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资本市场什么时候恢复运行

⑴ 谁给讲讲亚洲经融风暴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亚洲金融风暴与香港汇股震荡

1、亚洲金融风暴的演进与特点

从今年7月泰国放弃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而引发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受冲击的亚洲各国或地区出现汇市和股市大幅波动（参见表一、表二），并引发全球性股市动荡。目前亚洲金融风暴已持续近6个月，其间大致经历了较为明显的三个阶段【注1】。
表一 金融风暴下的亚洲汇市波动[略]
表二 金融风暴下的亚洲股市波动[略]

资料来源：引自香港《信报财经月刊》各期
【注1】除非返渣特别指明，本报告所引资料来自：《香港经济日报》、香港《信报》各期；李罗力主编《金融风暴：东南亚金融危机透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

第一阶段：泰铢危机爆发并波及整个东南亚，各国汇率屡创历史新低，股市持续下跌。 7月2日，泰国中央银行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取代泰铢对一揽子货币的固定汇率制，泰铢危机爆发，当天泰铢汇率下跌20%。一场以泰铢危机开始爆发的金融危机迅速波及其他东南亚各国。7月11日菲律宾宣布实行汇率自由浮动。8月下旬至9月上旬，印尼、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等国货币相继与美元脱钩。在汇率制度变动下，东南亚货币汇率屡创历史新低，同时受货币汇率下跌影响，东南亚各国股市狂泻不止。

第二阶段：台湾和香港汇市再次受冲击,香港股市暴跌引致世界股市巨幅震荡。10月17日，在东南亚金融风暴中坚守了近四个月后，台湾放弃与美元挂钩，宣布自由浮动，导致台湾简世裤汇市和台湾股市重挫。随后国际金融投机家第四次狙击仍坚持联系汇率制的港元，香港特区政府被迫动用外汇储备基金维持联系汇率制。在港币流量受控，利率大幅上升，各大银行相继提高拆放贷利率和短期同业拆借息口后，港元汇率迅速平稳下来。但这次港元保卫战付出的代价十分沉重。10月20日至10月28日，香港恒生指数就从13601点跌破1万点大关，跌幅达33.4%。其中仅10月21日--24日港股市值损失高达8000亿港元。10月28日后，香港股市大跌导致纽约、伦敦、东京股市震荡，反过来又带动香港股市剧烈震荡。

第三阶段：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韩国和日本。进入11月份以来，韩元加速贬值，韩元危机爆发。到11月20日，韩元汇率跌至1139兑1美元，跌幅达两成有余，以美元表示的国际购买力减少五分之一。接着日本山一证券因1065亿日元的外汇亏损和1583亿日元的证券交易亏损，于11月24日宣布倒闭，东京股市大幅下跌，随即带动纽约、伦敦股拦简市的连锁下跌，亚洲金融风暴蔓延至日本。12月8日，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的汇率跌破130日元兑1美元的水平，创1992年5月以来的最低点。

从上述演进历程来分析,本次亚洲金融风暴带有两个十分显着的特点：

（1）以区内国家（或地区）的综合经济实力为序,按多米诺效应方式,由弱到强依次受到冲击。7月泰铢首先与美元脱钩，随后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相继宣布与美元脱钩，东亚美元区汇市和股市双双受到冲击。10月，台湾放弃与美元挂沟而自由浮动，台币与台股遭受重挫，同时香港在确保港元汇率稳定的同时，出现股市大幅震荡。11月以来，韩元加速贬值，韩元危机爆发。随后日本股市因山一证券倒闭而出现波动，日元兑美元也大幅下降。从本币贬值和股市跌幅来看，受金融风暴冲击的亚洲国家或地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注2】。其中经济实力相对弱小的东盟国家，币值和股市损失明显高于“四小龙”及日本。

（2）金融风暴在区内多次吹袭、反复震荡、相互影响，同时强度逐渐加大，进而波及全球，由此产生较大的破坏性。与九十年代后出现的几次国际金融动荡【注3】,如1992年的欧洲金融市场动荡、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6年日美英等主要发达国家的银行破产兼并和倒闭危机所造成的破坏相比（参见图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不但波及面广,持续时间长,而且危机的强度和破坏力更大。可以预期,经此金融风暴的冲击, 虽不至于达到使“东亚奇迹”破灭的程度,但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将会明显放慢,并为该地区的长期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2、亚洲金融风暴的主要原因

从东南亚开始并波及到东北亚的亚洲金融风暴,是在九十年代以来全球金

融自由化步伐加快、金融动荡加剧的背景下，由于东南亚国家普遍存在一些经济

结构和经济发展问题,同时受国际投机资本的外部持续冲击而产生的。因此我们认为，今次亚洲金融风暴既有九十年代后全球金融危机频繁爆发的共同原因，同时又有由自身经济问题决定的特殊原因。

【注2】参见综合开发研究院课题组：《东南亚金融危机：理论与政策分析》（唐杰、冯苏宝、龙隆执笔）,《开放导报》1997年第11期。

【注3】世界银行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70年代至90年代90个国家出现的100多起银行破产中，23个国家的直接损失占GDP比重超过3%，最高（阿根廷）达50%以上。参见《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年度会议》，1996年，华盛顿。转引自世界银行：《2020年的中国》，中国财经出版社,1997年10月。

图一 金融危机的直接损失[略]

资料来源：转引自世界银行：《2020年的中国》第35页，中国财经出版社,1997年。

（1）亚洲金融风暴反映了九十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动荡加剧的趋势，而导致全球金融危机频繁爆发的因素则构成本次亚洲金融风暴的背景原因。

第一，随着全球金融自由化步伐加快，国际金融市场不断扩大，一体化趋势日益发展，同时出现资金活动日趋国际化、自由化，由此导致巨额国际游资、国际清算资金和国际储备资金在全球范围内频繁调动，从而间接为国际金融动荡提供了可能。一方面国际资本总额不断增加，目前已超过1万亿美元，其中1996年西方主要国家跨国股票和债券累计额占其GDP的比重超过100%，美国高达10万亿美元。另一方面国际资本流动速度加快，跨国外汇交易急剧增加，从1986年的1880亿美元增至1995年的1.2万亿美元。1996年流入东亚的资金总量达到1087亿美元【注4】。结果客观上导致九十年代后国际金融市场剧烈波动，
（日本）Takuma Takahashi：《金融危机与产业政策》，转引自《开放导报》1997年第11期。

主要表现为外汇和利率波动。1993年--1996年国际金融市场上利率波动幅度达到3个百分点，1991年--1997年3月日元汇率变动幅度高达70%，美元、德国马克、加拿大元也达20-30%。当国际资本为赚取利率和汇率差价而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频繁进出时，经济基础和金融体系存在问题的国家出现金融动荡的可能性也就大大增加。

第二，随着金融工具不断创新，金融经营品种也不断多样化。目前金融衍生工具已达1200多种,金融衍生交易额也不断提高。金融衍生工具一方面有利于经济发展对资金和投资保值的巨大需求,但另一方面也为过度投机创造了条件。随着金融衍生工具这一现代交易手段的推广,九十年以来以金融诈骗、银行危机、金融市场动荡为主要内容的国际金融危机愈演愈烈。特别是在信息时代的现代操作条件下，具有较大投机性的国际游资利用衍生工具，可在瞬间完成全球不同市场上的大笔投机性交易，实现巨额资金在不同地区的快速转移，从而为引发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全球的金融危机和金融动荡创造了条件。

第三,在国际金融动荡不断加剧的趋势面前,由国际金融市场、本国金融调控和金融机构监管三个层次构成的金融监管却出现失控和乏力，结果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性的金融动荡与危机【注5】。

(2)亚洲金融风暴是亚洲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各种经济矛盾的集中爆发。这些国家或地区普遍存在的经济基础及金融体系方面的缺陷,便成为本次亚洲金融风暴的内在原因。

第一，经济增长方式未能根据形势及时调整和转换，是东南亚国家普遍爆发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东南亚国家普遍选择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道路，创造并延续了“东亚经济奇迹”。但在基本实现工业化发展目标后，先行的“四小龙”

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初步完成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而后来的东盟国家大多仍然依靠粗放型发展战略，未能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和完成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即使对产业结构进行了调整，也存在过于迎合外资流向，不但与周边国家产业结构趋同，

【注5】胡进、张才进：“全球金融动荡加剧的四大成因”, 《港澳经济》,1997年第3期。

而且过分集中于简单加工业。结果在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冲击下，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的东南亚国家出口扩张势头放缓，带动经济增长下降，从而导致经常项目赤字、外汇储备减少，进而对固定汇率产生压力，最终使金融风暴在区内广泛爆发。相比之下，在金融风暴中“四小龙”的损失之所以低于东盟国家，从根本上看就是因为其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快于后者。

第二，东南亚国家普遍存在的外贸逆差递增、经常项目赤字高企、外汇储备递减、外资使用效益不高等问题，是构成本次金融危机的直接隐患。以金融风暴发源地的泰国为例来分析【注6】，其危机的隐患早在90年代初期就已经埋下。从1990年起，泰国的外贸逆差逐年递增、经常项目赤字居高不下、外汇储备每年只减不增，分别从1990年的74.94亿美元、72.82亿美元和32.3亿美元，增加到1994年的92.68亿美元、82.22亿美元和41.75亿美元。另一方面，泰国的外债从90年代开始也急剧膨胀，从1990年的280亿美元，膨胀到1996年的900亿美元，仅1998年即将到期的短期外债就达400多亿美元，超过其全部外汇储备。

第三，东南亚国家金融体系存在根本缺陷是爆发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东南亚国家在金融体系上的根本缺陷，一是金融市场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为长期债券市场不发达，短期贷款高于长期贷款，非生产性贷款（特别是房地产和消费性贷款）高于生产性贷款，外资大多以短期资本形式进入国内。结果客观上导致泡沫经济大量出现。二是金融资产结构不合理，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资产增加普遍高于中央银行，结果使得中央银行的调控能力下降，金融动荡得以在东南亚各国普遍出现。三是银行资产质量不高，金融风险加剧，导致金融危机在区内广泛产生。

第四，在金融制度不健全的基础上实行金融盲目自由化，直接加剧了亚洲金融危机的进程。金融自由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也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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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参见陈晓军：“泰国经济金融危机的演变及其初步启示”, 《信报财经月刊》,1997年第11期；余永定：“泰国的货币危机及其启示”,《国际经济评论》,1997年第9-10期；李量、伍达枝：《泰国货币危机：教训及其启示》,见《开放导报》1997年第11期。

域一体化的客观要求。但是在国内金融制度不健全，金融市场设施不完备，监管措施和监管机构不完善的条件下，东南亚国家过早开放金融市场，必然会引起金融市场的动荡。这一点以泰国为例可以看得更为清楚。90年代以来，泰国为吸引外资，先后推出了一系列金融改革措施。1990年4月正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的有关义务，取消了经常项目国际支付的限制。1991年，开始减少对资本项目交易的外汇限制。1992年又对外资开放，允许国内投资者直接通过银行获得低息的外国资金，导致肆意借贷低息资金。1994年又进一步放松这方面的限制，比如放宽出入境时可携带的外币限额，允许持有泰国离岸银行执照的外国银行在泰国各城市设立分支机构等等。但是，在实行金融自由化的同时却未能完善金融管理体系，缺乏有效的金融监管，使外汇投机的渠道增加，从而加剧了投机者对泰国金融稳定性的冲击。此外，日本和韩国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第五，政策失误加剧了金融危机的破坏程度。从泰国的情况看【注7】，政策失误主要表现为，一是长期实行钉住以美元为主的一篮子汇率政策,无法与

利用货币供应量和利率来调节经济的货币政策有效配合；二是宏观政策没能协调国内经济平衡目标与国际收支平衡目标的关系,从而产生经常帐户赤字；三是在外汇管理制度上没能处理好开产资本帐户与保护本币安全的相互关系。

第六，政府不当干预在引发投资者信心危机的同时也加剧了金融风暴。这次东南亚金融风暴发生后，东南亚许多国家一方面采取紧缩银根、提高利率等经济杠杆来调节。如印尼在印尼盾兑美元的比率跌破3000的水平以后，为了收紧资金流动，中央银行把利率上调2倍。另一方面甚至采取行政手段直接干预市场,如马来西亚一度采取措施,限制投资人卖空一百种重要股票；印尼也宣布类似做法，限制外国人进行外汇交易。结果事与愿违,马来西亚宣布限制后，投资人因无法自由买卖而信心大失，资金大规模移出，导致当日吉隆坡股市下挫，并带动整个东南亚地区股市下跌。印尼的情况也类似，显示出以限制市场运作的这种短期做法根本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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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参见谢多：“泰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失调与货币危机”, 《国际经济评论》,1997年第9-10期。

3、对香港金融风暴的基本评价

在亚洲金融风暴的反复冲击下, 香港不但未能幸免，反而一度成为金融风暴的主战场。港元数度遭到国际炒家的强烈狙击，但均被香港特区政府击退，确保了港元汇率的稳定。与此同时，特区政府提高利率也导致香港股市大幅波动，从而引发以股市和楼市为代表的资产价格大幅下跌，为保证港元汇率稳定付出了重大代价。

香港金融危机的产生，既有与东南亚国家或地区出现金融风暴相近的共同背景，又存在不同经济基础和金融制度上的特殊原因。第一，与东南亚国家或地区相似，在经济高度开放条件下，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各种背景性因素均会对香港产生直接影响；同时大致相似的经济增长方式，由产业结构和投资趋向引发的经济泡沫现象，以及长期实行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则决定了金融危机的本质特征。第二，与东南亚国家不同的是，香港并不存在新兴市场化和经济转型国家或地区普遍出现的一些共性问题，如过分依赖外资来推动经济发展，在国内金融体系、金融市场设施和金融监管条件还不成熟时盲目对外开放和实行金融自由化，长期资本市场不发达，金融资产结构不合理和银行资产质量不高等。与这些国家相比，香港经济体系和金融制度更为完善，这就使得香港具备了确保港元汇率稳定的可靠基础。第三，受东南亚金融风暴波及而产生的香港金融危机，主要表现为冲击联系汇率制和香港股市大幅下降。我们认为，港股下跌决不仅仅是由于为稳定港元汇率而提高利率所致。实际上，对包括“中国概念股”在内的过度投机性炒作，使股市风险不断积聚，才是这次香港股市大幅下挫的根本原因。为确保联系汇率制而调高利率，不过是这种长期积累投机风险的释放诱因而已。

对于本次香港金融危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评价。

第一、在亚洲金融风暴中，香港是唯一保持汇率稳定、继续与美元挂钩的地区。这表明与区内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相比，香港具有更为稳定、健康的金融制度、监管体系和经济基础，抵抗外部冲击和国际金融动荡的能力更为强大。

与东南亚国家相比，香港能够成功地抵抗外部冲击和国际金融动荡、进而确保港元汇率稳定的原因在于：（1）与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相比，香港经济基础稳健，经济实力雄厚，发展前景良好，尽管还存在一些内部隐患，但仍能从总体上为稳定汇率提供一个可靠的经济基础。（2）联系汇率制度是实现港元汇率稳定的内在机制，同时香港特区政府坚持联系汇率制度的一系列应对操作，客观上给投资者以极大的信心支持，使港元汇率稳定成为可能。（3）香港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总量在全世界排名第三（888亿美元），人均则为全球第二（13660美元），同时财政盈余和储备十分可观，此外还得到外汇率储备量达1340亿美元的中国政府大力支持。这与金融风暴中大多数国家财政赤字和外汇储备有限的现状相比，香港自然具有稳定港元汇率的重要条件。（4）香港金融体系和金融管理体系较为完善，特别是近年来实行了诸如修改银行条例、实施“会计安排”、“流动资金调节”、“即时结算制”等系列改革【注8】，增加了香港银行体系的安全度以及对金融体系的监管力度，从而避免了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在金融制度和监管体系方面的缺陷，为稳定港元汇率提供了金融制度上的保障。

第二，捍卫联系汇率制度十分必要，但仅靠提高利率来稳定港元汇率代价沉重。大量事实表明，联系汇率制度是香港金融市场、经济发展秩序、政治制度的“稳定器”，在本次金融风暴中香港特区政府成功地捍卫联系汇率制度，确保香港金融制度和整体经济基础的稳定与健全，从而为香港未来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和可靠保证。从1983年港府推出联系汇率制度以来，先后成功地渡过了多次政经事件冲击和港元风潮。实施十多年来，港元兑美元汇价最为低时为7.95:1，最高为7.714:1，港元汇率波幅从未超过2%，充分显示了该制度在金融危机时期稳定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重要作用，以及维护金融秩序和市场信心的有效性。因此，从香港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捍卫联系汇率制度十分必要。当然也应看到，在现行操作条件下，香港为保持港元汇率稳定也付出了以股市和楼市为代表的资产价格大幅下跌的沉重代价。

第三，香港为稳定港元汇率而付出的重大代价，客观上有利于香港未来长期发展。本次金融风暴表明，以金融和地产为核心内容的服务型经济容易形成泡沫经济。对香港而言，伴随经济转型而在香港实行多年的高地价高房价政策，以

及近期证券市场上的过度投机性炒作，从长期来看不但增加了香港总体运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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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8】饶余庆：“东南亚货币危机的影响与教训”，《信报财经月刊》,1997年第10期。

本，而且更使香港经济的泡沫成分不断加大，对香港长期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客观上要求对此进行调整。我们认为，在本次金融危机中，以证券和地产为代表的资产紧缩以及由此产生的巨大损失，实际上就是对香港前期发展模式的被动式过度调整。而在此过程中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客观上表明进行这种调整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香港如果能够利用金融危机付出的重大代价，来换取对服务型经济主导条件下的发展路向进行必要的调整，那么对香港未来长期发展来说，这种代价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就近期而言，以证券和地产为代表的资产紧缩，至少可以使香港降低经济运行成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强香港的国际竞争力。

第四、港股近期走势不会大幅回升，同时港元可能再度被狙击。港股经历了10月下旬的股灾后，其泡沫成分被挤了出来，但目前至少有以下几个因素使得港股近期难以大幅走好：（1）东南亚股市尤其是香港的股灾引起了纽约、伦敦、东京股市的震荡，并反过来影响东南亚及香港股市持续波动。这种相互联动局面一但形成，由于受惯性影响，一般不会马上停止。（2）目前亚洲金融风暴仍未有停息的迹象，特别是韩国与日本受冲击后，有可能进一步向世界更大范围蔓延。在此背景下，香港股市仍有可能动荡。（3）在东南亚国家纷纷放弃原来的固定汇率制度，并导致本国货币主动或被动贬值后，香港作为区内唯一保持汇率稳定且仍然实行原来联系汇率制度不变的地区，相对升值的港元受到国际投机资本冲击的可能性大大增强，进而引发香港股市震荡。

二、金融风暴表明香港经济仍潜存隐患

1、缺乏弹性的联系汇率制度有待完善

香港于1983年开始实行的联系汇率制，本质上是一种货币局制度（Currency Board），在银行同业港钞的固定汇率和公开外汇市场的浮动汇率之间，通过银行套戥机制，实现港币兑美元的汇率稳定【注9】。实行十多年来，基本取得了预期效果，确保了香港金融和经济体系的稳定（参见图二）。但从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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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9】参见饶余庆：《走向未来的香港金融》,香港三联书店,1993年；刘志强、沙振林：《九十年代香港金融改革与发展》, 香港三联书店,1997年；吕汝汉：《香港金融体系》，香港商务印书馆，1991年9月

次金融风暴来看，联系汇率制度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香港未来的发展。

图二 港元汇率走势（1982年1月--1996年12月）[略]

资料来源：香港金管局，转引自刘志强等：《九十年代香港金融改革与发展》第14页，香港三联书店，1997年。

（1）联系汇率制存在内部问题，给未来发展带来不确定性。虽然套戥机制使得港币兑美元保持稳定，但由于这种稳定是在银行同业港钞的固定汇率与公开外汇市场的浮动汇率之间实现的，因此产生以下两大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

第一，港元与美元的固定汇率如果存在高估或低估，特别是在两国经济水平有所差异的条件下，两种货币的市值无法反映其国际竞争力与经常项目收支，从而创造出

⑵ 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趋势

自20世纪初期起到20世纪50年代，国际资本市场开始在资本的国际配置中发挥积极作用，其活动表现出如下特征：
1、国际资本市场推动国际资本由欧洲涌入美、澳等当时的新兴市场国家
一般认为，古典金本位盛行的1870年到1914年的50年间，国际资本保持高度流动性，并大量由欧洲涌入美国和澳洲等地区。1914年前后，英国的年平均资本流出量占GDP的5%到9%，法国的资本流动占GDP的2%，德国为3%左右。而在资本输入国中，澳大利亚的资本流入占其GDP的9.5%，加拿大的资本流入占其GDP的6%。
2、公共机构是国际资本市场活动的主体。当时的国际资本市场活动主要表现为：借款国家政府和部门大量向英国、法国和德国的资本市场发行固定利息债券；美国的债权人在国外建立子公司，通过持有过半数的股权（或独家经营）对其进行控制等。
3、国际资本市场具有很强的波动性，尤其是国际债券的利率随时间及国别的变化而出现大幅度调整。
4、资本流动因资本输出国和输入国宏观经济状况变化及突发性政治经济事件而初现上升和下降的大起大落。1929-1933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引发的大萧条，导致普遍的债务违约，严重打击了国际资本市场的活动。30年代，在货币贬值预期普遍存在和战争及政治迫害等因素的影响下，资本运动大部分采取了短期资金外逃的形式。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范围的私人银行贷款和证券投资受到相当程度的抑制。资本无法突破地域限制，更多地表现为在货币发行国境外的流动，市场交易行为也大多发生在国外，即欧洲美元交易。
该时期国际资本市场活动的特征是：
1、国际资本市场活动停留在欧洲市场及欧洲货币的范畴。在战后废墟上崛起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构筑了二十世纪后半期国际金融秩序的基础，同时，该体系的核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有关协定则明确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国际资本流动的基本规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实施初期，各国普遍对资本流动进行不同程度的控制，严格控制下的资本绕开管制在货币发行国境外流动，形成了欧洲资本市场的雏形。欧洲资本市场既是银行间市场，又是政府筹措资金的市场，同时还为大公司提供借贷服务，商业银行是该市场的核心。欧洲资本市场资金来源广泛，数额庞大，以多种兑换货币计值，充分满足各种借款需要，商业银行经营自由，贷款灵活简便，资金安排迅速。
2、资本流动形式集中表现为官方援助和直接投资。在二战结束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内，资本流动的主流是大规模的国际援助，以及逐渐复兴的直接投资。二战后欧洲重建计划引起了庞大的官方资本流动。美国政府实施的马歇尔计划和杜鲁门的第四援助计划导致美元大量流入欧洲。从1945年7月1日到1955年6月30日，美国在马歇尔计划下，向联邦德国提供贷款38.7亿美元，1945年12月，美国与英国签署财政协定，美国向英国提供37.5亿美元的低息贷款。
3、美国在主导官方资本流动的同时，也成为私人资本流动的主体。根据OECD的国际资本市场统计，1951年，国际债券的发行总额为9.954亿美元，其中，在美国市场发行了9.226亿美元，占国际债券发行总额的92.69%，整个50年代，美国为国际债券发行提供了71.601亿美元的资金来源，占当时融资总额的78.21%。进入60年代后，美国商业银行纷纷扩大国际业务，在国外尤其是欧洲开设分行，这些银行利用其持有的巨额资金，积极发展信贷业务，为欧洲货币市场提供了新的资金来源。 1973年，随着汇率制度由固定向浮动的转变，美国和其它一些国家逐渐解除对跨境资本流动的控制，国际资本流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该时期对资本流动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1973-1974年和1979-1980年的两次石油危机及石油美元的产生。
1、石油危机与石油美元
石油作为一种重要的能源，自70年代起开始取代煤炭，成为世界能源消费的主要部分。石油的生产和消费极不平衡，美国、欧洲和日本所生产的石油不到全球总产量的20%，其石油消费量却占全球总消费量的70%，不得不大量依靠进口，石油价格的变动直接影响全球经济的表现。
中东国家是主要的石油生产国，1960年9月，第三世界石油生产国建立了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致力于改变长期形成的油价过低的不合理局面。70年代起，OPEC成员国通过参股和收归国有等措施，逐步掌握了自己的石油资源。
70年代初美元汇率下调，西方工业国的制成品价格相应上涨，由于石油贸易以美元计价结算，石油出口收入跟随美元汇率持续下降，石油生产国蒙受重大损失。1973年10月中东战争爆发后，OPEC成员国一方面加快石油生产国有化进程，另一方面大幅度提高石油价格，石油价格从此前的每桶3.01美元提高到1974年1月的11.65美元。1979年1月，OPEC再度提高油价，把每桶原油定价调整为14.327美元，到1981年10月，国际市场油价上升到每桶34美元。
石油价格的大幅度上升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严重依赖石油进口的经济体遭受了严重的外部冲击，国际金融市场主要货币汇率的灵活调整为这些经济体吸收这种外部冲击提供了可能。
随着石油价格的大幅度上升，OPEC成员国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出现巨额顺差，1974年达651.7亿美元，1980年达928.4亿美元，1973年到1981年顺差累计达3360.7亿美元。这就是所谓的石油盈余资金，由于石油盈余资金大部分以美元表示，所以又称石油美元。
2、石油危机时期全球资本流动的特征
石油危机时期资本流动的特征表现为：
①石油美元的积累及流动推动了欧洲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在OPEC成员国可供运用的资金中，约有三分之一投放在欧洲货币市场，大部分采取欧洲美元存款的形式。在1981年欧洲货币贷款总额900亿美元中，阿拉伯银行占了26.5%。所以，欧洲资本市场在提供渠道促使石油美元回流的同时，也获得了自身进一步发展的新动力。
②石油美元的流动掀起了私人商业银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的高潮，也为拉美债务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第一次石油危机后，非产油的发展中国家出现了长期、巨额经常项目赤字，不得不大量举借外债，资金需求快速上升。OPEC成员国组织为获得发达国家比较安全的资产，把大部分石油美元贷给了发达国家的私人商业银行。而70到80年代，发达国家经济普遍停滞，名义利率停留在低水平，扣除物价因素后的实际利率则为负值，私人商业银行便增加对非产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获取更高的利息收入。石油危机期间，国际资本市场的筹资活动显着增加，尤其是非OECD国家的筹资额成倍上升。
1982年后，OPEC成员国开始出现经常项目逆差，石油美元的累计过程被迫中断，这样，发达国家私人商业银行向非产油发展中国家发放贷款的资金来源无以为继，发展中国家获得国际贷款的条件急剧恶化。 进入80年代，由于多数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沦为债务沉重的借款国，面临着债务还本付息的困难，资本流动开始显示出收缩迹象。
从1973年到1982年的十年间，非产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债务总额从1031亿美元增加到8420亿美元，每年增加18.8%，其中，政府贷款的年增长率为14.5%，私人贷款的年增长率为19.4%，私人信贷在贷款总额中的比例达60%到75%。在居高不下的外债总额中，短期信贷高速增长，国际债务期限明显缩短，浮动利率债务比例大幅度上升，到1980年已经超过全部外债的40%。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外债偿付压力不断上升，从1973年到1982年，还本付息额由179亿美元增加到932亿美元，还本付息额占出口收入的比重（偿债率）由15.9%提高到23.9%，其中利息支付额占出口收入的比重由6.1%增加到13.2%。
在非产油发展中国家过度借贷、结构失衡的同时，80年代起，国际市场环境的变化直接导致了该类国家偿债危机的爆发。1980年，西方国家先后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发达国家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和世界贸易增长率开始下降，到1982年出现了负增长，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急剧恶化，进口需求大幅度下降，出口收入快速下滑，经常项目逆差上升，外债还本付息能力降低。
在西方国家经济持续衰退的同时，美国里根政府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出现了高利率、高汇率、高通货膨胀率三高现象。
由于非产油的发展中国家外债以美元计价的比例很高，美元汇率的上扬直接加重了该类国家实际的债务清偿即流向债权国的本金和利息的负担。
由于美国利率居高不下，其它发达国家也相继随之提高利率。七个西方主要工业国短期资金的平均名义利率从1979年的9.2%上升到1982年的12.9%，长期资金的平均名义利率从1979年的9.3%上升到1982年的12.4%。由于发展中国家浮动利率外债超过外债总额的40%，利率的上升导致偿债压力的上升。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算，国际金融市场利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非石油出口国将多付40亿美元的利息，以此推算，巴西和墨西哥将为此多支付7.5亿美元的利息，非产油发展中国家将多支付近200亿美元的利息。因此，1979年后，许多非产油发展中国家借的新债主要用于支付利息。
在内外双重压力的作用下，1981年3月，外债总额为260亿美元的波兰政府无力偿付数额为25亿美元的到期债务本息，拉开了非产油发展中国家债务清偿危机的序幕。1982年8月，墨西哥宣布全部外汇储备基本耗尽，无力偿还到期债务的本息；9月，第三世界最大的债务国巴西宣布急需175亿美元的新贷款来解决清偿困难；12月，阿根廷提出与西方债权者进行重新安排债务的谈判。越来越多的国家卷入这场债务危机：在拉美，除哥伦比亚和巴拉圭外，其他债务国均相继要求延长偿还债务期限，在非洲，苏丹、摩洛哥、多哥、中非共和国、马达加斯加、扎伊尔、赞比亚等10国陷入债务危机的深渊，在亚洲，印尼和菲律宾也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援助解决债务支付问题。
债务危机爆发后，债务国政府、债权国政府、债权银行和国际金融机构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逐渐遏止了危机的蔓延。但是，这场危机对国际金融市场的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该时期国际资本市场活动特征表现为：
1、资本流动规模扩张极不稳定。80年代初期，资本跨国流动的总量由年融资近2000亿美元下降到1500亿美元左右，累计下降幅度超过20%。1984年后，国际资本市场的融资总额又出现大幅度上升，三年间累计升幅超过70%，表现出很强的不稳定性。
2、发达国家间的国际资本流动受债务危机的影响程度轻微，并在短时间内快速恢复。1982和1983两年，OECD国家的资本流入分别下降了14%和11%，下降程度略高于国际资本市场的平均水平。但是，1984年后，OECD国家的融资规模快速上升，资本流入数量超过了债务危机前的总水平。
3、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入进入长收缩期。非OECD国家的国际资本市场融资在1981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419亿美元后，进入长达6年的下跌期，年度融资总额一度下降到211亿美元，比1981年下跌近50%。一直到1993年，非OECD国家的资本流入才超过1981年的水平，达653.42亿美元。因此，在债务危机的影响下，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入收缩期长达10年，这刚好是拉丁美洲国家失落的十年。 1988以后，资本流动的规模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资本的跨国流动进入一个新的全球化的发展阶段。
国际资本市场的筹资总额，由1988年的3694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8322亿美元，增长了一倍以上，到1998年，以国际债券发行、银团贷款和其它债务工具为主要内容的国际资本市场融资额达12247亿美元，比两年前增长了近50%。
附表1国际资本市场活动（1988-1995）（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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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国际市场筹资总额 年度增长率% OECD国家筹资总额 非OECD国家筹资总额
1988 369393 21.64 332318.1 26557.5
1989 385313.6 4.31 347776.2 24605.8
1990 361430.9 -6.19 316653.5 29358.8
1991 432500.4 19.66 379478.2 38022.7
1992 458255.1 5.59 404420.8 32960.2
1993 625835.9 36.57 539776.5 65348.2
1994 669702.1 7.01 587336 69992.9
1995 832243 24.27 732169.3 82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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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OECD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s Statistics1950-1995
80到90年代以来的国际资本市场活动最显着特征是资本流动的全球化，具体表现为：
1、资本跨国界流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大幅度上升。
在资本流动总量大幅度增加的同时，资本跨国流动与其经济规模的相对比例显着提高，国际清算银行依据国际收支统计资料计算的证券跨境交易资料显示，1975年到1998年间，西方国家各类证券在居民和非居民之间的交易总额在GDP中的比重迅速上升，美国由4%上升到230%，德国由5%上升到334%，意大利由1%上升到640%，日本由2%上升到91%，其中，增长最快的时期集中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
2、资本流动的速度快速上升，资本流动性达到很高水平。
在资本流动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金融技术的日新月异，金融创新的大量使用，以及各类金融衍生工具的开发和普及，大大提高了国际资本的流动速度。根据国际清算银行对全球外汇市场的名义日交易金额的调查，到1998年4月，该交易额已经超过1.5万亿美元，比上次统计的1995年增长近50%，三年间的年平均增长率是14%，大大超过1992到1995年的9%。显然，外汇市场的交易规模的扩大在不断加速。
3、更多的国家和地区以更有利的条件进入国际资本市场。
在本阶段，新兴市场国家再度成为资本流动的重要目标，发展中国家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条件显着改善，参与国际资本市场活动融通资金的国家越来越多，各类资本市场进入的障碍和藩篱纷纷消除。
4、国际资本市场的价格呈现趋同趋势，利率的波动具有明显的联动性。资本流动的全球化使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国际金融市场的融资条件趋于一致，不同国家的利率差距缩小。过去20年间，主要工业国中央银行基准利率差距不断缩小，进入90年代后，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央行基准利率一度收敛于6%的水平，尽管此后又出现一定程度的分离，但总体升降趋势基本同步，利差趋于稳定。此外，随着欧元的出台，欧洲主要国家利率水平率先趋同。
从利率水平的调整看，西方主要国家央行的决策具有显着的相关性，几乎主要国家利率的每一次调整都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快速响应。 综观国际资本市场市场的百年变迁，我们发展，推动国际资本市场全球化发展的主要因素包括：生产力的发展和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及世界经济的周期性变动，国际贸易发展，金融市场内在需求及利率变动、金融创新及金融自由化的发展，资本帐户管理政策，国际货币体系，跨国公司，以及国际组织等方面。上述动力的属性又可以划分为：经济金融发展的客观需要和有关国家或国际组织人为推动两部分。
在一般情况下，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本身的推动力应归入客观必然性类别；金融活动快速上升产生的内在推动力则兼具客观必然性和人为推动两方面的属性，但是，相对而言，其客观必然性的色彩更强烈一些；在资本帐户开放进程中，发达国家的政策推动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种开放过程又是更多的国家对外经济贸易联系不断扩大的结果，因而同样具有客观必然性的一面；国际货币体系作为国际货币关系的准则，其总体政策取向更大程度上体现了西方主要工业国家的意愿；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政策调整可以全部归入人为推动的范畴（详见下表）。
在上述分析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假设下，由上述七大因素推进的金融资本全球化进程总体上看是世界经济、金融活动规律调整的必然结果，但是，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部分发达国家的意志，具有人为推动的一面。
从另一个角度看，资本流动的全球化发展和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是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相互联系又各具特点的组成部分，资本运动的自由化意味着居民可以参与国际金融市场活动，也意味着国内消费者可以购买外国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本国金融机构可以为外国消费者提供金融服务，从而从内外两个角度进一步推动了金融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其最终结果是资本效益的最大化和资源配置的最佳化，这就是金融全球化的市场表现形式。
金融资本全球化进程属性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发展过程的复杂性和收益分配的不均衡性。从全球资本流动的地域结构看，发达国家和地区继续保持在资本全球流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成为资本全球化布局的出发点和目的地，尤其是美国、欧洲和日本等相互间的资本流动继续保持较高水平，资本多向流动趋势日益显着。即使是金融危机的大范围爆发，也不仅没有影响发达工业国在国际资本市场的活动，反而促使资本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规模流入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成为全球资本流动的最终目的地，大量持续的资本流入促使其金融实力超强发展，使其对国际资本市场未来格局的影响力不断上升。
金融全球化以资本自由流动和金融贸易服务自由化等形式，促进了全球金融领域的竞争，推动风险报酬趋向于平均水平，并通过资产价格的迅速调整保持市场均衡与稳定。同时，资本自由流动促使金融中介机构更好地进行风险评估和管理，扩大技术转让的范围，其结果是更多的金融机构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推动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此外，资本流动的全球化要求一国有关管理当局切实提高经济金融政策的可信度和有关政策组合的协调能力。
当然，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金融全球化过程中的资本扩张仅仅是个开始，资本的全球化扩张还处于初始阶段。80年代后期出现的全球金融危机开始逐渐暴露出金融资本全球化的负面效应，但是，与我们传统认识相背离的是，即使不同资本流动工具的变动规模呈现此起彼伏的波动特征，但是，作为一个整体，全球资本流动持续增长的趋势并未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融资的增长成为一种不断持续的行为。

⑶ 97年经济危机具体时间，经过

1997年6月，一场金融危机在亚洲爆发，这场危机的发展过程十分复杂。到1998年年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97年6月至12月；1998年1月至1998年7月；1998年7月到年底。

第一阶段：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引发了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当天，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下降了 17%，外汇及其他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在泰铢波动的影响下，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8月，马来西亚放弃保卫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印尼虽是受“传染”最晚的国家，但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10月下旬，国际炒家移师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矛头直指香港联系汇率制。台湾当局突然弃守新台币汇率，一天贬值3.46%，加大了对港币和香港股市的压力。10月23日，香港恒生指数大跌1 211.47点；28日，下跌1 621.80点，跌破9 000点大关。面对国际金融炒家的猛烈进攻，香港特区政府重申不会改变现行汇率制度，恒生指数上扬，再上万点大关。接着，11月中旬，东亚的韩国也爆发金融风暴，17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跌至创纪录的1 008∶1。21日，韩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暂时控制了危机。但到了12月13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又降至1 737.60∶1。韩元危机也冲击了在韩国有大量投资的日本金融业。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于是，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

第二阶段：1998年初，印尼金融风暴再起，面对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伍正谈经济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印尼开出的药方未能取得预期效果。2月11日，印尼政府宣布将实行印尼盾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的联系汇率制，以稳定印尼盾。此举遭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西欧的一致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扬言将撤回对印尼的援助。印尼陷入政治经济大危机。2月16日，印尼盾同美元比价跌破10 000∶1。受其影响，东南亚汇市再起波澜，新元、马币、泰铢、菲律宾比索等纷纷下跌。直到4月8日印尼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一份新的经济改革方案达成协议，东南亚汇市才暂告平静。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与之关系密切的日本经济陷入困境。日元汇率从1997年6月底的115日元兑1美元跌至 1998年4月初的133日元兑1美元；5、6月间，日元汇率一路下跌，一度接近150日元兑1美元的关口。随着日元的大幅贬值，国际金融形势更加不明朗，亚洲金融危机继续深化。

第三阶段：1998年8月初，乘美国股市动荡、日元汇率持续下跌之际，国际炒家对香港发动新一轮进攻。恒生指数一直跌至6 600多点。香港特区政府予以回击，金融管理局动用外汇基金进入股市和期货市场，吸纳国际炒家抛售的港币，将汇市腔碰稳定在7.75港元兑换1美元的水平上。经过近一个月的苦斗，使国际炒家损失惨重，无法再次实现把香港作为“超级提款机”的企图。国际炒家在香港失利的同时，在俄罗斯更遭惨败。俄罗斯中央银行8 月17日宣布年内将卢布兑换美元汇率的浮动幅度扩大到6.0～9.5∶1，并推迟偿还外债及暂停国债券交易。9月2日，卢布贬值70%。这都使俄罗斯股市、汇市急剧下跌，引发金融危机乃至经济、政治清扒危机。俄罗斯政策的突变，使得在俄罗斯股市投下巨额资金的国际炒家大伤元气，并带动了美欧国家股市的汇市的全面剧烈波动。如果说在此之前亚洲金融危机还是区域性的，那么，俄罗斯金融危机的爆发，则说明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超出了区域性范围，具有了全球性的意义。到 1998年底，俄罗斯经济仍没有摆脱困境。1999年，金融危机结束。

199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可以分为直接触发因素、内在基础因素和世界经济因素等几个方面。

直接触发因素包括：(1)国际金融市场上游资的冲击。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大约有7万亿美元的流动国际资本。国际炒家一旦发现在哪个国家或地区有利可图，马上会通过炒作冲击该国或地区的货币，以在短期内获取暴利。(2)亚洲一些国家的外汇政策不当。它们为了吸引外资，一方面保持固定汇率，一方面又扩大金融自由化，给国际炒家提供了可乘之机。如泰国就在本国金融体系没有理顺之前，于1992年取消了对资本市场的管制，使短期资金的流动畅通无阻，为外国炒家炒作泰铢提供了条件。(3)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制，这些国家长期动用外汇储备来弥补逆差，导致外债的增加。(4)这些国家的外债结构不合理。在中期、短期债务较多的情况下，一旦外资流出超过外资流入，而本国的外汇储备又不足以弥补其不足，这个国家的货币贬值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内在基础性因素包括：(1)透支性经济高增长和不良资产的膨胀。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当高速增长的条件变得不够充足时，为了继续保持速度，这些国家转向靠借外债来维护经济增长。但由于经济发展的不顺利，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亚洲有些国家已不具备还债能力。在东南亚国家，房地产吹起的泡沫换来的只是银行贷款的坏账和呆账；至于韩国，由于大企业从银行获得资金过于容易，造成一旦企业状况不佳，不良资产立即膨胀的状况。不良资产的大量存在，又反过来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2)市场体制发育不成熟。一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干预过度，特别是干预金融系统的贷款投向和项目；另一个是金融体制特别是监管体制不完善。(3)“出口替代”型模式的缺陷。“出口替代”型模式是亚洲不少国家经济成功的重要原因。但这种模式也存在着三方面的不足：一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生产成本会提高，出口会受到抑制，引起这些国家国际收支的不平衡；二是当这一出口导向战略成为众多国家的发展战略时，会形成它们之间的相互挤压；三是产品的阶梯性进步是继续实行出口替代的必备条件，仅靠资源的廉价优势是无法保持竞争力的。亚洲这些国家在实现了高速增长之后，没有解决上述问题。

世界经济因素主要包括：(1)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但由此而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如民族国家间利益冲撞加剧，资本流动能力增强，防范危机的难度加大等。(2)不合理的国际分工、贸易和货币体制，对第三世界国家不利。在生产领域，仍然是发达国家生产高技术产品和高新技术本身，产品的技术含量逐级向欠发达、不发达国家下降，最不发达国家只能做装配工作和生产初级产品。在交换领域，发达国家能用低价购买初级产品和垄断高价推销自己的产品。在国际金融和货币领域，整个全球金融体系和制度也有利于金融大国。

这次金融危机影响极其深远，它暴露了一些亚洲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仅是坏事，也是好事，这为推动亚洲发展中国家深化改革，调整产业结构，健全宏观管理提供了一个契机。由于改革与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这些国家的经济全面复苏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的基本因素仍然存在，经过克服内外困难，亚洲经济形势的好转和进一步发展是大有希望的。

发生在1997 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继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之后，对世界经济有深远影响的又一重大事件。这次金融危机反映了世界和各国的金融体系存在着严重缺陷，包括许多被人们认为是经过历史发展选择的比较成熟的金融体制和经济运行方式，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都暴露出许许多多的问题，需要进行反思。这次金融危机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提出了要建立新的金融法则和组织形式的问题。本书试图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本书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如何解脱本世纪初货币制度改革以后在不兑现的纸币本位制条件下各国形成的货币供应体制和企业之间在新形势下形成的债务衍生机制带来的几个世纪性的经济难题，包括：（1）企业债务重负，银行坏账丛生，金融和债务危机频繁；（2）社会货币供应过多，银行业务过重，宏观调控难度加大；（3）政府税收困难，财政危机与金融危机相拌；（4）通货膨胀缠绕着社会经济，泡沫经济时有发生，经济波动频繁，经济增长经常受阻；（5）企业资金不足带来经营困难，提高了破产和倒闭率，企业兼并活动频繁，降低了企业的稳定性，增加了失业，不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的稳定。（6）不平等的国际货币关系给世界大多数国家带来重负并造成许许多多国际经济问题。以上问题最深层的原因，是货币制度的不完善和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企业之间交易活动产生的新机制未被人们充分认识。本书的思路是，建立一种权威性的企业交易结算的中介系统——国家企业交易中介结算系统，解脱企业之间的债务链，消除企业和银行坏账产生的基础，以避免债务和金融危机的发生，并减少通货膨胀和泡沫经济的危害，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在这个创新过程中，还会产生国家税收和财政支出方式的创新，减少财政赤字的发生。同时，还会产生企业制度的创新，减少企业的破产倒闭和兼并现象，增强企业的稳定性。并且，还将对国际结算方式进行创新，对国际货币的使用进行改革。这个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的治理，而是对纸币制度所存在的严重缺陷的修正，是对货币供应和流通体制的创新，是金融体制的重大变革，并且，这种变革带来经济运行机制的诸多方面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