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证据规则是什么时候生效的

‘壹’ 旧民事案件能用新的证据规则吗

旧民事案件不能用新的证据规则审理。
只有2020年5月1日以后法院立案受理的案件，才能适应新的证据规则进行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决定》已于2019年10月14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77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0年5月1日起施行。

‘贰’ 确立传闻证据规则的理由是什么

实现直接言词原则
(1)传闻证据的不可靠性
(2)传闻证据剥夺了相对方的质证权，损害了程序公正。
(3)传闻证据规则是保证证人出庭制度的有效措施

‘叁’ 菲律宾《证据规则》是什么时候生效的

错误的，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属于规章以下的其他规范性文件，无权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设定权利或义务。案例：2001年9月，武汉市某区一名中学生被违章小客车撞伤，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于是，死者的父母以该区公安分局出警太慢、导致其女得不到及时抢救为由向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并请求国家赔偿。区法院经审理认为，依据《人民警察法》有关“立即救助”之规定和武汉市公安局《110接出警工作规范》中“城区出警民警必须5分钟赶到现场、郊区10分钟内赶到现场”的规定，区公安分局延迟出警的行政行为违法。公安局不服一审判决，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市中院审理本案后认为：武汉公安局《110接出警工作规范》所规定的出警时间是公安机关内部对干警工作要求的规范，没有证据证实该规范对外公布，所以不具有法律效力。本案中，武汉市公安局《110接出警工作规范》即为其他规范性文件，所谓红头文件，其对民警出警时间的义务限制被法院认定无效。

‘肆’ 船员和水手的大证小证和G证指的是什么

1、大证：船员适任证书，全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船船员适任证书，是在中国籍海船上任职的船长、高级船员和值班水手、值班机工应当持有与其所服务的船舶航区、种类、等级或主机类别和所担任的职务相符的有效适任证书。

2、小证：是指专业培训合格证基本安全、精通救生艇筏、高级消防、精通急救等等还包括了特殊培训合格证。（不分职务，船员必须考的证件）

3、G证：GMDSS的缩写，global maritime distress and safety system，也就是就是全球海上遇险与安全系统。

(4)菲律宾证据规则是什么时候生效的扩展阅读：

GMDSS的功能

1、遇险报警

是指遇险者迅速并成功地把遇险事件提供给可能予以救助的单位。报警包括船对岸、船对船和岸对船报警3个方向，其中船对岸报警是主要的。

2、搜救协调通信

RCC通过岸台或岸站与遇险船舶和参与救助的船舶、飞机以及与陆上其他有关搜救中心进行有关搜救的直接通信。

搜救协调通信是双方进行有关遇险与安全内容的信息交换，即具备双向的通信功能，与报警功能中只具有向某一方向传输特定信息不同。

3、救助现场通信

在救助现场参与救助的船舶之间、船舶与飞机之间的相互通信称为现场通信。它包括救助指挥船与其他船、船与救生艇、指挥船与救助飞机之间的现场通信。通常，这种通信的距离比较近。

4、定位

定位是指遇险船舶和救生艇所发出的一种无线电信号，便于救助船舶和飞机去寻找遇难的船舶和救生艇。

‘伍’ 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若干规定是否有效

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正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并没有废止，也就是说该规定依然是有效的，只不过《规定》的内容与《民事诉讼法》冲突的，以民事诉讼法中规定为准。

‘陆’ 律师:书证的真实性包括哪些方面

段。首先，应认定文书不是伪造，而是真正成立。其次，应当认定该人的思想在何种程度上对待证事实的证明有所作用 .即第一是形式上的证据力问题，第二是事实上的证据力问题。形式上的证据力与事实上的证据力在其他证据方法中很少加以分开区别。

书证的证据意义取决于其真实性。因而，通常需要针对真实性的问题提出证据，供法官考虑。换句话说，书证只有当其真实性被确定后方可作为证据使用。关于书证真实性规则必要性各国法律都有规定。意大利《民事诉讼法》215条216条219条220条221条 ；意大利《民法典》2716条 ； 奥地利《民事诉讼法》296条310条312条 313条314条315条 ； 日本《民事诉讼法》229条230条 ； 韩国《民事诉讼法》330条331条332条334条； 巴西《民事诉讼法》372条386条 ； 法国《民事诉讼法》287条288条290条291条292条295条 ； 德国《民事诉讼法》419条441条442条 ；澳门地区《民事诉讼法》359条471条 ； 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359条360条；美国《加州证据法典》1415条1416条1417条1418条 ；加拿大《证据法》8条 ； 菲律宾《证据规则》132第23条。 从本文以上归纳的条文数量可以看出，各国多比较重视书证真实性规则。各国用如此多的条文来规定书证真实性规则原因是不一样的。英美法系国家在诉讼中采取陪审团制度，首先要向法官证明书证的真实性，这是初始步骤，然后再由法官予以考虑提交评审团加以认定。这样可以避免出现误导陪审团的情况。大陆法系虽然没有上述情况，但是书证的形式上的证据力与事实上的证据力明确分开的特点使得各国没有理由不对书证真实性作出规定。我国在大多数法官的素质比较低下的情况，更应对书证真实性作出规定。我国的民事诉讼虽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变革，但在长期以来 “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影响下，法官的强职权以及擅断仍是一个严重的大问题。书证真实性规则的立法阙如，书证的识别以及运用规则全部委于法官的自由裁量，这就不乏存在自由擅断的一面。况且由于实务中很多法官素质低下，忽视书证的形式证明力，而片面的考虑书证的实质证明力。因此对书证的真实性规则单独研究加以规定完全有必要。

‘柒’ 电子证据发展现状

您好，电子证据由于有以数字证据替代电子证据为宜的学术看法，让人感到“科学的归纳出这种证据的内涵”是何等的重要。即使这样，也不想再就电子证据与数字证据的两种提法作深入的理论探讨。理由很简单，两种提法之下的内容究竟有何巨大差异，可以从相关的学术论文中找到答案。
一、从国外的立法习惯上看，多采用“电子”一说
菲律宾的《电子证据规则》、加拿大的《统一电子证据法》、美国的《统一电子交易法》、英国政府的《电子通信法案》、新加坡的《1998电子交易法》乃至联合国的《电子商务示范法》均无一例外地采用了“电子”一词。另外，欧盟的《电子商务动议》、美国的《〈全球电子商务框架》等文件，虽无法律效力，却也在为数字化交易的实际应用提供着规范和标准。那么，为什么这些国家和国际组织不采用“数字”一词呢？这倒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
二、“电子”观念渗透与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
正如数字证据论者所言，“数字化信息中的‘数字’与日常用语中的‘数字’语意不同，无法被人们所广泛熟悉和理解。”数字概念在当今信息时代的确不是新概念，但是人们还是倾向于“电子”一说，皆缘于电子观念深入人心，以至于在“新生事物”的原生状态时就出现了“电子计算机”、“电子商务”、“电子资金”等电子用语；而“电子签名”的出现，更是把“生理特征签名”和“数字签名”涵盖其中。如果为了在明面上接触事物的本质，弃“电子”而用“数字”，那么是否要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一次观念上的革新，任由外界怎么说，只管把上列用语更改为“数字计算机”、“数字商务”、“数字资金”。不过这也会遇到难题，那就是“电子签名”改为“数字签名”后，就会涉及到母概念和子概念同一的问题。既然电子证据更名为数字证据后，仍然不可避免的涉及众多的“电子”概念，那么能否不望文生义，进而在外形下面去探求事物的本质呢？
三、“电子”观念上的“共识”成为理论研究的基础
从有关电子证据研究的文章来看，对电子证据的本质的认识并未达成一致（达成一致未必是一件好事情）。电子证据的广义解释和狭义解释为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和回旋余地；正如提到刑事诉讼时，往往会有广义说和狭义说。在证据立法前景尚不明朗时，百家争鸣的态势使得电子证据的研究范围只能是概然性的；同时信息技术发展的非预期性也不容许对其进行精确的、缺乏拓展空间的限定。观念上的共识是交流与探讨的基础，而这种观念是不能不考虑象牙塔外的情势的。

‘捌’ 国外的证据规则对我国司法工作有何借鉴意义

参考下面一篇文章，希望对你的问题有所帮助
证据规则是指在收集证据、采用证据、核实证据、运用证据时所必须遵循的准则。它不是一般的原则和制度，而是诉讼实践中可以操作的尺度。长期以来，缺乏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证据规则，一直是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因此，建立和完善我国的证据规则，对于保障刑事诉讼法的有效运作，保证诉讼的科学化和民主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证据规则的历史发展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由于认识能力的局限，判断证据主要使用神明裁判的方式。在这个阶段，审判不需要盘问证人、逼取口供或者提取物证，惟一的判断方法就是神的启示，所以这时的证明是没有任何规则可言的。
欧洲中世纪以后，法定证据制度代替了神示证据制度。法律明确规定了证据的判断标准，法官只能根据这些规则来判定案件事实。没有法律规定的证据，不能作出有罪宣告；如果具有一定的证据，不管审判者内心判断如何，都必须作出有罪判决。因此，这一时期是完全依赖证据规则认定证据的。
十三世纪以后，英国建立了陪审制度，实行公开审理，并且由诉讼双方互相对抗。为适应陪审审判的要求，保护被告人的利益，法律对证据的可采性开始重视，以防止无用或者不适当的证据出现在法庭上。这样，对证据的可采性和判断证据证明力的规定越来越具体，证据规则开始出现。
在英美法系，证据规则一般由三部分构成，即基础性规则、证据排除规则及其例外。其中，基础性规则以肯定的形式规定了何种证据具有证据资格，证据排除规则从否定的角度排除了具体材料的证据资格，证据排除规则的例外则从被排除的证据种类中又有选择地赋予了部分材料的证据资格。因此，证据排除规则及其例外实质上是对基础性规则的修正和补充。
在英美国家的证据法中，相关性规则被视为规范证据资格的“黄金规则”。根据相关性规则，除非法律另有规定，任何与待证事实具有相关性的材料都具有证据资格。为适应陪审团裁判制度，普通法传统上又通过逐案经验的日积月累进一步沉淀形成了一系列排除证据资格的具体规则。由于这些规则是在相关性基础上排除了特定证据材料的证据资格，故此，可以被笼统地称之为证据排除规则。
通过证据排除规则及其例外限定证明中可以运用的材料范围，防止无关的、多余的、容易被夸大的证据材料进入法庭，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诉讼证明中单个证据的可靠性，同时也有助于提高诉讼进程的秩序性和可预测性。但是，证据排除规则及其例外终究是以规则判断取代了个人理性判断，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规则判断所必然产生的弊病。因此英美法系国家在证据可采性问题上，法官的作用和权力在不断增强，证据的可采性开始越来越多地取决于法官的判断和裁量而不是证据排除规则的预先规定。但这并不意味着证据规则的不重要。相反，证据规则仍然是规范证据资格的主要依据。因为，尽管法官有权排除依据证据规则具有证据资格的证据，他却不能超越证据规则将排除掉的证据资料纳入法庭调查程序。在此意义上，法官对证据可采性的判断仍然是在证据规则约束下进行的，而且，在承认法官对证据价值进行评判的制度下，证据规则实际上是法律约束法官裁量权的最后防线。
在大陆法系国家，基于对法定证据制度中各种形式性规定的极端反感，对于案件事实的证明，立法一般不对各种证据材料是否具有证据资格、能否作为法庭证明的证据使用作具体的规定，而是授权法官根据具体的情况自行取舍。因此，在大陆法系国家，具体证据材料是否具有证据资格基本上是一个法官自由裁量的问题，殊少明确的证据规则可循。
从发展趋势上看，两大法系的发展方向是截然相反的。大陆法系国家，在强调法官裁量权的传统上，开始通过立法确立了一定数量的规则，促进了证据资格的法定化。英美法系国家，则在证据规则的基础上，赋予了法官广泛的裁量权。由于二者的出发点不同，这种方向相反的发展却缩小了两大法系在证据资格问题上的差别，并逐渐形成了一些为多数国家所共认的证据规则。
国外立法中的主要证据规则
国外立法中的证据规则，从体例上来说，主要有英美法系的证据规则、自由心证的证据规则和有关国际公约中对证据规则的规定。这些规则中的基本内容都是在长期的诉讼中积累而成的，就其技术性而言，已经达到较高的程度，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予以借鉴。
（一）相关性规则
相关性是实质性和证明性的结合，也就是说，如果所提出的证据对案件中的某个实质性争议问题具有证明性，那它就具有相关性。
在英美诉讼实践中，对相关性的确认受到较为严格的限制，例如，证人、被告人或被害人的品格原则上被视为不具有相关性，但排除品格证据的要求也有一些例外，如对于证明被告作案目的和动机却有证明作用的品格证据可能纳入诉讼。
（二）传闻证据规则
传闻证据包括两种证据资料：一是证人在审判日以外对案件事实所作的陈述；二是证人在审判日以他人感知的事实向法庭所作的转述。传闻证据规则即传闻法则，是指原则上排斥传闻证据作为认定犯罪事实的根据的证据规则。根据这一规则，如无法定理由，在庭审或庭审准备期日以外所作的陈述不得作为证据使用，记载检察官或司法警察勘验结果的笔录、鉴定人制作的鉴定结论都不具有当然的证据能力。
之所以确立传闻证据规则，主要是因为传闻证据在诉讼中的使用剥夺了诉讼双方对原始证人的询问和反询问的权利，违背了对抗制诉讼的基本精神。而且传闻证据的使用也违反了刑事诉讼的直接审理原则，由于法官未能直接听取原始证人的陈述，未能从陈述的环境和条件、陈述的内容和陈述时的态度、表情、姿势等各方面情况对陈述的真实性进行审查，因而不利于法官获得正确的心证。
当然传闻证据规则也有例外。因为在许多情况下，如果绝对排除传闻证据，实际上做不到。英美证据理论认为在具有“可信性的情况保障”和具有“必要性”的情况下，可以适用传闻证据。一是具有“可信性的情况保障”，即传闻证据从多种情况看具有高度的可信性，即使不经过当事人反询问，也不至于损害当事人的利益。二是具有“必要性”，即存在无法对原始人证进行反询问的客观情形。因而不得不适用传闻证据。如原始证人死亡、病重、旅居海外或去向不明等。
（三）违法证据排除规则
违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应当排除那些通过非法搜查和扣押获取的物证的规则。对违法证据是否排除，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价值选择。从保护被告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出发，那么非法取得的证据材料应当排除。从追求案件的客观真实并有效的实现国家的刑罚权出发，就要非法证据的效力。前者体现了现代刑事诉讼中严守正当程序以保障基本人权的目的；后者体现了追求实体真实以惩罚犯罪的目的。美国是实行非法物证排除规则的主要国家，在美国，违法的、无根据的搜查和没收所获得的证据应当排除，通过违法证据所提供的线索进而发现、收集的其他证据也应当排除，这就是“毒树之果”理论。但由于犯罪浪潮的冲击，为增强有罪证据的力量，近年来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判例确认了规避排除规则的一系列例外。如“最终或必然发现”的证据不适用排除规则；侦查人员不是明知搜查和扣押是违法的，即出于“善意”也不适用排除规则。此外，最高法院还进一步提出，警察的非法行为必须与犯罪给社会造成的损失一起衡量。也就是要对非法搜查所获证据的取舍作利益权衡。
（四）自白任意性规则
自白任意性规则是指通过违法或不恰当的方式取得的并非出于陈述人自由意志的自白应当绝对排除。
自白任意性规则产生的根据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反对强迫性自我归罪的价值观念；二是鼓励正当的警察行为；三是因为这一规则有利于在刑事诉讼中维持控辩双方适当的平衡；四是防止判决受到不可靠的强迫性口供的影响。
违反自白任意性规则的情况，除刑讯逼供等极端方式外，还包括所谓“内在性逼迫环境” 以及“间接性强迫影响”等，前者如辱骂、恐吓、长时间的审讯、未依法及时将嫌疑人交司法官员、未通知嫌疑人的合法权利或禁止其行使这些权利等等；后者如许诺不予起诉或放弃指控从而骗取被告供述等，这些做法由于违反了自白任意性规则，所获口供原则上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五）反对诱导性询问规则
反对诱导性询问规则主要应用于法庭审理。所谓诱导性询问，是指询问者的询问强烈地暗示证人按提问者的意思作出回答，如果询问带有诱导，这种询问是无效的。
不过，这一规则在应用中有一些例外，如英美刑事庭审大致允许以下例外：1．在涉及与案件核心问题无直接关系的预备性或入门性事物时允许适用诱导性问题。例如：问：“你是在光宇公司工作，对吗？”。2．当证人在接受直接询问时作出与过去不一致的回答时，公诉人或律师可以根据证人过去的陈述提出诱导性问题，对证人进行质询。3．在对理解能力有限的证人，如智力低下的人或孩子，进行直接询问时也可以酌情使用诱导性问题。4．对于那些显然可以启发其记忆的证人可以适时提出诱导性询问。这是指有些证人答案就在嘴边却想不起来，此时使用诱导性问题唤醒其记忆，在某些情况下（如征得法官同意）是合适的。5．对鉴定人，即所谓专家证人，提出诱导性问题常常是允许的。6．对于对方或敌对的证人可以提出诱导性问题。因为在这种询问之前证人已接受了非诱导性的主询问，而且几乎不存在这种证人接受诱导性问题中所包含的虚假暗示的危险。
（六）意见规则
意见规则就是要求证人作证只能陈述自己体验的过去的事实，而不能将自己的判断意见和推测作为证言的内容。因为认定事实、作出判断是法官的职责，证人的责任在于提供材料，而不能代行法官的判定职能。
陈朴生在其所着《刑事证据法》举两例说明二意见规则适用的前提是区分事实和意见。一般说来，观察体验的情况为事实，推测、判断的陈述为意见。但在某些情况下，二者关系密切，难以完全分开，因此，对于直接基于经验事实的某些常识性判断，不能作为意见证据加以排除。例如：1．相比较事物的同一性和相似性；2．某种状态。如车辆的快慢，人的感情等心理状态；3．年龄与容貌；4．气候；5，物品的价值、数量、性质及色彩；6．精神正常与否；7．物的占有和所有等。这些事实情况，实际上难以用非判断方式来表达。
因此可能视为意见规则的现实性例外。
（七）最佳证据规则。
即认为原始文字材料（包括录音、录相、摄影材料等）作为证据其效力优于它的复制品，因而是最佳的。这一规则主要适用于书证。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对这一原则的规定大致可以概括为：
1、为证明文字、录音或照相的内容，要求提供该文字、录音或照相的原件，除非本规则或国会立法另有规定。原件包括该文字或录音材料本身，或者由制作人或签发人使其具有与原件同样效力的副本、复本。照相的原件包括底片或任何由底片冲印的胶片。任何从电脑中打印或输出的能准确翻印有关数据的可读物，均为原件。
2、复制品可与原件在同等程度上采纳，但对复制品是否忠实于原件产生疑问或以复制品替代原件采纳将导致不公正的除外。复制品准确复制原件的副本。
3、在原件遗失或毁坏或无法获得的情况下，不要求原件，关于该文书、录音或照相内容的其他证据可以采纳
三、我国确立证据规则的必要性
证据是证明案件事实的依据，证据问题是诉讼的核心问题，全部诉讼活动实际上都是围绕证据的搜集和运用进行。在证据运用中，现代各国证据法虽然普遍认可自由心证制度，允许栽断者根据理性和经验对证据作出自由判断，但由于诉讼证明过程存在利益价值的冲突，存在证据和事实认定上的矛盾，如果不确立一定的证据规则，将难以保证诉讼的效率和对案件客观事实的正确认定。
我国过去的刑事审判是法官依职权推进的方式，很少有证据规则。由于没有相应的证据规则，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于侦查阶段所获得的证据材料都可以在法庭上作为证据使用，法庭审理活动对审前活动不具有任何控制力，即使侦查机关的审前活动违法，法庭也无能为力。
第二，由于审前程序中形成的各种笔录可以代替本人出庭作证，法庭对证据的调查核实具有极大的局限性。
第三，由于法庭调查的证据范围极其广泛，法官对此没有必要的限制，漫无边际的证据调查造成了诉讼资源的极大浪费。
第四，由于没有证据排除规则，一些极易混淆视听的证据也可能因其具备法定的表现形式而进入法庭调查程序，妨碍或误导对案件事实的评价。
面对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以现行立法为基础已经开始了创制证据规则的尝试，并初步形成了一定数量的证据规则。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现有证据规则不仅在数量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而且证据规则的内容也过于粗糙，不具有完整性和可操作性。
随着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我国刑事审判方式采用了“控辩式”的庭审方式，在控辩双方直接向法庭举证的情况下，庭审中的对抗性不断增强、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也不断强化，在这种情况下，确立和遵守必要的证据规则，对于指导当事人收集证据、保障庭审顺利进行、提高诉讼效率；对于保证案件事实的真实回复，防止无约束的控辩；对于实现庭审的有序化，保证刑事诉讼的科学与有效的运作，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完善我国证据规则的原则和要求
建立、健全我国的刑事证据规则，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和要求。我国传统上属于大陆法系国家，案件的审理和裁判主要由职业法官负责，因此规范证据能力的证据规则数量不需要规定过多。对于实践中急需规范的问题，如收集证据、排除证据、举证和质证等问题，则应当规定完备的规则。同时，证据规则的建设还应当针对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尊重我国的现实社会条件，注重证据规则的现实可行性。具体来说，完善我国刑事证据规则，应当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证据规则的建设，应当体现“控辩式”诉讼结构的要求。由于我国刑事诉讼向控辩式转化，国外的上述经过长期的理论探索和经验确证所认可的证据规则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意义上可以被我们借鉴。其中一些内容，实际上在我们过去的诉讼实践中已经确认或在我们的证据法理论上已经认可，如证据应当有相关性、口供应当补强、对通过严重违法所获取的人证（被告口供、被害人陈述以及证人证言等）存疑甚至不用等。只不过由于诉讼制度的变革，我们需要将一些法律规范和一些实际做法上升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法律规则，同时应当适应制度的变化改变证据法上的某些操作方式并确立某些新的规则。
第二，证据规则的建设，应当符合我国的司法实践。我国目前虽然采用了抗辩式的诉讼结构，但在诉讼过程中，法官仍保留了较大程度的职权运用。同时，在我国由于证人保护、证人作证补助等问题还没有有效地解决，所以在证据规则的设计上，应当充分考虑这些因素。否则，再完善的规则也难以充分执行。
第三，证据规则的建设，应当配备相应的刑事诉讼程序。证据规则只能借助排除的方式对证据的运用产生作用，一个有生命力的证据规则必须有辅助的程序制度作为保障。

‘玖’ 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废止了吗

没有废止。

虽然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司法解释颁布于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修订前，但是其所确定的规则并未为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所否定。另外，只有与现行法律、司法解释规定不一致的才适用新规定，就该点而言，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仍然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