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菲律宾逮捕涉赌中国人90人,那些人为何要跑去穷乡僻壤开赌场
因为穷乡僻壤的地区法制不完善,所以说他们在那里开赌场并不会受到过多的阻碍,再加上菲律宾中还有很多华裔,这一点对于中国人开赌场是很有利的。
② 菲律宾再逮捕涉赌的90名中国人,累计逮捕上千,为何网友还纷纷点赞
网友点赞菲律宾抓捕90名涉赌中国人这个事情,不要怪网友不念同胞情,也不要怪网友幸灾乐祸。这些被逮捕的人,也许有少数几个抓错了,但他们大部分都罪有应得。本来,我想用死有余辜的,不过想想,忍了,毕竟同胞。我相信,国内肯定有人因为他们这些人,导致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下面,给大家具体说说这些事情。
四、后继,我们需要加大打击力度面对网络赌博的猖獗,以及违法国际化的复杂局面,我们需要加大打击的力度。国内多做宣传,让人们提高警惕,不要上当受骗。国外要加强和外国政府以及国际刑警的合作,全力打击这些危害国内的网络赌博。只有各个方面,大家共同努力,才能让不法之徒,无可乘之机。
③ 菲律宾打击网络赌博,将遣返4万名中国公民,具体情况如何
网络赌博这些平台为啥要那么多中国籍员工,因为他们的主要客户都是国内的光员工数量就有4万,可想而知客户数量多么巨大 既然是赌博业务,显然避免不了资金转账而这些资金显然走不了正规的外汇通道,都是通过地下转账走的有很多人之前不明白为什么要搞断卡行动现在你们应该知道了。 其实这类一搜就能搜到很多如有发现,严惩不贷。
四、去找预测师,问他为什么没有压准。之前不好好的吗她回我说可能是失误了,他们是预测师,可
以预测大部分的成功率,当然也有失败的。
她说可以专门带我赢回来,我相信她了。她让我怎么压我就怎么压,好了!坏就坏在这了,她总能
让我前几把赢回一点本,之后就让我倍投,说这一把一定能赢回来,我信了!结果那把她又预测错
了,我本没捞回来,又搭了将近10万进去。
④ 菲律宾逮捕90名涉赌中国人,被抓的人为何都想被引回国菲律宾监狱很差
菲律宾逮捕90名涉赌中国人员在被菲律宾警察逮捕后向母国请求,希望母国可以把他们接送回国在中国监狱服刑。为什么不愿意在菲律宾监狱服刑?主要还是因为菲律宾监狱卫生环境很差,基础设施简陋,监狱管理体制不到位等因素。01卫生环境差无论人是在哪种条件下居住生活,环境卫生都是第一位的。因为居住的环境卫生与否关系到人的身体健康。哪怕是在监狱这种地方也要做到干净卫生,哪怕是犯人他也有最基本的人权。
正是因为菲律宾监狱有以上种种的不足之处,那90名被捕的中国人才会向国家求救。希望国家可以对他们脱离那疾苦之地。
⑤ 菲律宾劫持人质事件
菲律宾南部的50人政治大屠杀,遇害者大多数是女性,触犯了穆斯林家族斗争不杀妇幼的规则,外界担心受害一方可能进行报复,演变为更大规模的家族杀戮。
菲律宾明年举行全国大选,23日上午,马吉丹奥省(Maguindanao)布鲁安市(Buluan)副市长满古达达图(Toto Mangudadatu)派妻子、2名妹妹、2名女性律师,以及数十名记者(包括女记者),代他办理省长参选登记。
不料在途中遭一支约百人的私人武装部队拦截绑走,所有人几乎全被虐杀,尸体被草草掩埋在附近荒山。
有目击者见到,同样打算角逐省长的拿督恩赛市(Datu Unsay)市长小安帕端(Andal Ampatuan Jr.),赫然现身在这支武装部队当中。小安帕端是马吉丹奥省现任省长老安帕端(Andal Ampatuan)的儿子,老安帕端已经连任3届。
安帕端家族和满古达达图家族都是民答那峨岛的传统地方政治势力,老安帕端和老满古达达图在1986年独裁者马可仕倒台时,分别被接任的总统艾奎诺夫人(Corazon Aquino)指派为两座城市的代理市长,两家关系良好。
老满古达达图在临终时,还把子女托付给老安帕端照顾。然而,权力的争夺使得两个家族反目成仇。
在菲律宾,穆斯林家族发生武装冲突时,根据不成文的条规,攻击行为可以殃及女性,但不可以是直接针对女性,也因此穆斯林女性多能办理男性不便处理的事务,如深入对方阵营谈判或为冲突死者收尸等。而日前发生的大屠杀,受害女性显然受到了直接的攻击。
在事件中失去妻子和两名妹妹的满古达达图说,他在表态参选省长之后即接到死亡威胁,正因为如此,他才会清一色叫家族中的女性成员代他登记参选,不料现在证明这竟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安帕端家族控制着马吉丹奥省和民答那峨岛穆斯林自治区,这两地的地方官员与民意代表近半数是他们的家族成员,但满古达达图家族也有人在邻省苏丹古达拉(Sultan Kudarat)担任省长、众议员,在穆斯林自治区同样有家族成员担任要职。
虽然还没有充分直接的证据显示事件是安帕端家族所为,即使满古达达图口中声称会交给法律途径解决,但观察家担心,一场激烈的武装冲突可能正在酝酿,尤其这两个家族都各有为数百人以上的私人武装部队。
⑥ 泉州的海外华侨有多少他们分布在世界的那些地方为家乡办了哪些公益事业投资建设了哪些项目
祖籍泉州的海外华人华侨大约有700多万,分布于世界五大洲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90%居住在东南亚各国,旅居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4个国家的泉州侨民,尤为集中。旅外乡亲心系桑梓故土,怀揣回报家乡、兼济苍生的博爱情愫,捐资于文教、卫生、交通、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建造楼宇、购赠设备、设立基金等,济世惠民,拳拳爱心,赫赫义举,德泽黎民而功施社稷,贡献至伟。
城乡处处,先后涌现了华侨大学、仰恩大学、光前学村、慈山学村、季延中学、梧桐中学等巨额侨资建造的知名学府。泉州大地,星罗棋布的侨建学校、医院、体育馆、图书馆、老人会、道路、桥梁,凝聚着海外赤子奉献给父老乡亲的一片真情。
改革开放以来,泉州已接受“三胞”捐资超过60亿元人民币。捐资超亿元的个人或团体有李氏基金、黄仲咸、洪祖杭等9个团体和个人,捐资超千万元的有107人。尤其是教育事业,华人华侨和港澳台同胞更是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和财力,在捐助的60多亿元善款中,70%以上用于兴教助学,可以说,泉州从幼儿园、小学、初高中到中专、大学乃至老年大学,85%以上学校受益于三胞的捐助。其中设立各类教育基金会843个,基金总额达4.32亿元,以基金获利历年用于奖教助学逾5亿元。爱心所及,不囿于一时一地,有的惠及全省、乃至全国。
⑦ 菲律宾逮捕320名涉赌中国人,为何他们宁愿被关菲律宾也不愿被遣送回国
2019年9月18日,菲律宾移民局称,320名涉嫌参与非法网络赌博及其它犯罪的中国人被依法逮捕,而等待着他们的便是法律的制裁。这个消息一传到网络便引发了广大的讨论,网友们在为他们的行为感到羞耻的同时也有一个疑问,这些在国外触犯法律的犯人会在哪里接受处罚?是在菲律宾当地进行处罚还是引渡回国?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一般跨省抓捕就已经非常困难,更别说是跨国抓捕,警方为此要进行非常多的准备。
这320名涉嫌赌博的犯人当中,只有一小部分是长期居住在菲律宾的,其余的大部分都是短期居住,就是为了在这段时间逃避法律进行赌博,但是没成想最后却落得个这个地步。中国人都是比较恋家的,所以就算是接受刑罚还是想要回到中国,毕竟在中国还有家人的探望,要是在菲律宾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带上几年,那真的是度日如年。但是中国也不是这么好回的,前文中我们说到跨国抓捕是非常困难的,需要两个国家的警方进行沟通,并且制订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才可以,所以在方案制定出来之前这些犯人就只能够呆在菲律宾的监狱当中。
何鸿燊被人们称为“赌王”,但是他一辈子都没有过赌博,并且他也是直言:没有一个人能靠赌博赚到钱。很多人因为赌博而家破人亡,但是又有多少赌徒能够吸取教训?真的希望他们能够好好反思,争取出来之后做一个正常的人。
⑧ 泉州人移居海外的历史进程
有充分证据说明,早在宋代,就已经有泉州人向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等地迁徙。而元代征爪哇时,自泉州出航,作战失败,军中病卒数百人均留在当地,成为华侨。当时,在东南亚从商的泉州人,有的也在“蕃国”成家立业,开店贸易。
近年,德国汉学家傅吾康(Woifang Franke)利用所搜集的东南亚古代汉文碑刻数据论述泉州海外交流的盛况。据他所述的资料,元时东南亚早有中国人的墓碑、庙碑、亭碑等碑刻,充分证明当时在东南亚留居的泉州人已经不少。[傅吾康(Woifang Franke):中文碑铭所反映的1254——1800年中国与东南亚的海外交往《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
在明朝以前泉州海外贸易的黄金时期,泉州人侨居海外有其时代的特点:
首先,这个时期侨居海外的泉州人,大多是临时性的,而且除了特别的原因(如元兵因失败、重病而无法回来)以外,移民的目的主要是寻求发展。
其次,当时的朝廷并不禁止海外移民,也允许商人自由活动,所以他们从海外重返故里的可能性较大。
明代中后期,泉州人移居东南亚的人数日益增多。
人口移动特点
从明至清,由于海禁及抑商政策,宋、元时期那种人口海外自由活动的环境不复存在,泉州民间的第一种反映是成规模的海上私商与海盗的兴起(参见《海丝之路.私商与海盗》),第二种反映就是大量向海外移民,形成泉州地区人口移动历程的第二次重大变动。
在中国移民史上,大规模的向外(一般意义上的居住地之外)移民,大多是因为生存压力太大引起的。五代之前大量北方人口迁入泉州这个边陲之地,就是因为当时中原战争动乱、自然灾害、土地矛盾、人口压力等频繁发生,迫使民众向未开发之地寻求更好的生活环境和发展机会。明、清时期泉州之所以出现海外移民潮流,也是因为到了这个时期,泉州已经不再是一个能够提供良好生活环境和发展机会的地方了。在这个时期,泉州充满了各种经济、政治、社会问题导致的矛盾。因而,向中华帝国的外部迁移,成为许多人寻找生存空间的基本手段。
台湾的开发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日益增长,是与闽南人勇于冒险进取的海洋文化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虽然从整体上说泉州人具有冒险进取的精神,但是由于晋江上游多是比较封闭的山区,因此在民风习尚方面,山区与沿海各地还是存在一些差别。
大体言之,比较靠近大海的,冒险进取的性格比较明显,而交通不便的山区居民,社会风尚就相对敦朴保守一些。如泉州府沿海的晋江、同安等县,“滨海为岛夷之贩,安平镇其最着矣”,“滨于海,探珠而从海贾游者,经鲸波蜃浪之险,而心无畏慑。”而内地如永春县的一些乡村,“民树艺外百勿能解,商贾百工艺业咸远人擅之……条本薄末,有幽凤焉”。
明.初、中期
泉州人冒险进取的传统,在明代得到进一步的发扬。明代私人海上贸易的兴起,一开始就带有违法走私的性质,亦商亦盗的特点十分明显,再加上当时沿海人多地少,农耕不足以养家糊口的困窘,许多泉州人不得不挈妻携子移居台湾以及海外,谋求开拓发展。
早在明初,泉州人便已较多出国定居。永乐癸巳(1413年)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在《瀛涯胜览》中记载南洋爪哇已有不少“唐人”居住,“皆是广东、漳、泉人”,旧港国的“国人多是广东、漳、泉人移居在此”。郑和下西洋时,闽南人有不少人随其出国而居留不回。
明.长乐人谢肇制在《五杂俎》中说漳、泉之人,“东则朝鲜,东南则琉球、旅宋,南则安南、占城,西南则满剌迦、暹罗,彼此互市,若比邻然。又久之,遂至日本矣。夏去秋来,率以为幸,所得不赀,什九起家。于是射利愚民,辐辏竞趋,以为奇货”。(谢肇制《五杂俎.卷四.地部二》)。
明.初、中期,不仅实行海禁,还禁止海外移民。因此,这个时期的移民与海上私商和海盗势力的发展关系最为密切,而且与国内政治压力下出洋寻求发展机会的目的息息相关。移民的目的地主要包括菲律宾和日本,与前两者为主。
在16世纪后期西班牙占领菲律宾群岛以前,中国商人早已有侨居菲律宾的。这些商侨主要来自泉州、漳州和江浙一带,散居菲律宾岛屿之间,主要从事商业贸易。西班牙占领菲律宾群岛后,随着私人海上贸易的发展,闽南人移居东南亚特别是菲律宾的人数大增,既有商人,也有工商业者和渔民。
当时的泉州侨民已经在马尼拉等地成立了自己的小区。这一方面是为了在海外贸易中保护侨商的利益,另方面也为了在侨民中维护正统秩序。这是因为泉州人冒险犯禁、勇于进取的作风,不仅要受到官府的压制,而且在不同地区、不同乡族之间,生存发展的竞争也相当激烈,这样造成闽南人嚣悍多心机的性格,所谓“事杂易淆,物多觊,襄隙构戾,职此之由。以舶主中上之产,转盼逢辰,容致巨万,顾微遭倾覆,破产随之,亦循环之数也。”“竞胜于讼,竞利启棼,鼠辈因凭社作威,虎冠以生翼滋暴,狡者视音劣为奇货。……以夷为市,子母即赢,因而机械百变,此漳与四方之所异也。”没有一个自治权威,是不利于共同生存发展的。
到16世纪70年代以后,华侨的势力在菲律宾已经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致于引起西班牙殖民当局的恐慌。为了控制华侨,他们利用传教向华侨灌输殖民主义文化,同时禁止华人经营零售商业。
当时的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当局,还必须同时面对以闽南人为主体的中国沿海商盗的挑战。嘉靖(1522—1566年)以后,尽管明政府加强了海防控制,这些商盗集团在势力上还是得到了很大的扩张,一些集团甚至在东南亚各地拓展自己的势力范围。为了压制中国商盗的海外扩张力,欧洲殖民主义势力处处设防,勾结明政府对他们加以围剿。
在同一时期,泉州向日本的移民也很重要。向日本迁移的泉州人,大都是经过南洋诸国周转而去的,即谢肇制《五杂俎》所谓“又久之,遂至日本矣”。当时,明政府因为倭患问题(参见《泉州典故.倭患》),严格禁止商民与日本进行任何形式的交流,因此,泉州人经常以去南洋为借口,获得官府许可出境,然后辗转到日本。在日本,许多泉州商民与当地人成婚,也有许多人在当地定居并发展家业。他们利用与居住在泉州各地的家属和家族亲缘关系,与内地形成相对稳定的贸易关系。
明.晚期
明末,郑芝龙为首的海商军事霸权集团逐步形成(参见《泉州人名录.郑芝龙》),控制着东方海上贸易的主动权。
郑氏集团早期已经利用海上势力促成一些泉州商民外迁。明.天启年间(1621—1627年),郑芝龙占据台湾北港。崇祯元年(1628年),郑芝龙接受明朝的招抚,正值闽南大旱,饥民甚众,遂在福建巡抚熊文灿支持下,招纳漳、泉灾民数万人,“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用海船运到台湾垦荒定居,使泉州出现第一次移民台湾的高潮。去台的泉州移民有的携带家眷,有的返回原籍而留家眷于台,有的单身前往在台长住。
这一时期,泉州商民移居东南亚的人数也日益增多。史载,明.万历间(1573-1620年),漳、泉民贩吕宋(今菲律宾),或折阅破产及犯压冬禁不得归,流寓土夷,筑庐舍,操拥贾杂为生。《明史.卷 323》云,在菲律宾,“闽、粤人以其地近,且饶富,商贩至者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
仅从西班牙殖民者在吕宋对华侨的几次大屠杀,可知泉州华侨之众。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八月,西班牙殖民者在吕宋对华侨进行第一次大屠杀,有 2.5万人被杀害,泉州府籍死者甚众,致使晋江安海等处“讣至家,哭相闻,妇人女子不知几人称寡”。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西班牙殖民当局对吕宋华侨进行第二次大屠杀,有 1.2万名华侨被害,死者大多是福建漳、泉人。此后至清朝期间,西班牙殖民者共进行五次大屠杀,数万名福建华侨被害,其中有不少泉州人。
清代,泉州人移居海外已成为民间谋生的一种习惯。
迁居台湾
清初,郑芝龙之子郑成功(参见《泉州人名录.郑成功》)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04月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此时,清政府在北起辽东,南至广东,对沿海居民实行野蛮的“迁界”政策(参见《海丝之路.迁界》),把各省沿海30里居民一律迁居内地,并禁止船只出海,在沿海地区发兵戍守,使泉州沿海居民受到一次空前浩劫,父子兄弟妻女流离失所者众多。
郑成功在台湾一方面实行军屯,另方面从福建沿海招集“迁界”后流离失所的流民,给予经济上的鼓励政策,到台湾参加开垦,使泉州出现了迁台的第二次高潮。
在同一时期,向吕宋等东南亚各国的移民,在泉州也得到持续,数量不在少数,只不过这个时期的移民大多是深受“迁界”之害的民众,与海上商盗关系不大。
康熙二十年(1681年),三藩之乱平定,郑成功海上政权败局已定,清廷开始在沿海地区复界,重新从内地把人民迁到沿海居住。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在江苏松江、浙江宁波、福建泉州、广东广州四口岸开放对外贸易港口,并对海外商船减少关税。然而,这些政策只维持30多年,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之后,即重新对海上贸易加以严厉打击,也对海外移民实行严厉限制。在康熙、雍正年间,三次严申禁令,企图杜绝沿海人民“偷渡”去台。但是,实际上根本无法阻止泉州的去台移民运动。清政府不得已开放泉、台通航对渡(参见《泉州史迹.蚶江海防官署碑记》)。在控制放松的情况下,泉州向台湾的移民出现了第三次高潮。这次移民高潮的出现,使台湾得到开发。(陈孔立:《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
如清.嘉庆六年(1801年)安溪新康里(今虎邱镇)卓源周氏部分精壮族众移居台湾淡水大加蚋堡东门外三板桥,开垦原野,从事农耕,逐渐蕃衍,成为台北望族。
与此同时,随着汉人移民入台,清政府把海疆的概念延伸到台湾,确立“以台治台”的政策,把郑成功遗留势力迁回大陆,派福建班兵驻台防守,对台湾人事制度实行特殊政策,将其列于福建属下,对人员进行频繁调动,在民政方面广泛实行保甲、里社制,海防方面大力建设军事防线。(驻闽海军军事编纂室:《福建海防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
这一时期,移民有的单身前往,有的举家入台,而移民社会身份背景也从流民转变为包括士绅阶层。随着台湾地方政府的设立和士绅阶层的入台,清代正统制度和文化也逐步移植到台湾。台湾科举制度的实施,吸引了大批城乡居民追求功名,促使以“四书五经”为象征的国家正统观念体系成为渗透性极强的文化。
至于现在台湾的汉民,原籍为福建泉州、漳州二府的,约占台湾人口的70%以上。
移居海外
在清代,泉州人移居海外已成为民间谋生的一种习惯。“闽漳、泉人避地往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者尤多。”清.干隆五年(1740年),荷兰殖民者在巴达维亚城制造“红溪惨案”,屠杀华侨万余人,其中不少是晋江人。
直到光绪年间,在吕宋的华侨人数还很多。《清史稿.卷 119.职官志》云:“日斯巴尼亚,一名西班牙,即大吕宋也。明.嘉靖初,据南洋之蛮里剌(马尼拉),是为小吕宋……光绪六年(1880年),小吕宋华民请设领事,不果。光绪十三年(1887年),置小吕宋总领事。”
据本世纪的一些统计数字记载,有些闽南人的族姓,向海外移居的族人已超过了留居在本国的族人人数。如永春东平乡东山村颜姓在国外人口有八百多户六千多人,而国内仅有二千多人;城郊乡桃溪村周姓1950年修谱时登记海外人口四千多人,比国内人口多一倍以上。又如永春东门后村郑姓在国外人口达三万余人,而国内人口只有一万多人;城效乡张埔村李姓1937年调查国内人口不足三百人,而国外人口则达六百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