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有哪些变化点

A. 苏联解体后，俄国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苏联解体后，俄国无论从政治、经济、军事、民权哪一方面看，都是退步了。而且是极大的退步。已经快三十年了，还是巨大退步。根本达不到苏联的水平。毕竟苏联解体前还供得起一支可以使北约考虑如何安全撤入英国的军队。但俄罗斯，让人担忧的不是军队的作战能力，而是他的经济是否撑得住一场战争……

苏联1991年的GDP是7500亿美元。按照现在的汇率换算是2万多亿美元。而俄罗斯2016年的GDP是1.2万亿美元。可以说目前俄罗斯的经济总量不如苏联的一半。

B. 关于俄国名称变化的历史

1、沙皇俄国（1574年-1917年，其中1721年-1917年也被称做俄罗斯帝国，我国习惯上称呼俄国或是沙俄。）

沙俄指的是沙皇统治时期的俄国。莫斯科大公伊四世在位时，希望自己能像古代罗马皇帝凯撒那样行使权力，不满大公这一称号，于是在1547年1月16日加冕改称沙皇。莫斯科公国由此成为沙皇俄国，简称沙俄。

沙皇统治时期，是俄国历史上最腐朽、最黑暗的时期。统治者们在对内残酷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同时，对外又积极扩张领土。经过几个世纪的强取豪夺，到20世纪初，沙俄已成为一个拥有2200万平方千米土地、地跨欧亚的殖民大帝国。1917年3月10日，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沙皇统治至此结束。

2、苏维埃社会主义俄罗斯（简称苏俄，1917年-1922年）

二月革命后，建立了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不过实权仍为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掌握。

1917年11月，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发动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革命取得了胜利，史称十月革命。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士兵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列宁当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1918年苏维埃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建立。

3、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1922年-1991年）

十月革命后，俄国领土上的各民族纷纷建立了自己的共和国。为了把苏维埃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建设社会主义和巩固国防，1922年12月，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根据列宁的提议，苏维埃各族人民在自愿和平等的基础上，成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

当时加入联盟的共和国有俄罗斯联邦、外高加索联邦、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后来发展到15个加盟共和国。苏联于1991年底解体。

4、俄罗斯联邦（简称俄罗斯，1991年-至今）

1992年4月16日，俄罗斯第6次人代会决定将国名改为“俄罗斯”，从而恢复了历史上的名称；17日，最后决定使用两个同等地位的正式国名“俄罗斯联邦”和“俄罗斯”。

(2)俄罗斯有哪些变化点扩展阅读

俄罗斯是由22个自治共和国、46个州、9个边疆区、4个自治区、1个自治州、3个联邦直辖市组成的联邦共和立宪制国家。国旗为白、蓝、红三色旗。国徽主体为双头鹰图案。

俄罗斯位于欧亚大陆北部，地跨欧亚两大洲，国土面积为1709.82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也是一个由194个民族构成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主体民族为俄罗斯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77.7%。

俄国，即俄罗斯封建国家。俄国是斯拉夫人建立的国家，斯拉夫人分为东、西、南三支。

8至9世纪，许多东斯拉夫人的部落联盟已发展为公国。9世纪末，罗斯人（东斯拉夫人的一支，因居住在第聂伯河支流罗斯河附近而得名）的几个小公国以基辅为中心，形成一个统一的封建制的大公国，史称基辅罗斯。

12世纪，基辅罗斯解体，分裂成10多个彼此混战的独立小国。13世纪，基辅罗斯臣服于蒙古金帐汗国，后来又逐渐被日益强大的莫斯科公国所取代。

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时，摆脱了蒙古金帐汗国的统治，基本上完成了俄罗斯的统一。之后，他的儿子瓦西里三世最终完成了俄罗斯的统一。瓦西里建立了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俄罗斯封建国家。

C. 俄罗斯的疆界是怎样变化的

1991年，苏联解体，分裂成15个国家，除俄罗斯联邦外，其余14个宣布独立。于是苏联又恢复成俄国模样。
这14个国家的国土面积合起来，大约是520万平方公里，比起俄罗斯联邦1707.5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还不到个零头。
俄罗斯联邦国土的巨无霸是如何形成的呢？说来话长。
B．H．萨姆纳在其《俄国简史》中说得好：“在整个俄国历史上，一个处于支配地位的主题是疆界”。
当然，正如史家所说，“不应设想，在欧洲诸民族中，只是俄罗斯人为一条疆界所影响”。因为好侵略好扩张是欧洲人共同的特性。
中世纪好几个世纪中，欧洲的日耳曼人，将其殖民界线沿波罗的海海岸、顺多瑙河向东推进。随着中世纪的结束，西欧诸民族开始海外殖民，把精力集中于开辟和勘探新世界中新的边远地区。与此同时，俄国人由陆路从其门阶向外伸展，已经扩张到辽阔的欧洲平原。
约1500年前，俄罗斯人从他们的发源地向东推进，以巨大的弧形成扇状展开，在辽阔平原的召唤下，继续前进到北面的北冰洋沿岸、南面的黑海和东面的乌拉尔山脉及更远的地方。
迁移到东面或东北面的俄罗斯人处于森林的遮蔽之下。他们在森林区内很少遇到抵抗——那里只有分散的、组织不严密的芬兰部落，他们或与之通婚，或轻易地将人家逐走。
往南去，他们沿主要水路发展起成为贸易中心的少数城镇。基辅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它成了公元9世纪第一个俄罗斯国家的基础和中心。不过，这国家仍是水路沿岸各公国的一个松散联盟。基辅本身由于坐落在森林区和大草原的交界处，极易受到侵犯。1237年，蒙古人象横扫大半个欧亚大陆那样扫荡了俄罗斯，那里成了蒙古人金帐汗国的一部分，俄罗斯人仅保留了欧洲的俄罗斯地区。俄罗斯人这时交出他们在大草原的一些小飞地，撤回到森林深处。发展起一个新的民族中心——莫斯科公国，它坐落在森林区深处，远离危险的大草原。
到了16世纪，西欧的火枪火炮取得了巨大进步，俄罗斯从中得益，他们的军事技术大大发展。而这时蒙古人的金帐汗国却分裂了。
于是，1552年，伊凡雷帝进攻喀山的鞑靼人，然后占领整个喀山汗国。他们顺伏尔加河而下，1556年攻克阿斯特拉罕，扫荡伏尔加河流域地区，直到伏尔加河河口。就这样，俄罗斯人成了巨大的伏尔加河流域的主人，抵达南面的里海和东面的乌拉尔山脉。
就这样，俄罗斯人向伏尔加河和乌拉尔山脉的那边进行无限扩张的路敞开了。
他们通过与土着首领的个人交易，就获得了从伏尔加河到乌拉尔山脉的大片土地，只要把那里的巴什基尔人首领款待好，天生精明的俄罗斯人就可以这样确定界标：“从某某小河口直到狼道上的死椈树，从死椈树直到分水岭，从分水岭到狐穴，从狐穴到索尔塔姆拉特卡的空心树，”等等。就这样圈起一万、二万甚或三万俄亩（1俄亩合16.35市亩），不过土地的界标却是非常明确、持久的！而所有这些土地的代价也许是100卢布和价值100卢布的礼物，款待的费用不在其内。
16世纪80年代，他们越过乌拉尔山脉，用武力征服了西伯利亚。他们消灭了西伯利亚汗国，通向太平洋岸的路打开了。于是强盗、征服者叶尔马克成了俄罗斯的民族英雄。
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人同美洲的西班牙人一样，以小得惊人的力量在短短几年中赢得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到1637年，半个世纪内，俄罗斯人已到达太平洋的鄂霍次克海。
至此，俄罗斯人未曾遇到任何能阻挡他们的力量。然而，当抵达黑龙江流域时，他们不仅仅遇着了对手，他们碰到了中国帝国的前哨基地，而当时强大的中国正臻于鼎盛。
1658年，中国人把俄罗斯人从整个黑龙江流域清除出去。两国政府为解决边界问题开始谈判，于1689年，康熙28年，签订尼布楚条约。边界确立在沿黑龙江以北的外兴安岭一线上，俄罗斯人不得不完全地从有争议的流域地区撤走。
此后170年中，俄罗斯人一直遵守条约规定，停留在黑龙江流域以外地区。直到19世纪中叶，他们才又继续南进，那时，他们强大得多了，而中国人则衰弱了。
就在到了18世纪后期，俄国从西方学到了技术，虽说比不得西欧的经济、技术优势，但与东亚的中国人相比，他们却具有决定的优势。
于是，俄国人又重新盯上了宽阔的、可通航的黑龙江流域。俄国人需要在太平洋有一个良好的天然出口。
1839至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给了他们机会。这时，中国只是一个空壳子了，俄国人开始占领黑龙江流域，史家说，这整个地区是一片中国人对它只有模糊的宗主权、没有任何控制的无人地带，实际上，中国朝廷完全不知道俄国的做法，是俄国政府自己于1851年5月把所发生的事通知了中国人。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中国人又遭惨败。俄国人趁人之危，订立瑷珲条约（1858年），俄国获得黑龙江至乌苏里江为止的左岸，此外，俄国和中国对黑龙江的直到大海为止的两岸行使共同的主权，这回，据说掠去黑龙江以北约63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不过，他们又在朝鲜边界附近的海岸发现了一个极好的港湾，便不顾瑷珲条约的规定，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城市（1860年），并意深长地把它取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即东方的王后，这就是海参崴。
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俄国人使用外交手腕，与清政府议订了北京条约，把黑龙江的从乌苏里江直到大海为止的两岸，以及从黑龙江河口到朝鲜边界的整个沿海地区给了俄国，又割占中国领土40多万平方公里。可惜我们的吉林省，只闻涛声，不见海水，硬生生把一个沿海地区，变成了内陆省份。

D. 11月社会主义革命后,俄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俄国十月革命（又称红十月、十月起义、彼得格勒武装起义或布尔什维克革命），获胜的苏联红军一方称为“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俄国工人阶级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联合贫农所完成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1917年俄国革命中第二个、也是最后的重要阶段。因发生在俄历（儒略历）1917年10月25日（公历11月7日），故称为“十月革命”，俄国白军的失败给欧洲和亚洲造成了深远至今的无产阶级专政影响，包括德国、捷克（1989年）朝鲜等国。

1917年11月7日，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武装力量向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在地圣彼得堡冬宫发起总攻，推翻了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及组织普遍认为十月革命是经伟大革命导师列宁同志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武装起义，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二个无产阶级政权（第一个是巴黎公社无产阶级政权）和由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简称苏俄。革命推翻了以克伦斯基为领导的资产阶级俄罗斯临时政府（俄罗斯共和国），为1918年—1920年的苏俄内战和1922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成立奠定了开端。

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开辟了胜利前进的道路。

E. 冷战后俄罗斯对外战略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

冷战后俄罗斯对外战略的调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1-1992年）实行向西方“一边倒”政策，尚未提出明确的亚太战略目标。
上世纪90年代初期，俄罗斯为了争取西方经济援助，努力“融进西方文明社会”。这一阶段的对外战略和政策特点：
其一、完全向西方国家倾斜的“一边倒”政策。
其二、以寻求西方大规模的经济援助作为推动国内激进经济改革的动力源，把西方的援助看作是解决国内经济困难的灵丹妙药，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与西方国际社会保持一致，在涉及俄罗斯切身利益问题上唯唯诺诺。
其三、1992年初期，俄罗斯外交部制定的外交政策虽然提出不但要偏重于欧美，而且要侧重于亚洲，但并未付诸具体行动，在目标和政策上并没有实质性的内容。

第二阶段（1992-1993年）积极推行稳定东部安全环境，扩大在亚太地区的政治影响，确立以“亚太大国”地位为主要目标的亚太战略。
俄罗斯在推行经济改革过程中付出重大代价，但仍未获得大规模援助和西方社会的信任，这大大伤害了俄罗斯人敏感的自尊心。俄罗斯不得不重新调整它的外交战略，把目光投向经济快速发展的亚太地区。

在这一时期,俄罗斯亚太战略的特点主要体现为：
其一、以经济合作为中心，发挥俄罗斯远东的经济潜力和地缘经济优势，争取融入亚太多边经济合作机制，成为亚太经济合作伙伴。
其二、以安全对话为重点，积极推动建立亚太地区安全体系。

第三阶段（1994年至今）全力推行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保持亚太力量均衡格局，借助亚太制衡欧美，实现世纪之交的俄罗斯“大国复兴”战略。

俄罗斯外交政策转变的根本目的是改变前一时期推行的亲西方外交造成的俄在亚洲格局中的不利局面，积极参与亚太地区所有的重要政治、经济事务。在亚太地区推行以保障经济利益为重点的安全战略，强化和重视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以显示俄罗斯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捍卫国家利益的决心。

在这一阶段俄罗斯亚太战略的特点主要体现为：
其一、俄罗斯的亚太战略目标已不仅仅局限在谋求经济利益和政治影响的层面上，而是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国际合作，谋求尽快融入亚太地区经济发展一体化进程，并把亚太地区营造成俄同西方抗衡的战略大后方和政治筹码。
其二、在亚太地区实现以经济利益为重点的安全战略目标，进一步加强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和地位。
其三、这一时期俄罗斯同西方国家的矛盾日益暴露，它逐步意识到，作为世界大国的俄罗斯在世界大家庭中并没有占据应有的位置，它追求的“俄罗斯大国复兴战略”受到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种种限制和阻挠。俄罗斯与欧美的关系此时是合作与对抗并存，在对抗和妥协中寻求发展空间。

F. 苏联解体后俄国的出现，社会制度发生变化，还有哪些不同之处

苏联是20世纪的超级大国，与我国一样同是社会主义制度，其国立强盛，可以说是20世纪唯一一个可以与美国抗衡的国家。但不幸的是，苏联在与美国进行了长达数十年之久的冷战后，最终于20世纪90年代初解体。苏联解体对于前苏联人民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但是苏联解体后，从苏联中独立出来一个国家，名为俄罗斯，苏联和俄罗斯实质上并不是同一个国家。

直到普京上台，俄罗斯大力打击国内的寡头，将资本收回到国家的手里后，俄罗斯的发展才重新回到了轨道上。如今，俄罗斯再一次强大了起来，但已经无法达到当年的超级大国苏联的高度。

G. 俄国社会发生了怎样转型

自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体制转型问题一直受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但在今天，显然有必要从一个更为宽广和更为深入的视角，重提俄罗斯体制转型的话题。

这里所说的“俄罗斯体制转型”，专指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与一党垄断的传统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与民主法制社会的历史性转换。从一般的意义上说，起自于1991年12月苏联解体的俄罗斯体制转型迄今已有10年，这10年体制转型的实践无论为社会转型问题的横向比较，还是从历史延伸中作纵向剖析都提供了一定的积累。十年的历史沉淀也多少使人们有了一个较为冷静的心态，对俄罗斯体制转型问题作一番较为客观的评判。

近年来，无论是俄罗斯本身，还是国内国际学术界都有不少以这一内容为主题的重要着作与大型的国际学术研讨会问世，为研究转型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其次，就俄罗斯体制转型这一问题本身而言，在当前又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就俄罗斯自身来说，随着普京总统的执政，一个重新思考过去、重新定位未来的过程正在俄罗斯政界学界自然而然地展开；就国际社会而言，以苏联解体为最终标志的冷战体制瓦解迄今也有十年，后冷战时期的大国关系变迁到了一个相当关键的时刻。几乎在各大国，当然尤其突出地表现于美国，正在展开一场全面的外交政策大争论，其中在判断未来美俄关系及其它大国关系走向时，又不可避免地把俄罗斯体制转型问题提了出来，需要对之作出恰如其分的判断；最后，中国改革开放20余年的成功，并不等于我们不需要对俄罗斯体制转型问题作全面观照，尤其是当中国正面临着新一轮的向国际社会开放和深入考量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关键时刻，重新思考俄罗斯社会转型的发生、路径及其未来走向问题，显得更为重要。

一、俄罗斯体制转型的发生。

俄罗斯体制转型的发生问题包括转型的动因、转型的前提，以及转型的起始方式等内容。转型的动因是指：从1992年起俄罗斯全面地推行从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与西方式民主制度的转 变是有一系列深刻起因的。这个问题的另一种表达方式，也就是苏联到底为什么会解体的问 题。转型的前提所指的问题是，1992年开始的体制转型是在什么样的先前体制基础上发生的。以另一种表达，也即是苏联解体所结束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社会的问题。转型的起始方式所指的问题是，90年代初期俄罗斯社会转型以制度的重大变化为起始点，那末这样的一种变化为何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发生。显然，上述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叶利钦时期体制转型的路径选择。

首先来看1992年叶利钦体制肇始的起因，这一问题密切关联着苏联解体的原因问题。尽管关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已有浩如烟海的着述，但如果从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作一个鸟瞰式的概括 ，大概可以有以下这样几个方面：第一，把苏联解体视作为是20世纪最后的几十年间国际社会一系列重要变化的结果，其中包括市场化与民主化浪潮的扩展，包括军备竞赛高度抗争中苏联的失势，包括东欧剧变、两德统一这样的重大国际事态，也包括苏联式传统意识形态的逐渐式微。第二，把苏联解体看作为是70 年苏联历史延续的结果，或者看作为是一个更长过程中一个帝国兴起与衰落的自然过程。在这一视角之下的分析既包含有“扩张过度必然导致败亡”的帝国兴衰逻辑，也包括着东西方文明结合部背景之下，俄国历史独特性尚未找到使之能立于先进民族之林的制度化的现代表现方式。第三，把苏联解体看作是现代化过程中一系列社会转型的自然表现。这种比较肯定的表述主要来自于西方学者，这里包括：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是斯大林之后由赫鲁晓夫开始的改革进程的自然庚续；是倾向于西方文明的一个历史长时段中的一个环节等等分析。最后，侧重于从偶然性事件、或者从宏大结构中的某个侧面或某些要素方面来描述苏联的解体。比如，从1991年8.19事件乃至从戈尔巴乔夫的个性心理；比如，从前苏联的既得利益集团希望通过制度转换，实现个人所有制，来确保个人 与集团利益等等来分析苏联解体。有人认为，如果这些偶然性事件得以避免，那么也许苏联的解体问题可能完全会以另一种方式，或在另一个时间出现。

也许十年的时间不足以对苏联的解体问题作出全面分析，但看来上述四个方面中任何单独的某一方面都不可能是导致苏联解体的终极原因。更为现实的判断是从这四个方面的相互交融与综合中去得出结论。任何宏大社会的历史变迁，看来只能从比较复杂的分析框架中才能找 到真谛。

与90年代俄体制转型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转型的前提，即如何断定苏联解体前的社会形态问题。综合起来看，至少可以从这样几个角度来加以观察。第一种方式是传统意识形态的划分方式，也即把解体前的苏联社会形态认同为社会主义性质。这样的一种认定既是前苏联宪法法律制度的规定，同时，也是西方学术界相当普遍的一种认同。问题在于，前苏联最后几十年这样的一种在利益划分上倾向于特权阶层，在资源分配上绝对地以军重工业为优先，在意识形态上凝固僵化而又落后于时代发展，同时，在对外关系上又以扩张称霸为政策原则的国家，能不能简单地以“社会主义”相称许。也许人们未曾忘却我国当年还把前苏联称作为“社会帝国主义”，邓小平同志之所以提出，还要研究“什么是社会主义”，这里包含着对苏联这样一种“社会主义”的质疑。总之，解体前苏联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一个人们所向往的公正、进步、繁荣、和平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苏联解体更不是，也不应该认为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终结。第二种方式是从政治学范畴出发对前苏联时期社会型态的断定。俄国学者在这方面有相当深入的探讨，一个比较普遍的观点是：认为从前苏联体制向“后共产主义体制”的转型早就开始了，最早可追溯自赫鲁晓夫，最晚也是自戈尔巴乔夫时期开始。就戈尔巴乔夫时期而言，有人将其称之为是后共产主义的权威主义时期，也有人称其为是“横向层面上日常政治领导与管理的非全权主义和垂直层面上确保功能与价值统一的新全权主义这两者之间的联合。”无论是哪一种方式的表述，戈尔巴乔夫时期社会形态的特点是，第一 ，民主转型没有任何可靠的社会结构基础作为支撑；第二，全权主义的传统结构不可能在短时期中被全盘取消，新中有老，新老交替是一个必然现象。也正因为客观存在着这样复杂的结构关系，所以戈尔巴乔夫时期，以及尔后的体制转型有着多种发展的可能性与选择性，并不如某些西方人士所构想，苏联解体后的这一地区必然地趋向西方式的尤其是美国式的民主与市场经济。

现在再来看体制转型的起始方式问题。值得一提的是，近年的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研究中相当强调这种普遍性转型过程中的国别差异性与特殊性，甚至认为，这种差异性与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转型的方式与取向。从比较的观点来看，前苏联地区之所以制度转型是在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下进行，而没有出现如同前南斯拉夫地区那样的大规模战争局面，这得之于前苏联——俄罗斯的特殊条件。首先，前苏联是一个拥有超级核武库的大国，单从这点而言，西方国家就不愿意看到这个国家的重大事变导致动乱乃至引发核灾难。同时，在苏联传统意识形态日益面临危机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运动，甚至更为久远的反斯大林运动，对于摧毁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起到了极大作用，特别使得传统意识形态逐渐地不能再发挥维护传统体制的作用。广泛而深刻的信仰危机是确实存在的，很少人愿意为信仰而进行暴力斗争，甚至1991年8.19事件中，“8人委员会”都不敢轻易使用武力，这在客观上使得在发生苏联解体这样大规模社会激变之时，意识形态的交锋不那么容易转化成为社会对抗。再次，由于苏联解体的重大社会变化过程中，前苏联精英阶层通过各种渠道与手段重新取得了社会地位（如通过各级政府的留用），重新掌握社会财富分配渠道（如通过私有化），往往国有企业的经理们又重新成为私有化的企业主。社会管理阶层以这种方式保持相 对稳定，也大大减少了全面动乱的可能性。最后，俄罗斯内部民族孤立主义的增长，不是希望成为前苏联帝国内部的领袖民族，而是仅希望维持现有边界；不轻易推动单一语种移民倾向出现，而是竭力维持各民族的共处，这使得俄罗斯当时并未发生类似于前南斯拉夫地区塞尔维亚族与其他民族的火拼。

像前苏联这样一个曾经与西方高度对抗的超级大国，但却在西方压力之下，以基本上是和平的方式完成了社会制度的根本性转变，这在国际关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先例。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有待更为详尽深入的发掘，但无论如何，和平地进入转型这一现象，对尔后俄转型进程的展开提供了决定性的条件。

二、俄罗斯体制转型的路径选择

如果把俄罗斯体制转型视为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的话，那么这一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就是一个重要问题。路径选择的问题不仅体现出转型中一个民族对体制转换中模式选择的判断力，而且也体现出转型中民族对模式选择与本土环境这种相互关系的理解深度。也即路径选择问题不光提出了选择哪一种先进的制度模式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被选择的制度模式与特定国情是否合适的问题。

当叶利钦在1992年1月2日起大刀阔斧地推进“休克疗法”政策，在紧缩银根的前提下，在相当短的时间里大幅度开放物价，推动贸易自由化，实行卢布的可自由兑现，以及迅速地推动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之时，一般地认为，俄罗斯的体制转型作出了“新自由主义”的路径选择。在政治上，与经济上的自由主义政策相匹配，叶利钦大力推动多党体制，推动新?媒体的自由化政策，并且至少在形式上以全民选举的方式实行国家领导人的更替，应该认为叶利钦是力图以政治民主化来为经济自由化创设环境。甚至在外交上，叶利钦曾设想通过向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一边倒的政策，大力与西方国家发展关系，力求通过内部的转型和亲西方的对外关系，“回归北半球民主社会”，“成为民主国家的一个成员”。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乃至外交战略设定等几个方面的情况综合起来看，俄罗斯无疑是以自由主义原则为路径选择的基本取向。这一点在国际国内学术界没有太大的争议。

问题在于，以自由主义路径选择为起点的俄罗斯十年转型究竟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结局，或者说是阶段性的结局吗？这是一个相当值得观察的问题。

先来看经济体制的问题。“休克疗法”将近十年之后，令人非常吃惊的现象是，甚至连俄国的激进自由主义者都对目前的体制状况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虽然他们也仍然以“资本主义” 这一范畴来描述俄罗斯目前的经济形态，但在“资本主义”这一范畴之前，加上了种种限制，称俄罗斯目前的经济形态为“等级制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寡头资本主义” 或者“犯罪资本主义”，诸如此类。在这样的体制之下，是谁在资产占有和经济决策方面占据主导地位呢？一种观点认为，政府官僚依然在整个经济体制中占据主导地位，无论是市场运作规则还是市场份额的切割都依然是政府官员起着支配作用，企业家和商人基本上被忽略在一边，这种观点尤其在普京总统加强中央管理的背景下得到加强。另一种观点认为，迄今为止的俄经济运转主要是依靠大的垄断集团来进行，一方面是俄罗斯特有的国情（如地域广大，自然资源丰富）决定了垄断集团形成的便利性；另一方面，90年代初的私有化政策，也大大促进了寡头财团的形成，他们既靠廉价收购国有企业，又靠占据商业银行代替国家发放贷款的特殊地位，形成产业金融集团。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叶利钦时期的经济政治运作基本依靠寡头集团，而普京时期的寡头集团作用尽管受到阻厄，但其影响仍然巨大。第三种观点认为目前过渡阶段的背景之下，究竟谁起主导作用的问题很难断定。他们认为，目前的资源分配与经济决策完全是在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关系的博奕过程中得以完成。认为普京取代叶利钦之后，这一情况有所好转，“国家化”的进程对“私有化”进程占有上风，但从体制安排角度看，各利益集团间相互关系仍不十分清晰，利益集团与政府间的关系也仍在发展变换之中。

即使仅从目前关于俄经济体制状况的争论中，仍然可以发现一些值得注意的特点：第一，尽管俄罗斯宪法制度已经明确规定了尊重私人所有制，但是俄实际经济运作过程中的产权界限依然非常不明确。国民经济中军工部门占有绝大部分比例这一基本事实阻碍了产权的分化与重组；而俄官僚利益集团非常善于在向市场转换过程中使“私有化”政策适应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需要，这一点也使产权明晰化相当困难。第二，当前的体制运作情况很像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罗斯经济模式：当时俄国官僚与企业家、商人混为一体，“公私不分”；整个社会弥漫着对商人阶层与商业精神的极度疑虑；现代化的进程向国库提出了漫无节制的财政要求，使得国家对企业有着非常紧迫的税收需求，客观上限制了企业的自由发展。还有人认为，目前的俄国形势有点类似于西方国家由大萧条向“罗斯福新政”的过渡阶段，需要国家扩大需求、刺激经济，但是俄目前由于对世界经济的过度依赖、新的垄断格局的形成、政权与资本的合流、政府对金融业的寄生性、大量中小企业的产生乃至农地私有化还都非常困难，这一切都使得真正的“新政”降临仍需时日。

如果与多数南欧、拉美、中东欧国家的社会转型过程相比较，俄罗斯体制转型的路径切入显得尤为突出。在上述国家，一般而言是遵从了这样的路径选择：

首先是在“国家守夜人”发挥作用的前提下，是在对古典的市场理念进行改造，并且在民主力量相对而言得以合作的基础上推进市场化；具体地说，尽管各国进程有所不同，大体上说，是首先进行激进的民主改造，建立民主体制，然后不同程度实行社会领域的改革，以保障经济再分配的有效性和竭力使其成为民主体制的社会基础，有不少国家仅仅是在最后，再推动经济领域的结构性改革。而俄罗斯是与其相反，叶利钦当年是在首先鼓吹“民富国穷”的原则基础上，大大弱化国家对整个体制转型的监控；其次，是在不具备上述一系列铺垫的情况下，在产权制度与经济结构领域一揽子全面启动改革；尤其是由于这一系列重大变化出现在俄罗斯这样一个极难控制的大国。这样，就难免出现以“自由主义”方式切入体制转型，而以“犯罪的、寡头的、官僚等级制的资本主义”而告终的局面。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探讨，也即从表面上看，或者以90年代前期西方一般的评价来看，俄罗斯已经实行了“民主改革”，何以也不能使经济体制转轨更见顺利呢？这涉及到对90年代以来俄罗斯政治体制改革的评价。

与对俄罗斯经济体制的评价相近似，越来越多的国外学术界同行，包括自由主义理论家们，更倾向于在“民主体制”、“权威体制”、“寡头体制”、“混合体制”这些评价中，选择后者，也即“混合体制”来界定俄政府体制转型的现状。俄罗斯自90年代之后固然推行了全民选举，推行了言论解禁，实行了多党制度，但是不少学者仍不同意简单地使用“民主体制”来描摹当今俄国政体。一则是因为选举制度仍大有政治技巧、“禅让”等其他非选举因素的介入；二则是因为当今俄国的“言论自由”也多为“有管理的言论自由”；三则俄目前政治运作仍大量通过非政党形式，而现有政党也缺乏相应的稳定的社会利益集团作为基础，因而俄政党制度也仍在成熟的过程中。所以，不是简单地以“民主体制”来界定俄政治体制现状，有一定的道理。同时，俄政治体制也并非简单的权威体制。从成文法律上看，俄总统具有远远超过美国、法国等总统制国家的权利，但是，在真正权力运行过程中，俄总统本身会受到许多制约。至于不用“寡头体制”的定义，不光由于寡头集团在俄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并不稳固，而且寡头与政府、寡头与民众的相互关系仍有很大的不确定因素，因此，也不能简单以“寡头体制”来界定俄罗斯政治体制。

之所以采用“混合体制”这样的范畴来界定俄目前的政体，也并非因为俄政体格局一片混乱，无法名状，事实上还是有着一些很突出的特点值得关注。首先，就俄政治体制而言，确实同时具有民主制、权威制、寡头制各自的一些特点，而不能简单地否定其中的任何一种体制形式。应该看到俄罗斯寡头集团以政府为背景，以垄断性的国有大企业为基础，整体上具有难以撼动的地位，即使其中某一部分受到阻遏，但是从全局看，无论就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就其资金的集中程度，甚至就其政治影响来看，如若将其全部剪除，一则不能，二则也不利。就“权威体制”这样的概括而言，确实应该重视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在俄政治管理中的至关重要性，而且往往总统是集立法与行政大权于一身。甚至也不应该简单地否定以“民主体制”这样的范畴来界定俄目前体制现状的某些合理性，至少形式民主也对遏制专权和社会两极分化起到一定作用。其次，用“混合体制”界定目前俄政治体制，还有其特殊的含义：第一，目前各种政治利益集团（包括官僚集团、寡头集团）和各种政治派别（包括以“右派联盟”形式出现的自由派、以共产党形式出现的反对派和以“团结党”面目出现的中间派）还没有一个能够占绝对统治地位。俄政治格局从原则上说呈“极化”状态；第二，目前俄政治格局内的各种政治设施、各种利益集团、各种政治派别，简言之，各极之间还缺乏一种相互间的吻合性，虽然无论在叶利钦，还是在普京时期都曾通过各种政治安排来加强俄政治系统内部“各极”、“各派”、“各方面”之间的内部吻合性，但看来，这种努力的效果还尚在体现的过程中。

从转型十年的长过程来看，从“新自由主义”的路径切入而得到的是一个“混合型体制”的（阶段性的）转型结局，多少是一个富于戏剧性的结果，至少也是一个令当年作出路径选择的决策者大出意外的结果。

三、俄罗斯社会转型的走向

俄罗斯经济学家、现任政府经济顾问的符拉基米尔·毛早年曾将俄罗斯转型与拉美国家的体制转型做过一个比较。他的结论是认为：俄罗斯的自由主义式的体制转型很可能落到一个反自由主义的状态，而以平民主义而告终的结局。他的理由是，俄罗斯与当年拉美国家一样，具有发生从自由主义转向平民主义的共同背景：第一，自由主义导向下产生的经济结构二元化趋势往往会转化为激烈的社会矛盾；第二，平民主义相当容易在缺乏民主传统、政治设施不稳定、政党力量相对薄弱的条件下产生；第三，平民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以改革为口号的全面推行紧缩政策，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反对；第四，外部反对性政治压力之下的民族主义崛起，民族主义往往是平民主义的同盟军。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普京总统治下的俄罗斯体制转型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与早年自由主义体制路 径切入相异的方向。虽然，普京依然坚定地推行以自由主义为方向的市场化改革，但显然越来越强调“政府守夜人”的监护作用；虽然普京从未放弃政治民主的口号，但可以见到的是越来越多的“有管理的民主”；虽然普京的外交依然注重西方，但他所强调的“回归欧洲” 和加强与东方国家发展关系显然包含着反对美国单边主义的欧亚主义取向。

也许，从俄罗斯十年社会转型中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简单地论断非欧美文明背景的国家（尤其是大国）经过制度变迁能够成长为欧美型市场经济与民主国家的这一判断是缺乏根据的。体制转型过程要远比任何非社会系统的输入或输出复杂得多，更多地关注模式选择与本土环境的互动与相互适应也许才是体制转型问题的关键所在。