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如何应对间谍案

1. 俄罗斯驱逐两名荷兰外交官，为何要这么做

因为俄罗斯官方怀疑这两位外交官可能从事了一些无关外交的事务，所以才将他们驱逐出境。可是荷兰政府却对他们的行为表示怀疑，认为这样的行为非常的可疑。他们认为驱逐的这两名荷兰外交官可能是为了到荷兰去收集他们相关的高科技技术信息。而这些就是信息对于荷兰来讲至关重要。

在这次事件中，荷兰怀疑的是这两名外交官窃取凳悉的是相关高科技的信息情报，而这些信息包括比如人工枣州乎智能，半导体等相关领域的信息。人工智能与半导体是现在发展的非常好的一个项目，很有发展前景，可以说是很多国家经济腾飞的一个蓝海领域。所以对于每个国家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每个国家都是分开研发的，一旦一个国家在该领域得到突破的话，那么会给这个国家带来非常大的经济收益，所以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我国也出现了很多这样的例子，就是间谍案件。有一个案件是一位大学的副教授，为了获取金钱，所以与国外的人员沟通，出卖了情报。这些情报涉及我国很多重要武器的核心参数而这次文件的泄露也对于我国的国防安全造成严重危害。所以俄罗斯才会和荷兰因为这件事情争论不休是非常合乎情理的。

2. 俄罗斯间谍中毒案为什么引起其他国家驱逐俄罗斯外交官

政治需要，大家各配局氏怀鬼胎：
首先，英国跟俄罗斯互怼。
作为带头大哥的美国，出手力道最大，一口气宣布驱逐60名俄外交官，其中还有12名是俄罗斯驻联合国使团人员，俄罗斯驻西雅图的领事馆也被关闭。今天的特培散朗普再也不是商人特朗普啦，而是身处漩涡之中的总统特朗普。试问，目前美国政界最热的话题是什么？——通俄门。早前，美国国会就因为质疑特朗普通俄，史无前例地通过了《敌国法案》，剥夺了他在外交上的全面自主权。如今，在中期选举的压力下，特朗普自然得服从政治需要。
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外交关系基本接近极限，只剩断交宣战了。
法、德两国明确表示支持英国。看起来是很暖人心。不过，考虑到脱欧谈判即将迎来最艰难的第二阶段，届时自由贸易、北爱尔兰边界等棘手问题就要浮出水面，那么在这件事情上，法、德两国有没有动其他心思？
波罗的海三国和其他那些参与了的东欧国家，就更不用说了。苏东剧变之后，加入北约最积极的就是腊源他们，之后加入欧盟最积极的也是他们。本着抱团取暖的出发点，这一行为就很容易理解了。

3. 英专家无法确定叛谍案毒剂来源俄方什么态度

英专家无法确定叛谍案毒剂来源， 俄方：愿参与调查。

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互逐外交官

4. 俄罗斯情报局的秘密间谍瓦尔塔尼亚恩夫妇

瓦尔塔尼亚恩夫妇从年轻时起就从事情报工作，他们在国外生活了30年。
瓦尔塔尼亚恩夫妇1986年才返回苏联，结束了他们的间谍生涯。
《俄罗斯情报精英》一书举行首发式时，名列该书描写群像末尾的格沃尔克·瓦尔塔尼亚恩也出席了活动。
瓦尔塔尼亚恩的父亲是颇具威望的伊朗富商，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为俄罗斯情报部门工作。
据称，当时的伊朗有许多德国法西斯在那里活动。瓦尔塔尼亚恩也受其影响，走上了职业情报人员的道路。
后来，瓦尔塔尼亚恩来到柏林，为苏联红军提供了很多具有重大价值的情报。瓦尔塔尼亚恩和妻子在国外秘密工作了30多年。为了不暴露身份，他们在国外被禁止讲母语，禁止养育孩子。
瓦尔塔尼亚恩获得了苏联英雄勋章，以表彰他们对苏联的巨大贡献。
甚至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签署表彰磨段源他们夫妇的文件时，才惊讶地知道他们为苏联做过那么多工作。
瓦尔塔尼亚恩夫妇二人1986年才返回莫斯科，重新开始他们作为苏联公民的生活。此时的他们对俄语都已经变得生疏。
尽管克格勃有着神秘而不光彩的历史，但叶利钦把克格勃分解后的今天，“莫斯科从来没有过像现在这么多的外国间谍！”国家安全有忧，现在，克格勃出身的普京有个愿望———
连日来，有关俄罗斯将重新改组安全机关、恢复克格勃的传闻，在俄罗斯被炒得沸沸扬扬。日前，俄罗斯《今日报》又载文透露：克里姆林宫确实有重组国家安全机关的计划，目的是减少机构重叠，提高工作效率。但俄总统普京和克宫其他高级官员，则对此问题或守口如瓶，或闪烁其辞。这更为“重建克格勃”这一敏感问题平添几分神秘色彩。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俄安全会议秘书伊万诺夫日前举行的一次会见，引起了新闻界的广泛注意。根据俄官方公布的消息，此次会见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安全会议在2001年上半年的工作计划，总统要求安全会议加强在航空、卫生和打击吸毒等领域里的工作。但知情人士向新闻界透露，这次会见所讨论的核心，实际上是安全会议“协调各特工机关工作，以提高其工作效率”的问题。
据《今日报》报道，俄安全会议拟于近日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俄罗斯“至2010年国家安全系统建设的国家政策”问题，以确定俄安全机关工作的中长期计划。这一消息自然使人联想到安全会议秘书伊万诺夫去年11月份向杜马议员透露的一项关于改组俄安全机构的计划。当时伊万诺夫表示，俄安全会议准备成立一个专家委员会，研究制订通过裁减和合并有关特工机关数量、成立一个统一领导的超级安全机构的计划。据有关报道称，俄有合并联邦安全局、联邦政府通讯和信息署、联邦保卫局三大机关的设想，从而把保障国家内部安全的职能集中到一个机构手中，把联邦安全局的地位提高到与过去克格勃几乎相同的层次。 实际上，从普京上台开始，俄国家安全机构的改革问题就已经提上议事日程。普京出身克格勃，长期在国外从事情报工作，对这个机构的内幕和存在的问题了如指掌。去年3月，普京发布了一条总统令，俄罗斯安全局除在俄罗斯武装力量内设置安全分支机构外，还将在联邦边防军、联邦政府通讯和信息局、内务部队、铁道部队、民防部队和其他准军事组织内部建立安全局的分支机构，任务是监视俄军队内部的动向，防止军队内部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发生。这些分支机构将由联邦安全局内设立的第三局统一管理。这一机构的职权范围十分广泛，小到防范武器和弹药走私，大到防止外国间谍机构向俄军队的渗透，保障国家核安全，揭露军队内的叛乱阴谋等等。国家也赋予这一机构以特殊职权：如果工作需要，安全机关可从现役军人内部秘密发展情报员，暗中为联邦安全局效力。
去年11月，俄国家杜马也提出了改组安全机关的问题。议会提出的一项法律草案建议，把现存涉及国家安全的机构合并在一起，成立一专门机关，形成一个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的安全机构。杜马这一倡议实际上是要完全恢复苏联时代的克格勃组织。但这一倡议当时未获通过。燃扮 克格勃是原苏联时期集情报、安全、保卫等职能于一身的超级安全机关。苏联建立初期，这一秘密机构成为打击国内外敌对瞎态势力颠覆和破坏活动的一张王牌。斯大林肃反时，这一机构成为镇压国内群众、打击政治对手的秘密武器，俄举国上下谈虎色变。冷战时期，克格勃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并驾齐驱，在许多方面甚至超过了美国同行。长期以来，克格勃具有凌驾于各级国家机关和领导人之上的特殊职权，连俄党政军高层人士都对它心有余悸。
现在的克格勃系统是九十年代初形成的，联邦安全局被认为是其合法继承人。叶利钦上台后，感到把涉及国家安全的各种特权全部集中到一个机构手中，是一个巨大威胁，这一机构一旦失控，自己的宝座将面临威胁。于是，叶利钦采取措施，对克格勃进行改组，分而治之。叶利钦先是将保卫和监听职能从克格勃中分出，成立了联邦保卫局和联邦政府通讯和信息局；后来又把对外情报和边境安全分立，分别成立了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和联邦边防局。剩下的机构几经组合，才最后成立了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叶利钦对自己的“作品”十分得意，一方面，各特工机构可以相互制约，达到权力制衡的目的；另一方面，这一改组又符合国际社会的通行作法，便于为广大群众和国际社会所接受。 但叶利钦的得意之作很快就暴露出其致命缺陷。
分立而治带来了职权上的混乱，几年前曾一度出现总统直属的保卫局借天子之威凌驾于各特工机关和政府之上的局面，总统大保镖科尔扎科夫成为左右俄局势发展的核心人物。随着国内民族矛盾的激化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联邦安全局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等行动中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这在第一次车臣战争中已得到证实。
外国间谍乘俄罗斯经济陷入困境之机，加强了对俄罗斯的情报活动。外国间谍机关一方面有计划地招募俄公民充当间谍，另一方面积极搜集俄武装力量、武器装备等方面的情报。俄联邦安全局一位原局长曾表示：莫斯科还不曾有过如此多的外国间谍！据俄联邦安全局发布的最新消息，在2000年，联邦安全局控制了400名外国间谍，粉碎了11起外国特工机关的间谍破坏活动，有30余名外国特工被发现并被驱逐。
由于克格勃的改组和裁员，大批原克格勃官员投身商界，他们或利用特长创办私人保安公司，或为西方财团、公司和科研组织效力，公开搜集俄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里的情报。由于这些人原来长期在克格勃工作，掌握侦查与反侦查的技术，个个都是窃听等领域的专家，联邦安全局很难真正控制他们。近年来，俄社会不断传出包括总统、政府总理、副总理和政府其他高级官员电话被窃听的事件，这些秘密材料均被对手作为证据保留下来，一旦需要便公之于众，致人于死地。
苏联解体使克格勃在国外的情报网受到巨大打击，一些长期为俄罗斯服务的隐藏很深的情报人员纷纷落网，克格勃元气大伤。
此外，俄特工部门人才流失严重，已严重影响到这一部门职能的发挥。在当前的市场经济时代，一些私立公司和企业肯出大价钱吸引俄情报系统的人员，使成千上万的克格勃干部另谋高就。同时，收入少、待遇低又无法吸引优秀人才补充干部队伍，俄特工面临青黄不接的窘境。
这一系列问题已成为俄安全机关继续发展的心腹之患，昔日的克格勃不仅风光不再，甚至还可能成为国家安全的直接威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克里姆林宫最高层才开始酝酿改革安全机关，以重振克格勃的雄风。
但克格勃毕竟有一段作恶多端的不光彩历史，百姓对此依然刻骨铭心，许多政治势力对重新恢复克格勃的任何企图都持否定态度。因此，普京改革安全机构的计划不会一帆风顺。
1993年8月，在叶利钦修改有关安全的法律、扩大安全机关的权力、提高安全机关人员薪金的同时，他利用原克格勃的其他机构的人员，组建了一个新的安全机关，直接由总统本人领导，它就是联邦政府联络和情报局。这个局实际上就是原克格勃第八局。
联邦政府联络和情报局配备有进行电子窃听和搜集情报的先进装备。叶利钦在同俄罗斯前议长哈斯布拉托夫等人进行权力斗争时，就使用过这种技术。这个局的负责就是原克格勃第八局局长斯塔罗沃伊托夫。
由上述不难看出，苏联解体后，叶利钦亲自统帅的情报机关的改组，其首脑人物的更造就像天气一样变化无常。几经折腾后，俄罗斯的情报机关大大被收缩，克格勃90%的人员被裁减。据说，原克格勃布建的许多国家情报网已完全撤销，整个俄罗斯的情报工作，特别是对外情报工作，和原来的苏联相比呈明显的退步趋势。

5. 俄罗斯是如何回应其外交官被多国驱逐的

针对美国驱逐60名俄外交官一事，俄罗斯驻美大使阿纳托利⋅安托诺夫（Anatoly Antonov）发表声明表示，美方言行不一，打击俄方使团的举动毫无正当理由；而俄方不会被激怒，真相终会大白。

当地时间26日，美国政府决定驱逐60名俄罗斯外交官，并关闭俄驻西雅图使馆。被美方驱逐的60人中，包含48名使馆人员和12名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人员。此外，德国、加拿大、波兰和法国决定各驱逐4名俄外交官，立陶宛和捷克各驱逐3名俄外交官，澳大利亚、阿尔巴尼亚、丹麦、西班牙、意大利和荷兰各驱逐2名俄外交官，匈牙利、拉脱维亚、马其顿、挪威、罗马尼亚、芬兰、克罗地亚、瑞典和爱沙尼亚各驱逐1名俄外交官，乌克兰决定驱逐13名俄外交官。

6. 美俄间谍交换事件的延伸解读——美俄“间谍门”背后有玄机

来自《中国青年报》
10名被美国逮捕的俄罗斯间谍8日在出庭时认罪，法庭立即宣布将他们驱逐出境，以交换4名被俄罗斯定罪的西方间谍。与此同时，被俄指控为美国中情局工作的前科学家苏佳金已经在当天抵达维也纳，等待美俄两国完成谍换谍的交易。这里冷战结束以来最大的一次间谍交换行动。但美俄这一次“间谍门”充满了蹊跷：事发突然，抓捕规模极大，但又草草了结。
尽管10名俄间谍嫌犯认罪，并公布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但在8日出庭的过程中压根儿就没有交待他们在美国充当俄罗斯间谍期间到底从事了什么“间谍行为”，只是说他们有“掩护身份”，为俄罗斯“从事秘密工作”。
此间不少美国媒体报道称，这些嫌犯搜集的所谓“情报”，充其量也就是些公开资料，在美国报纸或一些智库的网站上都能轻易获得。除此之外，就是找一些美国人聊天获取一些信息，这些美国人还不是什么关键部门的重要目标，对美国“国家安全”构不成什么威胁。如此“间谍”，美国联邦调查局竟盯了10年时间，而且实施如此大规模的抓捕，实在令人费解。
就在6月26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来访的俄罗梅德韦杰通过“汉堡外交”，在一家汉堡店畅谈美俄关系的“美好未来”时，美国联邦调查局对俄罗斯间谍实施了大规模抓捕。
此间有消息爆料称奥巴马感到非常“震惊”。当时联邦调查局提供的理由是，10名嫌疑人中有一名准备潜逃，一旦成功将会使联邦调查局10年的努力“付诸东流”。
本报记者注意到，在其后一段时间举行的多个新闻发布会中，每当有人问及“间谍门”，无论是白宫发言人吉布斯还是国务卿希拉里，以及国防部长盖茨都众口一辞：此事是司法事件，去问司法部。
有分析指出，奥巴马在这一事件中被联邦调查局“绑架”了。从奥巴马政府官员的这些话中，明显可以感觉到对司法部的不满。
从抓捕行动再到最后美俄完成间谍交换，也就短短10天时间，这对于美国习惯的旷日持久取证、庭辩而言显得有些“另类”了。另外，美俄双方高层都尽力淡化事件影响，对此事讳莫如深。双方都公开强调，这不会影响美俄之间的合作关系。
美国西北大学俄罗斯问题专家杰弗里认为，自从1571年至1584年弗朗西斯担任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间谍头目以来，每个国家向目标国派遣间谍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美国和俄罗斯相互派遣了大量的间谍，这是双方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只不过对于存在于本国的对方间谍，有的反间谍部门已经掌握，有的并不清楚。因此抓捕间谍时机、规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并非司法斗争，而是外交手段。
从此次美俄“间谍门”发生的时机、结案速度以及双方表态可以看出，这一事件的发生并非出于奥巴马及其安全顾问班子的意愿，而是司法部独自导演的“一场戏”。
前一段时间在削减核武器、制裁伊朗等一系列奥巴马外交政策重点议题上，俄罗斯都表现出了非常合作的态度，奥巴马上任以来美俄关系成功得到“重启”。
况且，抓捕时机恰逢梅德韦杰夫访美，两国元首正在建立“私人友谊”的当口，奥巴马没有任何理由用“间谍门”来破坏美俄两国关系的良好氛围。由此看来，司法部的动机就值得玩味了。
此间有分析指出，司法部行动的背后，有一股“共和党”以及“鹰派分子”的阴谋气味。在奥巴马“重启”美俄关系，双方在多边国际格局中合作渐入佳境的时候，美俄如果因“间谍门”而闹僵，那奥巴马“无核世界”、“气候变化”、伊朗无核化等一系列外交目标将化为泡影，当然得益最大的就是在野的共和党。
随着11月美国中期选举的日益临近，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斗争日渐白热化。双方利用一切可以炒作的议题，如国内的移民问题、就业问题；国际方面的以色列扩建定居点问题（影响到国内势力庞大的犹太选民）等，给对方使绊下套。“间谍门”，有可能是共和党向民主党使出的又一招数。

7. 俄罗斯为什么要驱逐23国外交官

俄将“对等驱逐”23国外交官 霸气反枯埋迟击

俄罗斯驱逐23国外交官，这就是因为双面间谍案件引起的纠纷在不断的发酵，不断的酝酿，是它有扩大化的趋势。

扎哈罗娃说："伦敦为就从欧盟和其他国家驱逐俄罗斯外交官进行了活动。莫斯科的措施如下：作为回应，英国应在一个月内缩减其驻莫斯科大使馆和驻俄总领馆的外交官规模，使其总人数与俄罗斯驻英外交官和行政技术人员的人数持平。换句话说，建议对等。英方驻俄人员比俄罗斯驻英外交人员多50多人。液腔"

总之，俄罗斯驱逐23国外交官，我觉没李得当前形势上，俄罗斯和英国究竟谁对谁错，还迷雾重重，看不清真相。

8. 1974年，朝阳群众抓捕克格勃立大功，苏联方面多年不知是咋暴露的

前几日，着名钢琴家李某违法被朝阳群众举报后，“朝阳群众”这个特殊的组织再次引起了公众的注意。

在近几年的 娱乐 圈新闻、法制新闻中，“朝阳群众”的存在感可是相当不低。

有人盘点了朝阳群众曾经举报过的违法犯罪的明星，竟达十几人之多， 其中不乏如宁财神一样广为人知的着名编剧。可见朝阳群众在面对违法犯罪时绝对是“一视同仁”，通通举报没商量。

在见惯了“朝阳群众”的神秘与强大后，甚至有网友调侃称“朝阳群众”是世界第五大王牌情报组织——P.S，其 他四大王牌分别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苏联克格勃，以色列摩萨德，英国军情六处。

少为人知的是，朝阳群众还曾经与其他王牌情报组织之一“交手”过——1 974年，朝阳群众协助警方抓捕住了苏联克格勃的间谍。

1974年1月15日晚，一辆牌照为“使01-0044”的白色伏尔加牌轿车悄悄驶出了苏联驻华大使馆，在夜色的掩护下向北京的东北郊驶去，最终在西坝河桥附近一处较为阴暗的地方停了下来。

不久后，桥车上下来了两个人，他们似乎提了什么东西，向着西坝河桥下走去。两人离开后，这辆伏尔加轿车也快速离去了。

能够乘坐使馆专车的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使馆的工作人员。令人疑惑的是， 苏联使馆的工作人员为什么在很晚的时候去到北京比较偏僻的地方，而不是好好在使馆内休息呢？

答案很快便揭晓：过了一会儿，西坝河桥另一面出现了另外两人，他们简单寒暄了几句之后，便交换了各自的物品—— 来者将自己所带的口罩交给了使馆工作人员，使馆工作人员将自己手上的深色旅行包递给了对方。

看几人沟通之顺畅，交换物品之迅速，显然不是第一次见面沟通了。但这次略微有些不一样：就在他们即将离开的时候，红色的信号弹蹿上了天空， 三百名早就埋伏好的警察和朝阳区群众冲了过来，将这四人绳之以法。

直到被抓捕，苏联使馆的工作人员都不知道这次接头如何被泄露了消息。

很快，中方紧急召见了苏联驻华大使，将五名从事间谍活动的苏联使馆人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予以驱逐出境。

人民日报在五天后便报道了整个事件， 1月23日，《人民日报》再发文报道《苏修间谍落网记》。 作为我国的党报代表，全世界瞩目的中国官方态度，中国相当于揭下了苏联的遮羞布。

据说，此事令当时的克格勃头目安德罗波夫恼火异常，他认为此事让克格勃丢尽了脸。

然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间谍如何败露对于苏联方面来说都是一个谜。 中方心中当然清清楚楚，这次特大间谍案破获的关键，就是间谍本人——李洪枢。

对于李洪枢的出身有着不同的说法。有媒体报道称，他原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解放后家庭成分被划分为地主；他因此而不甘心，于1967年非法越境进入苏联。

根据李洪枢自己的说法， 他是黑龙江双鸭山人，当年偷渡是为了“探亲”——他的兄嫂于早几年的时候偷渡边境，跑到了苏联生活。

早年偷渡到苏联生活的兄嫂成为了李洪枢叛国的理由：他说， 是因为自己的亲人在苏修手中，他才不得不为苏联谍报机关效力的，否则他亲人的安全将无法得到保证。 这种说法真实性已经无法考证。

“偷渡”对于如今的我们来说已经是一个遥远的词汇，我们一般所见的是其他国家的人通过边境想要偷渡到我国。 但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从中苏边境偷渡到苏联不是一件罕见的事情。

但是无论何时，“偷渡”都是妥妥的犯罪行为，一旦发现肯定要承担法律责任。在中苏关系已经恶化的20世纪70年代，偷渡到苏联的人都会按叛国投敌论处。

当时的中苏关系已经恶化到什么程度了呢？珍宝岛事件之后，苏联组织了上万人的游行队伍，轮番到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前示威。

说是“示威”，实际上无异于攻击——游行队伍拿着砖头、墨水瓶等硬物砸向大使馆，导致主楼和两侧宿舍楼一至三层的窗户几乎全部碎掉了，某些地方四层的窗户也碎掉了。

而当中方大使馆试图缓和关系，邀请苏联外交部有关人员于1971年2月9日到使馆观看京剧《智取威虎山》的时候， 苏联《消息报》很快发表了一篇文章攻击《智取威虎山》。

显然，作为苏共官报，《消息报》的态度代表了苏联官方的态度。因此，我方大使馆经请示取消了电影招待会，并严正指责苏联的行为影响了两国关系正常化。

在这样的情况下，偷渡到苏联的人被判定为“叛国”是不冤枉的。

而这些偷渡客中，的确有很多出卖了自己的祖国—— 最开始的偷渡客提供给了苏联方面一些情报，包括地方党组织结构、人员名单、驻军情况等。 这让苏联情报部门意识到了其中隐藏的机会。

因此，苏联开始将偷渡客划分类别，从而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第一类是几乎不能给苏联提供任何情报，本身也没有价值的人，他们会被遣送回国。

第二类是一些中俄混血儿，或者地方党政干部，苏联允许他们定居境内。

第三类是一些比较聪明，有特殊身份或掌握一些特别技术的人，这些人经过情报部门的考察和培训后，会成为间谍派回中国国内。

李洪枢就属于最后一类。专案组成员刘复之的回忆录中写明了他受到重视的原因—— 李洪枢是吉林大学化学系毕业生。

据李洪枢自己的供词所说，他于1967年4月偷渡到苏联，1970年便被送去莫斯科，接受苏联国防部军事情报机关的特务训练， 并于1972年6月接受派遣任务从新疆额尔齐斯河口越境潜回国内。

看这已经堪称成熟的培训流程，偷渡回国的口岸选择，可想而知李洪枢虽然是这批被培训的偷渡者中最出名的一个，但绝不是唯一一个。

这一点，当时我国的公安部门也看得清清楚楚 。因此，在李洪枢偷偷潜回国内后二十几天，我国安全机关已经秘密逮捕了他。

当年叛逃出国，在苏联接受了好几年训练的李洪枢，在思想上已经非常抗拒自己的祖国了。

因此，当我国安全机关试图逆向利用他的时候，李洪枢表现出了极端的不配合——他始终沉默着，不听任何人的劝告，也不配合任何行动。 中途，他甚至偷偷逃跑过一次。

之前被捕的时候因为事发突然，李洪枢没有来得及向自己的上峰通报。而这次逃跑的时候，李洪枢借机给苏联大使馆打了一个电话。

然而不知道为什么，苏联大使馆没有将他的求救当回事儿—— 也许是因为时间紧迫，他没有讲清楚；更可能的是，苏联方面原本就不缺这一颗“棋子”。

很快，在一片高粱地中，李洪枢被再次捕获。仍然不配合的他甚至没有在一开始就交代自己曾经给苏联大使馆打过求救电话的事情。

他不知道的是，自己已经引起了中共中央最高层的注意—— 周总理亲自指挥此案， 并成立了以解放军少将李震为组长的专案组，组员包括时任北京市市委书记、北京卫戍区司令、北京市公安局正负局长等。

可见，当时中国在反间谍上绝对是下了苦功夫。

李洪枢本人倒不至于这么重要，毕竟他刚刚偷渡回国内，还没来得及给苏联方面传什么有价值的情报。

重要的是，他是一个突破口： 证明苏联在不断向中国派遣间谍，也是中国撕开苏联在中情报组织的豁口。

可惜，这个“豁口”在二次被捕，明知道逃掉的希望已经非常渺茫的时候，依然保持着他的沉默，展现出不配合的态度。

这也难怪，毕竟一方面他接受了苏联多年的洗脑， 另一方面他也担忧自己的安全和前路：谁会相信一个投敌叛国的人呢？

专案组为了撬开他的嘴，让他能够反过来为我们所用耗尽了心思。最终，决定采取软化的政策。

成员们吃住都同李洪枢在一起，就连办案的时候都不避着他； 中央还特别交代，谁都不需对李洪枢怀有敌意，当着他的面说话不可以吞吞吐吐，不可以造成新的隔阂。

专案组成员们身体力行，努力将李洪枢当作自己真正的“同志”。他们一起吃喝，甚至一起打扑克、一起聊天。

李洪枢的心思也在这样的集体生活中发生着变化。 他开始不用敌对的眼光看大家，不时时刻刻摆出一副防御的姿态，可以跟大家一起开玩笑，甚至一起玩了。

有一段时间，李洪枢的纠结是非常明显的。他有的时候会和大家一起笑，有的时候却坐在角落里心事重重的样子；有的时候跟大家一起吃喝，有的时候却会绝食，什么都不干。

任谁都看得出来，李洪枢已经有所改变，正在和被苏联洗脑的自己作斗争。专案组成员们将这一可喜的变化汇报给了周总理，总理批复道： “对李洪枢继续采取感化政策。”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李洪枢原本就是中国人，在感受到来自同胞的温暖后，他转变了， 同意作为 “双面间谍” ，为中方所用。

专案组也进行了下一步：麻痹苏联情报组织。他们请示总理，先让李洪枢放出一些真真假假的消息给苏联情报组织，以迷惑对方。

例如，在国防部长换任的时候，提前三天告诉李洪枢谁即将继任国防部长一职 ，三天后这个消息才会见报。

尽管只提前了三天， 但是这个情报证明了李洪枢可以窥见中央高层的任命，会让苏联方面感受到李洪枢的价值。

有些情报则是故作神秘，例如东北某地近期突然隆起一个土包，有可能是军事工事等等。还有一些真真假假的部队调动，既保持李洪枢的价值，真假参半又能够迷惑苏联军方。

很快，李洪枢接到了新的任务，要求他在黑龙江甘南县与苏联情报人员碰面。这是他们一早就确认好地接头点，但是距离北京太远了。

专案组成员们也十分纠结——太远了，行动不便，而且也怕李洪枢在路上跑掉。 思前想后，他们最终还是决定冒险一试：几名专家陪同李洪枢一起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到达了甘南县。

大家的努力没有白费，李洪枢没有逃走，还在这儿接到了最新指令： 1974年1月15日晚八点半，在北京东郊西坝河桥下等待接头。接头人将给他最新的电台、密码、手枪和活动经费。

专案组们努力了近两年时间，不断感化李洪枢，“放长线钓大鱼”，终于有了收获。他们高兴地将最新情况报告给了总理，总理也说： “可以破案了！”

在警方力量不够的情况下， 朝阳群众自觉组织起来，帮助盯梢，排查周边可疑人员，以及服从专案组成员安排提前撤离西坝河一带。

就连附近居民家的狗也被喂了酒馒头，醉倒后被塞到了床底下。 在实施抓捕的时候，群众们主动成为了候补力量，帮助警方捉拿犯罪嫌疑人。

那天，苏联方面联络人按照原计划出发。为了保证隐蔽，他们做了许多准备。

乘坐在那辆使馆专车中的一共有五个人，分别是苏联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马尔琴柯夫妇、三等秘书谢苗诺夫夫妇和武官处翻译科洛索夫。

其中，负责下车与李洪枢接头的只有谢苗诺夫和科洛索夫两个人，其他三个人都是他们的掩护。 为了在中途停车的时候不易被发现，他们还改装了 汽车 的尾灯，使之在踩刹车的时候不会发亮。

夜晚九点十分左右，两位驻华使馆秘书躲进了桥洞里；约过了二十五分钟后，李洪枢和另一名同伙前来接头。

几个人简单对了暗号后，李洪枢便给出了准备好的线索——用密封塑料底封在了白口罩内部，谢苗诺夫则给出了装着新电台、经费的旅行包。

就在此时，我公安机关同民兵、群众一起一拥而上，将几人顺利抓获。证据也没有被错过—— 谢苗诺夫为了脱罪，将白口罩扔进了附近的河沟里，但是被朝阳群众们捞了起来。

这只写了中国重要情报的白口罩，以及手提包里的电台联络频率时间表，苏联特务机关的“指示信”，在中国秘密建立反革命组织的纲领等成为了最好的证据，几人在进行特务活动而不是什么其他的“朋友会面”的事实板上钉钉。

而这一切不仅被参与行动的人看在了眼里，也被到来的摄像机记录了下来。

恰在此时，那辆小轿车在兜了一圈后回来了，它是来接谢苗诺夫和科洛索夫回使馆的。

于是，车上的三名协助从事间谍活动的人也一起被抓捕归案。这天晚上车上的五个人，便是后来被驱逐出中国的五名苏联外交人员。

此案破获后，总理十分高兴，说道： “你们立了一大功，李洪枢也立了一大功。”

因此，为了让他安定地生活下去， 李洪枢改名换姓，成为了北京的一名普通公民，被分配到北京一个工厂工作，娶妻生女。 他人生中传奇的部分就此谢幕。

对于苏联和中国来说，间谍抓捕归案、驱逐出境只是开始。接下来，中苏之间还有一场“仗”要打—— 一场舆论宣传仗。

中方详尽的长篇通讯引起了国际 社会 的轰动，苏联名望一时之间大跌。尽管各国都免不了存在间谍活动， 但这样被赤裸裸地揭露出来，其他国家就算是出于维护自己“正义”形象的需要也要谴责苏联。

一向与苏联水火不容的西方报刊全文转载了这篇通讯，并将其中的细节专门拿出来津津乐道，甚至有报刊评价称这是 “詹姆斯·邦德系列故事的中国现实版”。

中国这次间谍案也使得很多国家引以为戒，开始寻找并驱逐国境内的苏联间谍。

为了进一步进行反谍宣传，公安部专门举行了《打击苏修间谍展览》，一些国家领导人、外国兄弟党负责人都曾经前来参观过。

1977年，国内还以李洪枢一案为原型，拍摄了许多部反国际间谍的影片，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部叫做《熊迹》。

这些影片无不揭露了克格勃特工的活动，受到了国内外观众的一致欢迎。

苏联方面不甘示弱，曾经策划过一起“间谍案”诬陷中方大使馆成员。这名不幸的外交人员名叫关恒广。

当时，中国已经预计到了苏联可能会抓一名我方外交官，于是紧急通知驻苏大使馆做好相关应急准备，大使馆也通知了所有工作人员一律不出门，全部在家休息。

然而还是有一人被抓住了，此人就是关恒广。在苏联大肆调查下， 终于找到了这名已经在回国探亲途中的中国外交官，当时他乘坐的火车已经到了西伯利亚境内。

克格勃立刻派出特工用飞机追赶关恒之所在的火车，准备用他来“交差”和反诬陷中国。

1974年1月19日，中国抓获苏联间谍四天后，在已经接近中苏边境的苏联伊尔库茨克市，苏联特工终于登上了关恒广所在的火车，并径直奔向了他所在的车厢。

刚好，关恒广身边的座位上没有人。于是，克格勃的计划上演了：

无辜的关恒广当即被克格勃特工抓了起来，用直升机押送回莫斯科。紧接着，苏联效仿中国的做法，以 “企图向苏联女公民索取军事性质情报” 的罪名将关恒广宣布为 “不受苏方欢迎的人” ，被限期离开莫斯科。

当然，关恒广回到国内后受到了热烈欢迎，被带上了大红花，也被告知： “你受委屈了！”

苏联方面的“反击”没有到此为止。时隔四十年后，俄罗斯《绝密报》在2014年12月披露了当年的另一个内幕： 苏共中央秘书处也曾决定 “用从特殊渠道获得的一些材料制作称影视片，揭露中国情报机构特工的活动。”

安德罗波夫的想法是很好的，可惜，正如《绝密报》的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这些间谍材料中几乎不含任何细节，明眼人一看便知是空穴来风的宣传品。

因此，他想要像中国的反谍宣传片一样为大众所知、甚至向全世界播放，基本都是一个空想。

甚至，安德罗波夫还曾经设想这种影视作品可以 “降低中国情报部门反苏的侦察、破坏活动的规模” ，还可以在国际 社会 上 “营造对我们（苏联）有益的 社会 舆论氛围”。

显然，粗制滥造的影片和真实的故事是不一样的，安德罗波夫所设想的一切都不可能成真。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克格勃出品的第一部反映“中国间谍”的作品《郭秀山的供状》在苏联国内收获最多的评论是： “无聊之作！”

在中苏关系紧张的情况下，这种宣传与反宣传活动更多出于政治目的。好在这场闹剧最终也迎来了结局： 勃列日涅夫执政晚期意识到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性，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做出了许多弥合中苏关系的努力。

继任的安德罗波夫在大势面前也没有坚持自己的个人立场，而是主张“改善中苏关系”。因而，这场间谍宣传战就此落下了帷幕。

9.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间谍事件

2015年2月23日，总部设在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突然曝光数百份南非等国情报机构的绝密档案。这些档案涉及到南非与一些国家的幕后交易，及各国在重大国际事件背后频繁的间谍行动。这其中便包括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被泄露档案的时间跨度从2006年一直到2014年12月。这些情报既有南非国家安全局特工撰写的细节简报和内部分析资料《操作目标分析》，也有南非情报机构与美国中情局、英国军情六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以色列“摩萨德”及亚洲一些国家情报机构之间的秘密往来信函。

10. 美苏间谍案_1974年，中苏“间谍大战”

苏联使馆驶出神秘轿车 李洪枢，原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因为家庭成分被划为地主，于1967年非法越境进入苏联。李洪枢逃到苏联后，被克格勃网罗收买，后被多次派回中国搜集情报。在中国活动初期，李洪枢从未失手，因此深得克格勃指挥人员的信任。
1972年，李洪枢再次被派回中国东北收集情报，结果后来在大庆地区被中国边防人员抓获。经审问得知，李洪枢随身携有“情报发射器”，可随时与苏联驻华使馆人员秘密联系。中方高层决定，布下天罗地网，借李洪枢抓捕潜伏中国的苏联间谍。
李洪枢已经落网一事，并未被苏联情报机构察觉。李洪枢被押解至北京，按照中国情报机构的安排，与苏联使馆外交官取得了联系，双方约定在比较偏僻的北京东郊西坝河接头。为了事后把抓捕苏联间谍一事公之于众，除了公安人员和民兵提前潜伏在西坝河大桥附近的荒野之外，中方还安排了多部电影摄像机进行实时拍摄。
1974年1月15日晚，一辆牌照为“使01-0044”的白色伏尔加牌轿车匆匆驶出苏联驻华大使馆，辗转向北京的东北郊驶去。
白色伏尔加终于在郊区一处较暗的地方停了下来。车停了5分钟之后，轿车后排两侧车门同时打开，车上下来两个人，径直向着百米外的西坝河桥走去。这两人分别是苏联驻华使馆秘书谢苗诺夫和使馆武官处翻译科诺索夫。当这两人消失在西坝河桥下之后，那辆原本停着的伏尔加轿车，就载着苏联使馆另一名秘书马尔琴柯与其妻子，以及谢苗诺夫的妻子，调头向西北方向快速离去。车上3人以为此次与李洪枢的接头行动将万无一失。
克格勃头目恼羞成怒
谢苗诺夫和科诺索夫藏在西坝河桥下的桥洞里。大约晚上9时l0分，西坝河桥西面突然出现了两个人。他们在桥上徘徊片刻后，慢慢踱到了桥下。在和苏联人简单寒暄了几句后，来人之一（李洪枢）便将自己戴着的口罩（藏有情报）摘下来，交给了谢苗诺夫，谢苗诺夫也将一个深色的旅行包交给了对方。就在双方情报交接快要完结时，西坝河桥四周忽然传出几声脆响，红色信号弹以及白色照明弹随之升起，大批早就埋伏四周的中国警察和民兵冲了过来。正在进行情报交接的苏联驻华使馆的这两个人被当场擒获，中方叛逃人员李洪枢也“再次落网”。
中国外交部随后紧急召见苏联驻华大使并向其宣布：苏联数名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并立即将他们驱逐出中国（苏联使馆的那辆伏尔加备扒轿车，在离开情报交接现场不久后，就被在远处埋伏已久的民兵和警察拦下，车上人员被捕）。两对苏联夫妇和一名武官处翻译就这样被中方以从事间谍行动的名义，遣返回苏联。据说，这件事情令当时的克格勃头目，后来成为苏共总书记的安德罗波夫非常恼火，他认为这起事件让克格勃丢尽了脸。
国际列车上的冤案
克格勃高层于是下令：一定要抓一个中国外交官！当时中国已获悉相关情报，中国外交部急电通知中国驻苏大使馆，要求做好相关的应急准备，以防克格勃因急于报复而狗急跳墙。中国驻苏联使腊谈馆接到指示后，立即通知当时所有驻苏人员：近期所有人员一律不准出门，全部放假休息在家。
轮滚碰情急之下，克格勃特工几乎倾巢出动，在苏联全境内苦寻能把中国外交官以“间谍罪”逮捕的机会。经过海底捞针式的搜索，克格勃终于获悉：一名中国外交官正在回国探亲的途中。这名中国外交官名叫关恒广，坐火车已至西伯利亚。闻知此情，克格勃方面如获至宝，急派特工乘飞机追赶关恒广所坐的列车，准备逮捕他回去交差。
1974年1月19日，也就是在中国抓获苏联间谍4天后，在苏联伊尔库茨克市（已接近中苏边境）的车站，克格勃特工登上了关恒广所乘的K3次国际列车。上车后，他们一行数人径直奔向关恒广所在的车厢。克格勃事先设计了一个圈套，以便对关恒广“抓现行”。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一名克格勃女特工假扮乘客，坐到了关恒广旁边的座位上。貌似和善的她和关恒广用俄语寒暄了几句后，仿佛不经意间随手递给关恒广一包东西。尽管关恒广是职业外交人员，但他没有相关的反间谍经验，下意识地接过了那人递来的东西。说时迟那时快，旁边突然有人举起照相机，咔嚓、咔嚓连续拍照。紧接着，突然间又冒出几个人，声称关恒广正在“交接情报并从事反苏间谍活动”。随后，关恒广先被苏方人员从列车上押解下来并强行扣押，接着，他又被克格勃特工用直升机押往莫斯科。关恒广最后被冠以的罪名是：“企图向苏联女公民索取军事性质情报”。
之后，中国政府为此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苏联外交部马上宣布：中方外交人员关恒广是“不受苏方欢迎的人”，将被限期离开莫斯科。
历史斗转星移，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后，1974年两国之间的“间谍大战”，常常成为中苏双方在交往时的笑谈。
（摘自《上海译报》2012.5.31—6.7）B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