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为什么西化失败

A. 苏联为什么会由强变弱

俄罗斯的兴衰之鉴

“如果战略错了，那么，将军在战场上的指挥才能，士兵的勇敢，辉煌的胜利，都将失去它们的作用！”马汉谈论战争的一句话，同样适用于国家安全战略的选择。俄罗斯数百年跌宕起伏的国运，是观察国家安全战略选择得失最好的标本。有人说，俄罗斯是一个不适应顺境的民族，总是在经过不断拼搏达至巅峰时陡然跌落；同时，俄罗斯又是一个勇于在

逆境中奋进的民族，总会在跌落后开始新一轮的拼谨册搏和崛起。于是俄罗斯的历史呈现出一条缩命式的螺旋轨迹。

走一条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

国家安全战略是“协调地发展和运用国力手段以达到国家安全目标的艺术和科学”。在一国崛起的历史进程中，选择何种发展道路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借鉴西方经验是俄罗斯迅速崛起的重要因素，而不顾民族特性一味追随西方又导致其陷入发展的困境。

俄国的强大始于彼得一世的欧化改革，形成于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开明专制”。初登皇位的彼得以其敏锐的眼光和罕见的魄力促使“野蛮的俄罗斯人采用西欧成果”，使俄罗斯从一个偏居一隅的穷国一跃成为欧洲强国。叶卡捷琳娜二世则推动俄罗斯在西方化道路上继续前进，将法国的启蒙思想引入俄罗斯，导致了俄罗斯自己的启蒙运动。

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之所以能通过西化改革使俄罗斯走上强国之路，重要原因在于始终保持了俄罗斯的民族特色。俄罗斯每一次成功的西化改革，都是西方因子在东方本体上的一次嫁接，其结果是在政治上进一步强化了其东方性。东方化往往成为西方化的条件，西方化则进一步巩固了东方化。

在这方面，叶利钦总统早期“全面融入西方文明大家庭”的战略选择给俄罗斯带来的困境则是有力的反证。采取对美国搭车依附的战略，一厢情愿地向西方表露心迹；把“休克疗法”作为经济复兴的选项；把单方面抛弃意识形态和嫁接西方的价值观作为最佳安全模式；使俄罗斯陷入了政治经济困境和文化价值取向上的迷惘。此后叶利钦在欧洲大西洋主义、斯拉夫主义和新欧亚主义的争辩中忽左忽右，也使俄罗斯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方向上缺乏了明确的目标。

普京总统的西方政策较为务实、灵活。出于国家经济和安全利益的考虑，他一度延续了叶利钦后期的外交政策，在反恐与战略稳定等问题上向美国做出了重大妥协与让步。但不同的是，普京的西方政策更多是“以退为进”的战略考虑，追求的是国家利益、综合国力与现实格局之间的一种平衡。因此，普京奉行的欧亚主义安全战略中融入了大西洋主义和斯拉夫主义数晌宴的成分，并不时调整各种成分比重。这正是普京时代的俄罗斯得以崛起的关键所在。

根据国家实力拓展国家利益

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始终把实现大国地位作为其孜孜以求的长期战略目标。历代沙皇频繁发动战争，不断进行领土扩张，积极争夺出海口。沙俄之所以能够通过战争将领土扩张近10倍，原因之一就在于能够根据国家实力的不断提升，灵活及时地调整战略目标。

伊凡四世尽管胸怀实现“第三罗马帝国”的梦想，但根据俄国当时的实力，只能凭借地域性蚕食体制按照先东后西、先弱后强的顺序不断向邻近地区扩张。他也曾试图打通波罗的海出海口，但受制于有限的国力，并招致西欧强敌的一致抵抗，终于没能实现。

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尽管国力有所提升，但每次发动战争总是尽可能避免两线作战，尤其避免两线均对强敌作战。面对北线的瑞典和南线的土耳其两个强敌，彼得运用联盟战略先稳住相对较强的瑞典，集中力量对土作战；随后再以同样方法对付瑞典。一旦他错估形势，便会遭到巨大失败。

在苏联后期，决策者们对国际格局、本国国力及所处的发展阶段缺乏清醒认识，造成了国家战略的错位。长期以来，把准备与资本主义暴力争夺且战而胜之作为最高战略目标。过高的战略目标与有限的战略手段的矛盾是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

叶利钦在“亲西方”外交陷入困境的情况下，无视俄罗斯实力已被严重削弱的事实，依然以世界大国自居，推行与西方对抗的外交方针。面对波黑冲突、北约东扩、北约入侵科索沃等严重侵害俄罗斯国家利益的行为，虚弱的国力只能使叶利钦强硬的态度一步步后退，逐渐暴露其底线，并最终陷入战略被动的局面。

普京作为一个精明务实的渐进主义者，从现实国家利益出发，量力而行，在策略性让步和妥协换取实际利益。俄罗斯不强调其大国地位，不等于不追求大国地位。普京要做的是恰当充分利用俄的地缘战略优势，以薯银及能源和军事工业等战略性资源，使俄罗斯的大国雄心符合国家实力。换言之，就是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从而提升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最终实现其大国梦想。

处理好内部与外部安全的关系

国内革命彻底摧毁了沙俄帝国大厦，“八一九”事件则是苏联解体的直接导火索。这充分表明，决定一个国家、一种制度安全的决定性因素，是人民的选择，是内部的稳定。仅关心外部安全，而忽视内部因素(经济、人民富裕水平、社会民主化程度)，可能会破坏整个国家安全体系。

历代沙皇都把对外进行领土扩张，争取贸易通道和海外市场视为统治者的最高利益，但往往忽视国内民众的基本生存权益，致使国内阶级斗争不断深化。在沙俄军事史上，国内爆发大规模武装起义，每每使政府在国外进行的扩张战争陷入被动。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起义使叶卡捷琳娜二世发动的第一次对土战争陷于内外交困的处境，被迫降低条件与土耳其停战言和。一战时期，俄国蓬勃兴起的革命运动，不仅促使沙皇军队在大战中失败，而且从根本上埋葬了沙皇制度本身。

苏联领导人也是把与西方阵营争夺势力范围作为国家安全的主要方向，把主要精力用于国际而不是国内经济建设，使苏联人民的生活陷于贫困当中，国内矛盾日益激化，最终失去了人民的支持。苦心追求的国家安全不仅没有得到保障，反而变得更加脆弱。长期忽视国内民族问题，致使分裂主义势力急剧扩张。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讲，“苏联不是被别人打垮的，是自己犯了致命的错误，导致了国家的衰落与解体。”

叶利钦时期，“休克疗法”使俄罗斯国内经济长期处于危机状态，国家实力遭到严重削弱。由此衍生的国内政治矛盾激化、社会贫富差距拉大、腐败和犯罪现象泛滥、武装力量战斗力下降等问题，直接冲击着政权的稳定。在车臣分裂势力日益坐大时，俄政府却一度采取姑息态度，默认了车臣的自主地位和分裂政权，致使车臣危机不断升级，并直接导致了两次车臣战争的爆发。

普京执政后，改变了将外交凌驾于内政之上的做法，踏踏实实地解决国内问题，特别是国内安全问题。通过打击金融寡头、控制战略资源逐步恢复国内经济秩序；建立垂直权力体系，加强对地方的领导；坚决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普京也丝毫没有放松对外部威胁的警惕，依然将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保卫国家安全、追求大国地位的重要支柱。

平衡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

国家安全环境的改善从根本上来讲是依靠综合国力的提升。经济力和军事力是综合国力中的一对关键要素，二者对立统一。经济力的提升需要加强国防以提供支撑和保护，军事力量的加强又依靠国民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是提升国家综合实力、保障国家安全的必然要求。

沙俄崛起过程中，军事力量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传统延续并影响到了苏联时代。以军事实力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思想，促使国民经济高度军事化，从总体上削弱了国家实力，损害了国家的稳定，降低了国家的安全水平，并最终成为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因素。

与美国进行的军备竞赛进一步推动了苏联的国民经济军事化，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达到了顶峰，并一直持续到戈尔巴乔夫时期。把保障国家安全建立在庞大的军事工业基础之上，片面发展军工企业，导致苏联经济结构严重畸形。高峰时期，国民生产总值近20％被用于军事领域。有人曾形象地将军备竞赛称为国民经济的“吸血鬼”，显然很有道理。

叶利钦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苏联解体之初，基于国家不存在大规模战争威胁的乐观判断，把大幅裁减军队员额，削减国防开支、合并有关军兵种作为军队改革的主要内容。军费严重短缺不仅影响和制约了俄军改革进程，还导致战备程度和作战能力的严重下降。第一次车臣战争就是最好的例证。当然，国家经济的严重滑坡是俄紧缩国防开支的原因之一，但过分削减军事开支显然不是解决经济危机的良策。相反，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是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利益的有力手段。改变苏联时期严重畸形的经济结构是一项长期任务，在无法迅速提升综合国力的其他指标的情况下，军事实力仍是俄罗斯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

正确运用联盟战略

俄罗斯一直将军事联盟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彼得一世借助于同波兰、丹麦和萨克森结成的北方同盟，取得了北方战争的胜利；叶卡捷琳娜二世通过建立俄普奥同盟、“塔尔果维茨同盟”，三次肢解了波兰；亚历山大一世则在英法瑞等欧洲大国间巧妙周旋，利用俄法同盟恢复元气并取得了抗法战争的胜利。

受传统的影响，苏联时期的集体安全思想具有强烈的大国沙文主义色彩，“在联盟中占据主导地位、首先保障苏联的安全”成为联盟战略的出发点。在二战前，苏联为建立“东方战线”防御带，先行占领波兰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后将波罗的海三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并占领了芬兰、罗马尼亚的部分领土；同时苏联倡议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以便借助英、法等国的力量来遏制德国法西斯的扩张。因英、法两国试图将祸水东引，对德实行绥靖政策，致使苏联的设想落空。苏联只好转求自保，于1938年8月23日与德单独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些做法不仅没有换来和平的外部安全环境，反而在政治军事及道义上都造成了消极的影响。

冷战时期，苏联一方面与美国进行全面对抗，大搞军备竞赛；另一方面以家长自居，粗暴干涉他国内政。这种过度追求苏联治下的集体安全的霸道行为，使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对它充满戒心和警惕，使它变得更加孤立。

苏联解体后，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成为国际社会动荡的主要根源，建立地区和全球安全机制成为俄罗斯的迫切需要。在摆脱了立国初期对独联体采取的“孤立主义”政策之后，俄罗斯在安全领域加紧推进地区军事一体化，构筑以俄罗斯为核心的集体安全体系，以抗衡北约东扩和美国对该地区的渗透。与冷战时期不同，独联体集体安全建立在安全的不可分割性、不干涉内部事务、集体防御等原则基础上。但实力因素和安全需求决定了俄罗斯仍将拥有主导地位，在地区安全总是上起决定作用。

国家安全中的地缘因素

地理即命运。俄罗斯的安全始终与其独特的地缘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从最初寻求生存的领土安全，到扩大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到确保独特的欧亚大国安全，地缘政治思想已渗透到俄罗斯国家政治、军事、外并等各个领域。

控制和扩张领土，建立“缓冲地带”和“势力范围”——这是俄罗斯民族传统的安全模式。早期的俄罗斯地处东欧大平原，没有任何保障安全的屏障，就像“没有护栏的婴儿车”，曾多次受到大国的侵略。于是消除不安全感就成了俄罗斯历代统治者追求的目标，途径是拼命向外扩张，最大限度地扩张疆域，把“婴儿车”造得越大越好。

沙俄的东征西讨、争夺出海口，苏联的“东方战线”、华约组织，俄联邦的“近邻政策”无不体现着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思想。在18世纪到整个20世纪的200年间，俄罗斯有128年在打仗，进行了36场对外战争和4场内战。对领土扩张的过度追求，最终导致俄罗斯背上管理和发展这片辽阔土地的沉重负担，成为军事实力强大而国民经济脆弱的“跛足巨人”。

戈尔巴夫看到了苏联存在的问题，但他认为在消除意识形态的分歧后，俄美两国将会建立起没有阴影的友谊。面对华约解散、苏联解体后极为不利的地缘战略环境，叶利钦曾把维护国家安全的希望寄托在融入西方社会的外交政策上。北约东扩打破了俄罗斯浪漫的地缘政治幻想，新欧亚主义作为一支地缘政治流派异军突起，影响着俄对外政策的走向。目前俄罗斯的客观地缘政治需求，是“必须为俄罗斯作为世界大国之一得到发展而提供有利条件”。据此，俄罗斯确立了以独联体为优先，以欧洲为重点，东西方并重的外交政策。把在地缘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历史传统与俄有着不可分割联系的独联体视为稳定周边，视为抗衡北约东扩、重新树立世界大国地位的重要依托；把建立稳定的独立国家联合组织，使其在经济和政治上实现一体化，并且有能力在国际社会中占据应有的地位，作为俄对独联体国家安全政策的战略目标。

李抒音

http://news.sina.com.cn/o/2006-07-22/09079535930s.shtml

B. 俄罗斯已经全盘西化了，但为什么还是没有融入西方社会

俄罗斯要想加入西方， 伏低做小，也不想如愿，是由以下四个原因决定的。

俄罗斯历史上是一个侵略成性的国家。大家看世界历史，沙皇俄国从一小块地方开始扩张，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领土的贪婪超过俄罗斯，经历几个世纪的扩张，终于成为现在世界上领土最大的国家。

这一点历史，放在哪个国家的眼里，能放心得下？

俄罗斯做为前苏联的主要继承者，和西方国家对抗了半个多世纪，现在西方国家的这一代领导阶层，一直延续仇视俄罗斯，在思想上也根本接受不了俄罗斯，消弱分解俄罗斯，还是西方国家的战略目标。

从1922年苏联建国起，就定下国策，向全世界输出革命，逐渐和西方社会形成了水火不容的矛盾，并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都很霸气，让西方国家疲于应对。

这也让西方国家印象深刻，一时半会儿是忘不了的。

在西方国家的各种手段下，最终导致苏联解体，但是一直采取对苏联继承国俄罗斯穷追猛打的策略，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不给俄罗斯翻身的机会，所以也不会接受俄罗斯融入西方社会。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的长期渗透和围困之下，受经济问题困扰的苏联解体了。苏联解体的主要功臣就是叶利钦，他是苏联的一个亲美的公知，以为走上资本主义就可以得到西方的认可，但现实狠狠打了叶利钦的脸。

事实证明他们真的想多了，对于西方国家而言，且不说是否走资本主义路线根本就不是西方国家接纳与否的唯一参考，比如今天的美国和君主制的沙特依然打得火热。就算俄罗斯真的走上了西方国家想要的资本主义路线，西方国家也不会来者不拒，比如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德国和日本就曾遭受到反法西斯同盟的无情吊打。

所以，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它需要一个假想敌的角色，所以不管俄罗斯如何努力，这样的宿命都难以扭转。

综上所述，不管俄罗斯怎么伏低做小，也不会融入西方。

C. 俄罗斯为何与西方国家不和

俄罗斯曾经想融入西方，一夜之间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核潜艇封存、弹道导弹拆毁……西方怎么回应的呢？北约东扩到鹅毛家门口，支持车臣反政府武装，拒绝俄加入WTO……

问题在于俄罗斯太大了，人家明白无误的说了，游泳池里放不下大象洗澡，除非鹅毛继续分裂，可扩张成性的俄罗斯不肯啊，车臣战争打了两次，最终车臣留在俄联邦内。

此外地域上，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俄认为自己属于欧洲，可是欧洲的边线包含远东地区吗？宗教上，俄信奉的东正教属于基督教的分支，传统的欧洲国家心理上认为自己是正宗的基督教，上帝的子民，一直排斥俄罗斯。归宿感一直是鹅毛纠结的问题。

冷战时代，相同社会制度的中苏联盟，最后走向分裂，甚至战争。冷战结束，社会制度的差别，在国际交往中地位更低了。还是英国人的利益至上占主流，即使欧盟内部，至今无法一个声音说话。

因为向西走失败，俄罗斯只能转向东方。共同的地缘利益，促使北极熊和兔子抱团取暖。俄罗斯的工业品基本被西方国家封堵，冷战结束后，俄传统的军工市场也瓦解，军工企业开工不足，甚至揭不开锅；一直被西方制裁的兔子，面对胎毒势力，急于更新武器，两国一拍即合。
高水平的军售意味着准同盟关系，两国共同受到美丽贱的战略压力，作为大国，谁也不肯屈服美帝脚下，相互走进是很自然的事

D. 俄罗斯的私有化改革为什么失败

俄罗斯私有化改革失败原因
（1）商品购买实行货币加购物票制度，流动性过剩，存在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虽然这种压力是隐性的。国内需求同供给存在结构性差异，这种差异在由于出售国有企业私有化证券而形成的强大购买力的作用下产生严重的通货膨胀。长期的货品短缺与货币过剩，在市场经济开放的短时间爆发出来，必然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而在严重的通货膨胀下必然投机盛行、生产遭到破坏，无法生产出足够商品来弥补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缺口，势必造成更严重的通货膨胀和更严重的投机、生产停滞，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2）国内证券市场发展不够成熟，老百姓没有形成证券化收益理念，追求短期现金收入的结果是大量抛售手中的国企私有化证券，造成国企私有化证券价格的暴跌，从而造成国有企业的贱卖。前苏联的证券市场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不论是从证券市场的立法、金融工具的品种、市场发展程度的角度来看，其发展状况都不成熟。
（3）由于国有资产私有化造成的大规模的产权交易使得国内货币需求激增，迫使央行发行大量的货币，使得卢布大幅贬值，而突然放开汇率管制和国内的通货膨胀使得市场纷纷抛售卢布购买美元，进一步促使了卢布的贬值。由费雪方程式MV=PT可知，当产权交易规模激增时，大量的资产进入流通领域，T急剧变大，在货币流通速度V不变的情况下，要保证物价水平P不大幅下降，央行就必须发行货币使M增大。而产权交易不像商品和劳务交易具有稳定性，其交易量会在短时间内大幅减少，从而使得央行发行货币使M增大后T又减少，结果是物价水平P大幅上升，造成严重通货膨胀。而由于汇率管制突然放开，在国内存在严重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市场纷纷抛售卢布追逐外币，迫使卢布大幅贬值，国内的高通胀加上卢布的大幅贬值使得市场上形成恐慌性抛售卢布的浪潮，导致恶性循环。
通过以上对俄罗斯私有化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国有资产私有化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以下几个基本因素：国内是否存在通货膨胀的压力；证券市场的发展程度；国内供需是否存在结构性矛盾；国内货币是否存在超发的现象；汇率的波动和国家对汇率的干涉

E. 十月革命后的俄罗斯怎么被欧洲排斥

●在俄罗斯的社会发展进程中，“西化”成为历史长河的主流。可以说，“西化”是俄罗斯社会发展的一条主线，“俄罗斯一直在追求与西欧的融合”
●与俄罗斯“融入西方”的迫切心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方并未把俄罗斯视为自己的同宗兄弟。从古至今，西方人始终对俄罗斯抱有一种深深的歧视
●在蔑视俄罗斯文明的同时，西方又对俄罗斯“坐大”怀有强烈的恐惧。这种复杂的情感导致了西方对俄罗斯政策的摇摆不定，西方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刻想把俄罗斯作为“小兄弟”纳入自己的体系，但更多的则是对俄罗斯的排斥与遏制

7月18日，《环球时报》刊登了郑羽先生的文章《俄罗斯能融入西方吗》，文章从俄罗斯国际角色的自我定位和国家安全基本理念的角度论证了俄罗斯不会彻底融入西方的观点。笔者十分赞同郑羽先生的意见，但同时认为，与现实的战略因素相比，传统的历史文化因素在更深的层面和更长的历史时段上制约着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互动，尽管融入西方是俄罗斯长期的历史追求，但斯拉夫文明的特性以及西方文明对斯拉夫文明的“歧视”，决定了俄罗斯不可能彻底融入西方。
融入西方：俄罗斯长期的历史追求
从出现国家的那一天起，俄罗斯大致经过了基辅罗斯、鞑靼人统治下的罗斯、莫斯科公国、沙皇俄国、苏维埃俄国和当代俄罗斯六个历史阶段。其间，俄罗斯经历了五次主要的社会文化转型：接受拜占庭文化、鞑靼文化的楔入、彼得大帝向西方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以及当代俄罗斯对社会文化取向的再定位。可以说，“西化”是俄罗斯社会发展的一条主线，“俄罗斯一直在追求与西欧的融合”。
俄罗斯19世纪的哲学家、西欧派的代表人物恰达耶夫曾说，“我们从来不曾属于东方。东方有东方的历史，其历史与我们的历史毫无共同之处”。他甚至坦言：“俄罗斯会因与西方相像而感到幸福，会因西方迁就地同意将我们纳入其行列而感到骄傲。”对西方的强烈向往使西欧派对本土文化持一种″虚无主义″的态度，强调俄罗斯只有放弃东正教信仰，吸收基督教的精神，沿着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前进，才能实现社会进步。
在俄罗斯的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同程度的“西化”成为历史长河的主流。古罗斯在与拜占庭的交往中受益匪浅。基辅罗斯经“罗斯受洗”而皈依东正教，从而间接地接受了西方文化。在摆脱蒙古人的统治后，俄罗斯在彼得大帝的推动下“西化”强国。19世纪初，亚历山大一世在军事上战胜了拿破仑，而后者却成为思想和制度上的赢家。20世纪末，推崇“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的戈尔巴乔夫再次表现出了对西方的渴望，叶利钦则一度把俄国政治思想中从未完全成功的“西方化”推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普京上台后，也多次强调斯拉夫文明与欧洲文明同根同源，表示融入西方是俄罗斯的历史选择。普京的助手亚斯特任布斯甚至宣称，“俄罗斯哲学界和政治界理解的欧亚主义，没有给俄罗斯带来任何好处。只有选择欧洲道路，俄罗斯才能尽快进入正常生活国家和社会的圈子。”
欧洲对俄罗斯：文明的歧视
与俄罗斯“融入西方”的迫切心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方并未把俄罗斯视为自己的同宗兄弟。从古至今，西方人始终对俄罗斯抱有一种深深的歧视。
对不同文明的态度首先取决于对不同文明的界定。西方人认为：“欧洲的个性是在中世纪时以基督教的形式确定的……东欧的宗教后来是由拜占庭而不是罗马传过去的，从此，西欧与东欧的发展方向就不同了。”塞缪尔·亨廷顿把欧洲文明的界线限定在“基督教的范围结束、伊斯兰教和东正教的范围开始的地方”，不仅将其视为“欧洲文化的边界”，还视为“冷战后欧洲和西方政治经济的边界”。
西方人认为俄罗斯文明与欧洲文明有着明显差异。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中谈道，“俄国位于欧洲的边缘，由欧洲和亚洲之间的一大块缓冲地带构成。由于这一位置的缘故，俄罗斯人的历史经历完全不同于其他欧洲人，他们所发展起来的文化也相应地不同。”亨廷顿强调，俄罗斯没有或很少经历过那些界定西方文明的历史现象，“西方文明八个特征之中的七个———宗教、语言、政教分离、法治、社会多元化、代议制机构、个人主义—几乎完全与俄罗斯的经历无缘”，“俄罗斯文明是基辅和莫斯科的本土根源、拜占庭的强大影响和蒙古长期统治的产物，这些影响造成一种社会和文化，它们与西欧社会和文化几乎没有共同之处。”
由于“在20世纪之前，欧洲对俄国的影响比俄国对欧洲的影响大得多”，因而西方人在俄罗斯人面前有了一种天生的优越感，就连俄罗斯的“西化”改革在西方人眼中也是一个丑陋的“怪胎”。在西方人看来，彼得的改革一方面在俄国开创了现代化和西方化，但另一方面又巩固了专制体制、强化了俄罗斯的“亚洲特性”。西方还认为叶卡捷琳娜二世、亚历山大二世，乃至苏联领导人都遵循着彼得的模式，在用各种不同的方法使俄国西方化和现代化的同时加强独裁权力。《欧洲的没落》一书的作者霍洛勃恩·哈杰甚至称“西方与俄国的文化差异并没有因‘俄国的西化’而消除。”
冷战后俄罗斯所推行的西化政策也没有赢得西方的信任。撒切尔夫人在刚刚出版的新着《国家战略：应对变化中的世界》中强调，“尽管许多年后俄可能最终成为一个稳定、繁荣、自由和民主的国家，但它由地理、种族、文化、宗教等因素所决定的，既属欧洲又属亚洲、既属东方也属西方的特性不会改变，俄罗斯决不可能完全成为西方国家。”
欧洲“恐俄症”与遏制俄罗斯
西方人对俄国的歧视并没有阻碍俄罗斯登上欧洲，乃至世界政治舞台，并且惊人地迅速取得显着地位。这使西方人对俄国的认识更增添了复杂因素：在蔑视俄罗斯文明的同时，他们又对俄罗斯“做大”怀有强烈的恐惧。这种复杂的情感导致了西方对俄罗斯政策的摇摆不定，西方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刻想把俄罗斯作为“小兄弟”纳入自己的体系，但更多的则是对俄罗斯的排斥与遏制。
在西方人眼里，对俄罗斯崛起的担心与恐惧首先表现在对俄罗斯扩张野心的夸大，似乎俄罗斯是欧洲安全和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这种恐惧导致了西方人对俄罗斯历史的误读、对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先入之见。一些西方人甚至说，“我们只能把俄国人的过去看作是一条色彩深重、血污斑斑、乱七八糟的挂毯，在它的图案中，成功与失利、胜利与惨败、占领者的盛日与流血割地的痛楚，错杂地交织在一起……这些事实使俄国人不会相信世界的政治秩序在本质上是大慈大悲的，而是认为冲突是家常便饭，秩序是不稳定的”。
西方对斯拉夫文明的歧视和对俄罗斯崛起的恐惧决定了他们遏制俄罗斯的必然政策。用基辛格的话讲，“俄罗斯是一支庞大可怕的力量———神圣而深具侵略野心，令人生畏，必须以合作或对抗来加以遏制”。1815年维也纳会议之后，英国联合其他西方强国，竭力限制俄罗斯势力的膨胀。1871年法国革命后，亚历山大二世取得了1877—1878年对土耳其战争的胜利，但是《圣斯特法诺条约》所取得的战果再次遭到西方列强外交家的巧取豪夺。一战结束之后，西欧经历了一个短暂的和平时期，但俄罗斯（苏联）却并未得到应有的喘息，外国军队的干涉、在外国鼓动下的少数民族独立使苏联始终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二战前，纳粹德国在欧洲势力的膨胀不仅没有引起英法等国的警醒，反而使后者得意于终于可以借他人之手削弱俄罗斯于无形，因而无论是慕尼黑阴谋，还是拖延建立中欧集体安全体系，都成为西方“祸水东引”的组成部分。二战后，西方对苏联的恐惧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乔治·凯南强调“不能靠零零星星的举措而只能靠睿智的长期政策对苏联予以有效反击”。于是，就有了丘吉尔的“富尔敦演说”，有了“艾森豪威尔主义”，有了冷战的爆发。
直到今天，西方也没有放松对俄罗斯的担忧，基辛格建议美国要警惕俄罗斯这一“式微中的帝国企图在周边邻国重振权势雄风”的野心。布热津斯基宣扬应促进一个“民族和民主的俄罗斯”的出现，以消除其对西方的“威胁”。而其必要条件是：第一，俄要“明确、公开地抛弃俄帝国的过去，也就是接受在前苏联范围内已形成气候的地缘政治多元性”；第二，俄要“对扩大的欧洲与美国政治和安全关系不表示异议”，无权把“想加入跨大西洋共同体的欧洲民主国家排斥在外”。
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并没有放弃遏制俄罗斯的政策。无论如何粉饰，北约东扩的重要目标就是防范俄罗斯的崛起。就是在进入所谓“后冷战时代”的今天，俄罗斯也没有完全获得西方的信任。与支持俄罗斯的经济复兴相比，西方更关心的是拔除俄罗斯的“利齿”，在今年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上，西方不惜大慷其慨，拿出200亿美元要俄销毁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
总之，尽管“融入西方”是俄罗斯主观上强烈向往的历史夙愿，但俄罗斯文明的特质和西方对俄罗斯文明的歧视只能使俄罗斯处于一种“东西两难”的尴尬境地，“在俄罗斯精神中，东方与西方两种因素永远在相互角力”。▲

F. “回归欧洲”：俄罗斯有几道难过的关

一、普京为俄罗斯定位
四年前普京刚刚上任不久，一次在回答记者提问“我们要不要为俄罗斯重新寻找一条 特殊的道路”时，普京坚定地回答说：“什么都不需要寻找，一切都已经找到。……俄 罗斯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国家，但我们是西欧文化的一部分。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价值。 无论我们的人在哪里生活，无论是在远东，还是在南方，我们都是欧洲人。”普京特别 强调：“我们将积极保持在我们的地理和精神存在的地方，如果有人要把我们从那里排 挤出来，我们将寻找盟友来强化自己。否则怎么办?这是必需的。”(注： )
后来普京又多次明确表示，俄罗斯“是欧洲文明的一部分”，“我们始终是欧洲人” ，“我们的理念是欧洲的”，“从地理、文化和经济统一的观点来说，俄罗斯与以往一 样是欧洲的一员。”尤其是在2002年1月出访之前，普京在接受波兰记者采访时又一次 明确表示，就地理角度而言，俄罗斯是个欧亚国家，“但从文明角度而言，俄罗斯是一 个拥有欧洲文明的国家”。他就此认为，界定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和一个民族的属性， 文明是首要因素。“尽管俄罗斯东西部之间物质生活水平不尽相同，但俄罗斯人民是同 一文化下的人民。从这种意义上讲，俄罗斯是一个欧洲国家，因为它具有欧洲特征，这 是毫无疑问的。”(注：夏亮：“普京和西方说理”，载《环球时报》2002年1月21日。 )2002年普京在国情咨文中再次强调：“我们的重点绝对是欧洲。”年底的一次民意调 查结果显示，有52%的俄罗斯人认为俄罗斯最终应该加入欧盟。俄罗斯这种加速“回归 欧洲”，形成统一“大欧洲”的愿望在“9·11”之后，随着2003年4月波兰、匈牙利、 捷克等10个中东欧国家签约，并于2004年5月成为欧盟的正式成员国后而日趋强烈。
二、伊拉克战争为俄罗斯提供机遇
“9·11”事件发生后，俄罗斯与欧洲的合作也加快了步伐，伊拉克战争的爆发更加推 动了这一进程。这一进程显示了以下几个特点：
1.合作领域不断扩大
俄罗斯在与美国密切合作的同时，把扩大发展与欧洲的关系作为主要战略目标，与德 、法、英之间的关系迅速升温，与意大利的关系进一步加强，尤其是与法国的关系有了 明显改善。面对北约和欧盟的快速东扩，俄罗斯一反激烈对抗的态度，采取了积极合作 的姿态，从而在许多场合占据了主动。
在俄罗斯的积极倡导下，2003年5月底，欧盟和俄罗斯首脑在圣彼得堡首次聚会，讨论 了建立欧洲共同经济区和创建所谓“无裂痕”的大欧洲问题。在这次会上，双方还签署 了一个《联合声明》，提出为了提高双边合作的有效性，决定将现有的双边“合作委员 会”改建为俄欧“常设伙伴关系委员会”。
另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在2003年11月份普京在意大利罗马会晤了欧盟现任轮值主席 国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和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双方领导人签署了一个《联合声明 》和关于在科技领域如何促进欧洲刑警组织与俄罗斯警方合作的重要协议，决定致力于 实现在经济、安全和文化等领域内的“全球战略”。普京在会晤后表示，欧盟与俄罗斯 将加强“战略性伙伴关系”，以实现欧洲大陆的稳定、安全和繁荣。普京特别强调，欧 盟与俄罗斯必须在各个层次上进行“实质性的、灵活性的、有效的对话”，以解决一些 妨碍双边合作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继续加强合作。(注：《解放 日报》2003年11月8日。)
显而易见，俄罗斯对目前回归欧洲的速度和现状是不满意的。但这并没有妨碍俄欧之 间进一步加强发展经济往来，扩大合作领域。近年来双边的贸易额逐步扩大，欧盟对俄 的投资不断增加，俄对欧的能源出口也日愈增多。除此以外，俄罗斯与欧洲合作还表现 在军事层面：高层互访频繁，联合军事演习大幅度增加，军事技术合作加强。(注：200 2年9月25日，俄与北约军队在莫斯科以东的一个军事基地举行了为期3天的联合军事演 习，俄、北约及欧洲—大西洋伙伴关系委员会的30多个国家的1200多名军人和观察员参 加了演习；2003年6月，俄罗斯首次派军舰参加了北约代号为“波罗的海行动——2003 ”的海军联合演习；7月，俄还第一次派兵参加了北约在乌克兰境内举行的“和平盾牌 —2003”多国军事演习；8月，俄在远东地区和太平洋海域举行了大规模军事演习。据 报道，2004年，俄罗斯和北约军队还将举行21次战术联合演习，其中在俄罗斯境内8次 ，在北约国家境内13次。如此频繁的军事演习，自苏联解体以来还是第一次。)
2.“20国机制”逐步完善
“20国机制”的建立标志着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2002年5月的罗 马峰会取代了1997年成立的俄罗斯—北约常设联合理事会，该机制的建立使俄罗斯和北 约在打击恐怖主义、防止核扩散、军备控制、处理地区危机、海上救护以及参加国际维 和行动等9个领域均可以平等的身份进行合作。伊拉克战争刚刚开打不久，普京就任命 了经验丰富、威望较高的大将衔高层专家康·托茨基为常驻北约代表，足见俄罗斯对加 强与北约关系的重视程度。俄罗斯的目的是，通过改善与北约的关系，提升自己在国际 舞台，尤其是在欧洲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力图首先通过靠近北约来达到吸引欧洲国家 对俄的经济援助，早日实现回归欧洲的梦想。
3.欧盟态度积极、主动
普罗迪在与普京会晤时明确表示，欧盟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欧洲其他国家加强合作愈 显重要。欧洲的一体化进程正在逐步对整个欧洲的政治和经济产生影响。因此普罗迪在 解释欧盟2002年底提交的题为《塑造一个新欧洲》的工作报告时表示：“一体化是新领 域，是司法和内政、共同物价和安全政策、防务合作和基本政治价值等关键问题。这些 问题涉及国家主权的核心，需要比80年代、90年代更高的政治协调。”(注：参阅邵进 ：“从中东看欧盟东扩的前途”，载《世界形势研究》2003年10月15日。)
欧盟要与美国竞争和抗衡，强化司法、安全等领域，没有俄罗斯的支持与合作终究是 难圆的梦。无论是从地缘、政治、经济还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不仅中东欧国家，而且 西欧国家也都同俄罗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欧盟要顺利实现东扩，绕不开俄罗斯的利 益。因此只有在同俄进行战略合作，双方都做出一定让步的情况下，才能达到双赢的目 的。欧洲需要的是一个和平、稳定的俄罗斯。
4.法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得到改善
法国与俄罗斯在车臣问题上一直龃龉不断。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宫里，很长时间没能理 顺同希拉克的关系，因车臣问题两国争吵得相当激烈。直到后来普京在日本与希拉克会 见过后，两国关系才有所改善。但在2002年初普京和希拉克又发生了一场面对面的“论 战”，使两国关系罩上了一层阴影。美国执意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为两国改善关系提供了 机遇，战争初期，法、德、俄三国并没有联合意向，直到法国威胁要使用否决权。先是 三国外长发表了联合声明，然后三国元首又聚会彼得堡，进一步协调了立场。虽然三国 投了对美国的赞成票，但发出的信号才是更加重要的，即今后在其他重大国际问题上， 法国、德国和俄罗斯仍将共同磋商，协调立场。从此，法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有了一个巨大的进展，有学者乐观地把它概括为“巴黎—柏林—莫斯科轴心”，法国将起核心作 用。(注：参阅郭京花：“独立务实的法国外交”，载《世界形势研究》2003年7月9日 。)
三、俄罗斯回归欧洲的几道难关
欧盟和俄罗斯的积极合作绝不表明俄罗斯已经得到欧洲的认同，而是恰恰相反，有几 道难关：
1.难关之一：难以屈人之下
首先，“回归欧洲”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除了涵盖西方化的内容外，还包括在国际 行为以及一系列全球和地区重大问题上以西方集团的利益为重点，与欧洲国家保持统一 ，至少是没有原则性的分歧。如果在这一意义上用“回归欧洲”的概念来衡量，俄罗斯 不仅现在没有回归欧洲或者西方，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不可能做到“回归”。
俄罗斯所追求的“回归”，主要是指地缘政治以及文明、文化的欧洲定位。自从出现 国家的那一天起，俄罗斯大致经过了基辅罗斯、鞑靼人统治下的罗斯、莫斯科公国、沙 皇俄国、苏维埃俄国和当代俄罗斯六个历史阶段。其间，俄罗斯经历了五次主要的社会 文化转型：接受拜占庭文化、鞑靼文化的锲入、彼得大帝向西方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传 入以及当代俄罗斯对社会文化取向的再定位。可以说“西化”一直是俄罗斯社会发展的 一条主线，“俄罗斯一直在追求与西欧的融合。”(注：冯玉军：“西方威吓排斥俄罗 斯”，载《环球时报》2002年8月29日。)
从俄罗斯独立后十几年来所经历的变化看，俄罗斯政府在政治和经济制度转轨的基本 取向上是一直以西化为目标的，但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特别是作为这种关系标志的俄 美关系却一直处于动荡状态，甚至在科索沃事件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处于僵化的状态。因 此，决定俄罗斯是否能够成为西方的一员，关键因素并不在于政治、经济制度和意识形 态是否西方化，也不是东正教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差异。最主要的问题是，俄罗斯根本 就不愿意放弃在国际政治权力体系中大国的自我定位，不愿意屈人之下。
其次要解决的是俄罗斯自古以来长期形成的安全观。俄罗斯民族国家在长期对外交往 的历史中，形成了一个较为独特的安全概念，即本国的国家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在 周边地区是否存在着安全缓冲地带或对该国友好的国家群。美国一位历史学家在谈到这 一思想的来源时曾经认为：“既然莫斯科国没有防御的天然疆界使它能够得到合理的安 全，既然莫斯科国同它的邻国有不能和解的紧张状态，那么，它在为政治生存而斗争的 少数选择中，就选定了在它和它的敌人之间保持尽量大的距离。”为了寻求安全，“莫 斯科国向南扩张，伸张到捷斯纳河和上顿涅茨新月形一带，结果在伊凡三世统治结束时 ，莫斯科国的版图伸展到具有战略意义的草原，使它比较容易地防御来自克里米亚的攻 击。”(注：[美]亨利·赫坦巴哈等：《俄罗斯帝国主义》，三联书店，1978年8月，第 232页。)从那时起，寻找天然疆界以抵御外部进袭的安全理念，就成为历代沙皇疯狂对 外领土扩张的重要动机之一。这种安全理念在近现代民族国家基本形成，国家疆界基本 固定的条件下，进一步衍化为在邻国扶植对本国友好的政府和建立安全带的思想。
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认为苏俄政权面临的安全角势“最主要特征是 孤立无援”，指望唤起和推动世界革命以确保本国安全。斯大林执政时，苏德签订互不 侵犯条约，苏联趁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之机，迅速出兵波兰，然后又相继出兵罗 马尼亚、波罗的海三国和芬兰，建立了围绕整个西部边界的安全带。根据这一安全理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先后在东欧建立了共产党情报局和华沙条约组织以对抗 西方。
俄罗斯反对北约东扩的核心思想，就是在欧安组织的框架下，由俄罗斯和北约共同维 护中东欧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使该地区成为屏障和缓冲带。因而，在2002年5月14日建 立俄罗斯—北约“20国机制”的会议上，俄外长仍然表示反对北约东扩。俄罗斯仍将北 约视为潜在的安全威胁，也是这种思想的反映。此外，在对等裁军和核安全观念上，俄 罗斯与欧洲国家的差别也很大。
2.难关之二：欧洲不认同俄罗斯
俄罗斯人始终难以理解的是，自从戈尔巴乔夫主动拉开“铁幕”以来，至今已经过去 十几个年头，为什么欧洲的大门不但没有朝乌拉尔的方向打开，反而偏向了安卡拉。
对于普京总统提出的俄罗斯加入欧盟的问题，欧委会主席普罗迪的回答常常是含含糊 糊的，要么说“对于我们来说你们太庞大了”，或者是直接了当地加以拒绝。在一次记 者招待会上他毫不客气地说：“认为自己是欧洲人的人很多，如亚美尼亚或者新西兰， 但这不是要把所有的人都吸收进欧盟的理由。”(注：，俄罗斯《新时代》杂 志2002年12月29日，第16页。)由此可见，俄罗斯国家的大小并非是被排斥在欧盟之外 的正当理由。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欧洲人不但根本就没有把俄罗斯划入西方文明之列(尽管俄罗斯主动结束了冷战并不断 加快西化的速度)，而且还认为俄罗斯的所谓回归根本是不可能的。英国前首相撒切尔 夫人在不久前刚刚出版的新作《国家战略：应对变化中的世界》中就彻底否定了这种可 能。她认为：“尽管许多年后俄可能最终成为一个稳定、繁荣、自由和民主的国家，但 它由地理、种族、文化、宗教等因素所决定的，既属欧洲又属亚洲、既属东方也属西方 的特性决不会改变，俄罗斯决不可能完全成为西方国家。”(注：转引自冯玉军：《西 方为何排斥俄罗斯》，载《环球时报》2002年8月29日。)这位铁娘子的话反映了欧洲人 的心理。
俄罗斯不为西方所认同的主要原因应该从历史和文化的根源上寻找，主要有三个因素 ：
第一，欧洲自古以来就有排斥俄罗斯的情结。对不同文明的认同与否首先取决于对不 同文明的界定。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虽然同意“俄罗斯人是欧洲的一个民族” 的说法，然而他对俄罗斯文化的欧洲定位却持反对意见。他认为：“俄国位于欧洲的边 缘，由欧洲和亚洲之间的一大块缓冲地带构成。由于这一位置的缘故，俄罗斯人的历史 经历完全不同于其它欧洲人，他们所发展起来的文化也相应地不同。”(注：[美]斯塔 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 出版社，1999年版，第374页。)塞缪尔·亨廷顿则是毫不客气地把俄罗斯排斥在西方文 明的门槛之外。他认为，俄罗斯没有或很少经历过那些界定西方文明的历史现象，“西 方文明八个特征之中的七个——宗教、语言、政教分离、法治、社会多元化、代议制机 构、个人主义——几乎完全与俄罗斯的经历无缘”，他据此断定：“俄罗斯文明是基辅 罗斯和莫斯科公国本土的根，加上拜占庭的强大影响及蒙古长期统治的产物。”(注：[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9 年3月，第184页。)这些影响造成一种社会和文化，它们与西欧社会和文化几乎没有共 同之处。(注：[美]亨利·赫坦巴哈等：《俄罗斯帝国主义》，三联书店，1978年8月， 第4页。)
可见，西方人不仅仅对俄罗斯文化持否定态度，从未把俄罗斯视为自己的同宗兄弟， 而且从古至今在骨子里对俄罗斯抱有一种深深的歧视。显然，地理因素和文化、历史发 展的不同是西方排斥俄罗斯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欧洲在文化上有超过俄罗斯的优越感。在18世纪以前，欧洲无论是在经济上还 是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比俄罗斯先进得多，欧洲对俄罗斯的影响也远比俄罗斯对欧洲的 影响大得多。因而欧洲人在俄罗斯人面前一直有着一种天生的优越感，俄罗斯的所谓“ 西化”也被欧洲人视为是一个“怪胎”。在西方人看来，彼得一世的改革一方面在俄国 开创了现代化和西方化，但是另一方面又巩固了专制体制、强化了俄罗斯的“亚洲特性 ”。不仅如此，西方人还认为，无论是叶卡捷琳娜二世还是亚历山大二世，乃至苏联的 历代领导人遵循的都是彼得一世的模式：在用各种不同的方法使俄国西方化和现代化的 同时，也在加强自己的独裁权力。《欧洲的没落》一书的作者霍洛伯恩·哈杰甚至认为 “西方与俄国的文化差异并没有因‘俄国的西化’而消除。”(注：参阅冯玉军：“西 方为何排斥俄罗斯”，载《环球时报》2002年8月29日。)
这种差异随着俄罗斯向西方的不断靠近能否最终消除，现在还是未知数。从苏联解体 十几年以来俄罗斯发展的情况来看，也许根本就不可能消除。
第三，欧洲人对俄罗斯在心理上存有恐惧感。对俄罗斯崛起的担心与恐惧首先表现于 对俄罗斯扩张野心的夸大，似乎俄罗斯不折不扣地就是欧洲安全和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 。这种心理偏向源于西方人对俄罗斯历史的恐惧。的确，且不谈沙皇俄国侵略扩张的历 史老账，仅仅翻开20世纪的世界史，俄罗斯几乎与周边所有的近邻都打过仗，尽管有几 次是被动的。
从俄罗斯的邻国由西向东算起：俄罗斯与芬兰发生过2次战争；1940年苏联红军占领了 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托维亚；和波兰的第一次冲突发生在1920年，但那时苏联红军并 没有占领波兰。20年过后，苏联和第三帝国一起瓜分了它的领土；后来德国重复了1914 年的历史，成为苏联的近邻，然后又转变成敌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罗斯和当时 的奥匈帝国以及土耳其都打过仗；和捷克之间虽然没有发生过战争，但在1968年苏联却 派兵占领了这个国家，并更换了它的党政领导人；1941年斯洛伐克加入了纳粹联盟并向 苏联宣战；在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和匈牙利、罗马尼亚以及保加利亚都打过仗，尽管 苏联和保加利亚对阵时没有放过一枪。
再往东看，苏联和伊朗之间并没有开过战，但是与英国一起曾经在1914年占领过它； 与下一个邻国阿富汗似乎并未打过仗，但在1979年到1988年期间苏联在其领土上采取过 不少军事行动；中国在1901年“义和团”短暂的起义期间曾与沙皇俄国打过仗；1929年 苏联和中国在远东铁路问题上又发生冲突。40年之后的1969年在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再 次大动干戈；苏联和朝鲜之间倒是从未有过龃龉，仅仅是在1950—1953年间在它的领土 上与美国人打过一仗；和日本之间则是冲突不断；1904—1905年的俄日战争，1938年在 哈桑湖上再次交手，1939年在哈拉哈河开仗；1945年在满洲里又一次打仗；……。总之 ，俄罗斯与邻国几乎都是不打不成交。在20世纪的对外战争中俄苏共损失了950多万人 。(注：资料来源：[俄]《事实与论据报》2002年6月，第26期。)
由于这些历史原因，一些西方人毫不掩饰地说：“我们只能把俄国人的过去看作是一 条色彩深重、血污斑斑、乱七八糟的挂毯，在它的图案中，成功与失败、胜利与惨败、 占领者的胜利与流血割地的痛楚，错杂地交织在一起……这些事实使俄国人不会相信世 界的政治秩序在本质上是大慈大悲的，而是认为冲突是家常便饭，秩序是不稳定的。” (注：转引自冯玉军：“西方为何排斥俄罗斯”，载《环球时报》2002年8月29日。)
西方对俄罗斯的恐惧在二战后达到顶点，乔治·凯南强调“不能靠零零星星的举措而 只能靠睿智的长期政策对苏联予以有效反击。”(注：转引自冯玉军：“西方为何排斥 俄罗斯”，载《环球时报》2002年8月29日。)丘吉尔的“富尔敦演说”，所谓“杜鲁门 主义”，乃至冷战的爆发，可以说，都是惧怕俄罗斯的产物。由此西方得出的结论是： 对俄罗斯必须采取遏制的政策。
西方对斯拉夫文明的歧视和对俄罗斯崛起的恐惧感，决定了他们必然要采取遏制政策 来对待俄罗斯。基辛格丝毫没有掩饰这种情感：“俄罗斯是一支庞大可怕的力量——神 圣而深具侵略野心，令人生畏，必须以合作或对抗来加以遏制。”即使是在冷战结束， 苏联解体之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这种担忧也没有消失。基辛格甚至建议美国要警惕 俄罗斯这一“式微中的帝国企图在周边国家邻国重振权势雄风”的野心。布热津斯基则 大肆宣扬应当促进一个“民族和民主的俄罗斯”的出现，以消除对西方的“威胁”。而 其必要和公开的条件是：第一，俄罗斯要“明确、公开地抛弃俄帝国的过去，也就是接 受在前苏联范围内已形成气候的地缘政治多元性”；第二，俄要“对扩大的欧洲与美国 政治和安全关系不表示异议”，无权把“想加入跨大西洋共同体的欧洲民主国家排除在 外。”(注：转引自冯玉军：“西方为何排斥俄罗斯”，载《环球时报》2002年8月29日 。)
既使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对俄罗斯的这种担心仍然难以消除。不久前丹麦一位研究 俄罗斯问题的学者坦陈说：“冷战时我们非常担心苏联人，因为他们有华约，丹麦与苏 联只有一海之隔。冷战结束了，我们还是担心俄罗斯，因为俄罗斯的军力全球第二。今 后俄罗斯走向何方，我们心中没底。”一位前东欧国家的外交官说得更加直截了当：“ 让我们完全相信俄罗斯人恐怕还需要时间。”(注：南北：“欧俄互相不满意”，载《 环球时报》2004年2月27日。)
3.难关之三：俄罗斯文化自身的矛盾性
俄罗斯社会发展的这种矛盾性早在彼得大帝时代就明显地表露出来。彼得一世的改革 既是俄罗斯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同时也是分化最严重的时期。 开头只是表现为宗教信仰上的分歧，后来逐步扩大到社会生活的其它领域并成为俄罗斯 社会发展的鲜明特点。俄国作家弗罗洛夫斯基曾经这样描述道：“打从一个金属的骑士 催马冲向涅瓦河边的芬兰花岗石上那个不寻常的时刻起，俄罗斯就分化成两半了，国家 的命运也分化成两半。俄罗斯一直充满了痛苦和悲伤。俄罗斯就像这匹烈马，在黑暗中 空提起两只前腿，两只后蹄却紧紧地抓住了花岗石的地基。”(注：)有一位学 者把这种欲行又止的俄罗斯解读为矛盾的两难抉择。因为它既想学习西方，同时更想征 服西方，超越西方。
这种矛盾性通过它的双头鹰国徽也可以表现出来——顾左右不知所以。如果说，俄罗 斯的双头鹰国徽表示的是俄罗斯雄居欧亚大陆的地理特征，或者是表示俄罗斯同时兼顾 东方和西方的全方位外交战略的话，那么，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把双头鹰解读为左顾右 盼不知所以似乎也是恰如其分的。因为“在俄罗斯的历史过程中有十分明显的区别于西 欧各国历史过程并使人想起伟大的东方专制制度的特点”，(注：[俄]德拉奇：“俄国 的文化学理论”，载《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7年第12期。)所以，俄罗斯几 百年来一直“仿佛在东方和西方之间摇摆”不定，同时兼容了国家制度和无政府主义— —专制政治和自由性、残忍和善良、寻神和咄咄逼人的无神论这一“高度两极化的民族 ”(注：[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三联书店，1995年8月，第198页。)特点， 使世界历史的两大主流——东方和西方在俄国发生冲撞和互动，由此派生出来的俄罗斯 文化产生出巨大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从而具有了既不是纯欧洲的，但也不是亚洲的，而 是结合了两个世界的俄罗斯文化，是“巨大的东方—西方”。(注：[俄]德拉奇：“俄 国的文化学理论”，载《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7年第12期。)十年前俄罗斯 发生文明和文化的失落，除了国家解体等其他原因以外，俄罗斯文化的这种矛盾性也是 其中的原因之一。欧亚主义其实也是俄罗斯文化矛盾性的一种反映。
综上所述，尽管回归西方是俄罗斯主观上强烈向往的夙愿，但俄罗斯文明的特质和西 方文化对俄罗斯文明的歧视只能使俄罗斯处于一种“东西两难”的境地，东方和西方这 两种因素在俄罗斯的精神中还将长久相互角力。因此，回归欧洲对于俄罗斯而言，将是 一条十分漫长的道路，也许永远只是一个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