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变革几十年现在怎么了

① 俄罗斯经济为什么衰落了

1.地广人稀，经济发展不平衡

俄罗斯是典型的中高纬度国家，较高的纬度使得气候变得寒冷，人口生育率远远低于其他中低纬度国家。加上俄罗斯欲罢不能的酗酒传统，人口增长率始终不高，严重影响了俄罗斯的长远发展。

而且寒冷的气候也使得俄罗斯纵然海岸线漫长，却缺乏优良的港口。再加上国际环境的恶化，俄罗斯事实上正在变得越来越封闭。

而封闭的环境也影响了领导人的战略眼光。今天的俄罗斯，虽然国土面积广大，但是其重心仍然是只占俄罗斯1/4的欧洲部分。在面积广袤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俄罗斯领导人始终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使得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经济发展长期落后，人民生活贫困。

② 俄罗斯为什么现在不行了

严峻的俄罗斯经济形势
1．遭到惨败的“休克疗法”。“休克疗法”是叶利钦总统听取了以政府总理盖达尔为首的激进派的意见，于1992年初开始实行的极为激进的全面改革措施。共基本内容是：在最短期间内全面放开物价，大规模地急速地推行私有化政策；提高税收，增加财政收入，紧缩银根，普遍减少国家对企业的支持和补贴。
2．成效甚微的“私有化”。俄罗斯联邦于1991年7月3日颁布了《俄罗斯联邦国有和
市有企业私有化法》，1992年6月11日颁布了《俄罗斯联邦1992年国有和市有企业私有化国家纲领》。

俄罗斯经济陷于困境的原因分析
在俄罗斯，产业结构十分不合理，生产垄断性特别强。这种情况大大地限制着企业之间的竞争，顽固地阻碍着体制转轨的进行。
1．政局不稳，改革难行。动荡的政治局势包括多方面，诸如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民族矛盾激化，社会治安混乱等等。

2．脱离实际，步伐过急。1991年末苏联解体后，1992年一开始俄罗斯政府便听从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开始实施了所谓的“休克疗法”。”

3．宏观失控，协调不力。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制定改革方案，既要有长远规划，又要有短期安排，既要有总体设计，又要有分项措施。在改革的实践中，既要搞好宏观调控，又要把微观搞活；既要有统一步调，又要有各自的做法。

4．企业、地区之间联系混乱。独联体、经互会国家之间联系骤减各层次之间联系的中断和削弱，是俄罗斯经济改革步履艰难的另一原因。

5．庞大外债压力沉重，“巨额”外援很少兑现。庞大的外债是阻碍俄罗斯经济发展的沉重包袱。

③ 俄罗斯为什么几十年前是超级大国但现在怎么是发展中国家了

俄罗斯的前身的前苏联，你的问题是想问前苏联如何从一个超级大国一步步走入衰落的吗？？

苏联走向衰落主要是体制僵化，经济衰退，整体政府腐败贪婪，民心散唤

你可以看一下《苏联演变进程中的意识形态研究》和《戈尔巴乔夫改革与苏联的毁灭》，这两本书里面讲得很详细。大概是苏共的指导思想由马列主义逐渐转向修正主义，最后完全倒向西方。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和遏制战略、超遏制战略。苏共脱离人民群众、戈尔巴乔夫改革背离马列主义等。

如果真的有兴趣，可以去看下苏联的起起伏伏：http://ke..com/view/261966.html?wtp=tt

还有苏联的解体原因：http://ke..com/view/34098.htm

辉煌一过不复返，当初的苏联是何等的荣耀，不过现在的俄罗斯发展也在逐渐强大

④ 俄罗斯发展现状以及未来发展障碍

1992年，俄罗斯选择了“私有化”的道路，受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这种私有化没有采取“渐进式”的方法，相反，当时的领导者接受了哈佛大学教授萨克斯的建议采取了所谓的“休克疗法” [1] ，妄图通过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迅速实现所有制形式的变革，从而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然而事实却证明，这种激进式的改革方案不但没有起到预想的作用，甚至还激化了旧有的一系列社会矛盾，把俄罗斯人民拖入了苦难的深渊。现在，俄罗斯的领导人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自身的改革历程时才认识到，经济体制转型是一个极其复杂、困难和长期的过程，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然而，由于巨大的政策惯性，“休克疗法”的伤痛至今难以抹平。
从1991年俄罗斯出现明显衰退开始（当年GDP比上一年下降9%），俄罗斯经历了连续6年的经济负增长，到1997年刚刚出现复苏迹象（GDP比上一年增长0.4%），1998年8月17日起又遭受了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据统计，俄罗斯在整个90年代GDP下降了50%多 [2] ，截至1998年，俄罗斯的GDP仅相当于美国的1/18强，中国的1/2弱 [3] 。居民的人均实际收入甚至下降了80% [4] ，约有6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通货膨胀极其严重，物价上涨了6 000多倍，很多人的存款一夜之间化为乌有。俄政府面临的债务问题也十分严峻，俄罗斯现在的负债率极高，每年都有上百亿美元的债务到期，使国家经济发展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与此同时，俄罗斯的资本外逃现象却极为严重，基本每年都有200亿美元左右通过“地上”和“地下”的各种途径流失，这对原本资金就十分短缺的俄罗斯经济更是雪上加霜。
经济上的动荡必然导致社会的不稳定，经济状况的持续恶化导致社会失业率急剧上升。与此同时，贫富差距也迅速扩大，20%的人占有社会总财富的60% [5] ，而这种差距多数是由于少数人利用手中特权产生的，这种收入的不公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也导致各种违法犯罪行为和黑社会组织的猖獗。俄罗斯的政局也处于不断的动荡之中，反映了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矛盾冲突。这种现象又反过来进一步使经济趋于恶化 [6] 。
总之，1998（包括1998）年以前俄罗斯经济发展的道路可谓是荆棘丛生，这种状况直到1999年才有所改观。1999年俄罗斯的GDP出人意料地增长了3.2%，达到44 760亿卢布，这种增长势头使一些人相信，俄罗斯经济将要走出低谷。随后两年俄罗斯经济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这一点，2000年和2001年俄罗斯GDP分别增长了7�7%和5�7%，实现了连续三年的经济增长，实属不易。很多专家学者就此下了断言：俄罗斯经济的潜能已经开始释放，发展前景一片光明，俄罗斯将在10～20年里重新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强国。对此观点我们不敢苟同，只从量上来推断是不够的，如果经济仅仅是数量上的增长的话，那只是经济增长，而不是经济发展。事实上，经过冷静的思考和对俄经济形势有了总体的把握后人们就不难发现，俄罗斯前方的道路并非坦途，还有着许许多多的不利因素有待克服。那么，究竟有哪些因素制约着俄罗斯未来一段时间内的经济发展呢？下面我们就谈谈自己的看法。

⑤ 俄国19世纪末社会现状

一、政治：

这是俄国政治制度转为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进程，国家通过一系列改革实现了从传统的管理组织向借鉴西方经验的、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上的行政体制的转变。19世纪70年代俄国参照西方资产阶级代议制模式，建立了近代政治体制：建立地方和城市的自治机构，有利于政治的民主化。但实际权力仍为沙皇任命的行政官僚掌握，落后的政治体制严重地阻挠着经济体制的彻底解体和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19世纪末的俄国社会还是一个封建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生活极其艰辛，而上层统治者还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

二、经济：

1、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
2、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进入帝国主义阶段。
3、一战前夕，垄断组织在国民经济中起重要作用
4、1903年，俄国封建落后，各种矛盾突出。
5、俄国发展依赖外国资本，资本主义发展不独立。

三、农业：

封建农奴制残余，农民在改革后处境依然艰苦。他们的政治被压迫，经济上仍然依附于地主。他们承担着赎金、贷款的利息和各种手续费的盘剥以及土地税、自治税和村社捐税等各种税务的重压。农民阶级一方面分化出少数富农，他们拥有优良的牲畜、农具和大量土地资金，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他们不但买卖土地，还进行贷款。另一方面是分化出了多数破产的农民，他们不但失去了土地，而且丧失了其他物质资料，沦为农村中的无产阶级。

四、文官制度：

国家官员制度渐趋完善,最终确立了官员制度的基本运行原则,建立起国家官员的选拔、晋升、管理、培养、监督和社会保障等一整套制度。

(5)俄罗斯变革几十年现在怎么了扩展阅读：

尼古拉二世登基的时代，正是一个风起云涌的变革时期。从19世纪末起，以重工业为中心的俄罗斯工业体系得到完善，尼古拉二世的资本主义改革造成了俄国国内不小的社会矛盾。

而俄国国内贫富差距扩大，大量农民破产，社会矛盾激化。面对这些情况，他从维护统治的角度出发，继续对内改革，对外扩张。

尼古拉二世积极推行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政策、疯狂地对外侵略扩张。 还在远东之行时，中国和朝鲜的领土与财富已为皇太子尼古拉所垂涎。

九十年代，俄国开始修筑横贯西伯利亚大铁路。

尼古拉为这条铁道奠基，并当了修筑这条铁道的名义监督。

这表明他企图通过铁路加强对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控制、在远东争夺霸权的迫切心情。

登上皇位后，他更是野心勃勃。他已经是“全俄皇帝和专制君主，兼波兰国王、芬兰大公等等”，却还梦想给自己再加上“中国皇帝”、“日本天皇”等等称号。

⑥ 俄罗斯未来几十年后的处境是怎样的

更糟，远东和欧洲部分的联系名存实亡
经济进一步恶化，人口缩减，有可能四分五裂

看看俄罗斯现在这样子就知道了，普京的10年是俄罗斯去工业化的10年，俄国全靠卖资源过日子，现在油价下跌，俄国经济原形毕露，已经彻底完蛋了

而且普京还是奉行对外第一，对国内经济视而不见，不搞产业升级，国内基建一塌糊涂
看看夜间的卫星图，现在俄国人口正在向欧洲部分集中，亚洲部分，尤其是中西伯利亚部分快成无人区了，当地俄罗斯族人口密度下降

远东地带更偏向中国、日本、韩国，和欧洲部分的离心趋势不断加强
加上俄国人口的衰弱，未来很可能远东部分分裂

⑦ 俄国历史上经历了几次大的改革为何改革成效如何有什么负面影响

两次，分别是彼得大帝的改革和1861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
1，彼得大帝的改革：身为第三代沙皇亚阿力克赛一世之子，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吸取欧洲新教国家的经验，为俄国重建了新的秩序，彻底改变各项因循自拜占庭以来的传统。有鉴于父亲曾经因为宗主教尼康的宗教改革运动而短暂蒙羞，彼得大帝借由俄罗斯宗主教亚德里安（Adrian）1700年去世的机会，停止宗主教的选举。在历经宗主教职缺长时间的空窗期后，他并于1721年正式废除主教制度，以“神圣宗教会议”取而代之；至此，原来教会的中央行政单位就成了国家组织的一环。由沙皇特派的行政官员（“高级教会庶务员”）得出席所有会议，甚至监督管理教会事务。此外，彼得大帝也颁布琐碎的宗教规章，作为俄国境内所有宗教活动的运作细则。当时教会内部由于守旧派势力的分裂，无法推举有力的发言人捍卫自身权利，只有走向被动接受一途。在彼得大帝的革新下，俄国教会迈向历史的新纪元，直到1917年，其带来的结果并非都是负面的。例如，彼得大帝的教会顾问群皆是毕业于基辅学院的乌克兰高级主教，他们为俄国引进西方的神学教育，其中最着名的是彼得大帝的好友－普斯科夫市的枢机主教费欧凡·普克波维奇（Feofan Prokopovich）。整个18世纪，俄国教会持续在亚洲进行宣教工作，也兴起许多宗教作家及圣徒，包括佛罗尼斯的圣米乔芬（St. Mitrofan of Voronezh, 死于1703年）、列东斯克的圣提康（St. Tikhon of Zadonsk, 死于1783年）－一位德国路德宗乔安·阿恩特（Johann Arndt）和德国敬虔主义的仰慕者－，以及其他杰出的高级主教和学者如莫斯科的大主教柏拉图·李夫辛（Platon Levshin, 死于1803年）。所有挑战沙皇对教会影响力的尝试，最后总以失败告终，其中罗斯托夫的大主教亚斯尼·麦特耶维奇即因为反对凯萨琳女皇所主张的教会属性世俗化，遭到罢黜且死在狱中（1772年）。当时的俄国弥漫着一股世俗化的官僚气息，对于隐修主义的复兴显得相当不利，即便如此，来自基辅的年轻学者派西·威力克夫斯基（Paissy Velichkovsky, 1722-94）依然促使了复兴的发生，随后也成为罗马尼亚宁次男子修道院的院长，他所译《慕善集》的斯拉夫语版本间接造成了19世纪俄国静修传统的复兴。
2，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1861年俄国废除农奴制、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改革。19世纪上半叶俄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农奴制陷入严重危机，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严重障碍。俄国在1853—1856年的克里木战争中惨遭失败，充分暴露了农奴制度的落后性和腐朽性。国内农民起义连绵不断，农奴工人运动方兴未艾，革命民主主义思潮风云激荡着，革命形势一触即发。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公开承认改革的必要性，认为从上面解决要比由下面解决好得多。从1857年起，各种政治派别就如何废除农奴制问题展开激烈交锋。地主——农奴主阶级始终持顽固反对立场，自由派（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主张带土地解放农民，但要实行赎买，旨在促使农民分化，走普鲁士式的农业资本主义道路。以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为首的平民知识分子鲜明地提出无偿解放农民的主张。1861年2月19日（俄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了“关于农民脱离农奴依附关系的法令”，规定：农民获得人身自由，有买卖、开办和经营工厂、手工作坊的自由，有受教育、服兵役、起诉等权利，有自由通婚和处理家庭事务的权利，地主不得交换、买卖农奴；农民获得一定数量的份地，农民的份地可赎买成私产。农民在赎买份地之前，必须承担一定的义务，交纳货币代役租和工役租；地主要求赎买份地的赎金要一次付清。为此，国家鉴于许多农民无力一次偿付赎金，由政府给农民贷款，农民则可先偿付国家赎金的1/5或1/4，余者分49年内偿还，每年还6％；在划地界时，农民在得到应得的份额后，地主可从农民原种份地中割去其中最好的部分，称为“割地”；为了加强对农民的管理，保留村社制，实行连环保等等。1861年农奴制的废除是俄国一系列改革的开端。60年代至70年代上半期，沙皇政府又实行了一些其他方面的改革，如地方自治局改革、市政改革、司法改革和军事改革等等。1861年的改革虽然保留许多农奴制残余，如工役制，但是废除了农奴制，加速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促使封建地主阶级向资产阶级转化，促使俄国的封建君主制向资产阶级君主制的转化。

⑧ 今日俄罗斯现状.

从1991年（苏联解体）到2001年的十年，被俄知识界称为“社会转型期”、“民主制时期”或“后社会主义时期”。由此称谓可知，这不是一个单向度发展的自然的过程，而是充满着矛盾与坎坷的“艰难时世”。在这个“艰难时世”中，俄罗斯新闻业经历了一场裂变，死而复生，却又命运多舛：自由了，无权威、无约束了，却也分散了，疏离了，各行其事了……。通过对这一时期俄新闻业种种表象的分析，我们或可探知俄罗斯政治变革乃至整个俄罗斯社会运行的轨迹。

转型十年间，俄罗斯新闻业发生了以下诸方面的变化：

从垂直管理到平行管理

解体前的苏联对新闻业实行的是垂直管理。在这种垂直管理模式下，报刊一般被分为若干等级——中央的；加盟共和国的；边疆区、州、自治共和国的；一般城市和地区的；工矿、学校、农庄等企事业单位的。各级报刊均处于苏共中央的统一领导之下，并接受各级党委（或党领导的企事业组织）的管理和监督。全苏新闻社——塔斯社为这些报刊提供消息，主要的中央报纸通过传真传递到全国各个城市。

苏联解体后，这种金字塔式的、垂直的管理模式迅速退位，代之而起的是区域性的、横向的管理模式。到90年代中期，这种模式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一时期，由于从中央到地方的纵向的行政管理体系逐渐弱化，加上邮政系统工作效率低下，首都莫斯科出版的全国性报纸在地方上已经很少能够见到了。而此时地方报纸在地方政权的管理和影响下逐渐发展起来，数量急剧增加（据说地方报纸远远多于联邦区、市的数目）。对地方报刊的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对报刊的影响“十分积极”，报刊只要与政府有关系，要钱不成问题，甚至可以通过政府预算获得财政支持。地方报纸又细分为“州报”和“市报”（有如城市报纸和农村报纸）。这两类报纸还时常展开竞争，有时甚至相互敌视。不过总的来说，无论州报还是市报，地方报纸总是比中央报纸更受欢迎。道理很简单，地方报纸与当地读者更为接近，因而能够更好地满足他们的信息（与广告）需求。

电子传媒的情况也大抵如此。苏联时期，全国形成了统一的广播网络，有线广播喇叭插座被普遍安装在居民家中，接通后可以收听三套广播节目（两个全国频道和《灯塔》）。这就使得中央政府的信息和命令可以直达每家每户。1990年7月戈尔巴乔夫“关于电视和广播民主化的命令”的颁布，打破了中央政府对广播媒体的垄断，地方政府以及不同的政党、政治团体和组织开始在体制外独立创办广播电台。1990年8月苏联第一部新闻法正式生效后，各类地方性非国有电台以及商业电台数量激增。目前，俄地区性的广播市场还在不断拓展，首都莫斯科已有各类广播电台62座，圣-彼得堡31座，罗斯托夫29座，斯维尔德洛夫斯克29座①。显而易见的是，经济状况越好的地区，广播电台的数量就越多，非国有电台的数量也越多。

国家在电视领域里的垄断地位几乎是同时被打破的。联盟解体后，地方上很快就出现了非国有的电视公司和电视节目制作基地。到目前为止，除了少数几个经济落后的地区外，绝大多数联邦主体都拥有了非国营的地方电视台。它们与中央电视台是合作与交流的关系，而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地方与中央最常见的合作方式是，地方台在保证自己节目（和广告）正常播出的前提下，适当安排时间播出莫斯科方面合作者的节目（首都非国有台的情形也是如此）。可以说，在今天俄罗斯电视领域，“前锋”与“边锋”的区别已经不太明显了，“边锋”有时“前锋”的地位更加突出。

总之，经过十年的发展，俄罗斯新闻媒体已由单一的国家成分变为国家的、地方政府的、编辑部集体的、私人的多种成分并存，在媒体管理上也分而治之了，由此形成了多样化的网状结构。然而由于各联邦主体地理环境和经济条件的不同，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占有的不同以及传播技术水平方面的差异，其媒体市场往往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莫斯科的媒体市场不同于圣-彼得堡的；这两个地方的媒体市场又不同于乌拉尔、西伯利亚、塔塔林的。媒体市场的多样性固然可喜，但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由于地方媒体与中央政府渐趋疏离，后者又缺乏主导性或引导性的新闻媒体，因而在一些关乎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很难形成一致的舆论。即便在是在国家以法律形式做出决策的情况下，不同意见甚至是反对性、攻击性的言论仍不绝于耳（如《土地法》颁布后的一片责骂声）。这给中央决策的贯彻实施造成了巨大的阻力。俄罗斯之所以出现立法多且快，总统令满天飞却执行不力的现象，与舆论的分散化不无关系。舆论的分散化不但引起上述不良后果，还导致了人心的涣散和地方上的分裂倾向，使得民族、地区间的各种问题益发突出。俄罗斯一位哲学学者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们现在担心的不再是乌克兰、格鲁吉亚从独联体中分离出去，而是圣-彼得堡、加里宁格勒从俄罗斯分离出去。此言虽然有些夸张，但道出了一个隐忧，即俄罗斯本身存在着分离化的倾向。正因为如此，俄现任总统普京上台后着力做的一件事，就是整合舆论，重新树立中央政府的权威。然而转型期已持续十年，恐怕是积重难返。

第二、从事业单位到商业机构

苏联解体前，苏共中央不但为其所属报纸（实际上是所有报纸）制定宣传方针、确定组织机构及人事安排、通过行政手段保证其信息来源，而且通过国家预算直接给予财政补贴。可以说，那时的新闻媒体在经济上全无后顾之忧，只需作为党的宣传工具发挥作用即可。

联盟解体后，尤其是1992年俄政府实行自由价格政策以后，新闻媒体几乎全部被抛入市场经济的汪洋之中。国家起初试图为媒体提供部分补贴（后补贴取消），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于是媒体四处求援，寻找经济靠山，成为自谋生路、自负盈亏的实体。由此开始了媒体的商业化的过程。

在商业化的过程中，媒体开始分化，形成了三种所有制形式。

一种是国家所有。国家（俄联邦政府和议会）直接控制的媒体有俄通社—塔斯社、俄罗斯新闻社、俄罗斯公共电视台（OPT）、俄罗斯广播电视台（PTP）、《俄罗斯新闻》、《俄罗斯报》等。对这类媒体，俄政府通过联邦预算给予拨款，或在其中占有股份。这类媒体虽然仍具有相当的政治色彩，但其职能仅限于传达政府政令、发布政府公告和提供新闻信息，已不再作为新闻宣传工具发挥职能。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国家直接控制的媒体是特殊的一类，故此不作更多的探讨。

二是寡头、政党所有。寡头是俄社会转型的产物。在私有化的过程中，俄国内形成了数额巨大的私有资本。为了创造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舆论环境，这些私有资本的持有者通过投资、融资等形式在短期内掌握、控制了大量的媒体。由于有雄厚的集资金作后盾，这些媒体的规模急剧扩大，成为如俄罗斯人所说的“媒体帝国”。而这个“媒体帝国”的国王就是以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和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为代表的媒体寡头。别列佐夫斯基掌握的媒体有《独立报》、《新消息报》、《生意人报》、《新报》以及电视6频道（TB—6）等；古辛斯基掌握的媒体有《今日报》、《综述》月刊和独立电视台（HTB）。据俄罗斯业内人士介绍，普京上台之前，就影响而言，别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控制着俄70%的媒体市场。这些被“收编”的媒体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寡头们的喉舌。1996年总统选举中，别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联合起来，调动其控制下的全部媒体的力量，最终把自己拥护的候选人叶利钦推上了总统宝座。普京执政期间，发生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沉没事件（2000年8月12日）。当时普京正在度假，没有前往援救现场。反对派利用此事大做文章，舆论推波助澜，恶意炒作，对普京展开了猛烈攻击。这坚定了普京打击媒体寡头的决心。他一方面利用总统权力对媒体进行整顿，在政策上向国家媒体倾斜；一方面利用经济手段，迫使寡头在某种程度上从新闻领域退位。比如迫使古辛斯基的“桥—媒体”集团让出独立电视台的部分股份，进而让出领导权，摧毁了古辛斯基的媒体帝国；2001年底又把别列佐夫斯基的TB—6作为整肃对象。但时至今日，寡头的影响力仍然存在，他们仍旧利用手中的媒体与政府唱对台戏。

苏联实行多党制后，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政治利益集团，在这些政治利益集团的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政党。1993年年底俄议会选举前，俄罗斯已有十几个较大的政党，其中的一些在国家杜马中取得了合法席位。普京上台后，为了获得广泛支持，稳固自己的权力，又建立了多党执政联盟。这些政党和联盟均拥有或掌握一定的新闻媒体，用以宣传自己的执政方针和纲领。各政党的资助是这类媒体的经费来源，它们经营的好坏，取决于其所属政党实力的消长。

三是自主经营者所有。1990年10月苏联新闻法正式生效两个月后，就有700多家报刊登记注册。其中除了政府、政党创办的报刊外，大部分为社会团体、各类组织和公民个人所有（苏共解体、苏联解体后，原中央一级的大报，如《真理报》、《消息报》、《工人论坛报》、《莫斯科共青团报》、《共青团真理报》、《文化报》等转而变为“独立报纸”，重新注册后的所有者由苏共中共改为各报新闻集体）。俄罗斯由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后，尤其是实行自由价格政策以后，国家取消了对纸张及印刷费的补贴，发行方面的保障也没有了。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这些“自主经营者”拥有的报纸“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接受外资援助，如《真理报》（后又撤资），有的成立报业联合体，如《消息报》、《莫斯科共青团员报》等。为了吸引读者，扩大发行，许多报纸采用早年西方小报的做法，大量刊登耸人听闻的消息、低级庸俗的娱乐材料，大肆揭丑，大力炒作，以强劲的视觉冲击力招徕读者。创办于1919年、曾经有着辉煌历史的《莫斯科共青团员报》就被认为具有“小报品质”（从它的版面上已丝毫找不到当年那份《莫斯科共青团员员报》的影子）。目前该报在竞争激烈的莫斯科报纸市场上稳占第一位。据说它的成功就在于“广泛运用了耸人听闻和揭丑新闻的手法”②。圣-彼得堡的《戈比报》在读者中广受欢迎，也是因为它以轻松的的笔调、通俗的语言大量刊登离奇的传言和庸俗的笑料。

这些报纸主要的经济来源是发行费和广告费，因而在其机构设置中，广告、发行等经营部门占有显着位置。为了和读者搞好关系，树立形象，扩大影响，许多报社还成立了公共关系部门。俄媒体内部职能部门的重新设定说明，俄罗斯的新闻媒体已经完全商业化了，它与苏联时期的新闻宣传系统已经没有了任何共同之处。

在以上三种媒体所有制形式中，前两种由于有着强大的财力支持，稳定性比较强（政治因素另作考虑）。但寡头媒体和政党媒体代表着一定的政治和经济集团的利益，因而不可能做到报社同仁竭力追求的“客观”、“公正”。第三种媒体归属形式决定了其发展的不稳定性。事实上，在俄私有化的过程中，由于报刊发行费大幅度提高，已有许多报纸不得不减少出版次数、压缩版面、裁员以至停刊。这类报纸将广告作为生命之源，因而必然千方百计迎合大众，难以摆脱庸俗化的倾向。

从印刷媒体唱主角到电子传媒唱主角

俄罗斯是一个喜爱阅读的国家，其报刊发行量一度排列世界前几位。曾有一段时间（80年代末期），《真理报》发行量达到1100万份，《消息报》800万份，《共青团真理报》高达1700万份。当时莫斯科的报刊零售点时有长队出现，过了早8点，大部分当日报纸就已告罄。那是怎样的繁荣景象。今天俄罗斯报刊出版业已风光不再。媒体走上商业化道路以后，报纸、杂志等印刷媒体的数量虽然在增加，市场却日渐萎缩，发行量逐年减少。下表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俄罗斯报刊发行情况（1950—1998）③年代 出版物 期数 零售分数（千） 一份报纸的平均零售数
1950 23 4663 9423 408、6
1970 28 4874 62364 941、0
1990 43 5383 110810 2577、0
1998 245 12507 32914 134、3

（说明：直至2001年年底，报刊发行下滑的趋势仍未得到控制）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有二：一是俄民众经济承受力下降。80年代末、90年代初，俄（苏）居民收入水平虽然不高，但报价也相对低廉，首都莫斯科主要报纸的价格只有几个戈比，一个家庭订阅十几份报纸是很正常的事。俄实行自由价格政策（私有化）以后，由于纸张、印刷和发行费用猛增，成本提高，报纸价格也长上来了。目前莫斯科主要报纸的价格一般在3、5—5卢布之间，随手买上两份报纸，就要花费10个卢布左右。而俄罗斯人的平均收入水平为1500卢布上下（约为50美金。另据报纸报道，目前俄尚有近百万人生活在最低工资—300卢布的水平线上）。如果按每人月收入1500卢布计算，倘若订阅十份报纸的话，其花费正好与工资数额相抵。因此，对俄国普通民众来说，像从前那样订阅报纸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事实上，目前俄罗斯家庭的报刊订阅量已从十几份下降到一、二份。

二是俄民众政治兴趣减弱。90年代初期俄民众对报刊的兴趣，实际上反映了他们对改革的兴趣。他们盼望通过眼前的政治、经济改革消除腐朽、落后的东西，建立“自由、民主”的国家，全面提高生活水平。而报刊恰恰被作为了改革的舆论先导。因此他们对报刊给予了极大的观注。但是改革十年，他们并没有看到预期的结果，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实惠，久而久之就对政府失去了信心，对改革的急先锋——报刊失去了信任与好感。一项社会调查结果表明，1995年尚有70%俄罗斯人对新闻媒体（和教会）抱有信任和好感，而到2000年，这个比例数下降到30—40%。具体到报刊，今天只有13%的俄罗斯人认为报刊可信（对电视的信任度要高一些，约为36%）④。

在这种情况下，更多的人将注意力转向了电视。从经济的角度讲，电视是一种廉价的媒体，除了一台电视接收器外，几乎不需要任何支出（电费的支出不记入内），人们从中既可获取新闻信息，也可获得娱乐。这使电视迅速取代了报纸的地位，成为拥有受众最多的媒体。目前电视已经成为俄罗斯人了解新闻信息的主要渠道，据称有40%的人每天通过中央频道获取新闻（而通过全国性报纸的获取新闻的人不超过20%）⑤。广播的普及率也高于报纸。1999年的一项调查表明，82％的俄国人相对定时收听广播，完全不听广播的只占18％⑥。国际互联网的发展，同样分走了报刊市场（甚至电视市场）的“一杯羹”。尽管目前俄网络基础设施尚不完备，与西方发达国家比还有一定的距离，但上网人数也达到了1000万。更由于许多报纸、杂志、广播电台、电视台都有了自己的电子版，上网获取新闻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年轻人中尤其普遍）。

这样一来，过去大而统一的报刊市场和相对稳定的读者群体就不复存在了。受众由印刷媒体分流至电子传播媒体，又由电子传媒分流至新媒体，由此形成了不同媒体种类、不同层次、分布广泛的受众市场。

第四、从马列主义到西方理论

苏联解体前（尤其是80年代中期以前），尽管国内新闻学界时有不同学术观点的论争，但占主导地位的新闻理论始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新闻理论。当时的新闻媒介被称作“大众新闻和宣传工具”(средство массовой инфрмации и пропаганди简称 СМИП），其职能是列宁所归纳的“集体的宣传员、集体的鼓动员和集体的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闻理论观不但对新闻实践起着的直接的指导作用，还被规定为大学新闻院系的主体课程。80年代中期，在莫斯科大学新闻系的专业课程设置中，这类课程就占有较大的比重，如“苏联新闻学概论”（以列宁报刊理论为主）、“党和苏维埃报刊的理论和实践”、“外国共产主义及工人报刊史”、“资产阶级新闻理论与实践批判”等。

苏联解体后，新闻理论及理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尽管早在1986年苏共27大报告中，就改称“大众新闻和宣传工具”（СМИП）为“大众新闻工具”（СМИ），这个概念被广泛使用和普遍接受还是在解体以后。这一时期，列宁的新闻思想不再被人们提起，原苏联的新闻模式也被作为反面教材而遭批判。在莫斯科大学新闻系的专业课中，“苏联新闻学概论”、“资产阶级新闻理论与实践批判”之类的课程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新闻理论导论”（以西方新闻传播理论为主）“信息基础理论”、“外国新闻史”、“外国大众新闻媒体经验对我国媒体发展的意义”等课程。在各类新出版的新闻学教材或着作中，“公民社会”、“新闻自由”、“第四等级”之类的概念已屡见不鲜，李普曼、拉斯韦尔、施拉姆、哈贝马斯等西方学者的名字以及他们的理论也为人们耳熟能详。

俄新闻理论界的情形反映了整个俄罗斯理论界的现状：旧有的理论体系被打破了，新的理论框架又没有建立起来，于是便搬用或套用西方理论，以填补空白。俄新闻理论界热衷引述的理论主要有：

1.自由报刊理论

俄新闻理论界对西方早期自由主义报刊理论十分推崇，认为它所主张的报刊不受政府干预，新闻媒介有充分的出版权、采访权、发布权，可以自由发布任何新闻和发表任何意见的主张，是俄民主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为此他们对苏联第一任总统戈尔巴乔夫有着很高的评价，认为他开舆论自由之先河，是一代民主的总统。莫斯科大学新闻系主任扎苏尔斯基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今天，自由报刊（报刊自由）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已经在俄罗斯人的意识中生了根”，“十年民主改革的结果是，极大地加深了人们对报刊自由的理解”。他认为目前对新闻自由最大的威胁是中央以及地方政府新的集权的产生。他同时援引“报刊的社会责任理论”，认为“自由和责任是不可分的。在我们的新闻中，那些不可靠的、不准确的信息和浮躁的举动，直接导致大部分读者对报刊失去信任”。因此他认为：“‘自由有了就不需要理智了’的认识是不合理的，也是危险的”。⑦

2.“第四种权力”理论

俄新闻理论界对由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佛逊的思想引申而来的报刊的“第四种权力”的观点十分赞赏，认为自由报刊应当成为对行政、立法、司法三权起到某种制衡作用的力量。在俄新闻学者看来，1990—1993年的三年间，就是俄“第四种权力”发挥作用的“黄金时期”。1990年通过了苏联第一部新闻法，紧接着又宣布苏共停止活动，党的报刊就像其他社会组织的报刊一样被转到了新闻工作者手中。这一年又先后创办了独立的“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和《独立报》，它们“开始把自己看作是‘第四种权力’，把自己和国家对立起来，力求度独立于所有的国家机构”。但是由于经济原因，这一时期很快结束了。这之后出现的一些新问题，诸如政府施加影响、媒介寡头的压力等，都使人们更加怀念那一时期，并大造舆论希望有朝一日媒体重返“第四种权力”。

3.“公共领域”理论

“公共领域”的概念是德国学者哈贝马斯在其经典着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提出来的。近年来，随着国家与市民社会研究在俄罗斯的兴起，这个概念也被人们广泛运用。按照哈贝马斯的解释，在私人领域和政治权力之间，有一个公共领域，在这个既区别于政治、又区别于市场的空间里，人们可以对权力机构的政策以及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评判，以消除社会对抗，维护公众利益。俄学者认为，为了使公共领域在现代条件下发挥职能，必须有公共媒体。而在诸种公共媒体中，公共广播电视起着特殊的作用。这种公共广播电视“依靠用户的支持，有时是国家的支持，在财政上独立于广告主”，是一种社会 — 权力机构。莫斯科大学新闻系主任扎苏尔斯基指出：“目前俄罗斯国家频道向社会 — 权力机构的演进，原则上是可行的”，“如果PTP（国家电视频道）公开表示有时候不直接支持政府行为的意图的话，它就可以被称为是公共电视台”⑧。但是新闻学界也有人指出，谈公共媒体为时尚早，因为公共领域在俄罗斯远未形成。

经常被俄新闻学界引用的西方理论还有其他一些，也有学者在西方传播理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发展。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总而言之，十年转型期，俄罗斯媒体从体制、结构到运行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政治角度看，它由中央操控的垂直管理变成地方自治的平行管理；从经济角度看，它由计划统筹变为市场运作；从技术角度看，它摆脱了“孤岛”状态，融入了信息全球化的潮流中。在寻求新的发展模式的过程中，俄新闻理论工作者试图从建立（援引）一套关于传媒自由与责任的理论出发，进而建立起完善的媒介工业体系，以实现自身良性循环，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但是，事情并不像预期的那么顺利。“经济的无效性，媒介巨头的无责任心以及新闻记者对低级趣味的迎合”，都使媒体发展呈现出曲折多变的特点。对此扎苏尔斯基有一个生动的比喻，说目前俄新闻媒体如同沿着向下运行的电梯奋力地向上攀登。对俄媒体发展的前景，他认为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是乐观的。经济改革的成功将创造文明的、成熟的市场，大众传媒将获得更多的有支付能力和知识水准的受众以及多元化、多样性的广告市场的支持。结果是高质量报纸的销量大增，最终将消灭政治化新闻和犯罪新闻，报道范围将得到最大程度的拓展。第二种是悲观的。国家的作用增强，以至于媒体成为宣传和公关的一种结合物。同时还会出现庸俗出版物 — 从占星术到媚俗新闻，甚至还会出现淫秽书刊出售商，报道的范围缩小。第三种是经济领域中的不景气现象将直接导致传媒业的不景气。一些刊物尤其是一些高质量刊物的发行量下降，而庸俗报刊的销量增长，影响扩大。报道范围将会缩小”⑨。上述哪一种可能性将会变成现实，最终取决于俄罗斯政治、经济的改革方向和社会整体的发展水平。

PS:楼主要写论文的,我这里给你一篇张允诺先生写的<<对苏联新闻业历史命运的思考>>

今年 11月 7日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80周年纪念 日。笔者写作本文时，还无法预测人们将会怎样纪念这个不寻常的日子。不过这些年来，国际进步舆论界对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倾覆，已有不少反思和评论。许多人认为这里既有外因也有内因，既有近因也有远因。从根本上说，苏联建国几十年，一是经济建设没有搞好，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切实提高；二是没有建立民主和法制秩序，政治专擅，群众受压。这两个方面都引起人民的不满，可又未能正确解决，终于导致覆舟之祸。当然，这种反思尚未终结，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一定会从社会主义运动这一重大挫折中领悟到更多、更加深刻的教训。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随着经济建设的开展，苏联人民曾经创建了宏大的社会主义新闻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活跃着几十万热爱祖国、忠于职守、富于献身精神的新闻工作者，他们辛勤努力，一心想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尤其在卫国战争年代，他们冒着敌人的炮火，用自己的新闻作品团结和鼓舞人民，为战胜法西斯入侵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卫国战争结束以后，他们又以自己的劳动，恢复并建立起了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新闻网络。这种网络以党的机关报（台）为核心，包括众多的专业报（台），从中央到地方共分六级层层办报（台），形成上尖下宽的金字塔形结构。截止1986年，全苏已有各类报纸8000多家；其中日报713种，期发一亿多份，每千人平均380份左右，位居世界前列。

可是这样宏大的苏联新闻业体系，在1991年的最后几个月内，随着苏联的解体也哗啦啦似大厦倾覆般地迅速瓦解。从此以后，这片土地上再没有以党的机关报为核心的新闻体系了。原先的党报纷纷改成民营的独立报纸，艰难地自筹资金，惨淡经营；其它他专业报更是在市场经济中颠簸挣扎，各奔前程。几份全国性的机关报，如《真理报》、《消息报》、《劳动报》，在改为同仁报纸以后，影响和地位固然远非昔比，发行量也只有当年的一个零头，由一、二千万份降为几十万、一百多万份。这一切当然都不足怪，旧的新闻业体系赖以生存的政治经济基础不复存在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世界新闻业的历史告诉我们，经济是报业生存的基础，政治是报业生存的条件，特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支持并制约着特定的报业的生存和发展。苏联新闻业的瓦解只是再次证明了这一历史规律而已。但是，世界新闻业的历史还告诉我们，报业并不总是被动地受制于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它往往反作用于社会经济和政治，这种反作用力有时还是十分强大的。且不说急风暴雨般的革命时期报业在摧毁旧的政治经济制度方面的作用，就说在既定的历史阶段或社会形态之中，报业也常常会以自己的反作用力，促使社会经济和政治发生种种变化或调整，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和历史的潮流。本世纪以来，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由新闻界带动社会舆论，扫除政治运作过程中的弊端、障碍或危机，使之不至于发展为危及根本政治制度的爆炸性局面，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有的是阻止执政当局某些不得人心的政策的实施，有的是制止违背民意的某项条约的签订，有的是把营私舞弊的官员赶下台，凡此种种都体现了新闻业对政治的反作用力，这种反作用力对于及时调整政治运作，维护现存社会制度的长治久安，实在是大为有益的。可是苏联新闻业在几十年的历程中从来没有可能做到这点，结果只好与生长它的母体——苏联的政治经济制度共存亡。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悲剧。

苏联新闻业的这种悲剧命运当然并非偶然，这是由它的基本体制所决定的。自从列宁去世以后，苏联新闻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一样，逐步形成了一种高度集中、高度封闭的体制。在这里媒介完全工具化、报道完全宣传化、言论完全统一化、领导完全集权化。新闻媒介是执政当局

⑨ 俄国社会发生了怎样转型

自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体制转型问题一直受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但在今天，显然有必要从一个更为宽广和更为深入的视角，重提俄罗斯体制转型的话题。

这里所说的“俄罗斯体制转型”，专指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与一党垄断的传统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与民主法制社会的历史性转换。从一般的意义上说，起自于1991年12月苏联解体的俄罗斯体制转型迄今已有10年，这10年体制转型的实践无论为社会转型问题的横向比较，还是从历史延伸中作纵向剖析都提供了一定的积累。十年的历史沉淀也多少使人们有了一个较为冷静的心态，对俄罗斯体制转型问题作一番较为客观的评判。

近年来，无论是俄罗斯本身，还是国内国际学术界都有不少以这一内容为主题的重要着作与大型的国际学术研讨会问世，为研究转型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其次，就俄罗斯体制转型这一问题本身而言，在当前又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就俄罗斯自身来说，随着普京总统的执政，一个重新思考过去、重新定位未来的过程正在俄罗斯政界学界自然而然地展开；就国际社会而言，以苏联解体为最终标志的冷战体制瓦解迄今也有十年，后冷战时期的大国关系变迁到了一个相当关键的时刻。几乎在各大国，当然尤其突出地表现于美国，正在展开一场全面的外交政策大争论，其中在判断未来美俄关系及其它大国关系走向时，又不可避免地把俄罗斯体制转型问题提了出来，需要对之作出恰如其分的判断；最后，中国改革开放20余年的成功，并不等于我们不需要对俄罗斯体制转型问题作全面观照，尤其是当中国正面临着新一轮的向国际社会开放和深入考量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关键时刻，重新思考俄罗斯社会转型的发生、路径及其未来走向问题，显得更为重要。

一、俄罗斯体制转型的发生。

俄罗斯体制转型的发生问题包括转型的动因、转型的前提，以及转型的起始方式等内容。转型的动因是指：从1992年起俄罗斯全面地推行从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与西方式民主制度的转 变是有一系列深刻起因的。这个问题的另一种表达方式，也就是苏联到底为什么会解体的问 题。转型的前提所指的问题是，1992年开始的体制转型是在什么样的先前体制基础上发生的。以另一种表达，也即是苏联解体所结束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社会的问题。转型的起始方式所指的问题是，90年代初期俄罗斯社会转型以制度的重大变化为起始点，那末这样的一种变化为何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发生。显然，上述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叶利钦时期体制转型的路径选择。

首先来看1992年叶利钦体制肇始的起因，这一问题密切关联着苏联解体的原因问题。尽管关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已有浩如烟海的着述，但如果从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作一个鸟瞰式的概括 ，大概可以有以下这样几个方面：第一，把苏联解体视作为是20世纪最后的几十年间国际社会一系列重要变化的结果，其中包括市场化与民主化浪潮的扩展，包括军备竞赛高度抗争中苏联的失势，包括东欧剧变、两德统一这样的重大国际事态，也包括苏联式传统意识形态的逐渐式微。第二，把苏联解体看作为是70 年苏联历史延续的结果，或者看作为是一个更长过程中一个帝国兴起与衰落的自然过程。在这一视角之下的分析既包含有“扩张过度必然导致败亡”的帝国兴衰逻辑，也包括着东西方文明结合部背景之下，俄国历史独特性尚未找到使之能立于先进民族之林的制度化的现代表现方式。第三，把苏联解体看作是现代化过程中一系列社会转型的自然表现。这种比较肯定的表述主要来自于西方学者，这里包括：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是斯大林之后由赫鲁晓夫开始的改革进程的自然庚续；是倾向于西方文明的一个历史长时段中的一个环节等等分析。最后，侧重于从偶然性事件、或者从宏大结构中的某个侧面或某些要素方面来描述苏联的解体。比如，从1991年8.19事件乃至从戈尔巴乔夫的个性心理；比如，从前苏联的既得利益集团希望通过制度转换，实现个人所有制，来确保个人 与集团利益等等来分析苏联解体。有人认为，如果这些偶然性事件得以避免，那么也许苏联的解体问题可能完全会以另一种方式，或在另一个时间出现。

也许十年的时间不足以对苏联的解体问题作出全面分析，但看来上述四个方面中任何单独的某一方面都不可能是导致苏联解体的终极原因。更为现实的判断是从这四个方面的相互交融与综合中去得出结论。任何宏大社会的历史变迁，看来只能从比较复杂的分析框架中才能找 到真谛。

与90年代俄体制转型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转型的前提，即如何断定苏联解体前的社会形态问题。综合起来看，至少可以从这样几个角度来加以观察。第一种方式是传统意识形态的划分方式，也即把解体前的苏联社会形态认同为社会主义性质。这样的一种认定既是前苏联宪法法律制度的规定，同时，也是西方学术界相当普遍的一种认同。问题在于，前苏联最后几十年这样的一种在利益划分上倾向于特权阶层，在资源分配上绝对地以军重工业为优先，在意识形态上凝固僵化而又落后于时代发展，同时，在对外关系上又以扩张称霸为政策原则的国家，能不能简单地以“社会主义”相称许。也许人们未曾忘却我国当年还把前苏联称作为“社会帝国主义”，邓小平同志之所以提出，还要研究“什么是社会主义”，这里包含着对苏联这样一种“社会主义”的质疑。总之，解体前苏联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一个人们所向往的公正、进步、繁荣、和平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苏联解体更不是，也不应该认为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终结。第二种方式是从政治学范畴出发对前苏联时期社会型态的断定。俄国学者在这方面有相当深入的探讨，一个比较普遍的观点是：认为从前苏联体制向“后共产主义体制”的转型早就开始了，最早可追溯自赫鲁晓夫，最晚也是自戈尔巴乔夫时期开始。就戈尔巴乔夫时期而言，有人将其称之为是后共产主义的权威主义时期，也有人称其为是“横向层面上日常政治领导与管理的非全权主义和垂直层面上确保功能与价值统一的新全权主义这两者之间的联合。”无论是哪一种方式的表述，戈尔巴乔夫时期社会形态的特点是，第一 ，民主转型没有任何可靠的社会结构基础作为支撑；第二，全权主义的传统结构不可能在短时期中被全盘取消，新中有老，新老交替是一个必然现象。也正因为客观存在着这样复杂的结构关系，所以戈尔巴乔夫时期，以及尔后的体制转型有着多种发展的可能性与选择性，并不如某些西方人士所构想，苏联解体后的这一地区必然地趋向西方式的尤其是美国式的民主与市场经济。

现在再来看体制转型的起始方式问题。值得一提的是，近年的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研究中相当强调这种普遍性转型过程中的国别差异性与特殊性，甚至认为，这种差异性与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转型的方式与取向。从比较的观点来看，前苏联地区之所以制度转型是在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下进行，而没有出现如同前南斯拉夫地区那样的大规模战争局面，这得之于前苏联——俄罗斯的特殊条件。首先，前苏联是一个拥有超级核武库的大国，单从这点而言，西方国家就不愿意看到这个国家的重大事变导致动乱乃至引发核灾难。同时，在苏联传统意识形态日益面临危机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运动，甚至更为久远的反斯大林运动，对于摧毁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起到了极大作用，特别使得传统意识形态逐渐地不能再发挥维护传统体制的作用。广泛而深刻的信仰危机是确实存在的，很少人愿意为信仰而进行暴力斗争，甚至1991年8.19事件中，“8人委员会”都不敢轻易使用武力，这在客观上使得在发生苏联解体这样大规模社会激变之时，意识形态的交锋不那么容易转化成为社会对抗。再次，由于苏联解体的重大社会变化过程中，前苏联精英阶层通过各种渠道与手段重新取得了社会地位（如通过各级政府的留用），重新掌握社会财富分配渠道（如通过私有化），往往国有企业的经理们又重新成为私有化的企业主。社会管理阶层以这种方式保持相 对稳定，也大大减少了全面动乱的可能性。最后，俄罗斯内部民族孤立主义的增长，不是希望成为前苏联帝国内部的领袖民族，而是仅希望维持现有边界；不轻易推动单一语种移民倾向出现，而是竭力维持各民族的共处，这使得俄罗斯当时并未发生类似于前南斯拉夫地区塞尔维亚族与其他民族的火拼。

像前苏联这样一个曾经与西方高度对抗的超级大国，但却在西方压力之下，以基本上是和平的方式完成了社会制度的根本性转变，这在国际关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先例。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有待更为详尽深入的发掘，但无论如何，和平地进入转型这一现象，对尔后俄转型进程的展开提供了决定性的条件。

二、俄罗斯体制转型的路径选择

如果把俄罗斯体制转型视为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的话，那么这一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就是一个重要问题。路径选择的问题不仅体现出转型中一个民族对体制转换中模式选择的判断力，而且也体现出转型中民族对模式选择与本土环境这种相互关系的理解深度。也即路径选择问题不光提出了选择哪一种先进的制度模式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被选择的制度模式与特定国情是否合适的问题。

当叶利钦在1992年1月2日起大刀阔斧地推进“休克疗法”政策，在紧缩银根的前提下，在相当短的时间里大幅度开放物价，推动贸易自由化，实行卢布的可自由兑现，以及迅速地推动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之时，一般地认为，俄罗斯的体制转型作出了“新自由主义”的路径选择。在政治上，与经济上的自由主义政策相匹配，叶利钦大力推动多党体制，推动新?媒体的自由化政策，并且至少在形式上以全民选举的方式实行国家领导人的更替，应该认为叶利钦是力图以政治民主化来为经济自由化创设环境。甚至在外交上，叶利钦曾设想通过向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一边倒的政策，大力与西方国家发展关系，力求通过内部的转型和亲西方的对外关系，“回归北半球民主社会”，“成为民主国家的一个成员”。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乃至外交战略设定等几个方面的情况综合起来看，俄罗斯无疑是以自由主义原则为路径选择的基本取向。这一点在国际国内学术界没有太大的争议。

问题在于，以自由主义路径选择为起点的俄罗斯十年转型究竟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结局，或者说是阶段性的结局吗？这是一个相当值得观察的问题。

先来看经济体制的问题。“休克疗法”将近十年之后，令人非常吃惊的现象是，甚至连俄国的激进自由主义者都对目前的体制状况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虽然他们也仍然以“资本主义” 这一范畴来描述俄罗斯目前的经济形态，但在“资本主义”这一范畴之前，加上了种种限制，称俄罗斯目前的经济形态为“等级制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寡头资本主义” 或者“犯罪资本主义”，诸如此类。在这样的体制之下，是谁在资产占有和经济决策方面占据主导地位呢？一种观点认为，政府官僚依然在整个经济体制中占据主导地位，无论是市场运作规则还是市场份额的切割都依然是政府官员起着支配作用，企业家和商人基本上被忽略在一边，这种观点尤其在普京总统加强中央管理的背景下得到加强。另一种观点认为，迄今为止的俄经济运转主要是依靠大的垄断集团来进行，一方面是俄罗斯特有的国情（如地域广大，自然资源丰富）决定了垄断集团形成的便利性；另一方面，90年代初的私有化政策，也大大促进了寡头财团的形成，他们既靠廉价收购国有企业，又靠占据商业银行代替国家发放贷款的特殊地位，形成产业金融集团。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叶利钦时期的经济政治运作基本依靠寡头集团，而普京时期的寡头集团作用尽管受到阻厄，但其影响仍然巨大。第三种观点认为目前过渡阶段的背景之下，究竟谁起主导作用的问题很难断定。他们认为，目前的资源分配与经济决策完全是在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关系的博奕过程中得以完成。认为普京取代叶利钦之后，这一情况有所好转，“国家化”的进程对“私有化”进程占有上风，但从体制安排角度看，各利益集团间相互关系仍不十分清晰，利益集团与政府间的关系也仍在发展变换之中。

即使仅从目前关于俄经济体制状况的争论中，仍然可以发现一些值得注意的特点：第一，尽管俄罗斯宪法制度已经明确规定了尊重私人所有制，但是俄实际经济运作过程中的产权界限依然非常不明确。国民经济中军工部门占有绝大部分比例这一基本事实阻碍了产权的分化与重组；而俄官僚利益集团非常善于在向市场转换过程中使“私有化”政策适应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需要，这一点也使产权明晰化相当困难。第二，当前的体制运作情况很像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罗斯经济模式：当时俄国官僚与企业家、商人混为一体，“公私不分”；整个社会弥漫着对商人阶层与商业精神的极度疑虑；现代化的进程向国库提出了漫无节制的财政要求，使得国家对企业有着非常紧迫的税收需求，客观上限制了企业的自由发展。还有人认为，目前的俄国形势有点类似于西方国家由大萧条向“罗斯福新政”的过渡阶段，需要国家扩大需求、刺激经济，但是俄目前由于对世界经济的过度依赖、新的垄断格局的形成、政权与资本的合流、政府对金融业的寄生性、大量中小企业的产生乃至农地私有化还都非常困难，这一切都使得真正的“新政”降临仍需时日。

如果与多数南欧、拉美、中东欧国家的社会转型过程相比较，俄罗斯体制转型的路径切入显得尤为突出。在上述国家，一般而言是遵从了这样的路径选择：

首先是在“国家守夜人”发挥作用的前提下，是在对古典的市场理念进行改造，并且在民主力量相对而言得以合作的基础上推进市场化；具体地说，尽管各国进程有所不同，大体上说，是首先进行激进的民主改造，建立民主体制，然后不同程度实行社会领域的改革，以保障经济再分配的有效性和竭力使其成为民主体制的社会基础，有不少国家仅仅是在最后，再推动经济领域的结构性改革。而俄罗斯是与其相反，叶利钦当年是在首先鼓吹“民富国穷”的原则基础上，大大弱化国家对整个体制转型的监控；其次，是在不具备上述一系列铺垫的情况下，在产权制度与经济结构领域一揽子全面启动改革；尤其是由于这一系列重大变化出现在俄罗斯这样一个极难控制的大国。这样，就难免出现以“自由主义”方式切入体制转型，而以“犯罪的、寡头的、官僚等级制的资本主义”而告终的局面。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探讨，也即从表面上看，或者以90年代前期西方一般的评价来看，俄罗斯已经实行了“民主改革”，何以也不能使经济体制转轨更见顺利呢？这涉及到对90年代以来俄罗斯政治体制改革的评价。

与对俄罗斯经济体制的评价相近似，越来越多的国外学术界同行，包括自由主义理论家们，更倾向于在“民主体制”、“权威体制”、“寡头体制”、“混合体制”这些评价中，选择后者，也即“混合体制”来界定俄政府体制转型的现状。俄罗斯自90年代之后固然推行了全民选举，推行了言论解禁，实行了多党制度，但是不少学者仍不同意简单地使用“民主体制”来描摹当今俄国政体。一则是因为选举制度仍大有政治技巧、“禅让”等其他非选举因素的介入；二则是因为当今俄国的“言论自由”也多为“有管理的言论自由”；三则俄目前政治运作仍大量通过非政党形式，而现有政党也缺乏相应的稳定的社会利益集团作为基础，因而俄政党制度也仍在成熟的过程中。所以，不是简单地以“民主体制”来界定俄政治体制现状，有一定的道理。同时，俄政治体制也并非简单的权威体制。从成文法律上看，俄总统具有远远超过美国、法国等总统制国家的权利，但是，在真正权力运行过程中，俄总统本身会受到许多制约。至于不用“寡头体制”的定义，不光由于寡头集团在俄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并不稳固，而且寡头与政府、寡头与民众的相互关系仍有很大的不确定因素，因此，也不能简单以“寡头体制”来界定俄罗斯政治体制。

之所以采用“混合体制”这样的范畴来界定俄目前的政体，也并非因为俄政体格局一片混乱，无法名状，事实上还是有着一些很突出的特点值得关注。首先，就俄政治体制而言，确实同时具有民主制、权威制、寡头制各自的一些特点，而不能简单地否定其中的任何一种体制形式。应该看到俄罗斯寡头集团以政府为背景，以垄断性的国有大企业为基础，整体上具有难以撼动的地位，即使其中某一部分受到阻遏，但是从全局看，无论就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就其资金的集中程度，甚至就其政治影响来看，如若将其全部剪除，一则不能，二则也不利。就“权威体制”这样的概括而言，确实应该重视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在俄政治管理中的至关重要性，而且往往总统是集立法与行政大权于一身。甚至也不应该简单地否定以“民主体制”这样的范畴来界定俄目前体制现状的某些合理性，至少形式民主也对遏制专权和社会两极分化起到一定作用。其次，用“混合体制”界定目前俄政治体制，还有其特殊的含义：第一，目前各种政治利益集团（包括官僚集团、寡头集团）和各种政治派别（包括以“右派联盟”形式出现的自由派、以共产党形式出现的反对派和以“团结党”面目出现的中间派）还没有一个能够占绝对统治地位。俄政治格局从原则上说呈“极化”状态；第二，目前俄政治格局内的各种政治设施、各种利益集团、各种政治派别，简言之，各极之间还缺乏一种相互间的吻合性，虽然无论在叶利钦，还是在普京时期都曾通过各种政治安排来加强俄政治系统内部“各极”、“各派”、“各方面”之间的内部吻合性，但看来，这种努力的效果还尚在体现的过程中。

从转型十年的长过程来看，从“新自由主义”的路径切入而得到的是一个“混合型体制”的（阶段性的）转型结局，多少是一个富于戏剧性的结果，至少也是一个令当年作出路径选择的决策者大出意外的结果。

三、俄罗斯社会转型的走向

俄罗斯经济学家、现任政府经济顾问的符拉基米尔·毛早年曾将俄罗斯转型与拉美国家的体制转型做过一个比较。他的结论是认为：俄罗斯的自由主义式的体制转型很可能落到一个反自由主义的状态，而以平民主义而告终的结局。他的理由是，俄罗斯与当年拉美国家一样，具有发生从自由主义转向平民主义的共同背景：第一，自由主义导向下产生的经济结构二元化趋势往往会转化为激烈的社会矛盾；第二，平民主义相当容易在缺乏民主传统、政治设施不稳定、政党力量相对薄弱的条件下产生；第三，平民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以改革为口号的全面推行紧缩政策，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反对；第四，外部反对性政治压力之下的民族主义崛起，民族主义往往是平民主义的同盟军。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普京总统治下的俄罗斯体制转型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与早年自由主义体制路 径切入相异的方向。虽然，普京依然坚定地推行以自由主义为方向的市场化改革，但显然越来越强调“政府守夜人”的监护作用；虽然普京从未放弃政治民主的口号，但可以见到的是越来越多的“有管理的民主”；虽然普京的外交依然注重西方，但他所强调的“回归欧洲” 和加强与东方国家发展关系显然包含着反对美国单边主义的欧亚主义取向。

也许，从俄罗斯十年社会转型中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简单地论断非欧美文明背景的国家（尤其是大国）经过制度变迁能够成长为欧美型市场经济与民主国家的这一判断是缺乏根据的。体制转型过程要远比任何非社会系统的输入或输出复杂得多，更多地关注模式选择与本土环境的互动与相互适应也许才是体制转型问题的关键所在。

⑩ 俄国的十月革命现在又白革了,又回去了你说这不是瞎折腾吗,为什么

不能这么说。十月革命以后诞生的苏联，还是留下了一些遗产的，直到现在，我们还是需要买俄罗斯的武器，不是仅仅作为补充，他们的确技术比我们高明。在航天方面，他们一年发射50颗卫星，我们迟迟搞不出的大推力火箭，他们早就不在话下，连低温大推力都借助韩国的罗老号等试验成功。空间站技术也是苏联的底子，大量的核潜艇和良好的洲际导弹能力，让美国的反导系统总是不够用。。。

总体上，还是感觉俄罗斯的安全角势，比我们好，我们到现在收不回台湾，陆上大片的领土争端得不到解决，还不断的产生海洋领土被侵占的问题。美国总是为所欲为的和我们捣蛋，明明我们可以做到和他不产生领土争端，但是他们就是没有争端也要制造争端。。。我们有资格瞧不起苏联的成就吗？

最近看到一片文章，一位俄罗斯评论人士写的，用了20年，到现在俄罗斯人也无法形成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而是思想散漫，甚至都到了缺乏民族认同。。。可见旧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本身，是有生命力的，不是那么容易替代，这也是苏联的遗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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