洋生态系统。埃尔尼多海洋保护区位于巴拉望省的西北部，为菲律宾最大的海洋保护区，占地面积96000公顷，有着多样的生态系统，如雨林、红树林、白沙滩、珊瑚礁以及据说至今已有两亿五千万年的石灰石悬崖。保护区是菲律宾目前主要的高档旅游目的地之一！自然景观得天独厚，有着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其中有100种鸟类、3种濒危的海龟、种类繁多的鱼和蝠鱼。保护内洁白的海滩成为3种濒危的海龟的栖息地，也成为它们繁育后代的场所。埃尔尼多海洋保护区内五彩斑斓的珊瑚礁让人大开眼界，成为知名的潜水胜地。在一年的某些时候，潜水者还可以看到世界上最稀少的海洋哺乳动物---海牛或当地人称的
9、沉降的钟楼
沉降的钟楼位于北伊罗戈省的拉瓦格市，已经成为拉瓦格最知名的城市地标，也是参观这个城市的首选景点。钟楼高45米，建造于1612年，是西班牙人在菲律宾所建造的最高的以及最坚固的教堂钟楼。之所以叫做沉降的钟楼，是因为这个钟楼正在神秘的一点点下沉，钟楼会自己下沉吗？经过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发现钟楼建在沙质地基之上，沉重的钟楼迫使其一点点下沉，并且它周围的街道自从18世纪不断被抬高。最能证明钟楼下沉的证据就是曾经人们骑在马背上就可以进出塔楼，但是现在，游客们不得不弯腰才能进入，可见已经下沉不少。一般的塔楼都距离教堂比较近，然而这个塔楼却比较远，究其原因原来是防止强地震发生时塔楼会倒向教堂。现在很多人都开始怀疑钟楼现在45米的高度，人们认为钟楼的实际高度肯定高于45米，400年来肯定下沉了不少。沉降的钟楼目前依然在履行其几百年的任务，那就是敲响钟楼上的大钟来召集天主教教徒。Sinking Bell
10、依望监狱和劳改农场
依望监狱和-农场位于巴拉望省的普林塞萨港，在西班牙殖民者统治期间，巴拉望就成为一个犯人的审判和放逐地点。它建立于美国殖民地时期的1904年，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监狱和-农场，没有围墙，没有栅栏，并且监狱中的犯人从未有过逃跑的念头。依望监狱和-农场占地面积37英亩，犯人们白天在农场劳作，种植椰子树、水稻和其它农作物。他们之所以没有逃跑之心有三个原因，一是这里没有任何的交通工具，只有绵延的山脉，出去之后也面临死亡，二是犯人在服刑期间可以和自己的家人住在一起，经营他们的土地而不必受到看管，三是犯人可以在很多工艺品商店工作来赚得收入，而不是天天在监狱中受到各种折磨。与其说是依望监狱和-农场是一个监狱，不如说是一个农场，犯人没有想象中受到严重的惩罚，而是获得了相对的自由。目前的农场是一个受游客欢迎的购物场所，游客可以在此买到手工艺品和巴拉望岛纪念品。Iwahig Prison and Penal F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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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 伊索克拉底创办修辞学校的目的是什么

公元前392年，他在雅典开办了一所修辞学校。此后的近40年时间内，他主要以教学为业。公元前351年以后，伊索克拉底的主要精力放在写作上。他本来有志成为一名演说家，但由于嗓音沙哑，因而一生从事修辞学校的研究和教学。伊索克拉底创办修辞学校的目的就是要培养演说家和善于从事政治活动的人。他认为，一个优秀的演说家必须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人，因而在他的学校里，除了修辞学外，还教授文学、哲学、历史、法律等。由于他本人是一个社会活动家，因此他极力主张教学内容应该与现实紧密联系起来。

⑺ 世界上有哪两位外国人可以跟孔子媲美对世界有何影响

世界上伊索克拉底和伊壁鸠鲁他们两个人是可以跟孔子媲美的，对世界的影响如下，孔子它是有名的思想家，而且也是儒家学派的，他开创了自己的讲学，倡导人们以仁义为信念来教学。带领着弟子去外国游玩，去世之后，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把他的思想记录起来，在我国古代，很少有教育家的地位可以和他媲美。像是伊壁鸠鲁他的教育观念是非常纯粹的，而且他也是不要求回报的人，所以他开的学校都是努力或者是妇女都可以的。他也要求妇女来学校学习，甚至还会带着孩子来听课，女性得到了真正的自由，作为教授在去世之后，也得到了人们的敬仰，所以他的理念也被几个世界当作思想，被人们反省着走向了幸福的生活

⑻ 世界上唯一能跟孔子划等号的两个外国人究竟会是谁

孔子，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祖籍宋国栗邑（今河南夏邑），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

孔子早年开办私学，聚徒传授所学，并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概念，让普天下的老百姓都获得了求学的机会。可以说，孔子是与伊壁鸠鲁、伊索同样伟大的大教育家。在这些距离我们有千年历史的教育家身上，我们能发现许多相同之处。

或许，正是“智谋之士所见略同”。

⑼ 柏拉图，他在约公元前387年之际，创立了什么

柏拉图，他在约公元前387年之际，创立了阿卡地米学园。

第一个类似于现代大学的高等教育的学校，是由伊索克拉底在雅典创立的。他着重道德与实用。他把文法、算术、论辩和文学作为初级训练的基本科目。他的学生一般都在上大学的年龄，在他门下学三四年，他对他们的训练不着重探讨知识的理论基础，而专学如何把他们所知的东西在演说和文章中阐述出来的艺术。

他本人没有提出过任何一种伦理学的理论，但他接受传统道德的最高标准。他提倡的不是个人野心和城邦私利，而是全希腊的整体利益；因为他真诚相信个人和城邦的最高利益就在于促进希腊的统一。他对学生的作品考核甚精，并以自己有关泛希腊时政的论文和演说作为他们的范例。

由于伊索克拉底也收学费，他的批评家把他归于智者一流，但他的着述表明他从事教学是出于自己的信念，他高度尊重个人和民族的荣誉，对当代的政治和社会难题也至为关心。他希望他的学生能给政坛带来比较开明的政治家风度。

公民阶级每家拥有两个不能转卖的田庄，在教育和政治活动上享有充分的闲暇。在它的宪法中，柏拉图想把君主制与民主制的优点熔于一炉。法律本身就是统治者，但另一方面，行政长官却是人民的代表，人民已变得极其公正聪明，自觉遵守一切法律。

斯塔吉鲁士人亚里士多德（约公元前385—前322年），在柏拉图老年时曾任学园教员达二十年之久，后来又在莱西昂开设了另一个竞争性的学术研究机构（公元前335年），他对城邦教育的重要性和柏拉图有同样的看法。既然只有人能自觉地指导其行为，因此政治家的任务就是指导城邦走向正确的生活。政治家的主要助手就是教师。

教育着重训练公民们既具有对正道的认识又能身体力行。亚里士多德也认为国家教育应是强制性的，公民各级成员都要普遍受教育，学习科目也和柏拉图在《理想国》和《法律篇》书中所举一样。正确的生活是一种双重的生活：一方面是在实践理智指导下的良好的公民生活，一方面是从事作为哲学的核心的沉思生活。

亚里士多德的理想城邦也是在经济、阶级结构，与当代商业、资本活动隔绝等方面追随着斯巴达的模式，它同样也是一种混合的宪制。教育者的政治目的就是使公民的良知和立法者的贤明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城邦的各级、各部分都具有整体的"灵魂"和信念。

伊索克拉底是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联邦的框架之中调整城邦的自主自治之权，并相应地设想其教育体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却都把城邦、实际上在物质条件方面还只是斯巴达式的城邦看作人类政治存在的最高形式（虽然他们也批评过斯巴达的政治体制及其目的）。

初看起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保守主义很是奇怪。但是他们正确地观察到希腊城邦已产生了文明人类的最优秀成果，而他们对城邦未来可能性的信念并未动摇。面积的限制是必要的，只有这样公民才能相互了解并熟悉其统治者，从而真正成为整体之一员。他们想把城邦和一种新的宗教结合起来似乎更令人难解，因为，最高决策者成了思想家而非务实的男女，而这些思想家同时又必须是城邦的统治者。

在我们看来，这样一种理智的宗教似乎是一种超越种族和政治问题之上的世界宗教。柏拉图可能也做如是想。但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希腊人才"天赋"这种领悟力。他们两人都认为最高的理解力只能存在于有知识的贵族之中。

由于这一点，他们的理想国的治国之方在我们看来是非自由的，但他们认为完全必需。我们相信普及教育是达到平等的途径，这实际是一种民主政治的教义，他们对知识贵族的信念却使他们认为由少数贤明之士治理的集权体制是必需的。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相信其他公民会毫不犹豫地接受这种权威的统治，但他们始终未能克服如下一种基本困难：使他们的思想家愿意成为统治者、立法者或委员会人员。因为他们的最高效忠对象已是越出城邦局限的理智宗教了。

⑽ 伊索克拉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伊索克拉底(公元前436～前338年)出生于雅典一个富裕的乐器作坊主之家，受过良好的教育。伊索克拉底是着名修辞学家高吉亚和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学生，也是希腊修辞学的创立者。他不是那种登台讲演的演说家，而是撰写演说词的专家。他的某些演说词，实际上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政论文章。他不是活跃于政治舞台上解决日常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的政治家，但是，他经常以文章的形式发表自己的政见，提出建议，试图以此影响当权者，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