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试述人民币为什么加入sdr，加入的后续影响
加入SDR 一篮子货币对我国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重大战略意义。首先，加入SDR 意味着人民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货币和IMF 成员国的官方使用货币，可大大提升人民币在国际货币舞台的地位。其次，加入SDR 可增加人民币在国际上的需求，助力人民币完善和提高国际支付结算、金融交易、官方储备等国际货币职能。最后，考虑到我国目前持有约4 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有利于减少我国所需的储备，可节省资金用于发展和增长。
我们将加入SDR 放臵在人民币国际化的大框架里讨论，从更高的角度看，人民币国际化、自由浮动汇率、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四位一体”，是互为充要条件，缺一不可的。
伴随着经济增长和外汇储备的积累，如同日本在上世纪8、90 年代的进行的“日元国际化”，中国在2000 年后也逐步采取措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人民币自由使用性，二是人民币加入国际储备货币成员。中国争取人民币加入SDR，正是努力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必要步骤，也必须出台配套政策措施，促进资本项目自由化等领域的改革。
过去20年里，我国一直在以渐进的方式推动资本项目自由化，12 年央行发布“我国加快资本账户开放条件基本成熟”，意味着中国资本项目自由化进入全面提速阶段。宣布本币实现可兑换，是增强国内外公众对本国经济、货币和政府的信心的有效手段，有利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人民币基本满足加入SDR 的两个条件
IMF 对一国货币加入SDR 规定了两个条件：一是该国出口货物和服务总量位居所有成员国前列，二是货币应“可自由使用”。
中国13年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同时是世界第三大服务贸易国。WTO数据显示14 年中国出口占全球12.37%，高于美国的8.57%、德国的8%和日本的3.6%。所以人民币早已满足第一个条件。
对于第二个条件，目前IMF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界定，只是大致有两方面标准：一是该国货币在国际交易支付中被广泛使用；二是该国货币在主要金融市场交易中被广泛使用。具体可通过该种货币在全球官方储备、国际银行业负债、国际债券市场和主要外汇市场交易量中的占比等来考量
周小川认为，人民币走向可自由使用，主要指扩大人民币在贸易与投资等实体经济领域的应用，而不应过多强调在金融交易中的使用。一方面，主要目的是通过扩大人民币的使用支持实体经济，促进贸易与投资，从这点看人民币使用发展较快；另一方面，人民币在金融交易中的使用程度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相关，不会随我们左右。因此，即使在资本项目未完全兑换的情况下，仍可以推进人民币可自由使用。
人民币在某些金融交易方面发展的还不够充分，但在贸易和投资等实体经济活动中的使用发展较快，人民币距离可自由使用的目标并不遥远。当人民币实现了资本项目可兑换，不论别人再定什么条件、再提什么苛刻要求，也不能阻挡人民币进入SDR
人民币加入SDR 的影响
深化国内债券市场
一个经济体的货币若想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其债券市场需要具有较大的规模和充足的流动性。目前各国外汇储备经营管理的重要投资市场即是美国国债市场，因其具有相对较大的市场容量、较强的流动性和较好的风险收益特性。假设到2030 年人民币已成为主要储备货币之一，则中国债券市值占GDP 的比例将达到OECD 国家的平均水平，私营债券市值和总债券市值分别占GDP 的59%和116%
加速推进金融改革
我国当前需要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等各项金融改革，渐进审慎开放资本账户，提升人民币广泛使用和交易的程度，助力人民币国际化。
利率市场化改革方面，当前我国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已经实现利率市场化。存贷款市场方面，媒体报道本月将试点个人及企业发行大额存单，敲响利率市场化收兵锣。当前贷款利率管制已完全放开，而存款利率浮动上限也分别在14 年11 月、15 年3 月和5月先后扩展至基准利率的1.2、1.3 和1.5 倍。我们推断年内存款利率调整有可能完全打开浮动区间，完成利率市场化最后一跃。
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方面，始于05 年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建立健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中国央行将进一步退出外汇市场干预，并可能将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从目前上下2%扩大至上下3%。短期内人民币汇率不会完全与美元脱钩，但只有更全面反映市场供求的人民币汇率才能更有利于SDR 合理定价。
资本账户开放方面，我国采取审慎而积极的态度，即“统筹规划、循序渐进、先易后难、分步推进”，资本项目开放的各种举措将从跨境直接投资（FDI 和ODI）、跨境证券类投资（QFII、QDII、RQFII）以及外债（贸易与项目融资）等三个方面逐渐开展。
央行行长周小川在15 年中国发展论坛上强调，今年我国将继续推进金融改革和开放，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是“十二五”规划设定的目标之一。
周小川指出 2015年要完成的三项任务：
1. 逐步解除对个人跨境投资，尤其是在海外和国内金融市场投资的限制，使境内外个人投资更加自由；
2. 进一步开放国内资本市场（推出“深港通”并允许投资者在国内和海外资本市场更自由的投资）；
3. 修改外汇管理法规，适应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
❷ 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和影响
我知道哈。。。
2008年金融危机成因
【摘 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失衡会导致国际资本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际经济失衡和国际货币体系缺陷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前提条件,而国际游资的攻击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实现条件。从目前国际形势和中国国内形势来看,金融危机的前提条件已经具备,因而防范国际游资攻击是制定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
【关键词】金融危机 国际经济 国际货币体系 国际游资
金融危机是由外部因素还是由内部因素造成的,历来学术界有两种比较对立的观点:阴谋论和规律论。阴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遭受有预谋和有计划攻击造成的,是外因造成的,特别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这种观点较为流行。规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的自身规律,是内因造成的。三代金融危机理论①基本上是承认规律论。随着金融监管技术提高,一个国家因监管或管制出现问题而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变小;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现代的金融危机基本上表现为在国际经济失衡的条件下,国际资本在利益驱动下利用扭曲的国家货币体系导致区域性金融危机爆发,因而从本质上说,金融危机的性质和成因都发生了变化。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国际经济的视角具体解析金融危机的形成原因。
一、国际经济失衡
黄晓龙(2007) [1 ] 认为国际收支失衡导致国际货币体系失衡,虚拟经济导致流动性过剩,进而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危机。黄晓龙是国内较完备地从外部因素来研究金融危机的,然而从根本上说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应该是实体经济的失衡,国际收支失衡只是实体经济失衡的表象,实体经济失衡导致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资本流动导致虚拟经济膨胀和萧条,由此形成流动性短缺,最终能够导致金融危机。因而全球实体经济的失衡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必要条件,而虚拟经济导致的流动性短缺是金融危机的充分条件。
纵观金融危机史,金融危机总是与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相伴而生的。1929 年爆发金融危机之前,国际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逐渐向美国和欧洲倾斜,特别是美国经济快速增长呈现出取代英国霸主地位的趋势,这次国际经济失衡为此后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20 世纪末期,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要快于经济全球化趋势,拉美国家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关联度使得拉美国家对美国经济的“蝴蝶效应”要比其他国家更为强烈。20 世纪末的20 年里,当拉美地区的经济结构失衡时,往往以拉美国家的金融危机表现出来。欧、美、日经济结构失衡同样是导致欧、美、日等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当区域的或全球的稳定经济结构被打破时,新的经济平衡往往以金融危机为推动力。1992 年欧洲金融危机,源于德国统一后德国经济快速发展,打破了德国与美国以及德国与欧洲其他国家间的经济平衡。1990 年的日本也是因为美日之间的经济平衡被打破后,在金融危机的作用下,才实现新的经济均衡。
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将导致国际资本在一定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力可能是区域的或全球性的。从短期来看,在某个时点国际经济是相对平衡的,全球资本总量和需求总量是一定的,而当一国经济发生变化,会引起国际资本和国际需求在不同国家发生相应的变化,如果是小国经济,它的影响只是区域性的,如果是大国则它的影响是全球的。当一个大国经济趋强,则会吸引国际资本向该国流入,产生的结果是另外一些国家的资本流出,当资本流出到一定程度时,会发生流动性短缺,金融危机就从可能性向必然性转变。这种转变的信号是大国高利率政策,或大国强势货币政策。而对小国经济而言,经济趋强后,则会吸引国际资本的流入,当国际资本流入数量较多时,该国的实体经济吸收国际资本饱和后,国际资本会与该国的虚拟经济融合,推动经济的泡沫化,当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背离时,国际资本很快撤退,导致小国由流动性过剩转入流动性紧缩,结果导致金融危机爆发。
从国际经济失衡导致金融危机的形成路径可以看出,国际经济失衡通过国际收支表现出来,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又通过国际货币体系来进行,如果具备了完善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那么完全可以避免国际经济强制性和破坏性调整,也就是说可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然而现实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受到大国操纵的,因而国际经济失衡会被进一步扭曲和放大。
二、国际货币体系扭曲
徐明祺是国内学术界较早把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的学者。徐明祺(1999) [ 2 ] 认为,一方面是秩序弱化在改革和维持现状间徘徊的国际货币体系;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投资和债务方面的弱势地位;处于双重制约下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一次次吞下金融危机的苦果,因而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难逃其咎。也就是说国际货币体系在调解国际收支不平衡时遵循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原则和理念,而各国在制定货币政策协调国际经济失衡时却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纪律性,因而现在的国际经济的失衡被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放大了,加剧了。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松散的国际货币体系,尽管欧元和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作用逐渐增强,但是,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并不能有效解决“特里芬难题”,只是将矛盾分散化,也就是说储备货币既是国家货币也是国际货币的身份不变。充当储备货币的国家依据国内宏观经济状况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势必会与世界经济或区域经济要求相矛盾,因而会导致外汇市场不稳定和金融市场的动荡。实行与某种储备货币挂钩或盯住某种货币的国家,既要受该储备货币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同时还要受多个国家之间货币政策交叉的影响。储备货币之间汇率和利率的变动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大为增强,使得外汇市场更加不稳和动荡,这种影响可以分为区域性的和全球性的。鉴于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国经济政策变动影响既可能是区域的,也可能是全球的。
以美元为例,美元的价值调整是通过美元利率的调整实现的。美联储在制定美元利率时,不可能顾及盯住美元或以美元作为储备的国家(地区) 宏观经济状况,因而当美元利率调整时,往往会对其他经济体,特别是和美国经济联系比较密切或者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国家和地区造成冲击[3 ] 。首先,以美元为支柱的不完善国际货币体系,不论采取浮动汇率政策还是固定汇率政策,美国的经济影响着所有与其经济密切相关的国家及这些国家的货币价值变化。如果浮动汇率政策能够遵守货币体系下的货币政策制订的纪律约束,那么世界金融市场上就不会出现不稳定的投机性攻击,也不会出现由此造成的货币市场动荡乃至金融危机。由于制定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经济全球化相关性存在矛盾,因而目前的货币体系不能够保证美元在浮动汇率的前提下的纪律性,因而一个国家的宏观政策将会导致经济相关国家的货币市场动荡,在投机资本催化下爆发金融危机。就目前现状来看,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崩溃,但是相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美元不论是升值还是贬值,依然会造成这些国家经济的强烈波动。美国经济繁荣时,美元升值会导致资本的流出;当美国经济萧条时,美元贬值会导致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保留了原来国际货币体系的理念和原则,但却失去了原来的秩序和纪律,强势经济体可以利用这样的体系转嫁金融危机和获取更多利润,而不需要承担过多的责任。
三、国际游资的攻击
国际经济失衡是金融危机的前提条件,不完善的国际货币体系会加剧国际经济失衡,然而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是国际游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金融危机离不开国际游资的攻击。1992 年欧洲金融危机,索罗斯通过保证金方式获取1 :20 的借贷,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通过卖空相当于70 亿美元的英镑,买进相当于60 亿美元的马克,迫使英镑大幅贬值,在偿还借贷后净赚15 亿美元[4 ] 。在1994 年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前,国际游资持续大量地进入墨西哥证券市场,在墨西哥所吸收的外资中,证券投资占70 %～80 % ,但在墨西哥总统候选人遭暗杀事件后的40 多天内,外资撤走100 亿美元,直接导致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5 ] 。1997 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也是国际游资首先攻击泰铢,低买高卖,并巧妙运用金融衍生工具获取高额回报。
根据IMF 对国际游资的统计,20 世纪80 年代初的国际短期资本为3 万亿美元,到1997 年底增加到7. 2 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20 %。2006 年末,仅全球对冲基金管理的资产总额就达1. 43 万亿美元,比1996 年末增长约6 倍。对冲基金的投资策略也不断丰富,从最初的“卖空+ 杠杆”策略(市场中性基金) ,发展成为单策略型(包括套利型、方向型、事件驱动型等) 、多策略型(包括新兴市场型、并购型等) 、基金的基金等多种投资策略。其风险特征也呈现多样化趋势,既有高风险、高收益的宏观对冲基金,也有低风险但收益相对稳定的市场中性基金。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的国际资本流动的最显着特征是国际间的过剩资本流动造成了国家、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巨额的国际货币资本必然要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猎取利润。
国际游资为什么能够摧毁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 众所周知,国际游资规模较大,它完全有能力影响和缩短被攻击国家的金融周期。金融周期是指一个国家金融市场由繁荣到萧条的自然过程。当国际游资进入被攻击国家,它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利率和汇率变化,从而加快金融市场由理性发展向非理性繁荣转变[6] 。按照金融市场的心理预期自我实现原理分析,当大量国际游资进入一个国家时,即使这个国家经济发展表现一般,在大量资本进入的情况下,也会带动金融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在国际金融家掌握话语霸权的情况下,他们通过有意识地夸大被攻击国家发展中的成绩或存在的问题,以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心理预期。从拉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一般先用“经济奇迹”、“新的发展模式”来吹捧经济成就,然后用“不可持续”、“面临崩溃”来夸大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在整个过程中,国际游资有预谋进入和撤退,就会导致金融市场的崩溃。国际游资娴熟地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在金融繁荣时期赚取高额利润,也可以利用金融危机赚取高额利润或者收购危机国家的优质资本,进而控制被攻击国家的经济命脉。这就是在新兴市场国家爆发金融危机后,国际直接投资( FDI) 为什么会低价收购危机国的优质资产,形成新的经济殖民主义的根本原因。
四、中国预防攻击性金融危机之策
在中国股市由狂飙到暴跌和中国房地产市场经历了火爆到等待观望以后,中国的经济是不是进入由繁荣向危机过渡的转折点? 中国会不会爆发金融危机? 从经济表象来看,在我国经济运行中依然表现为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预期等等;从经济本质来看,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着产业结构调整滞后、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弱和金融市场不完善等问题。出现这些现象和问题既有外部因素的作用,也有内部因素的作用。
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特征较为明显,首先美国经济进入萧条时期,次级债危机使得美国经济雪上加霜,而欧盟、日本、中国和俄罗斯经济持续增长。其次,美元的发行泛滥导致美元对欧元和人民币持续贬值,致使其他国家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再次,国际游资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的规模越来越大。美国为了振兴经济采取降低利息的货币政策,美元对其他货币也在快速贬值。
中国从2005 年开始出现人民币对美元的利差,2006 年2 月利差曾达到3 % ,境外资本流入后往往会兑换成人民币再放贷出去,其收益不能以存款利率衡量收益,而是以贷款利率衡量收益,1 年期基准贷款利率是7. 47 % ,如果每年人民币升值预期是5 %的话,那么国际游资的回报就接近13 %。如果国际游资不是采取放贷形式,而是直接投资中国房地产或股票,其收益率会更高,2007 年投资中国房地产的利润不低于30 % ,该年度上证指数上涨了96. 7 %。
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国外游资在中国投资的高额回报吸引了大量外资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2007年究竟有多少国际游资进入我国,国内学者有不同的计算。采用简单的计算,以外汇储备的增加值减去外贸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2007 年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我国的国际游资近800 亿美元。800 亿美元国际游资流入完全可以解释流动性过剩、房市与股市的泡沫和我国目前通货膨胀的压力等现象。只要人民币升值预期存在,国际游资就不会抽走。人民币升值预期还存在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实体经济还在持续增长,表现为我国国际贸易顺差还存在,我国非贸易品的价格还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国际游资现在急迫要做的是要继续抬高我国的非贸易品价格,并在适当时机抽逃,在羊群效应下引爆中国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资本再回来收购中国优质资本。
中国要能够有效地预防上述攻击性金融危机,首先必须严格控制虚拟经济的非理性发展,快速压缩楼市和股市泡沫,套住国际游资刺激实体经济的增长。套住国际游资有两种思路:一是由国际游资短期内获得暴利向长期内正常利润转变,降低使用外资的成本,让外资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二是构建长期的心理预期,使外资留在中国;其中,很重要一点是保持中国实体经济的持续增长。其三是有计划地减持我国的外汇储备,特别减少以国债形式存在的外汇储备,把外汇储备转化为有形资产,实现外汇的保值和增值,并用外汇储备调控国际经济,使之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最后,加强跨境资本的管制,积极干预和监管短期国际游资的.
辛苦我了 。。。多多给分.
❸ 海外投资为何倾向发展中国家
进入21世纪以来，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被卷入到全球资本流动的潮流中。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发展中国家不再仅仅是充当国际投资的东道国，被动地接受发达国家的投资，而是成为国际直接投资母国，大规模对外投资，包括对发达国家投资。近几年，这一趋势进一步加强。可以说，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兴起与大发展，是当前国际资本流动领域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对这一现象的特征及其形成机制，应当认真研究，认真思考。
一、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
21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FDI)最直观的特征就是其迅速发展。表1显示了2000年以来发展中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情况。数据表明，在网络经济繁荣和跨国并购高潮的2000年，发展中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达到创纪录的1438亿美元，大大超越了20世纪90年代600亿～700亿美元的水平。但随着网络泡沫破灭和跨国并购落潮，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一路下滑，2003年降为359亿美元。此后，经过数年调整，2004年和2005年投资再度大规模攀升，分别达到1128亿美元和1175亿美元，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3.9%和15.1%。2006、2007、2008这三年，发展中经济体对外投资进一步增长，分别达到2153亿美元、2855亿美元和2927亿美元，占全球对外投资流出量的比重也稳定在15%左右的水平。
表1 2000年～2008年发展中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流出量
单位：10亿美元，%
区域/国家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非洲 1.5 -2.7 0.3 1.2 1.9 1.1 7.1 10.6 9.3
拉美和加勒比 60.0 32.2 14.7 15.4 27.5 32.8 63，6 51.7 63.2
亚洲 82.2 47.1 34.7 19.0 83.4 83.6 144.4 223.1 220.1
西亚 1.5 -1.2 0.9 -2.2 7.4 15.9 23.9 48.3 33.7
东亚 72.0 26.1 27.6 14.4 59.2 54.2 82.3 111.2 136.1
中国 0.9 6.9 2.5 -0.2 1.8 11.3 21.2 22.5 52.2
南亚 0.5 1.4 1.7 1.4 2.1 1.5 14.9 17.8 18.2
东南亚 8.2 20.8 4.6 5.4 14.7 12.0 23.3 45.8 32.1
大洋洲 0.0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发展中经济体 143.8 76.7 49.7 35.6 112.8 117.5 215.3 285.5 292.7
世界 1244.5 764.2 539.5 561.1 813.1 778.7 1396.9 2146.5 1857.7
发展中经济体的比重 11.6 10.0 9.2 6.3 13.9 15.1 15.4 13.3 15.7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2009年世界投资报告》。
新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发展的另一个显着特点是从单纯绿地投资向跨国并购转变。20世纪90年代，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多以较为初级的绿地投资形式进行，且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投资。进入新世纪以来，发展中经济体通过跨国并购向海外进军的步伐明显加快，包括到发达国家进行跨国并购，收购发达国家的企业。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这一趋势更显着加强。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并购主要是由亚洲发展中经济体以及金砖四国等发展中大国引领的，致使发展中经济体跨国并购占全球跨国并购的比重大幅上升。从金额上看，1987年～2005年间来自发展中经济体的跨国公司在全球跨国并购中的份额从4%上升到13%；从并购数目上看，则从5%提高到17%。2006、2007年，发展中经济体跨国并购走上高峰，2008年，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整个国际直接投资大幅度下滑，跨境并购也大幅度下滑。但是，从跨境并购交易额看，发展中国家在全部跨境并购中所占的比重却分别从2006、2007年的16%、13%上升到2008年的18%。这表明，2008年的金融危机重创了全球直接投资包括跨境并购的发展，但发展中国家所受的影响小于发达国家，表现为其在全部跨境并购中所占比重明显上升。
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发展的又一个显着特点是投资的多样性和投资动因的复杂性。通常，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是利用自己在技术、品牌和知识产权等其他方面的优势进行投资。而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由于常常缺乏明显的垄断优势，故投资基础很多时候不是垄断优势的利用，呈现出复杂性和多样性。对于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国家的跨国公司来说，有可能利用相对优势到其他发展中国家投资；另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则希望通过到发达国家投资并购学习和获取发达国家的技术、知识、品牌、设备、人才等有形或无形资产；还有一些企业依靠政府的支持以及依赖文化和关系构成的优势进行投资。此外，还有另外两个因素推动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走向国外：一是许多发展中大国（如中国和印度）的快速增长使它们担忧关键资源和经济增长的投入会出现短缺，因而展开对自然资源和能源的海外投资；二是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是在全球经济而不是在本国经济内活动，因此，对国际化抱有强烈愿望。
二、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看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新机制
中国作为亚洲发展中大国，又是金砖四国之一，在此次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与跨国并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发展中国家跨国投资与并购的典型代表。据统计，目前我国从事跨国投资与经营的各类企业已发展到3万多家，遍及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3年～2008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总规模年均增长70%以上，而以跨国并购形式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达到接近50%的水平。表2显示了2002年～201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状况。
表2 2002年～2010年中国非金融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单位：亿美元
年份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流量 27 28.5 55 122.6 176 256 418 433 178.4
增长率（%） － 5.6 93.0 104.7 43.5 45.5 58.6 3.6 43.9
注：*上半年数据。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及国家商务部网站。
近几年来，中国对外投资不仅增长速度很快，更重要的是，在其迅速发展中呈现出一些新特点。这些特点，既代表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的新趋势，也显现出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新机制。
（一）跨国并购迅速崛起，与绿地投资一起成为对外投资的主要形式
从1992年起，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入较快发展阶段，1992年和1993年，投资金额分别达到40亿美元和44亿美元。此后，投资额有所回落。直到2001年，基本上在20亿美元～30亿美元间浮动。2001年，对外直接投资额大幅上升，高达68.85亿美元，但此后又一直在30亿美元～50亿美元间徘徊。从2005年开始，对外投资才真正进入大发展时期，2005年达到创纪录的123亿美元。从2007年起，则每年都在200亿美元以上，2008年为559亿美元，其中非金融对外直接投资418亿美元，2009年非金融对外直接投资为433亿美元。
在分析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中，更应注意到的一个趋势是以跨国并购方式进行的投资迅速发展，这表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对外投资已经摆脱了主要为绿地投资的初级阶段，跟上了跨国并购的国际潮流。
就整个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而言，2005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跨国并购中所占的比重，按交易额为13%，按并购交易件数则达到17%。2006年，发展中国家跨境并购占全球跨境并购投资的比重为16%，2007年降低为13%，2008上升到18%，2009年上半年则为16.9%［1］。从中国情况来看，2008年全部的559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中，以跨国并购方式实现的对外投资达到302亿美元，占54%。其中非金融跨国并购达到207亿美元，占全部跨国并购投资的68%。总体说来，中国非金融对外直接投资中以跨境并购方式进行的投资约占总额的一半左右。这虽然低于全球平均的80%左右的水平，更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几乎100%的水平，但就中国本身而言，这一比例的增长速度非常迅速，接近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表3显示了2008年发展中国家10起最大的跨境交易。其中，中铝收购力拓的并购案可以列当年全球最大跨境并购案的第8位［2］。
表3 2008年发展中国家10起最大的跨境收购案
单位：百万美元
收购方 所属国家/地区 被收购方 所属国家/
地区 交易额
中铝公司 中国 Rio Tinto plc 英国 14284
中国联通 中国 中国网通（香港） 中国香港 7785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 标准银行集团 南非 5617
淡马锡控股 新加坡 美林公司 美国 4400
NNS控股 埃及 Lafarge SA 法国 4141
Evraz集团 俄罗斯 IPSCO公司 加拿大 4025
华能集团 中国 Tuas能源公司 新加坡 3072
未披露投资方 沙特阿拉伯 Oger电信 阿联酋 2850
投资者集团 印度 SG国际机场 土耳其 2656
未披露投资方 中国 Avilco ASA 挪威 2501
数据来源：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9 资料整理。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全球FDI呈现大幅下降的态势，2008年和2009年都以30%左右的幅度下滑，而同期中国的对外投资不仅没有下滑，反而迅速增长。中国企业在西方发达国家开展并购成为这一时期对外投资的新特点之一，也是使中国对外投资中并购比例大幅度提高的基本因素。
（二）对发达国家投资迅速增长，与对发展中国家投资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传统上，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对外投资以到周边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投资为主，其基础是利用自身的相对优势。这一状况已为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理论所证明。至于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往往是小规模投资，以学习先进技术、获取新知识、新信息为主要目的，这同样为发展中国家跨国投资理论中的学习模型和策略竞争模型所证明。
但是，以中国的情况来看，近几年对外投资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大幅度增加，且多是以大宗并购的形式进行的。表4显示了到2008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前20位国家或地区的情况。
表4 2008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前20位的国家（地区）
单位：亿美元
序号 国家（地区） 存量 序号 国家（地区） 存量
1 中国香港 1158.45 11 巴基斯坦 13.28
2 开曼群岛 203.27 12 加拿大 12.68
3 英属维尔京群岛 104.77 13 蒙古 8.96
4 澳大利亚 33.55 14 韩国 8.5
5 新加坡 33.35 15 德国 8.45
6 南非 30.48 16 英国 8.38
7 美国 23.9 17 尼日尔爾利亚 7.96
8 俄罗斯联邦 18.38 18 赞比亚 6.51
9 中国澳门 15.61 19 沙特阿拉伯 6.21
10 哈萨克斯坦 14.02 20 印度尼西亚 5.43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08年度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从表4情况可见，中国对外投资覆盖的国家和地区虽然在不断增加，但总体上呈现出两个趋势：一是集中于避税地和有历史地理渊源的地区；二是向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多于向发展中国家投资。
中国香港地区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最为主要的目的地，占全部对外投资存量的63%；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属于典型的国际避税港，吸纳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近20%，合计超过80%以上。除去前三位特殊政策的国家（地区）和中国澳门以外，其余16个国家中有7个发达国家，9个发展中国家。但从投资总额存量看，投向发达国家的投资占总额的57%，发展中国家占43%，而且发展中国家高度集中于周边国家和非洲等资源型国家。
（三）制造业投资与并购迅速发展，投资的产业结构走向高级化
在产业分布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集中于制造业、批发零售业、服务业、采矿业和建筑业。截至2008年末，制造业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份额最大，为31.3%，上述五大行业共占78.5%。
在制造业中，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成熟产业技术适用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对外投资，这些投资大多投向其他发展中国家，着眼于相对优势的利用和过剩产能转移；另一种情况是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并购，虽然起点低，但发展较快。其中，一些国内行业龙头企业的海外投资和并购往往投向发达国家，以知识、技术密集型为主，如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电子通信、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而国内企业并购发达国家的企业也往往是为了获得对方的技术、知识、品牌、专利、设备、人才等有形和无形资产，通过并购建立核心竞争力。这类投资均属于产业高级化的投资。近年来发生的许多海外投资并购案例都属于这类投资，如过去几年有名的TCL先后收购德国施耐德、法国汤姆逊的彩电部门和阿尔卡特的手机部门，京东方收购韩国现代集团TFT-LCD业务，联想收购IBM PC部门，上汽集团并购韩国双龙汽车，海尔收购美国美克电器，以及金融危机以来发生的腾中重工收购悍马，广州企业收购法国皮尔·卡丹，北汽收购萨博，吉利收购沃尔沃等。
（四）对外投资动因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对传统投资理论提出挑战
经典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不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对外投资，而发展中国家跨国投资理论则强调相对优势利用以及学习型投资。但是，近年来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大国）对外投资的全面发展和多元化趋势，明显超越了相对优势和学习型投资的框架。从对外投资的多种形态来说，至少有三类动机在发挥作用：
第一种，以获取国际资源、原料等为目的投资。发展中大国（后发大国）的经济崛起必然产生对国际原料能源等的巨大需求，加工制造中心地位更使中国成为全世界的制成品供应者从而原料需求者。为保障获得稳定的原料、能源，通过对外投资控制生产能力是一种必然选择，这促成了大量的跨国投资与并购。
第二种，以利用相对优势为目的投资。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后发大国的企业竞争力不断提高，在技术、管理等方面形成了一定特色和国际竞争优力。通过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投资利用这些优势，成为发展中国家企业“走出去”的主导力量之一。
第三种，以寻求垄断优势与核心竞争力为目的投资与并购。在早期，这类投资主要是通过在发达国家设立研发中心、实验室等小规模机构，试图接近产业技术中心，掌握最新技术发展趋势。近几年，此类投资进一步演变为直接收购某些国外企业或业务，获得品牌、技术、专利等无形资产，以及生产设施、研发团队、销售渠道等有形资产，期望通过收购在短时间内迅速形成国际竞争所需要的垄断优势，提升产业水平和竞争力。
三、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道路的一些思考
仅停留在特征与机制的认识上是不够的。一个具有理论意义的挑战是：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理论基础与发达国家是否有所不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等后发大国）是否有可能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主流的对外投资道路？
任何经济活动、经济行为都是有其经济理论基础的。根据经典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企业之所以有必要、有可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是因为一些企业具有垄断优势，如技术、专利、商标、品牌、规模、管理经验、营销技巧等。通过国际投资在更大范围内利用垄断优势进而获利，是企业国际化的基本动因，而这种优势也是企业能够克服海外投资的种种不利条件和额外成本，在竞争中击败当地竞争者的保证。也就是说，拥有垄断优势是对外投资的必要条件。
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迅速增长，而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一般说来并不拥有明显的垄断优势。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疑问：垄断优势究竟是不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缺乏优势的企业为什么大举对外投资、跨国并购？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许多经济学者开始研究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基础问题，并提出了一系列新解释。
早期的解释包括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 • 威尔斯的“小规模技术论”（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具有一些特殊优势，如小规模制造工艺、更适合发展中国家市场需求的技术等，这构成了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投资的基础）、印度学者拉奥的“技术地方化理论”（该理论强调，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后对技术的吸收、改造和本地化、更适用的技术、发展中投资国与发展中东道国之间共同或相似的文化背景与基础等形成一些特定优势）、英国里丁大学的坎特维尔和托伦蒂诺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通过引进外国技术并不断消化、吸收、改造，随着技术能力和水平的提高，其产业也不断升级并在某些领域有了与发达国家竞争的能力，并沿着周边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轨迹展开对外投资）等。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进入高速发展时期，中国经济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不断出现。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包括“两阶段模式”、“学习模型”以及“技术扩散与策略竞争模型”等。“两阶段模式”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通常要经历亏损阶段（第一阶段），然后在积累经验、提高竞争力以后，才会进入获得利润的第二阶段。“学习模型”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称为FDI-Ⅰ，将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称为FDI-Ⅱ。FDI-Ⅰ实际上是一种学习型投资，其目的在于获得发达国家的技术、知识、管理经验等垄断优势。而FDI-Ⅱ是策略竞争型投资，具有一般意义的赢利目的。随着投资的发展和积累， 对发达国家的投资会逐渐转变为FDI-Ⅱ。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认为，传统跨国公司理论只注意到利用垄断优势，而忽视了对外投资也是形成优势的过程。跨国投资的过程既可以是发挥优势的过程，也可以是寻求优势的过程。
综观整个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无论是传统的以发达国家为背景的直接投资理论，还是试图探索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基础的新理论，实际上都是围绕着“垄断优势”这一概念展开的。传统理论将垄断优势看作对外投资的前提条件，而晚近的理论将垄断优势看作对外投资的目标和结果。据此，判定对外投资是否成功，前者主要看垄断优势利用得如何，是否带来投资收益；而后者则要看是否获得了垄断优势，形成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近年来通过海外并购获取垄断优势与核心资产的尝试，可以说是上述理论的某种实践基础。不过，仅仅提出通过跨国并购与投资谋取垄断优势仍然是不够的，因为并非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有能力展开这样的投资，仅仅是少数发展中大国表现比较明显。那么，为什么这些国家的这些企业可以展开优势寻求型对外投资？在什么条件下投资者才能真正获得有价值的资产，并建立起自己的核心优势与国际竞争力？
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与跨境并购的突飞猛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少数“后发大国”的对外投资，这些国家占据了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绝大部分。而这些后发大国之所以能够在对外投资上走在前面，得益于其经济的迅速发展，更得益于“大国效应”，包括巨大的经济规模和市场规模、高速经济成长、发展不平衡的多元结构、国际收支顺差和外汇储备充裕、政府的强势作用等。
然而，即使是后发大国，其优势寻求型对外投资要获得成功，实现其初衷，也需要以下条件：
第一，通过海外并购是否能够真正获得具有长期价值的资产。发展中国家进行跨国并购的主要目的是获取有价值的优势资产，特别是无形资产，如技术、专利、品牌以及与之相联的机器设备、人才团队、资料软件等，以缩短自主研发和创新的周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建立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展开全球竞争。问题是，通过收购的方式是否能够获得尚处资产生命周期上升期和持续期的具有长期价值的资产并非没有疑问，至少需要拿来证据。一般说来，出售者是不会将生产周期前期技术、核心技术和主线产品、一线品牌出售的，特别是不会出售给未来有可能与其形成正面竞争的同业企业。能够出售的往往是边缘技术、非核心资产和生命周期晚期的技术。当然，在商业竞争中，不排除一家公司陷入经营困难时将主流技术和核心资产出售的情况。
第二，通过海外收购获得的资产是否能够内部化为自身的资产。通过跨国并购方式获得的海外优势资产，包括无形资产，虽然可以在一定时间内使收购者通过这些资产获利，但发展中国家海外并购更主要的目的是将海外优势资产内部化为自身的优势，“嵌入”自己机体之中，与自身既有的资产水乳交融为一体。否则，如果如油水难于相容，或可获利于一时，但终将成为与自身资产格格不入的附着在体外的异已物，特别是对于品牌、商誉等具有深层文化内涵的资产，以及技术、知识等具有高度路径依赖特点的资产，更是如此。
一个品牌，经过几十年上百年的积淀已经成为某个民族、某种文化的一部分，即使外来者可以将其购得，却很难“本土化”为自身的东西。经验地看，还很少有哪个国家的着名品牌是通过海外资产收购获得的。一国具有国际影响的知名品牌，都是土生土长自主创新的结果。此外，技术与知识具有很强的选择性和路径依赖，除非将自己原有技术路线完全放弃，否则，很难通过直接收购方式使外来技术与自身技术有机融合在一起。
第三，海外并购的结果是将“母体”国际化而不是将“客体”本土化。发展中国家通过跨国并购方式获取海外优势资产，目的是为了培育自身竞争力与国际大企业展开竞争，立足于国际市场。因此，这类并购成功与否的依据，主要是看其能否提升国际竞争力、影响力，并在国际市场上获利。
然而，通过海外并购方式获得的资产有可能是已经过气的资产，或者由于文化土壤不同并购后即贬值，或者无法融入母体而孤立存在。不过，由于后发大国国内市场广阔，即使发生上述情况仍然可能通过国内市场扩张为并购者带来不错的收益，按照一般跨国并购成功的标准衡量，这种并购仍是成功的。关于发展中国家跨国投资的某些既有理论也正是这样看待问题的。在它们看来，只要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海外投资能为其国内经营带来利润并使公司总体业绩改善，跨国投资就是成功的。但是，这种状况虽然符合一般企业海外投资的逻辑，却不符合如中国这样的后发大国海外投资的逻辑，因为它无助于改善后发大国的国际竞争力，培养自己的跨国公司。只有当海外并购获得的资产植根于自身企业体内并带动整个企业的竞争力提升和国际化经营，海外并购才能被认为是成功的。
❹ 中国企业到俄罗斯投资应注意什么
进入21世纪以来，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被卷入到全球资本流动的潮流中。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发展中国家不再仅仅是充当国际投资的东道国，被动地接受发达国家的投资，而是成为国际直接投资母国，大规模对外投资，包括对发达国家投资。近几年，这一趋势进一步加强。可以说，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兴起与大发展，是当前国际资本流动领域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对这一现象的特征及其形成机制，应当认真研究，认真思考。
一、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
21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FDI)最直观的特征就是其迅速发展。表1显示了2000年以来发展中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情况。数据表明，在网络经济繁荣和跨国并购高潮的2000年，发展中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达到创纪录的1438亿美元，大大超越了20世纪90年代600亿～700亿美元的水平。但随着网络泡沫破灭和跨国并购落潮，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一路下滑，2003年降为359亿美元。此后，经过数年调整，2004年和2005年投资再度大规模攀升，分别达到1128亿美元和1175亿美元，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3.9%和15.1%。2006、2007、2008这三年，发展中经济体对外投资进一步增长，分别达到2153亿美元、2855亿美元和2927亿美元，占全球对外投资流出量的比重也稳定在15%左右的水平。
表1 2000年～2008年发展中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流出量
单位：10亿美元，%
区域/国家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非洲 1.5 -2.7 0.3 1.2 1.9 1.1 7.1 10.6 9.3
拉美和加勒比 60.0 32.2 14.7 15.4 27.5 32.8 63，6 51.7 63.2
亚洲 82.2 47.1 34.7 19.0 83.4 83.6 144.4 223.1 220.1
西亚 1.5 -1.2 0.9 -2.2 7.4 15.9 23.9 48.3 33.7
东亚 72.0 26.1 27.6 14.4 59.2 54.2 82.3 111.2 136.1
中国 0.9 6.9 2.5 -0.2 1.8 11.3 21.2 22.5 52.2
南亚 0.5 1.4 1.7 1.4 2.1 1.5 14.9 17.8 18.2
东南亚 8.2 20.8 4.6 5.4 14.7 12.0 23.3 45.8 32.1
大洋洲 0.0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发展中经济体 143.8 76.7 49.7 35.6 112.8 117.5 215.3 285.5 292.7
世界 1244.5 764.2 539.5 561.1 813.1 778.7 1396.9 2146.5 1857.7
发展中经济体的比重 11.6 10.0 9.2 6.3 13.9 15.1 15.4 13.3 15.7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2009年世界投资报告》。
新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发展的另一个显着特点是从单纯绿地投资向跨国并购转变。20世纪90年代，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多以较为初级的绿地投资形式进行，且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投资。进入新世纪以来，发展中经济体通过跨国并购向海外进军的步伐明显加快，包括到发达国家进行跨国并购，收购发达国家的企业。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这一趋势更显着加强。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并购主要是由亚洲发展中经济体以及金砖四国等发展中大国引领的，致使发展中经济体跨国并购占全球跨国并购的比重大幅上升。从金额上看，1987年～2005年间来自发展中经济体的跨国公司在全球跨国并购中的份额从4%上升到13%；从并购数目上看，则从5%提高到17%。2006、2007年，发展中经济体跨国并购走上高峰，2008年，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整个国际直接投资大幅度下滑，跨境并购也大幅度下滑。但是，从跨境并购交易额看，发展中国家在全部跨境并购中所占的比重却分别从2006、2007年的16%、13%上升到2008年的18%。这表明，2008年的金融危机重创了全球直接投资包括跨境并购的发展，但发展中国家所受的影响小于发达国家，表现为其在全部跨境并购中所占比重明显上升。
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发展的又一个显着特点是投资的多样性和投资动因的复杂性。通常，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是利用自己在技术、品牌和知识产权等其他方面的优势进行投资。而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由于常常缺乏明显的垄断优势，故投资基础很多时候不是垄断优势的利用，呈现出复杂性和多样性。对于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国家的跨国公司来说，有可能利用相对优势到其他发展中国家投资；另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则希望通过到发达国家投资并购学习和获取发达国家的技术、知识、品牌、设备、人才等有形或无形资产；还有一些企业依靠政府的支持以及依赖文化和关系构成的优势进行投资。此外，还有另外两个因素推动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走向国外：一是许多发展中大国（如中国和印度）的快速增长使它们担忧关键资源和经济增长的投入会出现短缺，因而展开对自然资源和能源的海外投资；二是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是在全球经济而不是在本国经济内活动，因此，对国际化抱有强烈愿望。
二、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看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新机制
中国作为亚洲发展中大国，又是金砖四国之一，在此次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与跨国并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发展中国家跨国投资与并购的典型代表。据统计，目前我国从事跨国投资与经营的各类企业已发展到3万多家，遍及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3年～2008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总规模年均增长70%以上，而以跨国并购形式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达到接近50%的水平。表2显示了2002年～201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状况。
表2 2002年～2010年中国非金融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单位：亿美元
年份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流量 27 28.5 55 122.6 176 256 418 433 178.4
增长率（%） － 5.6 93.0 104.7 43.5 45.5 58.6 3.6 43.9
注：*上半年数据。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及国家商务部网站。
近几年来，中国对外投资不仅增长速度很快，更重要的是，在其迅速发展中呈现出一些新特点。这些特点，既代表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的新趋势，也显现出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新机制。
（一）跨国并购迅速崛起，与绿地投资一起成为对外投资的主要形式
从1992年起，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入较快发展阶段，1992年和1993年，投资金额分别达到40亿美元和44亿美元。此后，投资额有所回落。直到2001年，基本上在20亿美元～30亿美元间浮动。2001年，对外直接投资额大幅上升，高达68.85亿美元，但此后又一直在30亿美元～50亿美元间徘徊。从2005年开始，对外投资才真正进入大发展时期，2005年达到创纪录的123亿美元。从2007年起，则每年都在200亿美元以上，2008年为559亿美元，其中非金融对外直接投资418亿美元，2009年非金融对外直接投资为433亿美元。
在分析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中，更应注意到的一个趋势是以跨国并购方式进行的投资迅速发展，这表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对外投资已经摆脱了主要为绿地投资的初级阶段，跟上了跨国并购的国际潮流。
就整个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而言，2005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跨国并购中所占的比重，按交易额为13%，按并购交易件数则达到17%。2006年，发展中国家跨境并购占全球跨境并购投资的比重为16%，2007年降低为13%，2008上升到18%，2009年上半年则为16.9%［1］。从中国情况来看，2008年全部的559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中，以跨国并购方式实现的对外投资达到302亿美元，占54%。其中非金融跨国并购达到207亿美元，占全部跨国并购投资的68%。总体说来，中国非金融对外直接投资中以跨境并购方式进行的投资约占总额的一半左右。这虽然低于全球平均的80%左右的水平，更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几乎100%的水平，但就中国本身而言，这一比例的增长速度非常迅速，接近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表3显示了2008年发展中国家10起最大的跨境交易。其中，中铝收购力拓的并购案可以列当年全球最大跨境并购案的第8位［2］。
表3 2008年发展中国家10起最大的跨境收购案
单位：百万美元
收购方 所属国家/地区 被收购方 所属国家/
地区 交易额
中铝公司 中国 Rio Tinto plc 英国 14284
中国联通 中国 中国网通（香港） 中国香港 7785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 标准银行集团 南非 5617
淡马锡控股 新加坡 美林公司 美国 4400
NNS控股 埃及 Lafarge SA 法国 4141
Evraz集团 俄罗斯 IPSCO公司 加拿大 4025
华能集团 中国 Tuas能源公司 新加坡 3072
未披露投资方 沙特阿拉伯 Oger电信 阿联酋 2850
投资者集团 印度 SG国际机场 土耳其 2656
未披露投资方 中国 Avilco ASA 挪威 2501
数据来源：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9 资料整理。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全球FDI呈现大幅下降的态势，2008年和2009年都以30%左右的幅度下滑，而同期中国的对外投资不仅没有下滑，反而迅速增长。中国企业在西方发达国家开展并购成为这一时期对外投资的新特点之一，也是使中国对外投资中并购比例大幅度提高的基本因素。
（二）对发达国家投资迅速增长，与对发展中国家投资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传统上，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对外投资以到周边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投资为主，其基础是利用自身的相对优势。这一状况已为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理论所证明。至于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往往是小规模投资，以学习先进技术、获取新知识、新信息为主要目的，这同样为发展中国家跨国投资理论中的学习模型和策略竞争模型所证明。
但是，以中国的情况来看，近几年对外投资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大幅度增加，且多是以大宗并购的形式进行的。表4显示了到2008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前20位国家或地区的情况。
表4 2008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前20位的国家（地区）
单位：亿美元
序号 国家（地区） 存量 序号 国家（地区） 存量
1 中国香港 1158.45 11 巴基斯坦 13.28
2 开曼群岛 203.27 12 加拿大 12.68
3 英属维尔京群岛 104.77 13 蒙古 8.96
4 澳大利亚 33.55 14 韩国 8.5
5 新加坡 33.35 15 德国 8.45
6 南非 30.48 16 英国 8.38
7 美国 23.9 17 尼日尔爾利亚 7.96
8 俄罗斯联邦 18.38 18 赞比亚 6.51
9 中国澳门 15.61 19 沙特阿拉伯 6.21
10 哈萨克斯坦 14.02 20 印度尼西亚 5.43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08年度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从表4情况可见，中国对外投资覆盖的国家和地区虽然在不断增加，但总体上呈现出两个趋势：一是集中于避税地和有历史地理渊源的地区；二是向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多于向发展中国家投资。
中国香港地区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最为主要的目的地，占全部对外投资存量的63%；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属于典型的国际避税港，吸纳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近20%，合计超过80%以上。除去前三位特殊政策的国家（地区）和中国澳门以外，其余16个国家中有7个发达国家，9个发展中国家。但从投资总额存量看，投向发达国家的投资占总额的57%，发展中国家占43%，而且发展中国家高度集中于周边国家和非洲等资源型国家。
（三）制造业投资与并购迅速发展，投资的产业结构走向高级化
在产业分布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集中于制造业、批发零售业、服务业、采矿业和建筑业。截至2008年末，制造业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份额最大，为31.3%，上述五大行业共占78.5%。
在制造业中，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成熟产业技术适用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对外投资，这些投资大多投向其他发展中国家，着眼于相对优势的利用和过剩产能转移；另一种情况是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并购，虽然起点低，但发展较快。其中，一些国内行业龙头企业的海外投资和并购往往投向发达国家，以知识、技术密集型为主，如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电子通信、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而国内企业并购发达国家的企业也往往是为了获得对方的技术、知识、品牌、专利、设备、人才等有形和无形资产，通过并购建立核心竞争力。这类投资均属于产业高级化的投资。近年来发生的许多海外投资并购案例都属于这类投资，如过去几年有名的TCL先后收购德国施耐德、法国汤姆逊的彩电部门和阿尔卡特的手机部门，京东方收购韩国现代集团TFT-LCD业务，联想收购IBM PC部门，上汽集团并购韩国双龙汽车，海尔收购美国美克电器，以及金融危机以来发生的腾中重工收购悍马，广州企业收购法国皮尔·卡丹，北汽收购萨博，吉利收购沃尔沃等。
（四）对外投资动因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对传统投资理论提出挑战
经典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不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对外投资，而发展中国家跨国投资理论则强调相对优势利用以及学习型投资。但是，近年来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大国）对外投资的全面发展和多元化趋势，明显超越了相对优势和学习型投资的框架。从对外投资的多种形态来说，至少有三类动机在发挥作用：
第一种，以获取国际资源、原料等为目的投资。发展中大国（后发大国）的经济崛起必然产生对国际原料能源等的巨大需求，加工制造中心地位更使中国成为全世界的制成品供应者从而原料需求者。为保障获得稳定的原料、能源，通过对外投资控制生产能力是一种必然选择，这促成了大量的跨国投资与并购。
第二种，以利用相对优势为目的投资。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后发大国的企业竞争力不断提高，在技术、管理等方面形成了一定特色和国际竞争优力。通过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投资利用这些优势，成为发展中国家企业“走出去”的主导力量之一。
第三种，以寻求垄断优势与核心竞争力为目的投资与并购。在早期，这类投资主要是通过在发达国家设立研发中心、实验室等小规模机构，试图接近产业技术中心，掌握最新技术发展趋势。近几年，此类投资进一步演变为直接收购某些国外企业或业务，获得品牌、技术、专利等无形资产，以及生产设施、研发团队、销售渠道等有形资产，期望通过收购在短时间内迅速形成国际竞争所需要的垄断优势，提升产业水平和竞争力。
三、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道路的一些思考
仅停留在特征与机制的认识上是不够的。一个具有理论意义的挑战是：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理论基础与发达国家是否有所不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等后发大国）是否有可能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主流的对外投资道路？
任何经济活动、经济行为都是有其经济理论基础的。根据经典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企业之所以有必要、有可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是因为一些企业具有垄断优势，如技术、专利、商标、品牌、规模、管理经验、营销技巧等。通过国际投资在更大范围内利用垄断优势进而获利，是企业国际化的基本动因，而这种优势也是企业能够克服海外投资的种种不利条件和额外成本，在竞争中击败当地竞争者的保证。也就是说，拥有垄断优势是对外投资的必要条件。
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迅速增长，而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一般说来并不拥有明显的垄断优势。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疑问：垄断优势究竟是不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缺乏优势的企业为什么大举对外投资、跨国并购？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许多经济学者开始研究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基础问题，并提出了一系列新解释。
早期的解释包括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 威尔斯的“小规模技术论”（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具有一些特殊优势，如小规模制造工艺、更适合发展中国家市场需求的技术等，这构成了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投资的基础）、印度学者拉奥的“技术地方化理论”（该理论强调，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后对技术的吸收、改造和本地化、更适用的技术、发展中投资国与发展中东道国之间共同或相似的文化背景与基础等形成一些特定优势）、英国里丁大学的坎特维尔和托伦蒂诺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通过引进外国技术并不断消化、吸收、改造，随着技术能力和水平的提高，其产业也不断升级并在某些领域有了与发达国家竞争的能力，并沿着周边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轨迹展开对外投资）等。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进入高速发展时期，中国经济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不断出现。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包括“两阶段模式”、“学习模型”以及“技术扩散与策略竞争模型”等。“两阶段模式”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通常要经历亏损阶段（第一阶段），然后在积累经验、提高竞争力以后，才会进入获得利润的第二阶段。“学习模型”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称为FDI-Ⅰ，将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称为FDI-Ⅱ。FDI-Ⅰ实际上是一种学习型投资，其目的在于获得发达国家的技术、知识、管理经验等垄断优势。而FDI-Ⅱ是策略竞争型投资，具有一般意义的赢利目的。随着投资的发展和积累， 对发达国家的投资会逐渐转变为FDI-Ⅱ。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认为，传统跨国公司理论只注意到利用垄断优势，而忽视了对外投资也是形成优势的过程。跨国投资的过程既可以是发挥优势的过程，也可以是寻求优势的过程。
综观整个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无论是传统的以发达国家为背景的直接投资理论，还是试图探索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基础的新理论，实际上都是围绕着“垄断优势”这一概念展开的。传统理论将垄断优势看作对外投资的前提条件，而晚近的理论将垄断优势看作对外投资的目标和结果。据此，判定对外投资是否成功，前者主要看垄断优势利用得如何，是否带来投资收益；而后者则要看是否获得了垄断优势，形成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近年来通过海外并购获取垄断优势与核心资产的尝试，可以说是上述理论的某种实践基础。不过，仅仅提出通过跨国并购与投资谋取垄断优势仍然是不够的，因为并非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有能力展开这样的投资，仅仅是少数发展中大国表现比较明显。那么，为什么这些国家的这些企业可以展开优势寻求型对外投资？在什么条件下投资者才能真正获得有价值的资产，并建立起自己的核心优势与国际竞争力？
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与跨境并购的突飞猛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少数“后发大国”的对外投资，这些国家占据了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绝大部分。而这些后发大国之所以能够在对外投资上走在前面，得益于其经济的迅速发展，更得益于“大国效应”，包括巨大的经济规模和市场规模、高速经济成长、发展不平衡的多元结构、国际收支顺差和外汇储备充裕、政府的强势作用等。
然而，即使是后发大国，其优势寻求型对外投资要获得成功，实现其初衷，也需要以下条件：
第一，通过海外并购是否能够真正获得具有长期价值的资产。发展中国家进行跨国并购的主要目的是获取有价值的优势资产，特别是无形资产，如技术、专利、品牌以及与之相联的机器设备、人才团队、资料软件等，以缩短自主研发和创新的周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建立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展开全球竞争。问题是，通过收购的方式是否能够获得尚处资产生命周期上升期和持续期的具有长期价值的资产并非没有疑问，至少需要拿来证据。一般说来，出售者是不会将生产周期前期技术、核心技术和主线产品、一线品牌出售的，特别是不会出售给未来有可能与其形成正面竞争的同业企业。能够出售的往往是边缘技术、非核心资产和生命周期晚期的技术。当然，在商业竞争中，不排除一家公司陷入经营困难时将主流技术和核心资产出售的情况。
第二，通过海外收购获得的资产是否能够内部化为自身的资产。通过跨国并购方式获得的海外优势资产，包括无形资产，虽然可以在一定时间内使收购者通过这些资产获利，但发展中国家海外并购更主要的目的是将海外优势资产内部化为自身的优势，“嵌入”自己机体之中，与自身既有的资产水乳交融为一体。否则，如果如油水难于相容，或可获利于一时，但终将成为与自身资产格格不入的附着在体外的异已物，特别是对于品牌、商誉等具有深层文化内涵的资产，以及技术、知识等具有高度路径依赖特点的资产，更是如此。
一个品牌，经过几十年上百年的积淀已经成为某个民族、某种文化的一部分，即使外来者可以将其购得，却很难“本土化”为自身的东西。经验地看，还很少有哪个国家的着名品牌是通过海外资产收购获得的。一国具有国际影响的知名品牌，都是土生土长自主创新的结果。此外，技术与知识具有很强的选择性和路径依赖，除非将自己原有技术路线完全放弃，否则，很难通过直接收购方式使外来技术与自身技术有机融合在一起。
第三，海外并购的结果是将“母体”国际化而不是将“客体”本土化。发展中国家通过跨国并购方式获取海外优势资产，目的是为了培育自身竞争力与国际大企业展开竞争，立足于国际市场。因此，这类并购成功与否的依据，主要是看其能否提升国际竞争力、影响力，并在国际市场上获利。
然而，通过海外并购方式获得的资产有可能是已经过气的资产，或者由于文化土壤不同并购后即贬值，或者无法融入母体而孤立存在。不过，由于后发大国国内市场广阔，即使发生上述情况仍然可能通过国内市场扩张为并购者带来不错的收益，按照一般跨国并购成功的标准衡量，这种并购仍是成功的。关于发展中国家跨国投资的某些既有理论也正是这样看待问题的。在它们看来，只要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海外投资能为其国内经营带来利润并使公司总体业绩改善，跨国投资就是成功的。但是，这种状况虽然符合一般企业海外投资的逻辑，却不符合如中国这样的后发大国海外投资的逻辑，因为它无助于改善后发大国的国际竞争力，培养自己的跨国公司。只有当海外并购获得的资产植根于自身企业体内并带动整个企业的竞争力提升和国际化经营，海外并购才能被认为是成功的。
❺ 最新的全球FDI排名怎样前25名国家是哪些
1.美国 2.英国 3.中国 今日公布的预测报告显示，美国将继续成为外国直接投资(FDI)的首选目的地，今后5年，它将吸引全球近四分之一的外国直接投资。 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合作完成的一份全球投资前景报告预测称，今年，全球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将跃升22%，达到1.2万亿美元，超过了2005年的9550亿美元，创下2000年以来最高水平。 不过，随后几年的增速预计将会有所放缓，部分原因是对新兴市场的投资减速，以及工业化国家针对外资并购出现了政治上的抵制趋势。报告称，外国直接投资直到2010年才能达到2000年1.4万亿美元的峰值。 美国今年将吸引近190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超过2005年的1100亿美元。报告称，尽管英国今年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将低于去年的1640亿美元，但仍将以1300亿美元的流入量，位列全球第二。去年，由于出现了几宗大型并购案，英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出人意料地高达1640亿美元。 中国排名第三，2006年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预计将增至865亿美元，高于2005年的790亿美元。法国紧随其后（预计今年为680亿美元）。 报告指出，预计2006年至2010年间，上述排名将保持不变。外国直接投资仍将集中于相对较少的几个国家，排名前10的投资接受国所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量，将占到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二以上。 总体而言，大部分投资将通过跨国并购活动流向发达国家，但香港也跻身全球前10位，巴西、墨西哥、俄罗斯和印度则位列20强。 报告预测，在对外投资方面，欧盟(EU)仍将是外国市场最大的直接投资者。 经济学人智库的罗宾�6�1鲍(Robin Bew)表示，上述预测是基于“受限的全球化进程”的假设而作出的。这种假设认为，针对外国直接投资所带来的影响，各国政治上的担心日益加剧，限制了跨国资金流动，但没有形成严重破坏。 很多国家，尤其是法国和美国，最近都曾试图阻挠外国投资者收购本国公司，当交易涉及发展中国家的买家时尤为如此。中海油(CNOOC)去年竞购美国优尼科(Unocal)就遭遇挫败，而印度钢铁巨头米塔尔(Mittal)顶住法国政府的反对，才在今年初拿下了法国阿塞洛(Arcelor)的控股权。 在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经济民族主义也开始抬头。报告指出：“尽管中国将继续对外资开放……但一些令人不安的迹象显示，有人开始认为中国过于依赖外国直接投资。”报告称，这些反应表明，乐观的全球投资前景存在潜在风险。 译者/ 牛薇
❻ 世界第二大美元资产国是哪
位于日内瓦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12日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2018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连续第三年下滑，但中国吸引外资总量逆势上涨，继续成为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
当天发布的《2019年世界投资报告》说，受美国税改政策以及部分经济体加强外资项目审查的影响，去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为1.3万亿美元，较2017年减少13%，连续第三年出现下滑。
贸发会议秘书长穆希萨·基图伊表示：“外国直接投资继续困在危机后的低点。这对国际社会应对贫困和气候危机等迫在眉睫的全球挑战来说，不是个好兆头。”
具体来看，2018年流入发达经济体的FDI总额减少27%，降至2004年来最低。其中，美国税改导致美国跨国公司海外资本回流美国，致使去年欧洲吸引外资总量减半；而受“脱欧”影响，英国外资流入也大幅减少了36%；另外，美国FDI流入量也缩水9％至2520亿美元，但美国仍是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
与发达经济体FDI流入量锐减相比，去年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FDI呈现小幅增长态势，增幅为2%。同时，发展中经济体吸引FDI占全球总额的比重升至54%，创下历史新高。其中，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外资流入增长4%，成为全球外资流入最多的地区。
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FDI流入量增长近4%，达约1390亿美元，继续成为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贸发会议投资和企业司司长詹晓宁表示，中国投资环境的进一步开放和便利化，是中国保持对外资吸引力的主要原因。
报告预测，2019年全球FDI有望温和复苏，预计增长10%，约达1.5万亿美元，但仍低于过去十年的平均水平。（完）
附报告全文：
联合国2019年《世界投资报告》全球发布稿
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主编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投资和企业司司长詹晓宁
日内瓦万国宫
2019年6月12日
一、全球投资趋势和前景
2018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流量继续下降，减少13%至1.3万亿美元。这是全球FDI连续第三年下降。主要是由于美国2017年底实施的税改促使美国跨国企业在2018年前两个季度将大量留存的海外收益汇回，导致发达国家中一些传统外资流入大国的FDI流入出现负增长。此外，部分主要外资吸收国加强外资项目审查机制，将一些大型外资项目拒之门外，也减少了外资流入。
1.外资流入趋势
流入发达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减少了了27%，降至2004年来最低。流入欧洲的投资减少了一半，不到2000亿美元，主要原因是资金汇回导致了几个主要外资流入国出现净流出。流入爱尔兰和瑞士的FDI分别为- 660亿美元以及– 870亿美元。受脱欧进程影响，英国外资流入也大幅下降了36%。流入美国的外资也减少了9％，至2520亿美元。这主要是由于跨境并购下降了三分之一。流入澳大利亚的FDI达到600亿美元的历史新高。
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小幅增长，增长了2%。由于发展中经济体外资流入的增长以及发达经济体外资流入的大幅下降，发展中经济体占全球FDI的比重上升到54%，创历史新高。
· 虽然非洲许多较大的外资接受国吸收外资水平下降，但流入该地区的FDI仍然增长了11%，达460亿美元。这一增长得益于对资源的持续投资、投资的多样化以及南非在持续几年投资低迷后的复苏。
· 作为全球外资流入最多的地区，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外资流入增长了4%，保持稳定。该区域公布的绿地投资项目的金额翻了一番，从2017年的停滞状态强劲反弹，显示了持续的投资活力。
·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外资下降了6%，未能保持2017年的增长势头，重回过去长期下滑的局面。该地区外资仍然比大宗商品繁荣时的峰值低27%。
流入转型经济体的FDI在2018年继续呈下降趋势，减少了28％至340亿美元，主要原因是流入俄罗斯的资金减少了49％。
在全球前20大外资流入目的地中，发展中及转型经济体仍占一半。美国仍是最大的外资接受国，外资流入达2520亿美元；其次是中国，为1390亿美元。中国香港及新加坡分别排在第3和第4位。
2.对外投资趋势
2018年发达国家对外投资大幅下降了40%，为5580亿美元。美国跨国公司的大规模资金回流使美国对外投资出现负的净流出，导致美国未能进入2018年全球20大对外投资经济体名单。但欧洲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增长了11%，达到4180亿美元。法国成为第三大投资来源国，2018年对外投资超过1000亿美元。
发展中经济体对外投资下降了10%，降至4170亿美元。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对外投资下降了3%，为4010亿美元；中国对外投资连续第二年下降。拉美和加勒比的对外投资急剧下降。
3.进入模式
2018年下半年全球并购交易出现增长，缓冲了美国税改导致的全球FDI的下降。全年跨境并购额增长了18％。这主要由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推动的。
2018年全球绿地投资出现反弹，同比增长41%，达9610亿美元，但各地区很不均衡。制造业绿地投资扭转了长期下滑趋势，已宣布的项目金额同比增加了35%。大部分绿地投资发生在亚洲，但非洲的绿地投资也大幅增长了60%，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绿地投资急剧下降。
4.全球FDI前景
随着美国税改对美企海外收益回汇的影响逐渐减弱，预计2019年发达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将出现反弹。绿地投资对全球FDI趋势有预示作用。2018年宣布的绿地项目同比增长了42%，表明跨国公司计划在今后几年扩大投资。
但受投资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地缘政治因素影响，2019年全球FDI的复苏将是温和的，预计增长10%，约1.5万亿美元，仍低于过去10年的平均水平。
自2008年以来，外国直接投资趋势呈现长期低迷的趋势。主要原因包括外国直接投资回报率下降、跨国公司海外投资呈现轻资产倾向以及全球投资政策环境恶化。
国际生产日益呈现轻资产特点，其持续扩张很大程度上是由无形资产以及非股权形式的国际生产方式驱动的。这体现在特许权使用费、许可费和服务贸易的增长明显快于外国直接投资和货物贸易的增长。2018年全球100强跨国公司的排名也证明工业跨国公司正在下滑，一些企业甚至掉出了榜单。
跨国公司是全球研发的主要投入者。全球100强跨国公司的研发支出占全球企业研发的三分之一以上。科技、制药和汽车企业是最大的研发投入者。发展中经济体100强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与销售额之比）明显更低。跨国公司在研发领域的绿地投资相当可观，且保持增长。过去五年，跨国公司共宣布了5300个海外研发项目，占绿地投资项目的6%以上，高于之前五年的4000个。45%的项目位于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大多数与研发有关的外资项目都是附加值相对较低的设计、开发和测试活动，而不是基础研究。
国有跨国公司数量稳定，但国外收购放缓。全球有近1500家国有跨国公司，与2017年持平。欧洲跨国企业占全球的三分之一多，另外45%来自发展中经济体，其中18%来自中国。全球100强跨国公司中，国有跨国公司占16家。国有跨国公司的并购额占全球的比例从2008 - 2013年年均超过10%逐渐下降至2018年的4%。
二、全球投资政策最新发展
1.外国投资限制和法规不断增长
2018年，约55个国家和经济体出台了至少112项影响外国投资的政策措施。其中三分之二的措施致力于自由化、促进和便利新的投资。34%的措施对外资作出了新的限制或规定，这是自2003年以来的最高比例。它们主要反映了对关键基础设施、核心技术和其他敏感商业资产的外国所有权在国家安全方面的关切。针对国家安全问题，发达国家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
由于政府干预，2018年许多超过5000万美元的跨境并购均告失败。至少有22笔交易因监管或政治原因被冻结或撤销，为2017年的两倍。出于国家安全考虑，9起被暂停，3起因反垄断主管机构的关切而被撤销，另外3起因其他监管原因被中止。此外，有7笔交易因东道国当局的批准延迟而被放弃。
2.各国在加强外商投资的审查机制
近年来，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审查变得更加普遍。至少有24个国家(占全球FDI总量的56%)建立了专门的外国投资审查机制。外资国家安全审查最初是作为限制外国参与国防工业的一种手段。此后逐渐扩大到保护其他战略性产业和关键基础设施，现在则被用来保护被认为在新工业革命时代对国家竞争力至关重要的核心科技和技术。
从2011年以来，至少有11个国家引入了新的筛查机制，至少有41项对现有制度的修订。大多数修订通过增加接受审查的部门或活动、降低审查门槛或扩大外国投资的定义，扩大了审查的范围。其他新的法规扩大了外国投资者的披露义务，延长了审查程序的法定时限，或对不遵守通知义务的行为引入了新的民事、刑事或行政处罚。
但总的看，吸引投资仍是国别投资政策的主流。大多数新的投资政策措施仍然朝着自由化和促进及便利投资的方向发展。许多国家取消或降低了各种行业外资准入限制。简化或精简外国投资行政程序的趋势仍在继续。此外，一些国家为特定行业或地区的投资提供了新的财政激励措施。
3.国际投资政策制定依然活跃
2018年，签署了40项新的国际投资协定，包括30个双边投资协定和10个有投资条款的其他协定。一些新的协定，包括主要投资国签订的大型区域性协定，纳入了一些新的条款，将对全球国际投资协定体制产生深远影响。同时，许多国家还在制定新的投资协定范本和指导原则，以此对未来双边及区域投资协定的谈判和制订施加影响。
与此同时，终止生效的国际投资协定数量继续上升。2018年，至少有24项终止生效，其中20项是单方面的，4项是替代性的(通过新条约的生效)。截至2018年底，终止生效的国际投资协定总数达到309个(其中61%发生在2010年以后)。
截至2018年底，全球共有3317个国际投资协定，包括2932个双边投资条约和385个有投资条款的其他协定。其中生效的国际投资协定有2658个。
4.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案件持续增长
2018年，投资者根据国际投资协定提起了71起公开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案件，与过去三年的水平基本持平。投资者国家争端案件总数已达942起。几乎所有争端案件都是基于老一代投资条约。迄今为止，已有117个国家对一项或多项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案件作出回应。
2018年公布的仲裁裁决中，超过三分之二是基于管辖权或案情做出的有利于投资者的裁决。到2018年年底，602项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案件得到裁决。
三、中国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
2018年，中国仍为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外资吸收国，吸收外资逆势上涨，全球排名第二。2018年中国吸收外资创历史新高，达1390亿美元，占全球吸收外资总量的10%以上。全球排名仅次于美国。
中国投资环境进一步开放和便利化。2018年，中国《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禁止和限制类产业不断减少，服务业以及一些制造行业加大了对外资的开放，取消或放松了对外资持股的限制。同时，投资环境不断优化、便利化。体现在外资流入上，是制造业吸收外资的快速增长和大型并购交易的增长。
中国外资流入有望继续保持高水平。2019年年初，中国颁布了新的《外商投资法》，建立了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模式，并宣布了一系列投资便利化以及市场开放的措施，这些都有利于进一步吸引外资。受中美贸易摩擦等影响，外国投资者采取了多元化的投资策略，部分外资向东南亚和南亚转移。但总体来看，流入中国的外资仍有望继续保持高质量、高水平。
中国对外投资全球排名第二，未来有望保持在较高水平。2018年中国对外投资连续第二年减少至1300亿美元，仅次于日本。当前全球投资政策环境不稳定，保护主义抬头，主要吸收外资国对外资准入的审查进一步加严，将一些大型的并购项目拒之门外。同时，中国加强了对外投资的有序管理，这是中国对外投资下降18%的主要原因。随着中国企业国际化、参与国际竞争的客观需要和“一带一路”双边合作的推动，以及中国企业在加强出口导向型的对外投资以绕过贸易壁垒，减轻贸易战影响，中国的对外投资将保持在较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