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如何传播到俄罗斯

⑴ 俄罗斯文化进入其黄金时代，是受了什么特征的影响

俄罗斯文化最早起源是属于欧洲的，这一文化萌芽发展到了13世纪蒙古人入侵之前一直沿着欧洲文化发展轨道进行，在这之后莫斯科公国的建立和发展中，则是中断了这一过程。在蒙古人240年的统治后建立起的莫斯科公国，和同一时期欧洲其他国家相比，开始显现出其近亚洲化特征

一、拜占庭文化综合了亚欧的特征，受拜占庭文化影响的罗斯文化是一种混合文化，后来由于不同的地缘环境、社会历史发展等多种因素影响，蒙古人入侵前一直沿着欧洲文化轨道发展

俄罗斯是属于欧洲最大的民族集团斯拉夫人当中的东斯拉夫的一支，起源于古罗斯部族，俄罗斯人在14-15世纪形成为部族，到了19世纪后半期才形成民族。从种族的起源上来看，

俄罗斯人属于欧洲人种，古俄罗斯人居住在山和湖泊的交界地域处，后来随着基辅罗斯和莫斯科公国的确立起来，俄罗斯人的居住地域不断地扩大。

彼得大帝的改革是俄国近代文明的开端，比西欧从文艺复兴开始的近代文明晚了几百年，当时的俄国即使闭着眼也能够感受的到来自于欧洲的较高水平文明的压力，18世纪可以说是俄国欧化的高峰时期，欧化改革首先促进了俄国文化自身的发展，西方的戏剧。音乐等等传入俄国，并在俄国获得了发展。

与此同时，这一场欧化运动有一个令统治者没有预料到的结果，就是欧洲启蒙思想的传入，19世纪的俄国文化在世界的文化舞台上有很多的光辉时刻，成为了俄罗斯文化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而这一时代也正是18世纪的酝酿发展的结果。

俄罗斯的欧化传统虽然由来已久，但是欧洲文化和本民族文化的冲突一直伴随着欧洲俄罗斯欧化的历史，彼得的改革一开始就受到了来自上层和下层和反对和抵制，

面对欧洲文化从表象到深层次的向俄国渗透，一部分人趋之若鹜，一部分产生恐惧心理，这也就是后来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产生的基础。

18世纪俄国的欧化运动，使得资本主义和封建的农奴制、欧洲文化的全面的输入和自身传统文化当中的亚洲因素的加强相互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俄国很奇特的社会文化现象。

⑵ 中世纪俄罗斯和拜占庭的关系，越详细越好

从四世纪到十世纪六百年的时间，罗马帝国的重心转移到东部，此时的基督教虽然相信同一个上帝，看同一本圣经，但实际已分成多个不同的传道中心。到1054年，随着西罗马帝国被异族侵占，东部成为唯一的罗马帝国，而后宗教也因与政治的关系而破裂，产生了天主教和东正教。
东正教在当时势力并不强大，影响世界最大的仍然是罗马公教（天主教）。天主教曾经随后主持多次十字军东征，除了希望打败伊斯兰教势力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统一基督教的分裂状况，打败东罗马势力（拜占庭帝国）。东方教会曾希望教会和解，但内部各分教会不同意而作罢。
1453年，拜占廷帝国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征服，苏丹出于政治考虑，对东正教会采取宽容政策。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国教是伊斯兰教，所以君士坦丁堡牧首实际上处于被征服地位。16世纪之后，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正教会相继成立自主教会，君士坦丁堡牧首的实际权威性已丧失殆尽。
所谓自主教会是东正教的特色，就是认为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如根据国家或城市在经济、政治方面的重要性设立牧首区。牧首区（大主教区）下辖数个首府主教区。主教区的首脑是主教，在法规和行政方面享有全部独立权，并可自选大主教和主教，因此东正教分有多个牧首区而互相不影响。东正教主要的自主教会有君士坦丁堡牧首区、耶路撒冷牧首区、俄罗斯正教会、格鲁吉亚正教会、塞浦路斯正教会、塞尔维亚正教会、保加利亚正教会、罗马尼亚正教会、波兰正教会、希腊正教会、美国正教会、日本正教会、芬兰正教会等。
988年俄罗斯接受了东正教，东正教在俄罗斯得以保存。俄罗斯接受东正教有很多种传说，主要讲两个。一个传说是当时俄罗斯的乌拉吉米儿大公，与拜占庭的商业关系非常密切，拜占庭内部叛乱，寻求俄罗斯大公的支持。大公向拜占庭提出了一系列条件，拜占庭全部接受，但同时拜占庭也向大公提出一个条件：俄罗斯必须信仰东正教。东正教开始传入俄罗斯。另一个传说是：乌拉吉米儿大公看到周围的世界：有犹太教，伊斯兰教，天主教。认为俄罗斯也应当信仰某一宗教。他徘徊不定，一个希腊人说服了大公，他劝说大公信仰东正教，俄罗斯大公派使者出去考察，考察结果是拜占庭的宗教非常豪华，拜占庭的豪华吸引了大公，认为这样体现了俄罗斯大公的权威与威望。因此他选择了东正教。
实际上俄罗斯在988年建国后，也遭受了一系列的压迫：先是受到蒙古族的侵略，随后又不断受到邻国丹麦和瑞典的入侵。经历了一个数百年的混乱时代，到了彼得一世才真正的开始了“改革开放”，向西方学习，成为文化和经济上的强国。
在这个过程中，东正教起到了建立民族文化、统一思想、协助建立君主体制、协助完成民族文化的精神特质，所以俄罗斯的彼得大帝改革和后来的发展，与东正教影响是分不开的。

⑶ 宗教对俄罗斯的影响

东正教对俄罗斯的影响 苏联的解体使人们长期奉行和遵守的行为规则及价值观念骤然过时,俄罗斯国民信仰出现危机。作为信仰真空的填充物,东正教在俄急剧升温。目前,东正教已是俄联邦最大的宗教组织。深入分析一下,可以说东正教的复兴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是俄罗斯当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是社会改革的伴生物。从文化动因上看,它蕴含着俄罗斯国民对其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信仰的怀恋与回归。同时,东正教的复兴又对当今俄罗斯直接或间接地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在俄罗斯国家千余年的历史进程中,东正教作为一种信仰已经融入到俄罗斯人的血液之中,成为构成俄罗斯民族性格不可或缺的因素。东正教信仰对于俄传统文化的形成乃至国家道路的选择均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王权与教权统一、救世主观念有助于俄中央集权的加强

西方基督教世界,王权和教权分离,一个管世俗世界,一个管灵魂世界;东正教世界则与之相反,王权和教权不分离。拜占庭时期就是如此,而俄罗斯则更进一步将这一体制巩固下来。王权与教权高度统一,其后果不仅是教会成为皇帝的统治工具,而且在人们精神上培育了这样一种观念:皇帝不仅是世俗的最高统治者,而且是圣者,是上帝的代言人,是人民的保护者。东正教还承认“皇帝等同于使徒”,给皇帝罩上灵光圈,不仅认可他在政治上的统治,而且认可他在灵魂上的指导,承认他是灵魂的拯救者。皇帝一身兼二任,无人可以超越其上,不像西方世界的君主要时时受制于教会。这样一种观念与东正教的救世主观念紧密结合在一起,渗入民族意识中,形成了人民,尤其是农民中顽固的“好皇上坏领主”的思想。人民身受残酷的剥削与压迫,却不怨恨沙皇,而认为那都是领主的罪恶,皇上则是好的、善的、是圣者;他不仅才能卓着,而且品德圣洁高尚。人民对救世主的期盼常常变成对好皇上的期盼。这种将沙皇等同于宗教救世主的观念直到19世纪后半期才被逐渐打破,但是,对救世主的期盼,对既具政治才能,又具圣洁高尚品德和精神力量的全知全能全善的领袖的期盼,并没有随之消除。这种长期积淀下来的宗教心理,虽然不再以宗教形式表现出来,但它在世俗的形式中依然顽强地延续着。
苏联解体后,在追溯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过程中,俄决策层意识到信仰的凝聚力对国家振兴的重大意义。于是,官方有意同教会接近,政教之间重新建立起一种较为默契的协作关系。1997年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宗教法》规定,俄联邦为世俗国家,国家不持宗教偏见及不干预宗教组织内部事务。但是,国家在承认公民享有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权利的同时,专门对“东正教在俄罗斯历史上、俄罗斯精神和文化形成与发展中的特殊作用”给予了特别的强调和肯定。俄现行宗教法的实施表明,东正教是俄目前各信仰中影响最大、最受领导层重视的宗教。东正教会对国家事务的参与意识也比苏联时期明显增强。教会机关刊物的舆论导向一直与国家政权的大政方针保持一致。东正教牧首频频出现于外交场合,参加政府召开的一些重要会议,为国家的内政和外交出谋划策。俄两任总统的就职仪式都是在牧首出席的情况下举行的。表面上看,普京的就职仪式是由前总统叶利钦为其佩带一枚象征总统权力的一级祖国勋章而达到高潮的,牧首似乎只是以嘉宾的身份出现,然而,东正教牧首在总统就职仪式的幕后策划中所起的作用依然像旧俄时期那样非同小可。据俄新闻媒体透露,普京总统就职仪式的程序完全是“由俄罗斯东正教会按照地道的法国总统就职仪式的风格设计的”[1]。在普京就职仪式上,莫斯科和全俄牧首阿列克西二世还亲自将两幅着名的东正教圣像赠送给克里姆林宫。2000年5月末,普京总统颁令设立行政专区,改组政府各职能机构,以加强中央的垂直领导。俄东正教牧首立即发表声明,阐述了支持总统的立场和态度。可见,复兴后的俄东正教在国家中仍发挥着传统的政治职能,它是俄联邦中央集权的忠实维护者。

二、东正教的“第三罗马”观有助于俄罗斯主权尊严的维

护东正教自命为基督教之正统,因而理应成为普世教会的中心。自15世纪以来,俄东正教又称莫斯科为“第三罗马”,并努力营造新的东正教中心。事实上,半个世纪以来,俄东正教也的确成为所有东正教会的核心。这一事实与这种观念在俄罗斯人心理上产生了强烈的效应,它使俄罗斯人认为自己的民族是上帝选来承担特殊使命的民族,当基督教遭异教徒(主要是穆斯林)凌辱和不肖之徒(主要是天主教徒)扭曲之际,只有俄罗斯民族才是真正的基督教的体现者和捍卫者。因此,只有俄罗斯民族的发展和俄帝国的强大才能使基督教复兴,才能使上帝的事业光大。这样,俄罗斯民族的宗教特殊使命便与俄国家的力量和伟大联系起来。因此,每遭外敌入侵,东正教会作为俄罗斯人信仰的载体在国民意识中就成为维系国家统一的重要纽带。在长达近两个半世纪的蒙古—鞑靼人统治时期,罗斯的东正教文明遭受了严重的摧残。国难当头,东正教神职人员与王公共商国是;通过布道等形式安慰国民,号召罗斯人结束内讧,一致对外,恢复民族主权。教会的活动加强了民族凝聚力。正是在为祖国和信仰而战的精神力量的激励下,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罗斯终于摆脱异族的奴役,国家主权得到了恢复。

⑷ 俄国的宗教信仰

（православие,Eastern Orthodoxy）
东正教信仰的确立
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978-1015年在位）娶拜占庭马皇族公主安娜为妃，988年接受东正教，史称“罗斯受洗”。
1037年设立罗斯（基辅）都主教，1037-1448年，基辅主教均由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任命；1448年，自行召开主教会议，选举梁赞主教、俄罗斯人约纳担任都主教。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俄罗斯教会的权力逐步加强，莫斯科成为“第三罗马”。1589年俄罗斯成为宗主教区（牧首区），取得了与君士坦丁堡、安提阿、亚历山大、耶路撒冷平等的地位。
教权依附于皇权，教权和沙皇的世俗权力二位一体，形成“权力交响曲”，但合奏到彼得大帝为止。1650年建立修道院衙门，加强对宗教事务的控制。
莫斯科宗主教（牧首）尼康（1652——1667年在职）的宗教改革，企图加强教会权力，使它高于皇权。遭到传统派和沙皇权力的反对，导致教会分裂：正统派（尼康）和旧礼教派（分裂派）。1667年，宗教会议罢黜了尼康，确立了“沙皇权力高于牧首和一切主教”，但作为妥协，撤消了修道院衙门，承认教会有自主的经济行政、司法权。
1701年，恢复设立修道院衙门，教会财产国有化。
1721年，彼得“诏书”和《宗教章程》决定按新教原则设立宗教委员会（主教公会），以取代牧首制。宗教委员会成员由皇帝任命。
叶卡捷琳娜二世（1762——1796年）进一步强化了对教会的控制。同时，东正教会成为沙皇专制制度的支柱之一。
尼古拉一世（1825-1855年）时期，提出“正教、专制、民族精神”三位一体说。至1917年十月革命前，70%的国民信仰东正教。
苏维埃时期东正教的衰落与苏联解体后的正教复兴。1918年宣布“政教分离”。1923年废除牧首制。1943年恢复牧首制。
基督教（东正教）信仰使俄罗斯人充满了基督教精神理想的救世主义和极端主义。地狱与天堂之间没有炼狱。俄语中的христианин-крестьянин“基督徒—农民”。
俄罗斯东正教的特色
①坚持一成不变的教义正统性。没有经过大的宗教改革。俄罗斯教会礼拜时使用教会斯拉夫语。1820年出版俄文版《新约》，1876年出版《圣经》俄文版全本。古代没有产生重要的宗教哲学家。
②浓厚的苦修主义和神秘主义。“圣愚”问题。他们的圣徒不是宗教思想家，而是苦行僧和“圣愚”。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和他的皇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把来自西伯利亚的农夫拉斯普京当作“先知”，把他奉为座上宾，事事听他指点，不久之后就步这位癫僧的后尘消逝于虚无，还随身携带着自己的宝座和整个俄罗斯帝国。
③圣像崇拜。843年宗教会议确认圣像崇拜合法。1493年建造的莫斯科克里木林宫的圣母升天大教堂的圣像是东正教特色的圣像崇拜。
④教权依附于王权。例如，1395年，君士坦丁堡宗主教给莫斯科大公瓦西里的信中说：“这个神圣的皇帝在教会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和其他统治者及别的地区的管辖者不一样，因为是他从一开始就在所有人居住的地区建立和巩固了真正的宗教……对基督徒来说，拥有一个教会而不拥有一个皇帝是不可能的。教会和皇帝具有伟大的统一性，同在一个伟大的共同体之中；他们不可能被相互分割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