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俄罗斯为什么变成了资本主义国家
在18世纪早期彼得大帝的统治下,俄罗斯成为重要的欧洲强国,并更倾向于认同西方。彼得在欧洲广泛游历,他迫切地渴把望欧洲文化大量的移植到俄罗斯。他对西方的兴趣或许可以从1712年他把俄罗斯首都从莫斯科迁到圣彼得堡(在波罗的海沿岸)这一事件中看出来。
1917年革命中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成功,使俄国与西方的关系陷入混乱。新政权的意识形态把一个德国人--卡尔·马克思的思想与俄罗斯的独特条件相结合。列宁本人就是一个熟悉西方思想的知识分子,并在革命前流放和居住在欧洲好几年。尽管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和外交政策持有敌意,但是,该意识形态并不是天然的就反西对方。马列主义被认为是建立在西方的遗产及其基础上,它并将后者以一种乌托邦式的命运推向极致,而不是彻底拒绝西方的成就。
苏联领导人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变种,即人们后来所知道的马列主义或者有时简单说就是列宁主义,规定了这个国家的发展。尽管有这样一个意识形态的名称,我们还是不能认为列宁本人为苏联的政治经济发展设计了详细的蓝图。然而,列宁本人是懂得机随应变并知道走回头路的人。在形成明确合理的发展计划之前,列宁就去世了,这样,斯大就林收拾内战后的烂摊子,并迅速使苏联实现了工业化,达到了能够在二战中抵御国德的水平。虽没有详细的计划,列宁主义还是为新制度提供了理论基础,并最终走向共产主义。
随着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长为一个可以与美国相媲美的、有着高度工业化的济经和科学部门的军事强国,西方分析家对苏联经济、政治发展的结果开始非常关注。
除了防止苏联向西欧扩张,冷战期间西方对苏联发展的影响并不是那么明显。苏联权政通过对旅游的严格审查和管制来限制西方思想与文化的渗透。但是,西方的影响还是蔓过延来了,特别是在苏联的青年中,他们追求西方的音乐、时尚、文学和杂志。斯大林死后审查的放松使这些东西日益容易获得,通过解冻,文化交流成为可能。
苏联实验的失信与终结是共产党本身的最高官员所发起的,即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同志。他力图“纠正”在他看来由其前任领导人所犯下的尚可改正的错误。在放松政权对反对派的迫害和解除共产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方面,戈尔巴乔夫释放了自革命时代以来就存在的、可能还增长了的潜在力量。这些力量很快就发起了一场革命,也可能是反革命——否定了列宁主义的根本内容。
在某种意义上,三场独立的革命把戈尔巴乔夫统治下的、处于风雨飘摇中的苏联入送了坟墓。
第一场革命反对的是苏联政府的不民主特征。
第二场革命是民族自决的要求。
第三场革命起源于消费者的不满意。1989到1991年,当反共产主义革命最终在苏联爆发时,大众对生活条件的不满点燃了反革命的火焰。公开化揭开了肮脏的经济和社会数据,对消费品质量和数量、对交通的条件与可靠性、对住房分和配其他生活水平方面的不满迅速膨胀,大家日益要求引进市场改革。通过改革的红头件文计划,戈尔巴乔夫渐渐对这些要求有所回应,但是,他的改革遭到了官僚机构的反对,果结似乎是恶化了而不是改善了苏联的生活条件。
1991年12月苏联正式解体后,俄罗斯联邦成为一个主权国家,其政府与宪法致力于民主、市场经济和民族自决。以叶利钦为首的新俄罗斯领导人宣誓尊重导致苏联灭亡的三革大命的原则。西方的很多人对俄罗斯好不容易等来的向自由现代性的转变表示欢迎。
1996年的一份调查显示,只有三分之一的俄罗斯人希望生活与工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而超过百分之四十人的支持国家计划基础上的经济。
1992年只有三分之一的俄罗斯公民认为个人收入应该受到管制,以确保“没有人比其他的人挣的更多”。到1995年,这个数字已超过一半。
戈尔巴乔夫和俄罗斯第一个民主选举总的统叶利钦追求的是西方体制、价值和政策。俄罗的斯政治经济制度主要是在美国模式的基础上重建的:宪法建立了总统制民主并保证个人权利,迅速私有化和非集中化的经济制度以及与西方建立伙伴关系的外交立场。
尽管
1996年的调查显示,俄罗斯人中宁可要1990年之前的苏联制度者和西方式民主制的支持者分别为41%和27%。
——摘引自《西化VS斯拉夫化:俄罗斯挣扎三百年》作者:斯蒂芬·D·布瓦拉
B. 俄罗斯是民主国家吗
一种观点认为,俄罗斯已经是“自由民主”国家;另一种观点认为,俄罗斯政治是一种“威权主义”;还有一种则认为,俄罗斯选择了一种“俄式民主”。
更多的中国学者认为,俄罗斯已经越过了民主政治的最低门槛,进入了民主国家的行列,但俄罗斯的民主不是西方模式的民主,而是一种具有俄罗斯自身特色的“俄式民主”。
俄罗斯转型后的政治体制,既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主政治,也不是普遍意义上的民主政治,实际上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威权政治”或“专权政治”。
C. 俄罗斯为什么由社会主义转变为资本主义
前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具体层面看,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一是深层次的历史原因,即苏联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的弊端长期积累的种种矛盾与问题孕育着严重的社会危机;二是直接的现实原因,即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推行了一条背叛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路线,一步步把苏联引向深渊,并由他们亲手毁掉了苏共和苏联;三是外部原因,即战后世界形势的变化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得手。关于三方面主要原因之间的关系:从国际大环境看,二战后,世界形势发生重大的变化,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繁荣,到70年代,出现了世界主题由战争与革命到和平发展的转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由进行军备竞争、争夺军事优势的斗争转为争夺综合国力的优势,特别是争夺经济和科技的优势。从主观上讲,社会主义国家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在认识上长期落后于世界形势的发展和变化,未能将马克思主义原理同本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走建设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苏联对战后掀起的科技革命不予重视,对计划经济体制越来越严重的弊病不及时调整和改革,同资本主义斗争的重心,不是发展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效率,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维护世界和平,而是同美国搞军备竞赛,争夺世界霸权,这就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不满。当要求改变现状的改革潮流和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逆流混淆在一起时,给西方加紧推行和平演变以可乘之机。苏联体制上的弊端所引发的矛盾与危机,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但不是直接的现实原因,因为它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和一定的土壤或温床。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苏联社会“得了病”,而在于“治病”的医生是高明还是庸医,是对症下药还是错用了药方和乱动手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高唱要用全人类利益高于阶级利益的“新思维”将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转到民主社会主义轨道上,这种改革不是完善社会主义,而是摧毁社会主义,充当了西方“和平演变”的内应力量和代理人,是苏联解体的关键性和决定性因素。
D. 俄罗斯现在是民主国家吗
半民主半专制国家;俄国与日本、韩国、印度等国的民主差远了,有多远,我们穷人与富人的贫富差距有多大,他们的民主差距就有多大;俄国的秦始皇普京现在挟持国内修宪了,可以连选连任当到2050年,跟那个委内瑞拉的死胖子查韦斯一个样,选举百分之九十全部舞弊,打压所有反对派;俄国人专门支持专制独裁国家,比如南斯拉夫的米洛舍维奇、阿富汗的塔利班、伊拉克的萨达姆、利比亚的卡扎菲、叙利亚的阿萨德、伊朗的政教合一、朝鲜金家,没有一个民主国家,反而去打比自己民主许多的格鲁吉亚,他都不知道自己是民主阵营、还是专制阵营了,还以为回到了前苏联时代,俄国人变态。
E. 为什么俄罗斯实行民选总统制度
俄联邦的总统制是在1991年3月17日经过全民公决后确立的。1993年12月12日,俄联邦举行全体公民投票,通过了俄独立后的第一部新宪法。同年12月25日,新宪法正式生效。这部宪法确立了俄实行总统制的联邦国家体制。
新宪法规定,总统由拥有选举权的公民通过直接选举产生,任期4年。任何一个年龄不小于35岁,在俄联邦常住不少于10年的俄联邦公民都可以竞选总统。同一个人不得连续超过两次担任总统。总统选举事宜由联邦委员会决定。选民和竞选联盟均可推举总统候选人。每个候选人必须向俄联邦中央选举委员会提交有关个人收入和财产的资料,征集足够的符合宪法规定的签名,最后由中央选举委员会做出是否同意其参加竞选的决定。根据《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法》,获得参加投票的选民半数以上选票的注册候选人被认为当选。遇有下列情形之一时,中央选举委员会认为总统选举无效:参加选举的选民没有超过登记选民的半数;得票最多的候选人所得的赞成票数量低于完全反对票数量;如果候选人只有两名,其中任何一名候选人都没有得到参加投票的选民半数以上的选票。
选举法还规定,如果候选人有两名以上,而其中任何一名候选人都没有当选,中央选举委员会宣布对得票领先的前两名候选人进行第二轮投票;如果在第二轮投票中得票领先的一名候选人所得的赞成票数量超过完全反对票数量,则当选。如果出现下列三种情况,俄联邦委员会将宣布重新进行选举,1、总统选举被认为无效;2、参加第二轮投票的候选人在投票当日撤选或由于其他原因退选;3、参加第二轮投票的候选人无一当选。在重新举行总统选举时,那些因其行为(或无为)而造成选举无效或第二轮投票选举无效的候选人不能再度成为候选人。俄罗斯曾分别于1991年,1996年和2000年和2004年举行总统选举。前两届叶利钦获胜,2000年和2004年,普京连续两次当选为俄罗斯总统。
俄罗斯联邦目前是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来调整其国家的政治生活的。《俄罗斯联邦宪法》规定,俄罗斯联邦是共和制的民主联邦制国家,实行三权分立原则和总统制。
第一,总统。总统是国家元首,是宪法、人和公民的权利与自由的保障。总统按照宪法和法律履行职责。经国家杜马同意任命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政府总理由总统任命并征得国家杜马的同意。国家杜马可以对俄罗斯联邦政府表示不信任。在国家杜马对俄罗斯联邦政府表示不信任后,俄罗斯联邦总统有权宣布俄罗斯联邦政府辞职,或不同意国家杜马的决定。如国家杜马在三个月内重提对俄罗斯联邦政府的不信任,俄罗斯联邦总统或宣布政府辞职,或解散国家杜马重新选举。
第二,议会。俄罗斯联邦议会,由联邦委员会(上院)和国家杜马(下院)组成。是俄联邦国家权力机关的独立组成部分,是俄罗斯联邦的代表与立法机关。俄罗斯联邦议会的主要权力是通过联邦宪法和法律。根据俄联邦宪法的规定,所有的法律草案都要提交国家杜马。联邦法律由国家杜马通过。联邦委员会审议批准国家杜马通过的法律。对总统、政府和司法机关具有监督权。议会的上院即联邦委员会可以罢免俄罗斯联邦总统的职务,议会的下院即国家杜马可以提出罢免俄罗斯联邦总统的指控,决定对俄罗斯联邦政府的信任问题。
第三,宪法法院。俄罗斯宪法法院是法院系统用以制约总统和议会,平衡行政、立法、司法权力关系的一个机构。它有权对政府首脑颁布的行政命令和议会制定的法律作违宪性审查,即看它是否符合宪法,并有权宣布违反宪法的行政命令和法律无效。
F. 俄罗斯民主政治制度
综观俄罗斯政治转型迭宕起伏的十年,俄罗斯人在国家政治制度建设上完成了两大历史任务:强力总统制的确立和新型联邦制的重构。
一、强力总统制的确立苏联解体之前,包括叶利钦在内的许多民主派人士希望以最高苏维埃为基础建立议会民主制度,防止个人专制独裁。他们以此为旗帜号召苏联社会和人民否定和推翻现行的共产党一党执政地位。当屹立了74年之久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崩溃之际,其“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治架构并未随之消失。民主改革派掌握国家政权后,以人民代表大会为基础建立了新的国家政治体制,并于1991年通过全民公决设置了总统一职。在相互关系上,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高居于总统之上,总统被置于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之下。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俄罗斯联邦总统的职务,撤销俄罗斯总统的命令,反之,俄罗斯总统没有权力解散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或停止它们的活动。应当指出,设立总统职位,在国家权力结构上改变了传统的立法与执行权力相统一的苏维埃体制,在俄罗斯从一党制走向多党制的情况下有利于加强执行权力,但是,很显然,仍然是苏维埃制度或议会制居主导地位,它没有改变“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实质。
因此,在俄罗斯政治体制走向何处上昔日民主派发生了严重分歧。以叶利钦为首的总统派认为当前的俄罗斯需要一个强力的总统带领国家渡过社会经济危机,所以应建立总统制的模式。而以哈斯布拉托夫为首的议会派认为应该建立议会至上的民主政治,通过议会监督制约总统。随着分歧加深,俄罗斯陷入了深刻的政治和宪法危机。一时间,总统和议会双方纷纷抛出新的宪法草案,试图以基本法的形式承认和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1993年9 月就在双方已经不可调和之时,叶利钦果断采取措施用武力之举镇压和解散议会。接着再次利用全民公决的方式通过新的总统制宪法。1995年5 月俄罗斯议会通过了新的《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法》,规定了俄罗斯总统选举的组织、程序和方法。至此,俄罗斯现行的政治制度架构基本完成。
俄罗斯的强力总统制既不同于美国式的总统制又与法国的半总统制有所区别。作为联邦元首的总统拥有众多权力,其权力范围大于前两国总统,这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当今俄罗斯政治生活中“强总统,弱议会”的现象。立法,总统,政府,司法相互制衡的严重不对称也使有人称这一体制为“超级总统制”. “叶利钦时代”向“普京时代”的平稳过渡使这一体制有了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和时间。但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即今天俄罗斯的制度框架及其运行机制总的来说是民主的。普京上台后,旨在加强中央权威提升国家崇拜意识的种种举动并不能对十年来俄罗斯民主成果造成根本损伤,相反,以民主机制为基础的强力总统制,对于政治整合、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有着积极的意义。
二、新型联邦制的重构前苏联的解体使深埋多年的民族矛盾和中央地方矛盾激化,直接阻碍了俄罗斯的国家现代化。因此,如何有效整合中央与地方特别是各民族主体利益便成为重构国家政治制度首要价值目标。
前苏联时期,尽管按照列宁的民族自治和自决权理论,由各民族在自由自愿基础上建立联邦制国家,使它们享有充分的自治权利。实际上俄罗斯实行的是联邦制、单一制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混合型的国家结构形式,而且在高度集权的行政命令体制下,各民族自治形式所享有的自治权利又是极其有限的。
1991年底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同样面临分崩离析的危机。严重的经济危机,总统与议会之间旷日持久的权力斗争更增加了各民族共和国和地区的离心倾向。因此,有必要通过签署联邦条约,阻止各种独立和分化运动。经过各方妥协,最后达成一致意见,联邦国家权力机关为一方,组成联邦的共和国、边疆区和州、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市、自治州和自治专区为另一方,就划分管辖对象和职权问题签署条约。 1992 年3 月31日,各方签署了联邦条约。联邦条约的签署首先改变了过去在联邦制的形式下高度集权的体制,实行分权制度,其实质是联邦中央与联邦各主体之间划分权限的条约。其次,条约规定了由共和国,边疆区、州、莫斯科市和圣彼得堡市,自治州和自治专区三种主体形式构成的新型联邦关系。联邦条约对于维护俄罗斯联邦的统一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在实践上它不仅遇到了挑战,也暴露了本身存在的一系列问题。首先,车臣共和国和鞑靼斯坦共和国拒绝在联邦条约上签字,试图独立。其次, 一些边疆和州不满于实际上的不平等地位,纷纷提出建立共和国的要求。1993年10月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苏维埃会议决定将该州改名为乌拉尔共和国。其它一些州也准备宣布成为共和国。这种共和国化潮流不是要谋求独立或半独立,而是反映了边疆区和州争取平等的联邦主体权利的要求。
总之,俄罗斯新的联邦制度已初见端倪。但地方和中央等各利益主体博弈结果使联邦条约终未在1993年12月宪法中明确规定。宪法仅仅突出了各主体平等的原则。这主要表现为俄罗斯联邦议会联邦委员会(上院)由每个主体来自立法和执行机关的2 名代表组成。但是,这也随着普京上台以来的改革而发生变化。2000年5 月13日普京签发命令决定按地域原则在俄罗斯建立由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组成的7 大联邦区(中部联邦区,西北联邦区,北高加索联邦区,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乌拉尔联邦区,西伯利亚联邦区,远东联邦区)。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每个联邦区任命一位总统全权代表。全权代表要使国家元首能在相应的联邦区范围内履行宪法职能。接着,普京提出修改议会上院——联邦委员会组成原则等一系列巩固中央集权的改革措施。普京的举措和影响意味着俄罗斯在经过长达10年之久的中央权威流失后开始寻找适合国情的政治制度发展方向,即强调中央集权和总统权威的民主制。
尽管,俄罗斯的国家政治制度已经成型,但我们必须看到俄罗斯目前的制度也是经过十年转型艰难探索曲折演进而成,其国家政治制度有着许多漏洞甚至还有理论上被颠覆的可能,因此若要真正实现普京所称的“国家现代化”,必须实现市场经济的自由和公共理性精神的培养,唯其如此,才能相得益彰,扬制度所长避制度之短。对此,我们将拭目以待。
G. 俄罗斯是民主国家还是独裁国家
俄罗斯是民主国家
简介:
俄罗斯联邦(俄语:Российская Федерация,英语:The Russian Federation),通称俄罗斯或俄国(Russia),是由22个自治共和国、46个州、9个边疆区、4个自治区、1个自治州、3个联邦直辖市组成的联邦共和立宪制国家。[1] 国旗为白、蓝、红三色旗。国徽主体为双头鹰图案。俄罗斯位于欧亚大陆北部,地跨欧亚两大洲,国土面积为1707.54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
俄罗斯人的祖先为东斯拉夫人罗斯部族。公元15世纪末,大公伊凡三世建立了莫斯科大公国。1547年伊凡四世自称沙皇,建立沙皇俄国,并在1721年由彼得大帝改称俄罗斯帝国,对外走上了侵略扩张的道路,曾侵略欧亚多个国家,领土不断扩张,18世纪通过不平等条约割占中国北方库页岛、海参崴等15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二战时期促使外蒙古从中国独立,导致中国再度失去173万平方公里领土,给中华民族造成了巨大伤害。1917年十月革命后建立了苏维埃政权。1922年12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正式成立。冷战期间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
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后,最大加盟国俄罗斯正式独立,继承了苏联的大部分军事力量,综合军事实力居世界第二,拥有世上最大的核武器库。在“一超多强”的国际体系中,俄罗斯是有较大影响力的强国,其军工实力雄厚,特别是航空航天技术,居世界前列。俄罗斯还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对安理会议案拥有一票否决权。除此以外,俄罗斯还是五个金砖国家之一。
参见网络:http://ke..com/link?url=JXvM8Wg97x0P4fw8DfCx-5jjBzy2ygiL6SL35qIVP_xZGrhJBT5T1Z8khvE_iFlSVt6U3xslg_
H. 俄罗斯是什么主义
俄罗斯是资本主义,1993年12月12日,俄罗斯联邦举行全体公民投票,通过了俄独立后的第一部宪法。同年12月25日,新宪法正式生效。这部宪法确立了俄实行法国式的半总统制的联邦国家体制。
俄罗斯联邦实行的是联邦民主制。以俄罗斯联邦宪法和法律为基础,根据资产阶级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又相互制约、相互平衡的原则行使职能。
(8)俄罗斯为什么走向民主扩展阅读:
俄罗斯是前苏联的主要组成部分,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度经济大滑坡,但由于拥有雄厚的资源基础和技术力量,其经济发展的潜力巨大。
工、农业发展较为平衡。重工业实力雄厚,能源、机械、钢铁、化工、森林工业和军工等有相当规模,但民用工业落后。盛产小麦、大麦、玉米、马铃薯、向日葵、甜菜等。畜牧业、肉乳并重,海洋渔业位于世界前列。交通以铁路、公路为主。主要港口有摩尔曼斯克、圣彼得堡、符拉迪沃斯托克等。航空运输规模巨大。
I. 俄罗斯的政治
俄罗斯的政治制度是半总统共和制。俄罗斯联邦实行的是联邦民主制。以俄罗斯联邦宪法和法律为基础,根据资产阶级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又相互制约、相互平衡的原则行使职能。俄罗斯联邦目前是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来调整其国家的政治生活的。俄罗斯联邦宪法规定,俄罗斯联邦是共和制的民主联邦制国家,实行三权分立原则和总统制。
制度的作用
国家体制,是确立一国阶级统治关系的基本制度。主要指国体,即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反映国家的本质,国家的阶级属性。国体决定政体,并通过政体来表现,所以国家制度既包括国体,也包括政体,是规定国家权力归属什么阶级和这个阶级采取什么组织形式以实现其权力的制度。国家制度一般都规定在各该国的宪法、法律和其他特别法中。
J. 俄国社会发生了怎样转型
自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体制转型问题一直受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但在今天,显然有必要从一个更为宽广和更为深入的视角,重提俄罗斯体制转型的话题。
这里所说的“俄罗斯体制转型”,专指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与一党垄断的传统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与民主法制社会的历史性转换。从一般的意义上说,起自于1991年12月苏联解体的俄罗斯体制转型迄今已有10年,这10年体制转型的实践无论为社会转型问题的横向比较,还是从历史延伸中作纵向剖析都提供了一定的积累。十年的历史沉淀也多少使人们有了一个较为冷静的心态,对俄罗斯体制转型问题作一番较为客观的评判。
近年来,无论是俄罗斯本身,还是国内国际学术界都有不少以这一内容为主题的重要着作与大型的国际学术研讨会问世,为研究转型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其次,就俄罗斯体制转型这一问题本身而言,在当前又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就俄罗斯自身来说,随着普京总统的执政,一个重新思考过去、重新定位未来的过程正在俄罗斯政界学界自然而然地展开;就国际社会而言,以苏联解体为最终标志的冷战体制瓦解迄今也有十年,后冷战时期的大国关系变迁到了一个相当关键的时刻。几乎在各大国,当然尤其突出地表现于美国,正在展开一场全面的外交政策大争论,其中在判断未来美俄关系及其它大国关系走向时,又不可避免地把俄罗斯体制转型问题提了出来,需要对之作出恰如其分的判断;最后,中国改革开放20余年的成功,并不等于我们不需要对俄罗斯体制转型问题作全面观照,尤其是当中国正面临着新一轮的向国际社会开放和深入考量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关键时刻,重新思考俄罗斯社会转型的发生、路径及其未来走向问题,显得更为重要。
一、俄罗斯体制转型的发生。
俄罗斯体制转型的发生问题包括转型的动因、转型的前提,以及转型的起始方式等内容。转型的动因是指:从1992年起俄罗斯全面地推行从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与西方式民主制度的转 变是有一系列深刻起因的。这个问题的另一种表达方式,也就是苏联到底为什么会解体的问 题。转型的前提所指的问题是,1992年开始的体制转型是在什么样的先前体制基础上发生的。以另一种表达,也即是苏联解体所结束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社会的问题。转型的起始方式所指的问题是,90年代初期俄罗斯社会转型以制度的重大变化为起始点,那末这样的一种变化为何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发生。显然,上述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叶利钦时期体制转型的路径选择。
首先来看1992年叶利钦体制肇始的起因,这一问题密切关联着苏联解体的原因问题。尽管关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已有浩如烟海的着述,但如果从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作一个鸟瞰式的概括 ,大概可以有以下这样几个方面:第一,把苏联解体视作为是20世纪最后的几十年间国际社会一系列重要变化的结果,其中包括市场化与民主化浪潮的扩展,包括军备竞赛高度抗争中苏联的失势,包括东欧剧变、两德统一这样的重大国际事态,也包括苏联式传统意识形态的逐渐式微。第二,把苏联解体看作为是70 年苏联历史延续的结果,或者看作为是一个更长过程中一个帝国兴起与衰落的自然过程。在这一视角之下的分析既包含有“扩张过度必然导致败亡”的帝国兴衰逻辑,也包括着东西方文明结合部背景之下,俄国历史独特性尚未找到使之能立于先进民族之林的制度化的现代表现方式。第三,把苏联解体看作是现代化过程中一系列社会转型的自然表现。这种比较肯定的表述主要来自于西方学者,这里包括: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是斯大林之后由赫鲁晓夫开始的改革进程的自然庚续;是倾向于西方文明的一个历史长时段中的一个环节等等分析。最后,侧重于从偶然性事件、或者从宏大结构中的某个侧面或某些要素方面来描述苏联的解体。比如,从1991年8.19事件乃至从戈尔巴乔夫的个性心理;比如,从前苏联的既得利益集团希望通过制度转换,实现个人所有制,来确保个人 与集团利益等等来分析苏联解体。有人认为,如果这些偶然性事件得以避免,那么也许苏联的解体问题可能完全会以另一种方式,或在另一个时间出现。
也许十年的时间不足以对苏联的解体问题作出全面分析,但看来上述四个方面中任何单独的某一方面都不可能是导致苏联解体的终极原因。更为现实的判断是从这四个方面的相互交融与综合中去得出结论。任何宏大社会的历史变迁,看来只能从比较复杂的分析框架中才能找 到真谛。
与90年代俄体制转型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转型的前提,即如何断定苏联解体前的社会形态问题。综合起来看,至少可以从这样几个角度来加以观察。第一种方式是传统意识形态的划分方式,也即把解体前的苏联社会形态认同为社会主义性质。这样的一种认定既是前苏联宪法法律制度的规定,同时,也是西方学术界相当普遍的一种认同。问题在于,前苏联最后几十年这样的一种在利益划分上倾向于特权阶层,在资源分配上绝对地以军重工业为优先,在意识形态上凝固僵化而又落后于时代发展,同时,在对外关系上又以扩张称霸为政策原则的国家,能不能简单地以“社会主义”相称许。也许人们未曾忘却我国当年还把前苏联称作为“社会帝国主义”,邓小平同志之所以提出,还要研究“什么是社会主义”,这里包含着对苏联这样一种“社会主义”的质疑。总之,解体前苏联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一个人们所向往的公正、进步、繁荣、和平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苏联解体更不是,也不应该认为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终结。第二种方式是从政治学范畴出发对前苏联时期社会型态的断定。俄国学者在这方面有相当深入的探讨,一个比较普遍的观点是:认为从前苏联体制向“后共产主义体制”的转型早就开始了,最早可追溯自赫鲁晓夫,最晚也是自戈尔巴乔夫时期开始。就戈尔巴乔夫时期而言,有人将其称之为是后共产主义的权威主义时期,也有人称其为是“横向层面上日常政治领导与管理的非全权主义和垂直层面上确保功能与价值统一的新全权主义这两者之间的联合。”无论是哪一种方式的表述,戈尔巴乔夫时期社会形态的特点是,第一 ,民主转型没有任何可靠的社会结构基础作为支撑;第二,全权主义的传统结构不可能在短时期中被全盘取消,新中有老,新老交替是一个必然现象。也正因为客观存在着这样复杂的结构关系,所以戈尔巴乔夫时期,以及尔后的体制转型有着多种发展的可能性与选择性,并不如某些西方人士所构想,苏联解体后的这一地区必然地趋向西方式的尤其是美国式的民主与市场经济。
现在再来看体制转型的起始方式问题。值得一提的是,近年的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研究中相当强调这种普遍性转型过程中的国别差异性与特殊性,甚至认为,这种差异性与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转型的方式与取向。从比较的观点来看,前苏联地区之所以制度转型是在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下进行,而没有出现如同前南斯拉夫地区那样的大规模战争局面,这得之于前苏联——俄罗斯的特殊条件。首先,前苏联是一个拥有超级核武库的大国,单从这点而言,西方国家就不愿意看到这个国家的重大事变导致动乱乃至引发核灾难。同时,在苏联传统意识形态日益面临危机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运动,甚至更为久远的反斯大林运动,对于摧毁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起到了极大作用,特别使得传统意识形态逐渐地不能再发挥维护传统体制的作用。广泛而深刻的信仰危机是确实存在的,很少人愿意为信仰而进行暴力斗争,甚至1991年8.19事件中,“8人委员会”都不敢轻易使用武力,这在客观上使得在发生苏联解体这样大规模社会激变之时,意识形态的交锋不那么容易转化成为社会对抗。再次,由于苏联解体的重大社会变化过程中,前苏联精英阶层通过各种渠道与手段重新取得了社会地位(如通过各级政府的留用),重新掌握社会财富分配渠道(如通过私有化),往往国有企业的经理们又重新成为私有化的企业主。社会管理阶层以这种方式保持相 对稳定,也大大减少了全面动乱的可能性。最后,俄罗斯内部民族孤立主义的增长,不是希望成为前苏联帝国内部的领袖民族,而是仅希望维持现有边界;不轻易推动单一语种移民倾向出现,而是竭力维持各民族的共处,这使得俄罗斯当时并未发生类似于前南斯拉夫地区塞尔维亚族与其他民族的火拼。
像前苏联这样一个曾经与西方高度对抗的超级大国,但却在西方压力之下,以基本上是和平的方式完成了社会制度的根本性转变,这在国际关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先例。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有待更为详尽深入的发掘,但无论如何,和平地进入转型这一现象,对尔后俄转型进程的展开提供了决定性的条件。
二、俄罗斯体制转型的路径选择
如果把俄罗斯体制转型视为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的话,那么这一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就是一个重要问题。路径选择的问题不仅体现出转型中一个民族对体制转换中模式选择的判断力,而且也体现出转型中民族对模式选择与本土环境这种相互关系的理解深度。也即路径选择问题不光提出了选择哪一种先进的制度模式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被选择的制度模式与特定国情是否合适的问题。
当叶利钦在1992年1月2日起大刀阔斧地推进“休克疗法”政策,在紧缩银根的前提下,在相当短的时间里大幅度开放物价,推动贸易自由化,实行卢布的可自由兑现,以及迅速地推动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之时,一般地认为,俄罗斯的体制转型作出了“新自由主义”的路径选择。在政治上,与经济上的自由主义政策相匹配,叶利钦大力推动多党体制,推动新?媒体的自由化政策,并且至少在形式上以全民选举的方式实行国家领导人的更替,应该认为叶利钦是力图以政治民主化来为经济自由化创设环境。甚至在外交上,叶利钦曾设想通过向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一边倒的政策,大力与西方国家发展关系,力求通过内部的转型和亲西方的对外关系,“回归北半球民主社会”,“成为民主国家的一个成员”。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乃至外交战略设定等几个方面的情况综合起来看,俄罗斯无疑是以自由主义原则为路径选择的基本取向。这一点在国际国内学术界没有太大的争议。
问题在于,以自由主义路径选择为起点的俄罗斯十年转型究竟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结局,或者说是阶段性的结局吗?这是一个相当值得观察的问题。
先来看经济体制的问题。“休克疗法”将近十年之后,令人非常吃惊的现象是,甚至连俄国的激进自由主义者都对目前的体制状况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虽然他们也仍然以“资本主义” 这一范畴来描述俄罗斯目前的经济形态,但在“资本主义”这一范畴之前,加上了种种限制,称俄罗斯目前的经济形态为“等级制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寡头资本主义” 或者“犯罪资本主义”,诸如此类。在这样的体制之下,是谁在资产占有和经济决策方面占据主导地位呢?一种观点认为,政府官僚依然在整个经济体制中占据主导地位,无论是市场运作规则还是市场份额的切割都依然是政府官员起着支配作用,企业家和商人基本上被忽略在一边,这种观点尤其在普京总统加强中央管理的背景下得到加强。另一种观点认为,迄今为止的俄经济运转主要是依靠大的垄断集团来进行,一方面是俄罗斯特有的国情(如地域广大,自然资源丰富)决定了垄断集团形成的便利性;另一方面,90年代初的私有化政策,也大大促进了寡头财团的形成,他们既靠廉价收购国有企业,又靠占据商业银行代替国家发放贷款的特殊地位,形成产业金融集团。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叶利钦时期的经济政治运作基本依靠寡头集团,而普京时期的寡头集团作用尽管受到阻厄,但其影响仍然巨大。第三种观点认为目前过渡阶段的背景之下,究竟谁起主导作用的问题很难断定。他们认为,目前的资源分配与经济决策完全是在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关系的博奕过程中得以完成。认为普京取代叶利钦之后,这一情况有所好转,“国家化”的进程对“私有化”进程占有上风,但从体制安排角度看,各利益集团间相互关系仍不十分清晰,利益集团与政府间的关系也仍在发展变换之中。
即使仅从目前关于俄经济体制状况的争论中,仍然可以发现一些值得注意的特点:第一,尽管俄罗斯宪法制度已经明确规定了尊重私人所有制,但是俄实际经济运作过程中的产权界限依然非常不明确。国民经济中军工部门占有绝大部分比例这一基本事实阻碍了产权的分化与重组;而俄官僚利益集团非常善于在向市场转换过程中使“私有化”政策适应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需要,这一点也使产权明晰化相当困难。第二,当前的体制运作情况很像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罗斯经济模式:当时俄国官僚与企业家、商人混为一体,“公私不分”;整个社会弥漫着对商人阶层与商业精神的极度疑虑;现代化的进程向国库提出了漫无节制的财政要求,使得国家对企业有着非常紧迫的税收需求,客观上限制了企业的自由发展。还有人认为,目前的俄国形势有点类似于西方国家由大萧条向“罗斯福新政”的过渡阶段,需要国家扩大需求、刺激经济,但是俄目前由于对世界经济的过度依赖、新的垄断格局的形成、政权与资本的合流、政府对金融业的寄生性、大量中小企业的产生乃至农地私有化还都非常困难,这一切都使得真正的“新政”降临仍需时日。
如果与多数南欧、拉美、中东欧国家的社会转型过程相比较,俄罗斯体制转型的路径切入显得尤为突出。在上述国家,一般而言是遵从了这样的路径选择:
首先是在“国家守夜人”发挥作用的前提下,是在对古典的市场理念进行改造,并且在民主力量相对而言得以合作的基础上推进市场化;具体地说,尽管各国进程有所不同,大体上说,是首先进行激进的民主改造,建立民主体制,然后不同程度实行社会领域的改革,以保障经济再分配的有效性和竭力使其成为民主体制的社会基础,有不少国家仅仅是在最后,再推动经济领域的结构性改革。而俄罗斯是与其相反,叶利钦当年是在首先鼓吹“民富国穷”的原则基础上,大大弱化国家对整个体制转型的监控;其次,是在不具备上述一系列铺垫的情况下,在产权制度与经济结构领域一揽子全面启动改革;尤其是由于这一系列重大变化出现在俄罗斯这样一个极难控制的大国。这样,就难免出现以“自由主义”方式切入体制转型,而以“犯罪的、寡头的、官僚等级制的资本主义”而告终的局面。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探讨,也即从表面上看,或者以90年代前期西方一般的评价来看,俄罗斯已经实行了“民主改革”,何以也不能使经济体制转轨更见顺利呢?这涉及到对90年代以来俄罗斯政治体制改革的评价。
与对俄罗斯经济体制的评价相近似,越来越多的国外学术界同行,包括自由主义理论家们,更倾向于在“民主体制”、“权威体制”、“寡头体制”、“混合体制”这些评价中,选择后者,也即“混合体制”来界定俄政府体制转型的现状。俄罗斯自90年代之后固然推行了全民选举,推行了言论解禁,实行了多党制度,但是不少学者仍不同意简单地使用“民主体制”来描摹当今俄国政体。一则是因为选举制度仍大有政治技巧、“禅让”等其他非选举因素的介入;二则是因为当今俄国的“言论自由”也多为“有管理的言论自由”;三则俄目前政治运作仍大量通过非政党形式,而现有政党也缺乏相应的稳定的社会利益集团作为基础,因而俄政党制度也仍在成熟的过程中。所以,不是简单地以“民主体制”来界定俄政治体制现状,有一定的道理。同时,俄政治体制也并非简单的权威体制。从成文法律上看,俄总统具有远远超过美国、法国等总统制国家的权利,但是,在真正权力运行过程中,俄总统本身会受到许多制约。至于不用“寡头体制”的定义,不光由于寡头集团在俄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并不稳固,而且寡头与政府、寡头与民众的相互关系仍有很大的不确定因素,因此,也不能简单以“寡头体制”来界定俄罗斯政治体制。
之所以采用“混合体制”这样的范畴来界定俄目前的政体,也并非因为俄政体格局一片混乱,无法名状,事实上还是有着一些很突出的特点值得关注。首先,就俄政治体制而言,确实同时具有民主制、权威制、寡头制各自的一些特点,而不能简单地否定其中的任何一种体制形式。应该看到俄罗斯寡头集团以政府为背景,以垄断性的国有大企业为基础,整体上具有难以撼动的地位,即使其中某一部分受到阻遏,但是从全局看,无论就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就其资金的集中程度,甚至就其政治影响来看,如若将其全部剪除,一则不能,二则也不利。就“权威体制”这样的概括而言,确实应该重视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在俄政治管理中的至关重要性,而且往往总统是集立法与行政大权于一身。甚至也不应该简单地否定以“民主体制”这样的范畴来界定俄目前体制现状的某些合理性,至少形式民主也对遏制专权和社会两极分化起到一定作用。其次,用“混合体制”界定目前俄政治体制,还有其特殊的含义:第一,目前各种政治利益集团(包括官僚集团、寡头集团)和各种政治派别(包括以“右派联盟”形式出现的自由派、以共产党形式出现的反对派和以“团结党”面目出现的中间派)还没有一个能够占绝对统治地位。俄政治格局从原则上说呈“极化”状态;第二,目前俄政治格局内的各种政治设施、各种利益集团、各种政治派别,简言之,各极之间还缺乏一种相互间的吻合性,虽然无论在叶利钦,还是在普京时期都曾通过各种政治安排来加强俄政治系统内部“各极”、“各派”、“各方面”之间的内部吻合性,但看来,这种努力的效果还尚在体现的过程中。
从转型十年的长过程来看,从“新自由主义”的路径切入而得到的是一个“混合型体制”的(阶段性的)转型结局,多少是一个富于戏剧性的结果,至少也是一个令当年作出路径选择的决策者大出意外的结果。
三、俄罗斯社会转型的走向
俄罗斯经济学家、现任政府经济顾问的符拉基米尔·毛早年曾将俄罗斯转型与拉美国家的体制转型做过一个比较。他的结论是认为:俄罗斯的自由主义式的体制转型很可能落到一个反自由主义的状态,而以平民主义而告终的结局。他的理由是,俄罗斯与当年拉美国家一样,具有发生从自由主义转向平民主义的共同背景:第一,自由主义导向下产生的经济结构二元化趋势往往会转化为激烈的社会矛盾;第二,平民主义相当容易在缺乏民主传统、政治设施不稳定、政党力量相对薄弱的条件下产生;第三,平民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以改革为口号的全面推行紧缩政策,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反对;第四,外部反对性政治压力之下的民族主义崛起,民族主义往往是平民主义的同盟军。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普京总统治下的俄罗斯体制转型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与早年自由主义体制路 径切入相异的方向。虽然,普京依然坚定地推行以自由主义为方向的市场化改革,但显然越来越强调“政府守夜人”的监护作用;虽然普京从未放弃政治民主的口号,但可以见到的是越来越多的“有管理的民主”;虽然普京的外交依然注重西方,但他所强调的“回归欧洲” 和加强与东方国家发展关系显然包含着反对美国单边主义的欧亚主义取向。
也许,从俄罗斯十年社会转型中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简单地论断非欧美文明背景的国家(尤其是大国)经过制度变迁能够成长为欧美型市场经济与民主国家的这一判断是缺乏根据的。体制转型过程要远比任何非社会系统的输入或输出复杂得多,更多地关注模式选择与本土环境的互动与相互适应也许才是体制转型问题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