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俄罗斯人血统问题
众所周知，俄罗斯的祖先是东斯拉夫人的一支。而东斯拉夫人最早是游牧民族，社会发展的起点很低，而且极其缓慢，6世纪之前他们还处在氏族公社阶段。这些东斯拉夫人起初分布在东欧大平原上。最早的俄罗斯国家是由古罗斯人9世纪末至10世纪初建立起来的。所谓罗斯人，是芬兰人对居住在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一些日耳曼人的称呼，意为北方人或诺曼人，而东斯拉夫人称他们为瓦兰人，意为商人。有的西方学者进一步指出，这些诺曼人是从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经河流水道航行而来的瑞典商人和海盗，俄国史学家则把他们称为“瓦兰—罗斯人”。这些瓦兰—罗斯人以武装商队为基本组织，因而行动十分机动灵活，并且有极强的战斗力，所以常被斯拉夫人请去解决他们之间的各种冲突，或者对付外敌侵扰。这些人在进行贸易活动时，不免顺便干些抢劫和杀人越货的海盗勾当。居住在诺夫哥罗德附近一带的一支东斯拉夫人请他们去为自己执掌权柄，于是就出现了瓦兰—罗斯人的留里克王朝。他们统治下的斯拉夫人就被称为俄罗斯人。可见，从俄罗斯最早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起，它的民族的血统就具有明显的混合性。只不过是在这种北日耳曼人和东斯拉夫人的融合中，占上风的是东斯拉夫人的因素。虽然瓦兰一罗斯人成为了统治者，他们却被当地的东斯拉夫人逐渐同化了。这些俄罗斯人的祖先生活在东欧平原的北方，靠近北冰洋。灰蒙蒙的阴霾的天空，一望无际的大雪坚冰，蛮荒的草地，这种严峻的自然环境使古罗斯人长期不能安居乐业。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生存方式、性格、心理、甚至信仰。他们乞求自然之神的保护，与大自然进行着神秘的交往。他们迫望离开了无生机的荒原和冷冰冰的冻土，不断地四处扩张并为此连连征战。他们在马背上游荡着，希图以武力为自己获取一个理想的家园。着名俄罗斯历史学家C·索洛维约夫把古罗斯形容为“犹如风滚草似的流动的罗斯”，认为这种流动性或者说是“液态因素”延缓了古罗斯的发展。这种人性不足的过于原生态的生活，使俄罗斯人最初就缺少理性的根基，受制于一种无个性的民族自然力，神圣和罪孽对他们是同样的永恒的诱惑。同时他们又有着极强的群聚性，性格勇猛强悍，灵魂躁动不安。
由于诺夫哥罗德所处的地理位置偏僻，有许多不利于发展的因素，留里克的继承人奥列格决定向基辅进军。他在占领了基辅以后又四方征讨，把斯洛文人、克里维奇人、德列夫利安人、谢维利安人、拉迪来奇人等斯拉夫人部落及麦里亚人、维西人、楚得人等非斯拉夫人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这样一来，历史上就形成了一个以基辅为中心的国家———基辅罗斯。它实际上是后来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共同的国家。这是一个保留着浓厚原始公社制残余的早期封建国家。它的统治者们野蛮且贪图享受，沉湎于吃喝玩乐，而掠夺财富的手段十分残酷，其“索贡巡行”是众所周知的。这一切最后引发了德列夫利安人与基辅罗斯的血腥冲突。德列夫利安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杀死了基辅罗斯的伊戈尔大公，伊戈尔的妻子则对德列夫利安人进行了多次罕见的残忍报复，大有不将其赶尽杀绝誓不罢休之势。而在基辅大公们攻打拜占廷的过程中，古罗斯人再次表现出了极度的野蛮和凶残，他们不仅疯狂地掠夺财物，而且焚烧教堂，毁坏宫殿，对抓获的战俘，“或砍杀，或酷刑折磨，或作箭垛射杀，或投入大海”，真是残忍得无以复加。按拜占廷史学家的记述，伊戈尔的儿子斯维亚托斯拉夫更是不屈不挠，骁勇无比，生性大胆而易冲动。基辅罗斯的史书上记载，斯维亚托斯拉夫在战斗中“步履矫健，身轻如豹”，出征“不携锅灶，不煮食肉类，只把切成薄片的马肉、兽肉或牛肉，架在火堆上炙烧而食”，夜宿“不搭设帐幕，不铺鞍垫，枕马鞍，露天而眠。”
由此可见，一些人所说的俄罗斯人从蒙古接受的那些“丑陋不堪的东方因素”，实际上正是生活在东欧平原北部的古代东斯拉夫人所固有的特征。诸多地理、气候、人文、政治、经济等条件，造就了俄罗斯人与众不同的独特性格，其基本特点早已有之，并非从东方移植而来。至于蒙古人对俄罗斯人二百多年（1243－1480）的统治，确实给俄罗斯人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严酷地破坏了俄罗斯本来不甚悠久的民族文化，使俄罗斯民族的历史不仅处于停滞状态，而且可以说进入了一个退缩的时代。不过，相对而言，蒙古人对俄罗斯在诸多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影响并不太大，这是因为蒙古是游牧民族，这种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难以与农耕为主的俄罗斯相融合，而且他们对俄罗斯人的统治是通过少数俄罗斯的王公贵族进行的，并未采取直接占领的方法。在社会结构集中于城市和耕地的定居农业社会与掠夺性的、以大草原生产方式为主的游牧社会之间，没有建构统一经济模式的可能性，并且游牧社会具有周期性掠夺、扩张的特点，急剧膨胀又迅速缩小，其在被征服国家的生存方式是寄生的，生产方式是停滞性的，没有与俄罗斯融为一体。但从另一方面说，蒙古人横扫欧亚大陆这种征战本身，打破了东西方之间的阻隔，也打开了俄国与亚洲交往的大门，俄罗斯开始睁开眼睛看亚洲，受到亚洲的吸引。
而且，蒙古在治国安邦等方面的经验使俄罗斯的统治者受到极大启示，蒙古人的许多管理国家的办法在俄国一直沿用下来。但总体而论，俄罗斯从蒙古接受这一切都是被动的，迫不得已的，加之，蒙古崛起的时间并不久远，所以，它对俄罗斯的影响，尤其是在精神文明和文化心理方面远不及文明古国拜占廷的影响那么深远。
拜占廷对俄罗斯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当然占据最重要地位的是基督教。由于俄罗斯人原来的多神教信仰十分原始粗陋，弃绝它并不十分困难，而且，古代的俄罗斯人享有发达的神秘主义直感，他们在实现由多神教向基督教的信仰更宗时，相对而言，进行得比较顺利。俄罗斯从拜占廷接受的东正教，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而且是一种世界观。俄罗斯人先知的预感，神秘主义沉思，启示心境，宗教使命感和弥赛亚精神显然都源于拜占廷的宗教和文化。
由于当时拜占廷的文化正处于鼎盛时期，对俄罗斯产生了极强的吸引力。除宗教以外，当时在西欧广为流行的占星术，还有通灵术，以及字母、货币、建筑和装饰艺术等都从拜占廷进入俄国，所以有人说，俄罗斯在上述诸方面都是“拜占廷的女儿。”可以说，以东正教为核心的拜占廷的人文精神进入俄国以后，逐渐深入到俄罗斯人的心灵之中，点燃了俄罗斯固有的多神教灵魂的神秘主义激情。也许，这其中才真正隐藏着俄罗斯人的历史的宿命。
甚至在拜占廷走向衰败以后，俄罗斯人仍把教会视为精神积极性的源泉，依然在追随希腊的传统。所以，要看俄罗斯人的灵魂如何，不应该仅仅从他们与谁相邻而居的地域的概念来认定，而主要应该看这一民族自身的文明发展历程及在这一过程中吸纳的适应其需要的影响。如果一定要说俄罗斯有两种灵魂，那么，并非是如有些人所说的来自东方和西方的两种灵魂，而是东斯拉夫人固有的灵魂和东正教的灵魂，确切些说，是这两种灵魂的融合，这决定了俄罗斯民族的根本异质性特征。
但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俄罗斯人的心理和性格特征从古至今一成不变。总体看来，俄罗斯人在与自然环境、外敌和自己的命运的抗争中，在与东、西方文明交融的历史景观中，尤其是在与斯拉夫其他部族、东欧、北欧和日耳曼人、蒙古人等相融合的过程中，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到了近代，透过历史的棱镜，我们所看到的俄罗斯人除上面谈到的一些不能令人称道的特征外，既有坚韧、发达的直感和不受约束的狄奥尼索斯精神，以及与此相关的神秘主义灵感和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又具有闪闪发光的理性、发达的科学思维和批判精神，作为一个举世无双的天才而奇特的民族吸引着世界人民。
这里要特别说一说俄罗斯人的酒神崇拜的狂欢文化。希腊的酒神崇拜具有鲜明的狂欢性，是希腊人强有力生命的一种自然释放。同希腊人相似，俄罗斯人也有狂欢文化，并且在这种狂欢文化中有更多的非理性、蛮夷的因素。俄罗斯人的这种狂欢文化不仅表现在各种节日（包括一些宗教节日）和庆典之中，而且表现在日常生活的饮酒文化中。俄罗斯人酷爱饮酒举世皆知，他们不仅是为了享受酒的美味，而且是为了追求饮酒后心灵的无拘无束的自由感，以求进入酒神状态、获取酒神狂欢的激情，并自由地释放出东正教教堂金顶压抑下的这种激情。这可以说是俄罗斯人生命理想的一种象征。“这其中有原始生命冲动，也有神秘的心灵感应”，“人的粗野、原欲和竞争都在这种文明许可的形式下……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并且，俄罗斯人的狂欢行为远远超越了庆典框架的约束，他们经常在朋友间举办的宴饮、聚会上边饮酒边载歌载舞，尽情地表现酒神带来的灵感和迷醉，以及蕴藏在生命中的潜在热情和冲动。当然，对于苦难深重的社会底层的俄罗斯人，饮酒后民族狂欢性格的充分抒展，也是灵魂的暂时解脱。
对于这一充满心理和性格矛盾的民族，一位西方学者作了不乏尖刻的精彩概括：“俄罗斯文明显示出一种奇妙的混合特性，既有违抗不得的纪律，又充满着冷酷无情的压迫，虔诚中夹带着暴力，祈祷神祗而又亵渎它们，充满着音乐但也非常粗俗，忠诚而又残忍，一副奴隶似的卑微却时而表现出不屈不挠的英勇。这一民族无从发展出和平的美德，因为面对着漫长的冬天和待不到黎明的冬夜，他们必须要战斗，而这是一场苦斗，他们要战胜横扫冰封大地的凛烈极风。”
❷ 俄罗斯，意大利，希腊，这三个国家谁和罗马的关系更近
挂羊头卖狗肉，凸显自己很高贵，源远流长。
当然是意大利，因为现在罗马是他的首都。
❸ 为什么希腊和俄国 塞尔维亚 亚美尼亚关系好
您好，这些国家主要人口都是信仰东正教的。同时，俄罗斯跟塞尔维亚还是同一个种族（斯拉夫），所以关系很好。但希腊所在的位置更倾向于欧盟和好。
❹ 傲慢与偏见1500年来西方一直无法接纳俄罗斯，究竟是为什么
融入西方，事实上俄罗斯民族已经追求了1500年。
可1500年来，西方从未接纳过俄罗斯。
从部落时期“向欧洲”开始，俄罗斯民族主体——斯拉夫人就一直将其作为国家发展壮大的基本战略。
但1500年来，欧洲除了拒绝承认外，便是更强烈地拒绝。
一个是排除万难“向欧洲”努力地成为西方，而另一边却打死都不承认俄罗斯是西方。
这究竟是为什么？
据资料显示，维斯瓦河河谷是所有斯拉夫人的“故乡”。
早在公元4世纪，斯拉夫人就出现了部落联盟，在希腊语中，“斯拉夫”这个名字， 就是“荣耀”的意思。
隐喻“斯拉夫民族”，不但是尽显荣耀的民族，更是一直追求荣耀的民族。
所以，1500年来，斯拉夫民族一直未曾放弃这一梦想。
所以，6世纪起，斯拉夫人就开始与拜占廷帝国摩擦不断。从那时起，斯拉夫民族就把“成为西方人”当着自己的梦想。
因为，在冲突中，西方的宗教、习俗、工具、武器等“先进文明”，一直深深吸引着斯拉夫民族。
所以，1500年来，斯拉夫民族一直 学习西方。
并努力成为西方。
但却每次都被西方拒绝承认，甚至是一直认为斯拉夫民族依然是一直未开化的“蛮族”。
所以，基于这样的傲慢与偏见，俄罗斯民族在其 历史 上 一直证明自己的“文化优越”和“民族优越”属性。
以此证明欧洲（西方）的落后。
因此，从6世纪开始，俄罗斯民族就与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摩擦不断，甚至是屡屡大打出手。
而摩擦与干架，又使斯拉夫民族与欧洲之间的间隙越来越大， 历史 的循环， 便形成了斯拉夫民族与欧洲之间的 历史 性对峙的怪圈。
有学者认为，斯拉夫民族与欧洲之所以会出现以上怪圈，主要原因在于 东欧平原农耕文明的局限与精神文明的诱惑。
因为一直居住在富饶的东欧平原，斯拉夫人并不缺乏物质（粮食等生活品） ，而是在空虚的精神世界。
从最初，斯拉夫人就有自己的信仰。
包括自己的神灵体系。
但遗憾的是，斯拉夫民族的原始信仰大多都是口口相传，这容易导致不同的版本出现，从而原始信仰比较混乱。
长此以往，其原始信仰就失去了其原本的魅力。
可欧洲的原始信仰及宗教则不同—— 他们有着大量的有文字记载的第一手资料。
大量的史诗级文献记载的多姿多彩的故事，不但深深吸引斯拉夫人，其体系化有因有果有过程，且曲折传奇的宗教信仰，更吸引着斯拉夫民族。
所以，在15-16世纪俄罗斯民族国家形成后， 斯拉夫人在精神上更被西方文明征服。
由此，有学者认为， 基于文明的深深吸引，斯拉夫人在国家安全、 社会 制度、族群发展等领域，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强了向西欧靠拢的 历史 进程。
所以，早在近代俄罗斯民族形成之前， 基辅罗斯接受东正教就已使俄罗斯人的祖先接触到当时欧洲文明(基督教文明)的最发达部分，并建立了直接的联系。
此外，随着东罗马帝国的崩溃，斯拉夫人自我整合，并将斯拉夫进组地域上的基督教自成体系—— 并称之为东正教。
东正教的出现，让欧洲更为不满。
原本属于欧洲罗马帝国的辉煌文明，怎么就成了斯拉夫人的“正教”？所以，自此便有对宗教“正统”的不同看法。
由此，进一步拉开了俄罗斯与欧洲的裂缝。
甚至是不可调和。
所以，欧洲则干脆在原有基督教的基础上 ，创立了新教和天主教。
由此， “本是同根生”的宗教，就花开三朵各表一枝。
但长期以来，东正教与欧洲宗教，一直陷入 “谁是正统”的话题生态。
俄罗斯与欧洲的裂缝不但未曾有些许缓解或愈合 ，反而间隙与摩擦越来越大。
此外，蒙古铁骑的到来，也给斯拉夫民族带来巨大影响。
1223年，蒙古大将哲别率领蒙古大军击溃了当年乌克兰的基辅罗斯诸国王公，后又攻入黑海北岸的克里米亚半岛。
此后，蒙古人对东欧平原的统治，又使斯拉夫民族刚建立起来宗教， 在“胚胎”时期就融入了来自蒙古人的东方思维、行为模式、思维方式和文化习俗。
于此，斯拉夫人的思维深处， 并被融入了无法消除的东方元素。
如此， “三剑合璧” 的显着特点，便成为俄罗斯文明呈现的基本特质，既其文化内核上深深烙上 “俄罗斯文明、西方文明、东方文明 ”的“ 三重元素” 。
其相互制约、影响，甚至是冲突，始终贯穿于俄国的发展史。
尤其是近现代以来，这种相互融合、相互排斥，甚至是相互制约的文化属性 ，影响了俄国数百年。
由此，在其发展历程中，因自我情结和实力之间的矛盾， 常使俄罗斯产生两种境遇：
一是追赶并融入西方。 “ 成为欧洲强国”，不但从彼得大帝时开始便是俄国的国家战略，且此后成为俄国 历史 运动的总趋向。
从另一种角度出发，西方一直是俄国的安全威胁，同时又是强国的榜样。
俄国国家战略轴心——就是与西方强国的关系。
要么合作，要么斗争。
但俄始终被西方视为“非我族类”。
二是战略影响。 “三剑合璧不可避免地影响俄国战略。
当俄罗斯被摒弃于西方之外时，俄的自我意识便 出现了一种受到侮辱的大国主义综合症。
也即反复地强调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和天赋使命。
在俄罗斯本土神话中，就有赋予斯拉夫人天赋使命的传说。
此外，东正教的教义， 亦赋予俄罗斯民族有一种天生的使命感。
因此，在俄罗斯民族内心，天赋使命感使他们从不甘心平庸的价值观。
甚至不甘心偏于一隅。
所以， 俄罗斯国土面积很大。
他们总是在在其本源文明体系的传统文化精神中， 怀着—使命感和救世主的精神不断进取与开拓。
这一思想某种程度上 贯穿于俄罗斯统一的整个进程。
且集中体现在15世纪时期，其东正教提出的“ 第三罗马帝国 ”的理论， 即俄罗斯自古就自认为肩负着一种天赋的 历史 使命感。
或者说是肩负重任。
这种重任，主要体现在—— 俄罗斯认为自己负有使欧洲摆脱西方文明罪责的责任。
俄罗斯人认为—— 这是俄国的政治天命，更是道德权力和义务。
这种使命意识在对外政策上集中体现为俄国与西方的对立，以及建立在东正教和俄国精神“拯救”欧洲的认知基础之上。
同时，于此伴生的是俄罗斯人对西方的矛盾心理。
也即他们既羡慕、又向往西方的先进。
同时又无法接受、甚至是敌视西方的价值观念。
这样的 “矛盾纠葛 ”， 使很多俄罗斯精英表现为从最初的亲西方开始，最后却反西方，从而回归俄罗斯本土文明而告终。
东西方文明与本土文明的融合，以及伴生的矛盾， 一方面使俄罗斯既统一、又有分裂的冲动。
同时在面对西方文明构建的结构性弊端前， 俄罗斯又无可避免地衍生出了反对西方的情绪。
所以，在反西方弊端上，俄罗斯民族就披上了“ 天赋权力”的神圣袈裟。
这个袈裟——是西方永远也无法接受俄罗斯的真正根源。
不过，话说回来，在即统一、又分裂的俄罗斯世界时值转型与重构的“多事之秋”，除了个别的理想主义者外， 在俄罗斯，再也没有人企图担当救世主的角色。
但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人骨子里的使命意识和大国心态消失了。
自19世纪俄罗斯进入欧洲政治舞台的中心，其历程经常伴随着磕磕绊绊，甚至是分分合合， 以及动荡和碰撞。
所以，当前的俄乌冲突，有史家认为俄罗斯的境遇与19世纪50年代的克里木战争时代几乎惊人地雷同。
那时，俄国被法、英、奥等欧洲强国围堵，并在欧洲列强的围攻下落败。
当时，沙 俄处于落后的农奴制时代。
通过克里木战争， 自负而上进的尼古拉一世因此而服毒自杀，而之后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由此彻底废除了沙俄落后的农奴制。
在此背景下，当时的沙俄外交大臣 阿·科尔查科夫 提出了全新的外交思想： “ 俄罗斯不生气，它在养精蓄锐。 ”
他强调，俄罗斯在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后，应该奉行与外部和解的政策，应减少参与欧洲事务的程度，集中精力于国内的农奴制改革，外交政策必须服务于内部的发展。
无独有偶，上个世纪初， 当俄国再次离世界前进的脚步越来越远时， 沙俄总理 彼得·斯托雷平 要求外部世界： “ 请给我们20年外部和内部的安宁，您将不认识俄罗斯。 ”
这些都与如今的俄罗斯惊人的相似。
不过，当年彼得一世花了20年时间终于突破了瑞典人的封锁，并夺得了进入欧洲的海上通道。科尔查科夫用了15年的时间摆脱列强对俄国在黑海活动的束缚。
而普京呢？目前正在重复俄罗斯史上曾不断重复的故事——崛起、走向欧洲。
而他的道路，就是确保黑海的固若金汤。
以及彼得大帝时代突破瑞典人的封锁而直通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