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为什么没有工业化

Ⅰ 菲律宾经济还有什么问题

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与跨国公司的深入发展，既给世界贸易带来了重大的推动力，同时也给各国经贸带来了诸多不确定因素。当今国际贸易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如资金结算问题、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不平衡问题等。若不及时改革国际贸易规则，必将影响世界经济的正常发展。
由于美国经济受挫，国际贸易中的资金结算的单一货币——美元的汇率一直不稳定。这给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贸易带来了不良影响，也不能适应现在世界多极化发展的要求。菲律宾希望首先，各国达成使用多种结算货币的共识各区域自行规定可行的结算货币。以此减轻世界贸易对美元的依赖。
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 主要发达国家及各制造业强国对发展中国家大量的商品输出，并依靠资金回流获得巨额利润；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利用高科技变向掠夺较不发达国家地区的资源。这是一个经济全球化导致的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不平衡问题。菲律宾希望联合国进一步支持、引导南南合作，各地区的发展中国国家扩大经济合作、技术交流，建立利益集团、形成技术交流共享平台。发展中国家在经济领域互相支援，取长补短。在国际经济事务中团结合作，协调立场，以共同减少和摆脱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依赖，独立自主的发展民族经济。
菲律宾作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中的一个以出口导向为贸易政策的发展中国家，对于国际贸易始终认为应该坚持：保持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促进成员间经济的相互依存；加强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减少区域贸易和投资壁垒，维护本地区人民的共同利益。通过“首尔发展共识”和跨年度行动计划可知，发展问题应是世界经济的最主要的问题。菲律宾认为：新的国际贸易规则应顾及新兴市场及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菲律宾坚决反对美国为了本国利益而通过手段将金融危机的损失转嫁到别国身上。

Ⅱ 菲律宾2020年外国游客数量萎缩超八成，游客萎缩会影响经济发展吗

近年来，菲政府把旅游业作为重点发展产业之一。据菲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旅游业产值占该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2%。 据25日最新消息，菲律宾近日公布的一份声明指出，预计该国旅游业今年接待的中国游客数量将减少120万人次。按照每位中国游客最多在当地消费1200美元计算，菲律宾面临的损失最高可达14.4亿美元（约100亿元人民币） 。旅游业已经成为该国4大支柱产业之一了。所以对它的经济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外汇，GDP占比9.7%，根据《菲律宾星报》，2017年，菲律宾成为全球第三大汇款接受国。来自1000多万海外侨民的汇款是菲律宾第二大外汇来源，占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接近业务流程外包行业的收入。去年，中、菲之间率先实现“三秒汇款”。全球首个基于区块链的电子货币包跨境汇款于6月25日在香港上线。阿里巴巴旗下的支付宝HK与菲律宾电子货币包Gcash当日举办发布会宣布推出相关服务，从而便利香港与菲律宾之间个人转账。汇款接受国的巨头，汇款服务对菲律宾家庭来说尤为重要。

最后就是旅游，GDP占比13%，所以旅游业萎缩对它的经济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Ⅲ 亚洲经济体在追赶西方过程中，为什么有的成功了，有的却失败了

你看，由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大陆组成的东北亚经济体，从贫穷落后状态迅速实现了追赶，先后完成了工业化；而以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为代表的东南亚经济体，它们比东北亚经济体拥有更好的资源禀赋，也有强烈的发展意愿，但是，它们却在工业化的路上磕磕绊绊、后劲不足，至今没有完成工业化。造成东北亚和东南亚发展差异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三个重要的不同点：第一，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大陆在经济腾飞之前，都进行了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而东南亚国家要么根本没进行土地改革，要么只是流于形式；第二，东北亚经济体在工业起飞阶段都走了外向出口型道路，政府用各种手段引导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而东南亚国家政府没有对本国企业进行任何干预；第三，东北亚经济体在经济起飞阶段都采取了金融管制措施，而东南亚国家却过早开启了金融自由化过程。

所以笔者认为，这三个关键的不同点，让东北亚和东南亚的工业化努力出现完全不同的结果。下面，我们就把这三点展开详细说。

先来说第一点，土地政策。说起后发国家的经济追赶，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肯定是怎么实施正确的工业化战略。然而成功的经济追赶要从正确的土地政策开始。为什么土地政策如此重要呢？

首先，如果没有正确的土地政策，农业的平均产出就很低，整个经济体就没有足够的盈余来投资到工业发展中。有些发展中国家因为农业薄弱，甚至做不到粮食的自给自足，不得不耗费宝贵的外汇储备来大量进口粮食。而这些外汇储备本来该用在刀刃上，用来引进先进的工业生产技术和机器设备。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发展中国家往往75%以上的人口都是农民。如果农民的平均收入很低，就意味着整个国内市场对工业消费品的有效需求很小，本国的制造业就很难发展起来。很多大企业，比如日本的丰田、日产、本田等车企，都是先在本国农村市场捞到了第一桶金，才逐渐拓展海外市场的。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遍布农村的乡镇企业成为工业化的重要力量，这些乡镇企业的产品也主要是面向农村市场。

这就是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起飞的第一步，并不是直接上马工业项目，而要从农村改革开始。 在传统农业 社会 ，土地资源的分配往往极度不公，少数地主阶级控制着大部分土地，而大量农民沦为没有土地的佃农。比如，在旧中国，10%的人口占有70%~80%的土地；朝鲜半岛的情况更严重，不到4%的家庭控制着55%的农业用地；在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封建领主叫做“大名”，他们控制着日本的大部分土地和整个粮食交易体系。

这种高度集中的土地制度有什么坏处呢？从经济学的角度说，最大的危害还不是 社会 不公，而是土地的平均产出太低。你可能会问： 产权为什么会影响产量？这是因为，想要提高农业产出，必须对农地进行投资，比如修建灌溉系统、提高土地肥力、购买更好的设备等等，这些都不是贫穷的农民能够负担得起的。 拥有土地的大地主虽然负担得起，但根本犯不着去干这种劳神费力的事，他们只需要不断提高地租以及向农民放高利贷，就可以占有农民的大部分收成。

地主阶级之所以能够不断提高地租，这是由土地的特殊性质决定的。我们知道，按照经济学原理，一旦某种商品的价格上涨，那么对这种商品的需求就会减少，而供给会增加，这种商品就会重新达到供需平衡。但是，土地不一样，价格上涨不能让供需恢复平衡。一方面，价格上涨不会减少对土地的需求，因为土地需求是由人口推动的，人口越来越多，对土地的需求也就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价格上涨很难增加土地供给，当一个地区的所有可耕地都开发完之后，就不会再有新增土地。

所以，当对土地的需求越来越大而新增供给为零，地主阶级就有了极大的议价权，他们可以不断提高地租，直到只够农民维持基本生存为止。而农民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也没有能力和动力去提高土地产出，因为即使提高了一点产出，地主阶级也会通过进一步提高地租把好处拿走。这样一来，土地就被锁死在低水平生产的轨道上。可以说， 在土地问题上，存在“市场失灵”的现象，光靠市场机制无法让土地实现最大产出。

怎么破解这个土地困局呢？说出来其实很简单，就是进行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我们知道，新中国进行了两次土地改革，第一次是建国初期，实行分田到户；第二次是改革开放初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两次土地改革，都极大释放了农村生产力，让农业产出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大幅增长。

其实，土地改革并不是中国的独有做法，而是东北亚经济体的共同实践。日本在近代也经历了两次土地改革。第一次是明治维新时期，明治天皇收缴大名阶级控制的土地分给农民，给农民总共发放了1.09亿张地券，承认农民对土地的私有产权。当然，对“辞官纳地”的大名，明治天皇也给予了一定的安抚，给他们发放大笔养老金，或者把他们安置进贵族院担任职务。

在分给农民土地的同时，日本政府还投入巨额资金，修建梯田和灌溉系统、引进高产水稻品种、推广新的种植技术等等。这一系列措施极大提高了日本农业的生产力，让日本可以在城市人口只占25%的情况下直接开启工业化，创造了一个奇迹，对比欧美国家，它们在工业化之前城市人口至少在35%以上。

但是， 土地私有化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均分田地之后不久，就会重新出现土地集中的情况。你看，如果一个农户经营不善、入不敷出，他可能会用土地做抵押来借贷，而一旦还不上钱，土地就会被债主没收，于是重新变成佃农。 从明治维新到二战不过70年，日本由佃农耕种的土地就从20%重新提高到了50%。

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个有趣的话题：中国古代王朝的寿命总是超不过300年这个“大限”，这是为什么？有学者从土地兼并角度进行了解释。一般古代王朝在开国时期都会进行一轮田地均分，但是，经过200年左右的土地自然兼并，大部分农民最终都会失去土地，全国土地集中到各地的豪门望族手里。这时候，本来各地零星出现的农民起义就会很快成为燎原之火，最后终结王朝。也就是说，土地的自然兼并可以看成是古代王朝的“癌症”，如果一个王朝没有死于其他意外，那它也一定会在两三百年之后死于由土地兼并引发的农民起义。

我们再说回日本。在二战前，由于相当部分农民又沦为了佃农，生活很苦，于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把自己包装成农民利益的代言人，从农村大量招募士兵，并发起了对外侵略。二战后，战败的日本政府在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支持下，颁布《农地改革法案》，开启了第二次土地改革。美国之所以支持日本搞土地改革，是为了对抗共产主义对农民的吸引力，争取农民的政治支持。

日本的《农地改革法案》规定，地主拥有的土地不得超过3公顷，超过部分一律强行征收，重新分配给无地农民。在这次改革中，近200万户地主被强征了土地，而400万户贫农得到了土地。作为补偿，地主可以得到失去土地价值30年期的债券。不过，土地价值是被严重低估的，而且债券年利率只有3.6%，当时日本又有很高的通胀率，地主拿到的债券几乎没有什么价值。为了减缓土地的兼并速度，法案还规定了多重限制，不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和流转。

二战后日本的土地改革和同一时期在新中国进行的土地改革有高度的相似性。在美国的推动下，退守中国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和韩国的李承晚政权都先后进行了类似的土地改革。通过土地改革，佃农这个阶层在东北亚地区彻底消失了，农民都成为自耕农，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大幅增收。土地改革为日本战后的经济奇迹以及中国台湾和韩国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

我们再来对比一下东南亚国家，它们的土地改革普遍失败了。以菲律宾为例。菲律宾在1946年取得独立后，曾多次颁布土地改革法案。但由于利益集团的阻挠，每次改革都流于形式、不了了之。几十年中菲律宾政府从地主手里强行征收的土地面积，仅仅占全国可耕地面积的2.5%。而且，菲律宾政府也没有给农民任何资金与技术的支持，以至于即使少部分农民获得了土地，他们也没有钱去买种子和肥料，根本无法独立耕种，最后土地又回到了大地主手里。

这里有个数据，菲律宾的西内格罗省盛产甘蔗，但是，这个省将近80%的甘蔗田至今牢牢控制在17个家族手中。这些地主家族抗拒改革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甘蔗、橡胶、棕榈树之类的经济作物不适合家庭小农的生产方式，而只适合大规模的种植园生产方式。然而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在菲律宾，种植园每公顷土地的甘蔗产出是56吨；组成了农业合作小组的自耕农产出比种植园要高，为每公顷70吨；而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家庭种植的甘蔗产出更高，为每公顷85~90吨。橡胶、棕榈树等经济作物也一样，家庭小农的单位产出比种植园要高出50%~60%。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会有一种错觉，总觉得大规模种植园经济要比小农经济的效率更高呢？

如果“效率”是指资本的投资回报率，那么确实是种植园的效率更高。但是，在一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资本极度稀缺而劳动力相对充沛，所以，首先追求的不应该是资本的投资回报率最大化，而是利用现有劳动力，把土地的单位产出最大化。方法就是在每单位土地上投入更多的劳动，进行精耕细作，比如勤施堆肥、差别化灌溉、利用作物不同的成熟周期来实行“间种”、发展立体农业，等等。这种园艺式的精细化耕种只能靠家庭农业来完成，走种植园模式是行不通的。

本来，东南亚国家的土地比东北亚要肥沃得多，但由于这些国家没有完成土地改革，无法实现精耕细作的家庭农业模式，土地平均产出比较低，再加上分配不公，占本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普遍贫困，严重拖累了后来的工业化努力。

Ⅳ 有什么自然因素影响菲律宾的经济

气候方面。位于最大大陆（欧亚大陆）与最大大洋（太平洋）之间，地处热带，季风气候显着且强烈，全年多发台风灾害
地理位置（区位）：菲律宾为岛国，全国由众多岛屿组成，行政分散，加上四面环海，国土面积有限，自然矿产资源贫乏。
地质结构：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岛内活火山众多，地质运动活跃，地震多发，还易引起海啸灾害。
地形方面：岛内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农业发展与城市的发展受限。

Ⅳ 菲律宾六七十年代经济非常发达，为何如今变穷了呢

因为菲律宾政治一直在动荡。

失地和失业的农民已经演变成城乡移民，失业迅速变成了社会和社会问题。政治动荡和社会动荡导致经济进一步下滑，进而增加了失业率并形成了恶性循环。绿色革命的另一个副作用是大力引进外资，鼓励资本下乡扩大农业生产，依靠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等外国非营利组织来改善机械化和规模化，但是严重缺乏独立性和自力更生，以及对外国资本和技术的过度依赖，最终导致菲律宾陷入美国新殖民主义的泥潭。

Ⅵ 同是裙带资本主义，为何菲律宾没像韩国一样成为发达国家

这是因为菲律宾并没有像韩国那样的工业经济基础，虽然韩国也是一个以大企业利益为主的国家，但是韩国大企业的实力在全世界都非常的出色，但是菲律宾却并没有韩国这么强大的工业基础，也并没有韩国那样的高科技公司，所以也使得菲律宾并没有发展成为像韩国那样的发达国家。

所以说并不是所有的裙带资本主义都能够使整个国家成为发达国家，一个国家想要成为发达国家就必须拥有强大的工业能力及科技能力，只有依靠这些才能够使整个国家的经济得到迅速的提升。

Ⅶ 有言如玉：大家族操控的菲律宾“民主”会好吗

有言如玉：大家族操控的菲律宾“民主”会好吗

有言如玉看君随手翻，胜读十年书
（一）接近底层却维护上层的天主教会
84%的菲律宾人信奉天主教，菲律宾是亚洲两个天主教国家之一。自西班牙殖民者在菲律宾强行传教并以政教合一的形式统治菲律宾以来，500多年间菲律宾天主教会一直发挥着强大而独特的政治和社会作用。
在西班牙殖民时期，菲律宾的天主教会在政治上具有独特地位和功能，是殖民主义统治的坚决维护者和既得利益者。1569年，西班牙在菲律宾确立政教合一的殖民主义统治地位，开始强行命令菲律宾人改信天主教。随后，在菲律宾各地成立了天主教会组织，传播天主教，发展天主教势力。马尼拉总主教是全菲教会行政系统的领袖，由西班牙国王推荐，并由罗马教皇任命。总主教之下是主教，是各个主教区的领袖；主教之下是教区教士。总主教依托教会权威，不仅代表教皇行使主权，同时代表西班牙国王维护西班牙的王权与主权。天主教会占有大量土地，并对总督的任命具有否决权。
美国殖民主义时期，政教合一的殖民主义体制被美国的文官政府所取代。在经济上，美国殖民政府通过购买教会土地，降低了天主教会的经济影响力。同时天主教会的职能被限制在宗教领域，其政治地位大大削弱。
天主教会整体上是保守的。虽然下层贫困群体是天主教会活动的主要对象，也有些基层主教积极支持菲律宾的民族和民主事业，关心下层民众的利益，但是总体上天主教会属于菲律宾主流精英阶层的一部分。菲律宾独立后，天主教会作为一个大土地拥有者，具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尽管菲律宾经济不发达、贫困人口比例较高，但是在向梵蒂冈教廷捐献方面菲律宾天主教会名列前三位。主教会经营多家全国性报刊、电台和电视台，设有几千所各类学校，逾百万学生在其中就读。天主教会的主要功能是宣扬和维护传统的价值观，例如：反对计划生育、离婚、死刑等。教会的作用在于维护既有社会秩序，缓和社会矛盾。
在马科斯时代，菲律宾天主教主教会议对政府采取“批判地合作”立场，“即教会支持政府诸如土地改革等正确的计划，但从道义上反对乃至谴责政府的不合理的行为，像虐待政治犯，拒绝给予反对派基本的人权等。作为对教会的包括采取中立立场等做法的补偿，政府放弃了早期建立绝对政教分离制度的计划，它同意坚决反对合法性流产，重新检查政府支持的计划生育方案。”根据西方学者的调查研究，菲律宾天主教主教会议当时分为保守派、中间派和激进派三派。“保守派主教以宿务红衣主教罗萨雷斯为代表，一共46名，占58%，他们只关心教会的利益是否受到侵犯，支持马科斯政府；中间派以红衣主教辛为代表，有18名，占23%，除了关心教会利益外，他们批评菲律宾的不公正现象；激进派以克拉沃主教为代表，有15名，占19%，他们关心教会利益，但与上述两派相比，他们更加关注社会不公正问题，坚持教会社团解放模式。”我们在马尼拉考察期间，马尼拉主教教会秘书长阿西斯先生表示，“教会的作用是教育。通过教育，使普通人民知道，解决问题要通过正常法律的手段。如果能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就不必用非法律手段解决问题。地方许多的示威活动，都是人民自发的运动，教会是旁观者，但教会有责任要告诉人民事实的真相。”
菲律宾的天主教会拥有巨大的政治和思想影响力，从包括人民力量运动在内的历次菲律宾重大社会运动可以看出，天主教会具有组织、动员和控制群众的巨大能力。但他们从来不是菲律宾现存秩序以及家族政治的反对者、颠覆者，相反他们在根本利益是与家族政治和主流精英相一致的。教会起到的是缓和社会矛盾的作用，起到了缓冲菲律宾严重的社会问题，严重的阶级利益冲突的作用，他们实际上是菲律宾现存政治制度和不合理社会秩序的另一个特殊的维护者、保护者。
（二）依附型的世俗社会组织
非宗教的社会组织，包括上述第二类和第三类非政府组织，大都由菲律宾的中产阶级人士为主体的。中产阶级是在菲律宾的工业化进程中新生的社会阶层，新的生产方式使他们精神上相对自由解放，游离于菲律宾政治庇护体系之外，并希望改变现有政治体系。但由于中产阶级规模有限，掌握的经济资源更是局促，力量相对弱小、分散，在激烈的竞争性选举中缺乏雄厚的竞选经费，在议会和地方行政首长的选举中往往落败。他们在政府或议会中没有自己的政治代言人，无法通过常规性的选举程式和制度途径来维护自身利益。中产阶级只能寄希望通过做大“公民社会”的办法，建立大量社会组织，服务基层，整合力量，向上层精英掌控的政权反映、维护和争取自己的利益诉求，逐步改变这个一元化的自上而下的政治庇护结构，促使菲律宾从私人家族性的政治向公共性更强的政治形态演进。
非政府组织是不赢利的民间组织，菲律宾的世俗社会组织，不像天主教会有自己的经济来源，它们需要来自自身成员或外部资金的支持。限于本组织成员的经济状况，大部分组织的“活动经费主要来自本国政府、国际组织和外国组织，以及其他的大非政府组织，不同资助者有着不同的意识形态、指导思想和资助目标，他们在提供资助时都会要求接受资助的非政府组织对所提供的资助负责，有时还会提出附加条件，这会对非政府组织的性质、活动目标和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并直接影响非政府组织保持自身行动的自主性。”
这样一类大量依靠本国政府或外国资金支持的社会组织，自然很难成为推动政治转型的主导力量。在强大的传统庇护制结构面前、在强大的天主教会影响面前，尚未摆脱经济和思想依附性的世俗社会组织是弱小，在历次政治变局中它们都不是街头运动的领导者，而是“造反”精英的追随者，以期能够增加一些讨价还价的资本。当年在第一次人民力量运动中，不少社会组织支持了阿基诺夫人领导的街头抗争，而换来的是阿基诺夫人邀请他们的一些代表加入政府，很快又被排挤出去。在推翻埃斯特拉达的过程中，阿罗约也曾获得左派的支持，但借力上台的是一个比前任更加腐败的总统。在菲律宾家族政治以及精英与代表中下层利益的民间组织之间存在着根本利益的冲突，但社会组织一直选择的是策略性合作，以求自身存在和发展而从未扮演和担任社会革命的角色。当政治形势发生变化时，家族和上层精英所采取的最早的措施，就是冷落、排斥和抛弃曾经的合作伙伴。在菲律宾的政治变迁中，世俗社会组织一直是敲边鼓、造声势的角色，是别人谱写剧本中的群众演员。
四、菲律宾悖论：亚洲政治发展的特殊现象
在政治发展的研究领域，菲律宾是一个谜一般的国家。它在美国式的宪政体制之下保留了传统的家族政治，在完备的现代法律体系和司法程序之下却是腐败盛行。菲律宾人，淳朴乐观、随和友善，但在菲律宾争凶斗狠、铁血杀戮的惨剧却屡见不鲜。从现代国家普遍的经验出发看菲律宾，会发现诸如此类的许多重大的矛盾现象。我们权且将其称为“菲律宾悖论”。
与亚洲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菲律宾发展的条件要好得多。菲律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独立建国，发展起步较早，加之菲律宾自然条件比较优越，自然资源丰富，适于发展热带农林牧业。但是近几十年来，菲律宾经济社会发展每况愈下，在亚洲特别是东亚的发展中日渐落后，现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已列亚洲下游。
如果就事论事，就仅从菲律宾看菲律宾，除了大量的社会现象，似乎看不出什么真正的门道。但如果从比较的视野观察，将菲律宾与亚洲其他国家相比，特别是与快速和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现代化的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就不难看出菲律宾的深层问题。菲律宾与日本、韩国、台湾，甚至印度尼西亚、泰国相比，最大的差别在于：在工业化初起时期原有的社会结构没有经过改造，基本上保留原有社会结构。
所谓原有的社会结构是指，菲律宾的社会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的结构。菲律宾经历了长期的殖民地历史，加之千岛之国的地理原因，形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和封闭的封建经济体，进而成为现代菲律宾家族经济、家族政治的起源。在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或因战争如韩国，或因革命如中国，或因改革如日本、台湾，原有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被打破或消灭了，原有的社会利益格局或消失或被打破。原有社会结构的消失和打破，对于后来的工业化、现代化来说，无意间创造了一种社会条件，即相对平等的社会身份，为在工业化进程中广大社会成员相对平等地、机会均等地参与和加入，扫除了身份和社会地位方面的限制和障碍。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我们在其他亚洲国家工业化进程中观察到的现象是，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呈现出一种整体社会进程的表征，即大量的身份地位不同的，尤其社会地位低下的阶层都积极踊跃地选择和进入了社会新的生产、经营活动，形成了新的生产组织。而且，由于大量社会底层的进入，社会变得更有活力、更有效率，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形成了后发的比较优势。
但在，菲律宾则无法看到或很难看到，在亚洲其他国家工业化阶段可以看的这种社会发展的内在机制和动力。在菲律宾，当外部环境改变，整个东亚开始逐步进入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时，菲律宾的家族也纷纷选择了新的生产方式，以适应的新的时代。在菲律宾工业化的起步阶段，家族在一定程度上因其选择了新的生产方式而成为工业化的动力。但是，当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家族经济因已获得利益并占有优势，家族经济行为遍转向垄断食利，结果转为阻碍进一步工业化和发展的分利集团、食利阶层。
在人们一般观念里，实行民主与法治，是打破专制、限制垄断，保障社会自由、平等的制度保证。但是，为什么菲律宾建立起了民主、法治的宪政体制，但民主与法治却没有发挥实际作用？菲律宾的事实告诉我们，以宪法、法律和民选机构组成的民主宪政体制从理论上应当具有限制政治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功能。但在实践中，建立在传统社会结构坚实基础上的菲律宾家族，也会在民主宪政体制下学习，逐步学会适应宪政体制，利用宪政体制的规则，甚至改造宪政体制以为己服务。
从菲律宾调研归来，我们更理解了菲律宾大学良政研究中心主任对我们讲过的一句话：“菲律宾的民主在自我救赎”。民主是用来塑造社会的，但社会也在改造民主。究竟是民主塑造了社会，还是社会改造了民主，菲律宾正在上演这样一出纷纭复杂的历史戏剧。

Ⅷ 为什么美国在二战之后帮助日本而不是菲律宾

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是建立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的，付出肯定要有回报才行，谁也不会白白的帮助别的国家，尤其是美国这种把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国家。

所以他不会帮助菲律宾，因为菲律宾几乎没有什么利用价值，而日本对他的作用要大得多。

虽然同是太平洋上的岛国，但是两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却是天壤之别，日本曾经是一个很强大的国家，一度称霸亚洲，给周边邻国带去很多灾难，单凭实力而言，他甚至一度能和强大的美国掰掰手腕。

所以当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都在争取把日本拉倒自己这边来，因为他有足够的分量，倒向任何一方都会对另一方形成压力，而菲律宾却远远没有这么重要。

即使是在今天，菲律宾已经发展了几十年的情况下，他的国力依然非常孱弱，甚至达不到当年日本刚刚战败后的水平，苏联和美国都看不上他，有他不多，没他不少，何必去花冤枉钱支持一个在争斗中起不到什么作用的国家呢？

Ⅸ 菲律宾为什么不是很牛

菲律宾，他们的宪法就是美国宪法的COPY版本。可是为什么菲律宾不能成为亚洲的模范反而沦落到东南亚的病夫？我想并不能简单地用制度这个原因来解释清楚了。50年代初的时候世界银行曾出过一份报告，大概意思是认定菲律宾将是既日本之后的亚洲第二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它所依据的论点即使放到现在来看也似乎很有说服力：民主体制，受教育人群基本懂得英语，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地处海上大通道等等。可是50年过去了，菲律宾没有任何的奇迹发生。我想这肯定不能用民主体制造成菲律宾失败这一幼稚的观点来解释。其实菲律宾从独立一开始就无法真正落实美式民主：政治上完全被几大家族所操控，甚至有几十年是实行马科斯独裁统治，经济上也一直被只占人口极少数的华人所掌握。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想只能用“人”的因素来解释。菲律宾这片土地上自古以来就没有产生一个在政治和文化上统一发达的文明。在西方人到来之前，那里根本就没有政治和文化意义上的国家，而只有各种各样的属于马来人种确不信回教的原始部落。就连“菲律宾”这个名字都是西班牙人为了纪念菲利普王子而命名的（在西班牙语里菲律宾是“菲利普之地”的意思）。这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就是一个空壳而已，他们虽然信天主教，确从没有受到近代西方自由民主精神和新教资本主义伦理的洗礼，也不具备东亚国家的儒家思想所包含那种积极入世进取的精神。其实东亚国家的经济成功与其说是专制的成功不如说是儒家的积极进取精神和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完美结合的成功。 菲律宾这个国家并不是是根据当地人的历史和文化自由演进生成的而是由西方人的到来而“赠给”当地人的。在这个国家诞生的时候，它并不具备成为一个国家的条件。这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有着现代非洲国家的某些特征：西方殖民者撤走以后留下一个烂摊子而当地政治精英却无法有效治理，由于自身的民族文化素质问题无法通过汗水与才智来发展经济，政治和经济由少数人垄断，无论是否实行所谓的民主制度，都无法达到预期的发展效果。 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是民主也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的除了民主制度还包括国民的素质。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就是南非。这个国家在废除种族隔离后，自由民主的权利扩大到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黑人，民主政治体制也运转相对良好，可是国家竞争力却走向衰退，人均实际收入一直在萎缩。同样的情况在印度也有反映：民主制度的运转很良好，可是绝大多数国民并没有利用良好的制度为自己的未来积极打拼，经济的发展依靠少数精英支撑的软件业、制药业和现代服务业。而绝大多数人民在传统印度教的熏陶下放弃在现世的努力而转而企求通过现世的痛苦贫穷为来世“消业”以此来获得进入来世极乐世界的“入场券”。 有些朋友认为用政治专制来促进经济成功是一条可行的道路，其实这两者间本没有必然的联系。近现代首先崛起的国家全都是宪政民主体制先于他国建立的国家。这些国家都是从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中自发演进出来了一套适合本国国情的民主体制。从宏观的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来看，政治专制的国家在经济上成功的并不多，除了东亚国家以外似乎还难以找到普遍性的规律。西班牙和南美诸国都曾实行军人独裁统治，可是经济发展并不成功。非洲大都是独裁国家甚至君主专制，可没有一个能摆脱贫穷落后的命运。为什么这些国家不能成为另一个韩国或者台湾，他们的领导人为什么不能成为李光耀、蒋经国或者全斗焕？这点值得我们深思。

Ⅹ 有着良好基础条件的菲律宾，为何依旧整体经济水平很低

是因为菲律宾的两极分化非常严重，贫富差距太大了，全国有80%的财富掌握在国内10%的人手里。这导致了菲律宾整体经济水平依然低迷的情况。剩下90%的人几乎都是贫困到极点了，这种情况在菲律宾一直都得不到改善。

菲律宾贫富差距太大，目前这种情况都是很难改变的。虽然菲律宾的条件和基础都不错，但绝大多数菲律宾人生活得都并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